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其人

　　编者按：在近代中国，中外反动派在抗拒人民革命潮流，力图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都要特别吹捧一个反动偶像-曾国藩。19世纪后期，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者尊称他为“天生圣相”。20世纪初，资产阶级保皇党人宣称要“澄清天下”就必须拜曾国藩为师。民国初年，梦想复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遗孽们宣扬“曾国藩之学即孔子之学”，学得了“曾学”就掌握了“孔子之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蒋介石特地通令其反动军队把曾国藩作为他们的“师资”，用心“精读”曾国藩的反动著作。帝国主义侵略者也给曾国藩戴上“伟大的中国人”等桂冠，吹捧他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英雄”…… 为什么百十年来至今国内外一切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都不约而同地召唤出曾国藩的亡灵来为自己撑腰打气呢？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值得内外反动派如此崇拜呢？

　　接下来我们将以曾国藩发家及镇压太平天国、崇洋媚外两部分来揭这个号称“中兴名臣”的真实面目。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其父曾麟书，是个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曾国藩自幼活在孔孟之道的浸泡下，1838年被清朝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卖国贼穆彰阿看中，成了进士，挤进了清朝反动统治集团。两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用武力逼迫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两个主要矛盾。鸦片战争过后，全国各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仅文献记录下来的武装起义就有100多起。这意味着在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中国人民再也无法照常生活下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再也无法照常统治下去了，一场猛烈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面对着十分严重的统治危机，初入仕途的曾国藩十分忧虑。为了给濒临解体的封建制度寻找一条生路，曾国藩更用心钻研孔孟之道，特别是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把啃读《四书》和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的《近思录》作为自己每日的“必修课”，还煞费苦心地搜罗和编辑了前代和当时所谓“名臣大儒”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反动统治经验，以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尽管这时他地位不高，权势不大，但却野心勃勃，经常大发狂言，“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因而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特别垂青，不久后曾国藩就从翰林院侍讲爬到了侍郎的高位。从1847年到1852年，仅5年之内，曾国藩便先后担任过礼、兵、 吏、刑、工五部侍郎，被认为“经学无双”，受到破格的提拔和器重。

　　正当曾国藩以一个狂热的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的姿态在反革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候，1851年1月，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高举反封建反侵略的大旗，针对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针对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用以束缚劳动人民的三纲五常，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民族和男女平等的革命主张，向清朝反动统治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支英雄的农民武装，如同出山的猛虎，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 1853年3月，一举攻克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改称天京，作为农民革命政权的首都。为了把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推翻反动的清朝反动统治，太平天国在开展革命战争的同时，又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向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发动更加迅猛的进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农民英雄们不但在“圣庙”里宰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而且还明确宣布儒家的反动典籍为“妖书邪说”，规定: “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又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文献，全面地宣传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批判和否定了封建法权、三纲五常及其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革命人民的铁拳的打击下，清朝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各族劳动群众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冲击着孔孟的思想枷锁，“以强(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为胜，以恶(敢于蔑视孔孟之道)为能，以诗书礼乐为无用之物，以仁义道德为迁腐之谈”（《俟命录》卷七）,全国到处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清朝反动统治连同孔孟之道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同历史上所有不甘心灭亡的反动统治者一样，清朝的反动头子咸丰帝也同时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乞灵于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不止一次地去孔庙跪拜，还亲自粉墨登场，向官僚们宣讲“圣道”；另一方面，则从四面八方拼凑反动军队抵挡太平军；并命令各省的官僚豪绅组织地主武装来维护反动统治。1852年因母死而回到湖南原籍“守丧”的曾国藩就被清朝封建统治者挑中，特命他为湖南的“团练大臣”。从此，曾国藩就赤膊上阵，镇压农民革命。他用以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就是宋明理学。他妄图用这些谬论鼓动地主阶级和欺骗劳动人民，否定太平天国以平等为内核的农民革命思想。但这种彻头彻尾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革命哲学，是与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革命思想水火不相容的。

　　在兜售反动理学的同时，曾国藩还卖力在湖南各地组织团练，他别出心裁地把“团”和“练”分而为二，齐头并进。所谓“团”，就是清查户口，实行反动的保甲制度，让城乡地主豪绅监视人民和检举所谓“匪类”。所谓“练”，就是抽练城乡壮丁，编组地方性的地主武装，防范和镇压城乡人民。他自己则盘踞在省城长沙，抽调各县壮健团丁，成一大团，作为自己直接指挥的骨干力量。不管是“团”或“练”，都“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这样，从1852年底起，曾国藩就正式开始了其镇压农民革命的血腥事业。

