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 「全民基本收入」懒汉论

　　一．全民基本收入：公共讨论的弃儿

　　试想一下，明天起联合国将会资助中国，永久地发放「基本收入」，每个人每个月会获得一千五百的法定基本工资。这里的资助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获得从外部输入的美元，而不必担心发钱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那么，会有多少人同意呢？我相信几乎是百分之百——或者至少看上去会是百分之百。毕竟，这种真正意义上大风刮来的钱，有谁不愿意拿呢？如果这个方案是一个全民公投的议程，需要全体中国公民的批准，这毫无疑问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再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政策没有国外的资助，而是变成了国内的再分配——也就是同样给每一个公民每个月发放一千五元的全民基本收入，但是这笔收入是来自于再分配的税收。对于收入前5%的群体，政府将会征收更加高昂的财产税和收入税，而剩余95%的普通人不会有额外的税收，但将会获得一笔固定的基本收入。那么在一场全民公投之中，这个方案恐怕依然会有多数人支持。

　　很显然，这两个虚构的场景其实只有一个是现实的。第一个情况少有出现，它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存在着一笔「巨大的外来资源」，而管理这笔财产的政府又是一个现代政府、而非类似于尼日利亚或者伊拉克那样无效而腐败的政府。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拉斯加以及澳门，前者的石油收入与后者的赌博收入让这两个地区的基本收入政策成为可能。但在大多数地区，即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体部分，财富依然是要由勤劳的双手生产出来的。而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一切大规模的福利政策都是再分配，皆是阶级之间的财富转移。毕竟，钱只是记账符号，我们以它为媒介在社会上交换真实的商品，因此，「发钱」的本质上是发放社会剩余，再分配的本质则是把富人的消费品转移给普通人；或者更具体地说：用于生产古龙香水和鱼子酱的生产资料生产柴米油盐；用修建私人庄园的生产资料来建设平价公寓。那么，回到前面所讲的两个故事，或许各位会心生疑问，这样来说、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难道不应该是众望所归的吗？

　　看上去确实如此、基本收入政策是众望所归的。我们姑且先不去一些陈词滥调，譬如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再分配的非正义性之类的。这个问题在文章的最后我们会有所探讨。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如果多数人都觉得基本收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权利、且终有一天回到来，为何基本收入新政却始终遥遥无期呢？

　　这个首先要回到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本逻辑。我们会设想着在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之中，多数人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而毫无疑问：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形式的再分配政策是符合多数人利益的。但在现实生活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建立了长期的基本收入政策，即多数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甚至是连一个以基本收入作为执政纲领的主流政党都难以见得。目前欧美世界的所有主流中左翼政党都没有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譬如最近上台执政的加拿大自由党之中，曾经党内排名第三的候选人一度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但是其在党内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点；而同样是今年的德国大选中，占据了十分之一议席的德国左翼党确实支持基本收入，不过最近刚选的红黑联盟的主要政策确是削减公民金——也就是说，通往基本收入的改革制度上，德国又倒退了一步。

　　那么，基本收入为何得不到大众支持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它可以被拆分成两个不同的问题：一、基本收入政策无法通过全民公投，二、基本收入政策无法成为一个公投的议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而如果说前者是一个民主游戏之中的宣传与说服的问题，那么后者就是一个民主之外的事情了。当一个议程甚至的无法成为一个议程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民主的限度也就显而易见了。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曾经在《论民主》指出，民主包含一条及其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议程控制权」。如果说一般的投票决定是在决定「是否执行某一个方案」，那么「议程控制权」是在决定「什么方案会被讨论」。现有国家机器之中的官僚与政客知道，一旦把一个真正有分量的议程诉诸投票，少数人的特权就会被否决；因此，只需要将触及特权的议程排除在投票之外，民主作为一种激进的工具也就失去的效力。

　　正是如此，一般的和平年代，即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稳固的年代，真正激进的政策很难被摆上台面。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如此。因此，表面上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数条理由，最终千言万语汇成了一条——普通人的日子改善了，那「我们」呢？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展开一个饶有趣味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我们可以对于许多言之凿凿的反基本收入理论，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分析一下这些发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潜台词——客观的反对意见，是否只是精英利益的辩护词。

