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治学方法批判

　　01

　　实用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的关系

　　胡适的思想完全是反革命的。这个结论，大家都会完全同意。但是，有人要问：胡适的治学方法总还有些可取，不能以人废言吧。这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实用主义的方法，它是受实用主义的观点所指导的。

　　前面说过，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第一是唯物论的路线，它从存在到思维，从物质到感觉；第二是唯心论的路线，它从心理的东西到物理的东西，从自我到环境，即从思维到存在，从感觉到物质。实用主义的方法属于唯心论的路线，它是主张“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的。所谓“最先的物事”是指“通则”和“范畴”说的，所谓“最后的物事”是指“事实”和“效果”说的。所以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受实用主义的观点所指导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受哪些观点所指导呢？

　　第一、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的方法受主观唯心论所指导。实用主义把纯粹经验作为第一性，把物质世界作为第二性。在纯粹经验之中，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事实”、“事物”、“实在”、“宇宙”、“物观世界”等等属于物理的东西，感觉、意象、真理、推论，思想、知识、假设等等属于心理的东西。这些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都被包括在纯粹经验之中。纯粹经验又是什么东西？它是排斥了客观的物质世界的纯粹心理的东西。纯粹心理的东西又包含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就是纯粹经验。

　　实用主义者认为知识从经验发生又归结于经验，即知识始于经验终于经验，所谓知识，即是经验自己知识自己。经验怎样自己知识自己呢？实用主义者是把一部分的经验作为知识主体（即思想、知识），把另一部分作为知识对象的，而所谓知识作用只不过是经验的各部分相互间的特殊关系而已。实用主义者从经验的各分子中挑选知识的对象时，还有一定的挑选方法的。詹姆士说：“一切心的作用（知识思想等）都起于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有了目标方才从已有的经验里面挑选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器具和资料。”这话说得很明白，实用主义者是先按照自己的兴趣定下自己的目标，然后才从自己的经验中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来作为研究对象的。

　　但是主观唯心论者也时常谈起新事物、新事实或新问题的，这些新东西是不是他们的经验中所固有的呢？主观唯心论者是这样答复的：“这个和那个我是从经验知道的”；“这个和那个是经验”；或者“是从经验产生的”，“是依存于经验的”。所以实用主义者偶然说起遇到新事实时，总根据旧有的经验知识去理解。总之，实用主义的方法是从经验出发又回到经验，认识的主体是经验，认识的对象也是经验。认识是经验自己认识自己。

　　第二、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又叫做“改良主义的人生观”。实用主义的方法是杜威所说的“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这样的方法必须受改良主义人生观所指导。改良主义人生观认为“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因而人们对于世界的努力也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去认识它，改良它。所以实用主义者从自己的经验中挑选出来的研究的对象或问题，总是和改良主义有关系的枝枝节节、琐琐碎碎的东西，至于那些和改良主义无关或和它相反的东西，则加以否认，或者说那是他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实用主义者运用他们的方法研究任何问题时，头脑中总是浮现着改良主义的观点。

　　第三、实用主义对于任何思想或观念，只注重它对于资产阶级有何实用或效果。这种实用或效果的观点，也指导着实用主义的方法。因为他们的方法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而“人的问题”都是和资产阶级有关系的问题，所以当使用那种方法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头脑中必然要浮现着对于资产阶级的实用或效果的观点，因而他总是按照一定的目标，从经验中挑选那些可以造出合乎目标的假设的各种资料。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所以实用主义者处理问题时，总是预先挑选出创造假设和证明假设的资料，而那个假设又必须是合乎资产阶级的实用的。

　　上述实用主义的三个观点是指导实用主义的方法的。在了解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的关系以后，我们进而批判胡适的治学方法。

 

 