　　曾国藩认为地主豪绅同革命农民是不共戴天的；要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就必须组织和依靠这股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因此，他办团练的方针就是大张绅权，利用族权，即所谓“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各地的地主豪绅，杀气腾腾地叫嚷:“儒生杀人，此其时也！”督促他们与他“努力同心”，用孔孟之道维持封建统治的“风化”，用血淋淋的屠刀来保卫地主阶级的“身家”。他特地拟订了“乡团章程”和“族团章程”，刊发“乡团执照”和“族团执照”，鼓励地主豪绅前来领取，作为“约束乡族”的依据和凭证。并明确规定，团长、族长可以任意捉拿各种“匪类”，可以任意处以各种“家刑”，直至“格杀勿论”。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不准抗拒，二不准报复，三不准上控。总之是提供一切便利，让地主豪绅能“放手”屠杀农民。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几十年来对农民太“宽纵”了，“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才造成今日的革命形势。据此，他就规定其办团练的指导思想是“一意残忍”,也就是用疯狂的屠杀来镇压革命。他在其团练衙门里特设了一个名为“审案局”的阎王殿，只要各县地主豪绅把农民捆送来局，就不分青红皂白，“立予正法”，一切例行的手续全行免去。百十天内光这个局就残杀了农民200多人。同时，他又鼓励和催促州县官吏和团长、族长，叫他们拿获所谓“匪类”，不用关之入狱，当场就用棍棒打死；发现所谓“劫掠扰乱”或强入地主富人家“派饭”者，也要一律“格杀勿论”；如果地方兵、团镇压不了，那就火速去长沙报告，他保证立即发兵前往“剿捕”。据他说，只有这样，地主阶级才能“安生”。由于曾国藩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人们就给他加上了一个可耻的外号-曾剃头。

　　曾国藩的疯狂屠杀，并没有也不可能吓倒湖南人民，只能激起湖南人民更大的愤怒！ 他们不顾曾国藩之流的恐吓和镇压，热情赞颂太平军“不奸淫”，“不焚掠”，“不杀戮”(平民百姓)，四处城乡都“一唱百和”,表示了对太平天国的热烈支持和无限向往。在太平军的鼓舞下，劳动人民振臂欢呼:“出头日子至矣！”纷纷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帜，拿起武器向封建统治宣战，用行动来摧毁曾国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道”和“天理”。就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境，四乡都涌现出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有的达数千人。1853年9月，曾国藩胆战心惊地向其主子咸丰帝诉述省内形势说:人民群众“甘心从逆(太平天国)，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可以看出，农民反抗的烈火是多么普遍，多么炽烈！

　　在太平军如火如荼的攻势下，吓得清朝皇帝准备逃去热河，但曾国藩还要负隅顽抗，他认为，太平军之所以节节胜利，清王朝之所以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各支“官军”离心离德，畏战怯战，遇敌即逃的缘故。因此他决心另起炉灶，自行编练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代替八旗、绿营，承担扑灭农民革命、挽救封建统治的任务。于是，从1853年夏季开始，他就以原先主要作为“保固(湖南)省境”之用的两三千名湘勇为基础，扩编成一支要“驰驱中原”的湘军。除了把原先每营只360人的陆军，扩充为每营500人，并加强火器装备外，还特地在衡州大造船只，从广东向外国侵略者购买大批洋炮，编练了一支旨在与太平军争夺长江的水师。到1854年初，水陆合在一起总共有17000多人。

　　曾国藩充分利用宗族关系、师生关系、亲友关系以及同乡关系等等，规定了湘军独特的成军办法:各军将领利用上述种种封建社会关系，自去物色所属各“营官”，“营官”自去物色所属各“百长”，“百长”自去物色所属各“什长”，“什长”自去搜罗所属部卒和民伕。用这种办法募练的湘军，上下级关系又是主奴关系，各军各营成了各级头目的“家兵”，整个湘军成了“曾家军”，其他省区的反动将帅固然完全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调遣。在湘军内部，各级头目不是同乡戚族，就是师生故旧，就连各营勇丁，也多是同村、同姓的受骗农民。依据这样的组织路线编练起来的湘军，就成为一支具有强烈的封建性的地主武装。同当时那些东抽西调杂凑成军的八旗、绿营比较起来，初期的湘军内部矛盾较小，用封建意识笼络人心，因而特别能为清朝反动统治卖命。

