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

　　加里曼丹和北加地图

　　西加里曼丹地图

　　作者简介

　　作者原名林世芳，1945年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大院岛，曾在坤甸振强学校，三发，加帝阿沙任教。年轻时参加进步团体，组织青年学习班，东风歌咏队等活动。

　　1966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学校被封闭，参加政治组织。1973年被捕入狱，1979年获释。已婚，育有三女， 1997年迁居雅加达，三女都已大学毕业。

　　2008年厦门大学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曾在雅加达某大学任教，现退为家教。

　　2015年获印尼作协举办的报告文学比赛《烈火重生》（冠军）。

　　2018年第六届金鹰杯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比赛《绣花荷包》（优秀奖）

　　2021年首届“我和华文教育”全球海外华文教师征文比赛获奖《教师的正确引导》（季军）

　　2021年第二届紫荆花诗歌大赛（香港）《诗与远方》全球华语诗歌大赛《希望》（优秀奖）

　　

　　序篇

　　前言           和平

　　西加与北加人民的友谊 世代 永传                                      余清禄

　　給歷史一個交待     許耀峰博士

　　飽經風霜，歷經風雲    立文

　　孩兒的心聲     友明心

　　西加兒女贊     文逸

　　血淚篇

　　蓬佛村枪杀案………………………………….和平

　　横屏山的活阎王………………………………..和平

　　印尼西加省华人惨遭屠杀的史实…………….永和

　　西加打猎鎮案逃难记………………………….永和

　　西加三发县属下亭大阪(Timtapan)屠杀案…...和平

　　阿隆巴拉(Arung Parak）屠杀案……………...和平

　　铁蹄践踏奸杀一家六口见证记……………….紅至撙

　　表哥一家在排华事件中惨死经过…………….紅至撙

　　一个受伤的心灵……………………………….和平

　　山口洋和道房俘虏改造集中营……………….和平

　　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与释放政治犯………….和平

　　被无辜迫害 饱尝铁窗风味十一年纪实…..….小劉

　　武裝篇

　　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和平

　　打响武装斗争第一炮…………………………..和平

　　“火焰山”基地及部队………………………..和平

　　10·13保安站的戰鬥……………………….…和平

　　幸运的陈山……………………………………..和平

　　小平谈“八·三〇”部队……………………..和平

　　失去群众的支持……………………………..…和平

　　略谈沙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战斗事迹..雪飛

　　武装斗争失败后的新策略……………………..和平

　　挑战达雅族乡村………………………………..和平

　　最后一次研讨会………………………………..和平

　　

　　烈士篇

　　烈士栏…………………………………………..和平

　　你曾來過這世界上……………………………..和平

　　阿因的寄語……………………………………..阿因

　　梭菲安……………………………..……………紅英

　　陈武侠……………………………..……………和平

　　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和平

　　苏拉民………………………….………………和平

　　陈福意………………………………..….…. …和平

　　陈鸿义……………………………….………….和平

　　许添城……………………………………….….和平

　　宋公山与周淑芳………………………………..和平

　　李燕……………………………………………..和平

　　二姐—李燕……………………………………..思慕

　　小梅……………………………………..………和平

　　张珍………………………………………..……和平

　　乌拉…………………………………..…………和平

　　张添………………………………..…………...和平

　　鲁基山……………………………………..…...和平

　　一位普通战士——國平……………………….和平

　　阿周…………………………………………….和平

　　哈山(Hasan) …………………………………...和平

　　坚决走上刑场的群众工作者—嫦桃………….和平

　　踏上不归路的小桃花………………………….善嘴

　　乌玛尔(Umar) ……………………………..…..和平

　　一位女革命者——蔡兰花…………………….和平

　　一位女革命者对爱情的评價…………………老劉

　　春祭……………………………………………山英

　　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和平

　　回憶篇

　　文多罗历史回忆录…………………………...文多罗

　　心路篇

　　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和平

　　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兆昌

　　活着…………………………………………….和平

　　笑傲人生……………………………………….和平

　　探索篇

　　浅谈引起印尼西加革命斗争的原因…………和平

　　试探讨失败的几个问题………………………和平

　　歷史回顧……………………………….….…..朋友

　　詩歌篇

　　壮烈诗颂……………………………………….

　　山泉啊，山泉……………………….………

　　火焰山根据地……………………….………

　　再见吧，亲爱的妈媽…………………….词曲房小青

　　怀念曲……………………….…………若冈词方宁曲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编后语………………………….………………林世芳

　　附篇

　　试论印尼西加华人近代史上几个问题………林世芳

　　

　　

　　

　　

　　

　　

　　

　　

　　

　　

　　

　　

　　

　　

　　

　　

　　

　　序篇

　　

　　前言

　　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古称西婆罗洲(Borneo)，1965年九卅事件后，是印度尼西亚唯独奋起反抗苏哈多政治迫害的区域。作为苏哈多统治时期的历史见证者，我们本不想再提过去的种种纠纷，对与错，在跨越历史时空中将作出公正的印证。但是一个很大的历史事件，若没把它记载下来，后代将永远不知道，西加华人原来还有过一段坚强不屈的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历史，牺牲了不少西加的优秀儿女。

　　1979年，当我们走出铁丝网外享受着自由的新鲜空气的时候开始，我已经决定把这充满血泪的风云历史资料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的交代。但是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确实困难，出狱后虽表面上是自由了，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受监视。每个星期有的甚至每天必须去军部报到，在居民证已盖上被监禁过的人(OT)的标记，一有风吹草动我们都有重进监狱的可能性，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把过去的一切深藏在记忆里。

　　1998年民主改革，对我们来说是温暖的春风，从1967年3月7日至12日召开人协特别会议，委任苏哈多为代理总统算起至1998年5月21日9点他宣布引退为止，苏哈多统治了印尼三十一年过两个月，若从1968年3月31日召开的人协大会正式委任算起，苏哈多则已统治了三十年又一个月。

　　根深蒂固的苏哈多政权，被大学生们和民主人士哄下台了，当然他们是经过流血牺牲才取得民主自由的。从此也结束了我们漫长的精神痛苦负担。不过，即使在铁蹄下的我们还是过得很潇洒，活着从风雨中走过来的我们，应该尽量享受我们尚存的生命。

　　2003年我开始收集和拜访了许多有关朋友，进行更深更确实的了解，从千头万绪中重新整理。因为旧事已过四十多年，记忆中可能有些已消失或遗忘了，但是对于深刻的事件却还记忆犹新。

　　《西加风云》一书记载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沧桑史，大家可以见证反政治迫害斗争的残酷性，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

　　在此我承蒙资助出版的热心朋友，向他们致以万分谢意！我万分感谢给我写序言的远方和本国朋友、帮助我审稿的老师、朋友，对为我提供资料和帮忙找资料的战友致以崇高敬意。及帮忙翻译印尼文、排版、出版和热烈支持我完成任务的真挚战友们，他们牺牲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正是为正义事业发出一分光和热。还有我先生和孩子对我的鼓励，使我在逆流和困难中勇往直前。我拱手向大家说声：“谢谢！”

　　我们特向过去的西加革命群众和革命者，致以最崇高敬意！你们是华族的光辉，也应该写进历史的一页。

　　编写中若有不周和疏漏，祈望亲朋挚友不吝赐正。

　　同志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枪林弹雨，重新走进新生活，无不感概万分。回忆往事，过去我们干革命遵循一个真理，那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我们热爱和平！为了祖国和人民，战友们奉献了自己美丽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这是当时革命者大公无私的精神与崇高理想！

　　编者把西加所发生的真人真事与真实动人的回忆记录下来，完全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我们所叙述的事件，都是反抗种族和政治迫害、争取生存权利的事实，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和平

　　印尼 雅加达

　　2008年8月8日

　　西加与北加人民的友谊 世代永传

　　余清禄

　　土地面积146,807平方公里的西加，和约124,000平方公里的砂拉越（砂拉越是北加里曼丹  砂、沙、汶三邦的最西部，和西加里曼丹一山相隔南北相邻），在过去几百年间就已相互来往，交流不断；他们也曾面对相类似的命运，进行过相类似的长期抗争，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从现有历史文献中知道几百年前的汶莱王朝的兄弟，曾在三发建立过三发苏丹王国。到十九世纪起，西加人民和北加人民又分别在自己的土地上，先后进行了英勇的抗荷、抗英斗争。

　　1777年－1884年，砂拉越南边的西婆兰芳统制对苏丹统治者和荷兰殖民者先后进行了上百年的抗争。

　　1839年8月15日白色布律克踏足西加北部的砂拉越后，马来人、达雅人、华人等各族人民，尤其是达雅同胞英勇抗争不断。英国人詹姆士布律克1841宣称即位拉者（Rajah国王的意思）后，从1841年开始到1934年7月，前后共93年内出兵攻打、烧毁、隔离、屠杀、镇压敢于抗争的达雅同胞数百次。1857年2月18日石隆门华人矿工起义，反抗白色拉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铁蹄也蹂躏到我们可爱的家乡婆罗洲岛时，北婆的神山游击队，砂拉越的各种筹赈团体，及伍禅校长领导的抗日同盟会和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的持续三年多的抗争和武装斗争互相呼应。

　　直至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可敬的西加各族人民又为了同情、支持北加人民当年的反帝反殖斗争，而送粮、送子女或给予各种接应，甚至有者全家卷入那年代的风暴中去，付出了许许多多血泪的代价。

　　我们好多砂拉越老朋友多次访问西加的许多地方，仍然感受到了这赤道热土地和人民在当年所给予北加儿女们的热忱招待、帮助、付出,也感受到了在那风雷激荡岁月中，西加人民和北加热血儿女们的水乳交融，欢乐相处，和在受镇压后的痛苦、无助和牺牲，我们在内心里无限地感激善良的西加人民。亲爱的西加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会永远记住您们！西加人民与北加人民的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给历史一个交待

　　六十年代是西加里曼丹的风云年代。因为这个印尼省份与当年的英国殖民地砂拉越接壤，在1963年成了印尼抗议马来西亚成立(Konfrontasi)的主要所在地和焦点。当年，印尼官方一方面为砂拉越反帝反殖的左派地下组织提供军事训练和物质援助；另一方面也从印尼各地招来自愿民兵，以便有需要时，能以军事行动来扰乱马来西亚的成立。然而，1965年九三零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局变了天，由当年的苏哈托将军掌权，印尼政府也开始在国內取缔共产党及左派外围组织；把有关或被怀疑有关的人士加以杀害，或监禁，或排斥。外交政策方面，则从抗马变成联马；具体来说，就是印尼军方与马来西亚军方合作，夹攻当年为抗马培育出来的边区游击势力。同时，因为西加省在九三零事件后还存在着活跃的左派势力，官方便用“赶红头”（利用达雅族人逼华族迁离内陆地区），“白色恐怖”等伎倆将殘存的左派势力彻底瓦解。这个动荡年代也造就了西加华人，在新秩序政权下，人口被逼离开家园的迁移动态与政治边缘化的局面。（在1998年的政治改革后，印尼华人已重新地活跃于印尼政坛，在议会或地方领袖选举中都已经有可嘉的成绩。）

　　这段历史的主要关键事迹，不管是雅加达九三零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西加当年的政治和军事动态，近年来都有学者凭着文献资料披露了出来。另外，东马诗巫的诗巫友谊协会出版的一系列友谊丛书也描述了不少当年砂拉越解放同盟在印尼西加的活动，包括了在九三零事件前与印尼军方的合作关系，以及后来九三零事件后与印共携手进行武装斗争的情节。

　　编者在此所整理的材料，其特点则是透过当事人的角度，把这一段有血有泪的历史呈现出来。文中不但活灵活现地叙述了当年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更重要的是把参加斗争的动机和辛酸也作了清楚的描述。编者走访老战友收集资料，然后在维持生计之余，拨出宝贵的光阴把这本书编写出来，他的这一番努力令人钦佩，也给了历史一个交待。

　　何谓给历史一个交待？一方面，切实的记录了前人在斗争中所作的牺牲，不让他们被遗忘。另一方面，让后人认知历史，从而奠定他们在历史过程中所处的方位，以迈向未来的道路。

　　在印尼，要给历史这样一个交待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责任感。虽然近年来，随着新秩序政权阴影的萎缩，印尼社会开始掀起了谈论九三零事件和前印共的风气，而这本书可算是这个大趋势的西加篇；可是在主流社会还未正式平反无辜受牵连的人士之前，出版一本这样的书还是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我深信一个迈向民主的印度尼西亚会正视自己的历史，不让它给埋没。也希望这本书的面世能鼓励印尼各族的同胞携手澄清这一段历史，在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民主进步的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

　　许耀峰博士与妻许叶碧青

　　2009年6月1日

　　

　　

　　饱经风霜，历尽风云

　　立文

　　《西加风云》的面世，将是一本很值得阅读与研究的中文版本，尤其是以前曾经与其叙述中有直接关系者，无非是一种重温往事，让他们更全面也更理智地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对一般读者来说则给予新鲜而又感人肺腑、惊心动魄之感觉。很难想象，在印尼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加部分地区，竟然发生过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件。

　　正是在那一段时期，外界根本听闻不到丝毫信息，什么红头、血碗、难民事件是因何而起？报界、新闻媒体都封锁的水泄不通，一无所闻，唯一听到的是官方偏一方的反调新闻，这是惯用的政治手段，免得从西加风云的问题中节外生枝。

　　虽说那次风云给他们有关者留下了遍体鳞伤，饱经风霜历尽风云与数不尽的牺牲，但却换来了无可代价的经验教训。他们这帮人播下的幼苗，未经成长就枯萎了。他们还受到极大的政治冲击，但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当时社会是一种勇敢面对现实的表现。

　　还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其真面目未被揭开，事实就是事实，历史的真谛是无法伪造和任意污蔑的。《西加风云》给了我们深思和启发，对编写西加历史起了积极作用。而且相信这是个开端，它以客观全面性地纯属阐述历史事件为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愿继《西加风云》之后，以保存历史为宗旨的类似有关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够相继揭发出来。按照事实写历史事迹，不会引来有所反感吧？相反，说不定还能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参与这行列中，为西加的历史宝库更加充实而付一臂之力。

　　2009年春节

　　孩儿的心声

　　友心月

　　妈妈要我们写《西加风云》的序言，我们商量着写了这篇作为孩儿给母亲的献礼，以表孩儿的一番心意。祝贺妈妈写的《西加风云》成功出版。

　　每逢我们默默倾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就像被牵进一场非常紧张而又极有趣的梦境，当从梦中惊醒的时候，满脸是汗珠和泪水。

　　我的妈妈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好妈妈，是一位负责任的好老师，她更是一位又坚强又勇敢的女人。谁知道她年轻的时候竟曾经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山参加游击队？她经历过一段不平凡的日子和痛苦的生活。

　　我妈妈就是一个很棒的女人！她很久以来就想把过去亲身的经历都写下来，经过她不懈的努力真的做到了。

　　每天妈妈一大清早就必须出发去学校上课，她和爸爸一起奋斗，让我们念完大学。她自己还从百忙中抽时间完成了大学课程，真是了不起！

　　妈妈每天都很忙，教书、读大学，晚上回来还要争取时间完成这本书。时间对她是非常宝贵的，简直是跟时间赛跑。晚上回家后就坐在电脑前，经常因早出晚归太累了，打着电脑睡着了，突然惊醒的时候马上又继续打。

　　这几年来，妈妈为了写这本书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回西加拜访过去的朋友，收集材料。我佩服妈妈，为妈妈充沛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而感到无比骄傲！

　　总之，我们希望妈妈成功。加油妈妈！我们更希望妈妈身体健康，一生平安。但愿书里的回忆，成为妈妈这一代人的历史见证！我们作为下一代的年轻人，虽不知道前辈们如何为民主自由而作出牺牲，但我们希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园，让我们永远拥有一个和平民主的印尼，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2009年春节

　　

　　

　　读《西加风云》有感

　　文   逸

　　西加儿女真英豪，刺刀面前不动摇。

　　生命爱情诚可贵，自由尊严价更高。

　　凌辱偷安难度日，逼上梁山反虐暴。

　　生活艰苦志不改，正义事业肩上挑。

　　战友关爱互勉励，友族掩护甩追剿。

　　大义凛然法庭辩，留得清白众笑傲。

　　乌云总有驱散时，威权统治有尽潮。

　　民主政治花开日，族群和谐艳阳照。

　　2010．4．10

　　

　　蘇哈多集團及其暴徒，

　　慘絕人寰地搶、燒、姦、殺，

　　造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喪失家園。。。

　　釀成一樁樁血案，

　　欠下一筆筆血債，

　　我們要永遠不忘血淚仇、民族恨！

　　

　　苏哈多集团及其暴徒，

　　惨绝人寰的抢、烧、奸、杀，

　　造成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丧失家园。

　　釀成一樁樁无辜血案，

　　燃起一件件民族纠纷。

　　挑拨离间，颠倒是非，

　　让世界人民雪亮的眼睛作证，

　　还我们清白！

　　

　　

　　

　　

　　

　　蓬佛村枪杀案

　　（1966年）

　　距离坤甸市十八公里路的蓬佛Punggur乡村，这里华人和印尼其他友族几十年来友好相处，不曾有过纠纷。华人或印尼友族族群大都是农民，以种果子树（尤其是鲁姑果很出名）、椰子树、收椰干、做椰油、种稻、割树胶等为生。一小部分做杂货生意，大家的生活都还过得去。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这里的情形可不同了，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蓬佛农村笼罩着阴森森的气氛，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

　　阿南是做土油生意的，他在船上卖土油为生，为人正直。有一天他家来了一群青衣，把他妈妈逮到地方警署，这老人根本是完全不知情的农村妇女，青衣硬诬告她是印共分子，然后在阿南做生意的地方逮捕了他，把他母子押上一辆军车，在车上青衣逼他妈妈承认阿南是她儿子，也是印共分子，他妈妈为了维护孩子，不承认是她的孩子，这群青衣也叫阿南承认，但阿南也不承认这是他妈妈，。

　　青衣便现出魔形，要阿南拿出一笔钱来抵罪，他只是做小小的生意，哪来的一笔钱？结果青衣当着阿南的面前，开枪打死了他的妈妈。把她埋在Kalimat沟sagu树旁边的浅泥下。几天后在这一带被杀害的尸体因草草埋得太浅，被河水冲出来，在河床上浮起五具被枪杀的尸体。其名字是：Usman,Dani,Abdulah bukit,Sandi和其中一具就是阿南的妈妈。

　　根据阿鸿、阿奇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横屏山的活阎王

　　（1966年）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苏哈多政权大肄追捕进步人士，白天深夜都有人被捕入狱，并强行酷打逼口供，有的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人，为了个人报复，只戴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能在完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丧失生命，不必通过法庭的审判就能随意执行枪决，就是普通军人、民警、普通人都有如此惨无人道的权利。

　　山口洋百富院(Pakkucing)附近有一座山叫横屏山，这里有个当地驻扎的警官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夫，沿海一带的人称他为“活阎王”。军警办事处就设在横屏山路口，附近军人从各地抓到的一些政治犯、嫌疑犯一旦交给他，等于判了死刑。

　　在杀人之前，经常把屠刀交给政府军办事处隔壁的名叫房客的一个华人农民，命令他把刀磨得锋利，第二天“活阎王”便驾驶汽车，把犯人载到一公里外山脚下的一个炭窑附近，把要杀的人拉到一株树干上绑着，然后在那里把活生生的人当活靶，不是练镖刀，就是练短枪或干脆把人头砍下。

　　据当地的人民称，被他砍下的人头不止百个，横屏山一带居民一提起横屏山“活阎王”，无不毛骨悚然，脸变色。

　　根据阿强及其它了解的人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印尼西加省华人惨遭屠杀的史实

　　马云、伯拉地大屠杀的追述

　　（1967年）

　　永和

　　前言

　　在西加里曼丹省长大或居住过的中年华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在1967年间苏哈托政权借口清剿印共，和砂拉越北加人民军(Paraku)，在西加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抢、杀、烧”针对西加主要是三发县华人的血腥罪行，即所谓达雅克人“红头事件”。华人社会上传说马云(Majun) 村的全部华人全都被杀光，近四十年来，只是听说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最近笔者有幸遇上当时身历其境屠刀下余生的兄妹，妹妹已五十多岁，当事件发生时她还是十二岁的黄毛Y头，但她记性特好，把三十多年前的惨痛往事说得很详尽，笔者录下以飨读者。

　　一、世外桃源

　　马云村在发生“红头事件”时属三发县孟加影镇(Bengkayang)，地处内地深山穷乡僻壤处，由孟加影乘搭开往华莪(Sanggau ledo)汽车先到达约四、五公里的沙戎村(Sajung)，这里下车后，从右边的橡胶林羊肠小径步行四个多小时约二十公里路程才能到达马云村，这种山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因为除了橡胶园便是原始森林，地上没有什么路迹可寻，全凭直觉在密林中行走，但已习惯的村民很少迷路或走错方向，都能按时抵达村里。

　　马云村中心是华人集聚地，四五十户人家，他们有的是三代侨生，有的更早期。华人除部分经商外都是务农，几乎家家都有树胶园、胡椒园，生活过得不错，虽住在深山密林，马云村的华人相当重视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化，在二战结束后，跟西加所有城镇一样也办中华小学，从外地聘来教师教导学龄儿童。

　　马云村附近有马来由人居住，人数不多，还不及华人的一半，达雅克人聚居在密林深处，从来不曾发生过纷争，政府也没在村里设什么机关或驻扎军警。

　　距离马云村最近的是伯拉地(Pelati)村要到那边最近的也要步行四个小时的路程。伯拉地村的华人比马云村更少，他们集聚在村边街两旁，两列有二十多间店屋，他们住在这里也有上百年历史，多数开小店。村里生活情况跟马云一样.村背后有一条小河，直通到万那河(S.Landak)，属万那(Ngabang)镇管辖，伯拉地村的商品全在万那镇采购，土产也卖到万那镇。运输靠水路，陆路通到拉力士村，(Darit)，步行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住在三发河与兰达河最上游密林深处，此地居民讯息极闭塞，他们也懒得闻问外间的事，日子恬静安详，好似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二、我的家庭

　　我家十口人，曾祖父从中国南来以后便定居在伯拉地村。我有兄弟八人，大哥大姐，我是老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父亲是村中最富有的，拥有全村唯一的一艘舯舡是通往万那镇唯一水上交通运输工具。

　　村里没有华文学校，所以大哥在十一岁便送到拉力士村读书，寄宿在刘伯伯的家，两年后转到孟加影镇中华小学。我们女孩没机会读书，大姐嫁到外地去，大哥在外求学，喜欢参加社团活动，九卅事件后，曾寄宿我家的一位警察从万那镇带来一张命令书要大哥到警局报到，他本意是来拘捕大哥，但他念恩下不了手，他对大哥说：“你明天跟我去万那镇警局，带替换衣服和蚊帐，这一去可能就不再回来了。”大哥理解他的意思，半夜便告别父母前往华莪参加游击队去了。

　　三、灾难前诡计

　　1967年5月间已听说7月15日边区就要宣布为禁区，不准华人居住。马云和伯拉地两村因与外界隔膜，只听到外面很乱到处杀人，想离开但走到哪儿？大家拿不定主意，正在人心惶恐之际，大魔鬼出现了。

　　这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是住在拉力士村的警察队队长，他知道马云的村民没官员去处理，便带几名手下走八小时的路来到马云村，他们来到学校便命令村长通知全村华人家长来到学校集合，J队长向大家说：“现在外面非常混乱，尤其是孟加影通往华莪的路上，很危险，你们不能从那个方向出去，性命不保。今天我从老远特地赶来，想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疏散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从伯拉地到拉力士再搭车到松伯港，这样才安全。你们回家后再倒回来集合，由我们保护你们。”听了队长的讲话，大家松了一口气，各自回家收拾，很快地全村三百多名已集合到学校。J队长宣布：“从这里出发路途相当遥远，而随时可能遇上危险，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带的金饰品最好由我保管，你们各人写好名字放到桌上那只军用袋，到了松伯港安置好后再交还给你们。”

　　在紧急逃命的时刻，大家已六神无主，没考虑J队长这样做有什么企图，没想到见财起歹心应警惕的古训，大家没戒心想尽快离开，都根据J队长的吩咐照办，把金饰品放进军用袋。

　　一切办妥后，J队长拿起军用袋率领大家出发。傍晚时分，伯拉地村突然来了三百多位马云的难民，J队长命令伯拉地村的华人把两列屋的墙壁拆开，变成通透长屋，大家混合住在一起。

　　四、阴险残酷的屠杀

　　J队长让马云来的难民在伯拉地村休息三天，完全没有动身的迹象，村里的米粮已不够。一看情况不对，村民去见J队长询问何时再起程，他装出安详的样子对大家说：“从拉力士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若数百名一起出去危险性很大，我想出一个办法，为避免在村里缺粮，你们有相熟的达雅族朋友吗？你们写上他们的名字和乡村名，我带你们到那儿暂住。等上司增加警员来才走。“

　　大家觉得也是好办法，大家土生土长都有不少各族的朋友，于是便写上名字交给J队长。然后他说：“明天晚上我带你们出去，白天行动不便。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叫随时走。”第二天晚上近子夜时分，J队长果然带了持长刀的四五个年轻甘榜人，点了十多个人出去，一半是孩子。第二天早上J队长和他助手才回村，他告诉大家一切顺利，所到的甘榜人也乐意收留他们，就这样连续带了大约一百多人，大家对J队长感恩不尽。

　　到了第八个晚上，他的助手中有一位良知发现，向村民披露真相，大家听了晴天霹雳，多可怕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原来J队长是阴险残酷的刽子手，他从远处招来暴徒，叫他们根据命令照办，就能得到很多钱财。我们华族同胞如羔羊走上屠宰场。走到伯拉地村外全是原始森林的深处，J队长一声暗号发出后，冷血杀手便手起刀落把华族村民大小不留全部砍杀，然后抢死难华人所携带的财物，一连七个晚上以同样方式屠杀华人，呜呼哀哉！无辜的海外炎黄子孙，连在襁褓中的婴儿全遭屠杀，身首异处。弃骨原始森林任野兽吞噬，悲剧悲剧！华族村民听了后，虽然满腔怒火却不思报仇雪恨合力把J队长杀掉祭亲人亡魂，却压住悲愤还低声下气对J队长说不再跟他走，大家决定到朋友家暂住下来，J队长立刻警觉到他分批屠杀的计划已被识破，他即刻离开到附近村庄召集更多的暴徒，他准备把留下的两村华人全部杀光。

　　父亲本来没这么悲观，开始时还坚持不走，到了马云同胞被分批带出去杀害后，才觉得事态严重，在J队长离开伯拉地村后的当天晚上，爸爸悄悄的带了我们一家到河边，他要用舯舡带我们马上离开地狱，到了河边舯舡不见了，马来由村民告诉爸爸，前一个晚上姨父带孩子偷船逃了。（也许是报应，他到达坤甸后第三天突然发病身亡）逃生的希望破灭后，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家。J队长交待手下刽子手守住通往拉力士村的森林地带。

　　父亲还很镇定，叫我们围坐在一起，对我说：“小娟，大概是命中注定吧，你们是小孩也许还有机会逃出去，爸妈可能会被杀害，记住你最大，到时你带三个会跑的弟弟逃出去找你的大哥大姐，把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村四百多人就要被屠杀了，大家死不瞑目。“当时我十一岁，但对爸爸的遗言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我还记得当时我没哭。

　　五、凶神恶煞，惨绝人寰的屠杀

　　当华人村民拒绝分批到内地村庄后，J队长交待手下刽子手守住通往拉力士村的森林地带，大家有预感这大魔头一定去广招暴徒，两天的时间大家都麻木地呆坐着等待死，第三天传来噩耗，J队长不知从何处带来数十个头缠红头凶恶的暴徒，他们住扎在村外，夜来临了，乡村四周燃烧起熊熊烈火，同时传来狼嚎般的叫声，大屠杀就要开始了。村民这才绝望惊恐地号啕大哭。J队长交待手下刽子手守住通往拉力士村的森林地带。

　　这时爸爸拉着我的手严肃地一字一句交待我：“小娟，这里你最大，要坚强的把三个弟弟带出去，不可以走失，你们一定要活下去，顺着小河边走，去找村长，他一定会救你们，记得去找你大哥，把今晚两村唐人的事告诉他。“爸爸叫三个弟弟跟着我，像下命令说声：“快走！”在生离死别的刹那，我没哭，只是含着眼泪绝望地直瞪着妈妈，叫了声：“爸，妈……”再也说不出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叫爸妈了。

　　我牵了惊恐的三个弟弟的手，朝河边草丛中跑去，我没照爸爸的吩咐立刻带三个弟弟去找村长，我先把弟弟藏在草丛里掩盖好，我交代他们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可伸出头，不让他们亲眼看到我的亲人是怎样死的。我独自爬到河岸一个较高的土坡上，躲在树木后向村里张望。我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永远也忘不了我亲眼看到的野蛮残酷暴行，一场大屠杀在我眼前进行。我咬着嘴唇，几乎唇破流血，胸中沸腾着满腔怒火与仇恨。

　　就在我带了弟弟逃到小河边后不久，四周起了烈火，J队长头缠红巾，率领缠红头的暴徒冲入村中，村里的唐人全躲到屋里，门户紧闭，暴徒把门踢开，命令所有华人走出屋外，全蹲坐在村路中间，J队长一声命令，失去人性的暴徒边狂叫边挥动长刀，惊天动地的哀叫求饶声不绝于耳，我咬紧牙根。我亲眼看到我的亲人和同胞弟兄被砍杀后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屠杀完了便争先恐后地抢劫，最后放火烧我们的屋子。我一直看到他们背着“战利品”扬长而去，才惊醒过来，带着三个弟弟沿河爬行。村里火光还照得通明。

　　附：

　　编者亲自拜访红至樽，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多岁了，带着内心伤痕和多病的身体，他希望我把事实真相让越多人知道越好。

　　他叙述了当发生红头事件时，他的汽车经常被租用，去载被驱赶下来或逃难的难民，当时千万个难民涌进山口洋。他问正在等待发落的难民有关马云的情况，他们指向蹲着的一位说：“那位就是从伯拉地村来的难民，你可问他，他是马云、伯拉地村的见证者”。红至撙走过去，伯拉地村的年轻难民与他谈起有关他死里逃生的经过：“我们伯拉地全村几百位被集中在一起，指挥者是当地署长，被集中的男人双手被绑着，然后屠夫大声叫喊，手拿利刀一个个砍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在我头上砍了一刀，不知是不是我继母绑在我手臂上的符头救了我，当我清醒的时候，堆满尸体，我摸了摸头，发现我的头还在，我赶快逃出血海。你看我的颈项还流血，伤痕还未好。”

　　红至樽对我说：“我检查了他的伤口，真的，他颈上的刀痕还有血迹。”

　　

　　

　　

　　

　　

　　

　　西加打猎镇惨案逃难记

　　（1967年）

　　作者：永和

　　1967年西加“红头事件”发生后，到处都传说打猎镇(Senakin)与麻云(Majun)的居民一样，被达雅族暴民残杀光。事实并非如此，我是全镇最后逃离打猎镇的一小股华人之一，如今让我追述当时的情况，让大家知晓。

　　打猎镇属坤甸县管辖，位于松伯港(Sei.Pinyu)到万那(Ngabang)之间。该镇就坐落在省公路的两旁，共约一百多间店屋，交通便利，镇中间的店屋住的全是华人。1958年前建有一间中华小学，1958年后改为私立民族学校，但下午还教授中文，直到1966年九卅事变后被印尼政府接管，华文课程遭禁止。

　　中央政府发生事变后，地方的治安也发生动乱，于是镇里的军署长指挥官HNF少尉，在村里组织了一支民防队。因为居民全是华人，所以民防队的成员都是华族青年。到了1967年治安更加混乱，到处都发生抢劫事件，于是HNF少尉就发放真枪实弹给民防队，训令他们若有暴民欲进村抢夺时，可鸣枪吓退之。过后确有几次暴民要攻入镇里来，都被民防队开枪吓退，总算暂时保住了。

　　可是在同年7月中旬，坤甸县长与县级军官一起到打猎镇，对HNF少尉作了一顿训话，当这两位长官离去后，HNF少尉垂头丧气地把一些有地位的华人叫去他的办事处，他告诉大家：“民防队的枪械应立即交回军署，希望大家回去收拾贵重物品撤往松伯港。”当大家散去转告这个通知时，全镇陷入一片紧张混乱状态。我因不想撤离，便悄悄问HNF少尉为什么会这样，他透露说，刚才县指挥官来骂我，他说这次西加北海岸甘榜人的抢劫和驱赶华人是中央政府的决策，并命令各地各级军署军人要配合与协助。HNF少尉的行动可能会遭来撤职的下场呢，要想保住军职，必须马上按照上级指示行动。“我实在没有办法呀！”他如此说。

　　幸亏镇里停放着十辆修路用的卡车，于是HNF少尉下令用这些卡车把居民运走。居民带了简单包袱把十辆车挤得满满的。开车时原计划载到坤甸收容所，可是车抵松伯港时，即遭军事掌权者强行押到荣戛，再转用舯舡载到荒无人烟的日本沟，日本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西加辟为集中营的地方，遍地沼泽，交通不便，可说是与外界隔绝的荒地。这六百多名打猎镇华人就被安置在那边，命令他们自己斩树枝自搭遮风雨的茅舍，后来在这里饿死病死的超过刚来人数的一半。

　　在打猎镇大疏散时，还有二十多位顽固的人不肯走，誓死守护家园，可是在两天之后数百名暴徒涌来抢劫，还留下的华人见大势已去，便决定马上离开。当时一位姓丘的居民建议大家走山路，避免在路上遇到由陆军怂恿凶性发作的暴民，但大家认为时间已是晚上了，沿着公路走该不会有问题吧。姓丘的只好一个人走山路。其余的走公路。第二天姓丘的已抵达松伯港并等了一个礼拜，却没有见到他们来，肯定他们在路上已遭暴民屠杀了。

　　我和三位朋友，因为有其他任务在身，还坚持留在打猎镇寄住在一位达雅克青年家中。后来有人向军队告密，我们连夜逃走，第二天那位达雅克青年被拘押了。“红头事件”，打猎镇华人几乎被杀光，至今也还有人这么说，我只好执笔忆述当年的经历以澄清这段历史。其实当年打猎镇的华人被杀害的只二十多人，倒是在日本沟所谓收容处，饿死病死的超过三百人。

　　西加三发县亭大阪村Timtapan屠杀案

　　（1968年）

　　三发县(Sambas)属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亭打板(Timtapan)，村里大多数是马来族人，华人只有几间罢了，农村的屋子，隔好远才一家，马来人以割树胶为生，华人有的从商，有的也割胶。

　　刘克鸿和妻子郭妙英住在河边做收胶汁生意，当地居民把割好的树胶汁卖给他，他收集后把树胶汁放些化学原料使树胶汁凝结，再碾成一块块，干后就可出卖给附近市镇树胶商。他们一家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村里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虽不同种族但都能和平相处，安居乐业，他们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郭良芳21岁，二女儿20岁，第三的男孩18岁，第四女儿5岁，最小的只3岁，除了第三的男孩外全是女孩，生活过得很美满。

　　他们一般上无事不出门，孩子们读书因要划船去卡陵(Galing) 小镇很远，要去斯古拉(Sekura)市镇更远，家里收胶又很忙，所以他们都在当地就读。家里还有一个刘克鸿的哥哥刘锡鸿，他的孩子在新加坡工作，一直催他去，他也决定在极短期内出发去新加坡了。

　　在他屋子后边住着一位高大的退伍军人，经常和当地军警到郭妙英家突击检查。有一天刘克鸿卖树胶拿回很多钱，军警知道了便去他家，说：“这儿发现有印共，他们是坏分子，每到一处都烧杀抢，你们离市区很远，很难保护你们，限你们两个星期内必须搬家。”

　　刘克鸿怕发生事情，于是赶快去比较近的卡陵镇找屋子，又碰到了这军警，他满脸奸笑地对刘克鸿说：“你们可以不用搬家了，只要你们拿出一笔钱来就行了。”他和妻子商量若要拿出这一大笔钱很不值得，又怕得罪了军人，便想搬到远离这军人的三发去。于是刘克鸿到三发找租屋，就在三发亲戚家住宿。

　　1968年的一个夜晚，刘克鸿不在家，他家本来有十多个工人住宿，但那一晚没有一个工人回来，他们也没怀疑这是事件的前提，可能有意疏散印尼友族工人。

　　半夜两点有人敲门，郭妙英从门缝看到有一个军警和屋后的退伍军人，便赶快开门让他们进来坐下，然后泡咖啡给他们喝。军警伸手向妙英讨钱，妙英说没这么多钱，军警就大发脾气，把他们全家人用绳子捆了起来塞住嘴，拖到小汽船上，载到对面一片漆黑的河边。

　　其中有一个塞着嘴的女孩的布脱掉了，她立刻张开口大喊救命。附近有马来人捕鱼，听到救命的喊叫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便划船想过来救他们，军警举枪叫他们走开，再前进就开枪，马来人听到威胁声才知道是军人就吓跑了。在黑暗中军人像疯一般胡乱砍，他的伯父刘锡鸿胸口中了一刀，绑着的绳子也砍断了，他知道自己受伤很重逃不了，他马上解开旁边男孩的绳子。这时军警一个个地把人拉到船沿就砍，然后把人推进水里，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刺破漆黑的天空。刘锡鸿乘被砍下落水在咚咚的混乱声中，把18岁的侄儿推进水里，他游到岸上躲了起来。刽子手边杀边数，杀完了，他知道少了一个，打开手电筒在黑暗的岸边寻找了一阵，结果没找到便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在摇篮里的3岁小妹妹，已经被友族抱走了，幸免了一场灾难，听说后来军警还到回克鸿家察看。

　　这18岁的男孩因为少出门，因此走不出家乡的路，第二天他又游回村里。他没回家，因为他知道跟军警一起屠杀他们一家的是他们屋后的退伍军人，他跑到村长家，村长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好心的马来族友人去卡陵镇找到他的亲戚，亲戚用小汽船驶到村长家，见到这位幸存者。这位男孩还活着的消息，传到卡陵镇军警处，于是他马上发出戒严的命令，谁都不准出入。这军警来到村长家，连同这位克鸿的亲人一起，把两人带到卡陵镇锁进扣留所。

　　刘克鸿听到他家发生的血案，想回家看个究竟，找回一家人的尸体，他还不知道儿子已被监禁在警局。当他经过卡陵镇码头上船回亭打板的时候，被杀人凶手军警看见了。他跑过去从背后用铁链敲打刘克鸿的头，他马上晕倒了，被这军警拖到扣留所，把他和他儿子及亲戚三人监禁在一个狱房。没人知道在警局监禁着三个华人。

　　杀人案这件事引起了斯古拉华族的不满，他们到区长那儿要求村长调查这件血案。区长不得不去卡陵镇调查，释放了他的亲戚，就是不放他们父子俩，说为了保护他们，把父子俩解到斯古拉监狱。斯古拉人知道后马上送饭给他们吃，但是第二天他们再去送饭的时候，父子俩又不见了。他们虽是华族，但也是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同胞血肉啊，他们的灾难就是印尼民族的灾难。于是斯古拉人到处去找，结果才知道他们已被监禁在三发市。

　　三十多个亭打板和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合上诉到三发市，内容是：“刘克鸿父子俩是好人，要求释放他们。”这里表现了我们友族马来人反对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暴行，他们勇敢地维护无辜软弱无助的华族，但是上诉书被压下，再把他们两个人从三发市带走，这次的失踪就一直找不到线索。

　　两个月以后，斯古拉人找到汶岛宜监狱，因为听说这里被监禁的人也很多被杀害了。他们探问监狱的人，“犯人”说有这么两个人，但前几天已被带出去杀害了，杀害后父子俩的尸首被丢进海里。

　　亭打板事件发生后，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全市区的华人走出家门，很多人见证了尸体肢离腿断目不忍睹的情况。先捡到母女的尸体，都缺手缺脚，肚肠流出来。一个被杀的最小女孩才四岁，他们的双手全被绑着。几天以后刘锡鸿没头的尸体才浮上来，他的头却一直找不到。警察怕华人反抗，于是便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管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这是一种无形的反抗，大家敢怒不敢言。刘克鸿一家被杀后，他村里的华人全部连夜逃走了，不然命运也将遭同样下场。

　　刘克鸿一家八口人，莫名其妙地被苏哈多手下派来执行任务的军人屠杀了。虽然我们友族极力维护和提出上诉，但是当时是在法西斯政权下最残暴、最黑暗的时期是无法伸张正义的。

　　这屠夫想杀人灭口，连3岁的女孩都不放过，幸好好心的马来族村民，抢先一步将这女孩藏了起来，第二天把她装进瓮里偷运到卡陵镇他亲戚家，再从卡陵镇转运到斯古拉，以后她在那儿读书，直到火烧斯古拉，她亲人的屋子被烧了，才走出西加辗转到雅加达。可能经过许多波折和惊吓,小妹总是痴呆寡言。现已和友族朋友结了婚有了孩子，她不再痴呆寡言了，已恢复健康精神豪爽，也能很好地帮助她丈夫工作了，刘克鸿幸运地只保存下这个根。

　　这件屠杀案件发生后，接连发生了很多屠杀案。斯古拉人好几个被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装进笼子里，笼子刚好只能蹲一个人，像猪一样等待宰。当地驻军要外面的亲人用钱赎命，只要出钱就放人，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有一个被禁在笼子以后，外面的亲人跟军人讲价，这人马上被砍成尸体，究竟杀了多少人没人敢说。这是几个斯古拉人跟我讲述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1968年屠杀刘克鸿一家的事件，是一个和刘克鸿父子一起锁进监狱的亲戚，幸运被释放出来后向刘克鸿的亲戚贞叙述的，她把这件事转述于我。

　　——根据郭妙英的亲人贞以及海英和几个亲眼目睹尸体的斯古拉人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附：贞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刘克鸿唯一的小女儿，于2008年因病去世了。

　　阿隆巴拉（Arung Parak）屠杀事件

　　（1968年）

　　几个月后，离斯古拉约30公里路的Arung Parak(麻子港即鳄鱼港)，从斯古拉去冰彬楠(Pimpinan)12公里，去乌泥坎8公里，再到坝罗(Palo)8公里。有七个华族渔民，他们平日经常在海边捕鱼，因回家路途遥远，去捕鱼就得住上一两天，顺便捕了鱼便做鱼脯，因此就在海边沙滩上搭个小小茅屋以便休憩。

