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龙种生跳蚤原理之一：托派的方法论盲点在哪里

　　马克思和列宁都很重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但是，相当一部分学习马列的人，却成了没有无专思维和政治眼光的纯左派或者托派，出现各种“龙种生跳蚤”的认知扭曲。托派的看问题方式，就属于此种“龙种生跳蚤”的逻辑后果之一，由此，托派的方法论及其盲点，很值得反思和剖析一番。

　　一

　　其实，托洛茨基的思路没有多少奥秘，一般的知识人，都有点本能的孟什维克，本能的托派思维，列宁和毛教员倒是不常见——他们的核心思想，有很多是与常规想象力相悖的内容，反而不容易充分把握到。

　　托洛茨基的主要想象力盲点，就是没有政治领导权观念，按照列宁的说法是看不见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这个口号托洛茨基喊了不少；一个人只要是看不见政治领导权或者没有无专思维，就肯定只剩下行政想象力了。

　　托洛茨基因为没有无专思维也看不见政治领导权，当然也就说不清楚统一战线的成立，是要以自己的领导权建设为前提了，这么一来，资产阶级不愿意主动接受统一战线和被领导的次等统一战线地位——此种状况按照毛教员的看法就是——资产阶级还试图独立地搞旧民主主义从而反对新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著名诊断和药方就是——不断革命论——因为资产阶级不愿意主动进入统一战线还想自己搞旧民主主义，那么就直接灭了丫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著名的诊断和药方，就是托洛茨基的关键想象力所在——没有领导权观念也看不清两种领导权竞争是怎么回事，所以，资产阶级自己不主动接受统一战线，那就选择行政不兼容他们——把他们灭了直接走社。

　　中国本土的托派，也是没有领导权观念，搞不清楚领导权建设和竞争是怎么一回事，本质上就是那种反毛派别的阶段论想象力——这个部分今日中国人很是熟悉，初级阶段论及其背后的经济决定论等等。陈独秀等人的想象力，是嘴硬坚不承认革命失败与他的错误选择有关系，转而强调资产阶级及其旧民主主义还好使管用，所以，争夺领导权本身是不对的——仅仅是在这儿与托洛茨基本人思想联系上了，陈独秀等人认为共产党只应该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到这个生产力发展的临界点，所以社会主义还不能搞，现阶段还是应该听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领导，搞点工会农会与合法斗争，故称为“托陈取消派”。今日中国到处都是变相的托陈取消派，什么初级阶段论、补课论等等，说走资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马院反马、党校反党都是这么玩的，成了一种饭碗和职业利益。

　　二

　　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等人，在方法论或者想象力方面，与列宁和毛教员的差别是——没有政治领导权观念与无专思维，托派反复批判斯大林专制和行政权垄断一切，其实只剩下争夺“解经权”的小算盘了，没有领导权观念和无专思维，就始终看不到如何转化消极被动的分散群众，自下而上地创造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群体，以革命和人民的王道，去替代和接管霸道（自上而下的行政与技术统治）的功能，没有这个替代性的想象力与成功努力，领导权就还代替不了行政的作用。此时，任何过火批判要么踏空了，要么就陷入无政府主义，托派就是困在这儿——要假借马列的旗号，还不想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自己丝毫都没有无专思维和领导权观念——其实布尔什维克多数人也没有深入动员和组织群众的经验，最后只剩下一张嘴了——他们代表民主反对专制，这里就偷偷找回某些资产者的政治想象力了（考茨基就是这样的）。

　　托派看起来很激进，不与资产阶级妥协，不容许他们生存下去，但是，从政治领导权视角看问题，就会发现是基于资产阶级不主动加入或者不接受统一战线，而做出的被动选择。说白了，是没有压力或者引力，去敦促资产阶级接受不那么合乎心意的政治选择，是领导权建设没有成绩的结果。所以，苏联托派表面上的过多否定性，是基于实质性的肯定性力量不足的结果。也正是因为没有领导权观念，托洛茨基本人要求一次性就走到社会主义革命——此即所谓的“不断革命论”，而中国土特产托派，则是“二次革命论”——等待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1980年代的非毛化意识形态设计，就是各种说毛教员超越了历史阶段，背弃了新民主主义或者资本主义。

　　本土托派有关“二次革命论”的论证策略，是一个想当然的话术设计——似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想象力，在1980年代被官府的意识形态经营，给充分复活了，得到了全面论证和推销，形成一种唯生产力论前提下的补课论——这个补课论的背后，推销的就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更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假设。于光远等人就是从这个想象力起步，搞反毛非毛病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想象力还得到邓某人的支持，与此相反，周扬等人有关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则被邓某人否决。

