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视角：后苏联时代的俄国工运

　　斯坦尼斯拉夫是俄国左翼政治和劳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2009年死于新纳粹之手。斯坦尼斯拉夫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所谓民主浪潮的兴起，工运曾受到了自由派精英欢迎。苏联崩溃后，工人领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被利用了。维堡造纸厂（1996-1999年）的反私有化案例是最为突出的例子之一。斯坦尼斯拉夫重点讲述他所经历的三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工会的活动、21世纪头十年的劳资冲突，以及在俄国不断更迭的立法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劳资冲突策略。

　　导言及访谈作者：亚历山大·比克博夫（Alexander Bikbov）

　　受访者：斯坦尼斯拉夫·马尔凯洛夫（Stanislav Markelov）

　　翻译：伍依陆

　　1990年代的俄罗斯工会运动是怎样的？过渡时期的劳工冲突有何特点？我们发布了亚历山大·比克博夫（Alexander Bikbov）对斯坦尼斯拉夫·马尔凯洛夫（Stanislav Markelov）的档案访谈，马尔凯洛夫于2009年1月19日死于新纳粹分子之手。

　　十五年前（指2009年——译者注）的1月，人权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尔凯洛夫和记者安娜斯塔西亚·巴布罗娃（Anastasia Baburova）在莫斯科市中心遇害。后来人们逐渐明白，这是俄罗斯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恐怖活动的顶峰时刻。作为一名人权律师，马尔凯洛夫在2000年代曾代理过多起备受瞩目的案件，这些案件通常与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暴力行为有关。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马尔凯洛夫在左翼政治和劳工维权方面的积极参与。在这里，我们节选翻译了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比克博夫（Alexander Bikbov）于 2006 年 10 月进行的一场访谈，该访谈探讨了马尔凯洛夫作为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在劳资纠纷中的角色。

　　在下面的采访中，当被问及有关俄罗斯工会及其法律实务的问题时，马尔凯洛夫深入探讨了他生活与工作中历史与个人亲身经历紧密交织的那一维度。如今，人们不禁为斯坦尼斯拉夫描述他所经历的三个领域时表现出的理性严谨以及生动形象的表述所打动。这三个领域分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抗议活动、21世纪头十年工人与工厂管理层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俄罗斯不断更迭的立法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劳资冲突策略。

　　马尔凯洛夫的观察精彩而精确，且充满了具体细节，在当前形势下，这些观察成为了评估和对比的重要资源。这种感觉就像是，马尔凯洛夫的人生本应在新的十年伊始就戛然而止，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迂回的小路，绕过了这个不友善的十年，最终抵达了一个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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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您能简单谈谈独立工人运动是如何在俄罗斯出现的吗？

　　A：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独立的工人运动对苏联当局来说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它的力量远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强大得多。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运动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他们通过国际记者与西方建立了联系。但关于工人运动，外界却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工人们经常举行示威活动，偶尔参与人数能达到数千人。

　　不过，这些示威活动非常分散，没有组织性，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未被报道。

　　工人抗议活动异常激烈。在矿业聚居区，这些抗议活动甚至采取了极端形式。在这里，抗议几乎走向极端：工人们拒绝从矿井中出来。当时仅有一次尝试去组建类似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组织——即SMOT（注：自由职业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978年）。

　　在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那场著名的示威活动中，工人们举起了他们工厂里使用的那面红旗，而这一举动竟被视为犯罪。

　　这场高举着红旗进行的运动提出了面包、黄油以及涨工资的要求。他们的诉求是经济层面的。当时唯一一个或多或少带有政治色彩的诉求是“取消特权！”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民主浪潮的兴起，工人运动受到了自由派精英的热烈欢迎。实际上，正是在那个时候，（逐步）创建独立工会的进程开始了。自由派人士对每一次工人示威都进行了报道，因为这些示威活动是针对苏联政权的，因此对他们来说是有用的。后来，当我与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工人领袖交谈时，他们会说：“是的，我们记得很清楚，我们也明白我们被利用了。”这种认识在不同程度上于1991年底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工人的诉求是合理的。当时存在特权（体系），一个精英阶层掌控了一切，而工会却无所作为，基本上成了工厂管理层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后情况并没有改变：同样的精英阶层获得了与1991年前相同的特权——这些人还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现在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非（企业）高管。与此同时，官方工会开始发挥组织工人进行强制劳动的职能，工人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些商人的奴隶。

