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毛泽东对“横渠四句”的革命性超越

　　北宋大儒张载，曾以其千古传颂的“横渠四句”，为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树立起了一个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最高人格理想和政治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气魄宏大的誓言，如同一座巍峨的思想丰碑，在长达近千年的封建社会及其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去思考宇宙的秩序、人民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政治的终极目标。然而，这句誓言，也恰恰如同一曲最深沉的、最悲壮的千古悲愿。在那个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作为天经地义的漫长黑夜里，无论这些士大夫的用心是何等良善，其情怀是何等高尚，他们的理想，都注定只能是悬浮于残酷现实之上的、一种无力的、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的道德咏叹。

　　历史，在无情的、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中，冷眼旁观着麦子的千万次枯荣。一代又一代的“生民”，在无尽的苦难中，重复着被奴役、被压榨的命运。

　　直到一个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以其排山倒海、石破天惊的气势，宣告了一个崭新纪元的到来。这个声音说：“人民万岁！”

　　“麦子熟了几千次，人民万岁第一次！”——这句看似质朴的诗句，实则蕴含着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判断。它标志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旧秩序，被从根上彻底颠覆了。它标志着，张载那四句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辉的千古悲愿，第一次，被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彻底革命的方式，不但完全地做到了，而且从根本上，对其进行了最深刻的扬弃和超越。

　　本文旨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系统性地、逐一地，对“横渠四句”进行阶级性的、历史性的解剖。本文将深入论证，为何在毛泽东之前的任何统治者、思想家和改良派，都注定无法实现这四句誓言的真正内涵；并进而深刻地阐明，毛泽东同志，究竟是如何通过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将这四句精英的、唯心的、充满了局限性的“悲愿”，历史性地、创造性地，转化为了一场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唯物的、具有普遍解放意义的伟大革命实践。

　　一、“为天地立心”：从唯心主义的天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革命

 

　　“为天地立心”，是四句之首，是建立一切功业的思想总前提。它探讨的是，我们应当为这个世界，确立一个怎样的根本法则、核心价值和终极秩序？在这个最根本的世界观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展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的对立。

　　1.1儒家“天理”的阶级实质

　　在以张载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中，“为天地立心”，其核心，就是要体悟和确立那贯穿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之中的、永恒不变的“天理”或“道”。这个“理”，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善的、和谐的。

　　然而，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锐利武器，来剖开这层温情脉脉的哲学面纱。这个所谓的“天理”，其在人间的具体体现，究竟是什么？它就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整套旨在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森严的社会秩序。它将皇帝作为“天子”，将其对人民的统治，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天命”；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说成是社会结构中“天然”的、和谐的一部分。

　　因此，儒家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其阶级实质，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永久统治，提供一套最精致、最完备、也最具有欺骗性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证明。它是一种典型的、为剥削制度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它的“心”，是地主阶级的心；它所立的“理”，是压迫人民的理。

　　1.2“心”的迷失：从王阳明到资产阶级改良派

　　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对程朱理学发起了挑战，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将世界的本源，从客观的“天理”，拉回到了主观的“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向内心寻找力量的哲学，在面对强大的、现实的封建专制制度时，最终也只能导向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知行合一”的自我完善，而根本无法触动现实的社会结构。

　　近代以来，国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苦地寻求新的“心”来救国。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再到康梁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他们试图为中国这个衰老的“天地”，换上一颗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心”。然而，由于他们不敢、也不能彻底地砸碎旧有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不敢真正地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他们的“变法”和“改良”，最终都如昙花一现，迅速归于失败。他们的“心”，本质上，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软弱的、依附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心。

　　1.3毛泽东的“立心”：以彻底的唯物史观重塑乾坤

　　只有毛泽东，才第一次，真正地、科学地、彻底地，为中国这片“天地”，立下了一颗崭新的、属于人民的、能动的心。这颗“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毛泽东所立的这颗“心”，彻底地颠覆了几千年来的一切旧哲学。它宣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超然物外的“天理”或救世主，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以及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它宣告：历史的创造者，从来不是什么“圣人”、“英雄”或“天子”，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它宣告：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成文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颗全新的“心”，第一次，将世界的解释权和改造权，从神、从皇帝、从圣人的手中，夺了回来，交到了人民自己的手中。它不再教导人民去“顺天应命”，而是号召人民去“改造世界”；不再要求人民去“敬畏天理”，而是鼓励人民去“认识规律、驾驭规律”。毛泽东通过将这一科学的世界观，灌输给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党，将其普及给亿万工农大众，就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才是翻天覆地、开天辟地的、真正的“为天地立心”！

　　二、“为生民立命”：从“民本”思想的恩赐到“人民万岁”的主体确立

 

　　“为生民立命”，是“立心”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直接展开。它探讨的是，如何安排人民的命运，如何安顿人民的生活，如何确立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更是与中国历史上一切旧的“民本”思想，有着云泥之别。

