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北出陕甘”——危机也是机遇

　　两河口是个环境优雅美丽的地方，但当年在此间开会的人们却很难有欣赏美景的心境：十万将士出路何在？革命力量生机何觅？正等待着他们作出抉择，拿出办法。而且这个“作出抉择拿出办法”的约束条件是很苛刻的——时间有限，机遇有限：蒋介石，不会留给他们太多的选择时间，不会留给他们太多的生存机会。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会师前夜，蒋介石判断我一、四方面军“急图合股川西”，“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平武一线，扼我北进；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至名山、芦山、雅安、荥经一线，防我东出；以刘文辉、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进，追堵红一方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甘、青两省的马家军，防我西出青海。我北面的四军、三十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部对峙；东面的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线，与川军对峙。敌人不断向我进攻，激战一直不停。[1]

　　这也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可能行动方向——北上陕甘也好，南下川康也好，东出北川也好，西进甘青也好，早在两军会师之前，就都已在蒋介石的预计之内、研判之中，而且也有实际应对的措施和军事部署。这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早已先于红军一步，依仗着他手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了对刚会师的红一、四方面军新一轮的挤压和进攻。

　　对于红军来说，任何一种选择都要担当风险——没有一个是万全的。

　　如此严峻形势下，在两河口集会的共产党领导人们，又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

　　史载：那天的与会者都充分发表了意见，而且比较一致，没有发生太大的争执。

　　首先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书记处作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案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

　　㈠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

　　㈡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

　　㈢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用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2]

　　这个发言应该代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酝酿已久的意见，客观环境的困难又是无法回避的：20多万人口的地区肯定难以养活10万红军，“水浅不养鱼”的道理也是非常客观的存在，而且不难明白……

　　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们的赞同。

　　毛泽东的发言着重于阐示“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

　　㈠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作解释，他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

　　㈡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㈢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他。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㈣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㈤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3]

　　毛泽东发言中所言“要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作解释，他是要打成都的”，指的就是张国焘。

　　对于“此地不宜建立根据地”的道理，张国焘是没法反对的。但对于向哪个方向“打出去”，他却另有看法：“此战略（指南进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这可能是会议上唯一比较反面的意见。

　　王稼祥则剖折了“北出时机”的利害攸关：“如果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进，只看到退”，“我们要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去。目前的地区处在高山深谷，狭路不便，敌人不容易来，使一、四方面军能够汇合；但是，一、四方面军已经汇合了，这个地区就很不利于我军作战。现在应该迅速地打出去。敌人想把我们限制在这里，逼到草地，我们必须从北边松潘方面打出去。但是，要迅速，如果时间上拖延久了，从松潘方面就打不出去；要迅速，使敌人的兵力还未来得及部署，这就有利于我们去消灭敌人。从松潘打出去是个关键。如果我们的动作快，面临的困难就少；如果我们的动作慢，面临的困难就多，敌人就会增调兵力，向北过草地到了冬天更困难，红军的粮食、衣服等给养问题也势必困难重重。”[4]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稼祥这番剖析，句句都说到了要紧要害处。

　　张闻天最后作总结性发言：

　　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

　　第一：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如果用另外一个方针。那就可能发生敌人把口子守了，我们只好准备过草原，这是退却的，不适合用的。

　　第二：要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首先就要进攻和控制松潘。这样，困难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们应想办法来克服，而不是转弯放弃这个方针，那样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用尽力量克服因难，这方面我们与四方面军均有很多经验。

　　第三：创造川甘陕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有些同志马上想起减员等等，我说没有必要，我力量增加了就能更多地消灭敌人。而目前我们处的这个地区太狭窄，不能进行大的运动战来消灭敌人，故不好留下来。

　　第四：我们的方针只能是争取前进，因为前面有广大的地区，建立苏区的意义也要比其他区域大。

　　第五：保持后面的退路也是一个条件。现在我们就要在这个地区尽量开展游击战争，使之成为游击区，以便安插伤病员与笨重的东西。只要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做的好.这个地方是能很好开展游击战争的。我们应在决定从什么地区退出、转移的同时，就要注意安放游击队。

　　最后：

　　㈠组织上应统一。国焘同志是常委，是军委负责的一个。

　　㈡要依靠战斗部队组织这个战役。

　　㈢关于缩小政治部和大的机关干部的调剂，以及其他人员的调剂须有具体的商量。[5]

　　两天后6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议。

　　这个被称作《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共有五项内容：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廿八日

　　（这一决定各政治部负责一直传达到团，但必须绝对保持战役部署的秘密）[6]

　　在会议就决议进行表决时，张国焘也表示了同意。

　　决议最为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第一项：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建立面向全国发展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这一设想，作为指导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如何行动的首要战略方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文件形式加以确定，指明了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向，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迈出了走向民族革命斗争历史大潮潮头的关键一步！

　　这个方针的形成与确立，是讨论这段历史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核心和焦点。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报告（概要）（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2～第28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修订版

　　[3]《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499～第50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坚决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王稼祥选集》第102～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5]张闻天：《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选集》第550～第55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6]《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