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青：没有世界眼光就不能领导抗战胜利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分析国际和国内主要矛盾运动变化及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揭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为战胜法西斯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策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将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变局的高度进行分析，展现出宏阔的国际视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和敏锐判断，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中流砥柱、领导抗战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原因。

　　以世界眼光揭示必胜前景

　　中国共产党将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进行定位，系统解析日本侵华战争引发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与全球战略态势演变，科学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同国际主要矛盾形成结构性关联，中国抗日战争已突破地域性战争，成为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德、意、日等国建立法西斯政权。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进行英勇抗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世界正处于“各国帝国主义内部互相矛盾冲突，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更剧烈发展的时候”，“必然引导它们到第二次公开的厮杀”；在太平洋上，日美之间的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是“它们这冲突火并不能放过的战场”。9月22日，中共中央就九一八事变作出决议，再次指出事变会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行动，不仅给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而且“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会议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将削弱反革命力量，“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处在有利的环境中”，“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毛泽东同志随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从全局高度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

　　中国共产党同时注意到其他遭受侵略和压迫的民族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并将之与中国抗战联系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战争及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使国际时局呈现“突变性与急转性”特征，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他还高度评价西班牙人民抵抗德意武装干涉的斗争，认为“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血战”。与此同时，党也注意从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中吸取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两场战争中革命力量失败的各种因素，并与中国抗战进行比较，充分阐述中国抗战的独特优势和光明前景。

　　在这样的世界眼光下，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方针，为抗战胜利建立坚实的思想战略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会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它“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它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是正义的、进步的，“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从国际方面看，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世界局势的演变，尤其是德波战争、苏德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世界战局的影响，充分证明党对中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态势的深邃洞察与科学研判。

　　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战争有关的各种因素置于对立统一、动态转化的过程中统筹思考，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

　　1936年7月，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抵抗日本侵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愿意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还分析建立这种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的不愿参加一场新的帝国主义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一些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与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苏联奉行和平方针，无意征服或剥削别的国家。因此，在反战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成立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是可能的。在回答可否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同这些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这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提供了理论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向全世界公开发出呼吁，表示愿意“联合和平阵线的国家，联合世界上一切同情抗日的民族与国家，联合英美法苏，特别需要紧密的联合英美法等国内部坚决的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签订日德主导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后，中国共产党严正指出，英美法等国如果不想再吃纵容侵略者所得的“不利的果实”，就应联合起来给侵略者“以有力的回答”。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建立国际宣传机构、会见外国友人等方式，增进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号召日军士兵共同反对侵略，推动建立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反战组织。

　　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草拟《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进一步提出中国“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再次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范围既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国家、党派以及一切阶层的人民，也包括日本国内反战人士和日本的殖民地的人民，“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

　　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声明拥护。1942年7月7日，《新华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言——为抗战五周年纪念》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

　　坚持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统一

　　历史证明，单纯依靠外国援助是打不赢反侵略战争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提供实质性援助，而且对日绥靖，一度企图牺牲中国，实现对日妥协。直到日本侵略危及它们的根本利益后，才开始援助中国，这种援助从根本上是为了服务它们的利益和战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学把握民族解放战争与外部援助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还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中国的抗战“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中国虽然要努力争取外援，但“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美的在华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争取它们的支持有了更大可能。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首先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的国家，同时争取英美法等国的同情，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它们的援助。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要求，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给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着重指出：“中国的团结 世界的援助 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争取国际援助，如派吴玉章到巴黎作公开演讲，号召各国民众援助中国抗战。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抗战立足点放在自身。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实现抗战胜利的三个条件中，“国际助我一点来说，现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其他同志批评国民党把抗战希望完全寄托于国际援助的错误认识，指出“不应存在着依靠外国的侥幸心理，不能是以外力更生为主，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英、法、美等民主国家之对我外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终于放弃孤立自保的绥靖政策，但又确立“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在欧洲战事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它们不可能给予中国太多援助，反而要求中国配合其在欧洲的军事战略。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要依靠自身进行抗战。周恩来指出，“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如果放弃我们独立自主的立场，即使没有一定战场上的战争的配合行动，也依然得不到民族的彻底解放”。《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无论国际环境如何有利，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依然是要靠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依赖有利的国际环境，幻想盟国替我们打日本，袖手观战，保存实力，坐享胜利之果实，这不仅是无出息的妄念，而且是不可能的幻想”。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分析国际和国内主要矛盾运动变化及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揭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为战胜法西斯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策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我们党的这段历史，对于今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两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