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的工会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倾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必须用七十年代革命家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七十年代更广阔和更深刻的运动。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一、自发性对自觉性的压倒性斗争,得益于警察和“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
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大约同一时期,在1896年有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之后,工人罢工事件也是这样纷纷发生。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的成分”,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这种罢工运动就是自发的运动。和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罢工相比,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称为“自觉的”罢工了。
“自发的成分”实际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也表明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地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地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已经预先考虑较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抵抗,那么有系统的罢工所表现的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工人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的罢工,终究还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
工人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由此可见,一方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的同时,他们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在彼得堡创立了“工人解放阶级斗争协会”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试图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帮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纸。虽然这个初次尝试早到了失败【被沙皇的警察给破坏了】,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要求。有一部分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正确地认为在那个时候,即在“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自觉性的体现】。
既然任务提锝正确,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但是社论(《工人思想报》第1号)认为:工人运动所以这样坚强,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了的,而人们却偏说工人与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提出了一些所谓“政治始终顺从于经济”,“人们应经常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杀了运动的经济基础”,“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工人为工人”等言论,将运动拖回到工联主义的自发性上去。
于是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表现这种自发性的,就是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一部分工人,他们听信这样的说法: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和可贵;他们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们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第1号社论)。这种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把英国的工联主义搬到本国来,向本国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才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和将来的什么社会主义【与经济时代的国人思想如出一辙】。
二、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都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
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
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件事实表明: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不论轻视者自己的而主观意愿是否如此。
卡·考茨基在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的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他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现在社会主义意识,只有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为什么现在的人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不理解,一方面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具备深刻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宣传灌输非常不够,甚至在限制】。的确,现代的而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不管他多么希望,终究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但科学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用不着这样做了【这就确定宣传工作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首要环节】。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绝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思想体系的创造工作。而是说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这一创造工作。因此,为了使工人能够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觉悟水平【宣传和教育工作】,使他们不要自限于被故意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范围内,而要学习多多理解一般读物。更确切地说,不是“自限于”,而是被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为知识分子写的读物的,只是某些(恶劣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了的东西就够了【存在对工人群众的歧视,也反映了专家教授的目中无人】。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背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从社会主义历史可以更清晰的看出,修正主义者的资反路线、特色路线,经济主义路线,就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轻视和背离上的】。
经济主义者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终究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道路。这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
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者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持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保皇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
三、为什么自发运动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控制
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尽管人们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是在工人阶级完全领会了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思想不受干扰的、自主的情况下说的。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控制着话语权,最流行的思想体系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成功,个人发财】,它对工人阶级施加了无与伦比的意识压力,自发地却又最厉害的迫使工人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
《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假使所谓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末《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这种说法便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过,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想从国家那里争得某些可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是不能消灭这种地位,既不能消灭劳动受资本的支配地位的措施,那么《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便是对的。《工人思想报》虽然完成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但是它完全不肯独立地制定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即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策。
经济主义者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且应当服从于它。
工人的群众性运动,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对触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何了解群众性运动?或者是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题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或者是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工人运动还没有产生时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社会民主党人理解的是后者,而经济主义者认为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这是社会民主党人不可接受的。
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极力宣扬采取那个重蹈覆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只是限于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只能“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在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巧缺乏首创精神和毅力的时候,当他们恰巧缺少“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规模”,缺少更广阔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总之,我们已经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自觉性规范着自发性,引导工人运动避免堕入工联主义的泥潭,避免受到经济主义的干扰,避免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束缚,而是要实施社会民主主义,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武装工人群众,推翻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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