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上）

　　原编者按：18世纪后半叶，欧洲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一是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革命使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其它各国。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开始由革命转向了反动。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它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资产阶级的日趋反动，引起了一些先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他们开始研究劳动群众贫困和苦难的原因，探索消除这种贫困和社会灾难的途径，构思建设理想社会的方案，从而产生了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热情洋溢，信心满怀，富有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但由于他们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圣西门(生于公元1760年)是19世纪初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19岁时随法国军队参加北美人民的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他自动放弃了伯爵头衔和贵族称号，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参加了革命活动；随后又退出革命。18世纪90年代，圣西门热裹于国有财产的投机生意，发了一笔财；十九世纪初又破了产。晚年生活贫困，依靠朋友接济，并 从事著作。他生活在法国社会激烈变动的年代，封建王朝的垮台，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几经曲折，数历变乱。资本主义的统治最后确立了，资产阶级胜利了。这次革命的胜利表明，它不是整个第三等级的胜利，而仅仅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阶层即资产阶级的胜利。复辟时期封建贵族虽然暂时回到了统治者的宝座，但它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社会上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尖锐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革命前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宣称的什么“普遍的幸福”，什么“博爱、平等、自由”，令人极度地失望了，圣西门就是指出这种失望的第一个人。

　　在圣西门的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因此他看不见大工业所造成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也看不见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他把社会上的人们分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前者不仅包括工农劳动者，还包括工厂主、商人，银行家；后者则指僧侣、贵族等一切不事生产活动的人们。照他看来，社会上的一切对立和斗争，仅仅是“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的对立和斗争，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劳动者”当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工厂主、商人、银行家身上。

　　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统治者是“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他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担负物质生产的“劳动者”阶级却陷入贫困苦难之中。他说:穷人不得温饱，每天失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却用来增加富人的财富；无知、懒惰和穷奢极欲是大人先生们的本分，而省吃俭用和爱好劳动的人们却受他们的统治，被他们当作工具；社会上受到尊敬和得到国家奖赏的人，完全是仰仗特权，这种特权主要来自家庭出身、阿谀奉迎、阴谋诡计和其它不光彩的行为，真正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劳动者不但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报酬，而且受那般王公贵族和无能守旧分子的管理。总之，这个社会到处都是没有才能的人统治着有才能的人，没有道德的人统治着善良的公民，大罪犯在惩罚犯了小过错的人。因此社会必须改造，必须由更加理想的社会代替它。

　　圣西门把它设想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做“实业制度”，在这种实业制度下，社会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将最后消失，对人的管理将退居次要地位，人们将联合起来去影响自然，把“人力作用于物”。恩格斯指出:“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在实业制度下，人人都应当劳动，劳动者将受到尊重，游手好闲者将没有存身的余地，社会保证一切人都能获得工作，都有劳动的权利。在实业制度下，一切工作都必须按照“协作的共同目的”，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因此他又把实业制度叫做“协作制”。这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提出的。照圣西门看来，这是一个没有矛盾、和谐一致的社会。但是圣西门又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财富的差别仍然存在，用手劳动的穷人应该养活用脑劳动的富人，不同之处只在于富人如果不能用脑子劳动，将强迫他用手劳动。因此恩格斯指出“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

　　怎样实现这个理想的实业制度呢？圣西门第一反对暴力革命，第二反对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他在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曾被判刑坐牢又目睹革命造成的“破坏”，就错误地认为革命只能引起“暴乱”，把社会带到“悲惨”的道路上。因此，他害怕政治斗争，害怕革命暴力。他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却只把他们看作是“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只能在他设计的未来社会中得救。他要靠宣传，特別是靠向富人和当权者进行宣传。他说:“改革家决不应当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人类之友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照他看来，一旦那些大人物如国王、实业家、科学家、艺术家认识到实业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帮助工人和劳动人民把这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圣西门曾经多次上书拿破仑，并向资本家尽心劝说。当然结果总是落空的。

　　圣西门的理论和实表明他并没超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他看来，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他说:“研究人类理性至今走过的道路，可以向我们指明理性应该继续沿着科学和幸福的道路迈开那有益的步伐”。既然理性是决定一切的，他就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认为“只有依靠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天才是极少数的人具有的，因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只能依历史侥幸恩赐的天才。因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因为如此，圣西门逝世以后，他的信徒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宗派，敌视革命、敌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指出:“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傅立叶(生于公元1772年)出身于富商家庭，他特別出色的地方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恩格斯指出:“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以往人类的历史经历了四种制度，即蒙昧、宗法、野蛮、文明。“文明”制度是指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例如，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日益下降；工业愈发达，工人愈贫困；食物过剩，人们却在挨饿。因此他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叫做“生产过剩的危机”、“多血症的危机”。在资本主义“文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相互憎恶，彼此仇恨，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之上……。

