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效率的悖论与劳动者的困境

　　作者按

　　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打算探讨的是一个企业内部的部门分工，以及在工作中怎样处处感受到资本主义对发展生产的桎梏，包括部门之间的冲突、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等级结构对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扼杀等等。

　　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部门之间的分工，随着一个行业不断发展，其内部的分工必然越来越细化。但不同于共产主义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围在篝火边探讨哲学”的设想，也不同于曾经的寮国依据鞍钢宪法进行的打破脑体分工的实践，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链条中的每一个人越来越固守自己的岗位，越来越变得与一台机器无异，并且由生产链条上游的人对下游的人实施统治。车间工人不得不服从监工的命令，监工不得不服从工程师的命令，而工程师又不得不服从根本不参与社会生产本身的总经理的命令，在有些企业甚至总经理也是被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他不得不服从对具体事项一无所知，仅仅是拥有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的命令。

　　以笔者所在的公司为例，公司部门划分是这样的：

　　直接与生产过程相关的部门有：车间工人（分为不同的班组）生产部（负责安排生产和管理工人的部门）质检部（在生产过程中检验产品并出具相应报告）质量保证部（负责与甲方单位派驻过来的监造沟通接洽，监督现场质检过程，负责收集整理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并在项目完工后把所有涉及的文件整理成册提供给甲方）工程研发中心（设计部门，负责设计图纸并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进行技术支持的工程师）计划与执行部（负责在不同部门间进行沟通，与甲方进行接洽，监督项目进度）。

　　与生产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部门有：财务部、采购部、人力资源部、信息文档部、销售部等……

　　在上表中，笔者简单列出了公司内的部门，其中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部门是有着明确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的。笔者所在的部门是质量保证部，在工作中我清楚的认识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拥趸们所宣称的，即便我们不谈论这种结构对劳动者的压迫，仅从他们最关心的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这种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也是极其低效的。

01 工厂中科层制结构的低效

　　笔者经常在陪同甲方派驻的监造去车间见证检验产品时见到如下的情况：某道工序见证不合格，在场从工人师傅到监造都能一眼看出这其实是个小问题，师傅上手修理只要一会会就解决了。但按照规定，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必须呈报给甲方，由甲方相关的技术人员判定后方可进行下一步。这一来二去往往就过去了半个多月，这就是在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领导下，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效率”。而甲方派驻的监造本可对类似的问题网开一面，但甲方公司对他们每个月开出多少NCR（不符合项）甚至有定额要求，产品稍有差池就容易拿他们问责，于是他们也往往只能不近人情的遵照规定严格把关，尽管人人都明白，现场的老师傅知道怎么处理，根本用不着事事禀报上级，而许多规定现在的作用仅仅是被上级领导和官僚用于对下级进行折磨，以及在出问题时把责任方便的甩给下级，根本不适应实际生产的需要。

　　也有的时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确实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生产事故，这已经不属于现场的工人师傅能够当场解决的范围，的确必须上报领导批示。然而这些事故的发生本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那些老化的设备、过时的生产工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早就该更新了，但工人们可没有权力提出相关的要求，中层领导和工程师虽然可以向总经理反映，但资本家大概率不会关心，他只会把资金优先投资到新的项目上面，所以对他们来说也还不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脱离生产实际的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却领导着整个社会生产，置生产的实际需要于不顾，完全无视最了解实际情况的车间的诉求，其结果就是早晚要出重大生产事故。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公司就连续出了两三起重大生产事故，听说甲方对公司处以了罚款，公司现在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老板整天闷闷不乐的，然后就撒气给下属，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原因。对于这种蠢货，我只想说他完全是自作自受，如果某一天公司破产了，那也是他个人的无能和目光短浅导致的。

　　又比如，具体的生产过程需要遵循一本名叫“质量计划”的小册子上编制的流程，而质量计划是由项目相关的设计人员负责编制的。但笔者已经不止一次和质检部的同事面对着质量计划感到无从下手了，因为有的时候它编制的流程和实际生产过程存在巨大的差别，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这反映出编制质量计划的设计人员脱离生产的实际，这仍然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下必然产生的问题。

　　此外，部门之间的推诿和明争暗斗也是笔者经常遇到的问题，令人觉得很心烦。作为一名新人，笔者曾被其他部门的老同事塞了一些本可以不属于其所在的部门的工作，这时候笔者的部门领导总会提醒哪些活不要接，和其他部门发生其解决不了的冲突时有时候也需要我的部门领导出面解决（笔者明显感觉到部门领导有一种维护本部门成员共同利益的意识，我称之为“部联主义”，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详细论述）。在办公室内吐槽其他部门的同事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麻烦则是最常见的聊天内容之一。

　　基层的生产人员毫无自主权，只能做一名被动的服从上级命令的机器；工厂里急需更新的设备和生产工艺，应当改进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无人问津，工人们对此没有话语权，中层领导们觉得事不关己，而资本家本人可不会把赚得的利润“浪费”在这种事情上，还不如多去投资些新的项目；生产链条中游的设计人员脱离生产实际，导致其编制的技术文件给基层人员带来更多麻烦；中层的管理人员迫于上级压力，同时也是为了自保，不得不违心的行使手中的权力向下级施压；每个人只想做好自己手头被安排的工作，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明争暗斗，极力避免本部门被分到更多的权责。这就是笔者观察到的所谓“高效”的资本主义生产。

　　每当这种时候，笔者总是会想起鞍钢宪法，其核心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仅仅在改变了所有制后就高枕无忧，作为残留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企业内部的科层制结构同样会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消灭脑体分工、实现工人阶级对生产端的领导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一环。