　　曾国藩特别注意用孔孟之道去武装湘军。从曾国藩本人起，各级头目都是操起屠刀的孔孟之徒，他们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平时督促勇丁操练军事技术之外，还极力向勇丁灌输孔孟之道。曾国藩本人经常亲自出马，带头宣讲，“每次与弁兵讲说一时数刻之久”。并炮制了《爱民(地主)歌》、《得胜歌》等大毒草，宣扬什么“仔细听我得胜歌， 升官发财笑呵呵”；“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 是禽”等等，对士兵进行恶毒的欺骗和蛊惑，用升官发财来诱使士兵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样一来，就编练出了一支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反动武装。它以“湘中书生”为骨干力量，以封建关系为联系纽带，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武装，形成了一伙以曾国藩为头子、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的“誓不相弃之死党”。咸丰帝奕泞看到曾国藩竟能这样“激发天良”，感到非常满意，谕令褒奖，便把镇压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一伙人身上。两湖的地主豪绅更把曾国藩及其湘军视为自己的命根，从人力、物力上加以全力支持。曾国藩集团在湖南本境一边大干其“剃头”事业-先后镇压了常宁、桂东、衡山、永兴、安仁、茶陵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一边加紧操练和武装，为向太平军进攻作准备。

　　1853年5月，太平天国西征大军由天京沿江西上，水陆并进，连克安庆、九江，解放了安徽、江西两省的大部分州县，随后又向湖北挺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急忙调集反动军队，在堵城一带死力抵拒，但一经接触，即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吴文镕亦被击毙。太平军一面向湖北省城武昌直进，一面又分兵进入湖南省境。大江内湖，一万多艘太平军的战船往来自如，各地清军闻风丧胆，纷纷弃城逃命。消息传到北京，咸丰帝更加慌了手脚，急忙令曾国藩率所部湘军赶往拒抵，说“此举关系南北大局”，要这个“曾剃头”赶紧替他挽回危局。曾国藩果然不负主子所望，就于1854年6月驱赶湘军出省正面与太平军作战。

　　这个时候，在长江中游胜利挺进的太平军，正继续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向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孔孟之道展开猛烈的冲击。革命军队所到之处，摧毁了清朝各级反动政权，建立起省-郡-县-基层的各级农民革命政权，严厉镇压反动官吏和地主豪绅。在一些地区，土地“以实种作准”，有些地区则实行减租和限租。“地主政权， 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 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民们闯进了地主阶级长期把持的祠堂，“斧祠堂之木主，或投水火，或弃粪壤”。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管理下，祠堂、庙产、 祭田之类，都被没收或征用，旧时代族长的权威全被取消。各地“庵观寺院，尽行焚毁，佛象百无一存，僧皆返为平民”。卜筮、星相、看风水等等封建迷信都被列于“生妖”或“死妖”之列而严加禁绝。太平天国还废除了缠足、买卖婚姻、纳妾、娼妓等旧制度旧恶习，使两千多年来备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束缚的劳动妇女，开始获得了平等地位。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太平军的猛烈反击下，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一败于岳州(1854年4月)，二败于靖港(1854年5月)，三败于湖口(1855年初)，最后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城中。这个刽子手又怕又气，不止一次地准备自己寻死，甚至连给皇帝的“遗疏”和给家属的“遗嘱”都写好了。只是由于太平军在指挥上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由于混入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敌人于1856年在天京发动叛乱，分裂革命队伍，才使曾国藩的湘军幸免了彻底溃灭的厄运。曾国藩就利用时机，猖狂反扑，到1856年冬基本上占领了两湖地区；到1858年中又基本上占领了江西。在此期间，湘军也成倍地扩编，成了太平军最凶悍、最顽固的敌人。咸丰帝看到这时自己的嫡系江北、江南大营已全部崩溃，而曾国藩的湘军却十分得力，就于1860年8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辖苏、皖、赣三省)总督，第二年，又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借此大力扩充湘军实力，总数达十几万人。

