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还是唯物辩证？我们反对的是什么？

　　有关于对以西马为范例的当代精英主义表现参见上篇文章：

　　当代文化精英如何用理论“黑话”统治你的思想？—— 从马克思的批判说起

　　前言：

　　上篇文章业已阐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新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然是要反对各色“脱离群众”“不说人话”的这种现象。然而，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任务庸俗化到仅仅批判这种存在的现象，我们最终要探究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本质，也就是这种现象它究竟由是什么导致的（从哪里出发的/根源何在？），为什么表现出如此的形象（采用什么手段，为什么目的服务？），而面对这些假的理论试图掌握群众，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引言：各色自诩“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本质

　　当前在思想领域内斗争的焦点，在于揭穿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却背离其根本立场的伪理论。我们经过上次文章的论述，已经可以彻底地发现当前的各种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变种，其理论建构始终未能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

　　在当前舆论场，我们不难发现影响力最大，流传最广，也是荼毒最深的，无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它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下小资产阶级的大面积破产与小资产阶级对危机的认识而如影随形的持续扩大。看看他们侈谈的都什么吧！“文化”“话语权力”，丝丝毫毫都不触及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尽管他们在口头和各个文本的文字中均写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就仅仅停留在那里而不再肯前进一步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我们不妨就以现在发源最广的，西马那里的“圣人祖师爷”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例吧，他将“主体”的生成归结于话语的建构，这就如同一个发烧的病人，之所以断定他发烧不是因为体温测量达到三十八度，而是因为他自己说感觉自己达到了三十八度，这实质上就是“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论调，反映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上就是他们虽然口头与文本上承认，但他们的理论基础在实质上就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最终沦为只能停留在纸张上“词句革命”的乌托邦。而随后晚年的阿尔都塞，更是在《论偶然相遇唯物主义》这篇黑文中公开称赞戈尔巴乔夫，称赞的根本原因自然是他晚年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这里面固然是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的，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称赞戈的直接原因竟然是自己的书畅销了，真是好一位“准备富得流油”的“斗士”！

　　借此，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到被当代“左翼”奉之为圭臬的1968年的“五月风暴”了，它正是小资产阶级各色自由主义思潮集中爆发的典型表现。

　　这场看似激进的运动，本质上是学生与部分工人基于现实社会矛盾而与当时条件的契机下的一场自发反抗，缺乏明确的阶级纲领和组织纪律。正如同法国历史学家塔达科夫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指出的：运动参与者仅仅只是在“相信世界在改变”，这不就恰好是把反抗停留在口号与文本上的实例么？只看激进的表现程度如何，却不谈激进背后的目的与诉求的实现进度如何，五月风暴从未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反而是为法国资本主义从戴高乐主义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自由化踩了一脚油门提供了大量舆论的先导。我们应当看到，“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单纯的群众运动必然陷入无政府主义泥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群众运动相比，“五月风暴”既未建立工农联盟的革命政权，也未实现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充其量也就是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狂欢”。

　　在此必须严正区分“群众路线”与“即时性群众运动”的区别。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长期实践，而不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批判的那种“手工业方式”，这类运动“没有集中的、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最终必然被资产阶级收编。这种即时性运动缺乏阶级自觉，被混进队伍的机会分子所操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中所言：“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论断来结束。”五月风暴的结局无疑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论述的实际结果。

　　一、不要“精英”于是“民粹”？二元对立的简单论断是在实现抗争还是在助纣为虐？

　　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精英”与“民粹”的二元对立正成为舆论场中愈发显著的叙事框架。一方被贴上“脱离群众”“维护特权”的标签，另一方则以“人民代言人”而自居，口号上宣称要打破“精英垄断”却在其后自己也上升为代理人之后对群众诉求不闻不问，根本没有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掩盖了他们不敢直言的的阶级本质。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工具，便可以深入探究，也就不难发现所谓“精英”与“民粹”的对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垄断层级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垄断资本集团对社会矛盾的操纵与利用。

　　这部分内容的具体论述在本公众号这篇文章：

　　新自由主义穷途末路下的跳梁小丑——民粹主义是怎么崛起的？

　　我们这里只做一个概论性的表述，以便向各位读者揭露这种二元对立的运作逻辑。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任何政治话语的建构都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基础。所谓“精英主义”，在当代语境中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绑定的，其代表的是垄断程度较低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这类资本集团主张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金融去监管化，强调“市场万能”，其典型诉求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削弱劳工权益、推动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通过放松金融管制、推行全球化，使金融资本与跨国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而中小资产阶级与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则被置于次要地位。

