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zz 访谈 |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 ，我厌恶政治

　　原编者按

　　Jazz的童年在城中村的污水与小卖部间度过，搬入市中心的公寓后，巨大的反差让他感受到社会结构的分层：教育、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对政治的最初理解，是学校虚伪的形式主义，厌恶随之而来，但这恰恰让他在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更具判断力。

　　他不轻信任何话语权力，警惕“圈地自萌”式的合作社方案。他喜爱科幻小说，试图用最锋利的想象去拆解现实的包裹——让资本与人类的命运都在极致状态下裸露其真相。对他来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因为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因为无法对今天这个世界保持沉默。

　　我们与Jazz进行了访谈，并将部分内容以自述的形式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文| 毛乌素铁锤 旺角金鱼 喵了个咪

　　排版| 随机森林

　　城中村和市中心的差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小时候生活在深圳龙华的民乐村。它并非典型的城中村，更像深圳的“内陆地区”，需要通过“二线关”（深圳内部的边防检查站）与其他地区连接。居住环境倒是常见的城中村出租屋，街道常有垃圾堆积、污水横流。不过那时我对环境的差异并不敏感，直到搬入南山区的公寓后，才意识到两地的区别。

　　民乐村周围只有两所小学，一所是民办的民乐小学，另一所是附近别墅区内的贵族学校。民办学校招生相对宽松，但在这里成绩优秀的学生，可能到公立学校后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中下水平。民办学校的学生多为务工人员子女，父母忙于生计无暇辅导学业。我妈妈常和邻居交流，许多孩子因家庭困难无力负担课外补习。大多数城中村的居民并没有条件让孩子参加补习班，因此教育差距被进一步加大。对我来说，城中村和市中心的差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初我很不适应搬到南山区后的生活，一是从走读变成了住校，二是班上有几个刺头很排挤我。在城中村时，我和朋友们常偷拿家里的钱去小卖部玩电脑。搬家后，这样的经历变少了，和朋友们的相处也不再和从前一样。搬家前，母亲是家庭主妇，我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多，交流也多；搬家后，由于要还房贷，她和父亲一起去工作，我们相处的时间减少，关系也随之变差，和她争吵的情况很多。因此，我有时会怀念城中村的生活，至少那时不会有那么多争吵。在城中村的生活经历让我更倾向于过一种朴素的生活，平常除了买书，其他开销极少。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

　　我厌恶政治

　　初中时我就读的是一个新成立的学校，新学校最初几年是要经常接受教育部门检查评估的。为了应对这种评估，学校像各种评比活动一样搞了夸张的面子工程，甚至连厕所都喷洒了香水。督查在评估的最后一天有个环节，要听一些学生代表反映情况，可能是因为成绩比较好，老师安排了我在内。我却“不谙世事”，当场指出了我眼中这些形式主义的问题，结果自然是尴尬地石沉大海，但那时的我却更觉得反感，从此对“政治”彻底失去兴趣，甚至处于极度厌恶的状态。我认为任何事牵扯到“政治”都会变得“一泡污”——尤其是后来，我刚开始对物理产生兴趣，阅读科普书籍了解物理学史时，总觉得常有政治力量在阻碍科学发展（后来意识到并非如此）。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前，我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厌恶”的状态。

　　读大一的时候，必修课的政治课本让我觉得矛盾重重。它完全分成两个非常截然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前面的政治经济学的部分，里面的主要内容还是从马恩原文摘抄下来的，所以主要是在谈“剥削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而后面的部分基本上在把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现象跟前面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给融合。这是我当时感到怪异的一个地方，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协调，所以我开始去网上找如何入门马克思主义，那时候是在知乎上阅读相关内容，看到有人说阿尔都塞的《论再生产》好读，所以选择先从这本书入手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现在回过头看，“好读”这个说法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当初对于阿尔都塞的理解受到教科书的影响，因此是很肤浅表面的，但这就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契机。

　　马克思主义与科幻小说

　　我还有个爱好是阅读科幻小说。其实我最初并不是它的爱好者，而是在受了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之后开始阅读科幻小说，现在很喜欢这一类型。这两位理论家，一个是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一个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他们都有一些关于科幻小说非常精彩的文论。