　　这一天的傍晚，他们刚开始煮晚饭，突然几个军人来到他们的茅屋，对他们说，这里发现有共党，叫他们马上离开，不然他们会被共党杀死。军人走后，他们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恫吓他们罢了，哪来的共党。就要开饭了，他们说吃了再打算。正要开饭，军人又倒回来并把七个人绑了起来。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了，恐怕会像几个月前亭打板所发生的刘克鸿全家被屠杀事件，其中有两位解脱了绳子，乘防守的军人在外面不防备赶快逃走了。就如他们的预测，结果这五位渔民被军人杀死后丢进大海，其中一个斯古拉人彭天志被杀，两个逃走，一个叫阿乌的斯古拉人不敢回家，躲到别处去了，被杀的家属不敢去收尸。

　　——根据贞、海英以及几个斯古拉人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铁蹄践踏奸杀一家六口见证记

　　悼念难友杜如明全家遇难35周年

　　（1966年—1969年）

　　作者：红至撙

　　编者按语：当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内心感到无比悲痛，我决定摘录并重新打印。我边打字边流眼泪，我哭杜如明全家、刘克鸿一家、哭伯拉地、马云乡村的村民、我牺牲的兄弟姐妹和群众、哭九八事件被烧杀抢的同胞弟兄，尤其是被强奸的无可申诉的羸弱妇女等。

　　觉悟吧，我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父母兄弟姐妹，有最亲爱的人！你用双手去残杀别人，若反过来你们的亲人被人杀戮呢？你将有何感受？我们大家互不相识，无怨又无仇，还是同一个母亲（祖国）抚育长大的，何必下如此狠毒的手呢？

　　1965年9月30日事变之后，全印尼都动乱不安，示威、掠夺、破坏，1966年5月9日，在直木港的示威破坏更严重，民不聊生，华人知识分子、中华公会、教委会等华人团体领导人，被扣上红帽子，成为攻击的对象，政府强迫他们集中到坤甸，又迫使坤甸华人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就是三发县第一批被驱逐中的人。我反对政府颠倒黑白捏造嫁罪，因而逃离现场，到山口洋地区躲避，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一、暴政驱赶数十万华人成难民

　　1967年5月，在苏哈多的指示下，威迫利诱甘榜人，借甘榜人不喜欢华人为名，在西加全三发县地区，百多个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全面大排华，纵火烧毁、抢劫、掠夺、强奸、杀戮，无恶不作。到1967年12月，据当时广播电台及报纸的报导，全区十七万二千多人，被驱逐离开用汗水劳力耕耘了数百年而建成的树胶园、胡椒园、榴梿及红毛丹园，数以万计温暖幸福的家庭，变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难民。无理强迫他们集中到山口洋等市区，流离失所。又威迫山口洋市区华人承担他们的生活费。

　　当时山口洋市区华人总数还不到两万人，要养活近十倍的难民，实是无能为力，每天每位难民只分到约二百毫升粥水。饮用水奇缺，难民营都是破旧仓库，又黑又脏，空气不流通，幼婴儿童及老年人，根本就没法适应这非人居住的地方，死亡率非常高。

　　1967年10月23日晚上两点，我和几位朋友从打拉鹿内地载来一车难民，共有大小57人，来到红十字会，他们的负责人说,各地的营寮都满了，只好分配到码头路兴薰胶房，我们来到该薰房，看守的官员说，五六百平方米的薰房，已经有三千一百多人，根本就容纳不了。你们好心人也忙了一整夜，就暂时把他们放下来再打算吧！我听到这些话，就往薰房门走去，还离房门五、六米就听见里面有许多机器转动的声音，走到近门时，有一股很臭很热的气味冲出来，我靠旁再往前走，依门柱往里面看，漆黑一片，透过外来天空的微光，模糊中里面地上有许多东西在蠕动，也听到数不清的咳嗽声、哭声、低泣声、泣诉声、呻吟声、幼儿低微的哇哇声。听到这里看守人员发出强烈的命令声：“上头有令外人不准看集中营，请你马上离开！”我听令离开薰房门，到汽车房，安排难民下车后，马上离开，回到睡觉的地方，坐在地板上，又是一个彻夜不眠的晚上……。

　　二、一天尸首50人

　　翌日十点，我到榕树下，找专门埋葬尸体的人，人称他“小伙计”，看到他在忙着从三轮车上把尸箱搬下来，我靠近他，叫他小伙计好，他很高兴，人很热情，在交谈五分钟时间，我才清楚，这位小伙计，开头埋葬一天有一个或两三个尸体，红十字会给他50盾（约值当时5美元）。现在一天最多时达59具，红十字照样给50盾，小伙计说那钱给少不要紧，有时木板、铁钉也不够，开头是一箱一个尸体，现在只好将小的尸体，一箱装五、六个了……。

　　三、军人每天到处抓人，百姓遭殃

　　1968年，没有新的难民潮了，山口洋市内除了许多难民外，到处都可见到军人及特工人员，天天抓人，华人每天都有失踪的，更恐怖了。我和阿丁及温拉等朋友，几乎每天都在市上转来转去，听听有什么新闻，看看难民在行乞……。

　　1968年2月27日晚上，我看到亚答街十字路口旁，有一摊新咖啡摊，桌上没有摆糖果及糕点，只有一小罐白糖和咖啡粉，看得出那是难民摆的。我们三人就坐下来，要了三杯咖啡，看到摊主人很沉闷的样子，喝完了就走。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三人每晚都在这里喝咖啡，时间久了，接触多了，从女主人口中知道他爸爸今年42岁，名叫杜振安，她叫杜如明，今年18岁，是孟加影半路雨场港拉乐村来的难民。

　　1968年5月3日晚上，我一个人来喝咖啡，因下毛毛雨，我坐的位子靠近里面，和主人较靠近，举目看去，才发现他们父女俩人的衣服是那样单薄陈旧，往下看，两人都没穿鞋，赤脚在湿地上，脚盘上裹着许多泥，我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但也爱莫能助。喝完咖啡马上就回去了。当晚整个晚上翻来覆去没法入睡，想着一个问题，读书时我知道，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祖国……。现在怎么变成羔羊了？最后还是自己做解答，因为中华民族还落后，还不够团结、还不够强大，落后就会受凌辱，就要挨打……。想到这里，听到街边很热闹，原来天快亮了。

　　四、妻儿被奸杀、屋子被烧

　　1968年6月6日晚上，街上行人非常少，我一个人不自觉地又来到杜先生的咖啡摊，要了一杯咖啡。刚坐下来不久就下雨了，还刮风，我觉得有点冷。看看杜先生父女两人也好像很冷的样子，想和他们谈谈话，可以驱散寒冷，就和他父亲拉开了话题。我说：前几天问如明妹，知道您的大名，现在我也告诉您我的姓名，我姓诸名贵亮，是邦戛那边来的难民，杜先生您以前是做生意，开哇弄店吗？

　　杜先生愣了一下，如明叫一声爸了后，杜先生才回答，哪有本事做生意，我20岁就搬到拉乐村，开山种稻，种木薯青果，种树胶树，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劳动，我已经有二千八百多株橡胶树，七百多棵胡椒，榴梿六十多棵，红毛丹也种很多，家里还存积二千八百多公斤胡椒及五、六百公斤树胶，计划明年将这些东西全卖掉，搬到山口洋住，给孩子们多读点书，学手艺，现在什么都没了。说到这里他长叹了口气，如明又叫爸，停了一会，我再问，杜先生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听到这问话，杜先生面露悲伤，眼睛溢出泪水，看看我，看看如明，才开始答话：没有了。如明靠近他父亲，好像示意他说下去，停了一会，杜先生哽咽地说，如明她妈叫李香莲，今年39岁，如明的弟弟如钢，今年15岁，妹妹如菱11岁，都没了。

　　停了一下，杜先生才接下去说：在去年（1967年）12月13日晚上，我家来了几十个穿绿色衫裤的人，他们手上都拿着枪，一进屋他们几个人就抓住我，把我捆绑在柱头上，然后几个人打我踢我，三、四个人去强迫我老婆，脱掉她的衣服，另一大群去强迫如菱，脱她的衣服，结果两人的衣服都被脱得一丝不挂，三四个人轮流强奸我老婆，我老婆叫冤枉，如钢上前帮她妈妈，被开两枪倒下死了，十多个在轮流凌辱如菱，如明她妈，拼命挣扎起来，去抱如钢，看到如钢死了，要去帮如菱，肚下被刺两刀踢到墙角，满身是血，也死了，如菱开头还会挣扎，大声叫“妈妈，妈妈。痛啊，痛极了。”不久就没声音了，手脚在蠕动，十多个畜牲玩够了才走开。如菱下体流血，停止了呼吸。

　　那些畜牲，整理好衣服，又打我，有个用枪托打在我头上，以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翌日，当我清醒过来时，看到家里除了儿女及她妈，三具尸体外，什么物品都被抢光了。不久又来一群穿绿衣的人，一看到我他们就骂：“死猪，死猪，支那，你为什么不死？”之后他们就把我从柱头解开，双手仍捆着，几个人拉着我，然后推到屋外去，将我家仅存的半桶土油浇淋到墙角，放火将房子烧了，看到火烧到屋顶了，他们才拉着我到大路旁，然后用吉普车把我载到山口洋，丢到难民营里，等他们走远了，我才踏着沉重的脚步，也不知道渴和饿，到埠头去找我的正在学手工的女儿，就是如明……。

　　五、放声大哭后的苦咖啡

　　说到这里，杜先生放声大哭，如明也放声大哭，我想安慰他们，说了许多话，似乎他们父女都没听见，一直大声地哭，我忍受不了这样悲哀的场面，也跟着哭，然后坐下来，用双手托着额头哭泣，不知过了多久，我仿佛听见有低微的声音说：亮哥你喝口热咖啡吧！接着是句粗沉的声音，半夜了，你喝了回去休息吧！

　　我才惊醒过来，看到如明站在面前，双手拿着热腾腾的咖啡，她说，你的咖啡脏了，换一杯新的吧！我才知道刚才那杯咖啡，已掉满了泪水，，我伸手接过如明的咖啡，放在桌上，低头一直喝，喝完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杜先生对不起，如明对不起。”就起身回去了。一步一步艰难地边走边想，走到半路，一直觉得口腔里很苦很苦，想起来才知道，刚才喝的那杯是如明忘了放糖的苦咖啡。从那个晚上以后，我和杜先生父女间的关系更接近了。我和他们谈现实社会，谈如何走向未来……。双方好像找到了知己，幢憬美好的明天。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1968年9月1日的晚上，天上正下着毛毛细雨，我像往常一样来杜先生的摊子喝咖啡，杜先生有事到亲戚家，只如明一个人做生意，如明看到我来了表现得特别高兴，我们闲聊了一阵子，我才向如明要了一杯咖啡。因为下雨，没有其他客人，如明把咖啡送上以后，就站在我的面前没有离开，继续先前的谈话。因为如明的爸爸不在，我们的谈话也比较开朗自然。偶然间我想进一步了解对方，和她结为好友，就开始认真地向如明看去，没想到，如明也认真地看我。我有点不好意思，看向如明的头顶，瞧见她那乌黑的梳得很整齐的头发，黑而细的眉毛，长而弯的睫毛，一双水汪汪充满希望的眼睛。那娇柔羞涩的情态，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不能自主了，举起手想摸如明的头发，想摸如明红润有两个小酒窝而带微笑的脸颊，想拉她白璧无瑕红润的手……。但我提醒自己，不能失礼，就将手收回来，然后看向如明的脸，原来她仍然在注视我，两对眼神拉成了直线，凝聚在一起，好久好久，我才主动收回视线，说声对不起，坐回凳子上喝咖啡，如明也开口了，咖啡甜吗？我马上回答：很香很甜。过不久杜先生回来了，我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回去了。

　　六、漂亮的如明被兵抓走

　　1968年9月10日的晚上，我和四位朋友到杜先生的摊位喝咖啡，但这次和往常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到达杜先生的摊位时，没有看见如明父女及他们的摊子，我心里想，杜先生一定将摊子移到别条街去做生意了，就约朋友们到其他街去找，找了大半天，全山口洋市的街道都找遍了，没有找到，当天晚上咖啡就不喝了。我带着疑惑的心情回去。第二及第三天的晚上继续找，都没有找到，只好请问旁边的摊子，这一问的答案就像晴天霹雳，他们隔邻摆摊的人齐声说：前几天晚上两点钟，漂亮的阿明被兵抓走了，杜先生的摊子不要摆了。我问明了杜先生住的地方第二天就去找他们，在公司山路旁找到了杜先生父女住的地方，我向旁边的人打听清楚，那间2x2米的草寮，顶上是用几张旧塑料袋连起来盖着，靠在红毛丹树旁，墙是用旧纸盒及塑料索连成的，没有门，草寮内还挂着他们父女各人一件旧衣服，及一个小饭煲，两个塑料盆，就没有其他东西了。我问杜先生去哪里？据说人家介绍他一个好心的宪兵，前天到邦戛去找她女儿，到现在还没回来。

　　从杜振安、杜如明父女失踪那天起，我每天都不间断地到各处去寻找他们。

　　七、被抓去审问

　　1968年12月27日凌晨四点钟，住在X地我的至亲侄儿带着特务刽子手，到我住的地方来逮捕我，由于先前我已有心理准备，还能逃脱这一劫难，没有被抓走，这事件在我心灵上是个非常沉痛的打击，但又不愿亲人受特务的刁难，我知道一年来山口洋安全五位一体首领，也就是当地的宪兵司令，已经救助了一百多位华人脱离死难。天刚亮，我就逃到这位好心的宪兵家，要求他保我的安全。我将全部实情告诉他，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山口洋宪兵部好心的Harsono中校及Iwai上尉，你们正义勇敢的行动，我将永远感谢你，怀念你。当天中午11点，那特务就来宪兵部借抓人，要把我带走，我不说二句话就跟着他走。特务把我关在旅馆后面一间店屋的房间里，每天半夜都有几个便衣军人来提审，用尽各种刑具，甚至用电棒逼供，一连三晚带到大河桥面，三四个兵，用上了镗的几支枪指着我，逼我承认他们捏造的罪状，把我蹂躏到他们自己都受不了，才把我拉回去关起来。

　　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审讯不得逞，真的要下毒手了。1969年1月4日，我被带往文岛宜，他们的临时审查所。还未进门我就看到如明在屋里面，我感到非常吃惊，但很快躲开，避免和如明打招呼。我从后楼上楼，三天都在后面不敢到前面来。1969年1月7日早上，特务到山口洋命令我不要乱走动，但我还是伺机到前面和如明见面，问明情况，原来如明被强迫抓走的第三天，他爸爸带了个宪兵来交涉，特务答应让如明第二天和爸爸一起回去，要如明的爸爸留下来住一个晚上，讲好了宪兵就回山口洋了。

　　那天晚上，特务领着如明和杜先生三个人一起到餐馆吃晚饭，那晚凌晨二时杜先生被带了出去，过不久外面只听两声枪响，杜先生就没有回来了。特务告诉如明，说他爸爸自己跳进河里，说到这里，如明哭了，总是说，活在这世上没意义了。我安慰她千万别绝望，不要寻短见，活着就有希望……。

　　八、如明被迫跳河，我如万箭穿心

　　1969年1月11日，我又被带往山口洋，关在两项人民命令体育馆的厕所里。厕所的面积是2 x 2，没有通风洞，只在下边有个水洞可通风。11个人挤在一起，有一半是我小时的同乡，幸亏每天九点放出来洗澡一个钟头，可吸一点新鲜空气，才没有闷死在里面。直到1969年1月19日我被释放出来，算是自由了，但特务每个十天八天，还会找我谈话，给我精神上带来非常大的压力。1969年3月7日，特务又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他已经调任松伯港办事了，我问他在新地方的生活情况，他说食宿都和山口洋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抓到人犯，不经审讯就带到横屏山枪毙。我心里想知道如明的下落，就问他，你太太也一起搬到松伯港吗？他的回答是：我哪里有太太，在文岛宜是捡来的难民妹，我送你回山口洋的那天晚上她就跳到文岛宜的大河里找他的爸爸去了，我现在又捡到一个13岁的呢。那魔鬼讲得很轻松，我听见后就如万箭穿心般的悲痛！

　　杜振安先生一家六口，共同努力，耕耘劳动了二十多年的农园，刚刚起步，正要走向小康之家，一个美满欢乐的家庭，在铁蹄践踏下毁灭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含冤九泉。

　　表哥一家在排华事件中惨死经过

　　（1967年—1998年）

　　作者：红至撙

　　1946年9月16日下午，我们家来了两位远方的客人。客人和爸爸谈话，妈妈端上茶，爸爸叫我到他前面介绍说：“这位是从远方西罗滑埠头来的满姨丈。”我向客人叩首说：“姨丈您好！”爸爸接着说，“这位是姨丈的儿子，今年11岁，比你大一岁，你叫他表哥。”我们互握手。爸爸说，表哥名叫蔡南成。然后示意我们到外面去玩，表哥和姨丈在我家住了五个晚上才回家。

　　一、种植胡椒和树胶

　　十多年后，表哥一个人到我家，表哥已长成身体高大皮肤赤黑英俊的大男人了。见面时我们彼此都互相不认识了。表哥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我们谈得很多，表哥告诉我，他在六年前和爱香结婚，生了个儿子已五岁了。取名为蔡民林。

　　他结婚后第二年，当地流行天花病及霍乱病，岳父母及父母在那天灾中先后去世了。夫妇俩感到非常孤单和悲哀，本地又没有好的耕地，难有发展。两人商量决定搬到西多旺住，在那里全是原始森林，土地非常肥沃。他们孤独一家人，没有应酬，没有和他人往来。仅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开天辟地。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终于稻田丰收了，收到的稻谷可供一家人三年的粮食。夫妇俩非常高兴,

　　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开始种两百株胡椒和四百株树胶，经过五年不懈地努力，连年种稻、种胡椒及树胶，最先种的胡椒已采收了一次，晒干了共225公斤，表哥有远大的理想，他计划十年后要拥有一千多株胡椒及两万株树胶，农园的事务雇工人料理，自己搬到山口洋或坤甸市去做批发生意，到爪哇或新加坡去采购……。我很高兴，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表哥。

　　1956年我在南华中学毕业后，因为家里生活辛苦，就停学了。1957年到三发的一个小地方在朋友的哇弄里（零售店）当学徒。半年后自己当小贩，1959年开店做生意。年末，政府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华人在乡镇做零售生意（PP10）,我又失业了。虽然父母一直催婚事，但我决定到外面闯。我在温老师店干了半年多，后来自己也开了间杂货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年以后，就是1967年9月23日，排华事件又发生了。我和表哥在山口洋黄泥路口见面，两人拉着手哭了一阵。还是我先开口问表哥被赶下来几天了？他说已一个星期了，生活没有着落,一家三口跟着难民走，还好刚过八岁的小民林很懂事，渴了饿了也不哭。我知道他们每天只分到约200毫升的粥水，饿了十多天，就带他们到阿牙的饭摊，各吃一盘鸡饭。还了钱我把口袋里全部的钱拿出来算了一下，一共还有六千多盾，我拿给表哥5000盾，表哥不肯收，我说山口洋我较熟悉，一个人饿不了，你们一家人人生地不熟，最后表哥才收下。然后我们在一棵大树下，表哥把他们一家被迫害的经过告诉我。

　　二、被强迫驱赶而逃命

　　我们的村长是达雅族，经常来我家吃饭，也很喜欢喝酒。我们家有酒一定请他喝。我们就像好兄弟，有事请他帮忙，他不曾推却。1967年9月初他三次到家里来，都郑重提出要我离开那地方，1967年9月11日他再来一次，行动异常，也不要在家里吃饭，说话有点威吓，他说这地区已不准华人居住，如果你们不赶快离开，将非常危险！我们辛辛苦苦日夜劳动了七八年，怎能轻易放弃？我们犹疑不决、彷徨和恐惧。1967年9月13日晚上，约九点，我家来了一群人，他们身体高大，身穿树叶、短头发、脚穿黑皮鞋，个个都凶狠吓人，大声说了我听不懂的话，还要打我们，我们非常害怕。

　　外面有枪声，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这里的达雅人，一定是军人假冒达雅族人，怎么枪藏在树叶衣底下呢？过了一会儿，村长匆匆忙忙地跑进来大声说：bapak命令你们全家马上出去，离开这里。我们走到门角，村长和那个Bapak头子说了几句话，头子点了点头，村长叫我们穿好衣服就出去，我们赶快穿好衣服，那些人就野蛮地将我们推出去，我们踌躇不肯走远，他们就向我们头顶上放枪，我们急忙跑到看不见他们的地方才停下来。再往住家方向看去，我们的家已变为火海。

　　我们全家就在荒野的杂草丛中，在蚊虫攻击下熬了一夜。清晨我们想走近看看被烧的家，还距离几十米，就有杂乱的呵斥声：支那，你们想找死！接着有许多子弹穿过我们的头顶，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回头往西跑，走到下午四点多，到达一户人家，我们和那家屋主讨水喝，原来我们和他有一面之交，前两年在我家里吃过饭，喝过水。

　　他给我们吃过饭后，天已黑了，我们要求在他家住宿一夜，但他马上拒绝了，同时还要我们马上走，告知往城里的方向，我们也不敢多说，无奈地往西边走去，不久走进种过稻的矮林，举步难行，天漆黑一片又下连夜雨，我们一家人蹲着发抖。天刚亮我们再继续往前走，中午到达一间很矮的村屋，我们想向他讨饭吃，他给我们一大杓水，我们轮流喝，刚喝完，两个屋主手拿弯刀，小的把风，大的就向我老婆扑过去，抢她的金项链及结婚戒指，抢光了踢我一脚才走进屋里，我们脚不停步地一直往西跑，跑了很久，跑不动了，三个人才停下来发抖，说不出话来。

　　三、屋主15岁女儿被强暴致死

　　过了好久我们才镇定下来，庆幸没被杀害，我们被吓坏了，肚子也不觉得饿了。再继续往前走天黑了就在草丛中蹲着打盹，三更时分开步再走，天边有点星星，模糊看到脚下的羊肠山径，路经一条小山溪，肚子饿了不管脏还是净，便大口大口地喝水，我们三人肚子都有些不舒服，就地坐着睡着了。清晨我们再走四个钟头到达一家村屋，屋前有拜神的香炉，我们心里踏实了，我们大步走进去，刚跨进门，屋主先向我们打招呼，“你们一定从很远来吧？快进屋里坐。”我们向他讨水喝，他说：“别急，你们太累了，先坐好，我就拿”，他从屋后捧着三杯饮料给我们，是暖暖的糖茶，我们边饮边听屋主谈话：前几天已经下来很多难民了，都被载到山口洋集中。你们全家都齐全地走出来就好，你们先休息我去煮饭。我们坐着入睡了，中午12点屋主叫醒我们，冲凉才吃饭，屋主给我们盛了满满一盘饭，还有干鱼和黄豆泡油汤。

　　这几天的逃难，只有今天才感到人间温暖，我们向他道谢。他说何必道谢，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女儿月娟，才15岁，十多天前被那群畜牲强暴死了，我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地方不能久留，你们马上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你们全家活着就好。他有说不完的痛苦和委屈，没说完就放声大哭，同时赶我们走。我们走了大半天才到大路，在大路旁我们更彷徨，我们身无分文，要到哪里去？要向南方还是向北方？我们坐下来发呆。突然一向坚强的爱香放声大哭，民林也哭，最后三个人抱着哭。傍晚来了一辆汽车，下来的像公务员，把我们拉上车去，车上已经有很多人，都是华人，晚上七、八点在一间栈房叫我们下车。

　　四、13岁被迫嫁给50岁

　　表哥说完了被驱逐及逃难的经过，就回难民营去了。我一个人来到路旁的咖啡摊，坐下不久有位从鹿邑三巴沙村下来的难民，约70岁的老人带着一个13岁的孙女，孙女长得秀丽可爱，已经是第四次和我们见面了，老人家总是反反复复的乞求：你们行行好收留我孙女，你带回去给她吃饭就好了，我老人家不要一分钱，我不久就会饿死了，我死了她无依无靠，她父母兄长都被杀光了，只要养活她一条命，你们要她做什么都可以。

　　坐在我旁边的名叫安丁，他开口说：“老人家，将你的孙女嫁给隔壁50多岁的老兵可以吗？”老人家答应了，安丁马上把他的孙女带给隔壁的老兵，老兵没有异议。就这样13岁的华人小女孩嫁给50岁的印尼老兵。安丁怎么想，老人怎么想，我无法知道，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的心无法平静。

　　五、民林在难民营病死

　　1967年9月23日和表哥见面后就没再见面了。1969年4月24日下午我乘坐Sei Daun排水量35公吨的轮船离开山口洋来到椰城Pasar Ikan码头，在椰城人生地不熟，民族败类多次陷害我，重重刁难，走上坎坷之道，苍天保佑我生存了下来。

　　我离开家乡20年，1986年，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了，我第一次回家乡。当我从飞机下来，踏上坤甸机场的草地时，心中很不平静，心感茫然。爸爸拥有的几万株胶园没有了，乡里人称大屋的房子没有了，我自己的店没了，汽车没了，全都完了。找到了当难民的哥哥，他赤手空拳耕耘了19年的柑园，在哥哥的小村屋里住了一晚，哥哥告诉我，他拥有一千多株柑树，生活稳定，就让我放心了。

　　翌日，我坐车到表哥的村落，看到结满果实的柑园，我高兴极了，希望表哥的柑园也果实累累。这时后面有两个小学生，刚放学回家，他们蹦跳着来到我面前，我问小弟妹你们知道南成哥的家吗？他们同声回答：您找我爸爸有事吗？我说我是从椰城来的红叔叔，两个孩子说：我爸妈时常提起您，非常想念您。我问他们放学回家为什么跑得这么快，男孩子说我要赶回家帮爸妈摘柑，小女孩说我要回去煮饭做菜，还要养鸡养猪。前面向左弯黄色的门就是我家，两个孩子飞快地跑了。

　　我来到黄门前，表哥表嫂正扛着一筐满满的柑，从园中赶回来，把柑放在门前，表哥跑过来和我握手，表嫂拿了两颗又黄又大的柑叫我先吃，表哥领我到屋里坐，表嫂和侄女杀鸡煮菜，晚饭后表哥才讲给孩子们听我以前的一些事，并介绍我小侄儿民安生于1975年，侄女民珠生于1976年，今年10岁了，我问表哥民林去哪儿？表哥伤心地告诉我，民林在难民营里，泻肚子，发烧，没药给他吃两三天就死了。表嫂伤心地哭了，没人性、没天理。

　　我们谈到半夜。表哥说我们在难民房住了一年多，1970年有个好心人介绍我说：古打（三发）路有位朋友，忍受不了苏哈多政府虐待华人的政策，将柑园便宜卖了搬到澳洲去生活，留下一公顷耕地及住房，免费给难民住。于是我就搬到那儿住。1976年开始租地种柑，经过6年辛苦耕耘，现已有一千多株柑，结果的有五百株了。翌日早餐后，我便向表哥告别回雅加达。

　　六、种柑被欺

　　1994年民安考入坤甸大学，读了半年学校放假，回到家里帮忙除草，全园柑树果实累累，民安非常高兴，快要开学了，民安到乡村合作社（KUD）联系，合作社说暂时不买，表哥也去交涉了几次，都没结果。再过五天就开学了，家里没钱，全家商量决定先采八框大柑，民安自己随车带到坤甸卖给零售商。

　　1995年1月28日中午，民安运载八框柑到坤甸，准备卖了去读书，汽车到山口洋近郊，有四个军警检查车辆的货物，军警问运载有准字吗？是谁的柑？

　　民安是大学生，印尼语当然讲得好。先向军警表明是哪间学校的学生，同时将学生证给他看，说明因为KUD暂不买柑，再过三天学校开学，父母没钱，所以采了自种的柑到坤甸卖了作学费。军警说你要做生意，要卖柑，必须到合作社买来卖，自己种的柑不准自己卖，你载柑没准字是犯法，现在你就跟我去警察局，必须罚款或坐牢。

　　民安请司机向军警说了许多好话，最后八框柑被没收了事。民安空着手坐车回家，凌晨三点回到家，表哥知道柑被抢了，气得一拳打在桌上，表嫂安慰他说，当作是施舍穷鬼吧，人平安就算了。遭受这样的打击，全家都很难受，民安决定不继续读书了，跟小店阿勇哥借40万就和朋友一起到安汶山场工作。

　　1995年2月27日，KUD才答应买表哥的柑，表哥采足40框中柑叫脚车工人载到大路旁，阿克哥的车来载。

　　表嫂盘算好了，40框柑合共2100公斤，每公斤400盾可收到80多万，除了运载费，自家还有60多万，还借勇哥的钱40万余下的作家用，18岁的民珠，过年也该买两件新衣服。

　　1995年3月5号中午，克哥来了，拿出KUD的货单来，告诉表哥：你的柑被当作小柑，重量KUD打回1900公斤，当时我和KUD的人交涉，他们很凶，我和他们论理，重量应该是2000多公斤，是上等的中柑，可是我们拳头小，争不过他们，才收到19万。

　　要还汽车载费10万，脚车载费10万，我还要打屁股输掉一万。我们种柑的农民种得半死，还要买肥料什么的，没赚钱还赔本，这一打击太大了，表嫂气得大声骂政府，没人性、没天理……半夜睡醒再骂个不停，从那天起，表嫂无休止的骂、骂、骂。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没病只是受了打击，吃药就会好。去了几次医生都老样子，还是骂！

　　1995年6月7日中午，表哥家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警察，他们交出310万盾及两张文件说是从安汶寄来的，叫表哥签名。表哥以为是民安寄来的，签过名后对了账目，警察才说，钱是民安的老板给你们的抚恤金，民安在1995年5月3日出差时，在大海遇到风浪，他和三个朋友一起沉入大海失踪了。

　　两个人刚走表嫂就晕倒在地上，急救后不醒，请邻居帮忙扛到大路，想拦车载去医院，还没到半路她拼力挣扎一下就断气死了。

　　表嫂和民安含冤而死，对表哥的打击太重了，若不是为了小女民珠的前途，表哥也不想活了。邻居们不断地来安慰他，情绪才慢慢镇定下来。但已无心再搞事业了。朋友们主张他搬到雅加达，于是他廉价卖了柑园，1995年12月父女俩带着3000万盾，茫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雅加达。

　　经一位亲人热情的协助，在Cengkareng的一个乡村租到一间3x12的小房子住下。幸好民珠的劳动力很强，第二天就到市场观察，发现早上很多出去上班的人，匆匆吃一小包Nasi uduk或糕点就走，民珠就到市场买些糕点来卖，不到一个月，生活费就有着落了。

　　表哥看到买饭吃的人很多，路过的人也很多，于是在1996年开始做杂货店，过新年时表哥总结生意，十个月赚了一倍的本利，表哥奋斗的精神又活跃起来了。

　　1997年5月表哥租了间更大的新店，年末在总结店里的货值9000多万盾，还存现款4000万盾，过年的时候表哥很高兴，来椰城后第一次买鸡，甚至是两只鸡，还买了两公斤猪肉和一些年料。过了年生意越做越旺了，店里堆满了商品。

　　1998年4月，听说5月份烟价涨50%，表哥就把全部现钱7000万盾买香烟，希望6月份卖出去可多赚一些。

　　21岁的民珠，仪表出众，文静大方，举止迷人。有一新村电器厂陈老板的三公子平平，人品很好，常来店里买东西和招电器，认识一年后，他父母陪着平平到店里向民珠求婚，民珠答应了，不过一个条件，结婚后要住在店里陪爸爸做生意。陈老板又介绍他邻居的女儿40岁给表哥。表哥本不想再婚，为了民珠的婚事，最后表哥同意了。表哥和凤仙小姐择吉日于1998年8月6日结婚，她女儿平平1998年12月18日结婚。

　　表哥的生意更旺盛了，许多货都放在店门外，有时候人太多了还要排队等着买，平平看在眼里，就从工厂里选出一位好工人在民珠店里帮忙。

　　七、1998年残杀的证据

　　1998年5月14日下午两点，两个身体粗黑高大的流氓，带着一群人和一辆卡车，来到表哥店前，几十个同时冲进店里，吆喝怪叫放肆抢劫，表哥阻止他们，马上遭领头的拳打脚踢，不到一分钟，全部商品一扫而光，表哥又再一次从开始走向富足的生活变成一无所有。民珠躲在墙角哭泣。

　　晚上七点多钟，门前马路上人声噪杂，表哥父女两人余悸未消，非常害怕。突然有急迫的敲门声，表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打开大门，一群十多个粗野人，强迫闯进屋来，两个较年轻的夹着表哥拳打脚踢，把表哥推到屋角，不让他起来，十多个往后面闯，不久听见民珠的惨叫声和畜牲淫笑声。

　　一个多钟头后，他们才一个个离开，没人再理表哥了，表哥马上冲到后厅去看民珠，只听到表哥疯了般高声凄厉的喊叫……

　　过了一阵，前厅一声爆炸，表哥的房子被暴徒烧了，表哥和明珠葬身火海。

　　

 

 

　　

　　

 

 

　　1967年排华事件，迫使边区华人离乡背井，他们被载到偏僻之山林处，自生自灭，这就是1967年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有的穷得没机会上学，他们的前途怎办？

　　(选剪自冬龙摄影集)

　　

 

 

　　

　　

 

 

　　我们都是灾难洗劫后的孩子，

　　妈妈说：我们要耐心等待，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的

　　

　　

 

 

　　我们生活虽苦，但还有一个家

　　

　　

 

 

　　我们只希望一天的饱暖，干吧！只求平安，不被人宰杀

　　（选剪自冬龙摄影集）

　　

　　

　　

　　

 

 

　　孩子，希望在窗外？

　　

 

 

　　就席而枕，乐在其中

　　

 

 

　　请看，从身上阅读人生！

　　

　　

 

 

　　还像个家吧，总之比寄人篱下好

　　

　　

 

 

　　

 

 

　　希望在明天，以我们的刻苦耐劳拼搏，从新创造生活

　　以上是67年幸存者之家眷。（剪选自冬龙摄栏）

　　

　　

　　一个受伤的心灵

　　每当我假期回坤之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访过去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叙叙旧事，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

　　2008年我回坤之际听说阿美病了，我们几位老朋友，特意去看她。过去是非常瘦弱风吹都会倒的小女孩，现在胖多了，脸庞好像胖得特别不正常。晚上我们一起到文多罗家叙旧，谈谈过去，回忆旧事。阿美越谈越激动，痛苦的回忆像刀割一样心疼。1972年5月25日，当时她还很年轻，十多岁的小女孩，因为组织错误的决定，叫她去张贴标语。清晨街上还是静悄悄的时候，勇敢的她在张贴反对苏哈多的标语时被逮捕了。与她一起被捕的几个年轻女孩，都监禁在坤甸警局扣留所。

　　她说：“在扣留所他们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男的只穿短裤，受毒刑拷打和用电刑，两个拇指绑上电触，有的打得死去活来，再从楼上拖下楼。女的除了拷打以外，衣服全被脱光，烧下身，有的还被用瓶子塞进去。在两个乳头绑上电线通电，双手也被绑上电线通电，一阵抽搐，心脏好像要停止一般。把枪头夹住两手指之间，疼得死去活来。有一个女孩来月经，不给穿衣服，血在滴，还遭受残酷的毒刑，她气愤地乘军人不注意，便一把抓住打字机向自己头部砸下去，想自杀，被军人阻止。”军方把能用的刑具都在他们身上尝试了。有一个军警，曾经对人谈起他亲自参加过进行审讯的经过，讲得天花乱坠，叙述他们如何对待这些政治犯，好像干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这种无人道的对待政治犯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人权！

　　军人能抽打他们的身，用尽各种刑具，但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屈服！能活到现在非同小可。因为曾遭受电刑，所以阿美的心脏受了伤，非常衰弱，讲太多走太远都很累。她说不久前，因为心脏病发作差点送了命。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

　　和平

　　山口洋和道房俘虏改造集中营

　　1968年8月8日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山口洋监狱斗争事件。当初被俘虏、逮捕的难友被集中在山口洋军营，在军营中也混进扣留的民事犯。各房有房长，C房换新房长刚接位，由阿发担任C房房头。

　　早上大家有秩序地排队领饭，房长阿发在旁边维持秩序，民事犯名叫里果的不知阿发是新房头，看他不排队就推阿发，阿发还手推里果，马上几个民事犯围打阿发，阿发再大的本事一个人怎么也打不过几个民事犯，他的头被打出血了，当然我们政治犯难友们不会袖手旁观，马上向民事犯发出进攻，他们赶快跑回自己的房自锁，政治犯也被赶回房里。

　　荷兰时期建造的监狱非常坚固，但愤怒的政治犯竟把房门推倒。监狱长马上要求军部派兵来集中营维持秩序，他们说政治犯造反。事件发生后民事犯就被调走，政治犯不再和民事犯混在一起了。

　　他们给政治犯一些有限的自由，从中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一部分调去新党作了五年的砍树工后，大约一百多人又被迁往道房，在那儿军政方面叫政治犯自己盖房子，自己找生活，这完全和流放布鲁岛的政治犯一样，他们开荒种地，以坚强的意志活下来。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政治犯继续坚持在道房流放区生活。

　　（编者根据小平的讲述记录）

　　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与释放政治犯

　　《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设在坤甸Sungai Raya约六公里处，监禁着上千名政治犯，包括砂拉越一些被俘虏的几十位游击队员，其中杨司令的太太张立华、新汉、姣娜、伊莎、小明姐等，后来他们经砂拉越政府要求下被送回砂拉越处理。山口洋也有政治犯集中营，大部分都转移到坤甸集中营监禁。在道房集中营也有上百名。

　　监狱分为：A、B、C、D、E、F、G、H、I、J、K、L、M共13个大房，A房是重要的政治犯，守得最严密，Pak Kestan中校，被监禁在A房，1968年间心脏病死在监狱。

　　H房大多是蒂波尼格罗军人，他们大都是苏加诺总统的同情者。另外有一些他们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监禁了六七年，其中007流浪汉、阿兰、mariam、Kartini她们是路上等客的妓女。Kartini还被开庭以印共罪名监禁十年，苏哈多政府宁愿抓错一千，不愿放错一个而被投进监狱的。

　　一个大房有二十多个小房间，一个小房2 x 2.5米住三个人，小房大房都锁着，空气混浊就在房中轮流到小铁窗透透气，早上五点半和下午开门拿饭的时间才能去厕所大便、洗澡，不然大便小便被迫在牢房里边。吃的方面每人一勺参杂着沙和小石头的饭，加上煮得黑黑的空心菜和“革贝德”小鱼脯，很多政治犯因吃了不卫生没营养的食物得吐泻拉肚子或生病，经常有人死去，不是被打死就是病饿死。

　　白天都有人被调去楼上询问房受审问，1971年代被抓的大部分是贴标语的，最初被抓的受的苦最多。为了逼口供，遭到大木棍的毒打，甚至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遍体鳞伤，用电刑、用烟火烧、剃光头、在烈日下跑，被推进水池里浸。

　　集中营的政治犯，在国际形势影响下才开始比较自由，可以在铁丝网内种菜，男的可以被外面的商家、企业家经过申请带出去，以极低的工资，到森林中砍树、做路，军官从中得利。有一些被带到军官家做佣人，只给吃不给分文。

　　1978年国际人权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人士来到坤甸集中营调查，他们向印度尼西亚政府交涉有关被监禁的左翼人士及群众，要求政府实行人道主义，不可再实行残酷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给予政治犯一些活动，如打篮球、打乒乓球、唱歌、跳舞，宗教上每一个人必须选一个宗教，而且只允许回教、基督教、天主教不允许佛教。最后在国际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干涉下，一些没经过审判的1965年后被捕监禁在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终于在1978和1979年间一共一千多名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了。1983年王明、郭克等被判十多年徒刑的也期满后释放。但陈武侠在出狱前夕不知何原因死在监狱里，监狱的官员说心脏病发作，叫他家人来收尸把他埋葬了。

　　和平

　　

　　俘虏改造集中营（M房）

　　

　　俘虏改造集中营合影

　　

　　

　　

　　铁丝网内的大合唱

　　

　　

 

 

　　铁丝网内的歌咏队大合唱

　　

　　

　　军人监视下的“自由”

　　

　　

 

 

　　

　　铁丝网内的思想教育--上班查西拉课

　　

　　

　　池中的沉思

　　

　　被无辜迫害

　　饱尝铁窗风味十一年纪实

　　政局波谲云诡

　　

　　拜读了晓牛先生的历史回忆录《西加华人苦难的十年岁月》，感触甚深，因为我也是受害的教师之一，读后让我浑身获得了无限的勇气，推动我振奋起勇气揭开尘封已久的痛苦的往事。

　　1966年4月22日，在即将面临学期考试前一个多月，山口洋地方政府凭恃中央政府之命令宣布封闭所有华校，造成大批的教师失了业，莘莘学子失了学。教师为失去生计而苦恼，学生为学业不继不知所措。在反华排华政权的淫威下，严令禁止中华文化，造成今日三、四十岁以下的华人对华文一知半解或目不识丁的情况。

　　苏哈多军人集团篡权之后，印尼政局幡然转了360度的大转变，由反帝反殖的政权变成反共、反华、排华的政权。刚上台的苏哈多自诩为新秩序政府，为了坐稳江山不仅积心处虑的对印共党员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还大举兴兵对苏加诺政府一贯积极支持的北加里曼丹（北加）人民游击队进行围剿。紧接着于1968年在西加里曼丹（西加）各城镇对仍属外侨的广大华族实行恐怖主义政策，警探人员星夜敲门抓人。一瞬间，满城风声鹤唳，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严刑拷打  逼打成招

　　1969年12月初，我因被怀疑支持山区北加人民游击队而被逮捕，被关进山口洋民事监狱。这件事若追索起来亦有一段渊源。

　　1962年，我在某地任教时，经常由北加青年志士来学校参观或是打篮球，渐渐地与我们熟识。虽然彼此之间在思想和感情上是一致，但毕竟是友好邻邦，除了在道义上给与同情以外，并没有参加过他们所宣传的政治组织。而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不会违反政府的法律。但问题是，印尼变了天，过去经常与北加志士接触过的我就成了被诬陷的“耙子”。

　　被拘禁的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和几个不相熟的难友被押进“猪笼车”（囚车）押往“五位一体”审讯处审问。审讯处距离监牢只有三、四百米。询问我的主审官是军事检察官。此人一脸横肉，似笑非笑。

