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打开北上的门户

　　1935年8月29日，在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开始进入草地的前一天，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与徐向前、陈昌浩所率前敌总指挥部一起进入了巴西、阿西茸地区，当然也就得悉了右路军先头部队侦察得来的好消息。但是，胡宗南派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要赶来把这个好消息变成坏消息的消息，也于同时传到他们的耳中。

　　于是，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抢占包座，打开并巩固这个北出陕甘的前进基地，就成了摆在右路军面前的当务之急——一旦丧失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说，这一仗打好了，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帮助正在纠结犹豫的张国焘建立和巩固北出陕甘的决心与信心。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代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主动向中央首长请求了这个任务。数十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我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我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1]

　　为此，前敌总指挥部作出了作战部署：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上包座之敌；三十军其余五个团没伏于援敌必经之地——达戒寺以南的包座河西面山上，并以小部兵力控制河东岸制高点，准备歼敌援军；以四军十师围攻求吉寺之康团主力，以一军集中巴西，少数集中班佑，待机行动。

　　这个时候，几天前进入巴西、阿西茸地区的右路军部队已经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潘州、甲吉等村寨和寺院，切断求吉寺康团主力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并将已被击溃的张莱孝支队残部和康团第五连围困于卓藏寺。

　　8月29日，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向上包座守敌康庄团第三营发起进攻。

　　上包座位于求吉寺以南30公里处，是一片风景秀美的林区，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是水流湍急的包座河，达戒寺位于包座河东岸，背靠群山，下临激流，易守难攻。红二六四团是红四方面军著名的“夜老虎团”，他们英勇顽强，攻击迅猛，很快就将达戒寺外围肃清，占领了山头阵地。守敌营长见难以抵抗，乃弃该营主力于不顾，率数十人东逃，红二六四团遂将残敌围困于达戒寺内，改取监控态势。

　　30日下午16时半，伍诚仁率第四十九师抵达距上包座约30里之松林口。

　　第四十九师原是蔡廷锴十九路军的队伍，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围剿”中央苏区时曾与中央红军交过手，福建事变后被蒋介石收编，委黄埔军校毕业的伍诚仁为师长，这次又被投入“剿共”战场。该师下辖第二九一团、第二九四和第二八九团，装备虽劣于胡宗南之第一师，但强于红军，且几经沙场，战力不俗。

　　为了迅速与上包座守敌会合，伍诚仁以二九一团附二九四团一营为前卫，令其占领包座河西岸高地，掩护师主力前进；以二九四团（缺一营）跟进，向上包座、达戒寺进攻；二八九团和由特务营、通讯连、工兵连、侦探队、卫生队、无线电队等组成的师直属队为总预备队，随前队跟进，相机行动。

　　19时。战斗打响。红二六四团稍事抵抗即作不支状向后引退。伍诚仁不知是计，催督所部继续前进。20时，二九四团进占上包座并冲进达戒寺与康团三营残部会合。当晚，红二六四团动用“夜老虎团”手段，趁敌立足未稳，两次派出小股部队向敌偷袭，以疲敌力。夜战中，毙敌第一营营长陈嘘云以下致十人。

　　31日晨，伍诚仁将第四十九师师部和师直属队移入达戒寺中，并命令部队“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迫匪于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2]晨8时许，伍师主力开始全面推进，红军则节节抗击，节节后退。这让伍诚仁这位黄埔将领大为振奋：“赤匪”正在溃退，夹河而进的二九一团和二九四团节节进展，胜利正在招手啊……

　　午后15时左右，二九四团前锋已超过上包座以北的俄若塘。

　　这个时候红军却突然开始发力：红三十军主力从包座河西岸高地居高临下突然杀出，红八十八师二六八团首先向敌结合部位——包座桥猛扑，伍师三个团顿时被切作首尾难顾的三段；紧接着，红二六三团、红二六五团协同红二六八团一部则向包座河西岸北进之敌二九一团和二九四团一部发起猛烈攻击……

　　激战一小时，红军重伤敌中校团副黄善辉，毙敌少校团副郑国贤、一营长殷继德、三营长汤国良、三营长李泽仁等。敌四营之众全部就歼，仅二九一团团长汤建威只身逃脱。据当时见过那阵仗的老喇嘛们称，当时满山遍野都是红旗招展，河谷两岸是一片杀声震天，枪声响得分不出点儿来，而这河谷中栖息的人们打从记事以来就没见过这种让人害怕却又忍不住想看的热闹场面……

　　与此同时，红八十九师二六四团也由北迂回，协同红二六八团一部向沿包座河东岸北犯之敌二九四团（欠一营）、驻达戒寺之敌师部及其直属队猛攻。伍诚仁见包座桥已丢，河西岸的汤团已失，西南面的二八九团也联络不上，乃急令东岸各部收缩，集于达戒寺及其附近。在红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下，敌死伤惨重……

　　战至9月1日凌晨2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乃以原守上包座之康团第三营残部为掩护，自己则率二、三百人沿拥鄂河谷逃往踏藏（当时红军方面称伍被击毙，实为误传）。红二六四团包围达戒寺后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手段将残敌瓦解，完全占领上包座。而那个“音讯全无”的二八九团余程万部这会儿也被红八十九师主力的白刃格斗打得焦头烂额，勉强战至午后即被全歼，仅团长余程万左手负伤后裹创逃脱——这位余程万后来抗日战场的常德保卫战中有过不错表现，这次脱逃也相当于给了他日后当上“抗日英雄”的机会……

