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商品形式历史视域考察

　　【作者按】生产力研究离不开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西方生产要素理论的根本分野，也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的思想前提。作者感谢资深责任编辑冯军胜老师对于选题的认可和她所付出的辛勤学术劳动，感谢《内蒙古社会科学》张立伟主编施以援手，在有限的发表资源中所给予的宝贵支持！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一直负重前行，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迎来理论曙光。在研究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须臾分离。有网友对拙文的观点做如此嘲讽：实际上是利用了西方的科技、西方的市场、西方的资本、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现在却反过来说要“拒绝西方”，显得愚蠢可笑。这仍然是“生产力单边主义”和“要素中性论”的论调。

　　——那么，究竟有没有“新质生产力”和“旧质生产力”的对比呢？本人业已指出：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幽灵是“社会支配的总体劳动”，以此主体规划发动“劳动方式变革”；显而易见，这是劳动生产力本位复归的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我们称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是从历史发展观上来看的，是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趋势考察。“新质”的革命意义是劳动主体，而非物质发展。就这一意义而论，它的对立面是劳动的“简单性”，而非技术或工艺的“旧质性”。

　　——新质生产力支持什么样的劳动发展？！这其实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实践议题”。这是一种新型的文明进程！从超越“主体危机”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创造将带给马克思主义学者巨大的时代挑战。据此，本人愿意在这里再次提出“劳动过程通史”的研究倡议，通过重构《资本论》主体逻辑，深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成果的贡献价值。

一、商品形式的生产力：二重功能

　　《资本论》对劳动和生产力的把握具有历史具体语境，这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劳动一般以及以物体系形成为历史前提的物质生产力在规定性上均落入此语境，以之为历史内容根据。立足“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出场语境，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调查研究着手，在通史领域中贯彻思维科学，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在分析对象上加以落实、加以细化，这是本文主张的探究路线的意义。其实现了矛盾分析法与生产力历史对象的结合。

　　“物统治”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所指向的历史主体类型学，它将工艺者与阶级者的“矛盾根”（社会形态主体矛盾）落实为劳动发展的内在矛盾性，成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主体根”。质言之，生产力绝不是超历史的规定，在主体矛盾方面，它的突出的思维特征是商品形式。这样，物统治的矛盾普遍性规定就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即商品形式的生产一般。经济的社会形态物统治的工作原理在于由“物化”（劳动的对象化）转入“异化”（人的物役性）。

　　主体矛盾定格于“劳动与异化的矛盾”（或曰劳动异化矛盾）。第二自然是商品形式发展的历史区间，也是生产力决定论的实践区间，从而有了主客矛盾的具象化的形态——人与物役性的矛盾。“从主体来读的商品研究对象是把握住了‘主体异化对象’，揭发宗法向算法历史转型的特殊经济形式”，“由此看到，异化是奴化的经济实现”，“商品怎一个异字了得：必须认识到，商品的本质是异化性”。【注：许光伟.《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际历史发生学基本理论探究[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4)】

　　阶级者是以太。一旦引入矛盾，商品形式的物统治原理便告形成，工作思路为对象化劳动的工艺者（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力）→物役性的阶级者（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以生产力基础为支持的生产关系批判（作为阶级者的生产关系）→以拜物教批判为支持的生产力批判 （作为阶级者的交换关系）。在此路线支持下，《资本论》首章成为唯物史观的“矛盾论”。商品形式具有价值剥削的“原罪性”。商品形式紧扣生产方式之事。主体根（劳动异化矛盾）是结晶物，由其发动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由劳动生产力转入物质生产力显然是商品形式的生产力的活动区间。据此可推断，《资本论》首揭示的是物统治原理，是从研究对象层面说明经济的社会形态对象思维学的构造。

　　然则《资本论》对于“商品形式的生产力”的强调表明，只是使用价值的实体功能无论如何都无法加强或削弱资本统治的社会权属性。实体主义者倾向于把生产力的革命意义解读为不断处于变革中的工具生产力，然而它没有反映物统治对主客关系的撕裂性。这种中性作用说到底只是关注生产力的自然属性和工具理性，它的社会形态属性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功能被无视或严重低估。

