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递给你一块骨头，上面写着“性别”

那天，我在小红书上看见一篇帖子，一个姑娘写着：

“为什么人民币上的头像是男生，不是女生？”

我看完，笑了。

笑，并不是因为问题有趣，而是因为我看见了一只手——

它伸在屏幕后面，拿着一根细绳，轻轻一抖，就让几个人在键盘前跳了起来。

那手的主人，当然不会在帖子里出现，它只躲在角落里数着流量和广告费。

人民币上的那个人，我是认识的。

不是熟人——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但他的影子，还留在路边的石头上，留在农田的沟渠里，留在你手里这张纸的颜色里。

他带着人，从地主的账簿上抹掉债，从洋枪洋炮的嘴里夺回土地，把黄皮肤的人从泥塘里拉出来。

他不是“男生”，他是扛着几亿人走出饥荒的肩膀。

在他之前，女人的脚被缠成三寸，男人的腰被压成九十度； 

在他之后，穷人家的闺女能读书、能当医生、能拿起钢枪——不必等谁的施舍。

你说他是“男生”？

这就像说煤是黑的，所以我们不该取暖。

这问题，不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

它像路边一朵花，看似自然，其实是有人在根下埋了肥料——

肥料是情绪，根系是资本，花瓣是流量。

资本很清楚，大多数人不敢问粮价、房价、药价，不敢质问为什么我们越忙越穷。

于是它递给你一块骨头，上面刻着“性别”，

让你咬，让你喊，让你把牙磨在死人身上。

死人不会还手，老板也不会加薪——一举两得。

而第二天，租金依旧多过工资，通勤依旧像被塞进铁皮罐头里，夜里依旧有人在为生存数着硬币。

有人说，这就是性别平等。

我不否认性别压迫，旧社会的女人受的是双份的苦——阶级的与性别的。

但马克思早就说过，要解放女性，必须先解放全人类。

毛主席也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不是茶馆里喝着桂花酒的文人趣谈，而是战场上炸过的桥、工厂里冒过的火、堤坝上抗过的洪。

那时的平等，是女兵扛着炸药包冲锋，是女工在机床前和机器一起冒汗，是农田里女人和男人肩并肩插秧。

她们不需要头像，她们需要的是土地、粮食、尊严。

而今天，一些“女拳”，嘴上说女权，心里想的是点击量。

她们不谈流水线上手指被机器夹断的女工，不谈凌晨两点送外卖的女骑手，不谈偏远山村缺医少药的孕妇，只谈人民币的头像。

这就像屋子漏雨，你却抱怨屋顶的瓦是蓝色的。

它既不会动真格，也不会惹恼房东，还能收一笔拍照费——何乐而不为？

资本（以及它的主子）喜欢这样的“反抗”，就像农夫喜欢温顺的牛——拉得动车，还从不顶人。

我笑，是因为看见了这种荒唐。

人们的愤怒，被拴在资本递来的绳子上，拉一拉，就往它想要的方向跑。

性别压迫只是锁链上的一环，阶级压迫才是整条链。

你不砸链子，只换链环的颜色——无论是铁色、金色，还是粉色，你都还在链子里。

有一天，你真的换上了一个穿旗袍微笑的头像，可工资还是三千五，房租还是半条命，老板还是能在周五晚上拍你肩膀说“今晚有个加急任务”。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而今天，许多人的“远方”，只是一块屏幕，里面亮着资本投射的幻灯片。

人民币上的那个人，早就不在了。

你对逝者开刀，是最安全的——他不会反击，也不会收律师函。

而活着的那些人，依旧在你的口袋里伸着手，悄悄掏走你以为的自由。

我放下手机，忽然想到，

“忘了阶级的女权，就像没有舵的船，只会被资本的风吹到它想让你去的地方。”

这风，吹走的不只是你的理想，还会吹走你以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