　　02

　　胡适的实验法批判

　　胡适常说他自己的思想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最大，杜威教给他思想方法，赫胥黎教给他“拿证据来”。杜威教给他的方法是“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杜威的“实验的方法”是前面提过的思想“五步法”。胡适师承杜威的五步法把它简化为自己的“三步法”。因为最后一步是“证明”，他就把从赫胥黎那里学来的“拿证据来”四个字大声喧叫，来加强那“三步法”的分量。这里先批判他的实验的方法即三步法，然后批判他的“历史的方法”。他的三步法如下：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胡适所说的第一步相当于杜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所说的第二步即是杜威的第三步，所说的第三步相当于杜威的第四步和第五步。胡适这个三步法是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第一次提出的，以后在别的文章中也还重复地提出过，他认为这是“科学方法在哲学的应用”，时常教别人学习它。但是后来胡适又把这三步法缩短为两步法，简直变成了一个口号：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三步法变成“十字法”了。不管他如何说法，他的实用主义的方法，不过是“问题——假设—效果（即证明）”这个公式，现在来加以检讨。

　　胡适的方法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他当然是喜欢谈“人的问题”的。他谈的问题很多。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各种问题，他都谈过。他不仅谈了“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并且还谈了很大的问题，如“中国问题”。他所做的许多反革命的“政论”文章都是谈中国问题的。现在我们来查查他究竟怎样谈问题的？他研究问题的“第一步工夫”是要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这说得多么好听！这简直是说要从事实出发，要对问题做全面研究了，好像是合乎唯物论了。但他是主观唯心论者，我们决不要轻信他这一句话。他所说的“种种事实”是从他的资产阶级经验中挑选出来的。他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这样的“事实”。他所挑选的那些“事实”是供他利用来造出改良主义的假设，并能证明那个假设的效果的“事实”。至于那些不合乎他的目标的许多事实，他是不挑选的，他可以说那些事实是他的经验中所没有的。例如他在那篇《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中，第一步工夫是挑选了“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扰乱”这“五鬼”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是帝国主义者批评中国的滥调，也是文化买办胡适的经验中所固有的东西。这些事实正是他要创造反革命的假设的适当的资料。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的大量事实，他是决不挑选的。他凭着他的经验说，租界和东交民巷是他的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外国人要袁世凯做皇帝是为中国谋治安，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希望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哪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又说，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哪有封建势力？胡适这样地挑选了“五鬼”作为中国问题的“种种事实”加以研究之后，就断定中国的病就是“五鬼”。于是他的思想就跨进第二步，要创造假设了。

　　说到假设，我要多谈几句。假设在科学研究上当然是很重要的，科学的研究如不利用假设就不能前进。但问题是在于造假设的人是采取唯物论的路线或采取唯心论的路线？站在唯物论路线上所造出的假设是科学的假设；站在唯心论路线上所造出的假设，只是主观臆造的假设，决不能僭用科学的称号。笛卡儿是二重性的哲学家，他的物理学是唯物论的，所以能造出能量守恒的假设。康德是二元论者，他在自然认识的领域中还能运用唯物的观点，所以能够造出星云假说（已由新假说代替）。古来有许多关于自然方面的科学的假说，虽然有些是唯心论哲学家创立的，但那些科学假说的创立，却是离开了唯心论的观点研究了客观的自然过程的结果。至于过去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的大发现，则都是站在唯物论的路线，并且自发地运用了辩证的方法的。“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很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犀利的武器，分析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的发展的倾向，创造出合乎客观过程的规律的假设，再根据这个假设到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证明，因而得到了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科学法则。苏联科学界所以能有今日这样伟大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

　　现在来看胡适怎样来造假设，即“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呢？他说，这一步工夫是“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他“一生的经验学问”是什么？是资产阶级否认社会的阶级构造和剥削制度而唯利是图的经验学问。就前例说，他专凭主观地从自己经验中挑选出一些事实（在我们看来，他只是片面地、表面地看到一些现象）作主观的研究，就断定中国的病源是“五鬼”，于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经验学问（即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哲学）来开医病的丹方即成立假设了。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假设就是：反革命可以救中国，或改良可以救中国。他所说的只要铲除“五鬼”就可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这个意思。

