党人碑|“过关”，他为什么要投共抗日？（上）

　　“天刚亮，一架日军飞机飞到我们头上狂轰滥炸。

　　离我不远的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而且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还装着一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向前奔逃着。一架飞机向她及周围的一堆人俯冲下来，我连忙喊她赶紧趴下，话音未落，一颗炸弹已在她身边爆炸，她和四个孩子都被炸死，她腹部被炸开，腹腔里的胎儿还在不停地蠕动，血流满地，真是惨不忍睹。

　　至今想起，犹为痛心。”

　　时任国民革命军一军一师二旅四团二营长的贾亦斌，多少年后，还记得“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寇对无辜平民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中国娃娃，1937年，上海，王小亭 摄

　　1937年8月13日，继“七七”事变之后，侵占平津，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华战争，又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淞沪抗战正式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称霸东亚的狼子野心和狰狞面目，已经昭然若揭，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当时的全中国人民：

　　“日寇是要灭亡我整个中国的。如果我们不实行自卫，我们不加抵抗，那就只有像朝鲜和东四省一样，听日本帝国主义去宰割。我四百万方里的土地就要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我四亿五千万的人民，就要变成亡国奴，我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创造过东方文化的优秀民族将成为犹太人第二，而世界上将不复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

　　带着防毒面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侵入上海

　　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上海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行动起来，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上海人民的救亡运动，相较此前更加深入，广大民众已经走上了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途径，而且他们不仅提出了“要求抗日”，更提出了“怎样抗日”的问题。

　　是啊，抗日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选择怎样一条救亡之路呢？

　　14岁的陈妙根同学，原就读于上海“工部局育才公学（今育才中学）”初中二年级。

　　该校是上海名校，教育质量很高。1901年由英籍犹太人嘉道理（Ellis·Kadoorie）创办，1912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仿英国公学模式办学，与华童公学、聂中丞公学、格致公学并称“工部局四大华童公学"。除了国文及中国史地外，各科均用英语直接教学。

　　日军“上海战线闸北总攻击”

　　由此可见，陈妙根的家庭环境相当不错。

　　不过，就在这一年，陈家却连遭变故。

　　先是上海沦陷，学校关闭，妙根停学了。接着父亲陈良生，正当年才40岁，就因为生意毁于战火，急火攻心，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陈良生的悲剧并非个案，日本侵略战争的浩劫，使上海从繁华的峰巅突然惨跌下来。统计数字，令人惊心：

　　工厂企业遭毁损者达9998家，其中虹口、杨浦损失率在70%；闸北为100%；南市为30%；近郊四乡为50%。在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后，南市在日军暴虐下化为一片焦土，损失率即上升为100%。总计损失当在8亿元以上。战前，民族工业中屈指可数的工厂有5000余家，除百多家内迁，遭毁损者达3175家。

　　日军占领北停车场铁路管理局

　　幸存的工厂商店，不幸接踵而至。

　　日军所谓的“打扫战场”，说白了就是彻底毁灭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其海军武官府，搞了个“清扫班”，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原材料、成品等，都被洗劫一空。

　　福庆机器厂已全部被烧成一片平地外，仅存一座仓库，库内所有的钢板、熟铁、洋元、引擎等各种材料二百多吨，全被“清扫班”洗劫一空。其余如大新铁厂、明昌机器厂等亦均遭此厄运。另外，大隆机器厂被日军霸占后交内外棉接管，改称内外铁厂，后又易名大陆铁厂，专为日军制造军火。四郊所有民族资本经营的铁工厂如老公茂、大中华、三北、鸿昌等，均为日清公司霸持，由日兵驻防管制，不准原产权人进入。

　　纺织、卷烟等行业，向为日资垂涎，乘此“良机”一并劫管。即使开设在租界内的华商纱厂等业，虽未受炮火损失，但在日军警备地区（苏州河以北的租界内），亦大都被劫管。并依仗其军事力量，对上海卷烟实行统购、统销、统配办法，进行垄断。

　　几被炸为白地的南京路国泰酒店和皇宫酒店，1937年，（美）福尔曼 摄

　　所以不要以为资本无国界了，资本家有没有祖国无所谓。帝国主义会教育你，你那点自以为是的资产，在人家的枪炮飞机坦克面前，狗屁不是。想掀桌子的时候，洋大人只要轻轻动一手指头，就能把你推倒在地，然后谋财害命，资产易主。没有强大的祖国，你怎么去反抗，你凭什么去扛？笑话！

