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转换进程中的思想意识灌输

　　随着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时局转换之际，及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围绕这一新策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到来。

　　一、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反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12月27日，毛教员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揭开了在党内军内系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教育的序幕。

　　毛教员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发生变化，其中一部分(左翼)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可能由于动摇而采取中立的态度:由于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之下，地主买办阶级也不统一。“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据此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毛教员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只有这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鉴于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必须揭露党的历史上实行关门主义的危害坚决反对关门主义。

　　根据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党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对若干政策进行了修改。毛教员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对党和红军提出了新的要求。

　　毛教员强调，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要发挥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在党内军内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教育活动统一了对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和策略的认识，为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开展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教育工作

　　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中共中央对在西北“剿Gong”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部队是能够争取的对象。因而决定首先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第17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团结教育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实力派，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局面，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目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和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是依靠耐心说服、解释的政治工作，同时不排除必要的政治斗争，包括自卫还击。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相互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宣传，红军各部队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以上单位设立统一战线委员会或工作部，连以上建立统一战线小组，连队党支部专设抗日宣传委员。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红军指战员对于争取国民党的工作有了明确的认识。红军各部队运用张贴标语、唱救亡歌曲、喊抗目救国口号、邮寄宣传品等形式，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各部队认真贯彻红军的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在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被俘东北军官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转变了对红军的看法，开始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成效。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就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仍然与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1935年11月，毛教员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发展。杨虎城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为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中国共产党与西北军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起，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初步形成了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

　　1936年12月12日，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内战-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次日，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西安事变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力主讨伐张、杨，调兵进攻西安；亲英美派宋子文力主和平营救；日本帝国主义试图挑起中国内战；英美一般性地支持和平解决；被扣的蒋介石又不肯答应张杨提出的抗日条件。为了帮助张、杨妥善应对复杂局势，12月17日，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周恩来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导致的两种前途:一是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二是如果宣布蒋介石的罪行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蒋介石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便利条件，这使中国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更好的前途。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坚定了其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和决心。

　　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对杨虎城所担心的蒋介石将来是否抗日是否会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员进行报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周恩来至情至理的言辞和顾全大局的态度使杨虎城非常感动，立即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的主张。周恩来还对主张杀掉蒋介石的东北军、西北军军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在周恩来的多方斡旋下，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抗日救国的六项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以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出色的说服教育工作，成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三、红军改编中的思想教育

　　随着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全国内战局面的结束，为促进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的抗战，红军改编问题逐渐提到日程上来。党在红军中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教育工作，为红军顺利完成改编，奔向抗日前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党的新政策，红军中部分指战员出现了明显的思想不适应。有的对国共合作不理解，对红军改编、改变苏区名称和土地革命政策持怀疑、抵触情绪;有的对国共合作盲目乐观，忘记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阶级区别;有的在国内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滋长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根据部队思想状况，党在红军中重点开展了以统一战线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

　　通过对当前形势任务反复的宣传、解释，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加深了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认识。针对有人对再次国共合作的疑虑，指出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的“四项保证”，绝不是所谓的“g产d投降”，而是为了以此换取国民党接受“五项条件”。这将使党和红军的困难大大减少，革命势力将会大大发展，人民将会得到实际利益。再次进行国共合作，绝不会重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覆辙，必须坚持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份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各部队为清除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还严整军纪，普遍加强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整顿、统一了部队思想，为使红军改编后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创造了思想条件。

　　为保证红军改编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对红军的政治组织系统进行了严密设计。1937年5月10日，苏区党代表会议提出，在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是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分、党的单一领导，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特点及传统。为实现红军的任务，需要对红军的政治工作组织机构进行变更，一是规定实行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而以政治部主任作为政治的助手连队中以连副担任政治指导的职责;二是健全与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提高各级党委会的作用与威信;三是在军师及独立行动的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对党中央负责;四是规定政治机关主要为部队进行政治训练教育的机关，并保证部队的政治坚定及工农的成分。

　　适应红军改编后军队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党中央确定这一阶段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教育红军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针对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顾虑，明确此一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重点，一是在组织上确保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二是在思想上加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教育，为顺利实现红军改编创造了组织条件和思想基础。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紧，国共两党加快了红军改编等问题的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广大红军指战员对于改编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即将换装换帽之时，不少人仍然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各级军政首长深入部队，现身说法，带头做干部、战士的说服教育工作。左权到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给干部、战士讲“取红星的道理。他说，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刘伯承、贺龙、罗荣桓等都向干部、战士解释换装、换帽对于抗日的意义，说明红军换装、换帽只是形式，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本质上并没有因为改编而改变。经过各级领导干部的深入宣传解释，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换装、换帽问题上卸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紧的侵华枪声，红军主力斗志昂扬地接受了改编，迅即奔赴抗日前线，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