　　我认为科幻小说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本小说，而且它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普遍文学，尤其是赛博朋克小说。虽然赛博朋克现在已经式微了，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它的主题主要仍是在反映当前的全球化的。用詹姆逊的话来说，这类晚期资本主义小说的代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认知图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他希望在我们当前碎片化的历史中重构出一种整体化的视角，而整体化的视角是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我个人感觉的话，其实科幻小说它更像是一种机器。虽然我们知道有些科幻小说描述的现实，它永远都不会在真实生活里面发生，但是它的目的在于希望将社会中的某些趋势推向极致，并演绎这一做法的后果，这一点是比较有启示的。所以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科幻小说，比如说非常杰出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的《失去一切的人》，我想所有的左派都会喜欢这本科幻小说。

　　还有一系列比较奇怪的科幻小说是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写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基坑》和《切文古尔》这两本小说。它们通常被当作反共的“反乌托邦小说”来宣传；事实上，如果你了解普拉东诺夫的个人轨迹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对于革命本身，对于十月革命本身是相当忠诚的。但是这两本小说的发展过程和结局其实都相当出乎意料，这也是它们经常被当做“反乌托邦小说”的原因。在这两部小说中，普拉东诺夫描写的角色基本上都像是饥荒年代的化身；最后，他们要么是死在自己手里，要么是被白匪军给摧毁。

　　但是在詹姆逊的解读中，普拉东诺夫的这些小说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样貌。对于詹姆逊来说，普拉东诺夫将死亡作为小说结尾的目的是：死亡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一种匿名的主体性的表现，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表现，它反映出当普遍性降临到社会中的时候，要求抹除掉一切特殊性，而普遍性就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之，普拉东诺夫的小说我认为也是非常值得阅读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小说。

　　任何一种“主人话语”都值得质疑

　　俄乌战争爆发初期，我曾经困扰过很长一段时间。那大概是在22年初的时候，我当时刚接触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多久，对于俄乌战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是不知所措的状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网络上自然有很多人给出了他们对应的意见，从左到右各种政治光谱的都有。可能是只要嗓门够大，他们总会收获一批听众。我当时在想的事情是，只要我听从某人的建议，不管这个建议是来自何方的，照着去做出相应的行动的话，我就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或者更狭隘一点说，让我自己更好受一些，不再整天跟个没头苍蝇一样。

　　但后来，我开始对这些网络上的声音持怀疑态度。尽管这种怀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解答，但它促使我远离了网络上的声音。直到读到法国毛派哲学家居伊·拉德罗（Guy Lardreau）的文章，我才开始才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拉德罗当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无罪，……有理”作为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将反抗的无条件性作为哲学的基础，把反抗放在类似于康德道德律令的绝对位置。在他的设想中，反抗是超越性的、绝对正确的。但在五月风暴失败后，尤其是文蛤失败以及柬埔寨大屠杀被揭露，他对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并转向了另外一个更为极端的方向。

　　这之后他开始反思：为什么每一次看似伟大、绝对正确的革命最终都会演变成一场悲剧？对此，他的回应是——进一步将反抗的观念提升到一个更加绝对的位置，从而使得他可以仅关心反抗的正当性，而不去关心反抗可能造成什么后果。在这段时间里，他从阿尔都塞那里接触到了拉康的思想。他原本的政治困惑，逐渐演变为对主奴关系中反抗的无条件性的探讨。他的问题变成了：奴隶如何才能真正反抗主人？他的解答是：通过将奴隶的身体交付给一个超越性的“真理”概念，使得奴隶的所有行为都被视为正当的。因此，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极端转向，从最初无条件的革命者，变成了无条件地歌颂“主人”。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他甚至将“mzx万岁”“斯大林万岁”和“圣母玛利亚”并置，认为这些口号并不包含任何服从的意味。