　　屋漏偏逢连夜雨，爸爸走得急，母亲五年前也走了，继母卷了仅剩的一点财产，不管三个孩子的生活。还有事没事就毒打他们，显然要撵走人，好独吞家产。

　　没办法，妙根和18岁的姐姐妙仙，7岁的妹妹妙龄，只能带些简单行李，识相走人。经人说合，继母才大发善心，给三个孩子租了10平米的简陋小屋，暂时安顿。

　　南京路上的罹难同胞，1937年，（美）福尔曼 摄

　　为了弟弟妹妹，妙仙二话不说，出去当了洗衣工，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浆浆，一天能挣几十个铜板，大约相当于法币的几角钱。有时，没有活计，一个铜板也挣不到。

　　同期（1938年下半年）典型的烟厂女工父母姐弟四口之家，可做参照：

　　父亲是半失业的工人，没有固定的厂做，到处做临时工，一年只有两三个月有活干，弟弟还不能做事；母亲在家做家务，有时替别人做针线活、洗衣服，姐姐一个人在烟厂做工，平均收入15元，连父母的收入，平均20元。要维持4个人的生活，他们的支出大约如下：

　　陈家三口，虽然不需要租房子，人也少一口，但姐姐的收入既少又不固定，显然入不敷出，再怎么节省，三张嘴怎么也不够吃的。

　　妙根看不下去了，偷偷考取了华东皮鞋商店的练习生，也就是学徒工。

　　该店在南京路777号，是上海知名的老字号，1929年由宁波商人周毓孚创办，上世纪90年代还在，特别是“三特（大小宽）皮鞋”，闻名全国。妙根进来的时候，华东皮鞋商店就已经规模很大，实行前店后场模式，规模较大，约有工人100人，日产20～30双高档男女皮鞋。

　　外滩叫卖小食品的男孩，1937年，（美）福尔曼 摄

　　一进来，妙根虽然没有工资，但商店管食宿，每月还有4块银元的零花钱。除留1元买日用品，其余3元都交给姐姐家用。这样一来，姐弟俩收入相加，凑合可以过穷日子，不致挨饿。

　　在这里，妙根填写表格时，还给自己改了名字，从此叫“陈剑飞”。开启新的人生，就要像一把利剑，飞翔天空，自由自在，壮志凌云，做番事业。

　　1937年9月26日晚，陈剑飞劳累了一天，正要入睡，突然听到外面南京路上，鞭炮声震天动地，怎么回事？

　　几个小青年，跑到南京路上一看，到处是放鞭炮的中国人，人人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整南京路烟雾弥漫，仿佛过春节似的。

　　平型关战斗中的八路军重机枪阵地，1937年，苏静 摄

　　一问才知道：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打了个打胜仗，歼灭日军主力1000多人，击毁敌军车100多辆，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小陈也高兴地连蹦带跳，赶紧跑回去，向同事们报喜，老板也喜笑颜开，让赶紧到南京路上放鞭炮庆贺。

　　第二天，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各大小报纸，都刊登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新闻，还有社会各界给八路军的贺电贺信。

　　特别是《申报》，不吝美言，连篇报道八路军取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并称：

　　“这是华北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也就是国共宣布合作以后的第一个喜讯。全国的人民感奋极了，因为这次的胜利不仅使平汉、平绥两线的战局换了样子，同时更证明了八路军将士忠勇卫国的赤诚，更证明了国共合作力量的伟大。

　　一场战斗过后，收获颇丰的八路军战士们。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我们的抗战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战。一时的胜败，一地的得失，并不足以左右我们的忧喜。不过从这次晋北的初步进展中，我们却得到了一个深切的教训，那就是要保证抗战的胜利，政治工作必须和军事相配合，武力必须和民众相联络。”

　　这种喜悦之情，今天的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但对当时的全国军民来说，却是极大地振奋了胜利信心。我们是可以打的，八路军就是这个样子，日军不是被打败了吗，消灭了吗，还是他们的精锐部队消灭了，怎么不可以打呢？就把当时的亡国论粉碎了，从这个意义而言，当时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能不发自肺腑的欣喜若狂呢？

