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这是原则之争，难觅妥善办法

　　9月7日15时，已率红一师进至白龙江畔旺藏寺、麻牙寺的刘亚楼、黄甦发回电报：

　　林、聂：

　　㈠一、三团、师直属队于十四时半先后进到莫牙、莫牙寺宿营，二团仍未取得联络。

　　㈡昨晚驻的俄座寺即瘠寺，瘠寺到莫牙二十五里，经石门隘口，两壁悬岩独路，两座桥未破坏，河右岸过莫牙、莫牙寺之两座桥，均被破坏，但下座桥之脚未烧，现决架莫牙寺门口这座桥。

　　㈢战斗部队是由石门两座桥之间陡壁上一条极小的路来的，马匹、担子、电台均停在石门两桥间之岩岸下。

　　㈣莫牙寺共可驻全军。

　　刘、黄

　　七日十五时

　　（此电已转前敌总部）[1]

　　前边曙光已现，后边迟迟不动。

　　目前公布的电报中，从9月4日到9月7日整整4天，未见张国焘与党中央或与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相互往来的电报，不知是有电报没有公布哩，还是在现在档案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过就情理而言，没有似乎是不正常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记载：“左右两路红军北进途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同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分裂行为，积极展开斗争。为此，随总司令部行动的无线电六分队和随军委行动的无线电二十九分队，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的八分队（原四方面军一台），十分队（原四方面军二台）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2]。

　　这些频繁往来的电报，目前能找到并公布的，很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

　　在这段日子里，党中央和徐、陈首长肯定也在不断蹉商如何应对这个变故的办法。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曾经谈过这段日子的情况：

　　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里，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3]

　　与此同时，张国焘肯定也在思忖着“妥善的办法”。

　　到了9月8日，党中央与张国焘各自的“妥善办法”开始交汇且冲撞……

　　党中央没法把话说透，徐向前、陈昌浩也是两头为难，前方的林彪、聂荣臻等不知道后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等得也实在不耐烦了。9月8日一大早，他俩就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那口气，很冲！

　　周、彭、李：

　　一、我一师昨已占莫牙。该地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

　　二、军直属队及二师今日仍在原地末动。

　　三、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即乘岷[县]、西[固]敌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总指挥部、总司令部、中央对行动意见如何，盼略告。

　　林、聂

　　八日七时[4]

　　林、聂的意思很明白：赶紧走啊！要再这样拖下去，可就想走也走不了了！

　　无独有偶，当日9时，同样也很焦灼不安的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表达的是“北上为上策”的倾向性意见，但却留下了“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且“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活口——这可能也是夹在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处境尴尬的徐向前、陈昌浩所能够想到的“妥善办法”：

　　朱、张：

　　㈠林、聂电：一师昨已到韦藏寺[旺藏寺]、狼牙寺[麻牙寺]，沿途隘路，深河，桥多，粮富，蛮子稍有截击，狼牙可驻一军人。我处到救济[寺]廿里，到狼牙寺二百计五里。狼牙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两天。

　　㈡救济寺、脚仗寺仍续围中，由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

　　㈢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㈣川、陕、甘三省各十万分[之]一军用图已全有，青、宁五十万分[之]一图只有一部分。

　　㈤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向、浩

　　八日九时[5]

　　这也是9月3日张国焘再一次向党中央“叫板”以来，我们能够在公开文献史料中查阅到的左、右路军间第一份联络文档。在这份很重要的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在详陈了一军前出侦察的道路行程，以及“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等情况后，对右路军久困绝地迟迟不行的焦躁溢于文字，连续发问“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在列举北上种种有利之处以后，徐向前、陈昌浩明确表示“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但张国焘还是看出了这份电报中有他所希望看到的内容：电报中“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一句，使控制着左路军的他感觉到了徐向前、陈昌浩内心的矛盾和纠结：经过这么多天的拉锯，徐向前、陈昌浩对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的态度已经有足够的心理预期了，但南下重走草地实在让人心有余悸。于是徐、陈又在电报“北进为上策南下是下策”乃至“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之外，并列出了一个“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而这个并列出来的“上策”，与朱德、张国焘于9月3日发出的“决返阿坝”电中“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几乎一模一样！

　　这可能也是夹在党中央和张总政委之间处境尴尬的徐向前、陈昌浩所能够想到的“妥善办法”。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徐、陈首长对“南下”与“北上”取舍仅限于军事上的利弊分析，而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的政治军事上的战略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该电在“北上”这个“上策”之外，又并列出了一个“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的“上策”——这个“上策”实际上就是“南下”，这说明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北上”方针的立场已经产生了动摇，客观上也使张国焘感到徐向前、陈昌浩正在向自己的南下意图靠拢，从而更加确定了要挟党中央一起南下的决心……

　　请将徐向前、陈昌浩这个并列的“上策”与张国焘9月3日翻脸要南下那份电文相关内容作一比照——

　　9月3日张国焘电——“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

　　9月8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电——“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纠结磨蹭了好几天，“妥善的办法”竟然就包括……回到“张主席”发难的原点？

　　张国焘遂于当日电复徐向前、陈昌浩，仍然要求右路军南下[6]。

　　这份电报的原文原稿，迄今未见公开公布。

　　关于这份电报，徐向前有过如下回忆：

　　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与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7]

　　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似与当日上午9时他与陈昌浩联名致朱德、张国焘电的内容有所不同：在那份电报中，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且“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表态”——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个电报为陈昌浩所拟，并不代表徐向前的全部真实想法。

　　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可置疑的：徐向前、陈昌浩从原来的立场上动摇了。

注释

　　[1]《刘亚楼、黄甦关于红一师主力进到麻牙的情况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7日1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7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4]《林彪、聂荣臻关于我军在番地日益减虽，应乘岷（州）、西（固）敌防簿强突出为妥致周恩来等电（1935年9月8日7时）》，《三军大会师（下）》（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第56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5]《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右路军情况及目前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9月8日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目前公布的电报中未发现该电，签发日期也不详。诸多研究者和史籍认为此电就是当晚22时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电。但笔者在详研了有关人士的回忆文字后，对此说存疑：党中央当晚开会是在得悉张国焘致徐陈南下电令后，会后发出的电报签发时间也是22时，时间上难以吻合。当然，也不排除朱、张当日22时电的签发日期时间错讹，但从该电中“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内容分析，此前似还应有一份决定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9～第3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