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民、赵峰：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内核

　　[摘 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其基本思想、根本方法、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价值旨归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特征和精神内核。它不仅是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探讨，同时也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经济研究过程的伟大实践。

　　作为马克思计划撰写的宏篇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几乎囊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源头，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周转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重要内容都在《手稿》中得以萌芽、创立或完善，后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的《资本论》也只是这一宏大计划的部分展现。《手稿》不仅在基本思想上，而且在根本方法、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价值旨归上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特征和精神内核，它既是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探讨，同时也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经济研究过程的伟大实践。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以看到，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方法正是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后来十多年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总的结果”，即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手稿》深入分析了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明了以资本逻辑作为生产关系的社会形态的文明作用和历史局限，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最终得出了“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的科学结论。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资本竞争带来的外部压力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所造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形式，以及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条件下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结果。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从“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出发去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经典论述，也充分证明了《手稿》——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正是以唯物史观作为根本方法而开展的。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说：“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同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大量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道，“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这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当然，“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使用的所有范畴及其规律都不是凭空虚构的，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和历史发展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辩证性抽象，并且在《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可以明显看出这些经济范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一切都说明此时的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他在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自觉运用了历史性的唯物辩证法，所以恩格斯才说：“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从相对意义上看，唯物史观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方法侧重于指导科学研究，唯物辩证法作为具体方法则侧重于指导理论叙事，二者相辅相成。《手稿》作为马克思写给自己的草稿主要是对研究过程的记录，是马克思从1842年开始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进行深刻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运动进行历史考察的理论结晶，在其中详细记录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追踪分析，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现象及其在理论上所反映出的内在联系，对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的运用尤为凸显。与之相对应，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中则明显以对研究成果的叙事为主，其结构逻辑和范畴界定的唯物辩证性色彩更加强烈，表现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对研究方法的不同侧重。总体说来，没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性考察，就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叙事过程；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逻辑结构和范式表达，就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唯物史观的精神内化和现实运用，二者不过是同一理论建构过程的不同侧面和环节，均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特征和精神内核的方法论表达。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性的生产活动