　　无独有偶，汉口兵工厂附属医院外科主任王伯骏，当时在汉口青年会听冯玉祥的抗战演讲。演讲结束后，播放了平型关大捷的“无线电传真”，顿时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

　　八路军战士把缴获的日本清酒送给老大爷。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五十多年后，已是八旬老人的王伯骏先生，还记得：

　　“全场欢呼声、鼓掌声、不绝于耳，感人之深，实在难以形容。

　　这次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有声有色的大胜利。这是无线电传真的战争实况，丝毫没有一点虚构。当看到八路军痛快淋漓的战果和雄纠纠气昂昂地胜利归来时，全场大众起立鼓掌欢呼！而我内心，却在暗自喊叫：‘共产党万岁！’”

　　王伯峻先生当时已经人过中年，他是河南大学医学院（今郑大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后留学日本九州帝大医学部。目睹过日本人无故打伤朝鲜人，一边打一边骂“亡国奴”，还不忘嘲笑旁边站的中国留学生，是“候补亡国奴”。更跟东北留日同学抱头夜哭，整夜不能入眠，深感“亡国奴”之苦。

　　日军占领复旦大学

　　此时身在上海的陈剑飞，也日益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亡国奴之苦，正日益逼近。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日军在上海市区和郊区，对无辜平民，犯下了数不清的血腥罪行，实际上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

　　从10月到11月，在外白渡桥苏州河与黄浦江的结合部，陈剑飞经常看到，大量从上游漂下来的尸体。有男有女，三五个一串，用绳子、铁丝捆绑。一些女尸，都是赤裸身体，显然被日军奸污后杀死，丢到苏州河的。每天都是几十具、上百具，上海一些慈善团体和租界巡捕房，天天组织打捞尸体。

　　实际上，从8月到9月，黄浦江上的浮尸就没见断过。

　　日本兵从外白渡桥俯瞰苏州河，1937年，（美）福尔曼 摄

　　8月30日的《申报》报道：

　　“被日军杀害掷于虹口一带浦面之平民尸身，昨晚六时涨潮后，已流入苏州河以南上游浦面，每见三五一串，用绳反缚手足，连系一起。此项尸身，男女均有，身上创伤显然可见，尸体浸水数日，复经日光曝晒，多已腐烂，臭气四布，厥状至惨。更有一女子尸体，周身赤裸无衣，浮于三根木排之间，下体有一长约尺许之木棒，插入阴户，悽惨万状。今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落潮时，各尸又随潮向下游浮去，约共四五十具。停泊浦面之各外舰水兵，亦凭栏观看，莫不惋惜不置。日兵此种屠杀无辜民众，惨无人道，举世无出其右。”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刚爆发，日军的屠刀就指向了无辜的上海人民，有计划的屠杀和暴行已经不时发生。

　　黄浦江里的浮尸，1937年，（美）福尔曼 摄

　　8月15日《申报》报道：

　　“昨晨起，我虹口区内居民，仍以祸起仓促，未逞逃避者，在此猛烈的炮火中，伏居屋内以避之，日军竟绝无人道，将此无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杀，而以吴淞路一带被日兵所杀死者尤多，以致尸体堆积，血流成河，其惨状更不忍睹。”

　　一位叫应志钊的老人回忆说：

　　“‘八·一三’日本侵略军打来后，记得那天是8月15日，我到外虹桥去看看。因为我在惠民路工厂做工，还没有逃。在靠近外虹桥的地方，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带一个小孙子过桥，日军不让他们过去。她和小孙子都跪下来苦苦哀求。日军兽性发作，用刺刀将小孙子挑到河里，然后又开枪将老太太打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被日军彻底毁灭的南市街区

　　日本战地记者木村毅，作为《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来到上海报道战事。在其通讯集《上海通信》中，提到：

　　“头可以随便砍，还挺有趣的。正如曾在高知商校担任剑道教师，现在官至准尉XX说：他曾一气砍掉40个人头，砍到后来他自己也麻木得不知砍了多少头。恒冈队长也曾用佩在腰间的传家宝刀，砍死30余人。据他夫人讲，恒冈队长是一个喜欢收藏刀剑的人，他曾说，一生中只要一次，让他来试试这些刀剑砍人。现在他如愿以偿了。”

