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些思想，并不是在人们意识中一夜成型的。它常常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日常生活、教育、语言与情感之中，以至于当它真正成型、鼓噪、被赋权之时，已不再是某种被讨论的观念，而是成为人们下意识遵从的信条，仿佛与呼吸无异。

　　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许多人初识“民族主义”时，常把它与爱国情感混为一谈。它确实打着“爱祖国”的旗号出现，也善于激发群体认同感，甚至在一些反殖民的历史场景中，曾发挥过一定的动员作用。但这恰恰掩盖了它真正的逻辑内核。在表面之下，民族主义并不是关于“共同解放”，它的底色从来都是排他性的。在它的眼中，世界不是由阶级构成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你死我活”的丛林竞争。

　　从近代史走来，人们一再看到民族主义的火焰被煽得高涨，却烧毁的不是压迫者的堡垒，而是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的家园。德国纳粹的兴起便是一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遭遇经济崩溃、政治动荡。本应是资产阶级的战争后果，却被希特勒转嫁成了“民族之辱”。他没有号召人民反抗资本、追责帝国战争的真凶，而是把失败归因于“犹太人”“斯拉夫人”“外来者”。民族主义在此成为最便捷的情绪动员工具，几乎无需事实，只要将“民族”这一符号贴在敌人身上，就足以掩盖资本对人民的压迫、法西斯对民主的摧毁。

　　纳粹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附带的——它是整个国家机器的轴心。从《纽伦堡法案》到水晶之夜，从集中营到“最终解决方案”，这种“民族优先”的逻辑最终以灭绝他人为结局。当纳粹军队跨越欧洲边境之时，他们打着的是“德意志复兴”的旗帜，携带的却是法西斯的利刃。他们并非孤立地“仇恨”某几个群体，而是有计划、有结构地动员整个社会为种族纯化服务。

　　最终，那些在工厂里挣扎的德国工人、农民、普通市民，不是走向阶级解放，而是被推向战壕，成为帝国主义机器的炮灰。种族清洗、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不过是以“民族”之名演出的血腥骗局。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是为大资本与法西斯国家机器续命。

　　而在亚洲，与德国相似，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也是一部民族主义驱动的灾难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过程中，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军部深知，仅靠对内动员是不足以完成“富国强兵”目标的。他们于是创造了一整套围绕“大和民族优越性”的民族神话体系，从“天皇神格”到“八纮一宇”，从神道教育到皇民化运动，将整个社会卷入民族主义塑造的漩涡。

　　特别是在二战前夕，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名义上是“亚洲人的亚洲”，反抗西方殖民压迫。但实质上，它只是日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再殖民——用民族主义的话术来掩盖侵略行为的实质。他们在朝鲜强制更名改姓，在中国制造“皇协军”去分裂民族自觉，在东南亚则大肆掠夺资源、屠杀百姓。一方面说“我们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却将所有非日本民族视作二等人，甚至连战俘都不被视为“有尊严的敌人”。

　　“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这些听起来带着“正义解放色彩”的口号，背后是血腥的殖民扩张、侵略战争。普通日本百姓被洗脑、征兵、牺牲，而侵略所到之处，无数亚洲人民遭受强征、屠杀、掠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哪一国的底层人民是赢家；他们都是被民族主义胁迫的牺牲品，被绑架到资本和军国主义的战壕之中，彼此厮杀。

　　可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并不只是当时某一政权的“错误意识形态”，它反映的正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危机时刻对工人群众进行反革命动员的方式。当经济危机爆发、民众不满剧增之时，最具欺骗性的方法不是镇压——而是转移。不是鼓励群众去思考“谁是统治者”，而是煽动他们相信“是谁出卖了我们的民族”。不是提供真正的社会改革路径，而是提供“荣誉回归”的幻想。