　　为了“卫道”和“复礼”，曾国藩在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的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全力维护和复辟封建的“四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曾国藩同湘军每占领一地，首先就全部摧毁太平天国各级农民革命政权，残酷捕杀太平天国设置的县“守土官”和基层政权的各级“乡官”，并把他们连同其祖、父、兄弟和子孙的田地房产“充公”。曾国藩一伙委派的反动官吏又重新登场，对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曾被太平军摧毁了的地主政权全面复辟。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曾国藩在各地特设“善后总局”，由本地的“绅董”主持，挨家挨户查抄太平天国留下来的革命文告和其他各种革命文物，严厉禁绝太平天国时期的衣冠装束，并在城乡举办保甲。他把这些都作为“刻不容缓”的“善后要政”，普遍实施，以便让地主族长能“继”其奴役农民的“绝世”，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与此同时，曾国藩于所到之处，又大“举”地主阶级的“逸民”，以此作为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叫嚷，如今天下大乱，士绅和儒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这是他们应该时刻想着的呀！因而，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忙着查访和抄辑该地区的“缙绅”名册，根据名册把他们安置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上。1860年他爬上两江总督的高位后，更大力贯彻这一反动方针，特地颁发告示，要各县地主豪绅荐举“人才”，说是“以两江之人(地主阶级)平两江之乱(农民革命)”,也就是动员和组织地方的封建势力起来向农民反攻倒算。在曾国藩的支持和鼓动下，大批大批的逃亡地主和反动儒生，从四面八方涌入曾国藩的大营和督署。曾国藩对这些反动“逸民”全行收容，还“月给薪水”，让他们坐食“候差”。同时他还通令所属各府、县，凡是所谓“衣冠右族，死事之家，经生大儒”，州县官吏都要拿出民脂民膏终年无条件地供养他们。于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和两江总督衙门就成了逃亡地主和反动儒生的大本营，曾国藩本人也成了地主阶级感恩戴德的救星。在一些地区，地主官僚都把这个“复礼”狂的反动画像，如同供奉菩萨一样供奉起来。

　　为了“卫道”和“复礼”，曾国藩带湘军到达的地方，就以帮助地主阶级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全面地恢复封建剥削制度“为第一义”。他一面叫地主豪绅搞起“清查田产局”之类的反攻倒算的组织，一面又颁发各种章程和条例，从多方面保障逃亡地主的利益:所有地产统统归所谓“原业主”，即旧地主、旧房产主“管业” 和“收租”，并且发给凭单执照，由反动官府加以保护；如有侵犯地主阶级利益，“冒认”土地而不肯交归地主阶级者，就是“恶佃”，“照甘心从‘逆’论”,“轻亦立毙杖下”。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地主还乡团紧跟湘军之后，就卷土重来，向农民大举反攻倒算，霸抢了大片土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大小头目，更成了凭借政治权力掠夺土地的急先锋。据其女儿供认，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每次带着湘军攻占一个地方，就满载着抢掠来的财物回湘一次，兼并大片土地，因而湘乡曾家就成了湖南境内屈指可数的官僚地主，田地遍及湘乡、湘潭和华容等县。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一度削弱了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就被曾国藩之流“复”了起来。

　　1861年秋，咸丰帝在热河毙命，同治帝继位，由于年幼，最高统治权掌握在那拉氏(慈禧)手中。她知道，要更快地扑灭太平天国革命，一定要投靠外国侵略者，同时曾国藩这伙汉族军阀官僚也是最大的依靠，因此，对这个大刽子手越发倚重，不仅“东南兵事”交曾贼“专决”，就是北京反动中枢的重要决策，也都事先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后才实行。各地的地主豪绅也把曾国藩和湘军视为“关系天下大局，中外人心视为安危向背”的台柱子和命根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人力上都给以全力的支持。曾国藩的反动气焰于是就更加嚣张，聚集兵力进攻天京的门户安庆。英、法、美等侵略强盗，这时一面疯狂地诬蔑和攻击太平军，一面源源不绝地向曾国藩等提供新式武器，并且在江浙地区公开组织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军。

　　曾国藩依靠中外反动派的支持，利用太平天国内部由于叛徒李秀成顽固地执行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驱赶湘军于1861、1862年间，占领了包括安庆在内的安徽省内的主要城镇，进而围困天京。1864年7月19日，围困天京两年之久的湘军用火药轰坍天京城墙，闯入了这个屹立了11年的太平天国首都。一万多名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太平军战士，与几倍于自己、并且配备着新式武器的湘军展开了逐屋争夺，艰苦战斗了十余日，天京最终沦陷于敌手。