　　我刚落座，席不暇暖，他便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大堆像片递给我看，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些人，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认识！”，这个检察官狠狠地将圆珠笔掷在桌子上，龇牙咧嘴地说：“撒谎！”，话刚落音，站在我两旁的打手不由分说地你一拳我一脚的把我打得摇摇晃晃，直打到整个身体扑倒在椅子下。其中一个打手把我拉回座位上，掴了两记耳光才住手。接着这满脸横肉的检察官吩咐手下用电话线系在我的两个拇指上，然后使劲的摇动电话柄，我的心扉好像触电般，痛得难于忍受，于是，我蓦地站起来将电话线拔掉。“你要反抗？”这个检察官咆哮着。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幸好从门外走进一个军士长替我解围说：“问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知道，看来他不是什么组织的成员，既然如此也就算了！”他听了默不作声，不再逼问。

　　天啊，我确实不曾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或是什么阵线，哪会知道那些政治组织的首领或是领导呢？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颠覆分子”，但暴虐的政权对于思想进步的人士都是“错捉无错放！”这与旧中国独裁统治者秉承的衣钵：“宁可抓错千人，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最后我被扣上北加人民阵线同情者的帽子而逼我在供词上签字。

　　当我昏昏沉沉的被载回监狱时，已是午夜时分。在归途中，仍觉得两只耳朵还火辣辣的嗡嗡响。我被拘禁期间，军方在城乡逮捕了人，就押我到审讯处去，问那些被逮的人认不认得我，但结果老是使他们失望。

　　有一次，我从审讯室出来，经过转弯处时，有个军人把我叫进一间室内，室内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整理档案，他迅速地从橱子里拿出一瓶“云南白药”递给了我。当时，我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怔住了，在他一声催促下，我急忙将药塞进裤兜里。彼此肝胆相照，默默无言。

　　岁月匆匆，一晃40年，时光似水流逝，人间浩气长存。每思及此，不禁感慨系之。“五位一体”询问时间是，上午9点钟，晚上则当人们欲睡时10点钟迁移开始，故对于那些案情尚未了结的难友都不敢入睡，大家蜷缩在床上等待传讯，心中总是忐忑不安。

　　押解坤甸集中营

　　我在监狱里被拘押了20多天后，于1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9点钟，于60多个难友一起分成两辆客车被载往坤甸集中营监禁。我们这些被押往坤甸集中营的难友其案子都已经审理完毕。

　　押送我们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中途到了一个关口即使停下来，都不准我们下车“放轻”（小便）。大家即使尿急也得挺着，就这样长达一百多公里的路途上憋着尿来到卡江边。这时我直觉得两脚发麻，察看一下竟吓了一跳，原来两只脚胀鼓鼓的，这才知道尿涨所致。幸好跟车员是我的姨表兄弟，见我情状立即向押送的军人说情，获准后我飞快下车“放轻”，放了轻身体顿觉得轻松了许多。

　　当时，卡江大桥还未建造，两辆客车分成两次乘渡轮直驶老埠头。由于天还蒙蒙亮，押送军人命令把车子停泊在军区司令部的门口，直到凌晨6点钟客车呼叫着载我们前往榴莲港路九支柱，抬头一望此处并不是什么监狱，却是美其名曰《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

　　集中营的生活

　　集中营设在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至50人，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当初只有60多人，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影、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印共党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坤甸卫生局派来。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得多，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饭、几条咸鱼和一碗蓊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l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加上水土不服，初来 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打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把难友当作摇钱树

　　1975 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脑满肠肥的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某天晚上，我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无独有偶。在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获释曙光在望

　　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不少难友问我：“何时能获得释放？”我斩钉截铁的说：“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候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赞赏。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与他们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我们的房里，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话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我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却将它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我们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

　　印尼政府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已在酝酿着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西加当局也为了配合中央的指示，在集中营展开了各种活动，狱方责成每个难友必须信奉宗教，除了佛教以外，叫大家自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当时，我们中不少难友在友族难友的鼓动下自愿选择了伊斯兰教，但释放以后是否他们还继续信奉伊斯兰教，履行教规，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还给难友们每周进行一次洗脑工作，即上《班查希拉建国五原则》的思想教育课，名为“训话”(Santiaji)。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来，让我们深切的预感到：跨出牢门，重见天日已经为期不远了！果然，从1978年起当局分批地释放犯人，而我在1979年年底获得释放，也就是最后被释放的一批。

　　当车子送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山口洋时，已是万家灯火，街上的霓虹灯闪闪发光，仿佛在向这个深陷囹圄十一年的我表示热情的欢呼、雀跃。经过灾难洗劫重新恢复安宁的山口洋，如今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焕然一新，气象万千！

　　小刘

　　

　　在华人商业地区先抢光，然后再放一把火，

　　汽车也不能幸免！

　　-引自《印尼华人的悲情》

　　

　　华裔女性被轮奸致死后被抛入火海！

　　-引自邓通力画册

　　

　　奸后烧尸，两具烧焦女尸的惨状！

　　-引自美国抗暴联盟

　　

　　

　　1998年5月12-14日印尼一小撮反华排华事件

　　

　　劫后的印尼唐人街，满目疮痍，令人触目伤心！

　　-引自邓通力的画册

　　

　　武装篇

　　有迫害就要反迫害，

　　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

　　任人宰割 只能當牛做馬，

　　坐以待斃 只有死路一條。

　　只有團結起來，

　　堅決反抗

　　誓死鬥爭

　　才有出路。

　　勇敢的西加人民，

　　在血泊中站了起來，

　　拿起了槍桿子，

　　要消滅人間一切殺人魔、

　　害人蟲！

　　有迫害就有反迫害，

　　這是政治鬥爭的規律。

　　任人宰割 只能當牛做馬，

　　坐以待斃 只有死路一條。

　　逼上梁山，

　　只有團結起來，

　　堅決反抗

　　誓死鬥爭

　　才有出路。

　　勇敢的西加人民，

　　从血泊中站了起來，

　　拿起了槍桿子，

　　敢叫日月换新天！

　　

　　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九卅事件发生后，还活着的西加印共党领导人梭菲安(赫鲁、大哥)向党员、积极分子发出指示：“各自保安，等待苏加诺总统的决定。”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经常发生的矛盾，不久将平静下来。然而局势越来越糟，许多组织成员、外围组织、进步人士、华族领导人等都被杀害被投进监狱。以梭菲安为首，其次是彭任能(二哥)、陈武侠（陈礼夫、老钟、三哥）等领导人还未被捕，在彷徨中意识到苏加诺总统已失去自由，无可等待。终于决定从合法的议会斗争转入地下，反对苏哈多统治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同志们除了一部分还能自由活动外，其他黑名单上有名字的同志都尽量躲了起来，他们躲在这家群众又转移到那家群众，这家暴露了又转移到另一家。

　　梭菲安等一伙人天天在躲避侦探，转移又非常困难，甚至曾被装进木箱里用三轮车当货物运载转移。因城市侦探多，军方的目标从多方面搜索最重要的还未被枪杀的首领，他们还想把一切眼中钉一网打尽，以除后患。

　　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局势会好转，但是日夜不停地逮捕和屠杀，使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感到完全失望。为了找活路，因此觉悟到只有到森林中才能避开搜查逮捕，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针锋相对地解决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残杀。

　　当时九卅事件后，第二把交椅的彭任能，主张搞卡江一带的群众工作，因为那边是彭任能的工作范围，还有一些群众未暴露，并且军警比较薄弱，他们也不太注意落后农村，尤其是达雅族群众。从那里还能打通东加、中加及北加，团结其他外省群众，进行反恐怖斗争。这样又能保存自己，不至于束手就擒，还可以让革命队伍逐渐壮大。

　　1967年，彭任能患上肺癌，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不能去医院医治而死在群众的家。他的计划就此搁浅。

　　另一方面梭菲安、陈武侠等领导急于通过关系联系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上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砂拉越革命青年正掀起抗马斗争，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苏加诺政权被苏哈多取代后，苏哈多军政把抗马变为联马，即联合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对砂拉越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立足，受到印尼军和马军双方面夹攻，因此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联手的对象。

　　1966年6月印度尼西亚抗马自愿军司令苏巴佐，被苏哈多调回雅加达被监禁并被杀害，换炮兵驻扎在华莪军营，这些炮兵是苏哈多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非常排华，用坏手表换胡椒，抢农民的种植物，有鸡抓鸡，有果采果，他们要什么拿什么，每天进华人园林敲诈恫吓，看到有中文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惩罚，甚至受拳打脚踢，强迫华莪华人无代价给他们修路或做其他劳役。华莪人民无法忍受军人的无理欺压，当时在砂拉越革命者宣传下，不少群众参加砂拉越队伍。乔治、鲁成等是砂拉越游击队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当地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华莪青年20人接受一个星期的军训，从万诸介也来了一百多位群众要求军训。

　　1967年4月，印尼地下工作者在昔邦联系到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因此才联系到砂拉越领导人林和贵和黄纪晓(黄汉)。西加领导人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与砂拉越领导人林和贵、黄纪晓根据互助互利为出发点，基本上作出若干决定。准备展开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武装根据地，命名“火焰山”(Gunung Bara)。留在白区城市里的地下工作者则展开地下活动，发展群众，筹备经济、供应部队人员。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北部华莪、孟加影乡村搞地下工作者陈鸿义（牺牲）、李松源（苏拉民已牺牲）周淑芳（阿兰已牺牲）、林文佳（阿林已牺牲）把北部边区村庄连成一片的红区。这一带的群众工作正在酝酿着游击战争的爆发。

　　和平

　　打响武装斗争第一炮

　　华莪(Sanggau ledo)是西加省山口洋市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从山口洋经白芒头、凹下再经过盘旋回转的山头小路到达孟加影，再上就是华莪。这一带到砂拉越边境是原始森林和蔓延不断的山。大概因为和马来西亚只隔着这堵青山墙吧，所以显得特别险要。华莪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政府建的，以方便军事联络，以后成了苏哈多前线军驻防地，这里有军事仓库,抗马时期储藏的苏联、中国、捷克、美国等各式各样武器。

　　当时边区华人一方面受砂拉越革命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苏哈多反共反华暴行引起不满情绪，所以广大的华族乡村都秘密地掀起了反苏哈多斗争。1967年4月间，万诸介、孟加影、华莪一带一百多名群众要求军训，6月西加各地又上一批新兵，由砂拉越游击队军事指导员帮忙训练。

　　1967年7月13日得到情报说7月17日印尼军军头要来华莪察看，由于6月间华莪驻军内部常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内部各集团拔枪相对，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他们的上级便命令全营士兵，暂时把枪支收藏进军事仓库。

　　革命斗争最主要是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游击队缺乏枪支，这是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于是火焰山部队领导人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1967年7月13日作出战斗的决定后，便开始部署。

　　通过侦探员了解到他们所拥有的兵种、兵力、武器、布兵等，最后探得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有四个军人。凌晨两点，十多个战斗队员在战斗队指挥员的指挥下，领导约一百个群众摸到军营，他们尽量减少杀伤，飞机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仅打死了前哨站岗的炮兵四位，打开了军营大门。这时电线被后面伏击队剪断了，战斗队员钻进飞机场，战斗非常顺利地进行着，找到掌管军库钥匙的军人拿到了钥匙，不然就要锯掉钥匙，那就麻烦了。在一片黑暗中，仓库里的一百多支武器，50多支来福枪，50多支冲锋枪，几十盒弹药，都被各地派来参加运输的群众搬走了。梭菲安还留下纸条说：“对不起，我们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苏哈多政府。”

　　飞机场军营里军人的武器被上级没收了，他们只好躲进营内不敢出，天亮之前抢军火大队撤回火焰山基地，安放在水崆的山洞里。7月15日凌晨，就这样轻易地吹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的号角，挑战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的武装斗争突然爆发了。当时参加飞机场战斗的，冒这么大风险的竟大部分是未受冲击的农村革命群众。

　　根据小平、阿南、文多罗以及几位经历过机场战斗的朋友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和平

　　“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及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错误的合法的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通过他联络到了砂拉越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纪晓(黄汉)，于是便开始铺道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火焰山必经的道路。另外是孟加影地区安排了好几位主要的群众工作干部，也在紧鼓密凑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林和贵、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纪晓和林和贵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成立宣传组。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总部有司令员黄汉、梭菲安（牺牲），政治部主任黄坤涵（牺牲）、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林英、文宣部负责人砂拉越是老何（朱云辉、何松林）（牺牲）和西加是林英、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刘顺胜 砂拉越）（牺牲）、排长乔治、鲁成（砂拉越）等、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西加）（牺牲）、陈山、方达（砂拉越）（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医务组长砂拉越的白山（牺牲）、干达（牺牲）、美娜（牺牲），西加方面是山英和红云（牺牲），几个爪哇人阿曼（牺牲）、阿山（牺牲）、哈山（牺牲）等协助梭菲安搞民运工作。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并自愿来参加武装斗争的。他们大部分不是党员，只是积极的革命者。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个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油脂(darma)。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红旗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油脂，油脂树在火焰山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当照明灯用。

　　火焰山附近不远处有稻芭，以自力更生的口号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米，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米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肚子胀而死去。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原有另一班队员的营房，再撤退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以迎接围剿的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失去了群众撑腰，没有粮食来源，游击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无法进行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我们只是躲藏不能反击，革命斗争是处在极被动地位，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把部队化整为零。

　　1969年1月份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带领砂拉越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开回砂拉越第一省森林中坚持斗争，因形势所逼于1973年10月27日走出森林，放弃了武装斗争，1974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走出森林放下武器的人数共570人，尚留在森林里坚持斗争的战斗人员173人（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人，和东部北加人民军133人）。因马来亚政府方面不断进行围剿，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粮食完全断绝，饥饿、牺牲和病逝，使部队人数不断减少，最后在1986年5月30日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16名队员全部在印尼境内被捕，西部武装力量完全消灭。东部北加人民军还坚持到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26年的武装斗争。

　　1969年西加方面生病的送回第三阵地王明站，并且分批撤回白区，经过长途跋涉、越过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重新投入群众中搞群众工作。

　　ZD这个背叛的队员在长凳栋趁晚上队员们睡觉时刻持枪扫射后，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死，有的逃脱了。西加的其他个别小组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队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这里简单介绍几个站：第一站是双宾港，未发生机场事件前是砂人民游击队作为运输停留站，他们经常出没在此站。有一股游击队是砂拉越和西加队员组成的机动游击队，由乔治、阿那所领导，他们周转在华莪、孟加影、莱伊山等地进行多次的伏击和游击战。

　　第二站就是火焰山基地。这里是火焰山部队的总部。司令员、军委及其他工作人员、部队队员等驻扎地。

　　第三站是从火焰山基地再上两小时处，这里也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转站，联络站，没人住宿。

　　我们西加的所谓第三站是山口洋昔邦村一带，由王明负责，木杆站由陈福意（树华已牺牲）负责，保保站（Bobok山）由张瑞负责、还有其他地方小站由林文佳（已牺牲）、展明等负责。若从城市要进入山区，必经这些站，也是作为转站和运输站。上基地的游击队员都在此山区先进行军训。

　　孟加影地带由陈武侠负责，他是孟加影地带的总负责人因形势需要1967年8月30日在孟加影建立“八·三〇”部队，陈武侠为部队总指挥。

　　林英、红英、山英、阿因、阿真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10´13保安站的战斗

　　华莪附近群众不愿出去投降，就在大山林中盖起几座群众营房，建立一个保安站。保安站就是民兵站，就在离群众营约五百米处，当地青年民兵觉悟性高，已在民兵站前挖了战壕，民兵战士们守卫着群众站里的上千名老乡。火焰山部队领导者梭菲安派了一些部队干部帮助群众的卫生健康问题，医务组组长是山英和红云。当时出现很多病人，有的手脚、头上有伤口，又在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医生，伤口因苍蝇下了卵而生了很多虫，医务组非常细心地处理，天天给他们洗伤口换药，关心群众的病痛健康问题。

　　1967年10月12日离保安站半公里处，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带着一连战斗队，在驻营地准备吃粥。营地被发现，乔治排和围剿军驳火了。班长瑞荣、亚木、景胜、马里、惠根、尖兵张添等马上与围剿军驳火，军方五人被打死，游击队方面曾贤中弹牺牲。军方撤退，刘晓也下令撤退至保安站。

　　保安站在M字形山坡的左上峰，右山坡较矮而且有十字山路，右山坡还有民兵挖的陷阱，军方要来进攻必经山坡下爬上来，保安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当刘晓带领战斗队来到保安站时。他领导部队队员重新挖好加深民兵挖的战壕，部署战场，n字形的战壕只剩下一点就相连接完成了。战壕前面插上树叶作隐蔽，有一株大树斜横在离战壕十多米处的山窝下。

　　当时我因有任务在身也在群众站，同时帮忙关照群众。我得知我弟阿世已来到保安站，好几年没见他，早上七点多我特意去保安站看望他，不上十分钟我已来到保安站，也亲眼见到了这准备作战的庄严阵势。

　　我和刘晓握手见了面，刘晓是指挥员，但是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穿着整齐的军服，高瘦个儿,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坚定锐利的慧眼。有经验的刘晓，一边指挥工作一边鼓励同志们的志气，士气很高。

　　黎明，大家接受和执行各自的任务，乔治已带一队去巡逻，刘晓部署了早上的工作便到山崖下冲凉。我弟阿世告诉我，等下可能会有一场战斗，因为围剿军已跟踪快来到这儿，老刘已派人通知疏散群众。

　　我怕群众未疏散，若打到群众站两千多名群众将造成莫大损失，我赶紧回群众站想帮助疏散群众。但刚走不远，枪声、吊炮就在我头顶的树干上爆炸开了，树枝不断掉下，当我回到群众站时，群众全都已疏散藏起来了。

　　事件发生后阿世告诉我，我刚离开保安站一会儿，站岗的队员阿因隐蔽在山坳大树下，看见军人马上往上爬回来，就报告说围剿军已出现，当时刘晓在山沟下洗澡，阿世迫不及待地从山上急急下去通知他：“刘同志，兵来了！”耳有点聋的刘晓未听清楚已被阿世拉扯上来，来不及穿衣服，他已知情况很严重了，即刻跳进战壕指挥战斗，一位同志递给他毛巾围在身上，边打边穿衣服，就这样拉开了10月13号保安站最激烈的战斗帷幕。

　　阿香和阿因说，当时保安站的阵势是指挥员刘晓、老何站在中间，陈山(砂拉越)和阿香(印尼)站在左方弯角，艾芬迪站在右边。阿因补充说，参加者还有良平、甘达、阿因、林松、阿然、阿世、小梅(女)、阿安、雅头、阿洋、黄狗、惠根、阿拉、梅英(女)、莲英(女)、云山、小赖、李四、伟保。这些都是刚参加的印尼游击队员

　　几个队员用火药枪瞄军人，有的新战斗员还未发得枪支，他们就一边帮助有枪的队员找目标。军人爬上横着阻拦围剿军的大树上，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好几个掉进了铺好的陷阱，啊哟！啊哟！嚎啕大叫，他们不敢冲锋了，只匍匐着前行，一跨上大树又被瞄准的几个枪手射中了。艾芬迪打得好凶，他拿的是AK捷克新式自动枪站，在战壕右角瞄准着打，军人不敢再抬头。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叫：“前进、前进！”但是军人不敢再冒险。

　　军人改用手榴弹投向保安站，不偏不倚落在挖好的战壕里，可能因为潮湿没炸开但还冒烟，指挥员刘晓急忙叫游击队战斗员，把丢进来的手榴弹拾起来向军方扔了回去，我弟弟阿世还扔了一个回去。当时丢进两个手榴弹，若在战壕里炸开可能死伤人数不可胜数，说也奇怪被反投掷回去的手榴弹都在军方开了花，死伤不少人，哭叫声、喊妈声混成一片。只听到他们的上级逼他们“前进！”“笨蛋”的嚣骂声。他们拼命打吊炮，吊炮在近距离是打不到的，只听见在树梢的爆炸声和树枝折断了的声音。

　　阿世说虽然队员很多都是新战士，但在老刘同志的指挥下士气非常高，他一边打一边领导大家高喊雄壮的口号和唱语录歌:“打倒苏哈多！”“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响亮的歌声压过了凄厉的叫喊声和枪声、爆炸声。这时一颗子弹打进陈山的胸膛，他受伤了。

　　阿香双手示意着对我说：“我和陈山站在左方弯角，因为他是这样抬起右手瞄准打的，军人的子弹从右方打过来。”阿香非常详细地向我比划着说：“当他中子弹倒下来的时候，我扶着他，把士美枪放下，红红的鲜血喷出来，还喷到我呢，我赶快撕下他一块衣角布，把布堵住枪伤口，血还在流，陈山的枪被没有枪的良平拿起来向军方射击。“

　　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二点，战斗了六个钟头，突然枪声停了下来，包围军撤退了，军方打了求增援兵信号弹。

　　阿因说：他们三百多个士兵不够还打三次信号弹求援，这时指挥员刘晓也打了个信号弹，乘围剿军喘息的机会战斗队也撤退了。由向导伟保带队穿越山沟的时候，伟保被一颗流弹击中倒下滚进山沟牺牲了。

　　指挥员刘晓马上领导大家撤回保安站，然后在队伍撤退的后面向军方进行三面猛烈扫射，第二次再由雅头作向导带队向前冲，阿安背着受伤的陈山，全体队员安然撤退。

　　1967年10月13号的保安站激战，从群众探得的消息称，军方跌进陷阱和中弹的，死伤20多个，用几辆军车运载死伤者。

　　军方传言说：“游击队里有几千名中国志愿军，声势才这么浩大，不然哪有这么勇敢的战士在战斗中唱歌喊口号，我们仅几百人的军队哪能包围得住打得过呢？”

　　根据参加战斗的战士的叙述，那次参加战斗的大多是新战士，拿士美枪(自动新式机枪)的是比较有战斗经验的三位砂拉越指挥员和战斗员刘晓、老何、陈山和西加的艾芬迪(火焰山队长)，加上几支步枪、火药枪，其他是手无寸铁的新战士，一共也只不过25位火焰山部队队员！这班进攻保安站的围剿军真倒霉，在回营的路上再碰上巡逻的乔治队又被痛打一顿，死伤几个军人。

　　根据阿世、阿因、阿香和编者的讲述记录

　　幸运的陈山

　　高大黝黑的陈山(乌山)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队员，也是火焰山部队的一位班长。他参加了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的战斗，就在激烈的战斗中第一次受了伤．在我的一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中已说明，就是陈山抬起右手射击，结果中了军人一颗子弹钻进胸部，站在他右边的阿香撕下他一块衣角布，堵住喷出的血，他拿的士美机枪被良平接过后猛烈回击。他在医务员白山的抢救下恢复健康。这是他第一次中子弹。

　　火焰山三号芭在一个广阔的稻田中，我们生产队被派到稻芭工作的同志正在用手拔稻田上的野草，这是我们自给自足粮食的来源之一，大家默默地工作，当时刚好我也在稻芭。陈山一手抱着机枪，正在给拔草的同志们站岗，他跳上已被锯下横倒的大树上来回走着巡逻眺望，他非常负责任地执行任务，每个角落都逃不过他的视野。突然他望见远处有人在蠕动，好象是自己的战友，他张开嘴巴大声喊：“雅……”喊声还未叫完，“砰……”不偏不倚一颗子弹从脸颊穿过，非常幸运牙齿舌头都没伤到还完好，有个同志马上扶起他，我们立刻钻进大森林中消失了。

　　回到火焰山基地，医务组长白山马上为他医伤口，当时医务员山英、红云也帮忙协助白山给他治疗。好了后脸上有酒窝，大家都笑他苏哈多给他留个酒窝作纪念。这次是第二次的幸运。第三次是一个游击队员ZD，因为经不起苦，想向军方投降，半夜正当轮到他站岗的时候，端起捷克制造自动枪，竟对准正在酣睡的战友们盲目开枪射击，仅几个人逃脱，六个人牺牲，其中陈山竟然侥幸地从茅屋中滚出而保存了生命。

　　大家会感到非常奇怪吧，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他的生命像开玩笑那样神奇，在千钧一发之际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根据林英、山英、阿因、阿香的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小平谈“八三〇”部队

　　1967年7月15日飞机场事件后，地方武委主席文兰、农会主席陈贵华、雅子、陈亚添、周德福等六个人被抓到孟加映机场枪毙。

　　1967年8月1日从孟加影属下等地二十个地方乡村青年，每地派四、五位先进青年民兵集中在仙水港，在蔡高土屋附近进行军训，当时负责军训的是：鲁城和我，我们训练了整整一个月。鲁城（阿那）是砂拉越部队排长，我也是砂拉越部队培养的干部之一，后来我因不赞成砂拉越部队的某些政策，而离开砂拉越部队参加西加队伍。

　　1967年8月24日，政府军到群众园里去采波罗蜜，被乔治带领的游击队员碰上了，发生驳火事件，打死军人几个，民兵伟贵、赖兰生被敌人射击死。

　　华莪事件爆发，1967年8月25日政府兵烧双宾港、板堆，老人陈耀章、吴禄、吴川被打死。

　　1967年8月26日黄添华、黄民添两兄弟屋子被烧，他们也被枪杀。不愿意出去投降的群众约一千多名就集中在群众站，从华莪上两个小时处，同时民兵队为了保护群众也建了个保安站。（这是十月十三日保安站驳火事件地点）

　　蔡高土是仙水港村的负责人，对朋友非常热情，游击队员就住在他家屋后的树胶园，这村里的群众都是拥护者。

　　群众工作者李松源改名为苏拉民，他在这地区活动已经很久了，是这村的负责人。队伍日益壮大，部队进行军训，执行训练队员的是两个有经验的砂拉越战斗队排长乔治和阿那。那时虽然大家都知道苏哈多的残酷手段，但因华人受到革命烈火的燃烧都抱着满怀革命热情投入革命队伍，青年人都急着参军,华莪、孟加影一带是红色区，形势一片大好。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领导上准备在孟加影区域成立部队。1967年8月30日，梭菲安、黄汉从火焰山基地赶来，陈武侠等也在仙水港。

　　1967年8月30日下午2 点，我和鲁成教的队员八十人来到大操场，举行成立“八·三〇”部队仪式，梭菲安和黄汉就在靠近蔡高土附近山坡上的营房。参加成立仪式的有陈武侠、文多罗、我、苏拉民、老柯、阿增等，还有不少群众都见证了部队的成立。陈武侠讲了很多话，直到现在他的演说还非常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他说“我们革命就像造一栋房子，厕所要先做好来，建成的房子若没有电灯就一片黑暗，房子做好了，厕所有了，进去一扭总枢纽的开关，明亮的灯就能把整个房子照亮。“八·三〇”部队就是电灯总枢纽的开关。”

　　蔡高土以嘹亮的歌声高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有一位群众风趣激昂地讲话：“城市人都敢放弃一切来参加革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怎能躲进被窝里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乡”这一席话得到热烈的响应。

　　成立仪式结束后，二十个乡村的民兵代表成了“八·三〇”成员，他们各自回他们乡村组织民兵队。

　　1967年9月1日，我和文多罗被派到沙里门训练群众，直至9月6日训练结束。当晚我和文多罗接到紧急命令去莱伊山集中。我们从“八·三〇”部队中挑选出十多个健壮的队员马上出发，隔天就要到达目的地，平常走两天的路一个晚上就必须赶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半跑步急行军，下山滚下去，到半夜大家都很累，上午九点到达目的地，休息后出发来到莱伊山。

　　9月7日下午三点先在离杨掌兴家一段路的莱伊山上埋伏，陈武侠当总指挥员，三面伏击：陈武侠和我一队，哈山带一队，文多罗一队。

　　陈武侠交代若军方不缴枪就开枪射击，下午五点果然军人牵着牛走过来，阿金先开枪射击第三个尖兵，没打第一和第二带路的达雅人。陈武侠向军人大声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投降!”但军人硬冲，后来，军方打乱了，有的哭叫着说：“我受伤了。”

　　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前进，后面有医院！”当时我们展开一场近距离战斗，军方四个人，放走前面作向导的两个达雅人，没打他们，只有一个军人逃回去，击毙三个军人。9月8号我们到回战斗地点侦察，缴获四支枪，两支捷克自动枪AK，两支中国制SKS来复枪。9号军方一百多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收尸，尸体载回鲁万埋葬。我们把枪交给陈武侠以后回仙水港村。这次战斗大大提高士气，于是各村都组织民兵、训练民兵、成立了民兵队伍。村里的年轻人自愿报名参加民兵队。

　　不久，形势越来越紧张，苏哈多用新式武器进行大规模围剿。1967年9月的某一天，文多罗带队来到高土家吃饭时，接到一个情报说明天有军人来围剿，因为送信的老乡走到半路睡觉，因此接到情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来不及埋伏。文多罗带队走到屋后的树胶园，只有苏拉民在那儿不肯走，他想帮群众收拾东西再走。我们这一队也刚吃了饭来到高土家后面，不一会就听到驳火的枪声，我们马上倒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苏拉民受重伤，看看驳火位置，军方是在下坡，大概苏拉民听见动静马上走到外面，正好看见敌人便马上站着开枪，枪弹打到肚子下方。若他伏下来就不会打到肚子。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

　　一天，“八·三〇”部队接到陈武侠传来的紧急任务，重要领导人的部队被军方包围了，叫部队队员去扰乱他们，由文多罗带队去打警察局。这事件发生后，军方以挑拨、利用甘榜人进行烧、杀、抢，群众被逼出去集中，军方进行大规模围剿，我们跟上级的联系中断了，以后只好分组各自行动，“八·三〇”游击队就被分散了。

　　小平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失去群众的支持

　　1967年飞机场事件过后，华莪驻军才突然醒悟到已经失去全部武器了，苏哈多从中央调派大军来边界一带进行大规模围剿。反动统治者成功地执行了挑拨离间计，在内地兄弟族群中散布反华排华的宣传，迫使内地兄弟族群反华，不反华就是与游击队同罪，并伪造屠杀达雅人事件，引起达雅人的仇恨，军队配合愤怒的达雅人向华人发红碗驱逐华人，军方乘此机会发出不许华人在边区一带居住的命令。这充满炮火味儿地区的人们，经受不住强大围剿军的袭击，以此种反动政策，把边区一带的华人驱逐出家园，去山口洋等地集中，让西加、砂拉越联合游击队失去群众，失去粮食的来源，达到包围歼灭革命势力的目的。

　　所有群众的粮食都被围剿军毁掉，他们守在稻芭、木薯园、黄瓜园、谷仓。饿了的游击队员、华族群众去找吃的时候，被枪击毙了不少。

　　火焰山一带，因为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群众，根本找不到吃的，这时粮食已逐渐完了，游击队员为了在有情况被分散时每个人都能煮来吃，因此在背包后面背一个小罐，所谓背包也只是一两件军服，什么都没有了。最初我们大家还煮粥吃，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化，每人只分得一个小瓶盖这么一点点的米，我们为了塞饱肚子，便找些树叶放满满一罐水煮，用水和树叶来充饥，一天只吃一小瓶盖的米，当然无法忍受饥饿。最后就连一小瓶盖的米都没得吃了，我们饿得只吃树叶，寻找磨粮地点抛弃的谷壳、谷糠拾起煮来吃，或当干粮。没了粮食更谈不上盐和糖，大家的健康问题实在太坏了，骨瘦如柴。去山下洗澡取水，走上山的营房时，连脚步都挪不动，没气力，只得慢慢一步步地拖。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战友们没投降、没失去信心，我们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孟加影、华莪一带边区华族遭受屠杀和被赶出山区，山区广阔华族居住地，每个村庄只见一片荒芜的胡椒园、树胶园等空无一人，有的已经被内地人居住了。保得性命的一部分华族疏散到山口洋、坤甸一带地区或被送进日本沟集中营，他们几十年来的积蓄、财产、家园全被占据，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向华人住家行乞讨饭吃，吃了不少的苦。大家看到同胞遭受灾难，不少本地华人给予他们救济和援助，但也有一些人害怕沾上祸，自扫门前雪。华族的灾难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被屠杀被驱逐的血泪史，直到现在日本沟居住的难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斗争中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就像鱼离开了水，无法生存。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群众的支持。没有人力、物资的来源，在大规模围剿中，不能进行反围剿，日益处在越来越被动地位，西加革命武装斗争终告失败。领导上安排一批批的队员化整为零转入白区积蓄力量，继续坚持工作，最后保卫梭菲安的警卫部队，辗转于横平山、松伯港、米仓、瓜兰等内地森林中，以等待时机，从中继续进行建设，巩固组织，搞好统战和各族群众工作，最后才是进行武装斗争。

　　和平

　　略谈砂劳越人民游击队

　　第三支队的战斗事迹

　　作者：雪飞

　　革命局势的转变，在马印联合围剿和当时的领导意见分歧，以后第三支队走进更艰苦、困难的战斗生活了。后来再加上火焰山部队攻打了华莪机场的军事基地，对第三支队的影响甚大。从此第三支队同志面对更加严重的印尼军事“围剿”，军人派更大批军队上宋公基地，首先用军机去轰炸第2号和第3号芭（当时第三支队有四块芭）。

　　轰炸之后，大批军队就向第四号芭（即巴拔山）三支队的据点展开进攻。当时第三支队的同志在巴拔山据点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战斗，坚守了三天三夜。之后，叶存厚、杨柱中及有关干部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宜坚持下去，所以忍痛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据点放弃，留下小队在原地进行骚扰站，其余的全部转入森林。

　　自从1967年中，第三支队从巴拔山撤出转入大森林后，同志们的反围剿战斗生活就更加艰苦困难了，主要是没有粮食来源，以前的第2、3号芭种植的稻、番薯、木薯、菜类等，都完全不能收割了。他们储藏的粮食也没法拿到，还有过去火焰山部队供应给他们的米、盐（尤其是盐）都断绝了。

　　火焰山部队的同志也撤走了，从此就无法联系到。之前民运工作组还能在宋公山搞群众工作，在伊班长屋还能搞到食物，之后转入大森林，以上的一切都无法进行和得到了。从此以后，第三支队的生存全靠在深山里寻找。67年下半年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好，因为是果子季节。他们走到一个榴莲山就驻扎附近捡榴莲吃，也能找到竹笋、木薯叶、巴古菜等。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不能住太久，一有情况，他们就要转移。

　　从67年中至69年5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第三支队的同志一直在森林里，印军一直在追剿他们，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艰苦，到后期，榴莲、竹笋、巴古、木薯叶完全找不到，他们就吃榴莲叶、树头酸（一种长在树干上的果子，又酸又涩），山蕃薯（一种有毒的果子，要经过煮漂水等去毒过程后，才能食用），山香蕉芯、榴莲核，树枳和锥子等。凡是可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吃了这些东西，又加上没有一点盐，同志们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他们的脚脸浮肿，导致行动很困难，本来只要走两个钟头的路，他们要多走两倍的时间。

　　同志们面对饥饿又面对印军的追剿，可是这一切险恶困境都没有动摇他们革命的决心。他们饿着肚皮还是坚持继续前进，每次遭军人追杀的时候，军人一直在高喊叫他们投降，可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下枪支举手投降。只有那些被打伤走不动、或饥饿到不能走动的同志，才活活被敌兵抓去。这些同志有：刘月兰、曾云锦和李雪娇等等。

　　在68年中，在一次军人追杀中，当时共牺牲了7位同志，因为这组的同志多是病弱的，另外有一位女同志的小腿被子弹打到流了很多血，身体又虚弱没有办法行走，杨柱中叫她暂时躲在一个竹丛里，待情况较松时才倒回来接她，其他同志就从水路撤走。过后不久印军又来这里追剿，发现有血迹，就开枪扫射，又再次打中躲在竹丛里的女同志的脚，那位女同志受伤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而暴露了。但随后她也昏迷过去，被军人逮捕。

　　之后，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同志又打算想撤回附近的边区去，当时还剩下三十多位同志，但是有半数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困难。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坚决的不同意，决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这样大家就一起再坚持继续前进。

　　到68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严重，剩下来的同志体质也越来越弱。在前进的路途中陆续遭到陆军追杀，同志们陆续的病死、被活抓的，有的被印兵打死，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危亡处境，他们还是不愿意投降，宁愿坚持战斗到流下最后一滴血。

　　到了69年3月，只剩下了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阿水、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把这条反围剿的道路走下去，不久又遇到军人的伏击，这场战斗中，第一个中弹的是杨柱中，王美銮在他身后，看到他倒下去，没有动，就伸手去拉他的脚，可是已经没有反应了。王同志就把杨柱中的AK强拉下来丢给她身后的曾永光，而曾永光原先拿的是射击速度较慢的来复枪，当曾永光接过AK枪马上就向印军扫射，使同志们顺利撤退。

　　与此同时，叶存厚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压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叶存厚的背包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叶同志有喜欢写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所遇到或做过的事情，都会写在日记簿上，所以，在几年来的反“围剿”战斗中的许多千辛万苦、有血有泪的史迹记载下来，因此，他在临死前一直望着他的背包，希望同志拿走他的背包。后来，叶存厚的这本日记给政治部拿到，曾经在保安行动委员会公开展出。

　　1969年3月间，两位领导同志牺牲后，剩下6位同志，他们不但没有去投降，还在森林里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遇到印兵袭击，又再牺牲了阿水、秀妹和梅枝同志。

　　最后只剩下曾永光、王美銮和余秋兰三位同志了，他们仍然在坚持突围，某日，一位女同志去寻找食物时，又被敌兵发现，又被追杀，在这过程中曾永光失散了，另两个女同志向一方向，他们已饥饿到几乎都没有力气走动了。不能走就半走、半爬、半滚。后来她们无意中爬到印兵驻扎附近一个斜坡就倒下来，听到军人讲话声，她们实在太疲弱了，全身都软下来，根本无力再走了。这时她们心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她们昏昏沉沉一倒下去什么时候才苏醒过来也不知道。她们醒来时想去找食物充饥，哪知道她们一滚就滚下河边，那时恰好有几个军人在河边冲凉，突然看见两个人滚到他们面前，军人也吓了一大跳。这两位女同志也吓到惊叫起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被印兵抓走了。

　　摘自砂劳越友谊丛书《风雨年代》2002年12月3日出版

　　武装斗争失败后的新策略

　　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下山。梭菲安、王明、陈武侠他们重新检讨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敌我强弱悬殊、失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苏哈多军大规模围剿，使武装部队陷入被动地位，无法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部队领导决定退回白区再搞群众工作，重新打好群众基础是基本目标。

　　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西加武装部队成员转移到沿海区，他们脱下军装成为平民，落实到群众中去，和农村群众一起到田里种田，海里撒网打鱼，一起吃苦和群众打成一片。

　　1969年2月在横平山的格兰坪举行第一次研讨会议，当时参加者梭菲安、陈武侠、王明、老马、陈福意、林英、东方红、展明、向黎、朝黎、小雁等十多位干部，进行激烈的讨论和总结多年来的错误路线，重新安排工作和决定新策略。

　　会议决定：

　　1. 因局势变化暂时停止武装斗争，部队化整为零。

　　2. 实行两项任务：

　　a.重新建立党组织

　　b.成立A局、B局、C局

　　3. 决定全面发展群众工作路线。

　　第一次会议总结经验时，批判了陈武侠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把他下放到群众工作单位。

　　1970年在米仓的移公山举行第二次干部会议，

　　1. 决定革命对象和斗争方向；

　　2. 总结群众工作经验；

　　3. 建立滨海局和卡江局。

　　从讨论中决定了新路线，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必须推广到卡江上游去，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梭菲安重新调整领导单位，建立宾海委员由G负责和卡江委员由Z负责。成立以梭菲安为首的三人最高领导委员会。

　　红旗党报由梭菲安主编，老马执行编辑，以进行思想教育和报导组织内部消息。

　　会议结束后，大量群众工作者，下放到卡江上游搞达雅族以及其他族群中工作，真正做到落实群众路线的工作。

　　1971年在瓜兰的农场举行第三次全体滨委、卡委干部研讨会议，学习和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并且讨论和执行“贴标语”运动。这是革命彻底失败前召开的最后一次研讨会。

　　和平

　　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于1966年最后一次领导人民两项任务内阁会议上演讲[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挑战达雅族乡村

　　由于1970年在移公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新决定，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扩展到卡江上游，落实到达雅族乡村。革命的胜败取决于群众，能不能推动和搞好达雅族及其他族群，是对我们革命者的严重考验和挑战。

　　我和几个朋友坐卡江的万隆船，经过几天几夜来到华族小市镇，我们以难民身份作掩护去做工，解决了吃饭和立足问题。然后开我们自己的杂货店，几个同志住在一起，解决了身份问题。

　　我们和当地驻军的关系搞得好，以做生意的名义，到达雅族乡村搞群众工作。做生意只是一种工作形式，利用当地华人和达雅族人的良好关系，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位华族，太太是达雅族，他的小孩都能讲客家话，他们在达雅族地方也有个家，我经常跟他的孩子到达雅族地方卖衣服，卖发夹、镀金项链等作为打好关系的桥梁，也给她们烫头发，我的烫发技术不大好，没学过，只凭勇气，用老式烫发，就是用火烧铁针热了才夹到头发上。

　　我们作买卖或烫发什么的都没用现钱交易，在内地乡村没学校，他们没读书，因此当地人民不懂得钱的使用，甚至不知道钱是舍样子。只好和他们交换米谷，树胶，登加旺等当地产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要做群众工作又要养活自己。

　　我和我这些达雅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种稻，休息之际，他们喜欢抓被火烧死的树干上的小昆虫吃，咬得滴滴答答好像挺好吃的样子，他们也要我抓来吃，我不得不抓来吃，活生生的昆虫放进嘴里怎么能咽得下？我偷偷地吐出来放它走。他们挺能看出在洞里有山蜘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麻蜞（小螃蟹）这么大的蜘蛛，抓到后就烤来吃。黍粉树里的虫很肥胖，也都抓烤来吃，挺香甜的。

　　我在跟他们打交道中，经常住在一家甘榜头家，甘榜头有妈妈和一个太太，没兄弟姐妹，而他也没孩子，我当时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已是三十多岁，因为我和他妈妈结拜姐妹，他非常尊重我，叫我阿妈。起初觉得好笑，但久了倒觉得亲切。我经常学习他们的达雅语言，他们每次开甘榜会议时，只要我在我都喜欢听他们讨论些什么。最初完全听不懂，甘榜头或德盟公在开会前必须念一套好长又很顺口的开头语，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世代相传下来的文化。不容易念，但他们念得非常快非常顺耳。

　　他们不管在开头收割季节或喜宴、死祭，处理甘榜的事务、偷窃、打架，坐下来开会，开头都必须以此种念开头语的形式。他们没有进学校、没学习文化，但他们根据世代相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就是在饥饿的季节，都很少听到有偷别人东西的事情发生。他们出去好远的地方种植找食物，除了几家留下孩子，其他屋子都空无一人，里面的东西也不会被偷窃的。这里较少出现奸诈虚伪，也比较有友爱的精神。

　　我曾去开一座稻芭，我不曾当农民，当然我完全不知怎么种稻。他们帮我砍树烧山，帮我插洞播种，我只给他们吃饭，不久他们又来帮我拔草，我也给他们吃饭，他们开稻芭，我也帮他们工作，他们也给我吃饭，我们互相帮助。一边工作我的朋友一边给我讲故事，讲了好多达雅族民间故事，其中一个坏姐姐陷害妹妹换丈夫、米老鼠的故事、为什么会有瀑布（我们要去这甘榜要经过一个瀑布）、仙人桌的故事（在一个乡村有石桌和椅子，还有他们吃的杻栎盘）、沙拉外的石臼等。对我来说这些故事传说非常宝贵，但有些故事已忘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相对唱山歌(pantun)，一首山歌有时是讽刺性或开玩笑的，他们能很快地流利回答对歌，而且对得很好。我也觉得奇怪，他们没读书，但是能演讲得这么好，对山歌对得这么好，故事讲得这么好呢？甘榜里的事情也处理的有条不紊！这里他们信奉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我参加了他们的结婚礼仪，收成礼仪、送葬礼仪。

　　Pantun

　　达雅族乡村人民的山歌:

　　Kalau ada sumur diladang,

　　Bolehlah kita menumpang mandi.