　　2.1封建“民本”的虚伪性：人民只是被统治的“根本”

　　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中，不乏充满了智慧的“民本”思想。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对于一个政权存续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民本”思想，其立足点，始终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它将“民”，看作是国家政权的“根本”（根本），但这个“根本”，是一个被动的、需要被“善待”和“安抚”的对象。统治者之所以要“重民”、“爱民”，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地、稳定地维持下去，是为了防止“水”将自己的“舟”倾覆。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民，永远是被治理、被教化、被统治的客体。他们最好的命运，也无非是遇到一个“圣君明主”，能够“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让他们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们的命运，是被“立”的，是被统治者所“安排”的，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2.2“广厦千万间”的悲愿：无法实现的士大夫同情

　　杜甫的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这种士大夫阶级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当诗人自己在饥寒交迫之中，他所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推己及人”、“己饥己溺”的博大胸怀，确实令人感动。

　　但是，这首诗，也恰恰最深刻地，暴露了这种同情的、根本的无力感。面对苦难，诗人的答案是什么？是一个虚幻的“安得”——即“如何才能得到？”。他不知道答案，他只能幻想，幻想有一天，能有一座巨大的房子，从天而降，来庇护所有的穷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全部善良，最终，只能凝结成一声无力的、指向未来的悲愿。因为，他们，绝无可能去号召和组织这些“寒士”，去亲手推翻那个造成了他们无家可归的、不公正的土地制度。

　　2.3毛泽东的“立命”：从“人民万岁”到人民当家作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其响彻云霄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高呼：“人民万岁！”

　　这一声呼喊，其历史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绝不为过。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不是高呼“皇帝万岁”或“我的国家万岁”，而是将“人民”，置于至高无上的、“万岁”的地位。

　　这声呼喊，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历史颠倒。人民，第一次，不再是作为被统治的“根本”，而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毛泽东为“生民”所立的“命”，不是去被动地接受统治者的“安排”，而是要让他们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如何掌握？毛泽东紧接着，就通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实践，给出了具体的、物质的答案：

　　在经济上，通过土地改革，将土地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到亿万农民自己手中，让他们第一次，拥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生产资料。在政治上，通过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让普通的工人、农民，第一次，能够将自己的代表，选入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文化和身体上，通过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普及教育，改善医疗，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让他们第一次，拥有了作为“人”的尊严和全面发展的权利。

　　毛泽东，不是去幻想一座“广厦”，而是领导着亿万人民，亲手去打碎那个旧的、吃人的世界，并亲手一砖一瓦地，去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崭新的、能够为他们遮风避雨的社会主义大厦。这，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的“为生民立命”！

　　三、“为往圣继绝学”：从复古的经学到革命的马列主义中国化

 

　　“为往圣继绝学”，探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和思想道统的传承问题。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一口号，往往意味着对古代儒家经典的、保守性的回归。而毛泽东，则以其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对这一口号，进行了最深刻的、创造性的改造。

　　3.1“往圣”与“绝学”的真相：维护封建道统的努力

　　在传统的儒家话语体系中，所谓的“往圣”，指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被奉为圭臬的古代圣人。而所谓的“绝学”，则往往指的是，他们认为被后世（特别是被佛、道等“异端”思想）所“污染”了的、最纯粹的儒家道统。

　　因此，历史上大部分的“继绝学”运动，例如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以及宋明理学的兴起，其本质上，都是一场文化上的“复古运动”。其目的，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重新确立和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为维护和加强现实的封建专制统治，提供思想武器。它所“继”的，是统治阶级的“学”；它所要“绝”的，是那些不利于其统治的“学”。

　　3.2从“全盘西化”到“中体西用”的迷途

　　到了近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继绝学”这个问题上，再次陷入了迷茫。

　　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了“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其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全部根源。这条道路，必然导向民族虚无主义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附庸。

　　另一部分官僚和改良派，则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们企图在保留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本体”的前提下，仅仅嫁接一些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技术“应用”。这条道路，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被证明是彻底的破产。

　　这两条道路，都未能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思想出路。

　　3.3毛泽东的“继往开来”：以马列主义为体，融中华优秀文化为用

　　只有毛泽东，才真正地、科学地，解决了“继绝学”这一历史性难题。他所“继”的，不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往圣”，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所产生的、最先进、最科学、最革命的“新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所要“继”的“绝学”，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在当时中国，几乎被所有人忽视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科学。

　　然而，毛泽东又绝不是一个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他深刻地指出，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提出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另一方面，他又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去。

　　他从中国古代的兵法中，汲取了战略战术的智慧；他从历代的农民起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用中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最明白晓畅的语言，来阐述最深刻的革命道理。最终，他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光辉的毛泽东思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往开来”！他所开创的，是一门既是科学的、又是民族的；既是无产阶级的，又是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掌握的、崭新的、能够指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新绝学”！

