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纪录||沦陷岁月肃清行动 缉拿严拷抗日侨领

　　●蔡木兴（左四）因拒绝帮日匪向华社征收国防金，惨遭日酋毒手而伤重身亡，图为他在1936年，和福建学校众理事合影的档案图片。

　　●日本军机在1941年的空袭中，曾向黄庆昌在马堤斯路的豪宅投了两颗炸弹，图为黄老故居的档案图片。

　　●日治时出现在街头的漫画，将日军的侵略罪行，美化为解放东南亚各族于欧美殖民地的虎口。

　　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很多民众为了筹措国防金与人头税，被迫变卖家产或举债，甚至搞到倾家荡产，苛政猛于虎，日寇在那段沦陷岁月的种种暴行，当真是罄竹难书，特别是逮捕与虐待爱国侨领的罪行，更是让老一辈没齿难忘。

　　沦陷岁月肃清行动 缉拿严拷抗日侨领

　　倭寇侵占砂劳越后，各种暴政相继出台，逮捕筹账会领袖，对华社的管制更显残暴，三年多的沦陷岁月，华人可谓是在一片风声鹤唳，极度恐惧的氛围下艰苦度日。

　　日本鬼子的铁蹄在1941年杪踩进砂劳越后，便接二连三的向占领区内的人民抽取各类苛捐杂税，特别是因为怀恨本地侨界在中日大战时组织筹账会，慷慨献金援华抗日的善举，所以一登陆便向华社作出严惩，强行勒令华人缴交巨额“国防金”，以及每名家庭成员六元的人头税。

　　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很多民众为了筹措国防金与人头税，被迫变卖家产或举债，甚至搞到倾家荡产，苛政猛于虎，日寇在那段沦陷岁月的种种暴行，当真是罄竹难书，特别是逮捕与虐待爱国侨领的罪行，更是让老一辈没齿难忘。

　　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砂劳越的华侨社会与南洋诸国的侨胞一般，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无不感到义愤填膺，因此古晋中华总商会在主席黄庆昌的登高一呼下，于1937年率先成立筹账会，掀起了侨界踊跃献金援华抗日的社会运动浪潮。

　　缉拿筹账会领袖 黄庆昌名列榜首

　　砂劳越沦陷后，日军宪兵部即厉行肃清行动，首要对付的目标便是筹账会的各领袖，而身为筹账会的首任主席，黄庆昌更是名列榜首，被视为格杀勿论的“要犯”。

　　战前已是富甲一方的黄庆昌（1890—1978），在出任筹账会的主席后，便联同其他的侨领积极的推动各项活动，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筹得了四十五万元的义款，且在翌年的十月十日，代表古晋筹账会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华侨筹账会大会，后来因为业务关系，他在1941年卸下了筹账会的主席职，大多数时间都留在新加坡管理其庞大的商业王国，亦因此当古晋沦陷时，他得以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魔爪。

　　弹投黄府 歼灭抗日侨领

　　不过在1941年12月19日，当日本军机轰炸古晋时，黄庆昌在马堤斯路的住家，却成了投弹的目标，以致屋前的花园和后院各被掷了一枚炸弹，所幸黄老未卜先知，在之前就已从新加坡拨电予二女婿王其辉，要他把黄家大小暂时搬到其岳父王长水在大石路的农庄，而让家小得以避过一劫，后来日军将领在登陆后，拜访王长水时就亲口证实，当天军机向黄府投弹，乃是最高指挥部所下达的命令，目的是要歼灭这位抗日侨领。

　　尽管黄庆昌在日据时身在新加坡，但他还是两度被侵占新加坡的日军所扣留，甚至被判为“死囚”，所幸有当地的商界友人落力营救，花了巨款买通军部上下，才让他从鬼门关外脱险归来。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943年飞抵古晋机场时摄，他随后前往纳闽岛，主持将该岛易名为“前田岛”的仪式。

　　●大钟楼在日据时是日本军政府的办公厅，此相片拍摄于日治时代，气氛还真得有些萧瑟。

　　囚黑牢承受非人酷刑 蔡木兴身负重伤

　　古晋的日本宪兵队，在开展肃清行动时，所要缉拿的“要犯”黑名单里，名列首位的是当年的中华商会秘书长蔡木兴，而兴化才子涂耐冰则位列其次。

　　蔡木兴（1895—1943），福建金门人氏，战前活跃于商界，于卅年代之前，担任中华银行经理，后来应黄庆昌所聘，出任联昌银行的经理，历任福建公会（当时称为古晋福建公司）的副主席、财政，福建义校董事，砂劳越华商商会秘书与主席等职，生平急公好义，热心慈善与社会公益，是位极受族群爱戴的侨领。

　　中日大战爆发后，他与黄庆昌等发起组织筹账会，出任财政要职，同时更是“抵制日货组”的主任，是位积极投入抗日运动的爱国人士，因而在日军占领古晋后不久，他便遭日本宪兵部所扣，承受非人的酷刑拷问。

　　饱受折磨的蔡君，被囚禁于黑牢一段时日后，有一天被押往圣若瑟教堂，会见居住在那的一名少将级日酋，后者命令他负责向华社筹措十万元的国防金，然而民族意识极强烈的蔡先贤当场断然拒绝，该少将在盛怒下，随手以夹于指缝间的香烟触烫他的脸颊，蔡君在剧痛下向对方撂下了重话，结果被该少将一把推倒在地，接着以穿着长靴的右脚，猛踹其胸、腹部，造成他严重内伤。

