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无产者的怒吼：纪念五卅运动百年回顾

　　百年前的今日，上海南京路上，帝国主义租界巡捕用枪弹血腥镇压了学生领导的示威群众。在接踵而至的上海总罢工中，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证明了自己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和领导。随着上海无产者的怒吼，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腾飞的关键转折点，但这绝非凭空发生的。中国工人运动在1923年京汉路大罢工被军阀淹没在血泊中后陷入退潮，但在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开始复苏。从华北到香港，共产党员和激进分子领导的铁路工人和海员重整旗鼓，前者恢复了被镇压的铁路工会，后者逐步摆脱了工贼领导并重启罢工。1925年2月爆发的上海纱厂大罢工席卷了绝大多数日资纱厂，参与领导罢工的中国共产党也抓住机会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第一次建立了较稳固的据点。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大会代表的工人数量（54万，约为一大两倍）和明确的革命色彩（保守派和工贼领导的“工会”大都拒绝参加）比起1922年的第一次劳动大会都大大前进了。

　　5月15日，上海日资纱厂开枪杀死工人革命家顾正红，打伤十多人；28日，八名青岛纱厂罢工工人在日帝授意下被枪杀。对此示威抗议的上海学生亦被租界巡捕拘捕。5月30日，面对游行到南京路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者的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惊慌失措的帝国主义者希冀以屠杀来打击运动，打死13人，打伤和拘捕各数十人。他们失算了。

　　次日，1500名怒火中烧的学生、工人、小店主代表举行市民大会，决议发动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并逼迫代表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签字参加。同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在李立三（工会总书记）、刘少奇、刘华等共产党员领导下直接指挥总罢工。

　　上海总工会最初的基础是参加五月初劳动大会的各上海工厂委员会。劳动大会结束后，回沪的上海代表团就按照大会决议开始筹备上海总工会。正是有了这样的准备，五卅惨案后才能如运动亲历者郑超麟所说，“好像魔术家变戏法一般，转瞬间出现上海工人总司令部，”“全上海无论哪一部门工人都服从它，都执行它的命令，都向它报告。”

　　总工会总部设在闸北，并在浦东、杨树浦、闸北、小沙渡工人区设有分部。总工会组织纠察队监督罢工抵货和惩治工贼、发放罢工凭证（工人凭此领取生活费）并出版自己的通讯简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和运动公开的总指挥机关“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共同在上海造成了双重政权的革命局面。【1】

　　6月4日，上海有7万4千名工人罢工，在13日达到16万人。【2】总罢工最高潮时有20多万工人参加，涉及200多个企业，使上海这个帝国主义根据地陷入瘫痪。运动是如此之广，甚至大半租界华捕也加入到罢工中来。【3】上海《密勒士评论报》抱怨道，外国人“除了服务于当地保卫队之外，很难做任何事情。”

　　五卅之前，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所说，“上海工会虽茁然而生，然而仍不过二十来个雏形组织，人数总共不到两万，其主观力量之薄弱，概可想见。”1925年初，全国共产党员仅有千人，至10月也不过3000人。这样的力量自然是不足以让中国共产党独自组织罢工。事实上，上海总罢工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自行的爆发和组织，总工会领导和共产党所做的只是催化运动并给予其以方向。

　　另一方面，裴宜理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帮会的支持在上海大规模罢工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五卅工人运动是“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并列举了帮会分子在罢工中提供的积极或消极的支持。这种说法至少是夸大，不准确的，体现了对阶级斗争逻辑的不理解。

　　无疑，帮会在上海无产阶级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以至于李立三在初到上海时也通过加入青帮开展工人运动。但是，帮会作为跨阶级的群众组织，虽然在“正常”时期牢牢掌握在其剥削阶级领导手中，在劳苦大众进行革命动员时也会部分地反映来自底层的压力——正如1904-1905年沙俄的祖巴托夫警察“工会”中所发生的那样。在工人阶级向左狂飙时，这些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沿阶级界限分裂，其部分领导，不管真心与否，会被工人阶级的运动裹挟。那些公开站到反动立场上的分子则会被群众扫到一边——常玉清、龙襄三等帮派大佬几次破坏总工会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不管怎么说，上海总罢工的政策、路线、口号都牢牢掌握在工人拥护的总工会和共产党革命者手中。帝国主义反动派很清楚运动的真正领导权所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在八月初密报说，“‘青帮、红帮’这两个秘密组织现与闸北工人煽动分子沆瀣一气，并向臭名昭著的工人领袖李立三效忠”。

　　尽管明面上是一场跨阶级民族运动，五卅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清晰的工人阶级色彩。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政治行动——参加的工人常常自称或被描述为学生和商人的“后盾”，少有本阶级的独立政策和诉求。【4】然而，五卅运动里的二十多万上海罢工工人不仅是直接打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软肋（利润）的主力部队，还是运动精神上的中流砥柱。“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将工人阶级置于首位即是例证。

　　示威和罢工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五卅惨案直接触发了至少135起罢工，涉及全国40万工人。6月23日，广州沙基英法机枪手开枪屠杀示威群众，杀死52名工人学生、重伤百余人。沙基屠杀掀起了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由工人代表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数千人的武装纠察队，有自己的行政机关、法庭（会审所）、监狱，并建立工人食堂、宿舍、医院、学校，被称为“第二政府”。实际上，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罢工委员会起到了俄国革命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尽管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领导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罢工委员会起到了俄国革命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