　　Kalau masih ada umur yang panjang,

　　Bolehlah kita bertemu lagi?

　　如果在田里有井水，

　　我们可以借光洗个澡吗？

　　如果大家寿命还长，

　　我们还可以再相见吗？

　　Kalau ada jarum yang patah,

　　Janganlah engkau memakai lagi.

　　Kalau ada kata yang salah,

　　Jangan engkau simpan di hati.

　　如果有断了的针，

　　你千万别再用它。

　　如果有错了的话，

　　你别深藏在心上。

　　《Pantun》 由老刘供稿 和平翻译成中文

　　一、 结婚礼仪

　　根据达雅族人的风俗，他们有早婚的风俗习惯，女孩子九岁、十岁他们一般上已经有婚约，一个十多岁至二三十岁的男子就已经向这些女孩子求婚，男方经常等女方长大，大概最重要的是杜阿酒(arak tuak)已经准备好了，女孩十三四岁就可以出嫁。有一次我跟一个刚12岁的小女孩烫发，这女孩非常漂亮，她告诉我收成的时候她要结婚了。

　　他们的结婚典礼经常是在收成以后，上年如果收成好就已经先酿杜阿酒。有的因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没请酒席，只是简单的婚宴罢了。

　　有一天达雅甘榜头和德盟公及其他朋友邀我参加附近甘榜人结婚之宴，听说有杜阿酒我特别高兴，我经常听说杜阿酒好香，但还不曾尝试呢，这正是好机会。

　　我们用一艘小船，前面后面一个撑竹篙的，在河面上一撑船就向前行，两个多钟头来到婚宴的地点，我们上了船，就听见铜音声在丁丁当当地响，我们高兴地来到结彩的家，已经有人把我们引进屋去，接着坐在竹编成的地板上。

　　成群的人群围着一个一个的瓮，大约有十个瓮，瓮里插着用稻管做的吸管，我先被邀请去跳朗岗舞，我跟着他们扭啊扭，手也伸平直摇啊摇，自由自在的没有一点约束，要跳的就毫不犹疑地上前跟着Gamlang锣声在扭。扭了后就坐下来喝杜阿酒，我咬住了吸管然后慢慢地吮吸品赏，有点苦味也有诱人的香甜，吸上两三口后马上觉得天旋地转，喝醉了，倒下马上睡觉，他们叫醒我回家的时候，我摇摇欲坠、跌跌撞撞跑回船上。

　　二、送丧礼仪

　　我们来到一个乡村，听到很长的哭喊声，根据达雅朋友说，家里人去世了，哭的声音要放长而且要响亮，米谷多的也就是有钱的，可以留棺五、六天。这家她的孩子去世了，配着敲锣声Gamlang的乐器，好像哭得很伤心。

　　送葬的时候，一些人戴着牛鬼蛇神的面具，据说是鬼神来迎接阴魂回阴间，敲着锣跳着舞，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正出神地观看的时候，几个人走上前来，摸了我们的脸一把，当看对方的时候，才吓了一跳，整个脸成了黑脸，只看到黑白转动的眼睛。原来他们用黑锅底加椰油摸在观看的人脸上，我们用水洗不去，只好找肥皂擦，非常有趣。

　　三、收成偷稻仪式

　　我也种了一个山头的稻禾，因为气候不好，很久没下雨，稀稀疏疏地结了些稻穗，收成一定不好。当收成季节，整村的人轮流收割，轮到收割我的稻谷，虽然只收了几箩谷，但还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首先有一组人先到要收割人的稻田偷割稻，如收割我的稻山时我假装不知道他们已在采收我的稻山，就叫“偷稻”，割了一篮的稻谷由带队的来到我们的茅屋前，然后队长讲了一大堆听不懂的非常流利好像诗歌这么动听的达雅语，所谓前言，意思是我们偷了你的谷，对不起，现在还你，但愿你明年有更好的收成。

　　我们的饭菜煮熟了，偷谷的回来了，我们马上开饭，虽然菜很简单，鸡煮树薯叶，一样菜而已，但非常好吃。当我吃完饭，他们竟把他们盘中剩下的饭菜往我头上倒下来，我被淋得非常尴尬，我说怎么搞得，他们哈哈大笑，说这是风俗习惯，他的意思是年年收成有余。我也笑着去洗澡。

　　四、最朴素的人

　　我曾和三四个朋友在达雅朋友的带领下，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落后达雅族农村，女人腰上只围着围裙，上身有的穿内衣有的没穿，光着两个奶。

　　在那儿我们也刚好碰到几个达雅族男人，以最原始的围着屁股下部的布(Pan jiau wat)，大方地扛着打死的山猪向我们走来，相隔还好远一种难闻的味道已经传来，当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猪已经生虫了，肥肥的虫在钻，他们说已打了两三天的山猪，特意让它生虫腌了，这样更好吃。

　　我们自己在外面煮树薯吃，他们也煮山猪吃，他们好客特意邀请我们，我们按照风俗在山猪的菜上用手点了一点，就是意味着我们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了。

　　我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上山种谷、收割、一起喝TUA酒、一起跳LANGGANG舞，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一起挨饿。我第一次看到挨饿的人民是那么痛苦的，他们从十月份已开始吃薯莨、野菜、竹笋、蘑菇充饥。

　　薯莨是一种薯状的果物，削了外皮以后，切成块然后用篮子装了放进流水中冲两、三天，才能拿起来晒干后锤碎做成饼来吃，不经过此过程将中毒甚至死亡。

　　我们好几天没吃饭只吃薯莨拌芭姑，我曾跟他们一起吃大树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树菇，像雨伞那么大，大约一米宽、一寸多厚。吃起来没味道，有点酥。如有饭吃当然不可能吃这种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没半点营养的东西，只是为了塞饱肚子吧了。他们种的蜀黍都被山猪抢着吃完了。

　　在青黄不接的饥荒月，我目睹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两三个月粒米不进肚，我目睹一位十一岁小女孩已经剩下一口气从她的乡村送下来，他们煮了一点米汤喂她，就这样救活了她。有一个乡村死的人最多，他们吃浸在水中的一种树的皮，最后很多得肚子疼死去。我朋友的妈妈告诉我，过去有一次大饥荒，什么都没好吃了，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他们吃树菇，连树菇都没有了的时候，树菇不消化，大便后再捡起来洗了再煮来吃。

　　达雅人种稻只能种高山丘林，因水量少太干燥以及季节的变化，都会造成收成失败。要渡过很长的青黄不接时期，直到二月份才收成，因为向放债主先欠账借米谷，收成时必须加倍还债。如果收成不好，刚收割后一两个月又得挨饿了。每年都饿死了不少人，尤其是小孩儿瘦得不成体形骨瘦如柴，夭折的更多。大概一月份出水果季节，他们便吃水果充饥。约二、三月份才开始收成。我亲眼见一位达雅女人，孩子刚生下几天，因为母亲没乳水，又没牛奶或米浆水，结果用榴莲喂孩子吃，才出世几天的孩子吃了榴莲哪能活？

　　我与达雅友族同胞共同生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应该更加关怀内地达雅族人民的生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应该让他们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达雅民族的进步就是印尼人民的进步。

　　和平

　　最后一次研讨会

　　1971年，农场的一个隐蔽地点，在警卫班的严密防卫下，召开了全西加滨海局和卡江局的干部研讨会，这是在西加革命遭破坏以前的最后一次干部研讨会，参加者达四十多位。会议前进行学习讨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各单位作报告并互相学习搞群众工作经验，最后集中研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上的决定：贴标语！

　　最初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时，非常严谨和艰苦，有时地点暴露遭被捕，在没有法律庇护下，不少被枪毙受屠杀。当我们把斗争矛头转向西加最北部的森林搞武装斗争后，因政策上的错误，在武装斗争中无论砂拉越或印尼的革命者和群众，牺牲了无数优秀的好儿女、好干部！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武装斗争失败后，我们被调往最东部的卡江上游搞群众工作。亲身体会到革命工作的艰苦，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硕果得来何等不易，没经过这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最后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一些干部和革命种子，多么宝贵！

　　我是参加最后研讨会者之一，我倾听许多干部的发言，尤其是干部班班长雄民激烈鼓动性的演讲。他说：“为了让群众得到革命烈火的锻炼，使革命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壮大，贴标语是锻炼群众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以考验和激励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斗争情绪。”

　　有位干部说：“到处贴标语，军人就会吓得疯狂了。”接着一个个上去发言，不外是热烈支持“贴标语”运动。我急了。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我经历过一个事件：九卅前我与一位同志曾被派出外地搞工作，她很热情而且忠心耿耿，她认为应利用合法时期，尽量发展和公开地搞。而我认为尽管合法时期组织问题也得保持一定的秘密，以防万一。真的，当九卅事件发生后，因为她工作地点搞得热火朝天太暴露了，九卅事件发生的时候组织全被摧毁，群众被逮捕，遭受极大的打击。根据这一经验教训，我想必须尽量阻止“贴标语”这一可怕的行动！

　　为了说服大家，我还向大家介绍我过去曾读过的一本中国革命时期的小说，故事情节与印尼革命类似，大意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几十个乡村的干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反抗，组织暴露了，结果遭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大逮捕和屠杀。这时仅一个村的领导干部，平时领导群众在表面上服从日军的命令，日军叫修路他们修路，叫送粮就送粮，日军认为他们才是好样的，中国人的好，其实他们暗地里在进行抗日活动，结果仅这乡村保存了村干部，被日本追杀后剩余的其他村干部，都在这村保存了下来。

　　最后我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尽量保存力量，保护我们的干部！贴标语非常引人注目，政治触角非常灵敏，我们的革命工作各方面还未成熟，卡江一带族群工作刚开始取得一些收获，这一行动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雄民作为研讨会班长，他不曾经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们认为搞革命非常轻松，他听了我的谈话便严肃地问我，卡江一带要不要跟着“贴标语”行动，我说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决不参加贴标语行动！我的发言马上受到一些干部激烈的抨击，尤其是雄民（贴标语行动后被捕成了大叛徒），说我不积极支持组织政策，结果想站在我一边的同志都畏缩不前。

　　会议结束了，各回各的岗位的时候，沿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贴标语活动。事实证明，贴标语行动带来了不堪想象的后果。我们卡江一带民族工作虽没贴标语，但也被风暴卷进去。举棋不慎，全盘皆输！

　　和平

　　

　　

　　

　　

　　1998年5月，愤怒的印尼人民，占领了人民协商会议大会堂并爬到屋顶，宣布印尼人民自由民主的胜利，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烈士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誓死奋斗  牺牲付出，

　　打擊了敵人的暴虐統治，

　　喚醒教育了千百萬人，

　　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

　　唯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烈士永在我們心中。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誓死奋斗  牺牲付出，

　　打擊了苏哈多的暴虐統治，

　　喚醒教育了千百萬人，

　　推動社會的進步發展。

　　唯有犧牲多壯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烈士活在我們心中。

　　

　　

　　烈士栏

　　革命斗争中不少游击队员相继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壮烈栏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加出色的优秀儿女的芳名，他们是：

　　名字

　　笔名

　　地区

　　牺牲地区或其他说明

　　1

　　梭菲安

　　大哥、赫鲁

　　马辰

　　1974年农场

　　2

　　彭任能

　　二哥

　　semitau

　　1966年坤甸

　　3

　　陈武侠

　　三哥、

　　陈礼夫、老钟

　　坤甸

　　1980年坤甸狱中

　　4

　　黄昆函

　　梭罗

　　1968年火焰山

　　5

　　Hasan

　　爪哇

　　1972年

　　6

　　Umar

　　爪哇

　　1972年

　　7

　　Asan

　　爪哇

　　1968年

　　8

　　李松源

　　苏拉民

　　坤甸

　　1968年孟加影

　　9

　　钟志盛

　　艾芬迪

　　彬路

　　1968年火焰山

　　10

　　周淑芳

　　阿兰

　　昔加罗

　　1968年宋公山

　　11

　　蔡兰花

　　阿春

　　加油打南

　　1979年木杆山

　　12

　　陈福意

　　树华

　　坤甸

　　1973年道房

　　13

　　陈鸿义

　　嘎甲

　　1967年孟加影

　　14

　　许添城

　　坤甸

　　1968年孟加影

　　15

　　林文佳

　　阿灵

　　老港

　　1968年孟加影

　　16

　　李翠燕

　　李燕

　　坤甸

　　1968年孟加影

　　17

　　鲁基山

　　坤甸

　　1967年火焰山

　　18

　　乌拉

　　坤甸

　　1969年邦戛海上跳海

　　19

　　郭正

　　淡水港

　　1971年淡水港

　　20

　　雅美

　　小梅

　　坤甸

　　1967年火焰山

　　21

　　许景玉

　　红云

　　坤甸

　　1968年火焰山

　　22

　　张珍

　　山口洋

　　1968年火焰山

　　23

　　苏西

　　坤甸

　　1968年火焰山

　　24

　　李小明

　　小明

　　1968年火焰山

　　25

　　伟保

　　华莪

　　1967年保安站

　　26

　　阿安

　　文岛宜

　　1968年

　　27

　　张添

　　华莪

　　1967年火焰山

　　28

　　方达

　　砂拉越

　　1968年火焰山

　　29

　　增贤

　　华莪

　　火焰山

　　30

　　文峰

　　骨碌

　　火焰山

　　31

　　许忠科

　　老虎

　　大院

　　1973年道房

　　32

　　刘胜强

　　阿周

　　木杆

　　1973年农场

　　33

　　吴强

　　华莪

　　34

　　周文辉

　　昔加罗

　　1973年道房

　　35

　　如海

　　坤甸

　　1973年道房

　　36

　　国平

　　丁加邯

　　1968年昔邦

　　37

　　蔡高土

　　仙水港

　　1967年孟加影

　　38

　　余克强

　　华莪

　　1972年4月19日，印尼西加打马约森林

　　39

　　陈贵华

　　华莪

　　1967年华莪

　　40

　　温兰

　　华莪

　　1967年

　　41

　　陈亚添

　　华莪

　　1968年华莪

　　42

　　欧伢子

　　华莪

　　1968年华莪

　　43

　　邹德福

　　华莪

　　1968年华莪

　　44

　　彭才

　　1968年

　　45

　　彭真

　　1968年

　　46

　　细拉

　　华莪

　　1968年

　　47

　　林虎

　　1968年

　　48

　　奇宝

　　1968年

　　49

　　黄永生

　　山口洋

　　1968年

　　50

　　江华

　　1967年火焰山

　　51

　　华明

　　1967年火焰山

　　52

　　朱波

　　1968年

　　53

　　小云

　　1968年

　　54

　　陈耀章

　　华莪

　　1968年华莪

　　55

　　余川

　　华莪

　　1968年华莪

　　56

　　吴禄

　　华莪

　　1968年华莪

　　57

　　黄添华

　　华莪

　　1968年华莪

　　58

　　黄明添

　　华莪

　　1968年华莪

　　59

　　阿云

　　华莪

　　60

　　嫦桃

　　建平

　　三发

　　1972年，因雄民叛变在Sebedang红顶被枪毙

　　61

　　曙光

　　邦戛

　　1972年，因雄民叛变在Sebedang红顶被枪毙

　　62

　　红民

　　1972年，因雄民叛变在红顶被枪毙

　　63

　　阿平

　　1972年，因雄民叛变鲁皖被枪毙

　　64

　　高远

　　1972年因雄民叛变受酷刑枪毙丢到他姐家

　　65

　　朱贵香

　　大树山

　　1967年火焰山

　　66

　　郑福平

　　大树山

　　1968年昔帮

　　67

　　郑秀琴

　　大树山

　　1968年宝宝山

　　68

　　黄保禄

　　大树山

　　1968年宝宝山

　　69

　　志满

　　火焰山

　　70

　　阿强

　　火焰山

　　71

　　刘华明

　　火焰山

　　72

　　刘佑远

　　火焰山

　　73

　　刘佑申

　　火焰山

　　74

　　刘国平

　　大树山

　　1968年昔邦

　　75

　　刘永添

　　大树山

　　1967年昔邦

　　76

　　细拉

　　火焰山

　　77

　　乌云

　　火焰山

　　78

　　惠兰

　　火焰山

　　79

　　雪荣

　　火焰山

　　80

　　林文招

　　山口洋

　　1968年木杆山

　　81

　　向导叶伯

　　昔邦

　　1968年火焰山

　　82

　　向导铁伯

　　1968年火焰山

　　83

　　向导马里

　　1968年火焰山

　　84

　　黄健源

　　大树山

　　1968年阳冈山

　　85

　　朱桂香

　　大树山

　　1968年在火焰山

　　86

　　蔡景平

　　巴西

　　1968年在火焰山

　　87

　　张学伦

　　巴西

　　1968年宝宝山

　　88

　　黄美香

　　大树山

　　1968年宝宝山

　　89

　　吴船

　　华莪

　　1968年华莪

　　90

　　张华明

　　乌拉外

　　1968年宝宝山

　　91

　　林明兴

　　双沟阿金（象尾）

　　1968年在集中营问案被打死

　　92

　　三友

　　坤甸

　　1972年在集中营问案被打死

　　93

　　小燕

　　94

　　何健英

　　95

　　沙末

　　96

　　胡伯

　　97

　　拉迪

　　98

　　永勇

　　99

　　小明

　　100

　　莫泽光

　　101

　　武兴

　　102

　　阿末

　　103

　　曾贤

　　104

　　许宝

　　用飞刀刺死后肝被生吃。

　　105

　　彭财伯

　　孟加映

　　你曾来过这世界上

　　过去的战友们根据记忆，缅怀在艰苦环境中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忠实战友和他们牺牲的经过。以上所提之芳名，只是被追忆的一小部分，至于没被写进去的其他无名英雄，因未查究，请见谅。还有很多牺牲者和革命群众，不管是在战斗中或是在白色恐怖的各种情况下被枪杀、被砍头、被折磨、病死、饿死的朋友，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最勇敢、最优秀的好儿女，为了自由和正义，他们抛弃一切，甚至奉献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朋友应该含笑九泉。1998年5月印尼民主运动取得最后胜利，推翻了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苏哈多政权，这里也有西加革命者斗争流血所得来的一半果实。因为印尼西加反苏哈多政治迫害的斗争，完全是为争取印尼民主的正义斗争，战友们的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印尼民族的英雄和光荣。

　　战友们，你们曾来过这世界上，你们也曾给这世上点上光和热！我代表我们全体还活着的朋友，为你们献上一束白色的鲜花，为你们神圣的灵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纯洁的红心，默哀致敬。

　　和平

　　阿因的寄语

　　当时针锋相对时期，军人大规模围剿我们，部队处于被动，战友们在吃不饱饿不死的情况下，在海拔一千多米高山上（火焰山），寒风吹来刺骨，身体在颤抖，那时战友们没有动摇过。革命斗争的理想变成水上泡影，一些热血沸腾的青年，白白献出宝贵的生命。啊！四十多个春秋，有谁在纪念他们？我同乡的战友阿安，他牺牲在军人的刺刀下。每次我回家乡见到阿安的妈妈时，她一直在流眼泪，四十年的泪水，四十年的痛苦，老妈说：只有在心中祈祷，但愿她的孩子在天之灵能安息！

　　2007年阿因给编者和平的短信

　　梭菲安

　　作者：红英

　　梭菲安出身在南加里曼丹马辰的一个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长老家里，父亲对他特别严厉。自十三岁就离开家乡到爪哇岛读书，为了印尼的独立自主，他从小就参加抗荷游击队，坚决与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曾被荷兰殖民地政府逮捕过，进过监狱。

　　1960年被派到西加里曼丹搞西加党工作，是印尼西加印共省委书记，也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是当时苏加诺政府的一名要员。1965年担任过西加民族统一战线主席(Ketua Fron Nasional)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组织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在华族群众的掩护下，继续领导着地下革命工作。

　　1967年初，联系上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黄汉，并转入森林，经过与黄汉和林和贵的磋商后双方决定携手合作，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成立武装部队，于是火焰山部队便宣告成立。

　　1967年7月15日在双方配合下，打响了西加革命第一炮的华莪飞机场战斗，西加武装斗争便爆发了。

　　八年来他领导西加人民进行艰苦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从没有群众直到发展至沿海区和卡江一带广大群众。但是由于他在组织领导上犯政策上的错误，左倾幼稚急性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主使下，以梭菲安为核心的最高组织领导层，把多年来进行了艰苦危险工作的全部果实，全付之失败了。

　　1974年1月13日，他自己警卫队班长被捕而带兵包围他，在军人重重包围下，牺牲了。

　　陈武侠

　　1965年九卅前陈武侠是印共省委委员，兼任籍民学校校长，他是西加的高级干部，苏哈多政府当然要逮捕他，他逃脱追捕后，就一直受革命群众的保护躲藏了起来，转移了好几个地点。当时的干部除了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外，其他大多数都已被监禁在监狱里或被杀害。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们三位领导人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转入地下斗争，保存实力。西加群众工作者在昔邦与砂劳越的领导人黄纪晓取得联系后，陈武侠便上边区做各种准备工作。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劳越领导人林和贵、黄汉等进行会谈。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派在昔邦搞组织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和砂劳越领导人黄汉和林和贵进行更进一步商讨。

　　以后陈武侠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当指挥员，在孟加影他指挥了几次的游击战斗，都得小胜而归。由于形势发展越来越恶化，于是他们转移到木杆王明站，后来化整为零，回到白区搞群众工作。

　　陈武侠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在红旗报刊发表，以‘学思’为笔名，文章内容提出我们必须先搞好沿海区华族工作，抓好华族经济，然后慢慢地向内地开展，不能性急。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梭菲安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批判学思的思想作风，批判学思（陈武侠的笔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学思只想个人享受不想在艰苦的落后农村搞达雅族和其他族群工作，只想在沿海区搞轻松的华族工作。

　　其实陈武侠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他也很聪明，对军事知识和政治认识也比较高，他有一段时期的战斗经验，也经历过不少困难。他从一个上层领导干部被贬为平常的群众工作者，对于他一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干部，不管在任何情况和打击下，他都很乐观，没有悲观的情绪，他总是哼着歌吹他的口哨，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革命队伍完全失败之前，有些人认为‘学思’的看法并没什么大错，要为他平反。他只是对组织工作犯了些比较狭隘的地区主义，较片面性的资产阶级作风之表现。

　　本来革命斗争队伍应该全面性发展，不能靠局部性的工作，同时干部的工作应向四面八方向各民族扩展，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如陈武侠的警卫员世民含着眼泪说：“不应该因为他犯了些错误就把他置于死地。”陈武侠并不否认向落后农村发展，他当时曾对向他攻击的干部说：“我不会如你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严重吧！”但来不及平反，他已被逮捕，法庭上判他十六年徒刑，他接受和肩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最后1981年在国际形势催促下全体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剩下他自己在监狱，就在出狱的前夕，不知什么原因，陈武侠无缘无故地死在被锁着的狱房里。

　　和平

　　

　　陈武侠（上）与王明（下）在法庭上

　　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

　　淡水港有位为人可敬的郭正老伯，对人慈祥、和蔼可亲。他的家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家，地板是用泥土做的，从前堂到厨房都是坚硬的泥土，家庭还一直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堂两把椅子，男左女右，郭正老伯是一家之主，左边座位只给郭正老伯坐，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他经常在那儿喝咖啡、喝茶，客人可以坐在右边与他同饮或谈话，铿锵的声音，虽已过七十，但让人感到精力充沛，讲话时语重心长,很有分寸。

　　孩子们非常尊敬他，爸爸讲的话没人说不，就是村里的人都听他的话。发白的短头发，已渐白的眉毛，锐利的眼睛，白皙的脸，每天都穿白色衬衫，大脚农民裤，让人感到一位伟大的父亲形象。

　　吃饭摊上席子，一家大小就坐在席子上，老伯先动筷夹菜吃，其他才随着吃，老伯离座其他人才站起来。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客，大儿子阿兴，已有几个孩子，郭正老伯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孩都还未结婚，他们非常勤劳地干种田的活儿。小儿子阿客一有空则出海打鱼抓蟛蜞 (小螃蟹) ，家里谷仓储量够吃还有余。

　　郭老伯他老人家扶幼济穷，当65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山区大屠杀华人，一些山区的华族向市区逃亡,他收留了一家逃亡的难民，在他的椰园搭了间房子，并且还将谷仓里的谷扒出来支援他们。只要有意义的事，有人要求帮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有一位中医叫林振先生，对妇女病非常有把握，医德很好，但习惯抽大烟，跟郭老伯交上朋友以后，老伯买了酒让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一有空他就过来饮酒、谈谈心，慢慢地便把大烟戒了。村里的鳏寡孤儿他都愿意给予援助。

　　他是一位政治认识较高、抱不平、支持革命的群众。很喜欢讲时事，谈论中印世界新闻。革命者来到他家就如回到自己的家那样温暖，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组织解决革命工作者吃和立足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1970 年7月29日下午2点，他家被坏人告密，侦探在放书籍文件的草丛中监视，他小儿阿客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接着把郭正老伯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逮捕，带到松柏港军部锁一夜，翌日三、四点载到喃吧哇警察所。

　　家里只剩下小孩和郭老大妈，恐慌无计。有个小女孩12岁，另外还有两个十多岁的乡村女孩被当地地方军头逼着带到后椰园的路上被强奸了，她们哭喊着叫救命，在光天白日下, 苍天椰林见证了这禽兽不如的罪行。

　　兴哥对我说：“我和我爸爸同一个房间被审讯，只许我们穿一条短裤，从晚上7点开始审讯直到午夜12点多。我亲眼见证了军警对爸爸的酷刑拷打。问爸爸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书和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强迫我们承认是共党分子,并要我们报出去过大屋(我们对老伯家亲切的称呼)的名字和有关者的居住地点。我们都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大的木棍抽打在爸爸瘦而老的身上，叫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枪枪头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槌打，直到两手手指全肿得像鸡蛋甚至断碎了，然后手扶着桌子弯着腰用拳头大的木棍打腰脊，人倒下去扶起来再打，几支木棍也打碎了，全身血肉不分已完全没有了皮。军人一把抓住我爸爸推到椅子上，叫人再找来木棍，然后用棍子的尾端插向爸爸的胸部，顿时胸骨断了，他倒了下去。”

　　兴哥和他爸爸分别受刑，棍子落在他的手、背、胸，脸也破而流血了，他指着消瘦的脸对我说：“你看，直到现在我脸上还有痕迹，他们用烟火烧我的脸、背，烧全身。然后他们用还热的火灰从头上倒下来，在我满身是血和伤口的身上涂上火灰，这种痛苦可想而知，但我已失去了痛的感觉。”

　　客和他的姐姐也同样受毒刑，然后各监禁在另一房间。半夜12点多，郭老伯被拖回狱房，还有第二的儿子金哥也受毒刑后和兴哥以及他爸爸关在一起。大家都伤痕累累，痛累地倒在地板上，他们躺在爸爸的左右，郭正老伯还对他孩子说：“我们千万别牵连别人！一切危险我们自己担当！”三个人躺着都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大约一点多，他们看到爸爸没声响，金哥便试探他鼻子，已没气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离开苦海了。他们没有眼泪，一动也不动地与去世的爸爸一起躺到天亮。

　　天亮后守门的兵才来开门，看到如此情形便把郭老伯拖出去。叫松伯港老人会处理丧事的华人来。这些华人见状大为不平，要求用棺材装郭正老伯尸体，但被军人拒绝了，军人拿来麻袋剪去连缝的部分，便叫他们把老伯尸体放进麻袋，叫他们扛回松伯港草草埋了。

　　我们有这么坚强的群众，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和组织，郭正老伯宁死不屈，就是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他还交待孩子们千万别牵连别人。郭正老伯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正义行动非常可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编者于2007年5月拜访郭正老伯大儿子兴哥二儿子金哥和小儿子阿客时，他们亲自对编者的讲述纪录。

　　

　　郭正老伯的畫像

　　

　　

　　

　　苏拉民

　　苏拉民原名李松源，高瘦个儿，脸上总是笑容满面，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的身份变为非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多年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于是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把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村民觉悟性高，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成立了“八·三〇”部队，他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年，有一天，围剿军来这儿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决定胜负。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什么都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队长文多罗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政委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退，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是多么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队员的安全，苏拉民不走文多罗没法只好带队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文多罗赶快跑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当文多罗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时，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文多罗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伟大出于平凡，你那简朴、负责，不顾自身安危，即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不忘问一声：“同志们可好？”

　　编者根据文多罗和小平的讲述记录

　　陈福意

　　陈福意(树华)结实健壮的身体，对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实、坚强、严肃的忠实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碰到任何困难也从不唉声叹气，诚诚恳恳毫无代价地工作。

　　九卅前他是青年团书记，他和张瑞一起受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他很会做群众工作说服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争取过来，而是说出道理让你慢慢地思考，以理服人。如我已准备回国，但他一句话就让你深思觉悟。

　　九卅事件发生后，他和张瑞被捕了，在组织秘密安排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被护送到山口洋森林区。1967年期间，他被梭菲安指定在木杆一带负责木杆站的工作，张瑞负责宝宝山。他们的站作为转站、运输站、联络站，还在他们的站训练军事人员，经过训练才上火焰山基地。1969年2月武装部队化整为零，转入白区搞群众工作，他也从山区走出来，梭菲安集中主要干部讨论有关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被邀请参加格兰坪第一次会议的共十二人。

　　陈福意和林英被梭菲安指定负责山口洋、百富院、三发、斯古拉等沿海一带B局领导工作，住在一个群众家，在这里他写下了千万张工作计划、建议和指示，他和助手林英携手合力，组织了一村又一村的群众，他们也经常下放到农村进行调查、落实计划，亲自领导工作，群众工作迅速发展。

　　1970年陈福意被王明派往道房搞民族群众工作。1972年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他跟李忠科(老虎)、周文辉、如海四个人被捕，军方还照了一张他被捕时坐在屋前梯子上，军人用脚踏着他的头的照片，侮辱他以降低他的人格，但他并不动摇，非常镇定，最后他们四个人全部被枪毙。

　　和平

　　

　　

　　

　　

　　

　　

　　陈鸿义

　　陈鸿义是1965年前青年团歌咏队负责人之一，社会青年和学生很踊跃参加，歌咏队越来越发展壮大。九卅事件后他也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一，组织最先派他到孟加影搞群众工作，周淑芳也调到孟加影工作。在他们的热情洋溢的工作下，孟加影一带乡村成了红色革命区。

　　1966年8月中秋节，孟加影乡村执委会要召开会议并庆祝中秋节，陈鸿义一个人正走向开会地点，突然在他前面出现几个持枪的军人要检查他的证件，他是军方黑名单中正要寻找的人，当然他不愿就擒，更重要的是怕暴露开会地点和正等着他开会的同志，他马上溜走，军方紧追不放，结果他跑到一条死胡同，攀越围墙的时候被军方开枪牺牲了，执委们马上得到了消息，当时淑芳也在场，他们的庆祝会变成追悼会。

　　根据周淑芳生前及其他朋友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许添诚

　　许添诚白皙肥胖不太高的身体，是个独生子，他妈妈开咖啡店，他是华语教师，也是个提琴手，他的提琴拉得很好，经常在文艺会节目演奏。

　　合法时期他和陈武侠等人在籍民学校搞活动，所以他被军方列进了黑名单，他的朋友很多都被投到监牢里了，他因身份不合法，便到处躲藏。在此种情况下，组织派他进山参加游击队，在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

　　1967年由于形势变化，他和淑芳、翠燕等几个人在一起，后来淑芳被梭菲安调回火焰山，许添城和几个同志被派到打拉鹿附近，准备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不料却遭军人包围被杀害而牺牲了。

　　根据东方红、张瑞的讲述记录

　　宋公山与周淑芳

　　

　　周淑芳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嘴巴下长了一个黑痣，大家常开玩笑说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干部，九卅前是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后来她被派到某地搞群众工作，她工作热情，笑脸常开，青年们都喜欢她，通过教夜校和歌咏队很快地就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在华族群众中搞得热火朝天。由于无限忠诚和大公无私，让她搞什么工作都能一股热情的搞，根据她的智慧和发动能力，都能把工作做得好，因此她得到组织的信任。

　　她父母都在家乡居住，她的家只有他们弟妹几个在读书，组织活动彩车游行、开会、碰头，同志们甚至吃睡都挤在她家，因此她的家就成了革命青年的根据地，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对于吃喝方面更是热情招待。

　　九卅事件发生后，她家被突击，住在她家的两位被逮捕，军警拆开二层墙还搜到许多书籍，因为当时凡进步书籍和中文书都被禁止，为了更好保存她把全部书籍都藏了起来。至此以后她也回不了家，组织把她调去孟加影搞群众工作。由于她工作热情，所以得到群众的信任，群众工作很快地发展起来，把好几个乡村连成一片红区。

　　机场事件发生以后，群众被集中到山口洋了，组织失去群众就无法站住脚。他们在某村的群众中突被村人包围，甚至要把全部华人杀掉，幸好当地达雅人出来维护，对另一村的人说这是我村范围，应由我们村处理，结果他们不得不离开，这村的达雅人叫相熟的华人快点离开，不然性命难保。

　　周淑芳后来被调到火焰山，刚好发生保安站事件后，我们的稻芭被袭击，火焰山也面临大围剿。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曾派人联系驻守在宋公山的砂拉越大队领导人杨柱中司令和叶存厚政委，但梭菲安直到最后离开火焰山都联系不上他们，后来形势越来越糟，苏哈多军队的围剿越来越频繁，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火焰山部队领导人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火焰山部队在长凳栋驻扎的一部分队员，其中有周淑芳、苏西、张珍、ZD、阿胜，砂拉越的队员陈山、方达、甘达等开会做出决定，西加的火焰山部队队员提议他们要回白区，砂拉越同志要回砂拉越。当时ZD平时表现不好, 已被梭菲安撤了警卫员的职还缴了枪，大家对他印象不好，都不想让他跟着队，这消息让ZD知道了，当夜正好轮到他站岗的时候，ZD偷拿了砂拉越队员方达的机枪朝自己的营房扫射，当时全队队员十多人正熟睡，除了周淑芳、陈山、阿胜、北伐几个队员机警地滚到地下逃走外，其他的如张珍、苏西、李小明、方达、甘达等都死在ZD的手，然后向军方投降。因为他过去是梭菲安的警卫员，知道很多秘密，于是带敌军搜获藏武器的仓库和药库。

　　坚强勇敢的淑芳，逃出ZD的枪弹后便向达雅族村庄走去，因为她曾在火焰山附近达雅族村庄搞群众工作，比较熟悉达雅族乡村情况。她来到一个稻芭的小茅屋，见到了一个达雅人，她在那儿隐蔽起来，她了解到砂拉越大队的人有时会路过此地，她叫达雅人交给大队队员修理手表，当大队队员看到了女子手表就知道有自己人在这儿，然后叫达雅人带他们见到了淑芳。

　　周淑芳跟着大队队员，来到宋公山的砂拉越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对于淑芳的到来，杨柱中司令、叶存厚政委及队员们都非常欢迎她，那时候他们才从淑芳那儿了解到有关黄汉和梭菲安合作的具体情况，按杨、叶说曾派人联系印尼西加革命组织，但总是联系不上，他们也感到非常遗憾。

　　砂拉越人民军总部，在宋公山受到多次印马合作进攻和围剿，致使他们的粮食发生困难，没粮食便吃树籽、榴莲核、树菇、树叶等维持生活，为了避开军人的围剿和方便找食物，他们分成两队不断行军，但在行军路上同志们因病死、遇到军人被枪杀死了不少。1969年2月底，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者，其中包括周淑芳，到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由坚利带队，出发后走到半路，被兵袭击，整个小队队员全部牺牲，周淑芳也牺牲了。

　　1969年3月，杨柱中司令、叶存厚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宋公山第三支队全军被消灭。

　　根据林英、立华大姐、思珍与编者的讲述记录

　　

　　

　　

　　

　　

　　李燕

　　李燕九卅前曾在坤甸广播电台以汉语广播的广播员，是一位工作稳重、负责又坚强的革命干部，当她的爱人被捕后，她悲愤的走出温暖的家庭，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她知道这一去不知何时何月才能倒回来看望自己年老的父母、家人和爱人，真的这一去她不再回头。她被派到孟加影一带工作，最初她和淑芳、许添城一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碰上一个乡村的华人被气势凶凶的达雅人集中，包围着他们，为了不让达雅人认出她们不是本地人，淑芳、李燕抱起群众的孩子，这时四处已起了火，外村人正欢天喜地又喊又跳舞，他们将要进行屠杀的当儿，正巧华族乡村附近的达雅人赶到，他们对异乡的达雅族人说：“这些被你们集中的人是我们乡村范围内的华人，我们乡村的人会处理，不关你们的事，把这些人交还给我们。”这村的华人幸运碰上了救星，被他们拯救出来，这些好心的达雅人说：“你们快点离开这里，不然性命难保。”

　　1967年，淑芳离开他们被调到火焰山基地和我在一起，李燕和一个工作者被派去船头区搞群众工作，有一位同志曾在马拉波山见到她，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军方围剿中被枪杀了。

　　根据周淑芳生前在火焰山基地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二姐—李燕

　　作者：思慕

　　我出生于西加里曼丹南部滨海小镇—盛邦埠，兄弟姐妹十一人，在兄弟姐妹中，最令我敬仰和念念不忘的是二姐。她聪明端庄、勤劳俭朴、热情大方、乐于助人。一双永远带笑的眼神，人人见了颇感亲切和温馨。

　　六十年代，当局禁止华人在乡镇经商，开亚弄店的父亲，只得变卖了家当搬到坤甸另谋生计。经此变故，我们深感世道的险恶和不平，给我们幼小心灵的成长打了一枚催化剂。

　　初抵坤市，人地生疏，父亲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经济来源拮据，只靠微薄的积蓄艰苦度日，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 境

　　二姐初中毕业后原想再升高中，但因家境贫寒只好作罢。妈要给二姐撮合婚姻，对象是远方的表哥，但二姐已有了意中人，Y老师，他们是在赤道学习小组的活动中邂逅的，二姐青春焕发的神采，积极向上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Y老师的心，Y老师曾任教于坤市华校，后投身报界，成为媒体工作者。他得知我家困境，特为二姐介绍了一份既可补贴家用，又可增进学识的工作—报社校对，Y老师的提携让二姐深为感动。他们从陌生到深交，从普通朋友发展成为恋人，一时传为佳话。

　　1964年，印尼展开抗马行动，贯彻苏加诺总统反帝反殖民地政策。西加毗连东马，成了抗马行动的前线，西加人民纷纷参加抗马志愿军，广大的华裔青年也积极响应，当时印尼国家广播电台坤甸分台设立了抗马华语广播节目，Y老师义无反顾，亲自主持抗马华语广播。二姐也响应号召担任广播员。在那如火如荼的抗马斗争中，华族青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抗马的大梁。

　　1965年变天，媒体纷纷被封杀，谣言满天飞，掌权者开始逮捕异己份子，身为媒体工作的Y老师也被列入黑名单。

　　当时外头恐怖绑架的风声很紧，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二姐对Y老师更是百般爱怜，拳拳眷顾。在一个月黑风高，凄风苦雨的夜晚，Y老师向二姐叙述了当时的严竣形势，当权者可以随时把她投入监狱。他们娓娓长谈，互诉衷情，缠绵悱恻，二姐对Y老师勉励有加，谆谆叮咛。临别时二姐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她泪眼模糊，依依不舍的望着Y老师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

　　翌日，Y老师接到当局传召，他自恃并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大义凛然应召，结果这一去就进了虎口，从此身陷囹圄。噩耗传来，二姐悲恸万分。为了反抗专制政权，她毅然参加了自卫队伍。

　　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和队友们进行营救和联络工作，多次让队友们脱离险境，为自卫队伍保存了实力。

　　由于频繁的活动受到探子的盯哨，二姐只得离开内线转入外线，外线的斗争更加艰苦。自卫队一边攀山涉水，一边防备伪军的袭击，当时雨淋日晒，挨饿受冻，有时几天没有干粮，只采些野菜充饥；身体一向羸弱的二姐抱疾奔波，就在这炼狱般的苦境中同伪军周旋时壮烈牺牲！仁者英年早逝，暴君横行天下，天理究竟何在？人道究竟何在？罪该万死的暴君，纵然千刀万剐抵赎不了其滔天罪行！

　　二姐牺牲时仅二十二岁！屈指算来她离开人世已40多年了，但她的言行和品德永远烙印在我们心中，她坚贞不屈，以至为正义和公道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短暂的一生犹如一颗异彩闪烁的陨星划破了漆黑的夜幕，给人捎来黎明的信息；她的英勇事迹不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诗句的真实写照吗？啊！心地善良、勇于抗争的二姐，你的真情何其圣洁！你的意志何其坚毅！你的品德何其高尚！

　　二姐，你是我的最亲爱的姐姐，你是我永不磨灭的偶像！今天的收获是你们当年血泪换来的果实，没有昨天的播种，哪来今天的丰收呢？！

　　

　　

　　小梅

　　小梅原名雅梅，是个漂亮的年轻又活泼的姑娘，两个酒窝儿，脸上笑嘻嘻的，曾参加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激战。阿因说老刘同志来不及穿衣服就跳进战壕，当时战斗已开始，小梅同志把毛巾和衣服传递给指挥员刘晓，老刘同志边穿衣服边指挥战斗。别看她身体娇小，她却是勇敢的女战士之一。