　　进一步说，如果忽略对主客矛盾具象即矛盾特殊性生成运动的考察，或对此缺乏认识，则极容易陷入不适当的生产力拜物教（基于现象领域对“物质肉身”和“数字镜像”的追求膜拜）中。作为矛盾统一体，商品形式规定着阶级者同它的工艺者的矛盾；作为事学的规定，商品形式是商品生产方式矛盾的范畴，即生产一般。相应地从矛盾论看，《资本论》的起点逻辑委实是作为生产一般的商品形式。

　　借由商品两仪规定性，《资本论》首章成功地将“物役性”（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造为阶级者。其第一节讲述“第一真理”（矛盾真理），第二节讲述“第二真理”（概念真理），接下来是价值形式的“革命四象”，四节内容整体实现了思维觉悟力与知识领悟力的并行、历史行动力与结构洞察力的并举。

　　在历史主体意义上，《资本论》的劳动论题是“简单劳动论”，这是商品与资本共同的生产力基础，故将其界定为商品形式的生产力规定性。其第一重属性是实体的功能属性，即通常所了解到的新质功能（新质劳动和新质物质）；第二重属性则是由阶级生产形式所引致的经济形式属性，我们称之为镜像功能.总体看，这是物统治的二重功能。镜像的功能属性或可界定为“符码的新质”（所谓“符码生产力”），因为它通过废止主体本质（主体的创造本质）拒绝接纳主体是对创造活动的这一指认，转而关注工具本质（客体的编码本质），它唯一承认的活动是表征（客体是对符号活动的表征）。

　　伴随着商品形式的生产力二重功能的历史确立，商品使用价值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体系——实体性使用价值和镜像性使用价值.痴迷于实体自身的概念真理，则容易导致对矛盾者的忽略，为纯经济学的分析打开方便之门。为此，唯有从实体性质上区分工艺者和阶级者从而区隔“实体”和“主体”，主体功能才可重回到生产力研究视野。生产力主体分析旨在说明对象生成运动，界定的是历史的研究对象规定。换言之，从性质而论，生产力决定论和实体分析之间仅具有基础性联系，和蕴含着实体关系的历史主体分析之间则可视为等同关系。唯有坚持矛盾规定和主体分析，人的实践能力和人的本质力量才得以高度统一。“单纯的生产力概念决不能进入‘政治经济学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生产力规定乃是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连结部件，即生产力发展——事的生产力规定。”【注：许光伟.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17.(２)】

　　可见，生产力决定论的对象是生产力的历史运动，是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和构造。其含义既是道路的，亦是系统的。扼要而论，主体分析重视的是与决定论有关的范畴意义的锤炼，使之形成支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系统的运动谱系。

　　在马克思时代，数字是附属于机器的一个组成构件；它并不独立，且大多情况下只和传动方式有关，数字活动的影响在当时远远未达到可以支配工作机的水准。继而，如果说数字化在根本上是造成劳动者和他的条件的一种镜像结合的关系，那么在外化活动中，它绝非直接取消了异化性，而以迂回方式使自我异化深层化，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对系统所施加的异己力量进行着自我强化，因而最大程度地突出了“物中介”的非革命性质。“这样，对于卢卡奇等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阶级斗争，推翻某个阶级的霸权和统治，而是反抗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抽象的建构和机制，让整个巨大的物的机器停止运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批判路径称之为生产力批判。”【注：蓝江.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J].社会科学.2018.(11)】

　　其批判指向不是新质功能的废止，而是直接指向镜像功能的“新统治”。数据一旦获得商品性，它所引致的经济形式的属性必然是强化对象性活动的系统性分离。在资本逻辑的数字统治时代中，人们普遍感受到了自身的被异化，却无法选择逃离之策。这便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象征交换与死亡”。生产力仿佛不再是政治经济学生产范畴，它操纵作为仿真模式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仿象，最后抵达商品形式的生产力的二重功能——作为客观功能的生产活动的新质性和作为主观功能的经济活动的镜像性。二重功能系资本为自身寻找的出路。第一重功能是有机容纳第一自然的第二自然，第二重功能是完全排斥第一自然的第二自然。至此，资本作为阶级生产方式的规定性得以画上圆满的休止符。“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P.152~153】

