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草地两头的僵持

　　张国焘一翻脸，不光是党中央，徐向前、陈昌浩也很郁闷。

　　就在张国焘跟党中央翻脸“叫板”那天，右路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还向前出探路前进的林彪、聂荣臻通报：已派出红四军二十八团携电台向白骨寺侦察前进，三十四团一个营还前往通南坪的喇嘛岭垭口侦察和警戒。[1]可以想见，正兴冲冲地部署北进的他们，在看到张国焘这份“翻脸”电报时，会是个怎么样的错愕和郁闷的心情！

　　草地这头的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很郁闷，跟张国焘在一起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样很郁闷！

　　康克清一直跟随朱德行军，多年以后，她回忆说：

　　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

　　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

　　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

　　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

　　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

　　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

　　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2]

　　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说：

　　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的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3]

　　张总政委一意孤行，断然下令返回阿坝。朱德、刘伯承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9月4日，已进至噶曲河畔的左路军部队，掉头西返，退出草地。

　　时任红军总部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1995年9月4日的日记记录了当天折返的信息：

　　九月四日晴、夜间雨

　　前面河水不便架桥，仍回转向阿坝前进，至小森林内露营。二十五师赶到牛羊千头左右，分得一部分补充粮食。[4]

　　就这么着，就在胡宗南也望北兴叹，认为已经难以阻拦左路军汇合右路军北出陕甘的同一天，张国焘带着左路军，踏上了回头路！

　　当然，这当间最感到郁闷和气愤的，还是中共中央领导人。

　　这也是不难想见的！北出陕甘！北出陕甘！！北出陕甘！！！这都苦心筹措谋划了多少日子了？为实现这个目的，已经对张国焘作出了多少让步了？现在突然就撩下一句话，左路军就掉头西返，而且要南下了！

　　然而，在如今已经公开的文献资料中，自9月3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呈党中央，到9月8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关于右路军情况及目前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左、右路军间的联络记录是一片空白。这与当时局势紧张，中央和右路军急切盼望朱德、张国焘尽快带左路军来会合北上的情形难以互洽。

　　据当时的左、右路军通讯人员回忆，两军电台联系十分频繁。

　　时任红军总部三局（通信）局长宋侃夫回忆：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找其它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葛曲河边停了下来。[5]

　　这些空缺的电文档案，至今未在公开的文献资料里找到。

　　左路军西返阿坝，直接对右路军的已经拟定的北出部署产生了影响。

　　9月4日19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林、聂：

　　㈠今日情报，胡致蒋谓：杨、王、陈位原地，钟、李在松潘，丁旅由毛儿盖回松，廖口一旅有进抵包座讯。

　　㈡左路因河阻、粮缺折回阿坝。

　　㈢右路决心集中，九日在包座地区切灭敌。

　　㈣一军即以一个团位拉界筑坚工，对岷、西警戒并探路；三个团于明五日早即回集救济寺北面一带通拉界路上休息待命，到后于[与]四军围救济寺部队联络，并即电复。

　　徐、陈

　　四日十九时[6]

　　需要说明的是，徐、陈首长令一军三个团“回集救济寺”的措置，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遵从张国焘的意旨放弃了北进计划，而是根据当时得悉的“敌息”所作出的应有处置，而且，他们仍然要“一军即以一个团位拉界筑坚工，对岷、西警戒并探路。”

　　同一天，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周恩来也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但电报中所言及的主要内容却是“应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和对周昆、朱瑞的一项任命，并没有言及左路军的情况，也没有相应的指示。[7]

　　这是很反常的，但也是很合理的。

　　原来，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军委三局即于8月1日在毛儿盖编发了新呼号、口令、讯号下发全军。随后又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连红一、三军团和军委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换发了。原三局局长王诤，也被张国焘以“被俘人员不可靠”为由，由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处长宋侃夫接替。王诤则被毛泽东留在右路军中，负责组织右路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这个情况说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原红一方面军部队乃至原红一方面军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对张国焘主持的红军总部而言，都是透明的了。那么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遇到这样的敏感问题，中央领导人与原红一方面军部队指挥员之间的通报，就不能不十分小心谨慎，难以畅所欲言了。

