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乾坤——修者的典型形象|人境院第二届写作研修班结业论文选登（9）

　　宋乾坤在小说巨著《黑与白》中的重要性，本文认为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说小说标题中的“黑”隐喻着腐朽、黑暗、反动的话，那么宋乾坤就是小说中黑的源头，或者说是路线、政策意义上的黑，而杜威、武伯仲等人只是个人意义上的黑而已。小说之所以在时间上需要横跨百年的叙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把宋乾坤身世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

　　宋乾坤在民国时期参加革命的起因，是他的恋爱对象被自己的父亲娶为了五姨太，这种情节描述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某修者参加革命的原由。某人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他与父亲的小老婆通奸被发现，父亲直接将他逐出家门。我们看宋乾坤和某人参加革命的原因都与父亲和父亲的姨太太相关。而宋乾坤任中共中央东江局警卫参谋期间，有重大的叛变嫌疑，这又与另一位修者的经历相似，某人曾任新四军的政委，也曾领导过工人罢工运动，但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调查，确认是有叛变行为的。小说让宋乾坤这个形象兼有两位修者的相似历史，无疑使其更加深和凝聚了作为一个修者的正宗性、纯粹性、典型性，可以肯定的说：宋乾坤这个形象填补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修者形象的空白，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宋乾坤身上还有着上述以外的修者的诸多其它特征，本文以下就对他的其它修者特征，进行一下梳理和分析。

　　一、修者的知识分子政策

　　小说中，宋乾坤对东大校长何首乌说：“咱们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建设，教育必需先行，必须培养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必须打破过去那一套旧的政策和观念，尤其对知识分子干部，不能求全责备，要大胆信任、放心任用。我们不只一次伤害过知识分子，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这里所说的“打破过去那一套旧的政策和观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所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要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早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就下过一个英明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最能证明毛主席这一论断的英明和伟大的，恰恰是修者们的知识分子政策从反面证明的。

　　我们看一看按修者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政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当今现状：

　　现在的干部都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贪污受贿者之多，己经到了没有任何新闻性可言，属于正常现象的程度。现教育界本身也成了“马户又鸟”的怪象丛生之地：党校教授反党、大学教授以不让毕业，威逼性侵女研究生、女博士生。而在过去十分罕见的教育特权现象如今也是层出不穷，董小姐的4十4特权模式、边疆定向委培政策，内蒙一共就两个名额，一个给了那尔那西，另一个给了那尔那西的母亲。而医学领域的某些知识分子，道德沦丧到了禽兽不如的程度，协和医院一位姓肖的医生为了点私情居然把手术做到一半的病人，撂下四十分钟不管不顾，仿佛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病人是猫狗。比这更令人发指的事发生在一位叫刘翔峰的医生身上，此畜牲把病人好的器官割下来卖钱，又把以往其他病人身上取出的结石，塞进并没有长结石的病人体内，然后告诉人家长了结石需要动手术。这种丧尽天良、十恶不赦的知识分子只有修者们才能培养出来。

　　宋乾坤对郎涛说：“改开以来，我们国家每年派出的公费留学生成千上万，可回国服务的并不多，你能回来很不容易，我们要当成宝贝疙瘩重点培养”。从宋乾坤的话语中足以让我们可以看出修者们不知羞耻和崇洋媚外的一面。国家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培养出的优秀学生，你们用公费大批的送国外留学，而回国效力的又是极少数，往轻了说，这难道不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吗？往重了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卖国啊？就这些修者们还觍着脸说，真是不知羞耻。好不容易回来一个留学生就要重点培养，这不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心里在作怪吗，这不就是典型的崇洋媚外吗！

　　二、修者的经济改革

　　在小说《黑与白》中最能代表修者经济政策的是关于东江钢铁厂的改制和后来与美国杜克公司并购的故事。东江钢铁厂本是工人们白手起家，在一片荒野中建设起来的。改成东钢公司后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高达三百万，中层管理人员年薪三五十万不等，而工人们的月工资才一二千元，就这样还有许多工人被下岗。而如果东钢公司被美国杜克公司并购后，又会有一大批工人下岗，所以工人们团结起来抗议东钢与杜克公司并购，结果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带头抗议的几名工人有的被抓有的被判刑。当并购合同准备正式签字时，工人们再一次举行了抗议活动，而刚到任的省委书记陈沂蒙听说此事，立即赶到了现场，在与工人们交流之后，他决定暂时叫停东钢与杜克公司并购之事。

　　主抓东钢与杜克公司并购这事的是省长罗宝昌，并购之事被陈沂蒙叫停之后罗宝昌的情绪十分低落、消极怠工。而罗宝昌是宋乾坤重点培养亲自提拔起来的干部，所以当罗宝昌和郎涛来看他时，他马上给罗宝昌鼓劲、打气：“东钢的改制和并购是经过中央同意的，你们省委省政府只不过是执行了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嘛，有什么好怕的呢？至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改革本身去解决，而不是以此为借口停止改革。既然这样就没理由担心新来的书记把东钢这些年的一系列改革成果全盘否定。这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中央精神……”这颇有“远见卓识”的话语足以使人感受到宋乾坤在政治上的狡诈和老辣。稍后他对郎涛讲的一席话同样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大众艺术是全省第一家上市的文化公司，对东江的文化产业改革有示范性意义，不仅不应该降低庆典规格，而且应该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大张旗鼓地办好，办出影响来！不仅你这个宣传部长要出席，省长也应该出席，通过办这个庆典牢牢掌握主动权，尽快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

