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古希腊由盛转衰时期的哲学（上）

　　原编者按：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繁荣时期，也是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雅典成为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的哲学斗争，集中表现在德谟克利特路线与柏拉图路线的斗争。后来，希腊城邦奴隶制陷于危机，希腊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反马其顿的民族斗争，烽起交织，连绵不断。大的贵族奴隶主与马其顿侵略者合作，企图借助马其顿的力量，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一些中、小奴隶主和下层群众投入到反对马其顿入侵的斗争中。这时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恩格斯把他看作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他对欧洲各国的哲学发展有过较为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是古希腊唯心论的集大成者，他根本反对当时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把脱离个别事物、又完全独立于个別事物的“理念”(脱离个别的一般、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是事物的本原，进而创造了客观唯心论的庞大体系。柏拉图路线的奠基人是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是反动贵族奴隶主的思想家，政治上主张恢复等级制，哲学上宣扬唯心主义，伦理道德上鼓吹对“神”的绝对服从。公元前399年，奴隶主阶级民主派在雅典一度取得了政权，逮捕了他，并且处以了死刑。

　　公元前五世纪，以雅典为中心，出现了一批所谓“智者”。他们以传授演说术与修辞学为职能，周游希腊各个城邦。“智者”派实际上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他们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哲学观点也不一致，只是适应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发展的需要，产生的一批能言善的学士。在言谈辨论中，他们往往只注意语言的动听，忽视内容，甚至颠倒黑白。所以有时被称为诡辩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利用概念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比如“智者”普罗泰哥拉(生于公元前481年) 提出：蜂蜜是甜的，也是苦的；因为它对健康的人讲来是甜的，对生病的人讲来却是苦的。进而提出:“感觉就是知识”，“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而你和我都是人”，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根本错误的，从这种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一种观点都是正确的，真理也就没有客观标准了。苏格拉底正是利用这种相对主义来宣扬客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一切具体事物、具体概念，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是可变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只有不涉及具体对象、具体内容的抽象的一般、普遍，才是真实的。苏格拉底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否定个别，抬高一般的，而他所说的一般是完全脱离个别的。苏格拉底利用相对主义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证联系，目的是贬低现实世界，贬低人们反对奴隶主统治的现实斗争。同时，借以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照他看来，个别事物是变化不定的，只有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才是永恒的、真实的；因此，人们不要轻信肉体感官对个别事物的感觉，而要用所谓“灵魂的眼睛”去看待真实的实在，即脱离个别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独立的一般(普遍、概念)。既然现实世界及其各个事物是不真实的，人们为之而斗争也是无意义的，唯一办法是服从“神”、听从“神”的安排。为此，苏格拉底拼命鼓吹“目的论”，主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神”按照自己的目的预先安排好的。苏格拉底的目的论是以“天命论”形式提出来的，是为巩固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服务的。他说:神给人眼晴来看要看的东西；给人耳朵来听要听的东西；没有鼻子，香味就没有用处；没有舌头，酸、甜的滋味也就没有用处.....。同时，社会上的等级制也是神有意识地安排好的，人们只能服从，不能违抗。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是苏格拉底路线的继承人，他出身于雅典的大贵族家庭，是奴隶主民主制的敌人。年轻时跟随苏格拉底学习，苏格拉底死后，曾赴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等地活动，失败后又回到雅典。他在雅典创办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学院，这个学院设在纪念希腊传奇英雄阿卡迭穆的花园里，它是古希腊传播唯心主义的中心。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利用相对主义夸大认识的相对性。他举例说:审美标准因人而异，甲说是美，乙说是丑，彼时是美，此时是丑，说明关于具体事物的美是不固定的，可变动的。只有一般的美，即脱离具体对象的美的“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才是真实的。柏拉图由此断言，我们“可觉的实物世界”，是不真实的、派生的、第二性的。它只是“理念”的摹本、影子。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他作了一个比方。他说:木匠制造桌子以前，脑子里事先就有了桌子的理念，这个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木匠制造出来的桌子，是依据木匠脑子里“理念”桌子的原型的。说明现实的桌子依据于理念的桌子。这就是说，桌子的“理念”先于个别桌子而存在，在个别桌子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桌子，在个别人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人，在个别美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美.....。任何一类特殊事物都有它的理念，理念是遍及一切的。列宁评论柏拉图时指出:“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就以桌子为例，桌子的概念是从个別桌子中抽象出来的。所谓抽象，就是抽取桌子之所以为桌子的本质特征，不反映作为桌子本质特征的方面就当作无关重要的东西加以舍弃。桌子的概念是反映各种桌子的本质的，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桌子的概念可以离开个别桌子，甚而颠倒过来，说桌子的概念构成客观独立的个别桌子。“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没有个别也就没有一般。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也就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毛主席说:“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柏拉图要追求一个“除去一切个性”的共性，这种“共性”实际上是没有的。