　　“闭门造车”是难事。主观唯心论者单凭主观的空想，虚构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又要对资产阶级有效果，又要使人信用，这确是不容易。所以胡适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它若不来时，随你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主观唯心论者这几句话是确实的，虚构假设真不容易。在这种时候，只有大呼“神来！”神若不来，“挖尽心血，都不中用”了。处到这种难关，胡适便说“要训练思想”，要求得从“有意识的活动”产生的“活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以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这就是说，为要虚构出那种假设，必须具有足够的资产阶级的经验学问和技巧，能说会辩，骗得别人信用。

　　现在来谈到胡适的思想的第三步，即为假设来求证，也就是他的两步法中所谓“小心的求证”。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得的结论，在未经实践证明以前仍是假设，因此要检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过程的法则，就必须在生产斗争或阶级斗争中，根据假设中所反映的法则去实行，如果得到了符合于客观法则的预期的结果，这个假设便成为科学法则了。

　　主观唯心论者怎样证明他的虚构的假设呢？胡适在述说杜威五步法的第四步和第五步时，说要把各种假设当作通则，用演绎法“再把这些通则所涵的意义一一演出来”，看哪一种假设最适用，就把它拿去证明，“证明某种前提是否真能发生某种效果”。如何证明呢？他说要“试验”即要“实验”。实用主义者要用自然科学上所说的“实验”来证明解决人的问题的假设，这话说得多漂亮！但我们不要为他所说的“实验”所迷惑。实用主义者嘴里虽说要“实验”，实际上是并不“实验”的，他所说的“求证”或“实验”，就只是用想象力推想那种假设所能发生的效果。胡适关于“第三步工夫”（即“求证”）是这样说的：“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某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照这样推想一下假设的效果，问题便解决了，万事大吉！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中所创造的反革命的假设的效果如何呢？积极的效果全无，只有消极的效果，即博得了蒋介石匪帮的赏识，他从此官运亨通了。

　　主观唯心论者捏造假设并求证，是有一套秘诀的。胡适说：“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这就是说，假设的来源是经验，而假设的有无效果是依靠想象力来造出证明假设的方法。

　　胡适虽然谈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对于某些问题却只有假设，并无效果。例如为了反共而倡导“好政府主义”，原是要解决国内和平统一的问题的。所以他造出了北洋军阀政府可以变成好政府的假设。但对于这个假设的效果，事先却没有“推想”出来，事后他唧唧哝哝地说：“向盗贼上条陈”。他对于某些问题，甚至连假设都不会捏造出来。例如他在关于中日外交问题的几篇文章中，并不会造出什么积极的假设，他只造出了一个消极的假设，即“假定中国暂时亡了”。此外，他在《一个问题》中，有人请他解决“人生在世究竟为什么”的问题，他只回答一句：“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哲学博士，竟然不能解答人生问题，甚至连一个假设也不肯捏造。

　　胡适的方法在人的问题上的应用，还可以简约一下，就是“虚构假设，推想效果。”他所说的“拿证据来”，在解决人的问题的假设上，是完全不要的。

 

 

　　03

　　胡适的历史法批判

　　实用主义者的“历史的方法”，据说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得来的。实际上，实用主义者只是片面地窃取达尔文进化论中关于生物逐渐变化的部分把它应用到人类历史方面来，说“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他们所引用的进化论并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庸俗进化论。他们荒谬透顶地把关于生物界的庸俗进化论移用到人类历史方面来，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否定革命，主张改良，反对唯物辩证法。

 

　　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历史的方法”解释为“祖孙的方法”，此外他自己还创造了一种历史研究法，以下分别加以批判。胡适对于“历史的方法”的说明如下：

　　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这个“祖孙法”是实用主义者对待一种制度或一种学说的历史的态度。这个方法的应用是很奇怪的，一方面对于受了祖宗影响的制度或学说，要“忠厚宽恕”，不要过分苛责；一方面又要采取“最严厉”“最革命”的态度，来对付那种制度或学说，拿它的结果来评判它的价值，以示公平。这样的方法究竟怎样应用呢？后来看了胡适的著作才明白。胡适对这个方法有两种应用法：一种是用来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第二种是研究中国古人的学说。他在研究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制度时，认为这种制度是祖宗积的德，造的孽，“祸延到我们的今日”，以致“我们罪孽深重”，但事已如此，对祖宗要“忠厚宽恕”，不要“有过分的苛责”，“我们要认错，要知耻，要反省”，要一点一滴的对这个制度作改良的运动，要积德不要造孽，千万不能作根本的改革，要顾虑到将来的效果，使子孙收点好报。这是应用“祖孙法”的一个方面。