　　以上，仅仅是日军在上海市内、郊区制造的诸多大屠杀事件中的寥寥数笔记录，一个日本记者在当时就写道：“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确切统计其战乱中所受害人数的多少，与其说是困难的，倒不如说是不大可能的”。

　　为什么不能确切统计呢？

　　日军占领江湾

　　一位西方侨民给出了答案：“松江是沪松路上的一个繁荣的县城，现在却呈现着满目荒凉、极度破坏的景象。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5个年老的中国人。”

　　上海如此，南京也是如此。

　　对此，14岁的陈剑飞，当时的感触是“令人发指，真是悲痛欲绝，怒不可遏。”

　　更加令人发指的还在后面，1938年春节刚过，陆续又听到从南京逃出虎口，跑到上海的一些人说：

　　“日本强盗在南京大屠杀，杀了一个半月，残杀我同胞几十万，南京城里大街小巷，南京城外村里路边，到处是成堆成堆的尸体。

　　南京大屠杀的一处集体屠杀现场

　　尤其是12月18日这一天，日本强盗把被囚禁的男女老幼，军警百姓几万人，赶到下关集体枪杀，机枪密集扫射，刺刀戳，军刀砍，手榴弹炸，全部杀死，真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些没有死的婴儿、小孩，扒在亲人尸体上啼哭，日本强盗张开吃人的血口大笑，还把这些未死婴儿、小孩，统统用刺刀戳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实施的大屠杀，既不是占领南京之际的突发事件，也不仅限于南京一城，而是上海、杭州湾到“通往南京之路”的，整个推进过程中一直发生的连续事件，是针对中国人民，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大屠杀，无论是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城市，还是沿途江南田野的村舍，日军所到之处，即1937年8月至12月，日军的屠杀，无处不在，无时不会发生。

　　所见所闻，关于日军的屠杀暴行，让陈剑飞的心灵，遭到极大震撼，他当时的想法就是：

　　“凡我同胞，听后无不怒气冲天，悲愤填膺，誓死杀日本强盗，替死难同胞报仇！”

　　英勇卫士（太行山上），1939年，罗光达 摄

　　虽然只有十四五岁，虽然只是个失学的小学徒，但陈剑飞却在此时，心里已经深深埋下了誓死不当亡国奴，寻找参加八路军，杀日本强盗，替死难同胞报仇，保国卫民的朴素进步思想。

　　可是茫茫人海，去哪里找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前线，距离上海几千里，又怎么跨越山河，去追寻他们的脚步呢？

　　正在踌躇无奈之时，陈剑飞听说育才公学的语文老师奚松年，在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办了一所夜校，给停学停课的青年学生补课。奚老师，陈剑飞不陌生，思想进步，学问渊博，又为人热心。兵荒马乱，生计堪忧，还有人惦记学生的学业，感慨之余，陈剑飞找到同学孙镇波，大家凑了点学费，找到奚老师，要求在夜校就读。

　　表示您自掏腰包，租屋给我们授课，每天花销不少，我们现在也没钱，但大家凑点，总是好的。

　　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夜校里，除补习功课外，奚老师常给大家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还讲共产党在陕北办了抗大，现在正在招学生，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最坚决，热血青年要抗日，就要到陕北进抗大。那里一切都是免费的，能学到抗日的真本事，更能到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打到底！

　　听到这些，不少同学的心都动了，仿佛黑暗中看到一丝光明，从窗外透进来。

　　1938年7月的一个晚上，夜校上完课后，同学们陆续离开教室，准备回家。突然，奚老师用英语叫住陈剑飞和孙镇波，让他们留下，说要单独辅导功课。

　　可摊好本子，今天的“功课”，内容有点特殊。

　　奚老师坐到两位同学面前，大家像朋友似的平等畅谈。

　　“教员”同志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

　　想不想到延安抗大学习？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抗日学校，毛泽东、朱德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抗大欢迎有志青年去学习抗日本领，但是条件很艰苦，去了要能吃苦，那里的生活条件，可不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想象到的！不过，要抗日，就要争取更多的有志青年，大家一起上阵，跟鬼子斗智斗勇，不能单打独斗，你们回去后，要注意同学里哪些可靠，哪些有想法，组织一批同学一起去延安，参加抗日的同学，越多越好。