　　在上海，随着时间流逝，大资产阶级的叛卖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让运动的阶级性更加明显了。事实上，资产阶级惊惧于群众，尤其是工人之战斗性，从一开始就尝试限制运动的发展。被群众施压签署罢市命令的总商会副会长方淑伯当日急电会长虞洽卿：

　　“......今日市民二万余人，聚集本会要求宣布办法，形势扩大，市民今决罢市，万难劝导（！），电到，希火回沪主持......”【5】

　　虞洽卿回电：

　　“罢市如不能免，万希防避罢工（！），望先与各界妥商办法。地方秩序，尤希格外注意（！）......”【6】

　　尽管最初在群众压力下同意参与罢市和提供部分罢工经费，资产阶级很快就开始打退堂鼓。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包括华人民主权利（包括组织工会、罢工等工人权利）、废除外人特权、帝国主义从上海撤军、惩凶和赔偿五卅死伤者和运动开支等诉求时，总商会单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其中删去了帝国主义撤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和承认工人权利这样“过激”的诉求。

　　总商会又尝试缩小运动的打击范围，要“放开日本”、“单独对英”。弱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软弱怯懦，另一方面，作为剥削阶级，它惧怕工人阶级的动员和组织胜过敌视帝国主义的压迫（如工部局没有华董）：谁能保证工人阶级不会使用他们新铸造的强大组织反对本国主子的剥削压迫呢？后来的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6月23日，资产阶级在没有取得任何让步的情况下结束罢市，消沉的中小商人亦跟随开市。控制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者决定在这个薄弱环节取得进一步突破。7月6日，工部局宣布对华资工厂停电直到罢工结束。上海资产者立即举手投降，违背和总工会的约定停止提供罢工经费，彻底退出运动。

　　随着暑假开始，在运动初期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学生也纷纷回家，运动转入工人阶级和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日）的一对一决斗。

　　孤立的总工会越来越难以支撑罢工。工人阶级不能永远保持动员状态，士气衰落和经费枯竭的问题愈发严重。到7月，罢工人数下降到8万到10万人，工贼组织和流氓也活跃起来，甚至在8月22日突袭捣毁了总工会总部，打伤许多纠察队队员。【7】在日帝授意下，青岛和天津的奉系军阀血腥镇压了当地罢工。上海总工会决定开始有序撤退。上海无产者的纪律和坚韧是模范式的，避免了撤退转变成溃败。8月中下旬到9月，总工会和日、英资本家分别达成协议结束罢工。

　　协议并未满足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最初提出的任何主要诉求，只提供了对顾正红家属的赔偿金、部分罢工期内工资和一些象征性的提高工资与改善工作条件的承诺。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被打败，他们如今更有组织、阶级觉悟和自信。上海工人甚至在总罢工完全结束之前就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经济罢工，并把罢工扩散到了华厂（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正是背信弃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担忧的。在罢工中建立起来的上海总工会尽管在9月18日被军阀封锁，仍旧继续秘密存在，并在1927年举行了成功的总罢工和起义。从整个无产阶级和革命运动的角度来说，五卅运动和上海总罢工是一场胜利。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并未充分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和得出正确的结论。邓中夏后来写道：

　　“在此运动中，【我党】分明看见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最后反动，分明看见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可靠，分明又看见了无产阶级的孤立，然而却没有教训我们的党，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

　　这是对的（邓中夏将问题归咎于“陈独秀主义”——在1930年的苏联，他是不能不这么写的），可是要争取农民和农民子弟出身的士兵，就要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与要求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国民）党内合作”的共产国际教条是绝不相容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系千丝万缕，要消灭地主制就不能不反对资产阶级乃至推翻资本主义本身——1949年革命的经验即为明证。

　　上海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完全符合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着全体被压迫的国民（首先是农民大众）的专政才可以想象。”

　　然而，在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牺牲在“党内合作”和“四阶级联盟”的祭坛上，屈从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反帝”的蒋介石——代价是1927年大革命的惨败和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被屠杀。随着中国共产党失掉其无产阶级群众基础，转向农村的武装斗争，党飞速地蜕化成了一个高居于群众和基层党员之上的官僚机构，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至今仍在为之付出代价。

　　对于今天的全世界革命者来说，五卅运动是学习阶级斗争规律的极好材料。三个月里，中国无产阶级里组织和意识相对落后的上海工人一跃成为全国工人和劳苦大众的先锋和斗争典范，顶住了强大狡猾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从上海无产阶级的边缘上升为其无可争议的领导。然而，倘若没有24-25年的工潮，倘若共产党员没有预先在上海工人阶级中扎下根来，上述的飞跃当然不会发生。这是唯物辩证法中量变向质变转换规律活生生的例子。

　　注释

　　【1】由于经费困难和当局镇压，《上海总工会日刊》后改为三日刊、五日刊。6月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还出版了其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

　　【2】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64.

　　【3】《民国日报》，1925年6月6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8页。

　　【4】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54.

　　【5】《益世报》，1925年6月2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二卷，第233页。

　　【6】《益世报》，1925年6月2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二卷，第23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