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东门外，还是杂谷垴？

　　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的决议非常不满意，心态越来越纠结，发作那是早晚的事情。

　　客观而言，中央红军开始西征以来特别是遵义会议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配合乃至迎接中央红军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强渡嘉陵江后，他对中央红军的情况也一直十分关注。渡江后，徐向前屡屡电催张国焘“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而张国焘后来的解释是：“那时他正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对西出或北出，下不了决心。”[1]

　　张国焘的这个解释应该是合符情理的，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的动向，与他还在五心不定中的战略选择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多年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称：那个时期，因“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2]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当时全国各大革命根据地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在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所遭受的挫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来自于内部的重创——中央苏区情况实际上与川陕根据地大同小异，所以也在“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张国焘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希冀与之配合乃至会合以增加“以图生存和发展”的本钱，那也应该是出自由衷的而非违心。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希冀，以及重新振作因放弃川陕苏区所带来颓丧情绪的需求，当时红四方面军在上上下下地宣传中，都把中央红军说得很威武很强大。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昌浩在会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当时我有点反感，觉得这是吹牛。就说：“恐怕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吧，还是留点余地为好。”但是，会后还是那样宣传的，标语也是那样写的。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议论纷纷。[3]

　　而笔者查证的结果比徐向前所说的还要过分：“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4]

　　——这是当时红四方面军“新闻通稿”中的常用句。

　　这样的宣传句式与会师时中央红军的状况，当然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在军委纵队后勤科工作的罗通数十年后回忆道：

　　四方面军的装束比我们整齐漂亮多了，一色高原军装。我们经过半年多艰苦征战，已破衣烂衫，过了雪山还身着单衣。部队减员也大，人数不及四方面军的一半。四方面军的同志真好。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毛衣、毡袜、皮坎肩和给养等。后来还拨了许多人员和部队补充一、三军团。

　　不过一方面军也有可夸耀的：同国民党中央军打了一年多仗，缴获不少，武器装备要比四方面军强些。我们拨了一些较好的装备给了他们。[5]

　　军委纵队下山那天，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兴高彩烈地带着干部们去看望中央首长，半道上遇到曾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师长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面黄饥瘦的陈赓却还是个笑话篓子，一把抓住他又玩笑起来：“老韩呃，中央首长都来了，你不弄点好吃的说得过去么？你现在官当得比我还大了，是不是官越大越小气啦？”急得憨厚的韩东山赶紧解释：“老师长你可别冤枉我，昨天我们就专门开了会去弄了牛，现在牛肉还在锅里炖着哩……”

　　陈赓呵呵一笑：“嗯，这还差不多，老韩真有办法。”

　　这当然是会师之际团结友爱的情形，肯定是正能量。

　　但负能量也并不是就不存在：一些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因为过去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因而“议论纷纷”，张国焘看见自己想象中的“大树”只剩下几根树枝而自己才更象“大树”，心态也就开始纠结开始变化；因两军的成长背景不同，会师后的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看不惯红四方面军在官兵关系、群众纪律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也有议论；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不合时宜地在军中“媒体”上发出了批评之声……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达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6]

　　《我的回忆》错讹很多，这件事情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张的陈述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中共中央曾于1927年办过《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但出刊52期后即于1932年7月停刊。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又办过理论刊物《斗争》，长征开始时也已停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的6月10日，又以“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名义创刊了《前进报》。两军会师后的1935年6月25日，该刊第2期出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的确也在该期发过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不是《列宁论联邦》，而是《关于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文章追溯了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以及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分析了西藏社会结构、宗教和西藏社会底层群众的实际处境及其革命要求和觉悟程度，说明了红军对少数民族应取的政策。其中确实也引用列宁的话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

　　这就触动了张国焘郁结已久的心结。

　　回到杂谷垴，他就将自己的“不满意”，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迅速传递、散播和扩大了。

　　7月2日，张国焘将同行的中央慰问团安排在距杂谷垴约20里处关口村[7]红军大学住宿，自己则先行去了杂谷垴（或理番县城薛城镇）[8]。当晚21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对松潘战役部署提出建议，大意是松潘战役可由红四方面军担任主力，“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9]。

　　这个联署电报是否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在一起商量后签署的，是在何处发出的，目前尚难作出最后确认。但张国焘当天晚上可能已经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过关于党中央的负面信息，这可以从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的回忆中得到佐证。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等到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正好是和张国焘同行的。临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张国焘耍了个手腕，他把刘伯承同志等放在一个军部里“休息”，自己先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给干部们讲了一通，使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东西在干部头脑中先入为主，待到刘伯承同志正式传达时，正确的东西就被“抵挡”住了。[10]

　　根据林伯渠次日的日记记载，因为杂谷垴是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门和中共川陕省委所在地，慰问团到达这里后，决定林伯渠留在这里慰问红四方面军同志，李富春、刘伯承则前往东门外去看望徐向前、陈昌浩。