　　小梅在火焰山基地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运输队也有她的份儿。1967年，有一天，艾芬迪队长分配他们执行运输任务，他们从火焰山基地出发，来到储藏稻谷的地方磨谷，磨成米以后便各背着米准备回营，这队运输队有十多个队员，队员们边工作边开玩笑，排队要出发了，向导还在开玩笑，还没人当向导，小梅背着士登不假思索上前就充当向导，走在最前面。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不警惕，刚走下坡，没向四周张望侦察，以为军人不会发现此隐蔽地点，完全失去警惕性，低着头往前走，他们不知道正巧遇上军人巡逻队，已先埋伏他们，小梅等来不及开枪，先被军人开枪扫射，小梅第一个被打中头颅而牺牲了。就在她牺牲的地方他们埋葬了她，我们痛心地失去天真可爱、勇敢的小梅同志。

　　在激烈的战斗中，你传递着老刘的衣服，传递着印沙人民的友谊，传递着印沙团结的心声，传递着西加和北加，热血儿女们的水乳交融，欢乐相处，风雨同舟！

　　根据阿因、阿真、林英的讲述记录

　　张珍

　　张珍是山口洋农民出身的女孩，高瘦的身子，虽然比较黑，但有一张清秀的脸，一看就知道她是多么纯朴坚强的农村女孩。她家比较贫困，以种菜为生，有的同志要上山区有时也住宿她家，他们虽生活贫困，但非常有志气，不曾向人诉苦。她仅读小学，但是能写一手漂亮齐整的字体，因此，《劳动报》《红旗》编辑负责人老马，经常由交通员交给她抄写，她非常积极用心地抄，一点都不含糊，有时抄到天快亮了才休息。这是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她的纪律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张珍后来也跟着上火焰山根据地参加部队。1968年，部队化整为零，她跟着大队一起转移下来的时候，在行军路上被曾当过警卫员的ZD在消极的情况下，正好轮到他站岗时，乘晚上大家熟睡开枪打死了张珍、苏西、李小明、甘达、方达等好几个人，然后向军方投降。

　　乌拉

　　

　　乌拉是某地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他对工作很热情又负责任，白区工作危险性很大，但他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968年，乌拉被坏分子出卖，在假狮被捕了，他经受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组织和联系人，但乌拉没被吓倒，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自己的同志，结果军人想尽办法用尽各种刑具，都无法让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开口，为了再逼问审讯，用更卑鄙的手段对付他，于是军人用船载回邦戛，在船上双手还被绑着，受到严密监视，他机警地避开军人的注意力，突然的事件发生了，他一声高呼，迅速毫不畏惧地跳进大海，军人吓倒了，因为一个政治犯不见了他们将面临被开除或受到严重处罚。他们拼命捞，拼命找，乌拉已下决心不让自己浮上来，沉、沉，终于沉入海底牺牲了。

　　当时有一首歌颂乌拉的歌，歌名为《歌颂乌拉》：

　　根据兆昌的讲述记录，

　　张添

　　张添是华莪革命民兵，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没第二句，他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越是困难的工作他越走在前面。在七月十五日抢机场事件中，他积极地投入战斗，他和一些参加战斗的群众一道，背了几支抢来的枪支到火焰山附近。

　　因为他是当地人，对那里的山路非常熟悉，所以组织经常交给他护送的任务，去接要上基地的新队员。1967年，他在护送游击队员去火焰山回来的路上，被军人包围袭击打伤了，军人要他放下武器投降，他不甘愿被军方俘虏，就向自己的脑袋开枪牺牲了。

　　根据阿因的讲述记录

　　鲁基山

　　鲁基山高大的身体，做事踏实，他是坤甸人，不知他的真姓名，为了自由故他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他是乔治排的战斗队队员。他们在义罗附近驻扎。

　　1967年某一天，他们正等待被派出去联络送信人新客的消息，刚好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新客未到，桥治有战斗经验，知道情况不妙，马上下令撤退，就在撤退时机枪响了，证明围剿军已向他们包围，他们十多人从两山的凹下突围，而鲁基山向山上突围中弹而牺牲了，其他人安全撤退。

　　编者根据阿因的讲述记录

　　有些人在那恐怖紧张的日子里，依旧镇定地传达信息送文件，不顾自身安危，去拯救被困的朋友。

　　有位头发斑白的老妈妈，竟敢穿梭在严禁的大监狱或防卫区，执行传达着一个个命令和文件。

　　伟大的老妈妈，你默默无言去干这么危险的工作，难道你不怕受刑、砍头、枪毙吗？

　　老妈妈的回答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无名英雄永怀在心中！

　　一位普通战士——国平

　　矮个子圆圆的脸上常挂着笑容，18岁左右的小伙子，是山口洋属下丁加邯村种芒光(Bengguang)的农民，每天都忙着种作，涂满着泥土的身体，然后跳进屋前淌流

　　的清澈见底的河流，顽皮地有节奏地用手打着水花嬉戏，这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

　　时间对他非常宝贵，我很少看到他空闲下来，不是忙这个就是帮那个，他永远朝气蓬勃，永远给人带来春天的感觉。

　　当去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有时我也参加他们运输的行列。因为非常危险，必须特选人员，国平、世民和我个别从山市运载同志们要上山区的行李包，必经过军人的守岗站，我们尽量保持镇定，若无其事地穿着农民服装，带着草笠麻，在军人的监视下踏着脚踏车穿行一个多小时，尤其是国平吹着口哨悠闲地度过险关。其实我们只一个希望，别被他们阻止停下来检查，若被检查就麻烦了，上面用草或其他东西伪装的麻袋里，装的全是背包，里面尽是军服、军帽等军用品，那这条上基地的秘密线就将受威胁，好在当时都非常顺利，国平、世民是好胆量的，他们是出色的运输员。我所知国平的乡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往基地的秘密站，他们要上基地各写好名字的背包，必须经过我们的检查，因为太多东西太重了怕半路背不动，因此要尽量减少不必要带的东西。

　　在乡村群众站我们也搞印刷，为了让国平等运输员能够尽快发送出去，晚上我们就在一个昏暗狭小的紧闭着的印刷室里不停地印刷，热气腾腾的小室里豆大汗珠不断往下滴。过去的印刷机不如现在现代化的印刷，一分钟就能印出上百张，我们用古老的印刷方法，把一张张的纸放在印刷版已刻写好的蜡纸下，然后用印刷筒沾了油在纸上滚动，小心地印，一篇篇文章夹成一本本较薄的刊物。苏哈多禁止中华文化，但是禁止不了我们学习中文的热忱，国平等也非常认真地学习。

　　排华事件发生以后，国平一家与村里的难民群众到山口洋集中，而他却坚决走革命道路，进山跟着队伍走。他非常积极地参加运输队、做向导，他对山路很熟悉，钻来钻去都没问题。

　　1969年，有一天，王明叫他当向导带队转移地点，因为老地点已经被围剿军侦探到了，若不转移一定会被突击。我刚好从火焰山基地被护送下来，因病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二十多个人转移的时候，向导第一位我排第四，刚走出营房十多分钟和军人巡逻队正面相遇，当向导的国平马上开枪向军人扫射，并大声喊“冲锋！冲锋！”军方被国平洪亮的喊声吓退了，以为战斗队真的要冲锋了，军方一边扫射一边撤退。乘此机会我们转移的队伍马上跑得无影无踪。

　　我因体弱脚完全无力，踢到树根便跌倒站不起来，其他人都已经跑了，国平发牢骚地说：“仅仅听得枪声就丢下重要的东西跑了，真是不负责任。”他牵着我的手拉我站起来，还背起同志们丢下的一大蓝米和书马上跑。我们钻进卢姬草丛中，卢姬草茎细长，叶像巴姑叶，一大片草丛，钻进里面看不见，国平在外面做好伪装后，放下米和书竟若无其事地躺下。

　　不一会只听得军人在搜山，就在离我们四、五米处敲树干铛铛的声音，我看看国平，那么镇定，毫无惧色，我从心里佩服和称赞他。

　　过了好一阵，这森林中击树声渐渐地平静下来，没一点声响了，我小声地对国平说，没听到军人的声音了，他说，先睡一觉再说，他真的睡了。大约下午四点，他背起米和书说：“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小心地弄开隐蔽地点的卢姬草，侦察了一阵说：“走！”我们马上出发回营。

　　在靠近营的边缘，刚好碰到阿世(我弟弟)等一队人马，他们说看到我倒下，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我弟弟和同志们伤心地哭了，正要去收尸体。这时见到活生生的我，都高兴地抱着我流下了眼泪。自那次事件后，我们开始化整为零，我回到沿海区搞地下工作。听说国平接受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接一位领导同志回来。结果路上碰上军人发生驳火，他牺牲了，木青被打到手臂和阿生侥幸逃脱。

　　和平

　　

　　

　　

　　阿周

　　阿周原名刘胜强，当时他仅是昔邦村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群众，圆圆红润的苹果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白白胖一点的身体，脸上常挂着笑容，见到他就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又亲切的小伙子。

　　1971年当上梭菲安最年轻和忠实的警卫班副班长。他乐观开朗，学习、做事都很认真，工作勤劳耐苦，能打一手好功夫，经常开完讨论会都会叫他打打太极拳，他不推辞，马上给我们开心的表演。是一个优秀的副班长，他年纪虽然还很轻仅十八九岁吧，但他做事已经非常沉着，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搞达雅族群众工作，在沿海群众工作遭到破坏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被派到瓜拉群众中，一方面监视军方行踪，并暗中保护梭菲安的安危。

　　1973年形势越来越糟，革命失败了，组织瘫痪了，大部分干部、群众工作者都被捕了，可以说全部秘密都已暴露。有一天，打扮成群众的阿周刚好出来买东西，在靠河边的桥上，军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军人已来到他面前，他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了，他不愿被活抓，誓死跟军人一拼。他马上使出他的一手好功夫，跳过去抢军人的枪，枪被他抢过来正要向军人扫射的时候，被后面军人射击几枪倒下去牺牲了。

　　根据战友、红英和林英的讲述记录

　　哈山(Hasan)

　　哈山是爪哇人，九卅前是籍民学校的一位中学老师。1967年第一批来到火焰山，曾参加华莪机场战斗。当火焰山部队化整为零而转入白区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被派到某乡村搞其他族群的工作。1972年，在整个革命队伍遭受破坏的时候，军人包围了他住的小屋子，军人叫他出来投降，他在门后拔出一支长刀，他微笑地走出门外，忽然从他身后挥出一支长刀，直砍带队的军方队长，军人队长的手被砍了几刀，军方开枪射击，哈山倒了下去牺牲了。军人把他拉进屋子里，放把火，里面一个六岁小孩和他生病的爸爸一起被烧死。

　　你面对着牛鬼蛇神，仰天大笑，正义的笑声，撼动了恶魔的心窖，崩溃、崩溃、吓得全崩溃。怕得连屋子都烧掉！

　　丰的讲述记录

　　坚决走上刑场的群众工作者

　　-嫦桃

　　这是一位在最后时刻与嫦桃在一起的群众工作者海英对嫦桃的一段回忆。

　　嫦桃笔名建平，三发姑娘，身体高大，较黝黑的脸上显出她刚强不屈的神情。二十多岁的她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华，她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干劲。1972年，当时人们听到风声紧，因出了叛徒雄民，他和军人秘密合作下，青衣到处抓人，同伴们都叫她暂时避开，但她说群众需要她，她必须先回去看看情况。她回去后就被逮捕了。

　　我和乌玛尔(爪哇人)等几个人在一个群众家，就是雄民背叛我们，我们的地点暴露被包围了，一看到情况不对就分散逃，我拼命叫群众的妻子和孩子快出来，但没想到群众的妻子在床上被扫死，孩子七个躲在桌下都无恙，我一直跑，竟掉进泥浆里被抓了。

　　乌玛尔跳进水池里，潜入水中因无法呼吸不得不冒出水面，被当地帮助包围的印尼人看见而被抓，带进军部办公室时，他的脸已被打得青肿流血，在军人逼案的过程中，他闭口不说，青衣用皮鞋踢他下身被踢死了。

　　我被抓进去后，被打得死去活来，衣服被脱光了从这个办公室出来又被拉到另一个办公室打，甚至两手吊着打。不给我穿衣服，真是没有人性，后来隔壁的男难友，偷偷塞一件衫给我，连短裤都不给我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比较放松了，我们能到厨房洗澡了，我见到了嫦桃。她是在特别一个房间被监禁的。嫦桃对我说，她已先得知领导人雄民叛变的消息了，因为和雄民在一起的交通员曙光看见雄民被捕，不久无事被放出来很自由，没受刑和监禁。但大家还不敢相信他变质做内奸，只是有人已开始怀疑他，一直叫人监视他。雄民的一个女友是外人，他经常带她去看戏、逛逛街，去花钱浪费，钱花完了，便向村干部以组织的名义东骗西讨。

　　群众工作者针对雄民的叛变开了个会，准备进行锄奸活动，可能嫦桃和曙光对雄民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雄民对知道他情况的人进行灭口，他们才被监禁在另外个别房间,也由雄民决定枪毙他们。

　　有一天清早，嫦桃、曙光、民兵，及几个难友共七个人被载到文岛宜的红栋山，嫦桃在走上刑场的最后时刻，还对一同载到红栋山的阿光说：“我们做人应该挺直胸膛，不做害人的事，我们问心无愧！”

　　他们全部的头被套上布套，青衣叫他们走到挖好的坑前几声枪响，嫦桃、曙光和一个民兵三个人倒在坑里，其他几个只是被吓罢了，然后被载回军营。

　　雄民的下场怎么了呢? 他肆意妄为胡作非为地陷害革命者，有一天，一个假装和他要好，同吃同睡的革命者，接受了蔡兰花的命令，他和另外两位助手暗中联系后，开后门让勇敢的小光进去，凌晨四点在雄民酣睡的时候，小光用菜刀砍断了他的头颅。第二天才被军人发觉。苏哈多政府以隆重的官方葬礼，在棺材上面盖上红白旗，整排的军人护送他的棺材，埋在烈士墓，他成了苏哈多的英雄。

　　人生有几何？雄民枪杀了你，他自己又如何？你们见面时可否有问他：雄民，你的脸丢到哪儿？

　　有的人，灵魂永放发芳香，被人敬仰，永不忘怀。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和引诱，熬不过严冬的考验，矛头反向自己的兄妹同胞。

　　根据海英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踏上不归路的小桃花

　　为怀念嫦桃而写

　　作者：善嘴

　　政治斗争是无情残酷的，它不知要牺牲多少无辜人民的生命！它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无法估计的巨大损失。

　　我真希望我们国家明智的掌权者应与人民一道，阻止民族之间再发生争斗事件，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

　　边远的小镇本应与大地儿女共享国土的和平与安乐，可是在一场政治纠纷，余波未熄的牵系下，却频频发生不幸的事故，让它痛失一个年少无知的女孩—可怜的小桃花。她出生在农家，家境贫穷，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只好在家帮母亲做农务，金黄色稻浪伴她成长。年少的她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她凭着一股血气方刚的义气，卷入了这人心险恶、勾心斗角的政途。

　　生存意味着什么？也许，对她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她为了追求真理，却没意识到潜伏着的危险，而誓言粉身碎骨也要为组织保守机密，认为这是执行一项最伟大的任务！

　　小桃花被出卖了，究竟是谁出卖了她？究竟是谁摧毁了她？她为了效忠组织保住机密，宁死不屈，决不出卖他人，走上刑场牺牲了！

　　小桃花就像一朵娇嫩的花朵凋谢了，为了正义与坚持真理而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乌玛尔(Umar)

　　乌玛尔是爪哇族，九卅事件后他被捕入狱，经过狱中磨练，领导上偷偷把他从狱中拯救出来，他成功地越狱了，组织上安排他领导邦戛一带的工作，经过狱中的磨练使他工作非常谨慎。他曾经向组织提出不能专搞华族，必须设法搞印尼族群，但不容易搞，他也多次向雄民提出必须采用单线联系法，但雄民不听他的，不是雄民的领导地区雄民也插手联系，乌玛尔经常警告他，怕一个人出事一连串被涉及，他的警告被证实了。

　　雄民出事了，他背叛了组织，成了军部的卧底，他所知道的地点都出事，他出卖乌迈尔，乌迈尔和海英等一伙分散逃跑，乌玛尔跳进一个水塘里沉进水里面，在无法透过气的情况下他露出水面，被当地印人看到抓上来的。在路上已被打得脸青鼻肿，在军警办事处湿漉漉的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乌迈尔死不开口，最后被军人踢他下身而死去的。

　　白发老妈妈拯救了你，让你越狱成功了，但在雄民的告密中，你逃不出魔掌，你是爪哇人的骄傲，印尼人民的好儿子。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就是这一次，你已经无私的奉献给祖国大地！

　　根据海英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一位女革命者 - 蔡兰花

　　蔡兰花（阿春）加油打楠人，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士，小时候就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每逢十月一日必升五星红旗，他们一家人还要向五星旗敬礼，她就在这样红色进步思想的家庭里长大的。她初中毕业以后就去教书，学校关闭后，看到苏哈多政府对华族的迫害，蔡兰花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坚决告别父母跟着搞革命去了。

　　1973年西加革命队伍受到极大冲击，已经宣告全部瓦解，所有的革命者除了一部分漏网之外，全都投进监狱里。就在极端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竟还有一小部分人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她办事非常勇敢果断，当革命队伍已遭彻底被破坏的时候，她还想尽自己的能力和仅存的极小的革命力量去搞内地工作，想在内地重新燃烧革命的火种。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小英一直跟随在蔡兰花的身边，这是小英对蔡兰花的评价：

　　我佩服和尊敬蔡兰花，她的意志非常坚强，我们都受到她的影响，她坚决坚持到最后。只是她在工作上还会犯上过左的决定和急性病。在山口洋附近苏哈多军队只要怀疑蔡兰花所在的村庄都进行大规模围剿。我和蔡兰花两人住在一个群众家挖好的地洞里，可以藏两个人，军人每天在这家搜查，我们藏在地板下面他们没发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爬出来活动一下，我们住了半年，后来才转到一个天然地洞。

　　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伴从天然地洞里出来，在群众家被逮着了，我们设法逃走，这位同伴逃向后面我从前面逃走，被一个军人走狗扯住上衣，纽扣被扯开，我顺势脱掉上衣，这个走狗马上开枪，好在子弹阻塞打不出，我侥幸地活着逃进村里跟群众讨件衣穿，然后回到地洞叫蔡兰花马上离开。人说天无绝人之路，刚好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看到一棵榴莲树下，有一个能容身的洞，我们马上钻了进去，伪装好进口，军人就已来到大树前面，动员全村人进行围剿，开枪扫射，把整个山都剿完了，我们在榴莲树洞下两天没吃，滴水不进，因为他们就在榴莲树下来回走动巡逻。

　　沿海区已站不住脚，军人和叛徒很多，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逼上梁山。我们的同志已经有十多个人在蔡兰花的安排下撤上山区，都已撤完了我们最后才上山区。

　　当时是1975年，我们开始上木杆，刚好碰上雨季，天天下雨，头上被雨淋，全身又浸在水里行路，冷得直发抖，还是走。没衣服可换，脱掉衣服烤干再穿。我们跟当地的群众和上去的同志汇合以后，全都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听世界新闻，听革命歌曲，听国际上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但以后因军人进行频繁的围剿，我们不得不分散，分成几个小组，直到我被捕前才和蔡兰花分队。军人把我形容成像神一样只抓到上衣人不见了，还说在坟墓里像鬼一样忽隐忽现。

　　以上是小英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接着是小丹的讲述记录：“我们几个人在坟场山造坟墓，坟墓里面放木箱，上面放沙土、就像个新坟墓一样，然后用竹筒做可出气的小洞，一座坟堂就住三个人，晚上或大清早我们出来活动，黎明开始我们便躲着不敢出来，在里边太阳一晒热得要命，好在还有好心的群众送东西吃，我们住了几天。

　　有一天，我们这个坟墓里的我、阿云、阿富因睡得太迟，天亮了，我想要出去，手刚想拉坟前的门，就被过路的人发现有只手伸出来，他以为是鬼显身，赶忙跑回村里，带来一群人，拎组头是华人，有人说没人死怎么会有坟墓呢，有雨伞证明是新坟，土地伯公怎么会移动呢？有人建议挖坟墓，邻组头不答应说中国人的坟墓是不许挖的，很幸运，他们闹了一阵子最后才离开。

　　我们在坟堂已呆不住了，蔡兰花便指示我们转移到山区。

　　以下是雪娟的讲述记录：

　　军人围剿越来越疯狂，于是蔡兰花便把队友们分组进行活动，我们这组有四个人，阿囊、我（雪娟是阿囊的太太）、蔡兰花和阿云。

　　蔡兰花对革命无限忠诚、非常自信。她曾哭过，当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时候，看到同志们一个个被抓，被杀害，她非常痛心地流下眼泪说：“都怪我自己没学问，要进行领导和指示工作都很困难。”她在没粮食的困难情况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让给他人吃。

　　1977年某一天，她出麻诊病了呆在朗篙休息，阿云守着她，我和阿囊出去找食物，去钓鱼什么的。山里头很难找吃的，又怕碰到军人，有一天，我和阿囊找来水石榴给大家充饥，蔡兰花因出麻疹吃了水石榴以后小便不能停止，当时我们又出去找食物了。在病中的她写了两封信，交代守在她身边的队员阿云说：

　　“请你把这一封信交给组织，一封交给我父母。”她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没辜负父母的期望，做个真正的人。”

　　她微笑地告诉阿云，她真的要死了，她死后叫阿云不要害怕，好好活下去。然后叫阿云替她换上军服，戴好军帽以后就这样安详地离开残酷的世界了。那年是1977年。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蔡兰花已去世了，我们非常痛心地把她背到山顶，用手用刀挖泥土，然后唱国际歌埋葬了她。每次经过蔡兰花的坟墓，我们一定向她敬礼默哀。

　　志满要联系阿云，却被军人包围，在对抗中被击毙，头被割断，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带着蔡兰花信的阿云也未把最后两封遗嘱交出，她和阿强在路上碰到自己过去教育的儿童班的孩子但已变坏的阿明和兵群，阿明用手枪击阿强两膝盖，强跪下去，另一颗枪弹对正阿强的脑袋，阿强倒下去。最后一颗子弹把阿云也枪杀了。他们两个人的头也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

　　我们俩在毫无领导的情况下，1978年即蔡兰花去世一年后，被军方逮捕，军人叫阿囊带路去挖蔡兰花的坟墓，据囊说，坟墓里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蔡兰花连尸体都不让军人俘虏吧。

　　为了捉蔡兰花，军警长派了多少人力、物质，绞尽多少脑汁，死活都要捉到她，结果就是连尸首也没带回来，他们非常失望，但警长伸出大拇指称赞蔡兰花：“我非常佩服蔡兰花，她是最坚强的人。”

　　小英、小丹、雪娟、老刘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编者按：阿囊和雪娟是在森林里坚持到最后被捕的同志，他们与蔡兰花生活到最后一个时刻，虽然革命已在1974年遭到彻底失败了，但是还有一群约二十多人的年轻人在蔡兰花领导下在山里坚持到底。蔡兰花宁死不屈，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

　　蔡兰花于1977年因病去世，她领导下的部队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捕，直到1978年阿囊和雪娟才最后被捕入狱。

　　军人被蔡兰花搞得头昏脑胀，但不得不佩服地说：“蔡兰花是最坚强的人！”

　　不用愁，江山还有，事业未就，后继有人。天空这么蓝，海洋这么深，无悔无愁。你说：“请告诉祖国我的母亲，我也曾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

　　虽不能如愿以偿，但，至少已为民主自由掏出了一颗心！

　　蔡兰花，满足了吧，你永远陪伴着大自然，属于祖国，

　　共度永生！

　　一位女革命者对爱情的评价

　　这是一位朋友在1972年瓜拉农场学习期间，看到蔡兰花的笔记里的一段有关对爱情的评价，他从记忆中重新整理出来的。

　　同志，我们就要告别了，在学习期间，我们没时间在一起畅谈，因此就让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了。

　　爱，不是占有，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人民的，因为在我们的斗争中，那份私人的感情就会在工作中慢慢地被遗忘。

　　我从小就不喜欢娇生惯养，我是一枝野花，只需朝阳和雨露，我不敢梦想人们给我施肥和浇水，也不希望人们的供养和欣赏，我只希望能永远陪伴着这大自然，与它扮演着平分角色就满足了。它能使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愿我永远属于这大自然，属于祖国。

　　我们就要分别了，走向各自的岗位，从此我们可能不再相见，但，只要我们始终走在同一战线上，我们永远是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你在欢乐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让我也和你们一起欢乐，如果你遇到痛苦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那里也有我的一份，你大喊一声蔡兰花，也许会给你增添一股力量，减轻你的负担。

　　局势的发展看来会越来越恶劣，但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如果有一天，自由的旗帜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愚公山”，若我不能如愿以偿和你们在一起时，请你告诉祖国——我亲爱的母亲，蔡兰花也曾经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斗争！

　　老刘供稿

　　春祭

　　作者：山英

　　2006年12月31日晚，坤甸市大街小巷热热闹闹，正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国际新年的降临。响亮的爆竹声接着天空迸发出漂亮的烟花，让人沉醉在欢乐的喜悦中。

　　我和文多罗夫妇已有我们的计划，于临晨四点从坤甸市出发，乘着文多罗的一辆轿车去郊游三十多年前武装斗争的前线—孟加影。我们想去悼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朋友。听说那个地方现在已变成旅游区了。

　　出发的时候正刮大风下大雨，但阻止不了我们春祭的意念。天亮了，汽车路经松柏港向亚洋岸、万诸介直奔而去，一棵棵椰树、一片片稻田，一座座高山从眼帘擦过，眼花缭乱，享受着自然景色，自由的天空，好不痛快！

　　我和文多罗夫妇一路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往事，其实过去这一带是华人住宅区，现在已换了主人。三小时后我们已到达孟加影市，我们找到当地一位我们的老战友金碧兄，他殷勤地招待我们，还陪我们参观西加第一间从政府手收回来的华文小学，听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名流彭云鹏就是坐在这间教室的后面桌子的。以及西加最美的五层楼县长办事处，办事处靠着山，第五层就是给游客们瞭望观赏令人神游的美丽景色。

　　金碧兄问我，你仔细观察这间神庙是否你还能认得些什么？当我认真地观察时才发觉原来就在这美观雄伟的庙旁，使我记起过去一个事实，在这里不是曾经有一座四米高，四周是铁丝网的监禁所吗？，我和同志们曾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禁所呆过，这里的青年骨瘦如柴，墙壁上写着激荡着人心的诗:“砍头好比风吹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在这里蹲过的人，经过多少艰苦历程，他们挨饿被辱打，甚至被折磨而死，大多数是在饿死之前被枪毙了，和我同房的当我睡醒的时候已不见了，也被枪毙了，地上墙上留下许多血迹。我是幸存者。

　　下午两点我们从孟加影出发来到华莪区，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踏着青青草，望着从山上直泻的瀑布，微风伴着细雨，多少往事像奔驰的野马。我们的同志在跳双崆河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深渊，红云就是其中之一，因跳不过声势浩大的大崆而被冲进瀑布牺牲了。想不到现在这里已变成一个美丽的景点，人事皆非只留下辛酸的回忆。

　　我们为了悼念她和为革命牺牲的或因红头事件死在冤魂下的成千上万的乡亲、同志们，我们当天烧了香，默默地为他们哀悼，我们念了一些我们认识的同志的名字，红云、周淑芳、苏拉民、鸿义、李燕、小梅等，虽然直到现在我们不能像砂拉越朋友那样为牺牲的同志做纪念碑，但最低限度我们活着的，还能在洒满鲜血之地纪念他们，愿他们的忠魂得到安息！

　　2007年1月1日

　　苏哈多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君，苏加诺总统在遭受软禁、隔离，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接见的情况下，忧心忡忡，他的病情加重了，在没有医生和药物的照料下，一代伟人，竟无能为力地任苏哈多摆布，躺在病床上。16-6-1970年，在茂物在茂物Gatot Subroto医院去世，苏加诺家属要求葬在茂物Batutulis王宫，被苏哈多拒绝，并把他草草地葬在苏加诺家乡Blitar。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队长，他原名钟志盛，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着大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我们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中毒而死。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AK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我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里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附近，原来我们竟在军人鼻子下活动或休息。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军人，队长会警告我们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同志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我们到地瓜园Kebun Timun，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我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因火柴已用完了，只好一直保存火种，火种用烧过还燃烧的火炭加上火灰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经常带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我们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的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部队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缩小。

　　1968年在营房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打死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军人逮住，被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他的下落。

　　根据林英、阿因、阿真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1998年5 月，在雅加达人民协会大会堂，

　　苏哈多军队正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回忆篇

　　

　　

　　

　　革命的經歷是不平凡的人生，

　　要去回憶 記錄下來，

　　寶貴的精神財富不可泯滅，

　　要留給子女，

　　傳給後代子孫，

　　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讓它代代相傳。

　　

　　文多罗历史回忆录

　　一、写作动机

　　自从我读了《沙印边界风云》这本书后，我觉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写下我们的经历。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只写我自己的经历，我们失败的原因和我在一起牺牲的同志的事迹。希望能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华族以前在争取民主平等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西加最残酷的历史。

　　我们华人在苏哈多时期所牺牲的人、财产，不知其数。我所走过的乡村看到的尸体，在路上、在河里都有，以后在集中营里死的人更多，我希望子孙后代要记住，不要环境好了就忘记我们以前争取自由的艰苦历程。

　　二、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

　　1958年印尼排华时期我才13岁，那时我读初中一年级，我们学校的同学给分得乱七八糟，当时我被迫停学，虽然年纪还小，但我对这社会已感到不满。

　　有一次我朋友的脚踏车给人偷了，我和他们一起去警察局报警，值班的警察大笑，他说你们支那有钱，偷掉再买过。我们很生气，这件事后我就很恨这些警察了。

　　1960年排华事件平静以后，我被老师再叫回学校读书，1963年我初中毕业。刚好18岁，父亲叫我入印尼籍，因为家里没有一位印尼籍成员就不能做生意。还有在读书时代，学校有位教印尼历史的老师叫黄坤函老师，他使我认识了印尼的社会和印尼历史，所以我决定入印尼籍。

　　我带着一切字头去法庭，决定入印尼籍。我不曾去过法庭，于是便转来转去看挂着的牌，不小心踩到一位公务员的鞋，公务员马上给我两记耳光，虽然不是很痛，但是我很伤心，后悔入了印尼籍。

　　初中毕业后，我没能力升高中，我继续卖烟，我和没能力升学的同学们一起去考厦门大学函授班，结果被录取了。我们每星期去学校，因为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和图书馆，我认识了很多同学，我不喜欢唱歌，只借书看。

　　由于我在华校读书，学校的教育和新中国的差不多，灌输进步思想，所以我对左翼政党有好感，当时左翼政党是合法的政党，苏加诺总统也鼓励华人青年要积极地参加政党。因此我便被吸收为青年团员，就这样开始走上政治生活。

　　三、婚事

　　我参加青年团以后，认识一位女同志名叫青，她在组织上很积极，我们一起到新区支部开会，她家是在新区，我开完会经常到她家玩，我们经常一起唱歌，一起开会，从此以后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以前我并不注意男女情怀，我开始特别地注意她了。

　　我参加了青年团后认识到，我们要争取平等就要参加政党。当然左翼政党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团里的活动很多，我除了跳舞以外，什么都参加，开会、学习、唱歌、游行。青也很积极，她很会跳舞，等她练完了舞蹈，我送她回家。我们像一对恋人，但当时因环境很苦，我不敢向女孩子求婚。

　　当时参加青年团的大都是教师和学生，做生意的很少，当时小商工会也加入了我们的总工会，因为都是华人，主席不会印尼语，组织上就派我当小商工会的秘书，我还组织了一个工会，会员是商店、旅馆、饭店等的工人，全是青年人。所以我的任务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排队准备在大日子游行。

　　当我被调去小商工会的时候，青不知怎么也被调去总工会帮忙，她和总工会的领导很熟，她住的地方多是爪哇人，她的爪哇话讲得很好。她在总工会工作，每天回家就叫我载她。

　　她是乡村姑娘，很朴素，她父亲带工割胶很忙，但父母很开明肯让她去搞活动。有天晚上下大雨，当我载他回家时，她母亲留我在家里睡觉，晚上我才有机会和他父亲谈话，原来她父亲以前在国内参加过农民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尼来。她家有个规定女孩从16岁到20岁可以自由谈恋爱，20岁以后由父母做主。

　　当我知道她家的情形以后，我想，我还很年轻，19岁结婚太早，我自己没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生活又很苦，经济上我没能力，我要25岁才结婚。我和她交朋友是可以，不能谈恋爱。我很喜欢她，但是不能爱她。我想和她断绝关系，因此就比较疏远她了，只有在学校或工会相见。

　　有一天她对我说，有人去相她了，父母逼她结婚，怎么办？结果去找上级陈礼夫，他的意见是先订婚，以后再结婚。但没想到我文嫂是青的姑姑，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以后，就瞒着我们俩摆布起来。那天我做生意回家，看到家里挂红布，我吓了一跳，我问我母亲什么事情，她说：今天你订婚。我满怀高兴又有点愁。来到青家，更是热闹，她也完全蒙在鼓里。1964年我们照了订婚像。

　　四、九卅事件发生了

　　1965年9月30日，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九卅事件发生后某一天，突然大学生、流氓到街上去示威，在指定的商店被抢光，还放火烧，在大学生和流氓的后面还有机动警察保护者，所以没人敢起来反对，看着自己辛苦赚来的东西一切都完蛋了，我爸爸的芒光也被人吃光了。隔天情报部的车出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是共产分子出来捣乱。

　　我亲眼看见出来示威的是大学生和流氓，现在怎么说是共产分子呢？颠倒是非。我去找领导人黄坤函老师，他们正在讨论事情，因为那时候军部有命令，全部领导人必须去报到。这时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认为顺着去报到，另一种意见不赞成去报到。黄坤函老师不赞成，他认为一去定没有回来。结果一些领导人去报到，过了几天全部都被扣留了。我赞成黄坤函老师的意见，这时黄坤函老师等领导人都已经藏起来了，我们的组织活动暂时停止，我的生意一样做。

　　1966年3月11日出了份命令书，12日就马上解散印共，那时很多领导人被投进监狱，没被抓的已全部藏起来。当时有团员来告诉我说，有人要来抓我，快逃。我们邻组有三个做走狗的很坏，那时候只要有人报告军部，马上抓，不用证据。我听到消息后就到青的家躲起来，每天都有兵开枪，有一天一颗子弹从屋顶掉下来，刚好擦到她大腿流血了，我们自己用药包。不敢在屋里睡就到后园里，有次她被蛇咬到手指，她叫我把她的手指切断，我不肯，我从她手指压出很多血。幸好不是毒蛇。几天后一个早上，青的父亲去洗澡，有个好心的军人问他阿龙在不在，叫他天亮前赶快离开这儿。我听到这消息，赶快骑了脚车出大路，在大路上我看到很多军人，他们大概要来包围我了。

　　五、我被扣留

　　我来到父亲摊前，叫弟弟拿衣服，我要去老港阿姨家。我到老港阿姨家后，不几天青也来了，她说家里已不安全，我们就一起住在阿姨家了。不上一个月，我父亲来找我说他被军部叫去，限他五天内就要把我找出来，否则就要抓他进去，我听了后非常愤怒，我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被抓去全家就挨饿了。我没和青说，当天晚上我和父亲上了船一起下坤甸去投案。

　　回到坤甸天刚亮，我就去炮兵营找我认识的炮兵，我告诉这位炮兵有三个华人要陷害我，他说我带你去见他们，我说我怕那三个华人的民防队会打我，他说他们有证据吗？我说没有，这位炮兵是亲苏加诺派的，当时他带我到军分区见队长，炮兵问分队长：“是谁报他是共产党？有证据吗？这个人我从小看着他长大。”分队长说：“我的责任是有人报我就要抓，以后查没证据我会放他。这些事你不必管。”炮兵生气地说“我不是管你们的事情，他是我义子，你要保证不能伤害他，尤其是你部下那三个华人”分队长说：“好，我叫他们不打他。”

　　大约8点，三个华人喜，安，吉走进来，看到我跳起来说：“你找死，害我们去新区抓你给蚊子咬得半死。”说着举手就要打过来。说打架这三个臭虫我不怕他们，当时卫兵拦他们说：“不能打，他是炮兵带来的，队长吩咐不能打。”喜气得半死，对我说：“你幸运不是我们抓到的。”他大骂一场，我不管他。

　　当天下午我被送进监狱，我没觉得怕，直接走进去，到了监狱里面的门，有几个站岗的，其中一位看守员问我住在哪里，我说白桥头。没第二句话手就打过来，我一闪就打回去。我曾学过一点拳脚功夫，所以忽然有人打过来就很自然地回手，我不知道在监狱里被打不可回手，糟糕几个人向我包围过来，我被打得不省人事。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在房里，我看到很多同志和我在一起，有瑶海、阿安、阿钦、阿柔，我们是同一条路的，阿海说：“他们这些人最讨厌我们白桥头的人。”

　　我看到对面房有小商工会的主席，他用手向我表示他没有暴露我，我还了解到我们工会的主席，在问案的时候被打死，我很伤心,但是觉得很自豪，这工会主席名叫Guntoro他对我们很好，他才是我们真正的领导人。

　　过了几天，我父亲在喜的陪同下来监狱看我，他憔悴多了，我很内疚，我自己的事情害得全家受苦，他说：“你别承认，我们会处理，那位好炮兵经常去找分队长要人。”他们没法找到我是党员的证据，关了二十多天，没有审案就把我释放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和岳父出钱把我保出来。我岳父那边卖了一吨树胶的钱来保我出来。我看到我父亲和岳父被勒索，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没有犯法，以前我们是合法的，宣布解散后，我们又没有活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抓，抓进去就乱打，我心里很不甘愿，我恨、我要报仇，有机会我一定不放过这些坏蛋。

　　六、逼上梁山

　　我自由以后照样卖烟，但是这次可不同了，，那些抓过我的军人、民防队队员、监狱的看守员，可以说每天都有人来讨烟，我很生气，我不给他们，但是我父亲怕他们，不但给他们还装笑脸讲好话。

　　当时的局势越来越坏，我出来不久我未婚妻被抓进监狱，这次我岳父没办法出钱，因为她们是集体被抓，她们妇女会有经过军训，这次是她们的训练官抓他们。

　　我未婚妻被抓后两个月被释放，但是每天要去报到。我岳父要我们提前结婚，理由是他家离军部很远，我家很近，去报到不必每天来来去去。

　　当时我没钱修房子，结果还是她拿出戒指卖了修一间房间，也没心情照结婚相片。我们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组织来联系我们。形势越来越坏，华人有三人坐在一起讲话，遇到大学生还会被打，那时候的华人可说不如一条狗，华人不能讲华语。

　　我们整整等了一年，1967年6月有位朋友庆突然出现，他和我买一包烟，给我钱时叫我收好，我立刻装进口袋里，回家以后才打开来看。我很高兴，组织还相信我，找我联系。组织还决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且已经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联系上，他们有根据地和武装部队。

　　当时我和妻子两人决定要求第一批上基地，我们是要求一起走的，但后来他们安排我先走。

　　1967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指定的地点集中，然后他们用船来接我们过江，人集中齐了就乘汽车去山口洋。我们大约有二十多人，我舅本来是帮我带东西来的，结果也跟着去。到了山口洋我直接被带到一位群众的家，在那里我遇到了负责人王明和林英，然后有一位同伴载我到鲁皖，当时我什么地方都不认识，根据他们的安排，要走要停，每天晚上才走路，路很不好走，有时从水里过，这样走了几天，到了昔邦才停下来。那里有老李负责，我们在那里休息几天，每天都有同伴带食物给我们吃，我印象最深的是阿月、阿秋两姐妹，她们个子不大，但是背着很重的东西一样行走自如，我很佩服她们，我不会讲客家话，所以没机会和她们讲话。

　　七、游击队的生活

　　几天以后我们的人齐了，从基地下来四位队员，他们都带着枪，我们看到自己人有枪很高兴，大家都过去摸着枪，我们要求老李教我们使用，这位砂拉越队员很好，把枪拆开给我们看，然后很快地装好，很耐心地教我们，教我们怎样打。他说：从现在起你们就要学习行军，因为你们是城市人，学走路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多锻炼！

　　我们大约二十多人一起出发，由四位从基地来的队员带队，路很难走，我们带的背包很大，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每到一站不得不把东西留下一些，我走到脚都肿了，我舅要求回去，我不肯，我帮他背东西，我说到了基地一切都会好，我一直鼓励他，同时也鼓励我自己。

　　我想我们是来参加武装斗争的，假如连走路都不会，怎么打仗？别人能走我一定能走，我想到在监狱里被打，想到我妻子受侮辱等的情形，什么苦我也要吃，我要报仇，我要成为好战士！

　　这次行军中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过桥的时候，忽然桥断了，我们都掉下去，有一位女队员跌伤了，大家没办法只好扛着她走。当时我自己走路已经很困难，我没能力扛人，其他队员轮流扛。我只有在过小桥的时候，我跳下去扛着桥给他们过。这位女队员叫阿燕，爱讲话，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把她取个别名叫姨婆，就这样叫开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叫她姨婆，他们扛着姨婆走了几天，到了义罗港的站，就把她留下。我们继续上基地。

　　八、我是一个光荣的战士

　　我们到达火焰山基地，就直接参加军训，晚上学习政治听收音机、听领导讲一些国际形势，我还记得领导说古巴的革命，最先他们只有三支枪结果他们能胜利。所以领导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革命一定能胜利，这点我也完全相信。

　　我们每天刻苦地训练，我们的座右铭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对于枪很简单，因为我们只有步枪和自动冲锋枪，一下子就学会了，但是不能实弹练习，在练习时我们只拿木棍，教导员是砂拉越的阿那和阿治，他们很严肃，苦心地教导我们，我的手脚都爬出血，衣服也烂了，我不怕，我想到在监狱被打，想到我妻被侮辱的事情，我什么苦也不怕，要报仇一定要学好功夫。我们练习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大约七月份，教导员从我们这些新兵，选出六位队员，教导员说：“有任务准备出发！”还发给我们枪，教导员说：“这枪不是给你们，是借给你们的。等你们从军方手里抢到枪才是你们的。”

　　我发到一支冲锋枪和一排子弹，枪已经很老了，还发给我一支铁针，队长说：“假如枪给子弹塞住打不响，你们就把铁针插进去，子弹就会出来，然后再打。”

　　我很高兴，我觉得现在我是一位光荣的革命战士，我要报仇、我要狠狠地打。当时有位女队员叫红云（牺牲了）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打仗时要想到有我的一份，因为我天天煮饭给你吃。”我说：“我一定会想到你们，等我们胜利后一起回坤甸。”当时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会胜利！