　　20世纪80年代末，工会运动迅速转向了截然不同的轨道。一部分工会组织被收买了——而且这种收买行为是如此公开，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情况。

　　Q：是谁收买了它们？

　　A：主要是地方当局和企业。在俄罗斯，两者如何融合一目了然。实际上，它们几乎就是一体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企业掌控着国家。

　　这就是俄罗斯自由工会联合会（KSPR）（注：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of Russia）的命运，而且这仅仅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工人抗议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典型情况是：一家企业停止运营，新的业主便将主要资产出售变现。工人们组织示威活动——他们并非为了让人出面捍卫他们的权益，而是为了让他们的企业继续运营。在俄罗斯，这类示威活动在立法层面并未得到规范，然而，尽管从理论上讲，法律未禁止的一切行为都是被允许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类示威活动却被禁止了。（他们说）“你们想罢工就罢工吧”。毕竟在当时，这只不过是将一种熟悉的情况正式化了：工人拿不到工资，随后被无限期停薪放假。如果他们罢工，那么工资就正式停发了。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一波又一波被当时的自由派政府掩盖起来的饥饿反抗事件。

　　但我确实清楚这一点。当企业停工时，就爆发了这些反抗活动。这并非源于罢工，而是因为工厂停产。而且这不是一波小浪潮，而是一场海啸。作为回应，工人们不得不采取在西方会被视为最激进的抵抗形式——封锁交通要道。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但这些报道并没有像在英国或德国那样引起同样大的反响。

　　维堡造纸厂（1996-1999年）的反私有化案例是最为突出的例子之一。维堡造纸厂是一家独特的企业，在欧洲范围内，像它这样的公司仅有两家。而且维堡紧邻圣彼得堡，并非什么偏僻落后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们的确开始忍饥挨饿了。

　　这家工厂被私有化了——和许多其他私有化案例一样，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行为。工厂工人们原本期待着新主人的到来，以便重新开始工作。然而，新主人却迟迟没有现身。于是，工人们开始四处寻找他。与此同时，这位新主人其实已经变卖了工厂的所有资产，并抛售了最大数量的股份。原来，这个以16,000卢布的价格卖掉工厂并获得巨额分红的人，如今已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而工人们甚至正与国际刑警组织一起，全力搜寻他的下落。

　　于是，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发行了一股股票，并将其转让给了由他们自己成立的工厂工会，随后便开始投入生产。很快，工厂就开始盈利并向国家缴纳税款。而在此之前，这家工厂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任何收入了。

　　维堡造纸厂的故事后来是如何收尾的呢？它以一次特种警察部队（OMON）的突袭行动告终（发生在1999年10月14日）。而且执行这次突袭的并非普通的特种警察，而是“台风”特种部队——这支部队专门负责镇压监狱暴动。特种警察部队突袭了工厂，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数十人遭受了残酷的殴打。

　　突袭行动之后，工人们奋起反抗，成功阻止了防暴警察的进一步行动。随后，自由派媒体掀起了一波（反动）浪潮，偶尔会看到有媒体要求追究工人们（他们恢复了工厂运营，并开始为国家创造收入）的责任，而非追究所有者和当局的责任。《消息报》（Izvestia）就是参与此事的媒体之一。其中一篇针对工人的文章结尾写道：“为什么坎捷米罗夫卡师没有出动？”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更狠地殴打工人，甚至调来坦克？这充分体现了当时自由派新闻业和一家自由派报纸的立场。

　　Q：自由派媒体为何会如此反应？这是出于对共产主义政权可能复辟的恐惧，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A：我认为，对共产主义政权复辟的恐惧不过是个幌子。当时，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层其实并不想重新掌权，他们过得相当滋润。实际上，这更多的是出于对重新审视私有化成果的恐惧。

　　Q：自由派记者对此也有兴趣吗？

　　A：到底是谁在给他们（指自由派记者——译者注）付钱呢？顺便提一句，维堡事件暴露了工会运动的一个关键弱点。工会直到最后一刻都对当局抱有信心，他们认为，恶棍都在地方上，而高层都是好人。只要揭露出地方当局的腐败，莫斯科就会解决一切问题，莫斯科会理解的。“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就不需要去证明”等等。结果，他们在所有的法庭诉讼中都输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律师。工人们在所有的法庭上都败诉了。

