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庆安会馆的“后人”回来了 分享独家记忆
庆安会馆灰塑修复过程视频。
甬派客户端记者 顾嘉懿 文/摄
“我出生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孩子出生也在这里。”
“小时候,看到大人开会最开心,因为那天的菜肯定特别好。”
“有一次,可能是‘娘娘菩萨’生日,两边挂巨幅画轴,中间的烛台比我人还高,我们还到江边去放水灯……”
6月14日,恰逢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正在修缮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宁波庆安会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造访者——他们都是庆安会馆的“历史使用人”,有会馆创始人的后人、“嫁”到会馆来的媳妇,也有在木行路小学读过书的学生。
响应此前“全城搜寻庆安记忆”活动,他们在这特殊的日子“回”到庆安会馆,看着熟悉的飞檐黛瓦马头墙,分享独家记忆。
庆安会馆“后人”费家夫妇回到他们居住过的房间。
庆安会馆办过庆安小学
今年86岁的费家先生是当天最“重磅”的一位客人。
他是庆安会馆创始人之一费纶金之后,从小居住在庆安会馆东北角的费宅。
“这是庆安会馆的附属用房,我出生在一层,结婚后搬到二楼最南边的一间,一直到2000年我儿子才搬出这里。”故地重游,费家颇多感慨,“我们老家在庄桥的费市,为了处理庆安会馆事务方便,祖上在这里住下,一代代传下来。”
费家(左)在介绍费崇高的房间布局。
费纶金之后,二代费曼书、三代费崇高、四代费慈年、五代费闵渠,传到费家已是第六代。
“庆安会馆有好几位发起人,到我太公费崇高这时候,他成了这个会馆的实际掌控者,他的房间在费宅一层最南面的一间。”在费家的印象中,费崇高不完全是一个管理船运事务的商人,更是一个热爱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文人。他在老家费市有一座藏书楼,名“小沧桑馆”,为中西合璧的洋楼建筑。后来费崇高将其捐作“蒙春小学”,又变成费市小学、中学。如今洋房面貌大改,实有“沧桑”之感。
费家回忆,他小时候居住的费宅,一层住人,二层储物,二楼正厅间大部分都是线装书,说是老宅放不下搬来的。
费家在介绍以前的二层正厅间堆满了书。
费崇高喜欢搞教育,除了在老家捐了个小学,在庆安会馆也办了个小学,就叫“庆安小学”,费家兄弟姐妹六人都是在庆安小学念的书,姑姑黄鞠想还做了这里的老师。“据说我太公觉得庆安会馆房子多,空着也没用,加上他自己喜欢办学校。我小时候,两边的厢房都是教室,上面一个教室,下面一个教室,一共8个班,每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
因为厢房都是狭长形的,严格来说做教室并不好,“后排学生会看不清黑板”。费家回忆。但自家办学的好处是方便,从他家里到教室花不了两分钟,“我们小时候一般听到上课铃响了才出门,从写着‘北号公所’的后门进入,跑进去就是教室,而且一路不会淋雨,都是连廊,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雨靴的,会馆就是我们天堂……”
费宅通往庆安会馆大殿写着“北号公所”的门。
“弃商从文”的费氏家族
费崇高没有放弃过培养后代。他有两个儿子,但都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就转而培养孙子,也就是费家的父亲费闵渠。
费家听长辈讲过一个故事,在费闵渠14岁的时候,费崇高希望他可以跟宁波总商会会长、上海四明银行董事俞佐廷学做生意。“在一个隆冬雪天,年纪已长的费崇高到宁波火车站去等俞佐廷。俞佐廷不知道是什么事让费崇高冒雪等待,听说是拜师,非常感慨。”
就这样费闵渠去了上海。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喜欢写字、画画、玩乐器。费家小时候,家里的正屋挂满乐器,包括二胡、琵琶等。读小学的费家有次说,“我也要学胡琴”,父亲二话不说就给他买了一把新的。
费家居住房间的窗口就可以看到庆安会馆大殿的马头墙。
费闵渠一共有6个孩子,养家压力大。在上海,他一边做四明银行的文书工作,一边跟近代医家罗哲初学中医针灸,平时会给金店的钳工看伤。后来上海成立“金融医院”,正中费闵渠下怀。费家记得,大概是在1954年,父亲知道自己可以去当医生特别高兴,“那个是他真正喜欢的。”
费闵渠还在上海认识了今虞琴社的吴振平先生,研习古琴。
今天的费家是我市知名琴人,家中有把超过五百年的明琴惹人艳羡。费家表示,他弹古琴的爱好承自父亲。“以前大户人家有‘左琴右书’的说法,我家这把琴不知道是哪辈传下,一直挂在父亲书房里,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家后来就很像文人家庭,不像商人家庭。”费家说,她的母亲叫王定娟,出身湖西人家,也从小读书,不缠脚。家里要供6个孩子读书,母亲把她的金银首饰都卖光,但就是不动那些书画。
做过木行路小学的校办工厂
庆安会馆开启记忆征集以来,收到了二十余张老照片。其中一部分为曾参与2000年修缮工程指导工作的、现就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殷芳提供,拍摄于2000年前后。
大殿与前面的操场。
几张照片中,还能看出庆安会馆大殿前,曾是木行路小学操场的样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庆安小学改成了木行路小学。
据现有材料推测,庆安会馆约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火灾,除了宫门和大殿外,仪门和前戏台的部分被毁。木行路小学将这部分改作操场,添置了一些体育设施。
征集到的老照片。
鄞州区第二医院骨科医生吕亮就曾是木行路小学的学生,当天他也回到了现场。
“我是1984年到1987年在这里读书,一年级读到四年级,后来转学了,转学前在‘校门口’也就是今天的大殿前的龙柱旁拍了几张照片,这次被征集到了。”
小时候的吕亮喜欢在龙柱上爬上爬下。
吕亮回忆,他那个时候教学楼建在庆安会馆的北面,呈Z字形,跟会馆中间有一条50米的煤渣跑道。会馆里的二楼厢房当时是校办工厂,生产本子5分钱一本,还生产飞行棋、斗兽棋;后戏台则用作仓库,还办了学前班。
20世纪80年代木行路小学同学合影。
“操场上体育课,我们在这里跳绳、打球,还有练体操的爬梯,星期一升旗也在这里。如果是下雨天,我们就在会馆里面上体育课。”吕亮记得小时候调皮,在会馆里玩捉迷藏,藏着藏着就睡着了,等下课铃一响,拎上书包回家,“小时候就这么过的。”
在他童年记忆中,庆安会馆的大殿没有灯,只有天然光线,上面的朱金漆闪闪发光的,木雕、龙柱经过百余年风霜依然保存得很好,他小时候“不懂”,但也有很深的印象。
吕亮说这就是他小时候玩耍的龙柱。
当天,回到庆安会馆的还有费家的夫人蔡惠娟,她是1967年“嫁进会馆”的媳妇,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她记得当时家里进出都走东侧的月洞门,迎面就是“北号公所”的砖匾。她和家人在这门下乘凉,度过四十载人生。
1998年《宁波日报》登载的《庆安会馆》。
庆安会馆修缮工程负责人表示,这些珍贵的记忆场景,对庆安会馆价值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物质载体层面,摸清了庆安会馆各个时期的历史格局、功能流线、使用状况,还原了相应时期的真实历史场景,链接了当下空间与历史空间。在修缮工程中,他们也会将这些记忆场景保留下来、阐述出来、展现出来,构建物质遗产的精神价值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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