　　“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转移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使他们去仇视外国工人，而不是本国的资本家。”这种判断在一战前夕、在魏玛崩塌的德国、在军国主义膨胀的日本，得到了最惨痛的验证。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遮羞布，是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扭曲器。它不会通向解放，只会引导工人拿起武器去屠杀别国的无产者，为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献出生命。

　　二战后，美苏争霸开启了新的民族主义利用逻辑。尤其是美国，其本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全球传媒、教育、文化工具，以“自由世界”“民主国家”自居，却在全球扶植右翼政权、煽动民族矛盾——在越南，它鼓动南越“反共建国”；在中东，它挑动逊尼与什叶教派的对立；在拉美，它支持反共军事政权以“民族独立”之名镇压左翼工人组织。

　　所有这些例子都在警醒：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常常是阶级剥削的裸露逻辑，是帝国主义为转移国内矛盾、操纵外部秩序的惯用伎俩。民族的情感被利用，但真正得到利益的，永远是那些操纵民族叙事的上层权力集团，而不是街头的工人、乡间的农民、殖民地的平民。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当”，根本不在于它是哪一“民族”建立的，而在于它是否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否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政权的“正统性”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而不是血统、族群、文化习俗的问题。

　　譬如，满清政权之所以反动，不是因为它是“外族”，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对农民起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镇压者，是资本与权力的守旧联合体。若以“外族”作为否定政权的理由，那本质上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史观；只有站在阶级立场上，认清它所维护的是怎样的生产关系、怎样的社会结构，我们才能避免跌入资产阶级叙事的陷阱。

　　简而言之：

　　 “因为是外族，所以不正统”——这是民族主义史观；

　　 “因为代表压迫阶级，所以不正统”——这才是阶级史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这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质的深刻洞察。在这个体系中，无产阶级的命运早已被资本的全球扩张编织成一个互相牵连的剥削网络。各国工人被剥夺的不是“国家认同”，而是生活资料、生存权利和阶级自主性。民族独立并不等于人民解放，只有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出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导叙事，其根本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楚：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它将民族认同凌驾于阶级认同之上，掩盖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民族主义让底层工人与本国资产阶级“绑在一条船上”，为他们的扩张、战争、利益冲突而牺牲，把本应是“剥削者 vs 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伪装成“我们 vs 他们”的民族冲突。

　　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工人、革命者、边缘群体、异见者，都在“叛国”、“分裂”、“卖国”的罪名下被屠杀、被镇压。民族主义成为镇压阶级觉醒的合法外衣，是维稳机制的一环。

　　当全球资本压迫劳动者的结构已然成形，民族主义却往往让工人把怒火投向“外国人”、“外资企业”、“外族移民”，仿佛这些才是压迫者，而自己的资本家、官僚阶层却得以苟延残喘。

　　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早已失去了反帝工具的进步性，反而成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遮羞布。在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是对内镇压、对外掠夺的“合理化语言”，是统治阶级继续让工人流血流汗、互相仇视的工具。

　　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识破这一套逻辑，那他们就只能不断被利用、被煽动、被牺牲。唯有认清敌我边界不在民族之间，而在阶级之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真正的剥削者——本国与他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资本体系，无产阶级才可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话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不是一句理想主义的宣言，而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结构性剖析之上的呼喊。在世界资本的铁网之下，民族之间的争斗只是幌子，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坐在权力巅峰、掌控资源配置、决定谁生谁死的阶级。

　　民族主义并非天然恶毒，但在历史发展到今日的语境下，它已经难以再作为进步的旗帜。它更常是迷雾，是遮蔽人们真正敌人的障眼法。当工人们挥舞国旗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并未拥有祖国？当人民被要求“保卫民族利益”时，是否知道他们捍卫的常常只是垄断资本和军工集团的利益？

　　我们不否认民族情感的存在——那是人类共同体经验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辨清：民族认同不应替代阶级认同，更不应为剥削与战争辩护。如果不能走出“民族第一”的幻觉，无产阶级就将永远被牵着鼻子走，在一次次的民族神话中，为他人流尽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