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我丈夫梁汉平也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
一天,我的母亲程宜萍和汉平的母亲姚淑萍坐在一起聊家常,在革命战争时期,她们是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事和战友,她们经常在坐一起回忆战争时期的过往。
很快,她们的话题就转到了我和汉平身上。通过这次闲聊,她们把我和汉平的婚事定下来了。
那时的婚礼虽然简单,但也流行拍个婚纱照,办个婚宴,或是出去旅行一圈。有的还要准备三大件。可我们的婚礼简单到了极致,直到现在回忆起那天的经历,我依然想笑。
1970年10月1日,两位母亲为我们举办了婚礼,礼堂就选在北京六一幼儿院(原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食堂里。当时汉平的母亲是幼儿院院长,完全有能力为我们准备一场像样的婚礼,但为了让我们保持初心不忘本,她还是把婚宴摆在了食堂里,而且整场婚宴只有两位母亲和我们一对新人参加。那天,食堂做的是忆苦饭,也就是糠窝窝和野菜。糠窝窝仅仅是用米糠和麸皮捏成窝窝头的样子,还没有送到嘴边,就在手中散开了。
糠窝窝
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圆桌旁,一边吃忆苦饭,一边闲谈,母亲们又回忆起在延安生活的日子。她们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来时路,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将来要走的路。
婚礼结束后,汉平母亲把我们领到了新房——幼儿院废弃的农药仓库。房间里弥漫着呛人的农药味,但我和汉平都不在乎,简单收拾一番,倒也还能住人。没想到,晚上睡觉时我们才发现,这个仓库里竟然还有个天窗,躺在床上就能看见漫天星光,简直太浪漫了!但这间婚房我们只住了两天,因为这是汉平母亲向幼儿院借的。
当时的婚房(AI复原图)
其实我和汉平的极简婚礼,并不是我们的原创,我们也是继承了父辈艰苦朴素的家风。
我的父亲刘型是一名老红军,他曾对我说,当年在井冈山时,大家都过着极简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无论是毛委员还是战士、伙夫,大家都一样,没有鞋子穿,就自己编草鞋;没有被子盖、没有褥子铺,就割稻草当作被褥。这种极简的生活作风被他们带到了延安,1940年父母结婚时,父亲脚上就穿着一双旧草鞋。
父母的结婚照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依然保持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给父亲配了专车。可不论发生什么事,父亲都不允许我们使用他的车。即使母亲生了病,父亲也没答应。后来,我把这件小事写在了回忆父亲的文章里。女儿看到这篇文章后,很不理解。
我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思绪万千。这才多少年啊,连红军的第三代都不了解红军、不理解红军精神了!看来红军精神和革命故事真的要年年讲、月月讲、经常讲。
过了几个月,我听说井冈山要办红三代的学习班,便立刻要求女儿无论如何也要参加。女儿很不情愿,因为去学习不仅要自己出路费,还耽误挣钱。我对她说:“路费,我给你出,少挣的工资,我给你补,不管怎样,你都得去参加学习!”
女儿勉强同意了。在井冈山,女儿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住,每天到红色根据地参观学习。在那里,她听到了许多红军故事,了解了红军精神。
女儿回家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现在真正理解姥爷了!”那一天,女儿认真记录下她的学习心得。
女儿梁珊写下的感想诗
2010年,女儿要结婚了,她主动提出要穿着红军军装举办婚礼。新郎、和伴郎、伴娘也是红三代,他们也都穿上了红军军装,也许他们是想以此来表达对红军的敬仰和对红军精神的继承吧。
我家三代人的婚礼,组成了我们家的结婚进行曲。结婚的形式虽有不同,但都是对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将继续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女儿梁珊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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