　　与之相对的“民粹主义”，则以“反精英”“反全球化”“保护民族产业”为旗号，但其阶级本质并非代表底层无产阶级群众，而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与高度垄断的私人资本集团。历史案例对此提供了清晰佐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休伊・朗发起“分享财富”运动，主张对高额财富征收重税，看似是“劫富济贫”，实则是为了推动更高程度的国家垄断，通过国家干预限制中小资本，巩固大型垄断企业的主导地位。核心诉求是维护国家资本对关键领域的控制，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调整罢了，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丝毫不沾边的。

　　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的盛行，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不同资本集团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随着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不同层级：一方是以金融资本、跨国资本为代表的“全球化精英”，依赖自由市场与跨境流动实现资本增值；而另一方则是以民族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为核心的“本土保护派”，需要通过国家权力构筑壁垒以维护垄断地位。两者的冲突，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对立，在政治层面则外化为“精英”与“民粹”的话语对抗。

　　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导致财富分配失衡、产业空心化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被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所利用。最好的例子就像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政权那样，以“国有化”“福利政策”为口号，实则是通过国家力量控制经济命脉，在维护大资本利益的同时，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宣称外资与 “精英集团” 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转移民众对垄断资本剥削的注意力。这种操作模式在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历史中均有迹可循：通过建构“人民-精英”的二元对立，掩盖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反DEI（多元、平等、包容）”“传统至上”等民粹的口号，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反击。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多元主义”，本质是为资本自由流动扫除文化与制度障碍；而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为保护本土市场、限制竞争而打造的思想武器。两者的对立，并非“人民”与“精英”的对抗，而是不同资本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争夺。

　　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话语建构，本质上是资本集团操控社会矛盾的政治策略。精英主义通过掌控媒体、教育、学术等领域，将自身包装为“理性”“进步”的代表，其推行的 “技术官僚治理” 看似中立，实则为资本增值服务。而民粹主义则更擅长制造“人民”与“少数精英”的对立，通过煽动民族情绪、强化身份认同，将民众对经济困境的不满引导至移民、少数群体等“替罪羊”身上。

　　典型的民粹例子就有如上世纪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以“每个家庭都应有房产与汽车”为承诺，实则是通过国家再分配的幌子，为垄断资本集中创造条件；老勒庞将移民描绘为“抢走工作的外来者”，掩盖了本土垄断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以及本世纪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以“保护制造业”为口号，实则是为金融资本与军工复合体谋取更多政策红利。这些策略的共同点在于：通过建构虚假的“人民共同体”，模糊真实的阶级界限，使民众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忽视了对垄断资本本质的批判。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二元对立正在演变为资本集团合谋的“双簧戏”。当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社会不满时，民粹主义作为“安全阀”被释放，通过制造对立转移矛盾；当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引发混乱时，精英主义又以“稳定器”的姿态回归，巩固既有权力结构。例如，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多国的民粹政党崛起，表面上是对“精英治国”的否定，实则是垄断资本集团在危机中的策略调整，通过吸纳民粹诉求，在不触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我们剥离开“精英”与“民粹”的话语外衣，看到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系的权力博弈，以及他们对无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的剥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治理”，还是民粹主义的“人民至上”，其最终服务的都是资本增值的逻辑，而非真正的社会公平。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英国脱欧、德国选择党崛起、特朗普现象等，本质上都是资本集团在全球化退潮期的应激反应。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秩序暴露出内在裂痕，而民粹主义不过是大垄断资本在危机中争夺主导权的工具。两者的对立，既不是“进步”与“倒退”的对决，也不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调整的不同表现形式。

　　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任何寄希望于“精英”或“民粹”来解决社会根本矛盾的幻想，最终都会沦为资本权力的牺牲品。无产阶级唯有坚持独立的阶级意识，超越资产阶级制造的二元对立，才能识破“人民代言人”的虚假面具，认清垄断资本的剥削本质。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已进入新的阶段，只有打破垄断资本的统治，才能为人类解放开辟真正的道路。

　　当我们拆除“精英”与“民粹”的二元对立幕墙，看到的不应是简单的政治标签，而是复杂的阶级博弈与权力结构。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深化的今天，唯有回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才能穿透话语建立起来的层层迷雾，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相信在这段的论证揭露之后，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了这种二元对立究竟由是什么导致的，为什么表现出如此的形象这两个问题，而接下来我们亟待解决的只剩下了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也是打破这种二元对立逻辑的核心问题，面对这些假的理论试图掌握群众，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二、二元对立难服众，辩证分析解君愁：唯物辩证法学习的“三步走”从理论认知到实践创新的螺旋上升