　　最终，针对这些工人提起了一起刑事案件诉讼，尽管所有伤者——伤势很严重，有肢体骨折、脑震荡以及肾脏遭受击打等情况——都是工人一方的人。案件被定性为暴乱案，这是一项严重指控，最高可判处 15 年监禁。此外，被告还被指控妨碍法院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执行公务。

　　最终，他们彻底失败了。维堡造纸厂也被出售了。

　　下一个能突出体现工人活跃迹象的事件是由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组织的罢工。让我们看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哪些工会的行动最有效率。这些工会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员、码头工人（他们最近在圣彼得堡组织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罢工）以及海员。这些是需求最大且拥有物质资产的工人群体。诚然，他们的工资相当高，但与他们工作的难度和工作条件相比，这些工资并不相称。而且，与其他的示威活动不同，他们的行动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Q：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矿工们呢？

　　A：矿工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煤矿的主要资产被变卖时，根本没人需要他们。而公司对矿工的需求也如同就像头上长个洞一样多余：他们自身的问题已经够麻烦了。好几个煤炭项目黄了，整个产煤区都衰败了。我曾与一家煤炭公司的工人交谈过，那里一切都已荒废，没有工作可做，人们也都搬走了。起初他们被一再承诺会如何如何，而且他们也信了。可现在那里只剩下一片死寂，村庄都荒废了。与此同时，空中交通管制员、海员和码头工人却依然吃香，他们依然对社会很重要。他们发起罢工，并如愿以偿。

　　2000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俄罗斯的新兴商业阶层已完全与当局融为一体，开始致力于追求长期利润，而非投机性交易。相应地，企业不得不开始创造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并维持良好的工作条件。各大企业的管理层办公室开始着手组建自身的工会组织，例如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

　　这些工会提供的福利与20世纪70年代工作的人们所习惯的大同小异：安排休假，在社会领域进行一些微小的改良。因此，许多工会的章程和协议中都写有禁止罢工的条款。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PK-FNPR）（注：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of Russia）这一同时联合工人与雇主的庞然大物仍在继续运作。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完全是错误的。根据新的《劳动法典》，经理和管理人员属于管理层的代表。因此，这个工会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

　　目前工会的总体情况如何？在俄罗斯新的劳动法中，工会活动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首先，联合罢工被正式禁止。如果你想支持同一行业的同事，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其次，（在发生冲突时）设立了一个巧妙的机制：假设一家工厂里有两个工会——一个独立工会和一个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的工会——它们以一定数量的员工名义行事（例如签订集体合同），当两个工会意见不一致时，则采纳会员人数更多的工会的意见。鉴于大多数员工都会自动加入官方工会（这往往还是就业的一个条件），因此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的地位要优越得多。这就导致了一种情况，即在冲突中，独立工会失去了投票权。劳动法就是这样制定的。

　　结果是，每一场劳资纠纷都会导致非常不愉快的后果，并助长了公司管理层采取远非诚实的行为。

　　Q：你是否知道在教育、学术界或学校系统中，有哪些成功的工会组织的例子？

　　A：目前正有一波（活动的）浪潮：教育行业的员工正试图组织起来，特别是在中学，有时高等教育机构也会加入其中。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至于知识领域的工人，有一个案例是，一家电视台的员工来找我寻求帮助，这家电视台曾非法大规模解雇员工。我对他们说：“逐个与你们合作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你们的要求完全合法，解雇行为却是不合法的。你们应该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工会。”

　　他们回答说：“为什么我们必须组织工会呢？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且宝贵的。你是想让我们举着红旗四处游行吗？！”最终，所有人都丢了工作。

　　Q：这更像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A：是的，但这体现了人文领域从业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持的典型态度。他们常常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击败。

　　Q：学生工会呢？

　　A：哦，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教育领域，曾有一个名为俄罗斯学生工会联合会（RAPOS）的组织，它是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的一个分支机构，学生和讲师们都会一起愉快地缴纳会费加入其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翼运动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我们需要从政治口号转向社会口号。毕竟，对学生来说，最受欢迎的口号是关于提高助学金、推迟服兵役、自主选择教授等等。他们至少得在最低限度上提出这些要求。

　　但即便这些要求只是最低限度的，也被视为是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

　　1968年，巴黎学生打出了这样的口号：“要现实一点，但也要追求不可能！”在那之后，当我们开始提出一些非常基本的要求时，却被称作“极端激进分子”，是“红色旅”和“毛主义者”的帮手。