　　其次，实用主义者的祖宗不曾创出历史研究法，而胡适却是有“历史癖”的人，只好利用这个“祖孙法”去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了研究周秦诸子的学说的方法，即“述学”、“求因”、“明变”和“评判”四项，大概是和那个“祖孙法”相符合的。我不打算提起胡适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这里只检察他是怎样应用那个“祖孙法”研究诸子学说的。

　　首先，胡适在“述学”之前用大刀阔斧把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邃古的哲学”的历史斩断了。他是把老子当做中国哲学的始祖的。他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却劈空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老子。他说老子是从诗经怀胎的，这实在是滑稽之至。老子是战国时代出世的，胡适却把它提到春秋时代，作为中国哲学的起源，这“述学”的次序首先错了，以后的“明变”和“求因”也就打乱了。他把老子产生的原因归着于四种现象：“（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他把这四种现象作为哲学的起源，显然是错误的。这四种现象中的（一）（三）（四）三项，是中国史各时代中都有的，其中（二）项“社会阶级渐渐消灭”的话，更是荒谬绝伦。这“求因”的一步也是错了。其三说到“明变”，他认为孔子的“以德报怨”根源于老子的学说，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都是儒家伦理学说的反动，孟子又受了杨子和墨子的影响，法家则是道儒墨三家学说的集大成，等等。这都是牛头不对马嘴。

　　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原始无阶级的社会中，只有宗教的世界观。至于说明自然和社会问题的那种哲学的世界观，那是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由那些脱离生产而专事精神劳动的人们所创造的。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达，社会分裂为奴隶和奴隶主两阶级以后，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分工就转变为两者的对立了。于是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们就专属于奴隶主阶级，他们免除了物质的生产的劳动，仰赖于肉体劳动者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就有了所谓“必要的闲暇”去做抽象的思索，而考察宇宙如何发生、如何构成的问题了。哲学的世界观是在这种前提之下形成的。我们要探索中国哲学的起源，应当向殷周之际去探寻。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易》和《洪范》是战国时代或以后的人所作，但《易》的“卦”、“卦辞”、“爻辞”和《洪范》却述说着殷周之际的事实却是有道理的。《易》根据“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道理，说宇宙万事万物都是阴阳的矛盾的统一，因而认为宇宙是由天、地、水、火、山、泽、风、雷八种元素构成的。在当时农业经济初步发达的时代，能够产生这样素朴的物质的宇宙观，并且是含有辩证法要素的宇宙观，是有可能的。其次，《洪范》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的，似乎对宇宙构成的说明。更进了一步（当然不是科学的说明）。中国哲学的起源，应当追溯到这里才比较妥当。胡适武断地把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始祖，而把《易》作为孔子的哲学学说，实属荒谬。《易》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这是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孔子是学过《易》的，并且引用过“恒”卦的话，但他究竟作过《易传》没有，还找不到根据。

　　哲学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反映基础的。要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哲学，必先说明这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说明诸子哲学各自代表什么阶级；说明它们如何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问题，即属于唯物论或属于唯心论；说明某一哲学本身的体系（古代哲学是包括自然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和论理学等部门的）；说明一种哲学和别种哲学或共他知识部门的关系（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说明一种哲学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哲学的发展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总要反映当时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但胡适所用的方法却是完全相反，他只是根据主观唯心论的见解，任意地、随便把各家学说拉拉扯扯，拼凑一番。他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怎样？各家哲学各自代表什么阶级？属于唯物论或属于唯心论？一点也不会谈起。他对于各家哲学的叙述，层次凌乱，并没有为各家学说理出一个系统来。他所做的工作，只是主观地支解各家的学说，任意拼凑，或者就其中的一个字、一句话，加以注释，或者把西方的学说附会起来。例如他把老子的“无为”比拟于资产阶级的放任主义，把庄子《秋水篇》的“自化”说成是生物进化论，把《葛屦》的“掺掺女手，可以缝裳”的女子说成是资本家工厂里的女工，说春秋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这究竟是什么阶级？真正胡说）。