　　我从中看到的问题与拉康及其继承者齐泽克的分析类似：如果我们始终无法摆脱一种“主人”——一种主导了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意识形态的话，反抗的无条件是否仍然是可能的？我的看法是，反抗的无条件性依然成立，只是“主人”的形象需要改变。因为正如巴迪欧所批评的那样，拉德罗晚年的思想陷入了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要么什么都不去追求，要么必须用极端、肮脏的手段实现目标。但这种二元对立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过度追求了反抗的纯洁性。

　　那么我们对于“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算我们无法摆脱一种主导我们生活的“主人”，但是“主人”本身不过是某种已经存在于我们身上，因而我们就一点不必羡慕的东西。“主人”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把我们给团结起来。在“主人”要求他的特权，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们总可以对他说“不”，我们无视他的要求。这一事实最终表明，“主人”的话语本质上是内在断裂的，既不能被视为绝对有意义的，也不应成为我们行动的出发点。

　　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以一种独特的态度对待占据主人话语地位的声音。这些声音仅仅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聚集的机会，但它们的实际内容始终值得质疑，我们始终可以提出反对，并随时否定它。

　　关于时间的思考：

　　加速主义和非线性历史

　　在哲学而非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等价为“历史”：我们谈的其实是历史，不是时间的长短。我可能需要提到右翼加速主义者尼克·兰德（Nick Land），因为他的观点比较典型。

　　尼克·兰德对康德的线性时间观念非常不满。康德对时间的描述是：时间是某种我们自己在大脑里面进行综合而成的观念。我们把很多事情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对于时间的观念。而在当前社会，尼克·兰德认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线性时间观念，尤其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时间观念：就是历史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主义社会，发展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在未来发展到后资本主义社会……让他成为一个右翼加速主义者的思考是：假如时间真的是线性的话，假如人类在未来已经获得解放了的话，为什么在当前看不到任何解放的征兆？如果说未来人们已经获得解放了，那他们应该会通过某种方式——要么是“时光机”，要么是历史哲学的方式——让过去的人也获得解放，获得他们历史性的正义。

　　于是他推导的结果就是：没有所谓的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定仍是资本主义，他现在才看不到任何解放的征兆。他的加速主义的计划也不能说是对抗资本主义，实际上他是希望通过引入非线性的时间来加速资本主义这一过程。我总结了一下，可以认为他的加速主义是希望缩短资本流通的时间，从而形成一种加速的效果。

　　那么尼克·兰德的这种时间观念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以期货为例。期货是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们买进买出期货并不是期望真正最后的货物交易：所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对于期货交易者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他们希望的是，在最终交货的时刻之前能赶紧把他们手里的期货凭证给加价卖出去，从这里面来赚钱，而非最终的交易。期货在这些交易过程中会不断膨胀，有可能交易者最后并不想要这批货，或是付不起最后那笔钱；而提供货物的卖方也不希望交货，他希望的是大伙儿能把这些期货的债券越炒越高，好让他自己赶紧从这里面套利脱身，而不用生产出任何实际的商品。

　　这里只存在一种资本自身的疯狂的运转，也揭示出了尼克·兰德加速观念中的一些困境。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期货交易者们往里面投入的时间、对于这种商品潜能的期望视作一种非线性时间。参与者们当然希望交易债券的时间越做越短，也就是一切加速进行，他们自己越早出手越好；但是过程的加速进行，反而是依赖于他们投入时间去不断延缓最终交割结算时刻的到来。这就是尼克·兰德自己的时间观念中的某种矛盾。

　　对于我来说，由于我已经抛弃了某种进步主义的观念，所以我也希望能引进某种非线性时间来解决金融资本主义运转中的某些困境。在期货的运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运转最终还是依赖于某种线性时间进行的。我希望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能有一种真正非线性的实现模式。

　　我眼中的非线性时间观意味着历史时间的民主化，突破过去-现在-未来的等级秩序，赋予不同时间维度以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任意地在这三种历史之间跳跃。这涉及到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里面对于“历史的天使”的一些考虑，本雅明对于这种弥赛亚时刻的描述是这样的：在未来某个时刻的人们，如果获得了解放的话，如果他们不解放他们的整个历史，为那些死去的人寻回历史性的正义的话，这种解放是称不上真正的解放的。对我来说，本雅明的这种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死去的人会获得某种形式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压根儿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时间上的平等仍然可以成立，仍然可以把所有人视作绝对平等的个体，从而使得他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刻也是平等的。不仅是人类的平等，也是不同时间本身的平等。