　　强调工人阶级自下而上领导，尽可能的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的鞍钢宪法，和由资产阶级自上而下领导，劳动者对生产完全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兴趣，不同岗位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和固定化，使得工人不懂设计、设计人员脱离生产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多么不同啊！只有在实际参与了生产实践，并对企业内部运作的模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性的观察后，笔者才真正领悟到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低效的，而社会主义却能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增长，并且那时的群众中有许多人能够感到劳动是他们的需要而不是一种苦役，从劳动中收获乐趣与成就感。

02 关于纯粹的“工人阶级领导生产”

　　笔者已经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从左的角度论证了鞍钢宪法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企业运行模式的先进性，但是有一些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鞍钢宪法仍然太右了。他们说鞍钢宪法所要求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是一种“阶级合作”，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官僚”进行了“妥协”，因而不能算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还有一些人认为，鞍钢宪法的原则固然好，但并没有在寮国的大部分工厂真正得到普及，后来大部分工厂还是逐渐回到了由党和领导干部决定大部分事务，工人脱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脱离体力劳动的旧模式。他们认为这说明那时的实践道路并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正确方向。

　　对于这些先生们，我只想问你们参与过、观察分析过真实的社会化大生产吗？笔者在生产实践中，一方面感受到劳动者自身掌管生产的重要性，领略到车间工人师傅出色的技艺，看到了技术人员和领导层相比基层劳动者是渺小的；但另一方面笔者也认识到，无产阶级掌管生产的前提是他们具备相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花时间学习的，而消灭脑体差别、消灭生产中的固定化分工的任务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的分工将长期存在，因而以上三者必须在生产实践中充分结合、互相学习。而在那些无产阶级过分不成熟，在他们尤为不适应工厂内的劳动纪律，尤其不熟悉劳动技艺的地方，这个三结合的天平自然会过分的倒向“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的方面，造成鞍钢宪法无法真正推行下去。

　　在这里尤其想提醒很多同志，习惯于把当年社会主义建设中遭遇的所有挫折都归结为肘子π或阶级敌人的破坏，但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可能每一个鞍钢宪法得不到推行的工厂，都是由于工厂的领导干部贪恋权力或者瞧不起工人。必须从掌握社会生产所需的能力的角度去分析，无产阶级不能把责任都甩锅给外部，对自身的不成熟也要进行严格的批判。正确的解释是，彼时大量工人事实上没有达到无产阶级专政所应当具备的水平，不管在思想意识还是劳动技艺方面。

　　就拿笔者自己来说，作为新人刚刚参加工作时，对本行业和自己的岗位都不了解，不是不得不完全服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的领导吗？只有当我干了一段时间，对自己的工作已经足够熟悉后，我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开始有能力对相关事务提出建议，在做好自己的岗位的基础上，可以去跨领域与其他岗位尝试一下“结合”，打破固定化的分工。这还要考虑到在笔者所处的时代，寮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无产阶级的总人口已经超过半数，笔者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为成为未来的雇佣劳动者而服务的资产阶级教育，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而在从前，大部分工人是刚刚从农民转变过来的，文化水平不高，意识形态上保留了大量小农思想，对于社会化大生产不熟悉。即便社会主义国家努力推广鞍钢宪法，鼓励工人阶级自己掌握生产，但考虑到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彼时的大部分工人恐怕只会比今日的寮国工人阶级更难以接管社会生产领域。

　　从这个角度去回首苏联和从前寮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很多看似矛盾的事情都得到了解释：

　　俄国内战过后，其工业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苏俄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幅减少，许多原本的工人回到了农村。由于当时无产阶级的人数少，且素质低，面临着发展生产的紧迫任务，列宁签署了在工厂内加强自上而下的劳动纪律的法令，并大量聘用旧的资产阶级和专家去管理企业（如果无产阶级暂时没有能力接管社会生产，那只能先让这些人去管理企业，而无产阶级会在这个过程中监督他们并学习管理的技艺）。

　　在1920年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联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恢复，工人阶级在生产端的权力也逐步扩大。然而随着1929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加速集体化和工业化进程，大量原本的农民进城成为新工人，工厂内的劳动强度也增大了。在这个非常时期，苏联政府不得不再次强化领导干部对生产自上而下的领导，以保证计划能够完成。

　　与此同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也在成长，他们熟练掌握了劳动技艺，开始有能力提出创新，逐渐能对生产提出自己的意见，对那些压制自己的工程师以及厂长经理也就越来越不满。于是在1935年，出现了由工人阶级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对生产流程进行改进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从1936年开始的大清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对旧的资产阶级专家和长期压制他们的领导干部进行的一次反攻，旧的管理人员大量被撤职，由工农出身的新专家填补了他们的空缺。

　　再拿寮国来说，随着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人们不得不服从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自上而下的领导。但在几年的经验积累过后，工人们开始有能力对企业管理提出创新，于是鞍钢宪法便应运而生。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诞生的，符合工人阶级逐渐掌握社会生产，逐步消灭脑体差别的客观规律的鞍钢宪法，难道不比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在颅内臆想的一步到位的彻底的“工人民主”更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吗？

　　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中说过：“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那些貌似最革命最激进，以至于觉得鞍钢宪法都过分落后的人，便是不考虑大部分无产阶级的实际水平，跑得太快而使自己孤立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正确的办法便是像笔者一样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亲自体会一名无产阶级逐渐成熟的过程。

　　除了不了解社会生产的实际需要与无产阶级掌管生产的实际水平外，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不了解企业内的管理层、技术人员，以至于荒谬的把这些人全部划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从而认为鞍钢宪法要求的与他们的结合是一种“阶级合作”。在本文的下一部分，笔者将介绍我对这些企业内中层的意识形态观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