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话】《孙子兵法》导读

　　毛主席说:“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政治搏斗，必然用它的最高形式-战争表现出来。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这个大变革时期的一个特点。《孙子兵法》正是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产物，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学家孙武对于长期以来战争经验的总结。列宁说:“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第二国际的破产》)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正是“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了奴隶主贵族那一整套典章制度，加速发展儒家所哀叹的“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战争依附于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春秋时期，简陋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能够提供给战争的武器只是戈、矛、戟、剑、弓、矢等，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也只有马车、牛车，战争方式还处于低级的形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战争的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兵车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决定胜负。所有这些较为低级的战争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军事理论的一定水平。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争活动，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发展军事理论，另一方面也为建立进步的军事理论构成了相当的客观依据。《孙子兵法》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

　　孙武的军事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广，我们在这里扼要论述他军事思想中的几个主要特点。

　　孙武从战争和经济的联系，看到发兵打仗，要耗费大量钱财(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日费千金)，他认为当时国家的薄弱经济支持不了长期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战争会使军队疲惫，国家贫困，敌国又会乘机侵入，因此他不赞成把一场战争拖得很长，主张速战速胜，提出:“兵贵胜，不贵久”。他说:“作战只听说拙笨的速胜，没见过弄巧的持久。”(兵闻拙速，未赌巧之久也。)

　　孙武讲到了迅速地进攻，也讲到了迅速地撤退，尤其强调迅速地进攻。他提倡深入到敌国境内去打，主张乘敌人措手不及，通过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奇袭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武认为，为了实现速战速胜，必须善于机动作战。他反对城寨战，以“攻城”为最下策，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方式十分落后。例如修造攻城用的望楼和轮车，准备各种器械约3个月之后才能完成；堆积攻城用的土山又约3个月之后才能堆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将领大怒，命令士兵像蚂蚁一样爬城攻城(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其结果，部队伤亡很大，而城仍可能攻不下来，孙武认为这就是攻城的祸害。(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当时攻城的器材仅有“钩援”(有钩的梯子)、“临车”、“冲车”、“云车”，以及射不很远的弓弩。这样，攻城必然旷日持久，不可能速胜。要速战速胜就不能采取城寨战的形式。

　　孙武机动作战思想的重点在于调动敌人，使敌人处于被动状态，以便战而胜之。他说，攻击敌人必然要去援救的地方，敌人即使想凭借高垒深沟进行固守，也不得不出来同我作战。(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这就是把敌人从城寨中调出来打。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举孙子兵法为例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孙武仔细地分析了各种敌情，认为可以采用各种相适应的办法去调动敌人。如:“乱而取之”、“佚而劳之”、“安能动之”、“强而避之”；可以制造一种假象给敌人看，或给敌人以小利引诱敌人，或用计谋去妨害敌人，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这样，使敌人的部队不能互相策应、互相协助，官兵不能互相援救，上下不能互相靠拢，士兵散乱而不能集中，集中了也不能整齐。(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只有这样才便于控制形势，迅速地战胜敌人，成为敌军的主宰(故能为敌之司命)。

　　孙武还认为，要速战速胜必须集中兵力以实击虚。他认为即使总的兵力是敌众我寡，只要善于调动敌人，在具体的局部战役中也可以并且必须造成我众敌寡的形势，一举战胜敌人。反之，如果“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就会吃败仗。孙武也不赞成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作战。他认为胜利的部队就像以镒称铢那样在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失败的部队就象以铢称镒那样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镒、铢:古代以20两或24两为一镒；以24铢为1两。以镒称铢，以铢称镒，都是极言军力之悬殊。)又指出，打仗不是兵越多越好，只要避免轻举妄动，而能集中兵力，准确判断敌情，争取人心就行。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孙武认为只要集中兵力，以实击虚，“并敌一向”，就可以“千里杀将”，取得战争胜利。孙武认为，要集中兵力，首先要察明敌军的情况， 而不让敌军察明我军的情况(形人而我无形)。我方了解敌情就能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点。敌方不知我情就势必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军兵力分散在十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就可以以多胜少。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在作战中掌握主动权，只有集中兵力才能速战速胜。