　　另一方面，以明确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建立工会，有助于防止青年运动分裂甚至彻底瓦解。当时，青年运动中存在着100个相互冲突的团体。即便后来出现了意识形态更为宽泛的工会——“学生保卫组织”（Student Defence），也引发了许多理想主义左派的明显反感。但我认为，这不仅是对于工会而言，对整个左翼运动来说，都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我们成功地迅速扩大了参与者的数量。

　　Q：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A：那听起来很有趣，很“酷”，而且没有成年人的管控。所有真正与我们息息相关、切实相关的诉求，都是从基层发出的，并且立即在高层得到了支持。

　　Q：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莫斯科吧？

　　A：当然不是，在许多城市：圣彼得堡、图拉、新西伯利亚、罗斯托夫，工会总人数大约在1万到1.5万人之间。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完全不活跃：他们只是提交了申请书而已。不过，即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左翼人士成功组织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还是由学生自卫队发起的。

　　Q：这是怎么发生的？

　　A：1994年4月，俄罗斯学生工会联合会（RAPOS）举行了一场公开示威活动，以支持提高工资。学生保卫组织到场后，将所有参与RAPOS示威的人群聚集起来，并在白宫（注：此处指俄罗斯政府的主要办公地点）后面发起了一场未经批准的大型集会。随后，人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穿过莫斯科市中心，一直走到剧院广场。当然，有很多人被拘留了。

　　第二年，一切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了一遍，只不过他们这次决定确保自己不会失败。在学生保卫组织的领导人被俄罗斯学生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分子指认出来后，他们遭到了逮捕。那些举着旗帜和横幅的人也立刻被捕了。他们以为已经除掉了领导层，但这一次他们错了。

　　于是，我们喊着“伙计们，让我们重演去年的欢乐场面”这一口号，再次集结了大量人群前往莫斯科市中心举行集会。但这一次，情况变得暴力得多——现场有更多警察，防暴警察也出动了。不过，示威活动本身的规模要大得多。在前往集会地点的途中，警察部队试图阻拦人群，他们还不断“截断队伍尾巴”——即逮捕游行队伍后方的人员。

　　阿尔巴特（Arbat）大街被封锁了，但我们通过改变策略、走小巷，几次成功突破了警察的封锁线。在阿尔巴特大街，我们砸毁了奥尔比（Olbi）公司（一家右翼企业）的办公室，随后我们前往国防部大楼，为了抗议北高加索地区的战争，我们向大楼泼洒了油漆，之后又前往马涅日广场。在那里，防暴警察将抗议人群分成了三部分，其中两部分被驱散，部分人被拘留。但队伍最前方约150人试图前往红场，他们经过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最后来到剧院广场。在那里，一些法西斯分子正在等着我们，他们发起了攻击。

　　1995年2月，我们和一些“neformaly”（注：指改革时期的一些非正式亚文化群体）一起从阿尔巴特街发起了一场和平主义游行。尽管这是一场未经批准的游行，但并没有被驱散。1994年10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外的广场上，我们也组织了一场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并焚烧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模拟像。警方试图让当地学生反对我们（好像我们是“共产主义者”（commies）一样）。

　　我们自己举办了会议，但结果呢，这些会议又变成了大家闲聊聚会的场合。我们还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特别是白俄罗斯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白俄罗斯的反卢卡申科青年运动才刚刚兴起。

　　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的诉求得到了回应。这些问题大多与社会相关，且都是些简单的事。比如，允许在学生宿舍内自由活动、按时发放奖学金，以及在学院内获得一间房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政治方面的工作还处于非常基础的层面。此外，当时还流传着一个关于学生会的谣言，说学生会不过是一群爱惹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以学生身份的年轻人的名义，自行起草立法草案，并试图让它在国家杜马通过。我家里应该还留着那份草案。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忘记这件事了。

　　Q：你在杜马成功推动就此事进行投票了吗？

　　A：在我记忆中，共产党人当时害怕将其提交正式投票，而且当时根本就没有其他左翼人士。

　　1995年之后，学生保卫组织开始变得不那么活跃，这背后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们是谁？我们要么是在为社会权利而战，要么是在提出政治口号。其次，我们在那时吸纳了大量成员，大约有一万人。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如何凝聚这庞大的人群。

　　第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KPRF）当时已经开始了其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学生保卫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达莎·米蒂娜（Dasha Mitina）成为了俄共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并带走了学生保卫组织中的所有共青团员。此外，我们的活动还面临着资金筹集的问题。最后，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激进的左翼政治工会，这对人们来说是一种限制：我们本不应提出意识形态问题，而应与人们进行协商。