　　二．「懒汉神话」与其意识形态背景

　　对于全面基本收入最常见的一个批评是：它会养懒汉。简而言之，如果给每一个成年公民发放基本收入，最终会让全体国民变成三和大神。这看上去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许多的媒体报导与研究也在始中强化这样的印象：欧洲的福利制度造成很多流浪汉、整天吸毒、酗酒不事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将「无差别的福利政策会养懒汉」这样的表述仔细推敲一番，会发现它在背后描述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想象。

　　这种社会想象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劳动者是一种卑贱而懒惰的动物。」简而言之，只有在饥饿的威胁与强迫下，劳动者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因为，福利会让人停止工作。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就是：人只是为了活命的工资才会工作，一旦人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就会终日享乐、无所事事。这观点是两种资本主义陈述的结合体：即「工作伦理」与「人的商品化」。

　　「工作伦理」这种观念源自于新教改革前后的欧洲，其含义是说：良好的人生与价值的实现在于终日劳作，而一旦人没有工作，就会道德堕落。这种观念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伦理不谋而合，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人生的价值与在工作场所的付出捆绑在一起，与之相伴的就是将三和大神这种生活方式污名化为堕落。当然，时常我们会忘记：当前各国上层阶级所推崇的精英生活，不过就是有着百万月收入的三和大神式生活罢了。只不过，三河大神因为贫困，只能喝可乐、吃泡面、天桥下打地铺；而那些资产过亿的精英可以喝红酒，去萝莉岛度假罢了。甚至可以说，相比较于上层阶级，三和大神的生活还要更加高贵一些——毕竟他的所有收入依然来自于辛勤的劳动，而不是对其他人的剥削。

　　不过，如果单纯只是「工作伦理」，其实还够不成对于基本收入的批驳。毕竟，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后物化劳动的社会——自由共同体向每一个公民发放基本收入，随后我们制作手工艺、玩音乐、写小说，不时参加一些社区义务劳动。正如那些有闲阶级的自我辩护一样，我们普通人也完全可以不为工资而工作，同样创造社会价值。事实上，基本收入会挽救许多被贫困摧毁的天才，让许多普通人有能力追求艺术，或者踏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历史上的许多艺术作品，就是贵族在闲暇之中创造出来的。但很显然，基本收入的反对者看来，这样的描述并不符合所谓的「人性」。对这些人来说，人类不是充满创造力与智慧的万物之灵长，而是一种桀骜不驯的野兽，只有用饥饿、贫困与办公室中的绩效考核才能驯服；而全面基本收入只会让野兽获得自由，这是万万不可的。

　　或许，许多人也会很习惯于这样的表述，但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其中的矛盾与错乱。事实上，这些矛盾与错乱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发言的视角。「人是一种倾向于堕落为懒汉的野兽」隐含着雇佣者的视角。这并不是如实的描述人「真实的本性」，而是在塑造这一种「历史性的本性」，即一种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商品化人格」。而既然它是历史性的，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精英对于我们人格上的诅咒并不是我们的命运，而更像是一种左脚踩右脚上天的表述。曾记否，那些被赶到电子厂的工人；或是被教育者「好好读书，升官发财」的白领，正是在规训之下被改造成了异化的人，而拒绝异化的恐怕已经跟许立志一样、飞向了天空；而随后，精英又指着这些被改造好了现代人说：“这群员工本性如此，下了班之后就去刷手机了，不像我们，还会读易经嘞。”

　　更进一步的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基本收入懒汉论」还有另外一种的社会想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它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定的社会构造都会塑造特定的人；反之亦然。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庄园与麻木虔诚的中世纪农民是相称的；正如自治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公民也是相称的。而在当下，基本收入反对者描述的「懒惰而桀骜不驯的工人」，又对应着一种怎样的社会想象呢？

　　简而言之，基本收入反对者描述的是一种「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泾渭分明，后者寄生前者」的社会。