二、商品形式镜像：对“恶动力”的经济拱卫

　　商品形式是“镜像之根”。以数字资本为例，“这种‘上瘾’逻辑像魔鬼一般吞噬着青年一代的头脑……伴随着科技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数码智能设备无情地裹挟年轻一代的头脑……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引诱，使人们上瘾，继而达到控制之目的……数字资本主义正依托其技术逻辑增强着个体的神经中枢系统与感觉器官系统的联系，使个体不间断地接收着电子媒介产生的数据刺激，手忙脚乱地处理着这些数字技术所迸发出来的感官信号，从而坠入‘超真实’的无底深渊。”【注：胡运海.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何以可能? ——基于瘾欲、剥削和加速三重视域[J].理论界.2022(7)】

　　一旦抛开主体，实体与镜像的区别就将被遮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经济二重性的认识并不存在表面分歧。任何生产过程都既是物质的、技术的过程，也是社会的、历史的过程……只要把历史主义看成是与形式主义相对立的方法，把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看成是与形式逻辑相对立的分析工具，无论形式化的工作多么完备，历史唯物主义命题都摆脱不了人们对其‘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色彩的质疑。”【注：方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套用范式分析框架的缺陷[J].经济科学2006(2)】

　　循着这一思路，劳动生产力则成为生产力系统之外的“生产能力”。所谓“生产力是指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被人类发现和运用的各种能力的结果，是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所实现的物质生产力量。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应该把生产力混同为生产要素具备的能力，不应该把生产力等同于劳动的生产力。”【注：方敏 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J].经济研究2024(3)】

　　很明显，在这里，生产力仅仅被作为概念真理而没有被恰当地作为矛盾真理予以对待。在技术史视域下，生产力的实体与镜像成功合流，而无视经济学指涉的“镜像”是商品形式的生产力（第二自然主体）的内生结果。在经济领域，使用价值是生产力的矛盾者，价值则是生产关系的矛盾者。商品形式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力既执行实体标准，也同时在执行着镜像标准。“三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显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生产力的实体发展”，因为就在这里，在新质的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旁边，“物的镜像形式”也发展了。在发展中创造性地转型是“实体”与“镜像”斗争的结果。新技术、新工艺不单单是“新实体”，它同时也是自我组织起来的“新镜像”。

　　这充分表明，生产力质变不是“物质自主的技术变革”，而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交互性所致.生产力的历史形态变迁中始终藏有“第二自然”的生产路线斗争，它本质上是主体的创造本质与客体的编码本质不断交锋的商品形式的发展产物。技术仅仅是主体创造本质的孵化器，离开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就谈不上任何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故此，“普遍永恒”从来是一面镜子罢了，一旦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关系被任意肢解或单纯地重视某一方面，便可能沦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直至落入“康德物自体”（概念自足）的理论镜像中。

　　假如生产力对象性仅限于“实体”，则单单考察商品形式的物质对象性和价值对象性的“两因素对峙”即可。而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价值形式所引发的“拜物教”同样泄露了商品形式的生产力来自第二自然规定的内部矛盾性，它从生产方式层面（生产力的实体标准）向拜物教层面（生产力的镜像标准）延伸。既然如此，镜像就是处于发展状态的实体对于自身的“投影”，它以强大的物质诱因迫使政治经济学向拜物教的理论方向移动，在认识上人为地制造物质技术的神秘性的“超人力量”。其实，在对象性上对生产力实体和镜像的不加区分，乃至对生产力镜像标准的内在推崇，就是把“恶”同时看成了动力。恶即动力，在唯生产力论者看来，这是标准的“创造性破坏”（新旧技术模式与物质力量的更替）的一个历史过程。

　　“恶动力”是一种阶级辩护说。此恶非善恶之恶，乃镜恶之恶。从历史发展的真实关系而论，阶级（斗争）是促成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黑格尔正是循此逻辑把“恶动力”视为资本不可逾越性的一种根据，更是把资本恶和“人的别无选择”结合为一体，以历史唯心主义之理论洞见创造资本场域的“恶动力说”。黑格尔的逻辑思辨性不是旨在为恶辩护，而是企图将资本的两种历史作用（伟大的文明作用、阶级剥削性）与两种功能（生产力功能、生产关系功能）等量齐观。黑格尔试图局限于逻辑学领域来解决“恶动力说”问题，从主体意志上求解“资本恶”与“普遍永恒资本”关系的和解。