　　野兽般的湘军对天京全城进行了彻底的烧、杀、抢。杀得“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据曾国藩的一个亲信幕僚供认，“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大小头目，人人大发横财，除了金银财帛之外，40岁以下的妇女，也全被他们掳掠回湘发卖。一时长江上下挤满了湘军满载赃物和妇女的船只，在一片咒骂声中联樯西上，赶送回湘。平时“诚信”不离口的曾国藩，这却急忙向其主子“饰奏”，说天京“全无资财，实出意料之外”。使原先抱着极大的分赃欲的清朝反动统治者一无所得，大失所望。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极端凶残、极端贪馋、极端虚伪的复辟狂，却偏偏要捶胸顿足地向别人虚伪表白，他是“不要钱”的，“清廉”的很；“不扰民”的，“仁爱”得很；“不敢一毫欺人”，“诚信”得很；“心术正大洁白”，“光明”得很。这种婊子立贞节牌坊的无耻伎俩，只有曾国藩这类“孔门弟子”才能若无其事的干得出来。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尽管南方有太平军余部、北方有捻军、西北和西南有回族、苗族起义军仍在坚持战斗，并且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基本上是过去了。反革命屠夫曾国藩得意忘形之余，用他那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总结他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认为主要是孔孟之道起了作用，特别是由于他们身体力行了“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的结果。他宣扬，要想消除农民革命的“邪慝”,归复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所必须采取的途径，不过是“隆礼而已矣”。为了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进一步“隆”吃人封建统治之“礼”，曾国藩就更加卖力地提倡尊孔读经，大兴孔孟之道，为根基虚薄的清王朝提供精神支柱。他到处大修被革命农民捣毁了的儒学；大造什么“昭忠词”、“节孝坊”，“旌表”那些为“卫道”而死掉的“忠臣”、“烈妇”；大开什么“忠义局”、“清节堂”，豢养那些忠于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地主阶级男女；大办什么“印书局”，大量刊行《四书》、《十三经》，反动理学家的著作和他自己的反动奏稿、反动诗文，从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猖狂反扑。

　　1866年，曾国藩在山东镇压捻军时，还特地赶往邹县和曲阜，朝拜孟轲和孔丘的反动偶像。越到后来，他越发努力装出一副“重道”的人模狗样，每天捧着收载有《大学》、《中庸》等反动篇章的《礼记》，甚至盛暑时节乘船赶路时，都坚持啃读，随时从那里吸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1868年，他调任直隶总督后，还专门炮制黑文，要各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为“为学之本”，使“五伦各尽其分”，并诱骗人民也都自觉自愿地用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把自己禁锢起来，永远做封建制度的奴隶。充分暴露了曾国藩的狼子野心。清朝反动统治者因为他一辈子“卫道”有术，“复礼”有“功”，就吹捧他为第一号“中兴名臣”……

　　在我国历史上，凡属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他们对内要倒退，要复辟，对外就总是要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宣扬的那一套“卖国有理”的谬论，既是守旧党、复辟狂，又是投降派、卖国贼。曾国藩这个半殖民地时代的卫道士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把尊孔同崇洋、卖国结合起来，把孔孟之道同帝国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

　　在1842年，当清朝封建统治者第一次屈膝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就厚颜无耻地为清朝统治者的卖国罪行辩护，说什么只要能使封建统治秩序获得“安堵”，中国这样的大国去事奉外国帝国主义，也是符合孔孟之道的“上策”。当时，人民群众反对英国侵略，反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魏源等，也要求改革现状、抵抗侵略。但是，号称理学家的曾国藩，却本能地站在人民爱国抵抗路线的对立面，毫不含糊地跪倒在统治阶级卖国投降的反动路线一边。可见，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一揭开，曾国藩就以卖国贼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此后，他沿着这条道路越滚越远。

　　1856-1860年，还在曾国藩带着湘军在长江中下游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军队根本不作认真的抵抗，侵略军就在1860年9、10月间直逼京津。慌了手脚的咸丰帝几次诏令曾国藩派兵北上“勤王”。曾国藩表面上奉命唯谨，声称自己决心统兵北上，去援救他的“君父”，实际上却一步不动，一兵不发，反而通过广州、上海等地的买办官僚，加紧勾结外国侵略者进攻太平军，力劝清政府对侵略者要“抚”-妥协投降。不久，英法侵略军攻入天津、北京。清政府果然依照曾国藩之流的卖国主张，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密切地结合起来。从外国侵略者方面说，它们“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它们虽然从清朝反动统治者那里勒索到许多侵略权利，但是，坚持民族独立、坚持反侵略斗争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像大山一样横堵在它们面前，使所有这些侵略权利无法完全实现。为了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就更明确地把维持和加强这个反动王朝，“使它更有力量压平内部的不安(指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最有利” 的政策，只要清朝这只朽烂的旧船“还有希望浮起的时候，总不愿意让它沉掉。”因此，它们就完全扔掉“中立”的骗人幌子，直接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从清朝反动统治方面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逐步摸清了外国侵略者之入侵中国的目的，同中国“前代”那些想“入主中原”的外族不同，不过是想勒索各种侵略权益，充其量是所谓“肢体之患”；而太平天国等人民革命力量，则是要根本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是生死攸关的“心腹之害”;因此，就决定“外敦信睦”，用民族权益去“笼络”外国侵略者，共同对付中国人民，以“振兴” 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反动统治者之间，就如当时英国侵略者所说的，开始“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出现了所谓“中外(反动派)和好(勾结)”的新局面。精通孔孟卖国之道的曾国藩，又成了在理论上极力鼓吹这种新关系，在实践上极力促成这种新局面的代表人物。