　　敌人见他威武不能屈，且又已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因此便释放他返家，不久后，蔡君便因伤重而牺牲成仁。

　　严刑拷打加利诱涂耐冰坚贞不屈 趁假释携妻儿潜逃

　　日据初期与蔡木兴一起被捕的，便是在1937年受聘到古晋主持＜砂劳越日报＞编务的爱国文人涂耐冰（1905—1967），战前身兼援华抗日筹账会秘书长重职的他，曾代表古晋到新加坡出席南洋抗日筹账会大会，且被委为大会的秘书长，负责起草援华抗日总宣言，也因此让他成了侵略者缉拿的首要目标。

●涂耐冰是日军所要缉拿的首要目标，在日治时，为了避开鬼子的魔爪，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日子。

　　●座落于独立广场前的这间旧宅“Jaida”，在日治时曾被用来囚禁拉者王朝的政府官员，它在战后被拨作官方用途，并在八十年代被拆去。

　　背着煽动民众抗日重罪的涂耐冰，在被捕后受尽了严刑拷打之苦，日方还威迫他替敌伪政权服务，但他紧咬牙根抵死不从，宪兵头目见他坚贞不屈，且又在当时的华人社会极受敬重，便改以利诱，假意要释放他返家，并答应提供资金让他办亲日报章。

　　为了逃出狼窝虎穴，涂氏虚与委蛇，趁着宪兵部把他假释后，马上携带妻儿潜逃到青山海口区，并在青山岩后山的丛林间，盖了间简陋的亚答屋安置妻小，然而没料到日本军部很快便探得他的行踪，派遣两名台湾籍，毕业于厦门大学的军官登门“招降”。

　　他们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威迫涂耐冰返回古晋为军部工作，还承诺会给他各种的优惠，包括安排住宿、车子，甚至保送他的子女到东京深造等等，但尽管他们舌灿莲花，坚守民族气节的涂氏皆不为所动，婉转的谢绝这些献议。

　　深知日军不会就此轻易放过他，涂氏匿藏进邻近海滨的一个天然石窖内，后来更划着小舟远逃到三马拉汉省海口乡镇三巴叻，投靠在刘振藩家族的椰林内，直至联军登陆后，才再回到青山，然而他的爱妻陈璧人，却已在联军飞机的空袭中罹难。

　　古晋筹账会的次任主席简长伯，也在沦陷后坠落日寇黑牢，他在扣期间，因受到严刑折磨，以至中风瘫痪，并在光复后不久病发身亡，而他在筹账会的同僚陈木林、李永桐、许聪思、田贵宗、丘士勋、林从周、陈水皎、宋崇基等皆先后被捕，不过他们虽饱尝倭寇的严刑迫供，但在查无实据，以及亲友的疏通营救下，最终都获得释放。

　　为方便监管华社 强行组织“华侨协会”

　　针对筹账会等华人领袖的肃清行动结束后，日本伪政权为了更方便监管华社，特别是有个传达命令的，尤其是向华社榨取金钱的平台，就把当时所有的乡团组织全编进了所谓的“华侨协会”，强行委任华人总侨长王长水为会长，战前活跃于福建公会等社群组织的许聪思为理事长，成员则包括了很多前筹账会的各属侨领。

　　伪政府指派工作 许聪思郁郁不乐上班

　　于穷凶恶极的蝗军淫威下，许聪思等社团领袖，不得不虚与委蛇的接下任命，每天按规定到设于亚答街琼侨会馆（现在的海南公会）二楼的华侨协会会所上班。

　　鉴于王长水当时以年纪老迈，无法处理繁重会务为由，只挂了会长的空衔头，所谓的“华侨协会”之工作，主要是由伪政府所指派的理事长许聪思负责。

●许聪思在日治时，被迫担任华侨协会理事长。

　　●一小队以脚车为代步工具的日军，摄于巴都林当俘虏营。

　　许聪思（1897—1959），著名的“左手书法家”，金门县后浦村人氏，毕业于厦门著名学府“集美师范学院”，曾任金门公学的校长，他在1930年前后，与妻子黄克贞乘船南渡印尼，出掌干麻汝的培英学校的校政，五年后举家迁居古晋。

　　抵埠不久他便与亲戚黄庆昌，合资于友海街创设“庆聪公司”，并在昔加玛路设立肥皂厂，是黄庆昌在处理福建公会与商会的一大帮手，日据时，他亦因曾是抗日筹账会的一员，而被日本鬼子扣留了三个多月，然而让他内心最苦闷的，莫过于在获释后，被伪政府指派担任“华侨协会”理事长一事，因此他每天从“协会”办公回家后，总是愁容满脸郁郁不乐的坐在屋前发愣。

　　好不容易挨到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许聪思在得知佳讯后，迫不及待的骑着脚车，到市区与民众一起狂欢，纾缓多年来积压于心头的怨恨。

　　战后他着手编撰英属婆罗洲年鉴，而在1959年，当他埋首编写年鉴第三册时，却因胃癌而与世长辞，享寿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