　　为此，傅立叶拿资本主义的贫困和资产阶级思想家骗人的华美约言作了对比。什么“天赋人权”！一个平民如果身无分文，甚至连一顿饭都吃不上，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只能是纸上的规定，只能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什么“社会契约”！缔结社会契约应该是保障劳动人民比他们在自然状态下生活得更好，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遭遇比野蛮人更悲惨，野蛮人有不可剥夺的劳动权利，资本主义制度却剥夺了人们的劳动权利，失业后就要挨饿，如果拒绝挨饿，就被送上绞刑台；野蛮人的劳动果实是归自己享用的，资本制度却把劳动和享受分开，劳动果实供一小撮富翁享乐，劳动者遭到的只是贫困、奴役和绝望。

　　傅立叶特別攻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指出:婚姻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投机，妇女被当作了买卖的对象，夫妻相互欺骗，通奸和卖淫，习以为常。“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他第一个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总之在傅立叶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只是罪恶，是“幸福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一切美妙词句，实践证明恰恰相反，他们“答应有多少善举，就会产生多少灾难”。不同的是，在野蛮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些罪恶是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在“文明”制度下却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虚伪的形式。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它。他说:“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并引起发明更完善的社会机构的愿望。”

　　傅立叶把他所发明的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或“协作制度”。照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世长存的，它必将为这种和谐制度或协作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下的基层组织名叫“法朗吉”。它是生产和消费的协作社，既组织生产，又组织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照傅立叶的设想，“法朗吉”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从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生来就爱好劳动，天生的懒惰是没有的。因此，“法朗吉”的成员，人人都参加劳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可以自由结合，也可以从一种劳动自由地转到另一种劳动。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劳动，这个小时放马，下个小时可以去种玫瑰花。劳动就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变成快乐的享受。在“法朗吉”内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完全一，劳动生产率必将成倍增长。但是，“法朗吉”并不废除私有制，它把劳动收入分为十二分，按劳动、资本、才能进行分配，其中六分做为劳动的报酬，四分做为资本的利润，二分做为高才能的报酬。因此，在“法朗吉”里，还有穷人和富人，工人和资本家，生活上述有差別，甚至住宿和吃饭也有差别，照傅立叶设想，未来的“法朗吉”将设立股份公司，资本家入股以后可以成为“法朗吉” 的成员，和穷人共同劳动。但是他们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如免去了笨重的体力劳动，以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欢宴游乐上。显然这是为了招徠资本家向他的“法朗吉”投资。恩格斯把傅立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彻底的地方”。

　　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傅立叶曾经多次被捕和被编入军队，丧失了全部经商资本，几乎丢掉性命。据此，他就错误地认为革命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对革命和革命战争一直采取敌视态度。他和圣西门一样，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办法是一靠宣传，二靠试验。在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企图通过说服统治者和资本家，建立一个和谐制度，在这个和谐制度建立过程中，工农劳动群众只能等待他们“良心”的发现，恩赐给自己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傅立叶曾经刊布广告，说任何资本家如果愿意投资进行试验的话，可以在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去他家找他。他自己也经常在12点钟以前赶回家中，等待“善良的”富翁的到来。但等了好几年都没资本家来，他和他的信徒曾经亲自做过试验也以失败告终。

　　傅立叶的失败再次表明了唯心史观的破产。他和圣西门一样，并没有超出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他从资本主义不合人的本性出发来责难资本主义；他又从不变的人的本性出发去推演未来的社会制度。他不是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而是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不是从研究资本主义中引出科学的结论，而是从头脑中设想未来的社会制度。他不了解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虽然自命要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却反对组织群众斗争，他虽然讲过法国大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但他一直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暴力，宣扬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阶级斗争进入十分尖锐的19世纪30-40年代，傅立叶的信徒就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空谈家。

　　欧文(生于公元1771年)与圣西门、傅立叶不同，第一，他少于幻想多于实践；第二，在他设计的未来社会中，不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存在，主张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把圣西门和傅立叶看作是社会主义者，把欧文看作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们的学说都是空想的。欧文出身于英国北威尔士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读完初级小学后就踏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曾积极参加了英国的工人运动，并且把他的社会改造计划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恩格斯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在欧文的理想社会中，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劳动合作公社”。公社建立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是集体劳动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公社按照每个成员不同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不同的工作，每个人都做对全体有益的劳动。公社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公社成员和社会全体成员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不会出现产品无法销售的经济危机，同时由于公社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新机器，产品非常丰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已的需要领到足够的产品，不必担心多领，因为产品是足足有余的。此外欧文还曾设想公社将把工业和农业相互结合起来，社员既从事工业劳动，又从事农业劳动；并且把城市和乡村的一切优点也都结合起来，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所造成的弊病；最后还设想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儿童从七岁起就参加轻微劳动，他们除了接受一般书本知识的教育外，还要学会生产的本领。在欧文的公社方案中，对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许多有价值的猜测。他基至提出要实现他的社会计划，必须改变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正如列宁指出的，他“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当作彻头彻尾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