　　对此，彭德怀在多年以后回忆道：

　　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生了。[8]

　　然而，武亭将新编的密码本送到之前，已率部前出探路多日，对主力迟迟不能跟进的情况既焦虑又敏感的林彪、聂荣臻，理所当然地对“左路因河阻、粮缺折回阿坝”产生了疑问。9月5日清晨5时30分，林彪、聂荣臻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左路西回，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请告。”[9]

　　而就在这天，远在数百里之外箭步塘（今甲本塘）的张国焘，已经向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倪志亮、周纯全、王宏坤发出了“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你们“应巩固现地伸前游击筹粮待命”的电令。[10]

　　当晚20时，徐向前、陈昌浩复电林彪、聂荣臻，没有正面回答林、聂当日早晨来电提出的疑问，只是将“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发至红一军。这个时候的徐、陈首长已经确悉了“胡宗南部李铁军旅已经退回松潘”的信息，“九日在包座地区切灭敌”已然没有打击对象，所以将“回集救济寺”的要求改作“前线各军应加紧筑坚工[事]，加紧游击侦察及前进准备。”[11]

　　但同时也看得出来，此间的徐向前、陈昌浩相当为难，也相当尴尬：党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前方部队的进退又取决于这个战略方针，如果党中央与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不了认识，统一不了部署，他们也很难向前方部队指挥员作出明确解释。而已率部前出且在焦急等待着下一步行动指令的林彪、聂荣臻对这样的没有“明解解释”的回复，肯定也是不会感到满意的——身在前方的他们也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徐向前、陈昌浩的两难心境，以及周恩来等来电难以畅所欲言的小心谨慎。

　　还好，武亭不辱使命。

　　9月6日15时，可能是武亭已将新编密码本送到，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在三人联名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就已经有很具体的行动指示了

　　林、聂：

　　㈠三军（缺十团）今午仍回阿细，十三团已接觉大寺防，望与之连络。

　　㈡一军主力应集结鹅界（即俄界——原编者注），派队向罗达（即洛大——原编者注）侦察前进。

　　㈢根据总部命令，决定一、三军在原地休息、整理。望抓住此时期，定出五天工作计划，加紧整理与军事、政治的基本教育工作。不在多，应注意恢复体力，提高战斗力。

　　周、彭、李

　　六日十五时[12]

　　林、聂于次日凌晨回了一电，但可能是对新密码本还不熟悉，这份电报没有译出。

　　当日午后14时，彭德怀、李富春致电林彪、聂荣臻：

　　林、聂：

　　（甲）本日来电译不出，望重发。

　　（乙）内情复杂，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特别注意体力[的]恢复。

　　（丙）一军部到何[阿]西究竟[竟]有若干里程，拟于何？立复。

　　（丁）洋油无望。

　　彭、李[13]

　　“内情复杂”，还是没法把话说透。

　　张国焘一意孤行，徐向前、陈昌浩左右为难，林彪、聂荣臻焦灼不安……

　　就这么着，僵持了好几天。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敌情及我右路军情况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3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康克清回忆录》第169～第1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3]《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红军长征日记》第208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5]《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宋侃夫口述，齐特整理），载《百年潮》杂志2010年第4期。

　　[6]《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一军三个团回集救济寺北待命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4日1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应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1935年9月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㈠》第42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8]《彭德怀自传》第20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另，彭德怀这段回忆文字中所言的“事情就发生了”，指的就是9月9日的“密电事件”。但彭德怀这里似乎记忆有误：9月6日15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已直接致电林彪、聂荣臻，部署红一军团主力在俄界继续休整的同时，“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据此分析，在此之前，武亭已将新的电讯密本送达了红一军团首长。

　　[9]《林彪、聂荣臻关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9月5日5时30分）》，转引自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第121～第12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二版。

　　[10]《朱德、张国焘关于第二纵队巩固现地致倪志亮、周纯全并转王宏坤电（1935年9月5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1～第6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徐向前、陈昌浩为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关于红一、三军行动计划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6日1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彭德怀、李富春关于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7日14时）》，《三军大会师（下）》（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第56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