　　提倡灵活变化的作战指挥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又一特点。它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要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即所谓“因敌而制胜”，“因利而制权”。孙武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这是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实而备之”、“怒而挠之”、“亲而离之”，这是根据敌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在通达的地区要首先占领制高点(通形者，先居高阳)，在狭小险要的地方则要守住关口(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还有“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等，都是指根据不同地形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天气干燥、有风，则可以利用天时进行火攻。他说，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出奇制胜的，叫做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其次是要灵活地变换战术。指挥军队有分有合(以分合为变)；有快有慢(其疾如风，其徐如林)；有动有静(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乱中有不乱(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既能够“示形”(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来引诱敌人，又能够“隐形”以迷惑敌人。他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向敌人制造假象，使敌人信以为真。(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敌人看不出我军往来的踪迹，听不到我军行动的声息，这样就能够成为敌人生命的主宰(能为敌之司命)。孙武还指出，在两军会战的时候，使用“以迂为直”的计谋，虽然我军迂回绕路，但是只要用小利引诱和迷惑敌人，也能够先于敌人到达必争的有利于作战的要地。孙武特别强调“奇、正”战法的运用。正，就是根据常规采取一般的战法。奇，就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战法。他说:一般作战，总是以正兵对敌，以奇兵取胜；善于出奇制胜的人，他的方法如同天地那样无穷无际，如同江河那样奔流不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就是说，“奇正”之间这种“战势”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依相生，它们之间的转化就像圆环那样分辨不出头尾。(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在指挥作战中有时用“正”，有时用“奇”。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我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我以“正”击之。孙武说:“懂得用兵的人，他的行动不会迷失方向，他的措施可以变化无穷。”(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这种灵活多变的作战指挥，是集中兵力、速战速胜的有力保证。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它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提供了进步的军事理论和正确的作战指导。孙武对于战争规律的一些论述，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孙武站在要求前进、革新的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比较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古代的战争经验，他的《兵法》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具有丰富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战场，是敌我双方进行生死较量的场所，这就要求战争指挥员从实际出发，决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或行动。任何脱离实际的计划、行动，都会在战争实践中碰壁。孙武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种情况、各种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反映了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战争本身是十分生动的、富于变化的，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战争本身就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孙武在总结春秋时期战争经验时，也涉及到了许多军事领域里面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主席以孙子兵法为例，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只有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客观事物，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特点，才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的路线。正因为战争本身是生动的、发展变化的，因此，只有着眼于战争的发展和变化，才能总结出指导战争的军事原则。毛主席早就指出，要“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孙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总结战争经验，提供理论根据，这是他的历史贡献。但孙武毕竟是剥削阶级的军事家，因此他的思想中必然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战争观上，他虽然看到了战争的重要，对战争抱积极态度，但是，对于战争产生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和战争的阶级性质，他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在军事上，他片面地强调了速战速胜，对于持久战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提出:“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样的消极主张。另外他的军事思想在当时还只能是自发和模糊地反映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军事理论上的一些概念的内容，如速决战、运动战、进攻战等，他自己并没有这样清楚的概念。他还过分夸大将领的作用，认为能用兵的将领掌握着人民的生死命运，是国家安危的主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无视士兵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主张“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甚至主张要像驱使羊群一样来驱使士兵(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这显然是他剥削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表现！他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只是从军事思想中反映出来，局限于这个领域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自觉的、一般的世界观，此外他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而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死而复生” “如循环之无端”，从而带有循环论的色彩。所以孙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朴素的、不全面和不深刻的。但其《兵法》仍不失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之一，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是我国军事思想史和哲学思想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

　　历史要发展，人民要革命！当年，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总结了古今中外优秀的军事理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光辉结晶，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一般规律，极大地丰富和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才能正确评价《孙子兵法》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