　　在《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规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研究对象的初步界定，这一界定彻底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把分配作为经济学本原问题的传统观点。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社会经济主题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的社会性生产，进行生产的主体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人是社会历史性的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性的生产活动。这一论述鲜明地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在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对象上彻底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生产活动都同时具有“一般”和“具体”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也就是说，生产一般是存在于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阶段的社会生产活动的一般抽象性规定；另一方面，“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则是只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规定性，对马克思着重剖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就是“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个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就生产一般来说，关于生产的一般要素的规定“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但在其普遍组成部分中主要包括人类劳动和生产对象。就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规定来说，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由此，马克思才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所以，《手稿》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首先确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将一般的“历史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探究具体的“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的内在结构和运行规律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生产才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其他环节均被作为整体的生产内在地包含着。首先，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说：“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消费本身就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在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二者均以对方为媒介并表现为对方的手段，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的目的和需要，双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直接就是对方，都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并且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其次，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也就是说，分配不仅是产品的分配，在此之前还是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分配和劳动分工的分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决定着生产的结构和分配的结果：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加生产，最终就只能以工资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以资本的形式参加生产，最终就能以地租和利润的方式参与产品的分配，参加生产的方式决定着参与分配的形式。再次，关于生产和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也就是说，交换只是生产和生产决定的分配者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要素，也只能作为一个要素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而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由此，马克思得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基本结论：一方面，社会生产是一个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另一方面，生产作为总体中的一个特殊环节支配着分配、交换、消费三个其他要素。他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可以说，《手稿》中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对象的界定为之后的《资本论》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是资本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资本是怎样实现自我增殖的？是通过剥削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那么，怎么实现社会层面最大限度的资本增殖？就要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剥削来实现，即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效率，并最大程度上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换句话说，资本逻辑就是自我增殖的逻辑，也就是无偿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逻辑，这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底层逻辑。但是，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并不是由生产资本的工人的需要所决定的，甚至不是由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意愿所决定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那里，人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并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以交换彼此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在交换劳动的过程中产品就转换为商品，商品的流通为资本的出现奠定基础。资本并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直接产生，而必须借助人和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已经变得一无所有，所以工人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命，于是人的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并可以在市场上与物质产品相交换。也就是说，人的劳动力一方面生产了商品，一方面本身也变为了商品，人与物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具有了相同的性质，仿佛都成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但马克思明确指出，能够使物质产品产生增值的只有人的劳动，木浆变为纸张从而具备更高的价值，并不是物质形态本身能够发生的变化，而是由于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了比原材料本身更多的价值。但是，由于资本家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并且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也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也仅仅作为物质原料而不是人的劳动进行估价，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增殖就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就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失去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和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只作为活的生产资料得到仅用以维生的最低工资——这些工资并不出自资本家的人性而出自社会再生产的需要——而资本家不仅实现了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而且实现了对工人的劳动力的占有，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不断被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之中，不断追求资本增殖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通常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商品的形式，即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通过商品的物质形式来展开自身的运动，此时，资本逻辑就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能力和流通过程，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代言人会想尽一切办法生产更多的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原因所在；另一种是社会关系的形式，即资本以商品为载体在市场流通的过程中同时将背后的生产关系投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使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将资本逻辑散播到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规范性之中，从而形成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全面统治。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和人的存在状况是被资本逻辑的本性所决定的：一方面，资本的自我增殖为社会发展带来了生产力水平无限提高的内在动力，生产成本的压缩、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效率的提升、工人素质的增长等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因为唯有如此，资本才能不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但另一方面，资本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对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到妥善解决，资本市场的扩张必然存在其边界，人性被物性的侵害也必然将通过消灭资本逻辑而实现复归，否则人和人类社会就将不复存在。当私有制的资本市场再也无法容纳资本自身的无限扩张之时，资本主义社会也必将被推翻和取代。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角度出发将人类社会换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重申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发展中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终将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人的依赖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本质主要通过自然本性表达出来，人的活动更多表现为对自然的服从，个人在险恶的客观世界中无法独自生存，只能通过相互依赖以对抗强大的自然力量，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也主要以血缘、地缘等自然因素作为基础。所以，马克思才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依靠突飞猛进的物质生产能力逐渐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约束，社会制度的重心从对宗法关系的规定转向对私有财产关系的保护。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人从屈服于自然的仆人摇身变成了支配自然的主体；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被统治阶级摆脱了统治阶级的人身占有，成为自由劳动力。但此时的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已经一无所有了，只能把自己变成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维持生存，人从自然界和社会中赢得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立刻又在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中丧失掉了，人们依靠自身主体力量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和物质关系反而变成了自己的枷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再是自然、神明或者权贵的奴隶，但却成为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奴隶，人的存在是异化的而非自由的，人的发展是片面的而非全面的，最终获得发展的是资本而不是人。所以，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阶段“即工业、普遍竞争、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无政府状态、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个性”阶段，是马克思立足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推断，也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人的生存发展所实现的理想状态，此时的人不再依附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而与自身的本质获得同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都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以最为合理的方式得到解答，人将只以人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到那时，人的活动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也将在人性的基础上得到彻底的解决，真正属于“自由王国”的人类历史才拉开序幕。

　　一般来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形态中，人的生命时间和主体能力都被必要劳动所占据，人的自由程度和发展水平都很低；而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闲暇时间和自由发展才越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才说：“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却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并未有效减轻工人的工作强度，资本的无限增殖依然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占据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甚至造成了机器驱赶工人的失业浪潮。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除了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对社会交往关系进行变革，让共同的社会生产重新成为从属于人的社会财富，让劳动者付出的本质力量和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真正能够被劳动者所占有、所支配、所使用，并用来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这里内在地包含着一个矛盾：资本由于自身的增殖需要，会用尽一切办法来创新生产手段并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这反而变相地为工人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准备了客观条件，尽管资产阶级会通过扩大再生产、裁减劳动力或者延长相对劳动时间等手段继续侵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但这种侵占毕竟是有限度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所创造的社会自由时间不可避免地超越了剩余劳动时间，那么工人的必要劳动就会因为剩余劳动无法得到实现而中断。所以，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还同时指出：“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作者:孙民、赵峰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