　　战至激战傍晚时分，敌第四十九师大部被歼。

　　上包座战斗紧张进行之时，红四军十师在师长王友均率领下，对下包座之敌发起了进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改建于下包座一带的碉堡，残敌逐渐龟缩在求吉寺内。敌团长康庄自从8月23日率该团主力进驻求吉寺后，便积极备战，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工事，屯集了大批粮食。红十师发动攻势后，康庄见外围据点渐次丢失，乃将部队收回于求吉寺，企图凭借寺院的工事和储粮，作困兽斗，并不断电胡求援。红十师于8月30日将求吉寺包围后，曾多次向守敌进攻，但均因缺乏重武器，无法摧毁工事。加上敌以强大火力疯狂阻击，使红军始终未能靠近寺院。战斗中，红十师师长王友均不幸中弹牺牲。

　　此后，红四军则对求吉寺之敌改取“围而不打”的监控之势。

　　9月1日晨，包座战斗胜利结束。是役，红军以艰苦地穿越草地之后兵员、枪弹、粮食均无补给的疲劳之师，取得了毙伤敌官兵4000余人，俘获800余人，缴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70余挺及大批粮食牛羊的可喜战果。

　　与蒋介石的预判相反：红军，才是真正的以一当十！

　　伍诚仁逃回松潘后，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为由免职。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前敌指挥部首长在下包座、钦多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与四军将士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机智歼敌，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倡导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至此，红军跨越草地和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了北向甘南的门户，粉碎了敌人企图将红军困死于川西北草地的计划，使毛儿盖会议提出的建立陕甘苏区方针，更有了实现的可能。虽然直到红军最后撤离包座地区，求吉寺也一直围而未克，红一军以及后来北上的中央、红三军等均从拉界绕行北进，但被困于求吉寺内的敌军也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北上了。

　　这一仗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重大战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战斗结束后，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高度赞扬：“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包座战斗打响前的8月30日，因失去与伍诚仁的电讯联系，又受蒋介石“感酉手令”的督促与激励，胡宗南曾“决于以纵队主力出包座、阿西茸，作并行追击，使匪无喘息暇”，于当日16时下达命令：

　　㈠向班佑北窜之匪，其一部于二十九日晚窜到阿西茸附近，今（三十）晨七时，向我求吉寺康团阵地窥伺中。班佑以北，情况不明。我伍（诚仁）师约明（三十一）日可到包座。

　　㈡师决以主力向北窜之匪追击，期在洮、岷以南地区，猛击而消灭之。

　　㈢李（铁军）旅附廖（昂）旅工兵一排，卫生队一部，及原属无线电，应于明（三十一）日由现地出发，经柏木桥、弓杠岭，循四十九师经行之道，向包座前进。

　　㈣行军及给养计划，由李旅长妥行规定。每宿营时，须与师部无线电联络。[3]

　　这说明，胡宗南部差一点儿就抢了红军的先机！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还是被行动迅速的红军右路军抢了先机。

　　据胡宗南部《剿匪军第三路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记载：此后，“受命各部，即于于八月三十一日由松潘北郊出发，向包座前进。因沿途下雨，于九月三日下午，到达上包座南侧二里之外松林北部沟口。当因上包座据点已失，伍师已返抵踏藏，单独进攻，恐难取胜，且包座一带，粮食尽落匪上，补给困难，故决计撤回柏木桥，另行部署。”

　　9月3日夜，胡宗南再电李铁军：

　　李铁军：

　　伍师败回踏藏，朱、毛越噶曲河向班佑前进，贵部应即停止前进，相机撤退。

　　胡宗南。江亥[4]

　　李旅“于八月三十一日由松潘北郊出发，向包座前进。因沿途下雨，于九月三日下午，到达上包座南侧二里之外松林北部沟口。当因上包座据点已失，伍师已返抵踏藏，单独进攻，恐难取胜，且包座一带，粮食尽落匪上，补给困难，故决计撤回柏木桥，另行部署。”

　　李旅于4日南撤，5日晚回到柏木桥。[5]

　　——这时的胡宗南已然无可奈何：事已至此，只好由着他们去了吧！

　　同样陷入了缺粮困境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进入草地去拦截左路军了。[6]

　　如此，在这一轮与红军争夺时间空间的较量中，胡宗南失去了先机，也留下了后患！若按蒋介石部署去甘南堵截红军北上，他们就必须经文县绕行千里，还得防范着红军沿包座河谷直取松潘。而西固、岷州一线，只有甘肃地方部队扩编升级的鲁大昌新编十四师以及刚从鄂豫皖调入甘肃的第三军王钧部第十二师，空隙巨大，堡垒未成，两大主力红军北出陕甘的通路，实际上已经打开！

　　光明前景，就在眼前！

　　然而，左路军却没有像胡宗南所预料的那样“越过噶曲河向班佑前进”。

　　——就在胡宗南发出这声无可奈何的哀叹之际，张国焘却令已进至噶曲河畔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西返！

　　这又是何道理呢？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6～第2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第四十九师四川包座之役战斗报告》，《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643～第644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3]《剿匪军第三路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650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4]《剿匪军第三路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650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5]《剿匪军第三路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650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6]胡电中的“朱、毛”指的是左路军——他并不知道在左路军中的是张而不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