　　当天晚上领导人黄汉做政治动员，他说：“枪就是你们的生命，你们有了枪，把你们的全部字头都烧掉，把戒指等交给组织，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没把戒指交出去，因为戒指是一对的，我一个妻子一个。

　　我们的指导员说：“你们要记住，枪在人在，枪不在人不在。你们吃饭、睡觉、洗澡、大便都不能离开枪。”天气这么冷，抱着枪睡觉真是很难受。

　　九、西加武装斗争第一炮

　　我们领了枪的第二天晚上就出发了。我想我们才训练一个星期就要去打仗，但现在我是战士，只能服从命令，队长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听，当晚出发，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走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一站，我们就休息，我们上基地的时候也从这里经过，当时只有老刘、老何两个人。

　　这次到达第一站就不同了，很多人都很忙，我去到那儿先睡觉，什么也不管，也不知睡了多久，要吃饭了才被人叫醒。我看到几位队员正在学习用氢氧气喷火炉，不知在烧什么。

　　晚上我们都在擦枪，擦得亮亮的，我把子弹拿出来，又装回去，装子弹是有方法的，我的弹盒可以装30粒子弹，但是只装二十多粒，队长说：“没必要不能开自动，只能开半自动，子弹打完了就当木棍使用，大家要记住！”忽然有一声枪响，大家都很紧张，全部队员向竹林里跑进去，我也拿着枪跟着大家跑进竹林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我的裤子很热，原来我紧张得尿尿了。过了一阵有队员叫：“出来，出来，没事，是站岗的战士枪走火。”我们才走出去。

　　我想我为什么这么没用！我直接找刘晓首长，跟他说刚才紧张得尿尿的事，该怎样才不会紧张，他说：“没关系，你是刚参加队伍的人，以后慢慢地习惯了就不会了。”

　　明天晚上我们一组五位队员和其他队员一起出发，大约有三十多位，我们的任务是剪电话线，阻止来援助的军人。我们剪好电话线后就埋伏在路边，一直注意来路的方向，队长命令我们只要有军人就开枪。

　　我们埋伏了不久我听到几声枪响，我很紧张，虽然是半夜很冷，我握枪的手都出汗了。队长安慰我们说：“不要紧，这是我们战友打的枪。”我听不出枪声，这一组只有我是新兵，其他都是砂拉越战士，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不久有人来叫我们撤回，走到半路我看到很多人在搬东西，很多枪、子弹、手榴弹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帮忙拿了四支枪，跟着大家一起跑，几次跌下去又赶快爬起来再跑，到了第一站我已经累得半死，快天亮了。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又把枪带回基地，我们回到基地，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的阿彪和阿光两个同志逃走了。阿彪我认识，他和我一起卖烟，也教过我们功夫，想不到会经不起苦而逃跑。

　　回到基地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大家都发到新枪，尤其是我发到一支最好的捷克制造重型自动机枪（GEME），子弹不必晒太阳，在水里也能打响，子弹二百发，是空军在飞机上使用的，瞄准针很准，只要对准目标就能打中，但是枪很重大约5.5公斤，教练阿那每天教我们怎么上子弹，瞄准等动作，怎样抱着枪打滚，每天拿着枪向上向下举25下，同时要用手拿着，行军时放在肩上，因为枪放在肩上，一有情况就能迅速地运用，天天拿着习惯后就不再觉得重了。

　　我回到基地后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是去抢飞机场的军火库，是西加武装斗争的第一炮。这次的行动很顺利，我方没有损失，对方死了四个。仓库的一切军火都被搬空，在兵营很多兵，但是因他们内部发生冲突，所有的枪都被没收放进仓库，这些兵没枪当然不敢出来，守在兵营里的队员也像我们这组没放一枪，很顺利。我不知道抢了多少武器，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一支好枪！

　　十、最后一次和大哥谈心

　　自从抢了机场以后，大家都很忙，每天早上训练以后就跟着去运输，每人一个篓子，大约能装三十公斤，不管训练或运输都由砂拉越战友安排，到了晚上我们才有机会和西加的战友谈心。

　　有一天晚上，我找大哥（梭菲安）谈话，我说：“照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发展，什么事都由砂拉越同志处理，我要求到别的地区发展自己的部队。”原则上大哥同意了。

　　一天，大哥叫我去，我们悠闲地坐在倒下的树干谈话，大哥说：“有个地区叫孟加影，那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是我们组织领导的，我给你地图，你要看熟，对你有好处，去到那儿你先组织民兵队，你担任队长，小平担任副队长，我们要求砂拉越阿金担任军委，政委是地方负责人Suleimin。我们没有战斗经验，不能没有砂拉越战友的帮忙，小平以前是参加砂拉越组织，因为意见分歧，他又是西加人，所以参加到我们组织来。按能力他比较有经验，但是组织不了解他，所以他只能当副队长，你要多向他学习。”这是上基地以来第一次跟大哥谈话，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

　　十一、我当上队长

　　我们几个人从基地出发，我不知走了几天路程，有一天到了果子山，由于基地很冷，走到乡村很热，我生病发高烧了，没办法走，我被留下来，在一位地方负责人家里，这个乡村是白区，住了两天被人发现，立刻转移到园里的茅屋，每天由他的妹妹阿秀、阿香两个人送饭、送药给我吃，我非常感谢她们，我想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支持，我们一定能胜利。

　　几天后我的病好了我才去仙水港，在那乡村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公开在一间屋子讲话，带着枪上下自由活动，完全像我们的基地一样。我遇见了我们坤甸的战友松源，原来他的名字叫Suleiman（苏拉民），我才知道他们早就在这地区活动，他也是这地方的负责人，是部队的政委。我好像遇见亲人一样，在那儿全是客家人，而我又不会讲客家话，我和部队的队员是讲华语，所以遇见讲潮州话就特别亲切，虽然在坤甸我们很少来往。苏拉民对我说：“你的任务是训练民兵，以后成立部队全部由我们自己领导，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

　　我们在蔡高土家吃饭，他是仙水港的负责人，我们就住在他屋后的树胶园，每天都有人送东西来，这村群众全都是拥护我们的，怪不得我们白天穿着武装制服都来去自如。

　　到了仙水港后我们就选出身体强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当时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因为政府当局正排华，所以群众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部队，谁不希望有自己的部队？当时的家长都带着儿女来报名参加部队，有的还硬把儿女放下就回家，有一位女孩才十多岁，名叫珊瑚，我不收，因为太小了，但他父亲不等我们答应就叫女儿去帮忙煮饭，结果还是姨婆阿燕答应收她。

　　我们选了二十多位年轻人组织了一队民兵，苏拉民任政委，阿金（砂拉越）任军委，小平任副队长，我任小队长。我们只有6支军用枪，2支重型机枪（CEME）两支步枪（LE）两支冲锋枪（STEN），其他是队员们自己带来的火药枪，

　　我们每天早上在操场训练，然后回高土的家吃饭，在仙水港洗澡。

　　十二、打乎埋伏战

　　1967年8月24日的下午，我们接到通知，明天一定要到达华莪乡村打乎(Tahuk)，我问带路的有多远，能走到吗？他说：“平常要走两天一个晚上，要走到嘛就要半跑。”我没办法，这是命令，我读完信后，立即起程，我选了十多位队员，其他没选中都很生气。没法，因为我们不能全部走。

　　我们开始半跑，刚好我们经过一条小河，我们很想喝水，我知道不能停下喝水，喝了水就会走不动，带路的同志也说：“不能喝水，大家继续走。”大家踏着水过河，没想到我回头一看，瑶海走最后，竟蹲下去大口大口的喝水，我走过去阻止他，他不听，说：“我不走了，要死就死在这儿”

　　由于我们在坤甸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组织考虑到他是我的朋友，就把他调到我队里来。这时我很生气，用手拉着他跑，我说：“等打完仗，我要求把你送回白区。”

　　我们准时完成任务，大约九点我们就到达目的地，大家才松了口气，坐下来休息吃饭。这时我被三哥叫去，三哥说：“我们这次是埋伏战，一共分三队。”三哥和小平一队，在山上喊话，目的要军人缴枪，一队由我带，埋伏在军人侧面，军人不缴枪就开枪攻击，还有一队由Sagimin带领阻止军人的退路，不能让一个人跑掉。军人只有一队，我们有三队，是埋伏战，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

　　分配好任务后我们就出发，向导把我们带到一条很多竹子的路，我们就在路边一条没有水的沟里埋伏，距离大路只有十多公尺，是距离军人最近的一队，三哥就在山上，不知等了多久，忽然我看到有一队军人手上还牵着牛，三哥那队在山上大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这队队长当时拔出手枪大声喊：“马如。冲！”山上就开枪，可能军人没想到离他们很近的路边也有人埋伏，他们硬要冲过去。我们听到山上三哥的枪声响了，也是我们的信号，我们就突然向军人开枪，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对方人，我们冲出去清除，我看到四个尸首，我们拿了四支枪、2支AK、2支SKS（中国步枪）我们也没再找其他军人，赶快撤退，汇合了三哥，然后跑回山里。三哥那队有一人受伤，其他都安全无恙，我们把枪交给三哥，然后直接回仙水港。我也把阿海交给三哥，并告诉他阿海不适合参加武装斗争。

　　十三、成立“八三〇”部队

　　经过这次战斗后，大家的士气很高，我们到各乡村组织民兵，我们在每个乡村建立民兵队伍。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基地部队要来，全部领导人都来，同时决定在1967年8月30日晚上正式成立“八三〇”部队。我们就在民兵中选出比较合格的队员成为部队成员，我们主要选还没成亲、身体健康的民兵。有的群众带着儿子来硬要我们收留他，我记得有位群众名叫南祥，带了两位儿子要来参军，大的20岁名叫阿平，小的才15岁叫阿坤，最先他的儿子很怕不敢参加，结果给他父亲臭骂一顿，他说：“你们怕死就不要认我做父亲，你看他们坤甸人，都敢来我们这里当兵。”当时南祥就跳起神来，杀了一只黑狗出保身符给两位儿子，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左右为难，不收更不好，结果我们收下他们。

　　当时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每到一个乡村，群众都很热情地杀猪杀鸡招待我们，这一切是搞群众工作的队员的功劳。我们部队对吃、穿、住都不必担心，每到一个地区，人还没到已有饭菜煮好等待我们。

　　1967年8月30日晚上，集中了很多群众，我们队伍也排成一列站在最前面。最先由三哥上去讲话，他讲了很多，我也上去讲了几句话，我不会讲客话，我用华语讲，最后由一位群众代表上去讲，这位老乡说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乡亲们，你们看，他们这些城市人，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有的还有家室，他们放弃一切来我们这里参加革命，他们不怕牺牲，我们乡里的青年要向他们学习，不要想家里暖暖的被窝，成立好部队，保护我们的家乡。”

　　十四、苏拉民壮烈牺牲

　　基地领导来到仙水港后，局势越来越紧张。有一天我接到信说：“明天有兵要来围剿仙水港。”但是接到信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一位送信的老乡走到半路休息、睡觉，忘记这是一封火急信。我算了一下时间，可能兵已经到了，我们不可能在半路埋伏。

　　我带着部队赶快到蔡高土的屋子，看到只有苏拉民在帮忙高土的母亲收拾东西，我说：“苏拉民快走，兵要到了，不能再收拾东西。”苏拉民说：“你们先走，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走，等收拾完了我再走。”我只好带着队伍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里。我们刚到后山就听到枪声，再听下去有对打的枪声，一定是苏拉民和军人对上，我很担心地想，苏拉民虽然拿的是GEME捷克自动机枪，可是他没受过特别训练，因此我赶快跑回高土家，但已经太迟了。可能军人看到有自动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在附近，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来到蔡高土家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时，我立刻抱起他，他还没断气，腹部中了几枪，他一定在换子弹时爬起来，才会被打中腹部的，若经过训练的人是不会爬起来换子弹的，只能翻过身子。若被打中也只是手受伤。我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关心着其他战友，多么好的战士！战友们都非常难过，我知道他已没救了，我们把苏拉民抱回山上的司令部，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这座山埋葬了一位坚强勇敢的战士，战友们把这座山取名为“苏拉民山”。假如有一天，我们胜利了，我们一定要在这座山做纪念碑。

　　这是我来仙水港的第二位战友牺牲了，第一位是不久以前的中秋节，我们正要庆祝中秋节，忽然有队员来报告说：“陈鸿义在孟加影被警察开枪打死。我们的庆祝会变成了追悼会。”

　　苏拉民牺牲以后，政委由阿林(林文佳)取代，医务组由海燕担任，我们这一部队是坚持在这个地区的部队，不久司令部开走了，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由于我们发展了很多队民兵，阿金要求我给他自己带一队发展，因为他是北加队员，我也答应，阿金这队去马云那一带地区。从此我们就不曾相见，后来听说他上达雅甘榜被人出卖，给兵包围牺牲了，其他队员不知下落，可能全部牺牲。

　　十五、扰乱军方，为总部解围

　　一天，我接到三哥传来的紧急通知信，有部队被军方包围了不能脱围，叫我们进城里去扰乱，但只能带六位队员，还要保证安全回来。

　　于是我选了六位队员，一直到埠头，我们先去联系城市附近的民兵，是由发哥带领，他们独立活动自发性游击队，枪支自己制造，一切自己解决。这位阿发哥很难应付，我们不能以领导的身份和他讲话，在那边全部老乡叫他大哥，我也叫他发哥，先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怎样才能达到目的而安全撤退。

　　发哥说：“要保证安全撤退，我们只有打警察局。”有些要求我们去救被监禁的队员，我不赞成去救警察局被监禁的同志，我觉得我们的力量不够，同时也不了解那边的情形，要救谁我也不认识，我们要争取时间为总部解围，假如我们自作主张去救人，有差错我担待不起，若救不出反而害了他们。

　　当晚由发哥带路到接近警察局不远的地方，我叫队员站着开枪，平射击，我想睡床大约一米高，根据床位高度站着开枪。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恫吓这些警察的家属，让他们包围总部的军人赶快撤退回来保护他们的家属，才能为总部解围。

　　我们射击后，等到兵营那边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才跑，晚上他们是不敢出来追我们的，我只可惜了我六枚子弹。他们听到GEME的枪声，他们一定知道是正规部队，印尼步兵没有用这种枪。果然隔天他们去围剿的兵全部撤回他们的本营。

　　十六、失去群众如鱼离开水

　　我们完成了任务，感谢发哥的自发性游击队后，我们回仙水港。出乎我们的意料仙水港变了，屋子被抢光、被烧，群众全逃进山里，军人利用内地兄弟族群把村里的农作物都砍了，不肯走的群众被杀掉，我亲眼看见在路上在河里都有尸体，我们的心快要爆炸了，队员说要报仇，要杀这暴民，但是上级有命令不能杀我们的兄弟民族！以前我们一切都依靠群众，现在群众跑到山里，要我们保护这么多的群众，我们只有6支正规枪，二十多位的部队队员，怎么能保护他们呢？还有吃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看到群众受苦我很痛心，孩子们的哭声，我想这样的情形是维持不久的。达雅人我们不怕，但是现在他们和兵合作，只要发现我们的部队地点就马上带兵来围剿我们，我们没法应付。

　　现在我们又暂时和总部失去联系，群众不能在山里维持太久，大多数已出去集中，有一部分各自躲了起来。出去集中的群众有的被迫带兵来围剿我们，军人从他们口中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反过来，我们没有群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军人的情形，以前有群众的时候，军人在山口洋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多少人？带什么枪？我们都一目了然，现在就惨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苦，没有盐吃、没有饭吃，衣服也开始破了，这些我不很担心，我担心的是和总部失去联系，要是子弹完了怎么办？我们现在完全失去战斗力，听到兵来就跑，队员顶不住了一个个跑，最后剩下不到十人。

　　十七、我们的营房被包围

　　有一次我刚好生病，发冷发热，我叫一位队员在外面站岗，我说：“假如有情况你就放枪，然后自己逃开，不能回我们这里。”谁知这位队员不知怎么搞得，等到军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他才开枪，我听到枪声爬起来，看到周围的树还在摇，我知道情况很危险，我叫队员们等到我开枪，就向相反的方向跑，我爬到不上几公尺就看清军人的脸，排着队向我们摸过来，我立即开枪，开了一枪就马上开自动，坏了！自动打不响，因为自动机枪每天要擦油，而我已经没有擦枪油，我又生病了几天没去处理它。枪打不响了，我直接向山下打滚，我听到我头上有炮声响，我一直滚下去，再上一个山头再滚下去，跑了两个山头没听到炮声我才停下来。我自己在山里走，我想再回去刚才的地点，因为我们有约，在哪里打散在哪里集中，我走了一圈来到胡椒园，我们刚才藏身的地点外面，就是这座胡椒园，我听到有人在叫：“同志们出来。”我慢慢的爬近，我怀疑为什么他敢这么大声地叫？不怕兵知道？当我看清楚后我吓了一跳，原来刚才喊叫的是给兵带路，以前是我们的群众。我赶快滚下山坡，他们发现了我就乱开枪，打了好久才停下来。奇怪的是他们不敢追我。

　　这一天我没吃东西也没觉得饿。我心里只挂念着我的队员，不知他们是否平安？我想再回打散的地点已经不行了，没办法只好等晚上再走。晚上我才出来，爬上一座比较高的山头，希望在晚上能找到我们的同志，我想他们也只能晚上出来找吃。

　　这危险的处境我竟忘记我生病，也不会发冷发热，其实我已经病了几天，仅跑一天什么病也不见了。

　　我上的这座山以前是我们的大营房，在这儿曾经有过一百多位队员，现在仅剩下我独自一个人，身在旧地，眼望着这一切，物景依旧，人事皆非。我很伤心，我在那儿坐了好久，忽然我看到不远处有火光，当时我精神百倍，我寻着火光摸去，摸到很近我才停下来，听到他们讲话，其中有一位说：“文多罗已经死了，我看见兵把他扛走。”我听清楚了是早上我叫他站岗的队员阿南，我很高兴，我才冲出去，他们看到我吓了一跳，阿南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大哭一场，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幸好全部队员都安好，我们大家都能脱险，我感到非常高兴。阿南说：“我明明看到军人扛着尸首出去，不是你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兵。”我说：“假如我被打死了，军人有必要把我扛出去吗？“战争时期死人是很平常的，哪里死就哪里丢，没有人埋，等动物去吃。

　　我们的情形非常艰苦，我们每天都要转移，有时一天转移两次，我们已没有战斗力，一直给兵追，没有盐、没有药，衣服烂了没法补，我们的长裤变成短裤。我们有句话：“组织无照顾，长裤变短裤。”兵已经敢在山里转来转去，我们晚上要出来找吃越来越困难，我们没有去处，生死一定坚持在这儿，因为我们一直在等总部来联系。

　　有一天忽然椰壳带着三哥的信来找我们，我们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我打开信一读，我顿时感到很伤心，因为信里决定只有几个人走，其他的留下，留下的只有女队员，怎么办？我和椰壳商量，他说：“人多危险性大，不如他们留下来会比较安全。”几位女队员一听把她们留下，都大哭一场，，她们坚持要跟着，她们说：“要死我们一起死，不能留下我们。”我不敢违抗命令，我只好安慰她们，我会再回来找她们，我也不知道上级怎么处理，结果我把她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由椰壳带路一直下昔邦，到了昔邦地区有那边的两位同志带路，他们没有枪，看上去是没有受过军训的，他们走路很随便，一路走一路采山菜，走在后面的同志也没有清除痕迹，不像我们部队走在后面的人，是一定要清除痕迹，使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处。

　　我们被带到一个站，那边有很多青年，很热闹，完全没有纪律，而且都没有武器，我很奇怪，他们不怕围剿军来围剿？我见到三哥、王明等几位领导人，他们只有几支枪，我心想，假如有情况怎样来保护他们？我想三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集中他们，不是拿他们的命来开玩笑吗？

　　三哥对我说：“我找你来要你保护一位队员带信给大哥，你的任务只有安全的保护他到基地，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青年带上基地。”同时增加十多位队员给我。

　　三哥说：“我介绍一位老同志叶伯带路，他对这段路很熟悉情况，在路上你要听他的，他是群众。”我知道平时这些群众是不能用部队的纪律来对付的，他一生气就敢把你丢下偷跑了，我们要特别对他。

　　我在那边只住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刚好他们打到山猪，我们吃了一顿山猪肉，还放盐。我们很久没吃盐，我看到三哥在吸烟，是佛标(Wismilak)而且看到他们存有干粮，王明还拿着一罐黄金不知他们在商量什么？三哥对我说：“我们和北加已经分开，各自发展部队，所以你们要尽快找到大哥，把这些青年带上基地训练成部队队员，以后还要你来训练他们，希望你能好好干。”

　　十八、我心爱的枪丢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共十多人都是男队员，有两位女队员坚持要跟部队，阿月、阿娥我们以前上基地经过昔邦站，她们每天都送东西给我们吃，和我可说是老相识，她们威胁我，假如我不带她们，她们要自杀。我当时很为难，我说尽很多好话，我没有权利决定这些事情，我安慰她们，等我联系上大哥，会回来带她们，不得已把她们留下，以后也不知道她们的消息。

　　我们开始走了，我希望尽快找到大哥，我听三哥说我们和北加已经分开，我想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搞武装，在基地是很难立足的，上级的事我不了解。但是在我心底觉得不对，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分开，是对我们很不利的，根据我的想法，在最艰苦的时期，就要更坚强的领导，分散只有失败。就像我们这队一样，不必敌人打自动的散掉。

　　我们走了几天，到了伞兵港，我们发觉已经被军人跟在后面，要过河的时候，我们藏起来，我听到有汽船的声音，那时候平常人是没可能驶船，我知道一定是军人用船追我们，我命令全部队员靠近河岸，当时我们藏身处离水面只两公尺，所以在船上的人是无法看到我们，而我们要打他们却很容易。我准备打他们，这是很好的机会，我想很久以来一直给军人追，这次有机会报仇。在我意料之外，叶伯出言阻止我，他说不能打。我很生气，我想不管他，他说：“你们要打我就回去，我们这边没有退路。”另外带信的队员也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打仗。”我虽然是队长，但我不敢得罪这两个人，而且出发时三哥有交待，要听这两人的话。

　　没想到我运气很坏，我安排队员们把竹子绑好渡江，最后竹子完了，只剩下几根已经很湿的竹子，我以为我会游水，所以我没考虑就跳下水游过去，谁知道枪很重，再加上子弹等，约有十多公斤，游到一半我游不动了，我想跟着河水斜斜地游靠岸，没想到在不远处有旋涡，那里旋转的水会把人吸下去，我觉得被拖下去，我尽量的向上游，同时大声地喊，一次、二次、三次，最后我不得不把枪、子弹放掉，尽力地往上游，我觉得有人拉我一下，我才平安的脱离危险，我上到岸边睡下去，我的枪丢了。

　　我记得：“枪在人在，枪不在人不在”现在枪丢了怎么办？一队人只有我的枪最好，带路的叶伯走过来，不知道他是内疚还是什么，他把自己的步枪给我，他说：“我不必用枪，拿着，你是队长，不能没有枪。”我没办法只好接受。我离开了两年日夜厮守在一起的枪，我和枪已经结了深厚的感情。我时常做梦也梦到它。我十分痛心，直到现在几十年了，我还曾经梦见它。

　　十九、重逢

　　我们在河边不敢耽搁太久，我们开始出发，一路上我们发现兵在极力阻拦我们，还好我们都能躲过，我们平安到达基地。

　　没想到基地已被烧掉，没有人。我们在周围找，找了几天找到部队的站，只找到一位生病的阿延。他以前是我们训练的民兵，因为表现好被吸收为部队成员。我们就在那里等，还好隔天阿山(Asan)带了一队人来，我很高兴，关于联系大哥有别位队员处理，很巧，我意想不到的见到了我的爱妻青，她也是这队的队员，我想找她谈话，但是没机会，他们联系好后立刻要回去见大哥，我想留下我妻子跟着我这队，说实话夫妻俩两年没见面应该是多么亲热啊，我真的好想和她谈谈，可是我看到我妻子不敢上前和我说话，我非常奇怪她对我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冷淡？后来我在监狱里才知道，原来阿山把她留在他那队，以搞群众工作的名义，经常在一起了。

　　二十、占是叛徒

　　我的队员是在昔邦才跟上我的，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深，我看到阿延一个人很孤单，所以我说我留下来陪延安，但没有一位队员愿意跟着我留下，他们全部都跟着阿山那队走了。我们等了两天，他们还没有回来。忽然阿伐匆匆地来了，以前也是我训练的民兵，他说：“我们晚上被兵突击，不知牺牲了多少队员”

　　我不相信军人会晚上出动来围剿，按照我的经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我决定要去调查，也希望能找到还活的队员。我问阿延能走路吗？他说慢慢走还可以，我当时没考虑到假如阿山他们回来找我呢？我没再考虑就决定跟阿伐去找失散的同志。没想到我这一走，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此就找不到部队了。

　　我们三个人由阿伐带路，找到他们住的山头，我不直接上山，我叫阿伐找附近比较高的山头，我们上到山上看下去，幸好我们没直接上山，那些兵还在山头还没离开，我们就在对面山头等了一天军人才撤退，我看确实已没军人，我们才出来，我到了山头一看有三位女同志牺牲了，还照样睡着，看情形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打死，有三位男的，睡在地下，情形和女队员一样，我问阿伐这三位女队员是谁，他说：“是张珍、苏西、阿兰.”我看到她们的被子还在，我捡了起来跟他们盖好我说：“同志，对不起，我没埋葬你们。”其实我们也没工具可以埋葬他们。男的有一位穿着很新的军装，阿伐说：“这位是方达，砂拉越的。”另两位我就不知道了。我问阿伐他们这队的情况，阿伐说：“在队里有砂拉越队员和西加队员，砂拉越队员想回砂拉越，西加队员想回白区，他们的意思是放弃武装回白区搞工作。我们一共十六位，当时占脚痛，他过去是大哥的警卫员，因他表现不好早已消极了，所以枪被没收，变为群众。队员们都看轻他，两边都不要给他跟。”我心里怀疑到他，真的是他太可怕了。后来在监狱里，我从侥幸逃生的胜队员证明是占开枪打死这些队员的，牺牲了九位，不过我亲眼看的是六位。当时他们开会分组的时候，两组都不收留他，曾经相吵，有位队员骂他是组织不要的人，那晚他偷了方达的枪就开枪射击，幸好胜睡在茅屋的最尾边，他听到枪声，当场翻下去，逃走了。阿伐也一样滚出去逃走的。

　　占开枪打死战友后，隔天就出去路边，军人听到有枪声，天亮了就来围剿，看到占来投降，占带兵上山头看被他打死的队员，然后带兵去拿我们藏起来的枪支。这些枪支是当时在飞机场仓库辛辛苦苦抢来的，因为当时占是大哥的警卫员，所以他都知道。占投降以后一直跟着兵部，由于他对苏哈多政府的功劳很大，所以他没进监牢。

　　二十一．三人分散了

　　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山头叫长凳栋逗留了一天，然后离开了，那时我才知道部队已经化整为零分散了。我们三人现在怎么办，要留在部队已经没希望了，由于阿延、阿伐两位同志都是孟加影的人，所以我们决定回孟加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已经不是队长，我要他们说了才算。阿延的人比较老实，对我还客气，可能他看到我甘愿留下和他作伴，有友情。

　　我们三个人有两把步枪，子弹只有九枚，我们现在只有找吃求生存，我还幻想找到群众再组织部队，因为我想起领导人说的古巴革命最先只有三支枪，结果革命胜利了。我想只要有群众我们就有希望，只要能成立部队，打响了，不怕他们一定来找我们。

　　我们根据方向走回孟加映，一路上遇到有吃的我们就住下来，吃完了再走。有一次我们遇到一棵树上生了很多木耳，我们吃了一个星期才走。时间对我们不重要，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很容易躲过军人的围剿，也可能军人觉得我们只是残余分子，没专来围剿我们。

　　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天，阿延开始生病了，我坚持等阿延病好再走，不能留下他自己。几天后我们再走，我们走出大山，到了华莪的乡村打乎(Tahuk)，我们以前曾在这儿埋伏打军人，现在一片荒凉，部队没有了、群众没有了，我觉得很伤心，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失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实在想不透。

　　我们来到广阔的草原，以前这儿有个有钱人叫杨蒋兴养了很多牛，军人经常来这儿打牛，我们希望也能打到一条牛，或者是鹿，在大山里只能吃树心，有时在山沟里找虾，我们耐心地等到天黑，天黑鹿才出来，我们若开枪打鹿就要尽快处理，在天没亮之前就走，因为这地方无法躲藏，我们又不能和军人对打。

　　天黑了，鹿开始出来了，最先看到一对，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开枪打最大的公鹿当场死掉，那只母的不肯走，约一百多公斤，我们赶快处理，肚肠丢了拿四腿。我们便向山里跑，在天亮前一定要跑进大山，不然就危险。

　　我们进了大山后才敢起火烤肉，我们一边吃一边烤，太久没吃肉，我们尽量吃，今天才觉得吃得饱，吃了一整天，晚上睡得很好，谁知到隔天三人都泻肚子，我们不管还是吃，我们把肉烤干可带走，我们的目的地是孟加影。我们又开始走，我们从打乎回仙水港没问题，但是危险性很大，白天不敢走，晚上又不知路，结果我们还是选晚上走，根据天上的星星认方向，最后走回仙水港。

　　我们回到仙水港最先就上苏拉民山，看见苏拉民的尸体不见了，可能甘榜人以为我们埋什么珠宝金器挖掘出来，山里尸体就会被野兽吃掉，我很生气，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伐说：“我们现在不是军队，不必讲纪律，我们饿得半死，我们的东西全都给人抢去，我们现在能偷就偷能抢就抢。”我没讲什么，事实上我也赞成阿伐的话。

　　达雅人的水稻田都有养鱼，他们等要种禾的时候才放水抓鱼，我们先帮他们把水放了抓鱼吃，看到玉米我们也采来吃，我们拆他们的茅屋来烧火，有时还能在茅屋里找到盐来吃。达雅人不敢来围我们同时也找不到我们。

　　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的困难来了，我们的土油没了，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要带火种，遇到下雨就完蛋，我们想学古人的钻木取火，但不成功。为了生存，我们开始吃生的东西，有时抓到月光鸟，把头砍了肚皮剥了就吃。

　　我们商量要怎样才能弄到火，达雅人做工成群结队，不能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埠头附近的树胶园，那里可能有人割胶。他们割胶一定带土油灯，把灯绑在头上。

　　一个晚上我们启程到埠头，这里阿伐、阿延都很熟，我们按照沙荣路走，走进胶园，检查到有人割胶，我们就躲起来，刚好是一片凤梨地，还没结凤梨果，我们肚子饿就采凤梨心吃，第二天大清早有人来割胶，我们慢慢靠近他，到他身边就用枪指着他说：“不许动！”他吓了一跳，一直说：“不能开枪自己人。”我们听出他的口音是本地人，看清楚是阿延同乡的人，以前也是拥护我们的群众。我们向他了解部队情况，他说：“大队宋公已经完了，杨司令已经牺牲了，余下的队员和杨太太已被抓，641的连长用直升机把他们载回坤甸”他劝我们去投降，他说这位连长很好。

　　那天我们出埠头时，阿伐顺路跑回他老屋，屋子被烧了，但他藏起来的东西还在，他拿出一个戒指，要求老乡帮我们把戒指卖了买山里最重要的东西如火石子、土油、衣服、云南白药等，明天晚上带东西来，他答应我们，我们把他带着的头灯拿下来，叫他今天不必割胶了。

　　这一天我们觉得过得很长，我们提防他会带兵来抓我们，于是商量好晚上只有阿延自己见他，我和阿伐出大路站岗，看他是否有带兵。我们监视着大路，看到有一个人影拿着一包东西，等我们确定没带兵，阿延才出来见他，他计算买了多少钱，这些我们不管，我们接过东西说了声谢谢就要走，他说：“如果你们坚持不下最好出来，还能留下一条命。”我们哪里听得进去，尤其是我，我觉得我若落入敌手一定必死无疑，而我两个朋友觉得山里自由自在，谁要进监牢。我们三人照着沙荣路直接走回打烈，在打烈路我们看到一片树薯山，阿伐说：“我们几天没吃树薯的东西，现在有火了我们煮来大吃一顿。”我们刨了很多树薯，一边烤一边吃，提醒他们天快亮快走，他们说：“不是天亮了，是月亮”,我怕他们丢下我就完蛋了，不敢多言。

　　不幸的是我言中了，真的天亮了，听到达雅人大声叫喊还放狗去做工，这下就惨了，我们在路边，四周没有地方可躲，前面是达雅甘榜，这带只有矮矮的矮青，没办法只有在矮树丛里躲起来，我们吃了一整夜，太紧张都觉得要大便，我们知道不能大便怕给狗嗅到，但没办法我们还是大便，我们在树丛里看到达雅人一队队过去，他们过完了我们就安全了。没想到一只狗闯回来，坏了，我们坐着不敢动，希望它走开，它看到我们是生人，就一直吠，当时达雅人大喊起来紧紧把我们包围住，形势十分危险，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辛辛苦苦买到的东西丢了，我们希望若脱险我们再回来找，我们从树丛里跳出来就跑，可能他们看到我们穿军装和有枪，他们不敢太接近我们,

　　我们想逃出沙荣路进入大山我们就有救了，但达雅人更知道路，不管我们转到哪儿都有达雅人拦着，跑到中午，他们叫兵来了，兵一直向我们开枪，我们被迫逃向一座山，阿伐在前，我在中间，阿延在后，我们只能慢慢爬，因为兵一直开枪，最后我们被围在山头，我们爬到半山，阿伐不见了，这个地方只有他熟识，他不见了剩下我和阿延，我们不熟路，我对阿延说：“你爬上山躲起来，我在这里应付他们。”我也实在走不动了，我钻进草丛中清除痕迹，我就躺下去，不久，我看见雪白的长刀在我脸上晃来晃去，我什么也没想，被发现要抓要杀随便，我已没能力反抗。一组过去了从我的脚后边走出一条路，又来一组从我头上边走出一条路，奇怪他们竟没看到我。不久我听到有对枪的声音，声音很远不是这山头，我想一定是阿伐和他们对上了。

　　二十二．挣扎在生死线上

　　我等到晚上才出来，我已经一天没吃喝，但我不敢走怕阿延他们回来找不到我，肚子实在很饿，我采了较嫩的树叶充饥，等了一个晚上他们没回来，我只好爬回树林里睡觉，我想若他们今晚没回来我被迫就走了，要去哪儿呢？我身上只有一把刀一个食盒，我决定走出坤甸路才有生存的希望。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被迫大胆地照大路走，我从打烈走出沙荣路，一直向埠头走去，走进神庙的后山，向西南走就能走出坤甸路，什么时候能走出去？那就不知道了。我慢慢向上爬，爬不动了，因为肚子太饿了，我躺下想睡觉，哪里能够睡呢，已快天亮了，我不得不尽量向上爬，我看到山南姜，我剥开来吃它的心，并装进食盒里，南姜心很辣，觉得很好吃，我爬了一天才爬到山顶，这样的情形怎么能走出连绵不断的山脉呢？我在石头上睡着了，我看到城市那边的烟火袅袅上升，好像闻到白米饭的香味。

　　我想这时候我父亲经常坐在厨房里吃饭，那天我要走的时候，我还到厨房叫他老人家一声，现在不知他老人家怎样，是否每天还去报到？我想睡在大石头上永远不再起来，我觉得没勇气起来，我在大石头上睡了一整天，我想了很多，我们党领导人是怎么搞的？在这么短的武装斗争就结束了？我只有两条路：第一、死在这儿，没人知道，但我父亲他老人家一定每天要去报到，这样会长期害了他。第二、出去给反动派抓，生死由苏哈多军队决定，我知道根据我的情况军人一定不会让我活。我对死不大关心，因为从我决定参加武装斗争开始，我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最后我决定走第二条路，革命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为了我的父亲和家庭负责，我死也得死在城市，让大家知道文多罗已经死了。

　　二十三．我被捕了

　　那天晚上我吃了南姜心以后就开始下山，下山很容易，难走就滚下去，到了山下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看到有人烧山，我就在附近找吃的，还好我找到被烧死的吃香蕉叶的螺，烧得很香，我吃了两只，比较有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怕，向着大路走，走出大路向着城市的方向走。

　　我不知走了多远多久，忽然从大路对面来了一群达雅青年，我也不躲他们低着头往前走，他们看到我就包围起来，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见连长，有两个青年马上抓住我两只手，拉着我走，我说不要拉我，我脚痛，其中一位把拖鞋脱了给我穿，谁知道我们走了不远又来一群达雅青年，他们走近就拔刀刺过来，他们的刀只擦身而过伤了一点，我穿两层青衣都穿了个洞，那两个抓我的青年不肯，与他们大吵，我听不懂，后来那群人走了，其中一位青年对我说：“连长有吩咐，现在战事平了不能杀人。”这两位抓我的人是民防队员。

　　阿延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出去投降了，所以连长知道还有我这个人，他下命令要抓活的，所以这两个民兵队员才敢保护我，他们一直把我带到埠头，我看到埠头很多人出来看我，当时的情况很乱，很多人拿着枪跑来跑去，忽然有枪响，他们急忙把我带进屋里，几个人看守着，其中有一个说：“等下我们处理他。”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打我，但是我不怕，我已经出到埠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怎么死已经不重要了。

　　过了一会儿，有一辆军车来到门前，有位军人走进来说：“这个人我要带走！”我看到他们都很怕他，我知道这一定是有官职的，他把我和两个抓我的民防队员带走。隔天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去载我的是连长Mousurun，他带我去仓库问我要什么自己拿，我看到那两个民防队员拿了一辆牛车东西，高兴地满载而归。我选了一套唐山装，一条沙龙，把我破的青色衣裤换了，其他我不要，我不相信敌人会有好心的，我心里时常想起坤甸军人对我妻的污辱，我恨死他们，虽然连长对我好，但我不相信，这位连长对我说：“在抗马时期我曾跟你们杨司令一起训练，我们很要好，可惜他牺牲了，他的妻子和余下的几位我用直升机载回坤甸。”

　　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好，他说：“在战场上打死人和平常打死人不一样，在战场上枪对枪，所以打死人不是我们的错。像现在你被我抓了，你没有枪我打死你是我的错。我对你们都好，我不要我们之间有仇恨，我围剿你们是上级的命令，你们投降了我就对你们好。你到山口洋是别人的事，我不要和你们结仇恨，我希望你们以后对我们子孙也要好，不要报仇，政治的事情很难讲，翻来覆去，好像以前我们一起抗马，现在我们又变成了敌人。”

　　这位连长很有政治头脑，他能够想得很远，当时我就不敢想得太远，我只想军人是怎样来对付我，监狱我不怕、死我也不怕，还有什么可怕呢？我逍遥自在地吃饱就睡觉，不过军人不给我太多睡觉，睡了两天以后就开始问案。

　　二十四．监狱生活

　　最先审问我的是政治部Yunus，他叫我进审案房，桌子上放了很多工具，有电鞭、铁尺等打人的工具，他叫我坐下，然后用铁尺打我两记耳光，我很生气，接着问我的名字，我没回答，问了几句我都不回答，他生气地拿起铁尺要打我，还威胁我要用电触我，我坐着不动也不回答。忽然Pak Surun走进来，，他骂Yunus说：“你审案要看对方是谁！”然后他叫审案人出去，他手里拿着收音机。他说：“今天我们不审案我们来听新闻。”新闻正广播美国十三号太空船上太空，他问我：你相信吗？我说：相信。接着他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他问：“这本书是你读的吗？”因书里有我们的订婚像，不能不承认。他说：“你能读这本书，你不是普通队员，你是坤甸人，你不能说你是难民。你不承认你是文多罗没关系，等下我叫你的部下来，我叫你先离开一星期的同志来见你。”

　　他叫阿延来，他的头发剪得很整齐，衣服穿得很好，我差点认不出是他，我说：“这位不像是我的朋友。”他说：“没关系，我再叫一位。”他就叫阿山，这个小鬼，以前在山里我经常叫他去探兵的情况，他走过来我也不管他。他说：“文多罗，这位双银星人很好，他对我们很好。”我只听着不回答。双银星又说“你不承认，还有一位你不得不承认，她煮饭给你吃的。”过了一会，阿尤跑了过来，可能他还在工作，被叫过来也还不知道我被抓，他对双银星很随便，不像扣留人，他先叫Pak Surun然后看到我，马上跑过来抱着我一直哭：“文多罗，我们听到你死了，原来还活着。”我没回答他，我奇怪他们对军人怎么这种态度？好像不是扣留人。他们三人被叫出去，Pak Surun对我说：“这里扣留很多你的群众，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吃，你从这窗门看下去正在工作的都是，他们大多数没参加部队，但是全部被抓来，我又不敢放他们，我不敢负责后果，假如你承认你是领导人，你敢承担责任，我会把一部分没关系的人放掉。”

　　我想了很久，他也很耐心地等我想，我想我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外面，让军人知道可救我的家庭，对于我的案件轻重我不在乎，假如我死了能救人我也心甘情愿，就是怕他骗我，我想我不承认也不可能，因为很多人能证明我。结果我承认我是文多罗。双银星听到我承认他很高兴，他说：“你在山口洋要小心。”我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已把我的事情做成案件，只等我承认签名。他们根本不必审问，我承认我是文多罗，我签名。过了两天我被一小金星、两个士兵载到山口洋，一路上他们很小心，枪口没离开我，一直到Samalantan离山口洋不远才下来休息吃东西。双银星叫我尽管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在监狱里很苦。到了山口洋先到宪兵部，有很多政治犯，但他们没有被锁在房里，有北加的同伴走过来看我，双银星叫他：“Batu,你的同伴脚肿你跟他针灸。”后来Batu没有和我针灸我也没要求他。我自己一个人被锁进一间房间里，一位老人走过来看到我说：“你就是文多罗，我给你们害死，我请兵喝酒你们半路打死他们。害得我的屋子被烧还被抓来禁。”我不敢回答他，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杨蒋兴，真的是给我们害苦了。

　　二十五．监狱里的斗争

　　我每天都被审问，白天宪兵部晚上侦探部，有一天，1969年8月8日，我看到宪兵部很乱，很多人来来去去，我想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想问人，出入的政治犯没有一个敢和我说话。我站在窗门一直看，有位跟我说：“监狱发生暴动，你睡觉吧。”我想监狱暴动是不是有人来救我们，我平时一直幻想有人来救我。

　　隔天我才知道不是暴动，原来是监狱的朋友和民事犯人打架。民事犯打关在门外的发兄，发兄和他们打架，但他们人多，发兄的头被打破，流很多血，关在房里的难友大家同心协力闯开房门救发兄，监狱的公务员就呈报宪兵部说政治犯暴动，宪兵部要求军部出兵。闹得满城风雨，难友们晚上都被绳子绑着，调查清楚以后才解开。