　　现在，我们的出发点就是第二自然。在这一体系中，资本的生产力功能与资本的生产关系功能在地位上必然不能等同（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天然从属性）。究其缘由，资本的生产力功能乃是主体分析，而非实体分析。与此同时，无论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抑或其阶级剥削性，均需要和资本生产方式的全体规定相联结，既为资本的生产力功能指向，亦为资本的生产关系功能指向。资本在历史上的功绩是这个生产方式应有的历史荣耀，但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宗旨不可动摇。

　　《资本论》论资本的主题实为“论资本恶”，资本恶激发的物质生产力是片面的历史文明进步，其发展上的制约性越来越从生产力功能上反映出来，并且，这个功能也绝不是实体生产力内生的结果，而是生产关系功能的新体现.对普遍永恒的资本之镜像辩护的意图在于实现主体分析与实体分析的同一化。作为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一旦和使用价值本身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在规定性上等同，那就直接取消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一切差别。这一切的做法在于否认劳动资料“新实体”是由第二自然所支配的实体分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劳动过程的实体对象性替换生产要素分析，在目的上是要建立唯物主义工作路线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统一，这使由矛盾运动所规定的历史对象性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在进行矛盾真理分析的劳动过程构成这里， A（劳动主观条件）与Pm（劳动客观条件）一分为二、复又合而为一。于是物自体被自动驱除了，单纯的生产工具在变身为“所有制工具”的过程中，一个有效的主体分析策略——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被牢不可破地建立起来。与之相反，镜像论者尝试将生产工具重新中性化，以达成“拟物的工具”向“拟人的工具”文明迈进的论证目的。这其实是唯心主义的生产要素策略，把物化要素（以物为中介的经济联系）、数字要素（制造“数字牢笼”的手段工具）在现象中一律等同，并归结为各自承担不同功能的物质要素。数字是客体，并非主体。数字资料对于劳动过程符码化的操持、对第二自然“物体系”的维护性使得生产走入“符码之镜”，无论生产者抑或消费者均被强令放弃主体性并站在客体系统一边。

　　可见，第二自然的镜像化固然有其物质基础，但同唯心主义的策略也有很大的关联性。一旦劳动资料的中性论从认识上被确立，矛盾进阶的步伐即被阻止。物统治的现实过程仿佛已不再是一个“矛盾特殊”的过程，亦不再需要区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在庸俗经济学家的笔下，生产力被认识概念化，改造世界的主体本质力量与实践能力的分析维度被渐渐丧失。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生产力系统并非自生自主的， 而是由A与Pm的社会形态“主体矛盾”所支配并矛盾进阶，即以劳动异化为基础，由生产条件的非同一性矛盾（技术构成矛盾）向生产要素的同一性矛盾结构化系统（价值构成矛盾）进军。

　　一旦试图越过主体论的生产条件分析基础而着手于纯实体意义的系统要素组装，资本矛盾议题便会有意无意地被绕开，在无形中支持并强化“劳动资料中性”的观点。这是对“新质”与“镜像”路线斗争的工作消解。一旦普遍永恒资本的观念附魂于劳动资料“新实体”，那么各种系统要素的表面联系甚至彼此之间的差异便同样可用作武装镜像对象性的“经济道具”。于是，恶变成了人们主观上乐意接受的“生产力的动力”（所谓“人的需要”的不断被满足和“新需要”的不断被再创造）。生产力之进入数字时代的“发展”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系统的历史理性的一个“客观真理”，这是忘记了它作为新质劳动与新质 物质统一的历史功能。毕竟，劳动过程在构成上包含了辟（一分为二）与阖（合二为一）统一的认识属性，庸俗要素论者只要以“社会客体”的名义努力把劳动主观条件的社会掏空，仅给劳动者留下简单的充满最 大想象力的“主观躯壳”，便轻松达到为资本永恒统治的理论进行辩护的目的了。

　　简言之，生产力从来就是不断加快提供“新质”的变革自我本质的人类生产力，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具有了主体性的限制条件（形成“生产力”绝不是纯经济的配置运动）。新质生产力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突出了生产力发展的“累积性质”。通过引入“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标准，可以在发展方式上极大地抑制资本发展的异化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元论（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的“实现和解”）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新质”从实践到语言概念的孵化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结果，同时，没有普遍存在的数字赋能的第二自然活动，就没有新质性这一革命语言的产生，即以实体性对抗镜像性。

