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经济增长问题考察

　　库兹涅茨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需要指出不同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和利益冲突。很显然，这个定义有所缺陷，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和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矛盾。

　　什么是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里的“能力”似乎体现为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提升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基础之上的。库兹涅茨：“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这里所包含的论断就是技术并非中性的，也不是孤立自主推动的，没有先进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也难以发展起来。所以，经济增长的“能力”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而实现的资本积累能力。从而技术往往受到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目的。

　　库兹涅茨以现代经济增长为例子，正确地指出，蒸汽和电力，以及使用它们所需要的大型工厂，是与家庭手工业、文盲或奴隶制不相容的。显然，就连庸俗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但是资本主义雇佣制为何能“促进”技术？在这一点上，库兹涅茨并未给予回答，他接着说：“农村生活方式，巨大和延伸的家族形式，以及崇拜宁静的天性，同现代技术互不相容的。”这也是正确的，相较于萨缪尔森的理论，库兹涅茨算是较为开明一点的庸俗经济学。

　　不过，说辞依然模糊，因为他总是找不到资本积累作为技术条件推动的内在动力，也就是内在矛盾的地方，这也是决定了资本主义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其他非资本主义则不能适应，从而退出历史舞台呢？库兹涅茨也没有给出一个真正的界定。

　　随后，库兹涅茨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

　　第一，在发达国家中按人口计算的产量的高增长率和人口高增长率。这就等于说是一种“良性循环”的预想标准，在他那里，人口增长提供充足劳动力，支撑生产扩张，生产扩张又通过收入增长刺激人口增长，不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客观上需要更多劳动力，但这种需求是相对的、有弹性的。一方面，资本积累推动生产规模扩张，需要追加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因此，即使总资本增长，若可变资本增速慢于不变资本，劳动力需求反而可能减少，这就不可能存在高增长率和人口高增长率理想均衡增长状态，从事实上来看，19世纪末之前，美国1900年总和生育率3.5与高死亡率并存的传统人口模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深入，美国女性大学入学率从1900年的2%升至1950年的25%、婴儿奶粉、公立教育等工业消费品普及，不过，生育率开始持续下降，美国总和生育率从1900年的3.5降至1950年的2.2，接近更替水平2.1，以至于现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老年人口结构，俗称“人口老龄化”；

　　第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即包括所有投入之单位投入量的产出率是高的，即使在投入中除了包括生产性最大的劳动力以外，还把其他生产要素包括进去，增长率也是过去增长率的很大倍数。呈现一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过，这种生产率增长的核心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这种技术革新被全社会普遍采用，成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时，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会普遍减少，劳动力价值才会普遍降低，从而全体资本家共享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不过，从实物量增长考察，我们的库兹涅茨是正确的，但要从价值来考察，那么把其他生产要素考虑进去就是错误的。从价值角度考察生产率增长时，“全要素生产率”的表述需严格限定其内涵，若“全要素”包含不变资本或其他非劳动要素，其“效率提升”仅意味着这些要素的价值转移效率提高，例如，更耐用的机器使单位产品分摊的机器价值减少。真正的新价值增长始终源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支出的劳动量超过其自身价值的部分，即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三，经济结构的变革速度是高的。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包括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工作，以及在当今的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规模变化。不过，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本质上是物质生产部门“自我扩张”的产物。但是随着金融资本的支配，使得服务业“独立的幻想”掩盖了这一本质过程。不过，我们还要区分，因为，有一类是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另一类是纯粹的寄生性劳动，如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奢侈性服务，所以，并不作为独立产业来考察。而生产单位的生产规模扩大就非常好理解，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必然推动生产单位的集中如工厂制取代家庭作坊，进而通过兼并、联合形成垄断资本。同样，库兹涅茨含糊其辞又说了一个要素，即从个人企业转向非个人组织的经营，通过集中分散的个别资本，突破个人企业规模限制，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下进一步对私人的扬弃，但依然保留私有制度。

　　第四，密切相关并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也改变得非常迅速。在这方面很容易就想起城市化和教育与宗教的分离，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将其看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城市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业资本需要集中劳动力以提高协作与分工的深化，这要求工厂与工人住宅区在地理上的高度聚集，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性推动城市不断吞噬周边农村，将分散的土地、人口与资源整合为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不过，这种所谓“现代化”显然已经带来了深刻地阶级对立，而非其他。

　　第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不断增强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运输和通讯方面，从而具有了向世界其他地方伸展的趋势，这样就使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统一体，这也就是资本全球化。铁路、轮船与电报的普及以及航空、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飞跃，都将其成为资本扩张的物质基础，突破地理限制，从而降低流通成本、强化全球控制而积累的技术手段。这种“统一体”并未消除矛盾，反而放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全球范围内，一方面是高端产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全球数十亿人口的基本需求如粮食、医疗无法满足。一方面是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是全球12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冲突，从贸易战、科技战到地缘政治对抗，帝国主义垄断利益集团争夺全球控制权的表现。

　　第六，尽管现代经济成长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局部影响，但是它在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中的传播还是十分有限，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的潜力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

　　总之，这六个特征被库兹涅茨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而这六个特征又相互关联。同样，很多经济学家都有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幼稚想法，如我们的库兹涅茨所说：“在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相当稳定的情况下，按人口平均产量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高速增长；而平均工作小时的减少意味着每人/时的产量有更高的增长率。……就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高的，并且，确实反映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纯消费的巨大提高。”好似劳动时间缩短与劳动生产率是呈现正向关联的，“劳动时间减少”与“每小时产量增长”被视为正相关的因果关系，甚至成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用现在SNA核算体系的说法，就是人均GDP提高。

　　不过，这种假设没有依据，劳动时间是否调整尤其是缩短或者延长工时并不是技术决定的，我们都能够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结合历史实例，比如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的引入本应减少劳动时间，但实际工时反而延长，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为了最大化剩余价值，通过延长工时榨取更多利润，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主导，从而起到阻碍作用。   的确，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商品的劳动时间消耗，可是资本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进一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技术进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理论上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但资产阶级为维持利润，只会将技术红利转化为资本积累而非劳动解放。我们很多国际工人运动史就已经打破了这种谎言，工人们通过集体斗争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等重要权益。

　　其次，人均产量的增长本质上是资本支配劳动的结果，其分配由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规律决定了“人均纯消费提高”并非必然结论。库兹涅茨将“生产率增长”与“消费提高”直接关联，忽视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对抗性。很简单的道理，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为什么蛋糕总是做那么大，自己总是越来越陷入贫困化。

　　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直接表现为单位时间内单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加，而非劳动者自身福利的同步增长。这一点在我对萨缪尔森的批判中已经以事实揭露了。如果广大劳动人民都能够享受到人均产量成果，那么还会出现亿万富翁吗？这些亿万富翁的钱怎么来的呢？这就是自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库兹涅茨包括现在基于SNA核算体系作为依据的学者，他们总是将这种指标抽象化表述，对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占有以及劳动力实际获得的必要产品的具体状况是闭口不谈的，而总产品的增长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导致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即劳动者获得的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下降。从而，我们越创造社会的财富越多，我们也就越来越贫困。这个时候，经济学家们就用总量的增长来掩盖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