　　应该怎样看待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呢？曾国藩搬出孔孟的天命论作为他卖国媚外的理论根据。他宣称:“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意思是说，外国侵略者之侵略中国，是老天爷安排的，因而是合理的，是人力无法违抗、无法补救的，谁如果要想赶走侵略强盗，那就是“代天作主张”，注定是徒劳的。那么，应该怎样办才好呢？他搬出孔老二“中和”、“礼让”等反动遗教，无耻地宣称:“中国民军”对于外国侵略者“但有和让，更无别义”。为了推行这条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路线，他竟厚颜无耻的宣扬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颇有君子之行”，“自谓仁至义尽矣”，是讲究孔孟“恕道”的；并赞扬外国侵略者也是讲究孔孟的“信义”的，说他们“与我同其利害”，不会借端要挟。他特别举出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进了北京却不损害清朝统治，同时在南方还出兵帮助“攻剿”太平天国，“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总而言之，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领土也好，践踏中国主权也好，屠杀中国人民也好，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也好，在曾国藩看来都是无足挂齿的“小事”，要紧的是要感外国侵略者帮助镇压革命之“恩”，报外国侵略者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之“德”！

　　为了报外国侵略者之“德”，替外国侵略者拔除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就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1860年，沙皇政府向清王朝表示它要出兵帮助清王朝“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就宣传刚从中国侵吞了几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沙俄与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嫌怨”，建议清政府伺机同沙俄共同商订镇压太平天国的办法。特别是1861、1862年，当太平军向江浙胜利进军，中外反动派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时候，曾国藩惊恐万分，急呼“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特向清政府建议借助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代复中国之疆土”。为此，他谆谆嘱托在上海直接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他用心勾结洋主子，对美国侵略强盗、“洋枪队”头子华尔等，要尽力巴结，“使为我用”；甚至交代洋兵奸淫虏掠，也要“相敬相让”，“克城所获”，可“任其取携”。

　　为了更好地贯彻其投降卖国路线，曾国藩说对待外国侵略者，就应该遵照孔孟“言忠信”、“行笃敬”的反动遗教办事:一要“虚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切不可露傲惰之象”，也就是要彻底撤除民族界线，做外国侵略者恭顺而又勤奋的奴才；二要“以至诚相与”，“无欺诈之心”，“无欺诈之言”，也就是要牢记自己的奴才身份，对主子须完全忠诚老实；三要“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也就是要慷慨地出卖民族权益，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一切侵略要求；四要“切诚西洋诸国，(对太平军)不可轻敌”，也就是劝告侵略者从清军的惨败中吸取教训，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李鸿章依据曾国藩这种“和让”原则行事，果然很快就讨得了洋主子的欢心。曾国藩本人自然更被外国侵略者所看重。1864年5、6月间，当曾国藩的湘军正全力围攻天京的时候，江西、江苏等省因为各自要扩充反动武装，停了湘军军饷，北京的户部也不名一钱。得不到银子，湘军将卒就不会卖命，不仅围困快两年的天京攻不下来，就连这支反动军队本身都有哗变的危险。急得曾国藩四处呼号，“束手无策”。在这紧要时刻，窃据了清朝总税务司职位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根据外国侵略者的共同意愿，把他一手把持的轮船经费银50万两，全数转拨给曾国藩，其中的19万元本已汇往英国，赫德亦想方设法，“于数万里外如数汇完”。曾国藩喜出望外，说“全赖此项经费，保全危局，鼓舞军心”，成全了攻占天京的“大功”。对于赫德能“竭力经营”,表示非常满意和感激。