　　基于新时代实践的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质紧密关联，其核心内容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主义新质”（新型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是劳动生产能力的“崭新形态”，它不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物质概念的劳动生产力的简单回归，而是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新质”向“社会主义新质”质态跃迁的历史过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条件是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形式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强大物质基础。针对镜像性财富生产（数字镜像技术对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绑缚和要素符码化）的盛行，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实体性使用价值生产，才能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历史跨越性发展。因而，新质生产力既是广义的，亦是狭义的。其目标是渐进实现“智能的人”使用智能的生产工具，对同样“智能的对象”进行工艺学加工和社会塑造，使之能动地为人服务，创造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的局面。

　　这是人的渐次解放的过程，是支配生产的力量由生产工具本身转向“人手”和“人脑”的自然历史的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为此，人对科技创新活动要始终具有主导性和自觉的控制性，新质生产力不应沦为技术加速论的产物。为了彻底瓦解物的统治，恢复物质生产乃至精神生产过程中“人的自觉的、主动的劳动意志”，新时代需要构建“去镜像统治”的最具创造性和最富社会主义活力的新型生产形态，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元命题的捍卫。据此可以认为，“生产力的理论性质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性质，从而也决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性质.进而，从一般意义上构建了解释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广义生产力理论。”【注：许光伟.广义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的重建——一个综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J].生产力研究2003(2)】

三、镜像批判：从数字生产力的“破”转向新质生产力的“立”

　　新质生产力是整体反映新发展理念要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5】

　　须知，离开劳动者主体，一切生产手段都只是可能的、潜在的生产力；同样，凡是不与劳动者进行社会结合，且本身不进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或社会经济手段（包括科学发明和技术设施）就不能算作生产力构成。所以，这些严格来说都谈不上是“生产力”，更何况，种种以“生 产 关系”名义进入劳动过程规划的生产要素，它的功能委实是执行瓦解的功能——瓦解生产力的实体。在被纳入新质生产力体系的“各种新生产力”中，唯有数字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达成了发展方式的对立统一关系。数字形式的“新要素”（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创新生产力”或“生产力基础”，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履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职能。

　　所谓数字生产力的“破”，在于摒弃数据要素的系统认知策略，把对数字的实体性定位的认知转向主体性定位的认知。《资本论》已然令我们知晓，拜物教的载体或社会媒介工具乃是价值形式，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拜物教社会统治的载体工具并非价值形式，而是经济活动的镜像性。数字生产力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实体与工具的统一，而是作为资本特别拟制的社会工具系统。若对其镜像性活动进行实体分析则可断定，数字生产力的实质是执行“新实体”的统治功能，即完全不同于价值形式之社会统治功能的“经济的镜像统治功能”，它加速了劳动生产力向资本生产力的转化。

　　【注：庸俗经济学家将其列入实体序列是满足工艺学的要求，以拒绝矛盾和路线斗争的方式鼓吹镜像统治的合法性；然则所谓的数字劳动和数字价值，不外乎是响应一种GDP的新愿景：资本镜像系统→数据要素→数字化的工资镜、利润镜、收入镜.】

　　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作为一种虚假的、仿真的价值拟像形式和活动，价值镜像显得无处不在。基于此系统性功能，资产阶级教科书得以自豪地宣称，一切经济范畴皆以假范畴为出发和归宿，以之为理性科学的最高假设。在日益表面化的资本形式运动中，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中，拜物教确已发展成为“对于形式（即商品或者交换价值体系的逻辑）的一种（模糊的）迷恋”，乃至“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在一种限制性的抽象的逻辑体系中的攫取”，“于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并不在那些被各种上层建筑所反映出来的异化了的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注：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P.78~79】

　　作为生产力的“新启蒙”，社会主义对数字生产力的利用在于社会主体系统的历史功能改造，而非虚假实体功能的经济移植（如下图所示）。因此，绝非什么数字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赋能”，而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工作方法——坚持生产力革命主体功能的实事求是原则——为新质生产力提供路线方向的正确保障.反过来说，数字生产方式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恰恰为新质生产力所“赋能”。

　　【图题：劳动过程“由实体而主体”：社会主义诞生的一个斗争简史】

　　所谓新质生产力的“立”，即在于肯定数字并非渗透性实体要素，而是发动或消解镜像统治的社会主体工具。这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办得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工作出场。“新启蒙”提出了完整规定的阶级斗争策略，认为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它和经济斗争的完全脱钩，也不意味着它只是关于工资和工作日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从劳动过程出发的斗争策略，而今表现为生产与数字之斗、实体与符码之争、生产本位制与镜像形式（数字制）彼此争夺的日常关系。生产工具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共有的规定，相比较而言，数字资料却是努力挣脱第一自然的规定，直至试图成为“技术复制”的超自然规定。于是，数字从实体中游离，令劳动资料再次成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争夺焦点。