　　托派口头上是要搞革命性的旧社会批判，同时又没有真正的政治领导权观念，这就丧失了真正可靠的新型政治起点，其结果就带来“托派无限可分”——没有无专思维和领导权观念就无法实现共识，所以托派组织内部出现无限的口水战和分裂。看看，左圈现在的口水战多少，这个状况说明：看不清领导权的是多数，这不是本能的托派思维在起作用吗？

　　D先生现在也算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先生了，他狠批毛教员的那种想象力——内含着他看问题的方式——就是一个全能的个人本应该能够主导和决定一切，这个想象力模式，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农民处在“一口袋马铃薯”阶段的想象力——行政权主导一切，行政选择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深处自发性的农民，因为无法组织起来斗争，此种政治上的无能，就转化为一种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幻想好官好皇帝从上面施舍阳光雨露。看不见无专，是一种没有能力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扭曲认知状态，是一种政治思维的盲点。

　　托派嘴硬的地方和思维盲点都在这里，托派嘴上天天狠批专制和行政权垄断一切，其实，他们的想象力只剩下这些了，看看D老师怎么批毛的——他的全部想象力和思维天花板都在这里的。如果D先生，能够说点他有什么政治想象力，说点如何转化群众和建设领导权的事实和经验理解，哪怕讲出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向人们展示一点点单一行政想象力之外的看问题方式，我就愿意相信托派不是骗子，而是真的跟革命的马列主义有点关系。一些托派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天天狠批斯大林专制和行政权主导一切，其实，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天花板，比斯大林还低很多很多，最后就只剩下一张嘴了。

　　三

　　原生托派，都还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只是不知道群众如何变得有觉悟和组织奋斗的路径。而次生托派则全面异化了——这群人在战后得到的倾斜传播机会，其基础基于西方的反共政治需要，与雇主完成系列磨合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他们有高招原本能够把现存社会主义搞成理想国的高明，结果被共产党内部的坏人给破坏了，这样经过扭曲和演化之后——实存的社会主义是革命党内部的坏人投机取巧夺权搞的，是腐败的工人国家和政治专制。这样一来，次生托派就变成了一伙贩卖神药的仙人——他们有更好的高招等待实现，是坏人妨碍了他们；现在，谁要是不信他们贩卖的神药，就不算好人了。

　　D先生就具有这样的头脑，他们的高明主要是从反对和俯视坏人而反向建立起自己的认识高度，为此，他们很信服非毛化时期的无脑创造“管理学的上帝模型”——存在着一个高人能够像上帝那样全能全知全在，永远不受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的阻碍，而完全贯彻自己的想象力。

　　原本，非毛化群体引入上帝模型，是为了给普遍的官场机会主义表现找一个背锅侠——用一个人的不当作为与思想去解释着一切，从而把官僚群体自己的利己和机会主义洗白。次生托派恰好需要一个绝对坏人的模型，来帮助确立自己的高明性和批判性，确立自己贩卖神药的道义高度。在次生托派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好坏，是领导人好坏和想象力高低的函数，没有好的社会主义，是他们那样的好人没有在位的结果——他们的想象力是呼唤一个好人在位的“管理学上帝”出来，而他们自己显然就是那样的备胎。

　　托派D先生之所以大力贩卖和推销非毛化时期捏造的“管理学上帝模型”，反应了某种自我期许以及实现的路径。不过，这样的扭曲想象力，真的属于智慧彻底内卷的表现。毕竟，资产阶级也会关注有限理性，关注信息成本不为零和执行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的现实性”，这些，才是智慧的起点和基础。

　　说白了，真正的政治学理论与知识，是真正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会指导自己去认识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而信服和宣传“管理学上帝模型”的人，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是彻底扭曲和虚假的，那他在这个异化社会里，可能连混饭吃都会感到困难无比。

　　而革命者理性发展，比资产者需要更进一步，把劳动群众从资产阶级的异化与自发性经营中间解放出来，以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确立起革命的现实主义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才看得见无专和领导权。正是在这里，革命者获得相对于资产者的认识高度与改造世界的能力，都依靠革命的王道政治建设及其执行力，大于霸道执行力上限的幅度，这才是革命者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起点与起点。在其反面，托派与王明教条宗派则是一致的，都是看不见领导权的盲动主义者，在这样的眼光里，不管是批判旧世界还是建设新世界，都是没有领导权基础的盲人骑瞎马状态。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