　　第一步：学习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自己清醒的头脑之前，是不能开始去解决他人的问题的。但同时，这份清醒绝不是如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那种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各色资产阶级和不谙世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伪装出一副“学术”“中立立场”的姿态，试图抹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把自己的停留在学术象牙塔里纸张上的文字游戏塑造成唯一解决办法，扮出一副“遗世而独立”的“清醒”。就像前文所言的那种西马一般，看似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原则，拼命的去激烈的“实践”，但实则唯一改变的现状就是把错误的理论以高姿态去推销给群众，使得群众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让理论丧失了它所依赖的物质力量。如果这些错误理论的主义“真”，那又怎么会偷偷摸摸的在口头上和文本上呈现出来对马克思的承认，却在全部行为上把“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论贯彻到底，彻头彻尾的反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呢？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如上那样空口大谈马克思或闭口不谈马克思的来解释世界。而是真切地知道自己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学生，进而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先生。如此这般的做，并承认贯彻这一点的，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当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清楚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只有坚决站在人民群众一方，通过说服群众，为群众争取到切实物质利益的行动，将群众组织起来。才不会把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堕落为书斋里的抽象思辨，才是真正坚决的服务于“改变世界”这一行动指南的革命学说持有者。

　　在了解了以上内容以后，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为什么列宁曾在《怎么办？》中强调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了，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只有把握其“革命辩证法”的灵魂，才可以让自己在形色繁杂的伪学说里尝试着找到通往真理的坦途大道。

　　而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可以效仿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系统阐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知规律。学习理论的首要任务，不是死记硬背教条，而是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方法观察社会。从现实的生活中来，到现实的生活中去。了解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尝试着去驳斥各种“糟得很”的形而上学谬论，达到“好得很”的学习效果，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在现实的实践中磨炼自己，跳出各种二元对立的认知。

　　第二步：掌握理论，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理论掌握群众的前提，是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否真正掌握理论的关键分野，在于能否很好地区分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伪装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致倍倍尔》中指出：“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常常从敌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

　　而举例来说，我们在当下，看到假马克思主义者们最多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满天飞的各类专业学术黑话满篇的文章，也是各个“派系”间的根本不指望群众看懂、支持的论战，更是对真正走群众路线的真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攻击！他们把群众当成实现自己市侩野心的手段，而不是为之服务的对象，自然，他们就绝不可能实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们宣传上的正确策略，也就只会沉溺在争取各个派系间的“从敌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绝不会去尝试影响群众，但群众的眼睛是最雪亮的，自然也不会为他们所影响，就像毛主席形容的司徒雷登那样：“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搞各种封闭的小圈子，“十个人一百个派别”的小资产阶级身份政治游戏，停留在在幻想中与无用功中去臆想自己骑着高头大马“解放群众”。故而他们在现实的时代浪潮中，也就只好被不肯跟他们走的进步的人民群众大浪淘沙地淘汰掉。

　　我们应当清楚，如同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的揭露：“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当某些理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却对现实情况，对物质的经济基础闭口不谈时，我们就不妨再看看恩格斯的论述：“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在这里，进一步掌握理论的复杂斗争曲折便可显现出来，但同时它的价值与意义也极大的凸显出来了，从中辨别真伪，在革命的理论中剔除掉一切反动因素，是极大促进无产阶级事业发展的，这种内部斗争是必要的，是避免成为“带着错误倾向的倒戈分子”的必由之路。

　　第三步：总结、论述新理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源泉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部在实践中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列宁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表述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论述新理论，必须立足时代条件，立足经过考察凝结抽象出的现实社会生活内容来总结经验。

　　小结：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意义

　　如上论述的“三步走” 不是机械的步骤，而是理论与实践辩证运动的有机整体。学习理论是基础，掌握理论是深化，论述新理论是升华，三者统一于“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的：“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周围环境…… 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历史…… 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学习辩证分析的“三步走”，有助于在“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螺旋上升中实现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让群众变成物质力量的时代目标！

 

　　三、结语：

　　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它自建立起来的最大危机，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前夜，各种思潮交锋激荡。我们唯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决反对各种“二元对立”的非科学论调，才能揭穿掩盖在其下的阶级与它的目的与本质。我们要以辩证的方法掌握理论，以“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的主旨与实践品格推动时代发展，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体，为了新时代无产阶级破除思想枷锁、实现解放的最后的斗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