　　胡适的“述学”、“明变”、“求因”等方法的应用，上面已经批判过了，现在再看他对诸子的学说是如何“评判”的。他说他所做的“评判”不是“主观的评判”而是“客观的评判”。他所说的“客观的评判”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而是“要把每一家的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种从“效果”的见地来批评古人学说，不是实用主义者胡适本人“用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么？一种学说的效果如何，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因阶级而异，胡适所说的“效果”只是实用主义的“效果”。我们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最主要的是客观的说明这种哲学是那一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反映，它代表那一阶级，属于唯物论或属于唯心论，要为它理出一个系统来，最后当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批评的意见。那一家的哲学还是那一家的哲学，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做哲学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意见掺杂在别家哲学之中。胡适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应当仍是中国哲学史，不应当是中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史。至于那一家哲学在后来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影响如何，那要看它对于后来的社会制度的关系怎样了。孔子学说是代表地主阶级而主张王道政治的。孔子学说在春秋以迄于秦代，仍是诸子学说之一，它在那时代的意识形态中并不曾取得统治的地位，秦始皇还把孔子的书都给烧毁了哩！孔子学说是从西汉起才得到了封建皇朝的重视。历代封建皇朝所以重视它，完全是因它最便于做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这些话，在这里不多谈了。胡适用效果做标准评判各家学说是错误的，并且那些评判本身也是错误的。例如他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来的学问”，所以“后来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又说：孔子作的春秋“书法”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这些话是错误的。其一、孔子并不是专向书本学习的，他博学，好古，多见多闻，“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这都是活生生的学习，并不是读死书。后世“书生”废物的造成，与孔子何干？其次，他说孔子的春秋“书法”害得中国没有“物观的历史”，更是笑话。胡适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全是“主观的历史”，是否也中了春秋“书法”的余毒？他又说：“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造成了“刘伶一类达乐的废物”，这也算是一种评判么？但他对于非孔丘派的名学的评价却是很高的，这就是因为它们合于实用主义。最奇怪的是他说“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是庄子的怀疑主义和荀子的“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九个字等等，更是荒唐的评判。庄子怀了疑，荀子写了九个字，古代哲学就中绝了，这是什么话！？胡适把自己这部著作夸称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它是杂乱无章，任意拼凑，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

　　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在研究古人学说方面的应用，就是如此。

 

 

　　04

　　胡适的考证法批判

　　胡适常说自己有“历史癖”，又有“考据癖”。实际上，他的“考据癖”就是“历史癖”。他主要地为了准备写中国文学史的史料，就大做其考证工作。他在“人的问题”方面是做反动的政论，在“故纸堆”方面就是做考证。

 

　　他把实用主义的方法用在考证方面，成了他的考证法。他关于考证法的专论很多，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有《治学方法与材料》，有《红楼梦》考证，还有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他为了加重他的考证法的分量，就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方法。他把清代汉学者的治学方法列举了四项：一、汉学家建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二、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三、举例为证就是归纳的方法；四、汉学家的归纳手续是很能用假设的。他于是把“他们的方法总结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照这样，杜威的五步法，胡适的三步法，汉学家的四步法就合而为一，成为中西合璧的两步法（假设与求证）了。