　　要做外国侵略者感恩戴德的奴才，就要有一副奴才的媚骨。曾国藩在与外国侵略者勾搭的过程中，深感这个新主子架子之大，脾气之坏，说他们总是“欺侮诡谲，蔑视一切”,根本不把他这类“中华大吏”放在眼里。有时，他想到“领事之蛮横，洋人之猖獗”,内心难免有些愤愤不平。但是，为了求得洋主子的宠信和帮助，他就向徒党们传授孔家店“谦恭逊顺”的诀窍，叮嘱他们，不管洋主子怎样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自己都要像一个麻木不仁的傻瓜一样，装聋作哑，逆来顺受。他还率先示范，给徒党们做出卖国媚外的榜样。1868年9月11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要见他这个两江总督。曾国藩闻讯之后，料定麦华陀届时必要“无礼”一番，整日为之焦虑不安。见面会谈之时，麦华陀果然拿出主子的派头，既“桀骜” ，又“糊涂”(不能充分体会曾国藩崇洋媚外的苦心)，使这个两江总督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但曾国藩仍然是一副“谦恭逊顺”的模样，低声下气地答话，唯恐“引动”这个洋主子的“忿气”， 表现出十足的奴才相！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外国侵略者为了使腐朽无能的清朝反动统治者有力量替他们统治中国人民，便“尽一切努力来劝这个不幸的政府自救”。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这种政治需要，向帝国主义“报德”，曾国藩就变本加厉地推行卖国媚外路线，进一步搞起了“洋务运动”-用近代军事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还在他联合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就深感外国侵略者提供的新式枪炮的“威力”。1862年，他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筹集经费购买“洋船炮”，说这不仅是“今日救时(镇压农民革命)之第一要务”,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设法自行造船制炮，为巩固反动统治提供“永远之利”。基于这种考虑，他一面通过上海等地的买办官僚广购船炮，一面又派专人去美国采购机器，以便自行设厂制造新式船炮。 他特别搬出孟轲“如耻之莫若师文王”的“遗教”，兜售儒家“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大发崇洋卖国的谬论。他宣称，只有赶紧如外国侵略者所希望的那样，用洋枪洋炮和轮船把自身武装起来，加强镇压人民革命的力量，对外国侵略者才“报德有其具”-有替洋主子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物质手段了。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曾国藩就与李鸿章等买办官僚一道，办起了制造新式船炮的工厂，成了早期买办化的封建官僚，即所谓“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就在曾国藩一伙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把我们伟大的祖国拖向半殖民地的深渊的时候，中国人民怒吼了！从60年代开始，贵州、四川、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台湾、河南和其他许多省区，以“反洋教”运动为表现形式的人民反侵略斗争，在各地城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族人民从无数活生生的事实中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总是“礼让”的，“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只有坚决反抗，才能粉碎侵略者的罪恶图谋。1866年，总理衙门(清政府总管对外交涉和各种“洋务”事业的机构)在一份报告中说到，几年之中，各省送来有关“教案”的报告，有如雪片飞来，以至该衙门日夜加班，都审理和批答不完。可见斗争的频繁和广泛。到1870年，就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1870年6月，天津人民因法国天主堂虐杀中国婴孩，逼同地方官吏与人民一道前往教堂查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拿出洋主子的架式，强令清朝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当场向崇厚连开两枪，随后又拔刀乱砍，直冲街市，枪击路遇的天津知县刘杰。 天津市民目睹这个外国侵略分子无法无天的暴行，人人怒火中烧，万拳齐举，当场把丰大业击毙，并严惩了一批外国侵略分子。这就是所谓“天津教案”。事情发生后，外国侵略者害怕遭到我国人民的继续惩罚，就联合起来胁迫清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曾国藩这条外国侵略者的走狗，首先被中外反动派选中来扑灭人民群众的反侵略烈火。

　　对于如何侍候外国主子，曾国藩是很有经验的。他受命之后，就一反往时惯例，特地不带警卫部队，只让少数随员陪同他小心翼翼地进入天津，免得外国侵略者误以为他有“防御”的打算而对他的忠诚产生怀疑。进入天津以后，崇厚告诉他说:“洋人将大兴波澜”。曾国藩一听此言，吓得心惊胆颤、眼泪鼻涕都流了出来。有人向他建议乘此人民同仇敌忾之机，与侵略者“决战”，既可替1860年被英法联军撵出北京的咸丰帝“雪耻”，又可以借此满足人民群众的反侵略要求。他一闻此言，赶忙嗤之以鼻，并大摇其头，说“只此一事，不愿再办！”为什么呢？他的弟弟曾国荃替他道出了此中奥秘。曾国荃说:“若与西人开衅，有十二字箴言你须紧记:先到先败，后到后败，不到不败。”因此，当有些买办官僚向曾国藩提出，中国兵弱将缺，沿海沿江又谈不上什么防务设施，一旦与外国开战，不仅法国，其他各国也都会联合起来同中国作对，中国能御之于一个海口，却没有力量御之于沿海七省各海口，即使能坚持抵抗一、二年，却不可能坚持抵抗数十、百年，除妥协投降外，没有别的选择。他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从这种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谬论出发，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了1840年以后清朝的对外关系，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段时期，清政府对于外国的最大失策，就是没有把妥协投降作为坚定的方针，结果导致外国的入侵日益加深，弄得“不可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结果中外相安，十年都太平无事；现在如果同法国开战，即令今年我能侥幸获胜，明年他还要再来，即使天津能挡住法国的进攻，沿海其他省区却不可能都能防备。据此，曾国藩向清政府提出:目前对法国固然只能妥协投降，就是今后对所有各国，也应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用委曲求全来“善全和局”。清朝统治者赞同他的卖国主张，叫他放手去办。