　　罗宝昌和郎涛听了宋乾坤这番话，很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之感。而我们从读者的角度看到宋乾坤这些话，深深感觉到他对“改革”是多么的热心、多么的拥护又是多么的坚定。而如果我们再换到另一个视角，也就是把东江省的改开看作中国改开的一个缩影时（读者正应该这么看，因为只有从这个视角才能领会出《黑与白》的真正意义和艺术价值），那么宋乾坤的修者典型性就会越加凸显，因为此时他的地位已经从省部级干部上升至国级领导，这样我们再去体味宋乾坤对罗宝昌、郎涛讲的那番话，就能领悟出其中大有指引方向、垂帘听证的意味。可以说在《黑与白》中宋乾坤这个典型修者就是改开的代名词。必须指出宋乾坤倡导的改革与陈沂蒙所想的改革是有本质区别的，陈沂蒙所要的改革是要考虑群众利益的，而宋乾坤、罗宝昌、郎涛们的改革是对少数人有利，对百姓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甚至象东钢的改革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三、修者对群众及造反派的态度

　　毛主席一贯要求领导干部要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可以肯定的说，一个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他会自觉的与人民群众相联系，因为只有这样工作才能作的更好。而修者型干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就像中国最大的修者掌权后所说的那样：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

　　宋乾坤在小说中与普通群众接触的场面非常少，但从“岛上行”这个故事情节里仍可以看出他对待老百姓态度的端倪。杜威开车送宋乾坤一家离开凤凰岛，车开到渡口时当地的一些人把车围住，他们哭天喊地的样子像是有什么冤屈要诉说。宋乾坤皱着眉不耐烦的问杜威：这些人嚷什么？杜威赶紧下车去问原由。回到车上后说：“宋老，是岛上的几个钉子户，拒绝拆迁、漫天要价、到处上访，这不，跑到渡口拦车……真是岂有此理。现在这些刁民太不知足，让他们搬到城关，哪一点不比在这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好……”

　　宋乾坤对杜威说的话毫无反应，微闭双目，一副超然事外的样子。杜威在宋乾坤面前说话一向是谨小慎微的，他敢于当着宋乾坤的面称普通百姓为“刁民”，说明他心里有数，早知道宋乾坤对此是认可的。而对于拦车百姓的拆求，其中有没有合理因素，宋乾坤也是不闻不问、毫不在意的，在他心里根本就不存在群众利益这一说。他曾对郎涛传授仕途发展之道：“社会就是一个大江湖，官场是一小江湖，做人就是把这两个江湖吃透。”这就是宋乾坤的处世哲学。江湖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所谓把两个江湖吃透，不过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世故滑头而已，没有什么高尚的精神追求和信仰可言，只是在追名逐利、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互相利用等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动物世界中转来转在罢了。而群众利益、集体利益对于江湖之人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了。

　　宋乾坤和所有的修者一样与造反派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宋乾坤的女儿宋晓帆与大江市造反派头目程国军相恋，宋乾坤知道后拚命反对两人结婚，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住，为此父女俩好几年都不来往。待文革结束后，造反派成了被整治的对象，这时宋乾坤又竭力鼓动女儿和程国军离婚，并且很不人道的逼迫已经怀孕在身的女儿把孩子打掉。

　　从宋乾坤对待女儿的婚姻上，足以看出他对造反派的人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离婚后的宋晓帆成为了一名作家，再往后跟随另一位作家也是她的情人李鑫去了美国。二人在美国生活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后，李鑫在美国又有了新的相好，宋晓帆知道后果断的离开了李鑫，开始在美国独自生活。时间并没有过太久，命运鬼使神差的将她和白文牵扯在了一起，在白文的热烈追求下，宋晓帆和白文正式结为夫妻。这桩婚事的诡奇之处在于，白文的父亲也就是宋晓帆的公公，不是别人正是宋乾坤抗战时期的老对手，军统特务白寿和。

　　宋乾坤过去一直被人怀疑、举报与白寿和有着某种隐秘关联，宋乾坤对此是煞费苦心，极力掩盖、否定他与白寿和有任何瓜葛。但在反右和文革时期宋乾坤为此还是没少吃苦头，反过来他也把举报他的人整治的够呛。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宋晓帆与白文正式结为夫妻无异于在向人们昭示：已经进入一个无需追问过去，与革命告别了的时代；这是一个修者与资产阶级可以公开、真正成为一家眷属的时代；自然也是修者和资本共处共舞的时代。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它注定也是一个蕴蓄革命火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