　　【注：实体化还是数字化? 社会统治（社会实体和社会形式的统治）还是镜像统治? 从传统继续出走还是对传统的回归? 数字总归游离实体，实体总归挽留数字。实体与数字之争全由资本挑动，为此痴情的实体须得守住自己全部的生产功能。】

　　依据上图，我们了解到物统治矛盾的现实性，即镜像统治因拜物教统治而生，如果说拜物教统治本身是“单维的”（生产关系统治），那么镜像统治则是“双维度的统治”（生产力统治和生产关系统治）。从中可发掘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层面即生产方式批判（主体逻辑）和拜物教批判（资本逻辑），在这个意义上，镜像批判又是商品形式全过程的历史变量。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论，借由商品形式的生理学（生产方式批判）数字镜像必然引出知的路线斗争，将价值形式批判提升为“商品形式批判”。

　　然则，我们于此处显著地看到了一种对立，即数字—数字镜像—数字镜像的经济活动—数字镜像的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亦即数字生产形式本身与社会主义生产的对立。社会主义绝不是简单告别数字，而是告别“数字的统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性目的是不再重新制造“非实体性的数字”，而令数字（算力、算法、智力数据）以文明规划的形态回归实体家园——生成创新生产力的基础，令经济形式从价值形式的统治中获得解放。这是生产工具与数字资料之间的一场持久对话，其结果不过是令价值形式再次成为一切数字形式的经济资料的统治者。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每一时代都具有截然不同的主体内涵和社会内容。数字资料是符码化的劳动过程，符码决定论决然不是生产力决定论的范畴，反而是对它的内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形式必须是生产工具重新回到劳动者手中那种智能文明的主客结合的状态，为此，必须使数字重新成为革命的实体和革命的工具。社会主义斗争必须以辩证法的方式向实践展开，它从工人自己的劳动过程出发，又回到工人自己的劳动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化：劳动价值论“知”“行”之路

　　唯物史观生产力在规定性上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行动的质”作为其实践基础的。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力（劳动或劳动过程），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分析；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物体系或物形式），既是主体又是矛盾分析。现在，我们转头来看，对《资本论》的劳动过程研究并非孤立进行的，而内含于价值形式分析。或者说，《资本论》从根本上是在进行着劳动与价值的互系性分析，以价值形式的一定历史发展引出劳动过程的实体构造，而后通过实体关系的发展（所谓“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再引出价值形式在历史中的进一步发展。以物统治的生产方式批判为根据，“新启蒙”必定是对“拜物教进入镜像时代”（以使用价值和价值镜像为拜物的媒介）的响应。“在马克思看来，亿万年来的人类生产发展了对象性劳动规定，而这就是劳动过程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的劳动过程规定的文明基础。于是人们一向对《资本论》首篇的结构的重要性予以漠视，或者敷衍了事，进行字面语义的简单连缀，是因为完全缺乏‘一部整史’的工作概念……《资本论》首篇的工作主旨在于产生出‘价值规律’的整全概念，以此为逻辑的跳板，达成客观批判过程与主观批判过程统一。”【注：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

　　首先，需要坚持主体对实体予以引导的内容辩证法，从批判的向度上把握物质生产发生学。阶级者的生产力将“主体—实体”分析模式同生产方式从规定性上对应起来，这一归纳深化了生产力决定论的意义。所谓社会生产，乃是特指生产之有机的系统的社会生长模式——以生产形式为思维器官、以生产方式为历史器官，说到底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关系乃至阶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范畴是 “资本积累”，与之契合的劳动过程的实体力量在对象性上是劳动资料，而非劳动者的集体力量。劳动资料是作为异己的社会力量、生产的社会形式同劳动者进行对立。