　　当天晚上宪兵部的监长和一个便服来和我谈话，他问了我的名字就说：“你们这些人很傻，在坤甸吃好、穿好、睡好，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害得这些人变成难民。中国有来帮助你们吗？有来给你们吃吗？还是政府给你们吃，你们怎么打得赢政府？”我是败兵当然没话好说，但是我还要为我们辩护。我说：“我们是被迫才进山，因为我们在坤甸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我就曾经被你们抓进监狱打得半死，我们是为了自卫才反对政府。”我顺便问他的名字，当时监狱长就要打我，我不怕我反问他：“为什么打我，他问我的名字我反问他，有什么错？”监狱长骂我：“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敢问宪兵长什么名字？”我说：“他没穿军装，我不知道他是宪兵长，谁叫他先来问我？”我被抓已经准备死，我理直气壮，我觉得我没错，我谁也不怕，结果他自己说：“我是山口洋的宪兵长，叫Harsono。”他转过头对监长说：“这个人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能动他！”然后他就出去了。

　　我想这位宪兵长来看我，可能和监狱里的动乱有关系，他们可能认为抓我这个人会影响监狱的同志，这个监狱很坚固，是荷兰殖民时期做的，不曾给人破坏过，现在给我们的同志闯开，从监狱的历史是没有过的事。从敌人的政治头脑来想，他们不相信因为打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可能怀疑里面一定有人在领导。

　　我在宪兵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反复地审问，我的原则是不要害人，其他事情我都承认，然后我被关进监狱。我第一步踏进监狱，有位难友开口骂我：“文多罗你为什么不死，你来了我们监狱会“浮”起来。”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以后我才知道这位难友叫木清，以前是我们的群众，这些群众都不承认和我们有关系，假如我死了他们就能安心，他说监狱会浮起来意思是他们会感到很害怕，他们怕我作证，以前他们不承认，若我作证他们参加部队，他们会被打死。他们说坤甸人做坏蛋到处抓人，本来有几个人锦标、泽光、阿海叛变以后去抓人，我们的群众他知道的都被抓走，我进了监狱才知道这些事情，有一个叫阿武的还帮助审案打人，我想坤甸人并不是全坏，山口洋不是也有坏的吗？个别坏的一定有，但有很多朋友都为革命奉献了他们的生命，我是坤甸人，我一定要做好给他们看。我进了B房，他们不要给我地方睡，我被迫睡在尿桶旁，很脏很臭，我没办法。有一天一位难友金水半夜泻肚子，跑到尿桶边，把我喷得满身是粪，我没骂他，我擦了后再睡。全房的难友时常提这件事来嘲笑我，我也不理他们。

　　在房里有两位难友叫发昌兄和辉兄，他们虽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山里的事，他们很同情我，他们给我水斗还扛水给我用，因为他们能出去拿水。发热水的难友他们故意淋我的手，发饭时把饭用木棍削减，监狱的饭本来很少，被削减只剩不到十汤匙。发昌兄和辉兄每当他们家属寄东西他们时常给我吃，我非常感谢他们。

　　对我不好的难友其实都是以前最好的群众，他们对我失去信心变成恨我，我不怪他们，我希望做个榜样给他们看。

　　二十六．我重新得到信任

　　我在监狱两个月，难友们开始对我有好感，1969年10月份晚上，忽然有军车要载我出去，我觉得不妙，难友们有的说：“可能要载到长沙坝枪毙。”有的要和我装衣服，我说：“不用带衣服。”

　　我被带去宪兵部直接进审问厅，宪兵Suparin正在审问一个人，我看清原来是阿勇，审问官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他说：“你们坤甸是一起来山口洋的吗？”我说：“是。”他问：“你在山口洋过夜吗？”我说：“没有。”审问官生气了，他说：“你们是怎么搞得，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哪个对。”我比阿勇先抓，我的案已定，宪兵要证明这些人是否有收留我们过夜，我告诉阿勇，我不能翻案只有你翻案，同时我们不能害人。结果阿勇翻案说：“因为在警察局被打，没办法我就乱讲。”Suparin听了很生气，他拿桌子上的三角树打了我们几下。

　　我被关在小房里，叫被抓的男女二十多个从我房间门走过，Suparin强迫我认有没有认识的，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生气地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他说：“你进去再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过了一会儿他把我放出来，一样没有收获。查案的对我说：“文多罗，你不帮助政府你永远不会自由。”我才不管他呢，我本来就不想自由，他可能想把我禁在小房我会怕。其实宪兵部的小房比监狱的尿桶旁睡觉好得多了，没人歧视我，打扰我，我每天除了起来吃饭就一直睡觉，以前在山里睡觉担心受怕，现在吃饭睡觉都有人看守，不必担心。

　　过了两天被阿勇带兵抓来两个老人，宪兵部没空房间，就把一个老人让他和我一起住，他是Luban人叫蔡礼，卖火药给山里人被抓。这位老人很好，每天他家里送两次饭，他一定给我吃，晚上我们讲故事，他谈他的家庭，他有两个女儿被Kodim抓去，不管他们怎么拷打她们都没承认，最后被释放了。他说：“你自由一定要找我，在我的家乡你说我的名字谁都知道。假如我死掉你就去找我的孩子玩也好。”我安慰他说：“我一定找你。”不久他自由了，他说：“过年出红毛丹我叫孩子送来。”我说：“你不能寄东西给我，我一定收不到。”其实我是怕连累他，因为我是政治犯。

　　第二次在宪兵部禁了一个多月，我又被载回监狱，这次我再进监狱情形就不同了，难友们对我很好，他们在床上让出一个位子给我睡觉，我从此不必睡在尿桶边。从这两三个月的行动，难友们已相信我不会害他们。我知道因为有几个坤甸人的错误，所以他们对我有成见，我能原谅她们，现在一切误会已云消雾散。

　　每个星期难友们家属有来接见，他们都分给我一点吃的，甚至我比有接见的难友家里寄的东西还多，我心里很受感动，我想他们为革命牺牲了很多，甚至家破人亡，现在在监狱里受苦，我实在对不起这些群众，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些事，这是苏哈多政府对我们华族迫害的最残酷的历史。

　　1970年某个月，我忘了日期，发饭的时候我拿着盘走出去，忽然看到外面很乱，大家都不拿饭，倒了一地的空心菜、豆浆水，大家都喊不吃这些东西，要求改善伙食，带饭来的难友马上报告，监狱长带了几个士兵，叫大家排好队，监狱长问：“谁倒了菜，为什么不要吃？”有几个说：“天天吃空心菜脚会肿。”监狱长说：“是谁脚肿的站出来！”当时有几位难友站出去，谁知道监狱长一人踢一脚，难友们痛得大叫，监狱长说：“还会痛不是肿，是胖！”他又问：“豆浆为什么倒掉？”有一位难友不熟印尼语，他说：“豆浆里有蛇。”他把虫说成蛇，大家大笑。监狱长很生气，他说：“豆浆很有维他命，谁说有蛇？把他抓出来给我看，你们的菜钱只有15盾，叫我怎样处理，你们谁来处理？”我看到没有人敢应他，又一直追问，我回答他说：“假如不能处理就发钱。”监狱长说：“谁说的站出来。”我就站出去，他大骂我说：“原来是你，你没进监狱，监狱里没发生事情。你一进监狱连连发生事情，一定是你唆使的。”他立刻拿出一张15盾一张10盾和一张5盾的纸币叫我吃，他大骂：“你们在监狱能用钱吗？现在我给你钱你吃！”顺手打了我两记耳光，我接过他的纸币就吃，不过我没吞进肚子，他打了我以后就去大骂难友们，我趁他大骂难友的机会就吐掉。

　　自从发生这件事后，难友们对我特别好，我重新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不久我得到坤甸亲人通过难友寄来的东西，我得到这些食品以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当局看到我在监狱里时常有事情发生，他们就计划把我们这些认为是捣乱分子载来坤甸。1970年6月我们50位被列为A案的政治犯被载来坤甸。

　　那天早上，我们难友的亲属都集中在宪兵部，很多亲属都在哭，他们和家属告别，这些家属都很穷，没可能来坤甸看望，他们都知道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谣传说我们这批A案的人被载到坤甸是没有活的机会了。难友们听了这些传说就直接问监狱长，载我们去坤甸做什么？：“监狱长说载你们去坤甸砍树锯木材，以后你们可以寄钱回家。”他也向家属们说：“不必哭，他们不是去死，是去赚钱。”我们的车出发了，最初大家心情很沉重，不知谁先开始唱歌，大家跟着唱，起初那些守卫的兵很紧张，后来看到我们没什么行动，他们才安心。

　　我看到从山口洋开始一路上不远处就有兵站岗，一百四十多公里路程都站满了兵。车开得很快，尤其到了新埠头码头，路两边士兵非常多。我们出了山口洋就没唱歌了，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可能只有我很激动，在山口洋我没想到家，现在载来坤甸，就想到父母弟妹们，不知她们可好？不知我的家是否还在？我在监狱里一直做梦回家，总是走不到，时常做恶梦，经常梦见我骑脚踏车去我妻青的家，但是越骑越远，总是骑不到。在我的心灵只有两个家给我的负担最重，我一直觉得我害了他们，我很对不起这两个家。

　　二十七、我自由了

　　我们50位难友被载到坤甸Sungai Raya集中营，到了大家排好队，点了名作了一定的仪式，把我们移交给坤甸集中营管理，山口洋的监狱长特别对我说：“你在Sungai Raya要特别小心，不能像山口洋一样。“我那个时候，即使去到哪里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没有希望自由了！

　　1970年，50位被列为A案的被载来坤甸后，其他难友到菜园工作，只有我和一位砂拉越难友两个人不能出去工作。

　　一年后，由于树厂很需要工人，厂方通过关系向集中营要工人做树，坤甸监狱长就把一些健康的青年，不分案件轻重，把我们老一批扣留犯分配出去砍树锯木，最先是秋平带工，难友们做得半死没得到工钱，后来有人向监狱长提议叫我带工，最初40位以后增加到80位，我们做得很有成绩，还能寄钱回家。我们做了18个月，直到换司令我们才被调回集中营。

　　新监狱长上任后，有人向他呈报说我的案件不平常，结果他重新查我的案件，我因案件严重，就把我关进A房，从此我就不能出去工作，一直到1979年开庭，我被判11年徒刑、王明13年、陈武侠16年，我们于1980年1月5日被载进坤甸大监狱。我除了扣留期10年4个月，在大监狱里施行徒刑8个月后，于1980年7月23日正式自由了！

　　写于2004年7月3日

　　

　　法庭上的文多罗

　　心路篇

　　

　　

　　“祖國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這就是理、抉擇，

　　生命的價值。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明知革命艱險 艱險越向前。

　　露宿深山雨淋，

　　糧食斷炊吃穀殼，

　　絲芒笋扎腳步難行，

　　過險灘激流沉水底，

　　再苦再累再險心也甘。

　　黑牢受盡折磨迫害，

　　淬煉的意志更堅強。

　　憶昔日往事，

　　風雨瀟灑走一趟，

　　哼著“山泉呀，山泉”

　　翻看《笑傲人生》。

　　

　　

　　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3年高中即将毕业，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半已做好回中国的准备，我也考虑回国。这时，我班有位不多说话，做事稳重的一位男同学陈福意（已牺牲），他庄重地向我提出一个我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他说：“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为建设印度尼西亚而留下来？”我说：“我想回中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说：“中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人才层出不穷，人才济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崛起的中国，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印尼，自独立至今还很穷困、弱小，非常需要我们印尼的华人，参加建设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不一定要回国才有出息。你留下来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赞成我回国，我多么希望回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想到我的诞生地，我的父老乡亲、我们广大的骨肉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像听到慈祥的声音在呼唤：“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华轮开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码头向登上美丽堂皇的光华轮的同学挥手告别。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建设印尼的行列。

　　从此，我开始认识印尼的政治动向，华族要参加政治活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左派的进步政党。我喜欢活动，什么唱歌、学习班我都参加，十多岁年轻的我朝气蓬勃，天真活泼，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革命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我们都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我和朋友们接受邀请去山口洋看电影、看舞蹈。几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好像有股黑暗势力向左派势力发动攻势。命令华总、校总、各进步人士去军部报到，顺手押进监狱里，党负责人以及和我在一起的山口洋华裔支部书记文被捕了，他们一部分被押到坤甸监狱，可是我们还未被捕的年轻的一群并不感到害怕，我们秘密地自动地转入地下活动。

　　军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单，其中也有我的名字。当时我不能公开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处拦车，叫搭客下来一个个检查证件，我侥幸地溜走，他们检查好了我再溜上车。甚至在车上我碰见我认识而被逮捕的同志，他们被押去坤甸监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好在他没出卖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抓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变成完全非法了，他们在找我。我只好被还合法的同志带到群众家里住宿，又要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这家住了又搬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护送的同志又偷偷地转移。

　　有一次我来到一位同学阿胜的家，早上四五点洗澡大便，然后关到房间里不能出来，我非常感谢胜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我，还早晚送饭，我晚上夜深人静才偷偷出来洗澡。因为他家里人很复杂，上下船的工人进出很频繁。就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开始酸软无力，后来又辗转到李燕（已牺牲）家，她爸妈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两脚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没见太阳，患上风湿瘫痪，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蹲着走，叫胡老师针灸吃药，病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我转移到淑芳（已牺牲）家，和一位华裔支部书记阿平在一起讨论问题，决定晚上就要转移。当天早晨我们刚吃了粥，淑芳和弟妹们都出去了，门反锁。突然听见门外乱敲门声，我们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点从准备好的洞里钻下去，他不钻，我没办法。门被撞开了，我们被带出客厅坐，一位华人拎组长守着我们，其他军人去屋子里搜查并从二层墙上挖出一大堆书。逮捕我们的军长看了我的居民证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说等下倒回来接我，然后带了阿平走了。

　　他们走后我问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儿还有军人吗？他们说全部离开了。我穿了鞋，关上门，马上离开出事地点。听他们说五分钟后他们再倒回来找我。

　　我毫无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出事地点，越过大马路再走小路，结果走到死胡同，赶快出来走大路，刚好碰到我认识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们出事，问她这儿有自己人的家吗？她指路给我，结果我进她指的那家，见到了交通员阿顺。他们悠闲地谈笑，看到我非常惊奇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告诉他们阿平被捕的经过，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发呆了。阿顺马上用脚踏车把我载到另一地点藏起来。

　　1973年姨母去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才告诉我當時没抓我的真相。当时去逮捕我们的军人，是经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车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车都免费。我舅舅很爱惜我，他要求这军人万一刚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释放我。逮捕我的时候，他从居民证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实现了诺言，还告诉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打得死去活来，1979年他非常坚强地活着走出监狱了。几十年不见，2008年刚好红英也来雅加达，我们三人相约见了面，多少话儿不知从哪儿说起，回忆过去多少事儿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当时平为什么不从洞里钻出去？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钻洞逃走呢？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但他们真得太残酷了。”

　　当时狱中有一组刽子手最凶，阿平落在他们手中受到残酷折磨，叫他承认藏枪支，逼他找枪支，根本没有的事情强加于他，当然一无所有。狱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成了替罪羔羊。

　　上了黑名单的不合法的同志越来越多，藏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军人穷追不放，紧紧地逼着我们，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飞去外地没证件无法逃走。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怎么办呢？只等着什么时候咻咻响的警车停在我们门前，双手被扣上就跟着走进鬼门关。眼看无数受害者在完全没有法律的庇护下丧生、失去自由。在此种无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们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活路进山打游击，虽是危险的途径，但如果有活的缘分还可以活下来。

　　进山打游击，必须经得起非常艰苦的考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抛弃自己最亲爱的人去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要不我为什么留下来，不跟着同学们回中国呢？ “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陈福意振荡人心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绕，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了！

　　人世间的是与非，本是人所造成的。虽然是非常痛苦的经验教训，但是经一事长一智，希望经过这次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辙。

　　不打不相识，赢来永久的和平。但愿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国泰民安，大家团结在班查西拉五项原则下，直到永远！永远！

　　和平

　　

　　

　　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兆昌

　　1962年，我常到张伯家做客，他老人家爱聊天，经常开导我说：“我们印尼的华人跟祖籍国即中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美国已在巴基斯坦、印度、泰国、越南、菲律宾、台湾、南韩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目的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圈，我们必须帮助印尼成为中国的朋友，不让美国也在印尼建立军事基地。”

　　我出生在印尼，我爱我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但我也爱我的祖籍国“中国”。因此觉得张伯的话很有道理。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苏哈多军事集团对正义人士进行大逮捕，不经审判就投进监狱，进行虐待和杀害。欣起排华事件，封闭华校和中华公会，殴打和辱骂华人，破坏华人财产，有的地区还进行烧杀抢三光政策。许多华人被迫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难民集中营不少华人病死、饿死，甚至被杀死。

　　看到这种不人道的反华、排华事件，我们年轻人沸腾的热血怎不奋起进行反政治迫害？因为进行反抗，有不少年轻的华人被投进牢房、集中营、警察局受到毫无人道的酷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些女性遭强奸。大家敢怒不敢言。

　　这是我们印尼华人的遭遇，也因为苏哈多政权对华人不平等待遇，以及华人败类L和Z充当苏哈多马前卒来陷害我，我被迫离乡背井走他乡。我非常渴望印尼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政府，不是排华和迫害华人的社会，于是我跟大家一样，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1968年火焰山部队全体工作者、部队人员开始向沿海区撤退，1969年在格兰坪召开第一次总结会议，开始以群众工作为主，继续发展群众，巩固群众。

　　梭菲安在靠近市镇的一家群众掩护下，在那里作为总站进行领导工作，我也参与了当地的工作。为了使领导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梭菲安叫老牛和如海找山场，必须在一个秘密地点，人们很难去或人不愿去的地方。米仓一个港尾有一丛山，是泥浆地，人们只能经树根跨过，掉下去那就会没顶，而且这地点经常会使人迷路走不出山场，非常危险，所以没人敢去，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我们取名为“移公山”，其意思是搞革命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不怕困难和艰苦的意志。

　　最初到那儿的有我、世民、学平、椰壳、老牛、如海、木清、永才等建立了警卫队，以后增加德兴、景木、达哈（达雅人）、青勇、丘林、黄健等。警卫队排长老兴，副排长阿周，班长世民，红英为警卫队支部书记，医务组长学平。青勇和老兴是外围防卫者。军事学习由哈山负责；政治学习由梭菲安负责。

　　警卫班的任务是：1、保护领导人梭菲安及所有来此的学习、开会、或有任务者的安全。2、学习政治问题和思想教育。3、学习印尼文。（A组由哈山负责，B组由我负责教）

　　1970年在移公山召开党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组织，拟定十二党章。会议中制定革命对象和人民民主斗争的方向，并总结群众工作经验，还决定了新路线，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推广到卡江上游，大量培养群众工作干部

　　。

　　移公山会议后我离开警卫班，被派到一个地方工作。部队又转移到瓜拉坤东(Kuala kuntung)，1972年组织调派沿海和卡江一带干部共四十多位，进行学习和讨论一些问题，这是最后一次干部学习研讨会，我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警卫班顺利地完成了保护干部安全的任务。

　　这次研讨会后，沿海组织发动张贴标语运动，因此许多同志被捕，部队地点暴露了，警卫部队只好再次化整为零。梭菲安只安排两个警卫员即老兴和丘林。他们转移到瓜拉坤东再上一条河内做朗篙(茅草屋)隐蔽，由丘林守卫梭菲安，老兴经常到老二家联系，探情况和买食物。因为叛徒出卖，他们知道老兴的联系人后便抓老二施行毒刑拷打，他闭口不讲，后来他们威胁他要向他家人下手，老二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被迫服从军方计划。

　　老兴来联系的那天军人伪装平民，躲在房间里，老兴时刻佩戴一把刀，他们知道老兴的工夫厉害，伪装的军人先假装借看他的刀，刀被骗了马上抓人。

　　老兴在审讯中闭口不言，逼到最后，他说叫领导人Z和G来！当时Z和G已先被捕，老兴对这两位领导人说：“我这一下手，什么都完了，你们是领导人，就看你们的决定了！”在领导人的承诺下，于是老兴便带军人到梭菲安隐蔽地点，刚好梭菲安和丘林正在吃饭。军人知道梭菲安有短枪，他绝不屈服于就擒，一声枪响刚好射中梭菲安的头马上倒下，壮烈牺牲了。丘林顺势倒下并爬走，逃离现场。

　　1972年末，在K区因坏人的出卖，我被捕了。1974年转移到S区红帽军处，在多天的逼供过程中，我才醒悟到原来我上级领导人G，已将我的一切活动画蛇添足地写了下来向军警报告。后来我又被转移到P区政治集中营，我隔壁单人房的陈武侠在放风时碰到我小声地告诉我说:“G为赢得军方的信任已全盘托出，把整个组织系统全暴露给当政者。”最后革命斗争彻底瓦解和失败了。

　　1966年，苏哈多胜利了，他以反面手法，变成笑面虎，向善良的印尼人民反扑过来，苏加诺总统成了砧上的肉，一个为祖国独立，作出宏伟贡献的国家之父，竟被控为叛国者？还要把它揪上军事法庭，奇不奇，怪不怪？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活着

　　2008年6月29日，我听孩子说坚刚从新加坡医病回来，我专程到他府上拜访。过去见他时坐在轮椅上，现在刚医病回来所以还躺在床上。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他握着我的手笑容满面。虽然还吊水，全身插着针针刺刺和管管，但是精神焕发的脸上毫无痛苦的神情。我们还是与往常一样毫无拘束地谈论古今中外，欢乐嬉笑着回忆过去学生时代幼稚的活动。

　　他过去在学校是积极的学生会干部，处理班会和写黑板报，又是突出的运动健将，篮球场、乒乓球桌上都少不了他。总之，少壮年华的坚，体现了年轻人的魄力，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学校的活动，年轻时代就已练就了一个百折不挠的性格。当学校被封闭后，便投入社会，逐渐认识社会的各种丑恶面貌。来雅加达给人做工，工资低，工作又多又重，当过印刷工，甚至曾经失业，曾经苦恼过。经过多次碰到困难和失败后，才经营小小的印刷工作，开始创业，经历了不少波折，才慢慢地发展起来。俗语说：“不怕慢，只怕站”，不怕天有阴晴，不怕路有高低，创业就是在经过失败或事业的起伏中壮大起来的。

　　他提起首次创业的艰辛历程，他有一个充满教育意义的警语：“天有阴晴，路有高低，企业也会有起有伏。只要胜不骄，败不馁，永怀谦虚好学的心，经常防备经济危机，就会使企业，攀上新的高峰。”他也常提醒大家：“世界上有三种人，聪明、平庸和愚昧的人。聪明的人‘先知先觉’；平庸的人‘后知后觉’；愚昧的人‘不知不觉’“，这是他的人生哲理。

　　我也很欣赏他的人生哲理，有的人从他的人生哲理中得到生活启示，从失败中振作起来。

　　1995年他的事业开始发展，他扩大了他的生意。正当蓬勃发展的当儿，他因过劳而倒在厂里，完全失去知觉。在印尼、新加坡医治，最后送进中国广州医院，治疗了两、三年，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妙手回春，夺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只不过因为最初医治的时候脊髓骨的部分骨头被抽了，神经线折断，影响了脚的活动，不能走路了。

　　坚是聪明人，在经济危机以前，他“先知先觉”.不至于受金融冲击的太大影响。虽然在轮椅上，不能像平常人那样直接掌握自己的企业，但坐在轮椅上甚至躺在床上还能指挥他的工作。他对我说：“你看，我现在躺在床上，可是我并不像病人，我的脚不能动，但是我的头脑还要工作，为了下一代，我还要让我的厂继续发展下去。”他还能以最独特的工作能力，保持甚至发展到更高峰。

　　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更是可贵，他曾对我说：现在对于我钱财已没什么意义了，生不携来，死不带去，要拼的人生已过去了。你看，一碗汤、一小盘青菜、一小碗的粥，平平淡淡地渡过一天。

　　当有的朋友、社群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尽力以赴，他说做好事，出钱不一定要出名，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的，他非常乐意帮助和解决他人急需解决的困难。

　　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精神，他有极坚强的自信心，他不悲观失望。我赞扬他说：“你的乐观精神真可佳，你过去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啊！我写进《西加风云》，可以吧？”他微笑着望着我坚定地点点头说：“可以呀！”

　　从坚的为人中，我看到了一些事业家还是具备的宝贵的东西，他虽坐在轮椅上不能做‘大事’，但却还能做一些有益于人群的小事。

　　他坚强地活着！祝福他，但愿他快恢复健康，让他的才干为有益的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和平

　　

　　

　　

　　

　　

　　

　　笑傲人生

　　有人问我：“你参加革命，丧失了宝贵的年华，你感到后悔吗？”我爽快地回答他：“不，我决不后悔。因为我曾从九死一生中潇洒地走回来了。” 我穿过布满山蜞的矮青（矮小而茂密的树林），跨越高山茂密的原始森林，曾经历子弹轻轻地从身边头顶飞过。也感受过饥饿的滋味，还从黑窗中走出来，见了自由的太阳……

　　许许多多的亲身经历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就深藏在我脑海中。我重新从千头万绪紊乱的回忆中一条条地整理出来，有彷徨、有恐惧、有痛苦、也有欢乐，我觉得并不辜负多彩的人生！

　　静夜思，一幕幕年轻时代的冒险 “petualang!”并不觉得危险和痛苦，而是感到无比骄傲。不是吗，谁敢跟生命开玩笑啊！也许这玩笑开得太大，一不小心就把生命断送了。

　　想当年，同志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好友周淑芳天真的笑脸，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Efendi）和副队长山佐约(Sanjoyo)与我们一起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背着重重的粮食，行军路上若有‘鹿目’，肚子饿的我们见了就捡来吃。转移地点的时候，晚上男男女女像叠干鱼脯一样躺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下雨时帐篷漏了就被雨淋得直发抖。在扎营地怕火灭了，就一直用火烧着树木余下的火炭，埋在火灰里保存火种，或带着火种转移，用干草和干树枝引火，煮地瓜、树薯、香蕉芯、青香蕉、芭姑叶、山芭姑心、野芋头、烤鱼、老鼠、青蛙、蛇等。

　　最苦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火焰山的大森林里，完全断了粮食，不要说糖盐，根本就找不到可以下肚子的东西了，除非寻找收集剩余的谷壳谷糠，在地上挖个小坑，上面放层布，然后用石头捣细，拌水吃。吃下去大便又硬又大，不能大便，得用手抠，好苦，饿得发软也管不了对身体有没有营养了。坚持了好一段时间，因没营养，下山取水或洗澡回来，走上营房的山路，走一步休息几分钟，当时我的身体瘦得一只手指拈得起。

　　很多同志发疟疾病，妇女病的被送往昔邦站疗养，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队十多个病号，由耶克当队长护送。为了躲避军人的围剿，只晚上走路。因为是病号，行军很慢，一个多星期的行军，没带干粮，路过稻巴找地瓜，青菜，我记得路过丹贝果树（Thampui果），朋友们把果树砍倒后我们连丹贝果的核都吃下，还背上作干粮，吃多了大便也很难。我们刚走过军人马上来扫射。

　　我们大多是走子青路（矮的小树），小小的山蛭粘在树梢上摇啊摇，只要路过子青，小树上的山蛭马上就粘在手脚上身上不放。第一次走山路的时候看见身上的山蛭子，就怕得心里颤抖。走山路走得多了就习惯了。为了赶路只好让它吸血吸得饱饱地然后自己掉下，看不过眼便用手拉扯它，但粘在身上太多了也没办法。

　　我们进山的时候只穿一双拖鞋，在火焰山基地的时间长了，鞋带断或穿洞了没了鞋，也只好打赤脚。回昔邦行路经过丝芒草地的时候最惨，地上长满小小的丝芒笋，硬挺挺的，没穿鞋的脚踏上去，整个脚板都尽是小洞，最后全烂了，起床要走第一步必须强忍着疼踏上去，才能走第二步，我完全不敢看脚底腐烂到什么程度？两脚和膝盖生了许多疔疮。

　　路过双崆河的时候，河中有大石块，我们可以从齐膝盖的河中经过，但是中间偏偏有一块大石头不见了，非越过空着了的石块不可，水又很急，危险就在这里。跳过去比较有力的带队队长耶克伸手帮我们，要跳得过才拉过来，若跨不过就掉进水里，幸运的被冲回来还可以重新再过，若被冲到中间，就会被激流卷进水中碰撞石头而被冲到山崖下，生命就此结束，我幸运地跳过去了。静姐跳了好几次跳不过打回来，结果绕道越过另一条路。听说另一班的医务员红云就是跳不过，掉进山崖下牺牲的。

　　经过水泽地带的时候，都是大树林，水到颈部，把背包顶在头顶上，走三、四个小时水上的路，到较高处小土堆，队长命令休息，我们冷得发抖，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没换衣服就地坐下，因为等下又还要走一程呢。最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要渡过很大而水又急的义罗河，我们听到敌船巡逻的笃笃声，等巡艇过去了以后我们才过。我们用砍下的香蕉树做木排，然后推着木排游过去，河水非常湍急，到了对岸，若一不小心没靠岸就会被激流卷走。北加队员名叫南祥，他把背包托放在同伴的树排上，他说他不用树排自己能游过去，结果在河中间被旋转的水卷进水中再也没浮上来了，大家一直找都找不到他，只好把背包送回总部。文多罗可能就在这里被旋转的水卷进河底，他把心爱的枪丢了，还好保了条命。

　　我软弱无力骨瘦如柴的身体，以满怀对革命的信心，克服行军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强忍着快要倒下去的身躯，终于到达前往王明站的山路，我听到王明站已在不远的前方，我思想一松弛马上倒下去，站不起来了。

　　耶克接受大哥梭菲安的嘱咐说：“你要负责把同志们带到目的地，一个都不可丢失。”所以他还不会遗弃走不动的同志。当我走不动了，刚好路上碰见老兴一伙人正出门打山猪，身强力壮的老兴看到病中的我，便一手拉起我背在背后。因为他是神枪手，若他出营房去树林里打猎，回来时经常都有收获，王明站的同志以为他背着山猪回来了，都说这么快就打到山猪了？原来是只“活山猪”，那时的我只剩下二十多公斤。直到现在还被当时知情的朋友当着一个笑料呢！我向班长耶克和关心我的同志致谢！

　　当我们被组织派往卡江上游工作的时候，我们走进了人生地不熟的内地乡村，组织要求我们在那里打开东方之窗，搞好落后农村。要在生疏又落后的达雅族群里树起灯塔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给我们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这些从苦难中受过锻炼走出来的一群年轻人，并不被困难吓倒，我们深入达雅区，用各种方法接近他们。（可阅我是怎样搞达雅族群众工作的）卡江一带的达雅人是纯朴的民族，还没像华莪一带受苏哈多军队挑拨离间计的影响，他们没有任何虚伪狡诈，只要真正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就死心塌地信任你。我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经过我们的教育工作，他们都已经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尤其是我们联系的甘榜头是位真正朴实的好领导人。我们抓好一个头头，其他的都跟随他们的头儿,只要头儿点头，他们没说不。

　　1971年，当第二次左倾幼稚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错误的时候，整个革命队伍都垮了。1973年，我和张瑞一起被捕，一个达雅朋友得知消息后就在扣留所附近徘徊，他叫人秘密通知我们，准备那天晚上要将我们偷偷带走。我们也想过逃走，逃走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屋子后面就是大山林，逃进大森林军人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但是为了他们整个民族的安全，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没被扣手铐带进了小机器船，船刚离岸时，我们看到满满一舢板船的达雅朋友刚刚靠岸，由村长（叫我为妈妈的村长）带领着，脸色铁青怒视押着我们的这艘汽船，可能他们从这位要偷带我们走的朋友中得到消息，便商量准备从警察手中抢夺我们，好在他们来迟一步，不然将会造成如何的后果？军警方必定派兵来镇压，就会像华莪一带造成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让友族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

　　西加人民尤其是华族反对苏哈多政权的革命斗争，至今已过四十年，我们遭受到不少迫害，牺牲了不少最优秀的兄弟姐妹，淑芳、李燕、苏拉民、鸿义、福意、文佳、小梅、红云、张珍、艾芬迪、国平、阿周、蔡兰花等等，他们一张张和蔼、雅气、纯朴的笑脸，包括坚强的郭正老伯，他们还活生生地经常浮现在我的记忆中。

　　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事实，往事不如烟。漫长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从风风雨雨中潇洒地走过来的风云人物胸怀开阔，站得高看得远，相信我们，我们会将私怨和仇恨化为一丝烟雾。

　　孔子教导众生：怜爱与孝悌是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宽恕”是华人的美德！宁与千人好，莫与一人仇。

　　我们希望野心家勿再重蹈覆辙，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顾一切手段镇压和屠杀人民，无论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孔夫子教, 各种族、各宗教别再上他们的挑拨离间计。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手牵手团结起来，既然苏哈多已死去，那么过去的让他过去吧，大家别再计较是与非，我们谨希望开创美好的明天，但愿明天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会更好！

　　失去年华的我，哼着“山泉啊，山泉”的歌，仰望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海鸥，翻一翻留在记忆里的《笑傲人生》！

　　和平

　　探索篇

　　

　　

　　

　　前進道路曲折不平，

　　要摸著石頭過河。

　　失敗並不可怕，

　　也不可恥，

　　哀莫大於心死。

　　有了革命經歷與實踐，

　　更要去探索與總結。

　　尋找救國救民之路，

　　實現人類和平世界。

　　

　　

　　

　　

　　

　　

　　

　　

　　

　　

　　

　　

　　浅谈引起印尼西加革命斗争的原因

　　1965年九卅事件后，苏哈多口蜜腹剑暗箭伤人，很快地取得了政权。为了顺利登上宝座，他必须彻底铲除所有不利于他的势力，他不顾国家基本的班查西拉五项原则，使出铁腕屠杀无辜，一手遮天，全国人民有天无日头人心惶惶地过日子。但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恐怖时期，印尼其中一个较落后区域西加里曼丹的人民尤其是华族，敢赴汤蹈火冒险犯难，展开了一场为正义的民主斗争。为什么他们敢拿起枪杆子面对反动的苏哈多政权，不怕他赶尽杀绝吗？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西加，在这里我们试简单分析一下其中几个突出的问题。

　　I) 地理情况：西加里曼丹过去叫西婆罗州，省府是坤甸市，离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点的雅加达较偏远。西加里曼丹陆地面积为146，807平方公里，北部与砂拉越（东马）接壤，南濒爪哇海，东邻东加省和中加省，南频加里马大海峡和南中国海。

　　西加里曼丹有一条全印尼最长的河流，名叫卡布亚斯江（Sungai Kapuas）简称卡江，全长1010公里，卡江发源地富都（Putus sibau）在卡江上游。沿河有彬路、新党、上侯、昔加罗、勿料、大院等小市镇，还有卡江支流，内地的几百个小乡村。

　　坤甸省府直至三发市属沿海地区，主要市镇有榕戛、淡水港、松伯港、东万律、喃吧哇、百富院、山口洋、邦戛、直木港、三发、加蒂亚沙、斯古拉、坝罗等，面临卡里马达海峡。从山口洋北上有凹下、鹿邑、孟加影、华莪等还有许多小乡村。根据2000年人口调查资料，西加人口有3，740，017人，以此推算西加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5人。

　　上侯边境的恩帝贡可以贯穿马来西亚，是通往马来西亚的重要桥梁。北部三发县的坝罗镇和华莪小镇与马来西亚的砂拉越接壤。边界一带地区被连绵不断的山岭或大森林围绕着，从整个地理形势看非常险要。

　　西加里曼丹是根据1956年底25号法令成立地方自治省，并以坤甸为省会。由于上述条例从1957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一天被定为西加里曼丹诞生纪念日。

　　II） 民族情况：西加是多元化民族，马来族30%；达雅族30%；华族现在只占10 % ；30% 是其他族群，如马都拉族、爪哇族、乌吉族等。华族人口约占西加人口的十分之一。城市里有各族群，但主要是华族群居，在城市的中心区是华人商店，沿河一带和郊外是马来族群为主，也有马都拉族、布吉族、爪哇族、以及其他种族，山区和边界地区主要是达雅族群居处，总之各角落都住着华族族群。

　　III） 经济情况：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上中层阶级大商家之手，经营各种生意如：开金矿，十七世纪主要开矿区是在东万律、鹿邑等地，现在是在道房一带，种植棕榈油园地区是在大院、马桐打琅、勿料、上侯等，全西加内地地区一般上种植树胶园，孟加影和华莪一带北部地区种植胡椒园，沿海区种植椰子树，卡江上游的内地地区出产登加旺（油子），木材非常丰富，铁木和檀香树都很著名。沿海区靠海边所以渔业也非常丰盛，但因外国渔船进入我国领海，拥有极为有效的捕鱼特准字，用现代化捕鱼的方法（pukat harimau）以至连鱼虾种都几乎被收完了。

　　大部分沿海乡村和内地华族，都处在底层甚至是极底层阶级，他们的生活依靠种稻、种菜、割胶、木工、出海捕鱼为主要工作、甚至有的找木柴、卖树叶、帮短工、长工、打石、做路、修路等为生，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

　　1959年第10号总统法令是由当时内政部长阿沙阿特（1904--1976）作为提案人。这条第10号总统法令内容是禁止华侨小商在县以下营业和居住，将他们驱赶到指定的城市，这对华人在经济上是极严重的打击。

　　1965年后因政治动荡和排华，华人人心惶惶无心安于工作，经济极为动摇。

　　IV） 文化情况：虽然近年来城市农村都已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各种教会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发展的最快和最广、天主教、佛教都各有各的阵营。

　　1967年12月6日苏哈多总统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第14/1967号总统训令书，规定华人只能在家庭内与不公开范围内，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举行仪式。华人的传统习俗孔夫子教已被认为是不受印尼欢迎的宗教。

　　1968年底，有关整顿寺庙的4555.2-360号内政部长训令书。关于禁止中文书籍与广告的第02/SE/Ditjen/PPG/K/1968传阅档案。司法部长与内政部长颁第01-UM.09.30-80.NO.42共同决定书，，华裔印尼公民应拥有印尼共和国国籍证书（SBKRI）。

　　中华文化于1965年后完全被苏哈多政权摧毁了，他们关闭华校，还极力推行同化政策，不准讲华语或方言、不准有中文文字出现、不准用中文名字、要和原著民结婚等苏哈多政府发布的所谓新条例（keputusan presidium kavinet no 127/u/kep/12/1966用中文名字的印尼籍民的换名条例），企图扑灭华族世代相传的文化，以此来欺压华人的志气。但是西加中华文化的传统并没因此消灭，坤甸市以潮州话为主，卡江一带的梅县客家话，山口洋一带的河婆客话，他们的语言世代相传，虽然许多风俗习惯、儒家世俗只得偷偷地进行，如过年过节，但决不因为苏哈多极力消灭中华文化的政策而消灭，在那里我们还能享受华人所具有的语言、文化。

　　V） 历史背景：

　　A.十八世纪以后的反荷抗日斗争

　　西加华族是一个坚强的民族，有过多次的民族斗争。

　　1772年罗芳伯（1738年-1795年中国广东省石扇村客家人）来到西加后在东万律扩大兰芳会，组织淘金和农业生产，1777年成立兰芳公司。兰芳公司是高度自治的经济单位，基本上自给自足，处理华侨内部纠纷，他们组织了武装力量，只为了自卫和防御，罗芳伯扩展了东万律的淘金区域，建立了非常巩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

　　1884年西加鹿邑大港公司人马以及其他华人曾经组织游击队进行反荷斗争，1885年邦戛象嘴反荷之战，经过双方激战，最后反荷军因武器、军队悬殊而告失败，四百多反荷战士全部牺牲。还有张石义领导的著名的反井根事件，即反荷斗争。孟加影抗荷志士彭娘保及十多位抗荷志士为反荷斗争而牺牲。山口洋钟华生因搞海运，他有机会偷运载武器支持抗荷斗争。

　　1941年日本入侵印尼，西加华人发起组织“西婆罗洲抗日同盟会”当时抗日志士也牺牲了不少人。他们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从这些不屈的斗争中，吸取了不少的经验教训。西加华族可以说是在不断的锻炼和斗争中成长的。（可参看后面附篇：《试论印尼西加华人近代史上几个问题》）

　　B.砂拉越人民革命斗争的影响

　　砂拉越(Serawak)是英国的殖民地，現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位置与西加里曼丹北部接壤。文莱、砂拉越、沙巴是过去北加的总称。

　　1962 年12月8日，汶萊人民党为了争取自治独立，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而发动武装起义。

　　1963年1月2 日叶存厚、杨柱中、黄纪晓来到西加，于3月间在坤甸会合，5 月间林和贵、李玉兰、谢嫣素、文铭权、黄纪作等也相继来到西加会合。

　　1963年1月9日开始，砂拉越华族革命青年大约一千名越过边界来到印尼，准备进行军训、建军和展开武装斗争，苏加诺总统大力支持他们的反马斗争，因此西加是抗马的焦点。印尼和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组成一支抗马武装军事力量。

　　1964年3月30日以文铭权、黄纪作领导下，第一支武装队伍——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RAKU)正式成立。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是由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组成，这支部队得到印尼政府的直接支持。

　　1965年9月19日砂拉越革命干部在西加坤甸召开有历史意义的〈9.19会议〉决定领导地区和建党问题。把主要力量转移宋公山并把主力军编成第三支队，总部设在第三支。

　　黄纪晓领导的运输队在印尼边区积极地搞群众工作，华莪、孟加影一带群众受到极大的革命斗争的影响。1967年5月联系到印尼革命领导人梭菲安，两股力量进行合作。

　　C.苏哈多的反共排华政策

　　1965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积极采取民主措施，各民族团结在以五项原则为主导的旗帜下，建立一个民族、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主流而又统一的国家。在印尼当时有两个最大的政党，就是伊斯兰教党和共产党。有政治思想的华族社会人士，因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大都选择左派潮流作为政治活动场所，在当时社会来说是光明正大的，并不奇怪，何况当时共产党是合法民主的政党。印尼华族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政治地位而斗争。

　　1965年九卅事件后，苏哈多推翻印尼合法政府，并把一切罪过嫁祸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

　　1965年10月30日苏哈多下令：“连根斩除共产党人！”接着大规模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便开始了，还对印度尼西亚国家之父苏加诺总统进行精神和肉体虐待致死。以反共为名，矛头也指向华人，剥夺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

