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资本主义的问题

毛主义的社继革理论，实质是、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资产阶级命的理论，是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历史任务——消灭阶级——的总纲。

根据我们已经获得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想完成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任务，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现在面对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到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新形式，也就是正确处理资本主义问题的新形式。

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需要我们从认识上实践上给予全新的创造。

让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历史回顾。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预见了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那只能建立这个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痕迹。这是一个科学预见。

列宁面对俄国的历史实际，发展了马克思的设想，指出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指出了小生产的危险。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著名命题。

毛主席面对中国的历史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列宁，晚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但是，认识并没有结束，苏东发生剧变，以及某些国家发生曲折，这些都是重大历史事实，有待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

现在看来，在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后，一般都很难完全建立起一个真正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了一个带有封建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它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如果没有不断革命，没有不断变革，那这个社会就很容易走向蜕化。这有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反映了半社会主义社会的两重性、不稳定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半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一旦发生蜕变，并不是蜕变为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产生了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过去我们称之为产生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我认为这在理论概括上是不够准确的。道理很简单，特权占有和剩余价值占有不是一码事。倒是像大家通常说的，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蜕变成为一个官僚专制特权社会，这是面对事实说话的，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苏东党变修后，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产生了这样一个官僚特权阶级，都蜕变成为这样一个官僚专制特权社会。这种蜕变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这种社会是一种畸形的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形态。因为它把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重新复活了起来。

当然，这么多的国家都发生这样的蜕变，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其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规律性，只是我们现在研究得还不够、认识得还不够。

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至少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苏东之所以发生剧变，之所以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是有下列一些原因的：

一个是，就苏东党本身来说，都没有找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自然也没有解决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要求的革命党的诸多条件；相反，党变成了一个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法西斯专制的特权党，高级干部蜕变为特权阶级。在这样的领导下，自然也就失去了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而且，这样一个党，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所谓“颜色革命”的对象的党。

再一个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在这些国家，实际都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资产阶级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其政治代表就是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先造成舆论，“持不同政见者”就是为造成这样的舆论而存在的。

从苏东“剧变”的实际过程来看，这场资产阶级发动的“剧变”，已经形成了广泛、强大的阶级基础。所谓“颜色革命”，这里的“颜色”就是资产阶级。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革了修正主义特权阶级专制派的命。这是这场所谓“颜色革命”的阶级实质。还是老话，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个人行为，而是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行为。

还有一个是，苏东这些国家都是处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基本都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都发生了一些改良。在这样的两种社会制度对比下，不能不对苏东各国的人民群众产生极其强烈的影响，是人民群众心向“颜色革命”，支持“颜色革命”斗争，做了“颜色革命”的尾巴的主要原因。自五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东德有人冒死想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也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说外部颠覆也好，受外部影响也好，其实都一样；都说明，导致苏东“剧变”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选择，是和当时苏东所处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总纲。在半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以反对ZZ派为中心环节的阶级斗争的纲，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

只有抓住这个纲，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半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才能对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地位，给与正确的估计，对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给予正确的规定。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要给予正确说明的非常现实也非常困难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在半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中，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

要想正确地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端正思想方法，要真正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我把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放在前面，意在强调，要坚持历史唯物论，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能从教条主义出发。有了这个唯物的前提，然后就要对历史事实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从而得出新的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实际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

在“序言”中已经写到并提出了这个理论问题：

这就是马克思亲自表述的最准确的唯物史观。这无疑是对人类历史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概括，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指导，是不能动摇的理论原则。但是，一旦贯彻这个理论，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看问题，这里有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的认识难题。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进程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贯彻马克思的理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到底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已经把“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了，“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不是“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如果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那么，解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的“物质条件”，是不是“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进一步问，“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时代是不是已经确定无疑地到来了？这些，不是问题吗？如果说，过去意识不到是问题，但是，现在却深感是问题。

我们面对着两个实际存在的、不能不正视又不能不回答的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一个是，全世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到了惨重的失败，都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

再一个是，曾经被革命导师寄予最大希望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就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反而在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上，继续相对稳定地存在、发展。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没有得到落实；说帝国主义走到了垂死的腐朽的阶段，也没有得到落实。

但是，只要仔细地深入地分析这些历史事实、这个历史过程，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是对这种历史必然性要有科学的理解。

从思想方法来说，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个是，不能把革命导师的具体意见，变成僵死的教条，从而做出简单的否定或肯定的理解。例如，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后革命高潮能不能继续到来的问题，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都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了这个错误，指出随后的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只能把革命推迟了。这就从思想方法上告诉我们，对于革命导师的这类对具体问题提出的具体意见，不能做教条化的理解，而只能从面对的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实际所体现出的历史规律性，敢于得出新的理论认识，发展革命导师的理论认识。

再一个是，现在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认识上还是要有新的发展。在我的《认识论新思考》一书中，有几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探讨，可供参考。我的基本想法是，在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不能只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做考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程度，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类自身发展进步的程度表现出来。对于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更替的考察，尤其不能忘记这一点。再具体一点说，对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这一历史过程来说，也是这样的。当人们自身还没有为社会主义提供可能和基础时，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要想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又必须强调，在这里，没有僵死的教条，只有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的具体的历史灵活性，具体的历史辩证法。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最好地最典型地运用了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为了战胜资本主义而暂时地有条件地允许、利用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做出了表率。我们应当从这一表率中，学到真正的马列毛主义；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一表率的理解，还是太肤浅，太不够了。

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一历史课题。

我们面对的现实的任务，主要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但是，从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看，仅仅看到这一主要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在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还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的矛盾，但毕竟又是客观存在的矛盾，而且是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的矛盾，而且，我们已经经历的历史证明，弄得不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好的东西。

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还要认真向列宁学习，特别是认真学习、领会他的新经济政策。我们要更加灵活更加正确地处理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问题，更加灵活更加正确地推进我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