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下）

　　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农村中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参加（当时城市里的手工业行东、小店主、帮工和工人构成的城市平民，不仅遭受着封建特权阶级的压迫和歧视，担负着沉重的捐税，而且还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上极端贫困，政治上没有地位，他们也起来反对封建王室和权贵了；人数最多，受苦最深的是农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但只占全国土地百分之30%，他们除了向地主缴纳收获物将近1/4的地租，向教会缴纳1/10的“什一税”以外，还负担着繁重的捐税、贡纳和力役。他们人数最多，受苦最深。他们痛恨封建主，也痛恨新生的资产阶级。），单靠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有那样大的规模，也是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但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始终在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家视野之外。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同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是根本对立的。

　　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第三等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但是在第三等级内部，“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毛主席在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曾指出:“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恩格斯指出:“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并且“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这个理论表现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它的代表人物包括梅叶、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他们四人生活和活动的年代不同，思想特点各异。但他们在攻击封建专制的同时，也都在攻击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神圣不可犯的私有制度。他们与启蒙学者一样，也是以理性做标准评价社会生活的，也是以唯心主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的。不同之处，只是他们要求废除私有制，实现他们独出心裁的纯粹空想的共产主义制度。

　　梅叶(生于公元1664年)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也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他出身于一个乡村纺织工人家庭，在一所教会学毕业后，曾担任乡村牧师。梅叶同劳动农民朝夕相处，亲身体验到贫苦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和欺诈。农民生活极端痛苦，而教会却在宣扬什么忍受、顺从、来世、天堂。因此，他对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特别憎恨。但是，牧师的职务却要求他宣传宗教，赞美上帝。他说:“这种职务对我确实是痛苦的；因此，我只是怀着极大的厌恶心情并且是十分敷衍地在执行它”。 据说，梅叶晚年自杀而死。所著《遗书》，初以手抄本流行于世，1762年由伏尔泰摘要发表，1864年才全书问世。

　　梅叶不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仅仅把它归结为人类的愚昧无知。但是，他开始懂得了宗教是封建专制即有势力的人用以欺骗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指出宗教不公正、不合人的本性，“是谎言和偏私的混合，是人与人仇恨的原因。”皇帝、贵族、主教、神甫、修士、修女，是一些社会上不劳而获的懒汉，他们“容忍并且赞扬诸侯和国王的暴政”。宗教和封建统治一开始就结成了同盟，情投意合，就像两个小偷一样，相互庇护，相互支持。基督教所讲的天堂与地狱，在梅叶看来，是比邻而居的，私有制、剥削，对富人讲来，就是天堂；对穷人讲来，就是地狱。他号召人民:“要努力团结起来，以便最后摆脱那些公爵和国王的残暴统治的桎梏。你们到处要推翻那一切不公道和无信仰的宝座，敲破那些戴王冠的人的头颅....。”

　　在批判私有制的基础上，梅叶提出了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梅叶所幻想的社会不仅财产公有，道德尚，人与人之间普遍平等，并且各教区之间都实现自由的公社组织，各公社成员的饮食、住宅、衣服都同样好，相互友爱，彼此平等，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各公社之间，相互合作，订立契约，保持永久的幸福。显然，这是农民平均主义的空想。梅叶认为只要人们懂得了这一社会的好处，就能实现这一社会。这无疑是最幼稚的空想。但是，梅叶同时号召人民要团结起来打倒暴君。他鼓励人民，暴君实际上没有什么力量，“你们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和力量来解放自己，把暴君变成自己的仆役。”梅叶反映了法国农民的利益和愿望，是18世纪初法国劳动农民的思想代表。革命、民主的热情，空想共产主义制度的描绘，使梅叶的《遗书》显得十分突出，从而成为18世纪法国唯物论和后来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

　　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共同特点是从“理性”出发，认为现存秩序不合理，不合自然共产主义法则，私有制产生了一切罪恶和不幸。而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无知引起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用理性的光芒照亮人们的心灵，就可以使人们过合乎自然的理性生活。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下层群众对封建专制的不满， 也反映了对萌茅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他们以幻想的方式，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方案。摩莱里在其所著《自然法典》中指出:“私有制容易使人倾向掠夺。”最后必将破坏公众利益，少数人又会奴役多数人。他向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家提出警告说:“请你们尽量去设想最好的政体吧，去寻找能够建立最英明共和国的手段吧，.....但是，你们没有切断私有制的根，所以你们将一事无成，你们的共和国早晚将陷入最悲惨的境地。”他进而提出公有制应当成为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性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里，实行财产公有，除了个人生活的需要外，一切都不能为单独的个人所有；商业被取消了，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商店里取得一切必需品；公民都将是公养的人，由公家维持并支配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切公民依照力量、才能、年龄，为公共利益服务。此外，也反映他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思想，如规定所有的住宅要一样，儿童要集中起来，受同样的教育，所有10-13岁的人，均穿同一质料、同一样式的衣服，15一16岁必须结婚，20-25岁必须从事农业劳动，25岁以后才可以按照自己的志愿工作。

　　马布利著有《论法制》等。他认为原始的“自然秩序”是没有财产私有，们生而平等。自然并没有造成统治者和奴隶，只是有了私有财产以后，才出现矛盾和罪恶。因此只有实行财产公有才合乎理性、合乎正义，才能使人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感。马布利认为社会上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不仅是分离的，而且是对立的，它是罪恶的根源，甚至提出:“公正的原则是允许人民拿起武器”。但又说要实现他的社会理想，首先要制定一些法律，帮助人们认识私有制的谬误，公有制的合乎“理性”；同时，反对奢侈，主张节俭，以逐步削弱人们的私有观念。这当然只能是空想。摩莱里和马布利的思想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反映了他们超现实的空想。恩格斯指出: “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有一个巴贝夫。他主张消灭私有制，在法国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制度。他认为，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不幸和奴隶状态起于不平等，而不平等起于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最大的社会灾难”。只有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才能铲除不平等以及一切偏见和灾难。他曾说，“法国革命只是另一次更伟大更隆重的革命的先声，而那大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 巴贝夫无视群众，他把废除私有制，建立理想社会的方法，仅仅限于组织秘密团体，准备起义，人民只应附和密谋者的信号。但他把先前的全部历史看作是“贵族和平民、穷人和富人”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必将转变为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起义，并且预感到革命以后还不能立即废除私有制，应该首先建立像雅各宾专政那样的国家政权。马克思把巴贝夫及信徒看作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他的著作属于“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热月政变后，巴贝夫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平等会”，密谋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专政。由于叛徒告密，他和密谋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被督政府逮捕。1797年5月27日被凡多姆高等法院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