　　第二天，陈剑飞去找了最要好的同学周三新。

　　三新比剑飞大两岁，俩人关系非常好，亲如兄弟，为人又热情，好打抱不平，喜欢看武侠小说，平日爱耍拳弄棒，崇拜江湖侠客，绰号“大侠”。

　　一听说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大侠”二话不说，当即表示无论如何都要跟着走。在上海都要憋死了，那些小日本鬼子坏事做绝，我早看这帮畜生不顺眼了。“国军”跑了，谁打鬼子，我就跟谁干。早就听说八路军的威名，一战扬名平型关，早就想找他们，一同杀鬼子，你咋才来找我啊？赶紧定时间，我恨不得现在就走！

　　上海外滩的一战纪念碑，1937年，（美）福尔曼 摄

　　有了旅伴，剑飞赶紧回家做姐姐、妹妹的思想工作。

　　不敢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上海沦陷后，这可是杀头的“罪过”。只能告诉她们，要出门做生意，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姐姐还没说啥，妹妹哭个不停，拉着哥哥的衣角，说啥不让走，越哭越来劲，毕竟是小女孩，哭得都要岔气了。

　　为了安慰小妹，剑飞赶紧说不走了，妹妹才破涕为笑，姐姐在一旁也笑了。过了几天，剑飞回家收拾东西，姐姐乘妹妹出去玩的空挡，偷偷问弟弟，你一定要走？

　　剑飞坚定地说，我们七个人已经都说好了，一定要走，日期就在8月8日。

　　姐姐强忍着，没有哭出声，但眼圈却红了。她知道弟弟是走正路，不能拦着，穷家富路，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凑路费。毕竟这一去，车票、船票、吃饭住宿，都要花钱。就把母亲留给她，原本将来做嫁妆的金银首饰，都拿出来，交给弟弟，让弟弟去换成钱，作为路费。

　　逃往租界的难民

　　这些东西，在当铺拿出来100元，其中还有50块银元，在当时这可是全国走到哪里都认的硬通货。

　　剑飞又找商店老板请了长假，说到香港找亲戚。老板准了假，还预支了10块银元，嘱咐早去早回，注意安全。

　　很快就到日子了，1938年8月8日，天刚亮，剑飞就起了床，发现姐姐早已起床，做好了早点，收拾了简单的随身行李。

　　妹妹还在睡觉，剑飞准备了两盒玩具，放在妹妹枕边。拉着姐姐，蹑手蹑脚，离开了家。出门碰到邻居，姐姐跟人家打了招呼，请帮忙照看一下家，妹妹还在睡觉。弟弟出门做生意，我去送送他，一会儿就回来。

　　因为战乱露宿街头的一家人，1938年，（美）福尔曼 摄

　　坐上电车，到南京路外滩下车，剑飞说啥也不让姐姐送了，他说：“阿姐，你赶紧回去，小妹妹醒了。”

　　姐姐再也忍不住，哭着拉着弟弟的手，说：“弟弟，到了那边，赶紧给姐姐来信，当心身体！”

　　剑飞热泪盈眶，给姐姐深深鞠了一躬，说：“拜托阿姐，好好照顾小妹妹。”

　　然后，强忍情绪，头也不回地顺着外滩，往十六铺码头方向走去。

　　码头上，孙镇波、周三新，还有四位同学，一个不落，都到齐了。七个人汇合在一起，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皇家邮轮大船。都是穷学生，大家没有钱，买的是买的是最便宜的通舱票，找好了一个角落，安顿了铺位。然后，都站到甲板上，向生养他们的上海告别。

　　没了主人的小狗在战后街道上找寻昔日的家，1938年，（美）福尔曼 摄

　　剑飞也不例外，此时他手扶栏杆，看着人来人往的，熙熙攘攘的十六铺码头。望着外滩高楼大厦的大上海，心潮澎湃，热血上涌，心里默念：

　　“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故乡！

　　别了，可爱的上海滩！

　　现在虽然分别，将来还会回来的！

　　将来我回来的时候，上海一定是中国的，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城市上空的鸟瞰，上海，1937年，（美）福尔曼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