　　要向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就必须承认外国侵略者侵略有理，中国人民反侵略有罪。自誓要“终身”学习孟轲的曾国藩，对孟轲宣扬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骗人哲学，一直是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本来，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曾国藩是知道“领事之蛮横，洋人之猖獗”，“教民好欺不吃教百姓”的；当时天津地方官吏前往天主教堂查验，也亲眼看到法国教士残害中国婴孩的铁证，并向曾国藩作了报告。但是，早已把自已的灵魂出卖给洋主子的曾国藩却认为，即使“曲在洋人”，也必须以曲为直，承认他们侵略有理，中国人民反侵略有罪，“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既能保全洋人的面子和威风，又能显示清政府巴结讨好之真心。因此，他硬是睁着眼睹说瞎话，厚颜无耻地以一个帝国主义辩护士的身份，竭力为侵略者辩护。

　　他说，根据他的“理”来推断，洋人都是文明的、 仁慈的，“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人民揭发的天主堂种种暴行，“必无是事！”他公然替丰大业打抱不平，说什么“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暴之谤”，因而气愤横行是完全合“理”的！他大骂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什么“刁风”，恶狠狠地叫嚷“刁风尤不可长”，务必“捕拿严惩，以儆将来”。于是，他就完全遵照外国侵略者的旨意，捉拿了50多名所谓“人犯”，关押在他的衙门里日夜吊打逼供。最后决定杀掉20多名反侵略英雄，说是给几个死有余辜的侵略强盗“抵命”；另将25名爱国志士充军，算是对洋主子的“抚慰”；还建议清政府公开发布“谕旨”，在全国、全世界“雪洋人之‘冤’”,“昭示公道！”他恬不知耻地说，这样办理，“不惟足对法国，并堪遍告诸邦。”为自己能讨得法国和其他各国的欢心而自鸣得意，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从此，这个卖国贼的“大名”就更加“遍播西方”,成了列强中意的走狗。

　　对于这样一个无耻媚外的卖国贼，人民群众无不恨之入骨，“举国欲杀”。曾国藩贴在街上的告示，有的被撕掉，有的被挂上麻绳，暗示曾国藩为洋主子披麻戴孝，望其速死。在京的湖南人则把曾贼为湖南会馆写的题匾砸掉，并把他开除出“同乡会”。人们还创作了许多快板书、板画、揭帖和檄文，在南北各省广泛传播，号召人民起来与中外反动派展开新的斗争，各地人民群众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新的反侵略斗争，用实际行动来声讨和批判曾国藩之流的卖国罪行。就是统治阶级中一些还有点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曾国藩也大表不满。1871年农历10月11日，曾国藩在举国咒骂声中，竟于总督衙门大摆筵席，庆祝他60岁生辰。在大小官员向他劝酒祝寿的热闹时刻，有人却在大厅的柱上写上一首诗:“笙歌缭绕绮筵开，此日中堂(曾国藩)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客(因天津教案被充军黑龙江的人)，满天风雪逐尘来！”气得曾国藩头昏眼瞎，卧床不起。清朝反动统治者为了平息事端，赶忙把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调来接替直隶总督。1872年3月，这个毕生为孔家店“卫道”、为封建统治“隆礼”、 为外国侵略者效劳的大刽子手、大卖国贼，在一片片声讨声中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但是，曾国藩所宣扬的尊孔守旧、崇洋卖国的反动谬论和卖国哲学，所推行的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路线，集中反映了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其衣钵就被以后的反动派完全继承了下来。他们把这个近代中国尊孔卖国的开山鼻祖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顶礼膜拜，极力吹捧，妄图借助曾贼的亡灵，来复辟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