　　“马克思阐明机器乃至资本主义工场的产生在工作思路上可总括为：劳动资料I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资料II的发展→资本主义协作的发展。核心内容是劳动资料I对于劳动资料II的工作转换，以及伴随这个发展过程的相应的简单协作体系变成资本主义协作体系，后者其实就是资本协作领导下的简单劳动协作体系。”【注：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623】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构造形式取决于劳动资料本身，那么进一步说，劳动资料构成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机器系统。也就是说，资本的劳动资料在构造形态上首先取决于物统治矛盾的生成性，其次才反映为A与Pm的系统矛盾性，反映为劳动主观条件与劳动客观条件的矛盾的社会集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资料必须造成资本剥削的恰当的生产手段的工具形式而并不独立存在。它不仅直接受制于工厂协作的机器体系，而且在再生产中也进一步受制于金融协作的机器体系。所谓：数字资本收割的不仅仅是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更为关切的是，它作为与传统劳动形式对峙的数字劳动类型发动了真正意义的“云化统治”、一场难以阻遏的“虚拟化运动”。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变成了“数字”与“金融”的矛盾。数字形态与它的金融形态之间的矛盾是潜在持久以及深层结构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国家对于平台系统的建设从积极的方面看，即是因应了资本主义上述系统矛盾的解决.说到 底，数字是一种统治，是积极而主动的“无形统治”。其来自镜像性内容的统治形式，即数字商品；继而，由平台资本孵化的数字化活动的经济产物即“数字资本”。

　　在这一控制模式下，意识形态操作直接进入它的劳动过程，它迫使劳动资料实体的形态分蘖，即劳动工具不仅屈从于直接生产形式，也臣服于系统符码化的数字形式。数据资料成为以仿真形式独立存在的“第二劳动资料”。“第一劳动资料”即生产工具发挥的效能仅仅是生产控制的运动序列（如劳动资料I→劳动资料II），而“第二劳动资料的效能”却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形式具有全面接管意义的结构性符码控制。这种普遍化的趋势逐渐造成各个劳动过程之间的界线模糊，一时间，它们便也都成为“数字劳动过程”的奴仆。至于“第二劳动资料”直接支配“第一劳动资料”的景象，即在不断扩张的螺旋式上升循环中的符号和编码所代表的意义之丧失，纯然是数字生产力之“破”所针对的对象性。

　　其次，需要坚持革命的形式辩证法，沿着《资本论》形式批判的方向整理并深度挖掘“实体—形式”分析模式的批判功能。“鲍德里亚持有的激进主义的批判立场，是指责马克思的革命道路没能厘清资本的生活逻辑，说马克思‘对表现形式他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分析’。因此，他试图从现象域中打倒生产主义，似乎这样才能‘对生产形式进行根本的分析’。其实不然。鲍德里亚指证马克思揭露这个过程的方式是制造劳动和生产的‘意象’，即是在逻辑上无法得到证明的‘镜像之物’。”【注：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551】

　　劳动过程不是工具，而是实体。第二劳动资料乃是伪实体，是作为资本决定论“直接的生产方式在场规定”进入劳动过程构造的。一句话，资本的数字工具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和制造产品，更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主动的主体监视和过程控制。又或者说，第二资料经济属性是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它的出现只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矛盾规定性早已结成一个有机的工作整体，便不再将社会生产关系仅仅归类为一种经济现象，它同时又是生产现象、政治现象乃至劳动的一个概念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存在严格的相互推演的关系，宁可称它们是社会生产的“共生体”，它们之间拥有着一种真正的相互渗透关系。

　　【注：价值形式既是实体的，亦是形式的。一旦纯形式的规定开始全面接管和掌控它的实体，作为“形式”的价值实体（价值的社会形式）即蜕变为一种虚幻的形态，转而以“价值的镜像形式”（或曰价值形式的“镜像”）的面目而存在。这一特征在以数字资料为基础的超真实的仿真生活中得到充分彰显。假范畴（虚假规定的主体范畴）注定与真范畴（真实规定的主体范畴）共生共存。】

　　新质生产力的实质是人的生产力开始逐步渗透到物的生产力的系统中，并随着自身力量的累积逐渐成为后者的彻底改造者，成为“人化生产力”或人本身的生产力。需要充分认识到，只有立足于生产力主体分析才能真正识别镜像的规定，沿着镜像批判路线彰明新质生产力改造资本逻辑及其数字生产关系的真谛。