　　七月二日，晴，早六时行（注：从大秋地出发），行约八十里到关口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宿营。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时抵杂谷垴，部队及番人群众均列队街口欢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东门外访徐、陈、原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余留此。[11]

　　这里的“东门外”是一个极易产生误读和混淆的地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也跟很多研究者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东门外”，指的就是杂谷垴或薛城的东门之外！笔者曾经查阅过《理县县志》和《理县地名录》，也曾到当地寻访群众，始终没能找到这个“东门外”。后来想到此间县治在几十年间多有变化，于是又查阅了相关邻县的地名录。最后终于发现，这个“东门外”实际上是一个当年属理番县而现已归汶川县龙溪乡所辖一个村寨名！现名为东门口村或东门寨，“东门外”得名之缘由，是因为这里曾是古霸州城的东门之外。这个地方距薛城20公里以上，距杂谷垴（今理县县城）40公里以上，距岷江畔的威州（今汶川县县城）约10余公里，距茂县县城约60公里。[12]

　　这个村子，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经提到过——只不过徐的称谓是“下东门”。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引者注：这就是“东门外”）。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垴河汇流的地方（引者注：实际上离汇流处还有20里路），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13]

　　徐向前的这段回忆中的地理要素同环境与如今的东门口村极其相似，但徐自陈的此间活动轨迹与笔者在当地的调研有些出入：徐当时并不是从茂县移驻东门外的——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会师的6月12日，张国焘曾通过李先念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过自己、陈、陈三人当时所在位置：“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14]。而据理县有关史料称：1935年6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曾在理番境内的佳山寨驻节，12日又西迁至杂谷垴。[15]徐向前移住东门外，应该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从东门外赶往茂县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如此，7月2日21时这份联署电是三人一起商量后发出的前提是：张国焘7月2日晚上就赶到东门外见到了徐陈二人，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又联署了该电。但平心而论，这种可能性很小！——果如此，张国焘这一天要走近200里路（7月1日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同宿于红三十军八十七师驻地大秋地，距杂谷垴尚有百里之遥[16]）。或者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徐、陈首长当时在杂谷垴（或当时的理番县城薛城镇），张国焘是在杂谷垴或薛城镇与徐、陈见面并商定相关作战部署后联名发出此电的——不过如此一来，徐、陈次日不留在杂谷垴或薛城镇迎接中央慰问团却直接返回了东门外，也就显得十分不合情理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2日晚，张国焘是在杂谷垴或理番县城（今薛城镇）用电话与在东门外的徐、陈就作战问题进行了商量，在取得了一致意见后，由张国焘签发了这份联署电。3日或4日，张国焘又继续赶往东门外与徐、陈相见。

　　多年后，陈昌浩回忆道：

　　[两河口]会后中央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象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并以此为其脱离通南巴苏区作辩护（当时有些干部对离开有意见），证明他的领导正确，保存了力量，成了红军的主力，一方面军是不行了。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的是否正确。……两河口会议，事后回想起来我和徐都应该去，我悔恨的是那时我们去了情况会有不同，就不会光听张国焘一面之词。[17]

　　可见，张国焘先于中央慰问团与徐向前、陈昌浩见了面，地点应该就在东门外。

　　关于这个情况，陈昌浩在1939年12月写给共产国际的自传中有过陈述：

　　国焘由两河口开会回到离杂谷垴东廿里（引者注：实为80里，即东门外）之徐向前所在地与我及徐向前见面时，国焘不待中央代表李富春、刘伯承到达，即满口提出非事实的诬蔑，大肆攻击中央，说“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十万红军现在只剩下七八千人了，纪律很坏，内部纷争”，又说“中央要改造四方面军撤换四方面军领导”，结论就是“我们要即时抓住四方面军与中央展开路线上的斗争上。”[18]

　　[图2-1-1：杂谷垴和东门外（1935年7月），来源：自绘，周军，赵文捷]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4]《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第一号）（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第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罗通：《来自井冈山下》第12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33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7]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朴头乡。

　　[8]《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9]《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作战部署意见致中革军委电（1935年7月2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2]汶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汶川县地名录》第29页：“东门口，又名东门外，原牛山寨和罗山寨踏平霸州后，该村建霸州城东门处而得名”，当时为理番辖地，今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羌人谷旅游区。

　　[1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4]《张国焘关于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战略行动问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理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红军长征过理县》，《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第18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佳山寨是位于东门外西南数十里高山上的一个山寨，徐住过的房屋现在仍然保留。房主龙志兴是当地羌族首领，建国后与徐有过联系。龙志兴之子龙昇云尚健在，笔者对他进行过采访。

　　[16]《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7]《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8]《向共产国际报告书之二——陈昌浩的自传（1939年12月24日）》，俄罗斯档案陈昌浩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