　　遗憾的是，像学生保卫组织这样的现象并未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

　　Q：你们是否尝试过建立将活动传承给低年级学生的机制？

　　A：我们做不到。活动的机制深深扎根于左翼圈子，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出现新的学生领袖。所有的领导者，整个执行委员会，都是不同政治团体的头目，他们之间达成了默契，不会讨论意识形态问题。

　　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的反应大致相同：“哦，和你们在一起真有趣，真酷，你们带路吧，我们会支持你们的！”我问他们：“伙伴们，但你们自己能组织些什么吗？”“嗯，不能，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建一个制度，确保有（人员）轮换，是非常困难的。

　　从1996年开始，我加入了“彩虹守护者”以及其他生态运动组织。学生保卫组织中的一些人也转而投身于其他事务。

　　Q：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们是觉得那样会更有行动力吗？

　　A：无论其是否更具行动力，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一方面，学生保卫组织是可能性的一个指标——它展示了什么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它又像是短跑比赛中的一个短期发展指标。

　　Q：你们和其他工会组织有没有联系？有没有联合行动？

　　A：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联系。例如，与由尤里·列昂诺夫（Yuri Leonov）领导的保卫联盟（Defence union）就有往来。

　　我意识到，这个独立的工会害怕学生激进主义。我们曾试图和工人们一起组织点什么活动：比如打着“学生与工人团结一心”的口号进行示威游行。但没能成功。

　　参与各项行动的人员变动很大，人员构成就像万花筒一样不断变化。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这是我们的缺点，我们无法确切说出在某个特定学院里我们有多少人。可能某天某个学院会有二十个人出现，但之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这是一群流动不定的人。

　　这是学生群体的一大特点，即其具有“流动性”。

　　你可以为某次具体的示威活动召集一大群人，而且这些人会充满能量。但你没办法一直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持久的专业利益诉求，一旦他们离开大学去工作，这些利益诉求就会消失。也许唯一能留下来的就是研究生了。但大学管理层还可以对他们施加压力。

　　Q：你们和其他工会组织有没有联系？有没有联合行动？

　　A：在你看来，是否存在一些能够持续运作、并能在国家层面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影响个别企业）的工会组织？知识分子群体和学生群体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

　　我认为没有必要专门为学生成立一个工会——工会是针对专业群体代表的。但是，在特定行业类大学中为学生提供保护，应该是工会运动任务的一部分。开展这样的运动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工会环境中的一员。之所以需要这样的工会运动，还因为学生更关心就业问题，而与行业的联系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对于像我这样在法律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这也有助于建立人脉。

　　Q：但现在，从规模较小的院校到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所有教育机构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大学和行业内的毕业生数量多于工作岗位数量。在大学里，找工作实际上就像在排队等位。而且大学管理层总是有办法向你施压：如果你不向我屈服，不满足我的极端要求，那么排在队伍后面的下一个人就会以更差的条件得到你的工作。

　　A：这时，工会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工会可以告诉学生：相关企业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他们有自己的名单来从你们学院挑选毕业生。事实证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再次教会工会集体工作和合作的方法。我们需要确保任何一家企业都处于工人工会的监管之下，工会参与企业管理，持有一定比例的决定性股份，并能够影响企业的运营，包括人事决策。而且，每个工会成员都应该意识到，工会不会任由他轻易被解雇。但目前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而且现行立法也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并非所有事情都由联邦层面的劳动法来决定，而是下放到了较低层级。毕竟，除了禁止二次罢工外，还有一项新规定允许在个人和集体劳动合同层面就所有事项进行协商。

　　一般来说，在许多工厂里，根本没有人能起草一份正确的集体合同。如果律师是为雇主工作的，那么当然很清楚这份合同会偏向谁。也很明显，这种针对工人层面的监管会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那就是雇主的利益。

　　Q：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些在一家企业积累了有组织抵抗经验的人，后来将这些经验带到了另一家企业？这种经验是否以某种方式得到了积累和传播？

　　A：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情况目前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发生。也许在个人层面上有所体现，但并未形成体系。如今，劳工运动内部存在极为严重的分裂。

　　文件来源：https://www.posle.media/article/they-went-on-strike-and-got-what-they-wanted

　　原标题：“他们举行了罢工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