　　一切对福利政策的反对，千言万语可以汇成两句话。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第一句：「这是我的收入与资产，你们不要动」。这是在「谁来出钱」一端反对福利政策的正当性，当然，这也避开了一个问题：私有财产制度是否正当。不过其实，「福利政策养懒汉」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反对是在「为什么能拿钱」的维度上展开的。即「你的所有收入只能来自于给我们劳动」。这种分配权的私人垄断，可以确保普通人对于精英的绝对驯服。

　　而「不劳动者不得食」与「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条律令，其实是适用于两个不同的群体的——资本家本身就不需要工资，因此可以不劳动就不得食；而一般的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财产，就没有多少财产可以被侵犯。这两个阶层也就变得泾渭分明了：一小群人是控制大多数土地、厂房与社会关系的精英；而大多数人是基本上一无所有，要给精英打工的劳动者。

　　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即「后者寄生于前者」。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而不管是土地还是资产本身是不能够创造价值的，这些生产资料只是人类创造价值的工具。因此，精英的一切收入来自于普通的劳动者。而是「产权」也绝不简单是拥有更多而已，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将普通人排除在某一笔资产之外的能力」。拉丁美洲种植园的边界上「靠近即可射杀」的标识牌，就是对产权之底层逻辑最为明确的揭示。而如果一个阶级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且创造了了一种这样的社会关系：「大多数的普通人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只能通过给有资产的人打工获得工资来生活」。那么精英是拥有更多，而是在实际上占有了一般人的劳动成果——因为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你只能给我打工。

　　三．全面基本收入与平等的乌托邦

　　那么，全面基本收入意味着什么？全民基本收入首先意味着一个普通人可以从老板之外的地方获得收入了，这会很大程度上改善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基本收入会让一个人更加有底气、更加有尊严。「如果不好好干，就开除。」这样的威胁变得苍白无力。因为有了基本收入，就算不去给别人打工卖命，我也能够生活。而这意味着破坏了资本主义作为根本的天条——劳动的商品化。全民基本收入会让社会上物化的大多数逐渐变成真正的人，而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而正是如此，当前社会上围绕着「基本收入」的公共讨论，其实是两种世界观的较量。基本收入的反对者依然在强调那个「古老世界观的永恒性」，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历史，甚至不比蒸汽机的历史长多少。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样基本收入反对者口中天经地义的社会秩序。首先，存在一些精英，他们自称更加优秀、白手起家，因此获得更多财产；其次，存在作为大多数的劳动者，这些人必须给精英打工，不是因为这样有利于精英的利益，而是因为因为大多数人的无能；最后，我们只允许少数的幸运儿穿过阶级之间的壁垒，而阶级之间的壁垒是神圣的，打破这样的壁垒本身会天下大乱。

　　而与之相对，基本收入的支持者，特别是把基本收入当作一项「乌托邦议程」的左翼支持者，其实不是在支持一种财政政策，更是支持一个新的社会。毕竟，「基本收入改革」会掏空阶级社会的根基；而它所创造的一个新的社会、一个真正意义上无阶级、更无阶层的社会；这将是一个允许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工匠、诗人与科学家的社会，更是一个剥削者无处容身的社会。

　　这篇文章只探讨了对基本收入的一种反对，以后的文章中，我也会对一些其他的反对意见进行探讨。可以说，对于全面基本收入在理论与现实上的诅咒多如牛毛；但与之相对，对于基本收入的支持却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天下为公。我们在这里不妨回到上文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吗？

　　但问题其实在于，「多数人的暴政」在许多时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表述，因为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会让多数人所不容的，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很好的例子。托克维尔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所提到的「多数人的暴政」，很多时候并不体现为全体公民一致投票，决定对所有高个子的人进行资产罚没，而更多是后革命年代，法国贵族阶级对于民众之怨恨的抽象化表达——所谓的少数人与多数人有着明确的具体含义，前者是在民主化浪潮中战战兢兢的贵族；而后者是巴黎工业区中愤怒的民众——而民众想要的只是特权的终结罢了。当下的情况与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类似；毕竟，废除一切特权依然是未竟的使命。

　　而全民基本收入与其说是多数穷人对于少数精英的迫害，不如说是夺回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劳动果实、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力与我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