　　其一，“只有在符码化的数字时代，‘物体系’才有望以统治形态自行独立。”【注：许光伟.《资本论》范畴学研究：由工资恶到工资镜——阶级、统治、剥削与拜物教[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其二，“生产镜像性无疑是价值形式系统所引致的规定，劳动资料的系统二重化只能在价值镜像系统中观察到，反过来，实体生产力与数字的镜像性生产力的对立必然使价值的镜像形式的统治加剧，使一切经济统治符码化。数字劳动之获得收入仿佛不是资本的利润算法的结果，而是自我雇佣的价值算法。在工资镜中，劳动的真实使用价值被无端消解，劳动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劳动是被给予的。假范畴成为一切经济形式的出发前提。于是镜像统治一旦在系统中获得支配性地位，镜像的直接在场——假范畴发生系统性作用的结果——就被当成是个体的直接结果……这是比生产剥削更为激进的层面。”【注：许光伟．《资本论》范畴学研究：由工资恶到工资镜——阶级、统治、剥削与拜物教[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鉴于此，马克思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生产力基础的分析中包含着批判，包含着对作为自我运转的智能化、体系化和符码化的客体工具系统的“生产力批判”。工艺者和阶级者都是具有实体关系、蕴涵规定的主体论用语。一者作为劳动过程的实在，另一者作为阶级关系的人格化，二者在规定性上均指向“矛盾者”。在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力已然被作为“客体”，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发展规定上既是工艺者也是阶级者。在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得到统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统一，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就不能得到重建。为此，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澄明化理解之路在于，以主体范畴为知、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行。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行动内容是创造新质的生产方式，而非物统治的生产方式。从解决劳动矛盾的历史来看，“新质”在意义上只能理解为是生产力的革命本体，只能是处于变革状态的这一生产方式的文明规划形式和行动路线。在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解域内，现代化问题应作为一种文明进程来看待，中国道路应借由资本形式的自我系统变革功能来创造扬弃阶级者标准和走出阶级者规定的行动，创造发展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文明道路条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新时代实践的唯物史观之事，烘托和强化人民主体意志。

　　一是以制度规范民营经济，去“数字（雇佣）劳动”；

　　二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功能创设平台，去“数字（符码）资本”；

　　三是以社会主义“数字＋”赋能劳动，培育和涵养公共劳动者的生产新技能；

　　四是以社会主义“人工智能＋”释放创新潜能，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数字平台的生产政治。

　　为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只能由新质劳动方式的主体论来发动.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具有发展生产意义的人民共同富裕，是一种产生超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绝不是夺取更多的社会剩余价值。因此，“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就要理解它的改变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彼此独立和依赖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注：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崔秀红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P.75】

　　一旦认识到工资是对劳动力身份的认可、是服从资本游戏规则的统治符码时，就不再具有社会等价物的意义，工资形式同时便成为雇佣劳动者反对系统本身的方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本意是党领导人民既驾驭公有经济也驾驭私有经济，让两种生产形式为共同富裕协力塑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坚持完善第一个毫不动摇，才能切实解决存在于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实际运行中的不完美之处，继而达到完善第二个毫不动摇的实践目的。

　　这是一个不断释放创新潜能的互动变革的生产革命过程。因此，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均应对照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进行自我批判，以先进生产力姿态携手打造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优势的生产关系。只有坚持制度自信，才能真正在理论上回答，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五、附录：文章出处与摘要

　　1. 文章出处

　　[1]许光伟.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商品形式历史视域的考察[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03):1-9.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5.03.001.

　　2. 摘要

　　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而是“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力”和“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这导致了在发展动力上，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可见，生产力不是超历史的，作为唯物史观的规定和范畴，其指向物统治原理及其历史超越的行动性。

　　为此应认定：在规定性上，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内在呼应的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具有二重结构功能，即新质功能和镜像功能。新质与镜像，一者是进步的正面作用，一者是带有过度魅惑性的夸张或消极的反面作用。

　　镜像针对新质而言，好像是“复仇的客体”和“狡猾的道具”，是使用价值的返魅。然则，新质生产力对数字生产力不是简单地包括，而是扬弃地纳入，旨在走出物统治，创生新质劳动方式。在新时代实践中，必须把生产力革命视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真理。其主体内涵据之而得到明晰，与人民主体意志而非资本意志时代结盟。

　　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知”“行”之路从中得到支持！在数字经济领域，需要切实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的领导，坚持“去数字（雇佣）劳动”。相应地，在解决“数字”与“金融”矛盾的新时代中坚持“去数字（符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