　　柏拉图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彻底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者。他根本不承认现实世界，认识的对象也就不是现实世界。他把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比做带着镣铐居住在阴暗洞穴中的囚犯，面对洞壁，背向洞口，不能回头向洞外看一下。这时候，洞外走过一些带着各种器皿的人，太阳照在这些器皿上，它的影子通过洞口落在洞穴的后壁上，穴内囚犯只能看见这些影子，影子的原型是看不见的。柏拉图认为我们看见的感性实物就是理念的影子。因此，为了认识真理，就应该撇开感性，抛弃一切感性实物，闭目塞听，去自我“回忆”灵魂进入肉体以前所观察到的“理念”。因为按柏拉图的说法，灵魂在进入肉体以前曾与理念在一起，是认识理念的；但进入肉体以后受了蒙蔽，把进入肉体以前所观察到的理念全都忘了。看见现实事物，回忆起理念来，就像看见亡友的用具，回忆起亡友一样。他说:“我们在生前获得了知识而在出生的时侯把它丢掉了，可是在以后通过我们的感觉又重新获得了我们以前所有的知识。”因此，学习只不过是“恢复我们自己所已经有的知识”。这就是说，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感觉不是认识的来源，顶多不过刺激人们一下，使人们回忆起丢掉了的知识。这是货真价实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它不是从个別上升为一般，从感性上升为理性，而是把一般看作先天固有的，是脱离个别、先于个別而单独存在着的。

　　柏拉图在其所著的《理想国》一书中表述了他的反动的国家观点。他把国家看作是放大了的个人，照他看来，人的品德有三:理性、意志、情欲，理性表为智慧，意志发为勇敢，情欲应加节制。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应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土和劳动者。统治者是神用金子创造的，他们的美德是“智慧”；武士是神用银子创造的，是辅助统治者保卫国家的，他们的美德是“勇敢”，担任体力劳动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是神用铜和铁创造的，他们既无智慧又不勇敢，只有情欲，他们的美德应该是“节制”。统治者要贤明(具有理性)，武士要刚强(赋有意志)，劳动者要服从(克制情欲)。至于广大奴隶，在柏拉图看来，根本不算人，所以啥也不是。柏拉图说:“当这三个阶级在国家里面各做各的，而不相互干扰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否则，相互干扰，相互代替，就是不正义。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分工，他所理想的国家制度。显然，柏拉图的目的就是不要“以下犯上”，实现“和谐一致”，以便让贵族奴隶主安安稳稳地实行反动统治。毕达哥拉斯说:“美德是一种和谐”；柏拉图说:“以下犯上”，就“违反了正义原则”。说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为贵族奴隶主统治效劳的。

　　柏拉图的“理念”，实际上不过是神的別名。他也明确表示理念像太阳一样，是创造和维持一切的力量。为此，他竭力攻击米利都学派以来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家，说他们是“不敬神的”，是“在言论行动上侮辱神灵的人”，直至要把当时的唯物论者德谟克利特的著作全部烧毁。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奴隶制社会中，德谟克利特“原子”唯物论与柏拉图“理念”唯心论的斗争，是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政治斗争的哲学表现。只要有哲学，这种斗争就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