　　胡适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证法是科学方法，因为他的方法和汉学家的方法都是应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他为了形容考证法是科学方法起见，就说：“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学璩的方法，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的，……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柏司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说：顾炎武阎学璩的方法和葛利略牛敦等的方法“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材料完全不同。顾氏阁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胡适这样把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方法和封建学者的考证法等同起来，竟然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实在太荒谬绝伦了。无怪乎他把“考证一个字的意义”和“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的功绩了。实际上，胡适的考证法是实用主义的方法和封建的考证法的混合物。在这个混合物之中，封建的考证法是主要的。在胡适的某些考证著作中，简直完全用了汉学家的方法。例如《诗三百篇言字解》、《吾我篇》、《尔汝篇》等，仍然是“以经解经，参考互证”的汉学家的方法。他和汉学家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扩大了考证的范围，涉及到周秦诸子、周秦以后的几家学说、以及一些古典文学，而汉学家则只注重于经书。此外，胡适还应用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常识，搬弄了一些新术语以资炫耀。这便是他和汉学家的一点小区别。

　　胡适像上面那样牵强附会了一番之后，就强调他的考证法是科学方法，并且说“科学方法其实说来很简单”，只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但是他的考证法完全是受他的主观唯心论所指导的，并不是什么科学方法。我们不要被他所说的“事实”、“证据”、“物观证据”一类名词所迷惑。胡适在研究“人的问题”中所说的“事实”只是他主观经验中的事实，或者是根据主观见解挑选出来的事实，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他的考证法适用范围是“故纸堆”，是古人著作，是白纸上印了黑字的东西。他在这里所说的“事实”和“证据”都是书本上的字句，所以在假设和求证的时候，就必须从书本上引用一些字句作为“事实”，这是没有方法捏造的。他不能因为说了“事实”和“证据”就可以使他的方法变成科学的。

　　我们研究古人的著作，当然要做一点考证工夫的，但进行考证的时候，必须受唯物论的历史观所指导。我们先要考证某一著作的著者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著者本人属于什么阶级？那个时代有那些学说？流行着什么思想？那一著作是真或是假，等等。这些都应当先考证清楚，以便进行关于著作内容的研究。所以考证只是研究古人著作的一个条件，不是研究的目的，更不能以考证代替研究。

　　胡适说他有“考据癖”。“癖”是什么？是特别的尝好，是偏爱。所以他进行考证的时候，爱用那些字句来假设，来求证，就采取那些事实。像猜谜子一样，有时猜对了，猜不对就武断，就牵强附会；他主观的假设成立以后，就找那种合乎假设的证据，不合乎那种假设的证据就舍弃。有时对于一部书，例如《老子》，大家都找不出充分证据时，他就主观地决定把老子作为春秋时代的著作，作为中国哲学的始祖，其次他把《易》作为孔子一人的著作，不知有何证据。他写中国哲学史，断自东周，但在和胡汉民辩论井田有无时，又说“东周以前至少已有二千多年的文化”。前后自相矛盾，他都不管，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他的考证法是“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他因为“疑而后信”，就“宁可疑而失之”。他的《读楚辞》，怀疑“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因而断定“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有人根据他的“疑而后信”的说法，就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虫，墨子是外国人。

　　胡适一再宣称“文学是我的娱乐”，因而他对于古典文学的考证，是以“娱乐”二字为标准的。这正是实用主义者以兴趣定目标并依目标挑选达到目标的方法和资料的教条。所以他对于古典文学著作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最合情理的结论。”至于著作内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何，他是存而不论的。为什么？这是“娱乐”呀。

　　胡适也会悲叹过，“我们的学术界还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筋斗”，“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尽管这样悲默，胡适还是要在“烂纸堆”里去发现“恒星”，并且还要教人先把自然科学搞好，然后回到“烂纸堆”里来“翻筋斗”，以便打倒顾亭林和钱竹汀。

　　胡适的考证的成绩究竟如何？胡适在“烂纸堆”中“翻筋斗”多年，是会发现过几颗“恒星”的。他所发现的那些“恒星”很象是一些“水滴”，他的成绩，正是鲁迅先生所肯定了的“滴水微功”。但是他那种为癖性而考证、为娱乐而考证的方法是曾经害了很多人的，他那点“滴水微功”恐怕还不能抵罪哩。

　　胡适的治学方法，正和他的实用主义思想一样，同是害人的东西。我们在清除他的反动思想时，要连带地清除他的治学方法。我们要一心一意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我们治学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