　　四、“为万世开太平”：从“治乱循环”的旧太平到继续革命的新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是前三句的最终归宿和最高政治理想。它追求的是一种长治久安的、永恒的和平。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真正的“万世太平”，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毛泽东所开创的“太平”，在性质上，与以往任何时代的“太平”，都有着根本的不同。

　　4.1封建王朝的“太平”：剥削秩序下的暂时稳定

　　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一些被后世所称颂的“太平盛世”，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

　　然而，这种所谓的“太平”，其真相究竟是什么？它不过是在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的封建王朝，为了恢复生产、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让步政策”。地主阶级，暂时地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使得社会矛盾，暂时地得以缓和。

　　但是，这种“太平”，第一，是建立在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之上的；第二，它丝毫没有改变地主剥削农民这一根本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因此，只要这种剥削关系存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必然会再次加剧，阶级矛盾必然会再次激化，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就又在酝酿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封建王朝的“太平”，不过是两次大动乱之间，一个短暂的、虚假的、建立在剥削秩序之上的“稳定期”而已。

　　4.2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和平”幻梦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曾幻想，能够通过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来为中国带来“和平”。然而，这个幻梦，迅速地就被北洋军阀的混战、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所彻底地击碎了。

　　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不具备统一全国、实现内部和平的能力，更不具备抵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和平的能力。他们所许诺的“和平”，最终，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4.3毛泽东的“新太平”：以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人民江山

　　毛泽东所开创的“太平”，是一种性质上全新的“太平”。

　　首先，他通过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真正统一，结束了中国百年来长期战乱和分裂的局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太平”功业。

　　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和平，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取得了政权之后，被推翻的阶级敌人，随时企图复辟；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也对我们虎视眈眈；甚至于，在共产党内部，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为了保卫这个来之不易的、属于人民的“太平”，就必须建立和巩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人民的“护身符”。

　　更进一步，为了从根本上，跳出那个“人亡政息”的“治乱循环”周期率，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号召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种“新太平”，不是一种静止的、和谐的、没有矛盾的“稳定”，而是一种动态的、充满斗争和警惕的、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来不断地克服矛盾、战胜敌人、从而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的、革命的“太平”。

　　五、历史的“质变”：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从人民到“人民万岁”

 

　　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融会贯通，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将张载那四句充满了精英色彩和唯心主义局限的理想，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人民性的革命改造，从而实现了历史的“质变”。

　　5.1“人民万岁”的哲学意蕴：四句誓言的革命性升华

　　“人民万岁”这句口号，是毛泽东对“横渠四句”最凝练、也最深刻的回答和超越。

　　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代替了“为天地立心”的封建天理；它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革命实践，代替了“为生民立命”的精英恩赐；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真理，代替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复古道统；它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态和平，代替了“为万世开太平”的治乱循环。

　　这声呼喊，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法理，更是对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哲学的庄严宣判。

　　5.2从“自在”到“自为”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阶级，分为“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两个阶段。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亿万劳动人民，虽然客观上作为一个被剥削的阶级而存在，但他们缺乏科学的理论武装和统一的组织领导，处于一种分散的、不自觉的、仅仅是“自在”的状态。

　　正是毛泽东同志，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相结合，通过缔造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先锋队，才第一次，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历史性地，提升为了一个认识到自身历史使命、并为之自觉奋斗的“自为的阶级”。这个从“自在”到“自为”的飞跃，正是我们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质变”所在。

　　5.3永恒的福音：打破周期率，走向人类解放

　　因此，毛泽东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成功的”开国帝王。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帝王，不计其数，但他们，都只是在旧的剥削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着“治乱循环”。

　　毛泽东的根本性不同，在于他所领导的，是一场旨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他所开创的事业，其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打破这个周期率。他为中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所指明的，是一条通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崭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道路。

　　这，才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也是他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真正的“福音”。

　　结论

 

　　综上所述，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道德理想和政治抱负，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是一种崇高的、但却无法实现的“悲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阶级立场之上的，它无法找到一条真正能够发动人民、改造世界的科学路径。

　　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则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对这四句古老的誓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的革命性再造与超越。

　　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中国这片天地，立下了一颗全新的、属于人民的“心”；他用“人民万岁”的庄严宣告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实践，让亿万“生民”，第一次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崭新的、科学的“绝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继”往圣而“开”来；他领导人民，打碎了旧世界，并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保卫人民江山、打破历史周期率，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革命的“太平”。

　　“麦子熟了几千回，人民万岁第一次！”——这句诗，以其最凝练的语言，道出了毛泽东同志所实现的、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他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历史的断裂与新生。他终结了一个由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旧纪元，开启了一个由人民自己创造历史的新纪元。因此，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更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指引着人类解放方向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