　　我不怎么支持合作社实践

　　对叁零柒计划发表过的文章，我也有不太赞同的，比如关于经济民主的两篇内容。

　　讨论民主的那篇文章，我想，难道民主就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决策大家都要亲力亲为吗？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希望这样，我反而希望有一个强力的机构去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例如火力发电站建哪、周围的污染怎么处理……这绝不是对于“民主”本身的批判，我只是反对这种亲力亲为的直接的民主，也许它的本意是想避免某种斯大林主义，但是在这种繁琐讨论的文件档案中，难道不是又构成了一种档案式斯大林主义吗？

　　根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美国乌托邦》（An American Utopia）中表达的观点，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双重权力，是地方上绝对放权和垂直组织上绝对集中的军队式的权力的模式。平时无比慵懒以至于根本无法发动战争，但需要行动时，就展现出中国军队在救灾时的迅速反应所代表的那种纪律性特质。而这种军队的组织，它注定是不可能透明的，而正因为它是不透明的，它才能完成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绝非支持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我想强调的是那种绝对放权、人人亲力亲为的直接民主本身，只会呼唤另外一种绝对的集中权力。我们不用惧怕纪律和团结，我们反而应该将其覆盖全民，让所有的民众都参加这种军队式的训练，如同布朗基和巴迪欧所倡导的那样，每个人都是一个时刻准备的战士，这种战士的形象才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民的理想形态。

　　对于讨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我想说我和作者不同，我是不怎么支持合作社实践的。我知道大伙可能都对这一实践有非常大的好感，但合作社的问题就在于它要求退出资本主义，呼唤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仿佛能将自身与资本主义彻底区分开。而这在我看来是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压根没有什么纯粹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无产阶级本身都是资本主义所划定的一个场域。当你搞一个“内部共产主义”的临时空间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个空间外部的问题？要知道，这个空间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在外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仍然存在。合作社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它确实开辟了某种让共产主义话语得以存在的临时空间，但是这种临时空间本身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而存在，它只能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定义自身。

　　至于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在我心中则是一个典型的新封建主义的代表，它表明自治的期望只能局限于某些“高精尖人士”中，在深陷贫苦、缺乏文化的工人、农民中是不可能普及的。它犹如给自己划分了一个封地，进而参与到整个市场经济的流通中，没有任何解放性。

　　另外讲到自治运动，大家较为熟悉的是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他们确实是希望解放恰帕斯州及周围的贫苦农民；但是资本主义压根不会在乎把一部分人给排除到边缘地区，成为资本主义的构成性例外。一个地带搞合作社，资本主义体系可能根本不在乎，你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扩展到其他地方。这是我认为自治运动面临的最大困局：这只是一种带有强烈地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对资本主义并不构成威胁。一些对萨帕塔运动感兴趣的人，会深入当地写一些报告，说实话我看了之后有点失望，他们写出来的报告跟官话也没什么区别，充斥的皆是一些进步主义表述，比如说提高了收入，推进了医疗保障体系什么的，但是这些标准也同样可以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辩护。我想对那里的实践者来说，也必然会遭遇这种进步主义迷雾，让他们对“什么才是真正的解放”这个问题冥思苦想而得不到结论。

　　我最喜欢叁零柒的访谈

　　在叁零柒计划的文章中，我特别喜欢的栏目是访谈。我希望从这些文章中发现一个人何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让一个人真正转向左翼乃至马克思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或反动派？让一个人从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状况，突然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我很感兴趣，也认为非常重要的地方。其他公众号的话，Kritik人文社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

　　最后我还想感叹一句，“叁零柒计划”公众号上最新发的文章，真是兵贵神速！小红书刚开始有外国人大量涌入，各位这么快就找上了人，完成了访谈，这挺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