　　我阅读了一本2009年出版的书名《一屋两主》关于西加和砂拉越边界问题,书中写道：1967年四月前，传言说达雅人的村领导人有几位被华人共党游击队(GTK)绑架，然后把村领导人杀害了。于是军方大肄宣传说华人游击队最残酷，我们必须消灭它，于是在达雅族群中制造与华族种族仇恨。1967年四月从中央新调派来的司令官AJ进行大清除行动，目标指向华人，并发动当地族群配合行动，最后他们的挑拨离间计成功了，村人便发红碗向华人挑战，1967年10月至11月对华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未被杀害的华人便纷纷逃命，离开家园，移居或遣送到山口洋、日本沟、坤甸等地。

　　现在我们用理智和客观情况去分析此事件，这是不是砂拉越游击队或华人所干的？

　　这些宣传或新闻出自于军方，事实上1967年四月火焰山部队根本还未成立，我们武装部队五月份才商谈有关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合作的问题。四月何来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游击队离不开人民群众，策略上应尽量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发展群众，爱护群众更甚于爱护自己，离开人民群众就等于鱼离开水。为什么要绑架群众，屠杀自己的群众？真是无中生有，苏哈多的政治手法，他们自己的杰作而嫁祸别人，就如九卅事件。

　　因为苏哈多政府极力掩盖事实，颠倒是非，所以事到如今印尼人民都不知其内幕，究竟西加北部森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屠杀华人之事件？为什么华人会极力反抗？请看《西加风云》事实报道。编者正式将隐藏了四十多年的内幕向外界、向全世界人民曝光，为背了几十年《叛乱分子》罪名的革命者及牺牲的同志们平反！

　　1998年5月，大学生们坐在雅加达人民协商会与人民大会所屋顶上，要求苏哈多退出总统职位。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试探讨失败的几个问题

　　1965年党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后，高级骨干已完全被专政者一扫而光，创伤还未愈合，谈不上党的建设，只听取梭菲安的指示和决定。当大扫荡时期，只保存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干部，在发展群众问题上除了华族群众，完全不敢向其他族群进展。正当组织内部面对干部奇缺，还未产生巩固的领导核心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缺乏人民群众支持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中还牺牲了不少优秀的忠心耿耿的干部，这是给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左倾幼稚病的急性病，使武装斗争失败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回白区。

　　1969年在横平山的格兰坪（所谓格兰坪是因为这地带长了很多ketlam草），梭菲安召开第一次干部会议作了检讨，总结了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决定了当前任务，重新建党，并以群众路线为最基本政策，于是开始深入群众。1970年在米仓的愚公山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经过一年的群众工作已大有进展，会议结束后，大批干部被派到卡江上游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当时沿海一带群众，一般上对苏哈多反华排华政策感到不满，但是觉悟性还不高。滨海干部和群众工作者积极地宣传组织动员，他们在华族乡村的每一家去串联，整个沿海区绝大部分乡村的华族群众可以说已经组织起来，大约有五十巴仙是我们的群众，这些乡村连成了一片红区，干部们在这些区域活动都不成问题。每个乡村都有本地和外地结合的村干部，他们领导群众，男女青年、小孩进行学习、教育、运动、开会、集体种稻、搞经济工作，向群众做个别或小组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等，这些工作正在发展壮大。卡江达雅乡村群众工作也正在开展，每个较大市镇和乡村都有一个稳扎稳打的地下站，群众工作者脚踏实地真正地和当地民族融成一体，串联当地族群尤其是达雅族人，争取了一些内地各民族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列。在此我仅想探讨几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已经有相对广泛的群众组织，能在群众中立足，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败涂地？

　　(一)东南亚各国如马来亚、泰国、砂拉越、菲律宾等国革命斗争正走向低潮和失败；中国国内正闹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形势影响了西加革命斗争的走向；外在因素对印尼西加革命运动产生不利影响，动摇了一些领导人和群众工作者的思想和革命信心。

　　(二)内在因素是错误的领导方法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过左的急性病，以梭菲安为首的最高领导核心，在武装斗争第一炮就已奠下了左倾幼稚病的错误路线，以致武装斗争的失败。1969年，格兰坪会议总结经验后，群众工作正稳步渐进，1972年5 月25日领导上再次犯上左倾幼稚病，一意孤行认为自己已经有强大的力量，便想碰一碰对方实力。滨海局领导人G和梭菲安两人策划下，便采取过左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决定，以激发干部和群众的斗争热潮。沿海局滨委领导人好像已经胜利掌握在手，大大发动了从坤甸至山口洋一带、老港、海外等地进行统一的贴标语发传单运动，内容是反对苏哈多政权，还张贴了党的标志。于是大大暴露了自己，让军方省悟到反苏哈多政治组织原来还存在并再重组，还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地下活动。公开地向军方显示了自己似乎非常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没估计到政府军拥有强大完备的军事力量，鸡蛋碰石头，因此造成贴标语的执行者、积极分子、地方干部被捕。贴标语运动是导致最后崩溃和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整个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非常不利于西加革命运动，因为只有西加省进行反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斗争，而邻居东加、南加、中加及其它岛屿如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布亚、马鲁姑等地方人民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只要有风吹草动，当然苏哈多可以集中调派大量军事力量，针对西加革命运动。贴标语行动一被发现，中央马上如临大敌，调派最有经验的特种部队、特务人员，进行大规模行动以摧毁革命力量。

　　(四)错误的干部政策：保干工作做得不好，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大批干部，以后在白区地下工作中也不少干部被逮捕。在提升干部方面，最高领导人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人，私人观念很深，凭着感情用事，没彻底了解干部的思想实质，只看到表面的积极性，没认真研究被提升者的工作能力和对组织的认识。这主要是指梭菲安在提升干部的时候，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梭菲安把陈武侠的领导工作，交给没经过艰苦考验、缺乏工作经验和理论基础的G，我们都认为这是梭菲安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最大的失策。

　　(五)最高级领导人因太着重私人问题而影响了领导的威信。领导上失去威信就造成了领导和干部不能团结一致，干部对革命失去信心。最后事实证明，以梭菲安为首，Z和G成为三位一体的西加最高领导核心，不能以最突出、最有眼见，最坚定正确、最能以身作则并以团结为主的领导作风去完成历史使命。

　　(六)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领导核心不团结，意见分歧，没以革命利益为重，妄自尊大，各坚持自己的意见。正当革命处于垂危之际，根据G说他们最高领导层进行二十多天的讨论会，讨论会是针对和攻击梭菲安的弱点，最后因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没作出什么决定而各自跑了。

　　(七)领导层对组织系统不严密，没根据严密的地下工作原则办事，即以无形组织单线联系法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却采用多线联系法，使军方从贴标语的行动中找到了革命弱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军方下手的时候，非常轻易地把一连串的有关者全都投进监狱里。

　　(八)从基层到高级干部甚至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觉悟不高，干部们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大都是教师、学生或者小贩、商人，还有一部分农民和工人，他们因不满苏哈多的排华政策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而对革命认识不够深刻，对领导革命工作缺乏经验，在碰到困难和被捕的时候左右摇摆，动摇不定。

　　(九)最高领导人的革命信心不坚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的思想，没有彻底为革命的决心。他们被捕后，在面对军人的最后关头，上级最高领导层Z和G以右倾投降主义向军方投降了。全盘托出。

　　1972年，整个滨海区的组织被破坏了，接着追捕卡江一带的干部及有关者，全部领导人及干部相继落网。整个革命队伍瓦解了，被逮进山口洋军营、坤甸集中营以及道房集中营监禁。1974年1月13日西加革命首领梭菲安，在坤甸附近的瓜兰森林中，在重重包围下壮烈牺牲了。最后树倒猢狲散！

　　虽然梭菲安已经倒下，但是最后还有在蔡兰花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二十多人的队员，还在昔邦山坚持，1977年蔡兰花因病去世，最后的两个人于1978年被捕入狱，反苏哈多革命力量全部结束，从1965年至1978年的革命过程共坚持了13年之久。

　　和平

　　

　　

　　历史回顾

　　1965年九卅事件后，至1967年期间，印尼由苏哈多为首的右派军事集团，取得军事掌权后，进行白色恐怖逮捕和屠杀，如1965年11月至1966年元月，在东爪哇、巴厘一带的屠杀事件，自雅尼及其伙伴们被杀害后，接着向印共左派势力展开大规模猛烈打击和消灭，随着逐渐削弱苏加诺政权和最后于1966年3月11日命令书宣布后，借此取得实权而统治全国，实行反共排华反苏加诺的军事独裁，压制民主之反动统治。

　　西加里曼丹也不例外，在苏哈多控制全国政权以来，右派军事集团向西加印共党干部、党员、党组织属下领导人等进行逮捕、虐待、杀害，如西加一批印共领导人，Kemed, Daud,Suparno,Rudi等等。当时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以印共为首的左派革命力量陷于瘫痪，人们等待着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解决，终于成了泡影。幸免受难的负责人、干部、党员，如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等在城市已经不能立足了，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梭菲安，带领一些逃脱追捕的剩余者，转移到与砂唠越边境的华莪，并与砂唠越人民游击队联合，共同组织和展开反抗苏哈多政府军的武装斗争。

　　北加革命力量是1963年抗马期间进入印尼西加境内，并准备以武装反抗东姑阿都拉曼英殖民傀儡政权，他们绝大多数是华人左翼分子，当时他们的革命运动得到苏加诺政府的支持和掩护，允许他们在印尼过境进行革命武装活动，向马来西亚联邦新殖民主义政权跟马军作战，同时他们还跟边区华人的关系搞得很好，得到华人的大力支持。

　　这里华人的祖先早在十五世纪明朝时代郑和下西洋后，开始移民搬迁来到南洋谋生并逗留下来，他们仍保留着华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信仰、语言等，虽然与当地各原住民达雅族、马来族等有着良好关系，和睦相处，甚至有的通婚，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合，彼此之间还有些隔膜，所以一般的华人具有深厚的种族观念。由于苏哈多政府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政治迫害和排华政策，激起当地华人的不满，因而很容易把华族发动和组织起来，并热烈参加及支持游击队。

　　自梭菲安他们转移到孟加影内地与北加人民游击队合并，重新联络一些可联络的人，重振旗鼓，组织和展开地下工作。可是没有掌握好党的三面旗帜：一、重建党（并非以秘密的组织，多半采用多线联系法，而非单线联系形式）二、统一阵线（没做好达雅族与其他族群的工作）三、武装斗争（在还未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还没做好，不顾客观情况即当时是敌强我弱，当时苏哈多政权是一股新起的，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受众人崇拜的所谓“伟大的英雄人物”，他乘机团结所有反动势力，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印共为首的左派革命力量已受到沉重打击，陷于瘫痪崩溃；另一方面苏加诺总统的权威日益削弱，其他中间派势力是动摇分子，一般上是见机行事，看到眼前大势已去，从而找不到可靠拢之处，不得不屈服于苏哈多。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上凭主观决定，轻易发动华莪空军基地抢军械行动，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惹来了敌人强大的压力，犯上左倾军事冒险主义。）

　　当时城市和沿海一带的组织，起初比较严密，后来由于火焰山基地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质，因此质量的要求比较松懈，轻易发动和组织一些青年人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当时恰好华校关闭，华人受到极端歧视和政治迫害，又因西加华人大多数都受到新中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所以许多人投向革命和支持革命斗争。

　　九卅事件后，因苏哈多政府的排华政策，许多华人子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因学校被关闭而激起不满情绪便投奔革命，有的甚至很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后起的革命干部。由于火焰山基地需要一批人当武装人员和工作人员，因此从坤甸市区和沿海地区派去许多人马，而这些青年人受到和平时期的革命路线的影响，未曾经历过实际的革命体验，没认识到革命是长期、曲折、艰难、残酷的斗争，是要不惜代价和牺牲性命的，没做好最艰苦的思想准备，后来许多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对于山区的武装斗争方面，由于未曾搞过武装斗争，在和平时期，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工作，常与资产阶级分子搞统战，故此染上资产阶级的思想，而革命干部又是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转为左倾机会主义的毛病，如：急性病、幼稚病、过左思想、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动摇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经常找比较方便和轻易做的华人群众工作，没注意发展其他周围的达雅族和其他族群的重要性，缺乏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估计到敌人强大的力量。在战略和策略上藐视敌人，没真正认识到苏哈多是全国政治右派反动集团的统筹中心，他能集合所有反动势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打击一地一处的暴动。如南勿里达的印共领导人以及其残余，何况西加里曼丹是个地广人稀，当时人口大约一百六十余万人，地理环境不及爪哇岛的重要性，是革命薄弱的地方，没有全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援。在这些时间、地点、条件三个因素不具备的条件下，单独的武装革命斗争是非常艰苦也难取得成功的。

　　西加革命者没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大多数的人在生活上还勉强过得去。而爪哇岛人口周密，穷苦人更多，生活困苦，阶级斗争尖锐。西加革命条件不够充足，没有巩固的革命组织、缺乏英明正确的领导人指引人们进行反抗斗争。西加革命武装部队，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参加和支持，在革命时机未成熟的时候轻易发动武装斗争，最后遭到敌人大规模围剿。虽然有时也打小胜仗，可是后来的战越打越缩小，力量越薄弱。另一方面军方利用隔离政策，煽动达雅人与华人发生冲突，搞红头进行抢烧杀，赶走华人，造成许多华人流离失所，生活困苦沦为难民，有的被杀害，使革命游击队脱离华人群众的支持。游击队屡次遭到敌人围剿和攻打，战斗力越来越软弱，最后终于失败了。

　　武装斗争失败后，梭菲安、陈武侠、王明等重新检讨整顿恢复组织，转移到沿海一带、市区和卡江上游活动，可是组织形式方面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按照和平时期的老方式）并非以秘密的组织去进行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下的组织不够严密，产生多线联系法，一旦被捕有的经不起酷刑拷打而出卖自己的同伴，甚至有的当国军卧底和当审讯员。

　　在重要问题上，领导层没有共同的看法，没有深刻地分析研究实际情况以及行动的后果如何，反而凭个人主观思维就随意下令采取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行动，散布反对苏哈多的传单。再次惊动了苏哈多当权者，调动了大批军警到处追捕、屠杀，惹来一场无可收拾的大祸。一系列的逮捕，追杀使组织蒙受极大损失，造成空前的破坏甚至毁灭。

　　彭任能于1967年在躲藏地点患肺癌不治而死。梭菲安于1974年在德林当港(Telentang)遭出卖被敌军包围中击毙。陈武侠于1981年据说临释放前在狱中不明而死去，其他各区委、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全部被捕入狱。这场风云满城动荡九个年头的你死我活之残酷斗争，终于失败了。

　　失败的主观原因：由于对革命理论认识还浅薄，在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自以为拿了枪杆子就可以出政权。

　　客观原因：苏哈多政权的强大力量，也因组织内部出了许多叛徒，被捕后变节成了奸细，以便轻易追捕追杀消灭革命者。

　　虽然革命斗争失败了，可是这件历史事实，已在印尼西加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朋友

　　诗歌篇

　　一场激烈的政治舞台结束，

　　歌与舞，悲与泣，

　　只留下时代的诗篇，

　　小伙子啊小姑娘，

　　胸怀承得下蓝色的天、

　　高山与草原，

　　竟想

　　捞回沉西的太阳，

　　再加点风采，

　　还追风驾云，

　　为争取民主自由，

　　把人生笑傲。

　　哼着山泉啊山泉的歌，

　　梦里轻唤着妈妈，

　　说声，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壮烈诗颂

　　*为忠魂而作*

　　你凝望着阴霾笼罩的黑夜，

　　恨不得化作火焰把它钻穿，

　　你辗转于茂密森林千年树，

　　手持一把锋利的战刀，

　　阔釜斩挡前进的大道。

　　千辛万难没把你吓倒，

　　你轻轻地踩着青青草，

　　丝芒刺破脚底你不管，

　　为什么平坦大道不走，

　　偏走高山和小径山沟？

　　年轻的你微微一笑，

　　针针刺刺的坎坷道，

　　山山壑壑的干血烙，

　　你愿做精卫填大海，

　　伸手把日月摘下来。

　　你眺望着千尺雄伟的高峰，

　　恨不得化作云彩把它环抱，

　　捞回沉西的太阳再加点风采，

　　你追风驾云一万九千里之遥，

　　为争取民主自由把人生笑傲。

　　你挥舞着鲜血登上山之巅，，

　　身躯消失在美丽的银河上，

　　树根化为柔软的床，

　　潺潺细细的流水啊，

　　一曲哀悼歌为你而唱。

　　四海为家到处瓢泊，

　　高飞的雄鹰低掠的南雁，

　　陪伴着忠魂杰魄，

　　飞往白云的路，

　　飘向南摩天国。

　　和平

　　130页

　　

　　

　　

　　

　　

　　

　　

　　

　　

　　

　　编者和平整理

　　火焰山根据地

　　（客家山歌）

　　２   ２   ２   ５  /  5  . ６  ２  １  ６  ５ /

　　根   据   地   哟              好      地  方

　　根   据   地   哟              好      地  方

　　６    ２   ２  ６  /  ５   5   3    ２   /

　　穷    人   富  人     都  一        样

　　西    北   战  士     聚  一        堂

　　1     1    7   1  /   ２   ５  ２   ２ － /

　　没    做   工  来     没   饭  吃   哦

　　拿    起   枪  来     杀   敌  人   哦

　　2     2    1   2  /   3    2   1     2    /

　　集    体   生  活     齐       齐    做

　　杀    得   敌  人     全       逃    亡

　　５    ３　 ５  ６ /   ２   １    ６ －/

　　肚    子   饱         身   体    强

　　死    红   毛         将   灭    亡

　　6     ２   2   ６ /    ５     ４     ５ -  /

　　拿    起   枪          上     战     场

　　苏    哈   多          也     一     样

　　２ ． ６   ５   ３    /     ２    １   ６   ２    /

　　碰    到   敌   人          就    开        枪

　　革    命   群   众          定    胜        利

　　山英、红英、林英整理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词曲  房小青

　　6 6 3 3  3 /2  1  2  3 -/ 6 7  1 7  6  5  3 / 6- - -晨雾笼罩 着 码       头 ，  汽笛 在河 上 鸣     叫，

　　海鸥在船 头 围       绕  ， 船儿 向远 方 开     航，

　　2  3 5  3 6  5/ 3 -2 -/1 . 6 3  3 . 5 2 1  2 /6–- -/

　　我背着 行 装去 远 方 ， 告  别妈 妈  在小屋    旁。

　　我倚着 栏 杆在 遥 望 ， 妈  妈还 在  那小屋    旁。

　　6 .6  6 -/ 1 7  6 5  6 3 -/1  2 - 5 3 2 1 2/ 3 .5 2-/

　　再见 吧 ， 亲爱 的妈   妈 不 是  孩儿  不爱 家   乡

　　再见吧  ， 亲爱 的妈   妈  别 说  孩儿  还没 长   大

　　1  1  2  3  3 / 5 . 3  1  1 2   3  /   6  -  -  -  /

　　祖 国 的 土 地 到  处 都 是 一        样。

　　我 将 为 印 尼 自 由 民 主 奋 斗 到   底。

　　

 

　　山英、红英、和平整理

　　

 

　　

C调4/4

 

　　

　　怀念曲

　　若冈词

　　(稍慢、怀念的)                            方宁曲

　　1  2  2  3   5  1  6  6 / 5 . 3  6  5  3  5 /2 - - -/

　　我 怀 着 恋恋  不 舍的   心  情 离 开 我 的 家 ，

　　6  5  3  5 2  1 . 7/ 3  5  7  6 -/ 5  5 . 3  1  6 6 /

　　即使 到了 遥 远  的  地      方 ，  我 也  忘 不 了

　　1  2  3  2  1  6 / 2  1  3  5   6  7  / 6 -  -  -  /

　　它 和那 多    年  相 处 的 亲          人，

　　5  6   5  1  3  2 / 6  5  3 - 1  2 / 3 . 6 5 3  5   /

　　我 不 敢 说 此 行  多    久 ， 等 到  有   一 天 黎

　　1 6 5  6  1  3 / 2 - - -/ 6   5  3 . 2  3 / 6 1 - - /

　　明  赶走 黑     夜   ，    我  将  回  转 家    园

　　山英、红英、和平整理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3   5    6   / 1  -  2 /  7  -  6    1  / 5  -  -  /

　　革  命  人    永     远   是    年       轻

　　1   6   1  /  5   7  6 /  1 . 6  3   5  / 2 -   -  /

　　他  好  比    大 松  树   冬  夏 常      青

　　3  3   5   /  1  -  6  / 5 .  6   5  6 /  3  -   -  /

　　他 不  怕     风    吹   和       雨      打

　　5   3    5  / 1  - 2 /  7 .   6    5  /   6  -  -   /

　　他  不  怕   天    寒   地               冻

　　1  -   6    /  3      5  - / 5  -   7  /  6   -  -  /

　　他     不      摇            也     不    动

　　6   -  5  /   3  -  1   /  3  -  2    3  / 1 -  -   /

　　永     远     屹    立     在    山        颠

　　朋友，我们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在迎接夕阳的我们，不怕风吹雨打，不怕天寒地冻，不垂头丧气，不气馁，怀着永远是年轻的气概，拥抱着和睦的家庭，温馨着自己的朋友，甜甜地度过幸福的晚年！

　　和平整理

　　编后语

　　西加革命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九卅事件是全国民族的政治大变动，从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变为民族间自相残杀的大悲剧。首先我们严厉谴责苏哈多统治当局。若没有非常残酷的政治迫害，并掀起极端反华排华的政治行动，当然不会有反苏哈多、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从政治上的影响来说，这次斗争也给反动统治阶级一个重重的打击和教训，让他们认识到，使用排华反华手段来对付受欺压的势弱之众，也会拿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人民则可行舟亦可覆舟，这就要看掌握国家命运的舵手了。

　　虽然在社会上有不同角度的评论，但是可以肯定且无可置疑地说，我们的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所付出的牺牲，完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争取国家民主自由而斗争的。

　　我将为背了几十年的“叛乱分子”的革命者平反！澄清颠倒是非的历史！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年代出版一些人认为不受欢迎的书籍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这是件复杂而危险的历史使命，只好尽其在我。我通过各线索各方面尽量找回为人鲜知之事。我站在客观的角度编写，但在编写中可能有的会出差错和遗漏之处，如牺牲的朋友中肯定还很多没列入壮烈栏，请各方多多原谅。

　　根据2006年6月11日早上7点5分，国家人道法律部长宣布取消对华族的种族歧视法令。即取消印尼华裔国籍，对这一法令的取消大大地鼓舞华族，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来的种族歧视，使华人不能像其他友族一样把印尼当作自己的国家。这一法令的取消，我相信华族会改变这百年来的观点看法，会真正地落地生根，融入主流社会，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帮助我们的祖国建立一个和谐民主的民族大统一！

　　我们感谢执行民主改革的国家领导人，即哈比比总统、瓦希特总统、美加娃迪总统、苏西洛总统，他们都实行了民主改革，团结了所有的族群，取缔种族歧视，实行民主开放政策，实现全民大团结。这是我们印度尼西亚走向世界的一个壮举。我们热烈响应苏西洛总统2009年2月9日元宵节

　　晚会上的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声誉一定能在国际上更加响亮，更受世界人民的重视！”

　　和平

　　印尼  雅加达

　　2003年执笔，完成于2009年2月9日

　　编者致敬：

　　编者林世芳，向参加《西加风云》编辑工作的全体沙拉越朋友，致以最崇高敬礼。承蒙资助出版的沙拉越热心朋友致以万分谢意！

　　21-5-1998，苏哈多大势已去，在大学生和民主人士紧逼下，只好把三十多年的辉煌让给副总统哈比比。这是在哈比比独立宫宣誓就职总统之际，苏哈多阖着眼睛，他在想什么呢？权势？金币？还是后悔三十年前的大屠杀？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附篇：厦门大学学士论文

　　《试论印尼西加华人

　　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

　　林世芳

　　第一章  印尼西加村社自治制度

　　第一节、形成村社自治制度的原因

　　谈关于形成村社制度的原因，首先必须先了解村社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大约1740前，华人最初来到印尼西加省j三发市属下西宜宜(Seminis)定居，然后伸展到劳劳(Bengkayang)。十八世纪中叶，西加省三发县的苏丹雇来了有经验的华工，从开发金矿中增加了财富。中国人才陆续来到西加，他们艰苦耐劳地工作，必须跟招引他们来的老板服务。

　　在鹿邑(Montrado) k曾发现一块基碑，上面刻着“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的文字，证明他们早已在鹿邑淘金矿而得到收获，因此不少华人从喃吧哇(Mempawah)搬迁鹿邑，以后的移民直接从中国南来，他们沿着百富院(Sungai Duri)、载下港(Sungai cai ha)顺流来到山口洋(Singkawang)的尾栅(Mui cha)、祭面(Pangkalan batu)、温肚泥(Selakau)、百万突(Pakucing)登岸。泊岸地点还有邦戛(Pemangkat)、木关(Mukon)、沙泊(Sebauti)、义罗(Ledo)、哇哩(Sebalau)，这些都是沿三发(Sambas)河地区，他们这一带的华人是过番客l，直到现在大多是半山学就是讲河婆客话。

　　鹿邑是华人开采金矿的发源地，东万律(Mandor)是以后开发的。西婆罗洲开矿致富的消息传到国内，人们传说洗一双草鞋能得半个金盾，因此到乌乐矿区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跟达雅族m人的关系搞得非常融洽，因此他们能够在生疏的荒山密林中定居下来。劳劳华人势力日益膨大，开采矿区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1761年开发矿场的华人极力摆脱苏丹的统治，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团结和组织从中国来的华人。这些中国移民，大部分是广东省的客家人、福建人及潮州人，他们习惯与同乡族群居住在一起，他们来到异地和不同宗族的人相处，不同团体和公司的园工矿工一起生活，由于村社与家族生活的密切关系如家长制，每个公司和团体选出各自的首领，以最有影响力的长老当领导，村长具有极高的威信与号召力。

　　总的领导人是甲大，其次是尾哥或老大，他们各自团结在各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村庄是他们的保护神，只要他们碰到困难或经济方面周转不来，他们周围的人将会给予帮助，因此无形中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形成一个村社，他们每个人都对公共福利具有高度的热忱，这种独立的村社就凝结成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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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j印尼加里曼丹省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岛屿，过去叫婆罗洲(Borneo)。划分为西加里曼丹简称西加  (Kalimantan Barat)，东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中加  里曼丹，而北加里曼丹是英殖民地马来西亚结盟国，简称北加或砂唠越。

　　注释k 鹿邑：鹿邑也叫打拉鹿，是最古老的采金矿之地，当时和顺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儿。

　　注释l达雅族是印尼西加较大的族群，听说他们最早来到西加，他们大都居住在内地山区。肤色很像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不是回教徒，生活方式能适应华人，因此很多中国来的过番客娶达雅人为妻。

　　注释m过番客：过番客是十七、八世纪时期，乘坐船来南洋的中国人。

　　

　　罗芳伯(1738-1795)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孝悌是中国人的根本教育，所以他们对待领导人有无限的尊敬和服从，这就成了村社的基本原则。

　　鹿邑不少土地适于种稻的，不论是种稻或挖矿淘金都获得很大的盈利，他们经营的矿场有些不是公司而是私营的矿场或园林，而私人经营的盈利当然归私人。公司的盈利一部分用于经常费用，一切收支共同担负，同时他们有权选举他们所爱的工头。

　　1770年以后出现两个庞大的集团，即“天地会”和“兰芳会”。天地会的大哥是刘三伯；兰芳会的大哥是罗芳伯。因为天地会会员良莠不齐，胡作非为，终于瓦解，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兴盛。

　　罗芳伯生于1738年，是广东省嘉应州人，他的故乡是石扇堡大岭社。1772年从梅县经老隆、羊石、虎门出海，乘民船南下直达西加里曼丹。罗芳伯不是单枪匹马而是结队来到西加的，这种特殊情况促进他们团体中的联盟，团体中最有智慧和影响力的人就成为群中之首。罗芳伯来到东万律，根据他的才干于1777年把“聚胜公司”“四大家园”“兰和营”“山心公司”等公司组合和扩大“兰芳公司”，发展他的势力范围。

　　西加东万律的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扩展，他们包括来自中国各宗族和不同团体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村社，在凝聚的组织下以寻求保护，避免遭受外来的攻击。又由于他们对村社制度的热爱，使他们能够通过协商途径，将许多小公司组成联盟。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村社制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Veth教授援引一位在婆罗洲观察华人的作者说：“古人善于移民，但我们这个时代，谈到殖民不应忽略华人。看看他们在那困难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罗洲——处于该岛所有沿海地带马来人与散居内地土著的压迫下，还是通过勤奋努力有规律的定居下来，建设了相当大的村落，开垦了大批土地，并且克服了后来我们接管时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丝毫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没有任何资本的条件下，仅仅凭着机智与事业心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并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中国的亲人。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接受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村庄大小，他们首先注意到建立学校，要在华人中寻找文盲，只能白费心机。况且，他们并没有校监，也没有政府资助！多么令人惊异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n

　　从外国人对西加华人的印象和结论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中国南来的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勇敢坚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印尼华人能自力更生，能适应极艰苦的环境，能融入各民族而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传承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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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n《婆罗洲西部》：第1卷，第312，又见“Tijdschrift voor NI”,1851,diyiqi,di97ye. [Pieter Cornelis Veth (1814--1895),十九世纪荷兰著名学者，1846--1877年出任莱顿（Leiden）国立荷印官员培训中心教授，1877--1885年改任莱顿大学教授，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荷印地理民族学专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婆罗洲西部：地理、统计与历史学》《爪哇：地理、民族与历史学》《探索者与研究者》等]）

　　第二节、村社自治制度结构

　　当罗芳伯从中国来到印尼西加时,东万律还没受到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一切法律和公司体制都由他一手制定。

　　以下是“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的村社自治制度的结构：

　　(1)总厅一个大哥是最高领导人；总厅副头人；尾哥；老大。各矿厂设伙长、财库负责人。

　　(2)选举制度：总厅大哥每四年进行一次普选，大哥一定由梅县人负责，副头人由大埔人负责。属下各地的头人也是有嘉应州人选出，而且必须从中国来的，当地出生的华人不能当选。

　　(3)法制管理制度：重犯者如命案、叛逆之类则斩首示众；争夺打架以打藤条、坐脚罟（坐监牢）；口角是非责以红绸大烛。他们犯上较严重的案件，由全公司的长老、老大、组成村社法庭进行审案。只有极少的人命案送往官府，但即使村社对犯人处死刑官方也不过问。

　　(4)税收制度：开金湖(5)的人居多，也有耕种、做生意、技艺等，他们也有税务，开金湖者交纳货币，耕种者纳米烟钱，做生意者出口货没抽饷，入口货就要抽饷。

　　(5)管辖区：从坤甸沿卡江（S.Kapuas）到中游上侯(Sanggau)；沿海有喃吧哇(Mempawah)、淡水港(sungai)、新埠头(Kampong Baroe)、万那()、新埠、宁喃和。地跨南北一千多公里，东西四百多公里。

　　兰芳公司于1777年至1885年兰芳公司共领导了111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统治，

　　

　　罗芳伯之墓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现在再谈“和顺公司”的村社制度：鹿邑和顺公司于1776年由十四公司组成一个联合的组织“和顺公司”，其内部十四个公司各自独立。有各公司的领导人，只是把公司改为“会”。和顺公司的议事职务是对外联络和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专心搞经济事业，政治气氛不浓厚。为了处理公众事情，他们在鹿邑设立了“和顺厅”，公推一个甲必丹作为整个和顺公司的总领导人，一个文书协助处理一切事务，习惯上叫“大厅先生”或公司先生。各十四公司派遣一位代表住厅，叫做“厅主”，有月薪和其他利润。厅主与甲必丹形成一个和顺议事会，先生的地位只是行政人员，其次还有会计、抄写员和厨师。和顺甲必丹的职务除了处理和顺十四公司内部事务外，还要催取税务，占价和监督一切支出，如碰到重要事件，则需征求十四个厅主的意见，共同做出决定。许多重要的地点、码头、碉堡，如山口洋、载下港等地都有木栅，每个木栅有两位栅主，栅主负责征收“入口税”。栅里的守卫队人数不一，平时只有几位。在战争时期，推举一位军师和副军师，形势紧张的时候，许多巴杀内的小贩、农民和矿工等都奉命集合去打仗。军队的主要兵员是矿工，据估计大港的战斗人员最少有三千人，在战斗中薪水和吃穿由和顺厅支付，战斗胜利还有奖金，击毙敌人军官奖金二两黄金。所有后方人员不准宰猪或酿酒，目的是跟前方战士同甘共苦，另一方面是预防粮食缺乏。

　　为了使中国来的新客虽不同姓氏和宗族都能在异地互相照顾，发挥互助的精神，所以全部来西加的新客都必须经过发誓参加组织，即饮滴在酒杯中手指头的血，如此便成为异姓兄弟。这种组织就形成凝结的一个村社，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有组织的群体。和顺公司于1776年至1850年象嘴山一战后，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统治，1854年和顺公司被解散。

　　《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作者高延对华人公司制度的论点是：“即那些几乎都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中国移民，有能力建立组织良好的自由国度，那些国家的体制具有最严格的共和精神、秩序纪律与政策，他们拥有独立的立法与币制；常常要应付马来君主以及自己人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像国对国那样与强大的荷印政府进行谈判，并长期武装民众与荷军对抗，一言蔽之，从未有人能够追溯公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它的一切制度、组织结构、统治方式，从而进行完整详细地分析……”（《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从这论点中说明了西加华人的村社有着严肃的纪律性，还能建立像国家体系的各种法制，能代表国家与正式国家谈判，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第三节、村社自治制度对华人社会的影响

　　华人村社制度对殖民地华人是不可缺少组织，村社制度是互助的主要支柱，他们每人都有会社誓言与规章，其中有关保持团结、保护弱者、帮助每个会友是结盟的宗旨。

　　有这紧密的村舍管理制度，因此他们的村社生活都井井有条，毫不凌乱，俨然一个国家体系。

　　罗芳伯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他的聪明和魄力领导从中国来的华人，以自力更生为原则把荒山变为农业生产地，提高农业生产知识，发展金矿业，开辟各地的交通路线，扩大各地甚至国外的经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创办学校，在东万律开办“兰芳公学”，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军事方面，因为他们所处地区是陌生的民族，为了确保辖区人民的安全，以捍卫他们的村社而组织军队。青壮年都参加军训，平时经商、务农做工，战时扛枪打仗，还设有兵工厂。他们不侵略别人，但是他们也不被人欺负。

　　华人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其实苛捐杂税并不是他们暴动的起因，主要是当荷兰殖民政府将取消公司自治权的时候，消息马上震动了华人，造成十分不安的气氛，他们马上设置碉堡。荷兰的两个巡查员被杀，他们不能容忍村社自治被摧毁，就如自己的国家被侵占变为沦亡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村社被取消时，西加人口马上减少，他们都携带妻儿回中国去了。因为没有村社，他们便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保障。

　　至于村社制度，我记得大约50多年代，我的家乡大院，即卡江一带罗芳伯管辖区还有老大，各地区直到上侯等地还保留罗芳伯当年一手制定的村社自治领导，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大家对老大很尊敬，直到老大死去没人接替。靠近我家乡附近，还有一个罗芳伯带领的军队挖掘的地洞，地洞很长，听说这是罗芳伯与坏寨主准备进行作战的地方。地洞里面还遗留下罗芳伯军人用的盘碗和战刀，故乡人还流传着罗芳伯军队作战的故事。

　　根据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书中记载：“沙坝港口一带唐人不敢在此来往，为了打通此港路，罗芳伯派张阿才前往高坪开仗，罗太哥引兵接仗。后来不安分子的头班芝兰使打退至万那，万那又不安分了。罗太哥又攻打新港，筑寨六处，把班芝兰使打围困在核心，相持九个月。罗芳伯军挖地洞直到大寨地下，摇动了寨柱，惊吓了寨里的使打连夜逃跑，后来使打特请坤甸士丹向罗芳伯要求愿立和约，以三八为地界，士丹用竹劈开刻字，插为地界，以后就不再有扰乱了。”

　　1799年罗芳伯因病在东万律去世，其坟墓就在东万律，直到如今还保存完好。1965年前，坤甸市的罗芳伯厅还耸立在Tanjung Pura大路旁，1965年九卅事件后已被苏哈多政府拆掉，兴建为大厦。

　　虽然村社制度被荷兰殖民主义者破坏了，但是西加各地的华人对村社制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他们为了能够互相关照，把与自己有关的人团结起来，因此一般社会上都有社会福利会，如雷公会、互助会，还有各姓氏的福利会，白事喜事、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等都有各自的组织，他们特别热心于社会活动，他们能在极短时间内集中自己的会员。

　　苏哈多几十年来废除了中华文化，但是西加华人能坚持自己的姓氏和中华文化，最难得的是在西加特别是家乡话永远流传，这是村社制度对西加华人的深刻影响。

　　

 

 

　　西加人民在洗金的情形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二章   印尼西加华人在经济上的贡献

　　第一节、印尼华人金矿业的崛起

　　印尼西加里曼丹的鹿邑，曾发现一块碑基上刻“乾隆十年”（1745年）的字样，“鹿邑”可说是西加华侨开采矿业公司最古老的发源地，关于公司的诞生与发展历史，因年久一部分历史已失去了记载。

　　据推测，1740 年以前西婆罗州华侨最初在三发地区（Sambas）的西宜宜（seminis）定居，以后逐渐发展到三发河沿岸所有地区。1760年，最初喃巴哇(mempawa)苏丹（地区王朝）从勃尼（马来西亚）载来20位华工，在百富院(Sungai duri)一带找寻金矿，成绩出人意料之外，增加了苏丹王国的财富，于是苏丹便大规模招募华工。华工人数日益增加，一些华人定居劳劳（孟加影），由劳劳伸展到鹿邑。当时的西加人烟稀少，遍地是荒山野林。

　　马来人比华人先来西加五个世纪，所以当了君主。中国人来此与马来君王开金矿，一旦发现矿穴，为了利益关系马来君王国间经常发生冲突。

　　1761年华侨摆脱了苏丹的统治，各自谋生存，多数华人在鹿邑一带淘金和开辟农园。开金矿的开始组织淘金公司，鹿邑计有十四家公司，势力相当庞大，例如大港公司拥有六百人、上屋三百人、下屋二百人，结联、三条沟、新八分及新屋，每公司拥有矿工八百人。

　　1776年鹿邑的十四公司形成一个联合机构叫“和顺公司”(1776--1854)。和顺十四家公司有：大港、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结联、新八分、三条沟、满和、新屋、杭尾、十五分、泰和、 老十四分、十二分。

　　1792年三发苏丹获得东印度公司的协助，打败了喃吧哇苏丹扩展势力的企图。就在这时期华人人数大增，战争后三年，劳劳组织了十二个公司，三发苏丹怕华人人数增添对自己不利，于是开始严厉限制华人。当时苏丹每年的黄金收入约五百两，等于当时币值三万两千盾，还从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得到盈利，如铁器、布匹、米粮、盐和鸦片。他禁止华人私存土枪、火药，最后命令达雅族头人负责监督。此严厉限制的结果，苏丹的税收反而逐渐减少，当然经济收入就下降了。

　　公司里也发行流通货币，如霖田公司至1854年货币上仍刻着“霖田” 字样，他们还沿用旧铅印，王爷庙仍由霖田公司看管，庙门上依然挂着“霖田公司” 的匾额。根据华侨史料记载，鹿邑忠臣庙有一块石碑刻着“一八零八年和顺”字句。还有根据和顺公司遗留下来的钱币镶有十四个字，以原来十四家公司名称的头一个字组成。后面刻有“广东通宝”字样。这可能是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华侨公司发行的钱币。

　　东万律开金湖o也很多，山心、茅恩山、猪打崖、坤日、龙岗、沙拉蛮等地都筑有金湖的大寨，以后都归罗芳伯领导。 华人的经济蓬勃发展，金矿业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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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o金湖：中国人来印尼以后大都开金矿为生，他们合股挖金，日子久了挖掘地变成一个个的湖，就叫金湖。

　　第二节、华人金矿业对西加经济的影响

　　华人金矿业可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鹿邑一带的开矿业，是西加华侨开采金矿业最古老的发源地。第二个阵营是东万律的开矿业，1777年以罗芳伯为首的兰芳公司蓬勃发展。我们已分析了有关罗芳伯开矿业的事迹。

　　第一阵营的鹿邑十四公司，势力相当庞大。劳劳（孟加影）当时也有七家公司，后来劳劳的几家公司也经过联合、合并，归属到鹿邑和顺公司，受其保护。和顺公司第一任甲必丹是谢结伯，也有人叫他谢结甲大。自从和顺十四公司成立以后，西加华人带来极富庶繁荣，新开采的矿区为数颇多，经济上获取很大的盈利，这样一方面华人可把所获得的财富寄回给自己祖国的亲人，另一方面又能推动印尼经济的发展。

　　华人矿工艰苦耐劳，从早摸黑在金矿区挖掘淘洗，从事其他民族难于支撑的苦工。他们还把荒山野地开辟成良田、蔗园、果园，树胶园、胡椒园等，开垦了广阔的土地。他们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他们把广大的森林地带变为丰富的金矿出产地，淘出了致富的金矿。荷兰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

　　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华人采矿业公司把贫穷的印尼变为一个巨大的经济龙头是不足为奇的。不然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这么妒嫉华人，并极力以武力夺取华人辛辛苦苦开发的金矿场，打击和屠杀华人？象嘴山的战斗就是一个铁的事实。《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和VanRes先生《打劳鹿》书中，以他们自己荷兰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评论和证明了这一事实。

　　

　　第三章  印尼西加华人反荷斗争

　　第一节 西加华人对荷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荷兰殖民主义者非常垂涎中国华工所取得的财富，他们想尽办法夺取华工们的硕果，带回他们的国家，以增进他们统治者的财富。统治者无理剥夺和杀害，对华人酷爱的村舍制度进行武力消灭，当然这种独裁统治必然引起团结的西加华人强烈的反抗！

　　1822 年荷殖民军借口维持治安，派遣军队开进炉末，把统治者认为违法的四家公司驱逐离境，想霸占当地华人的四公司，大港人马退回鹿邑。

　　1823 年2月18日和顺四公司召集大会，虽然前段时期他们内部发生矛盾和分裂，发生争斗，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在面对荷兰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各矿区华人能够抛弃内部发生过的冤仇而团结起来，他们决定进攻劳劳的荷兰侵略军。

　　1823年2 月26日公司大队人马由鹿邑出发，在西哇哩筑起大型山寨，但这次进攻因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四公司组成的华军只是矿工起义，各方面都没有荷军军力强大而宣告失败，退守在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焚毁。

　　1824年荷军特许坑尾的妇女自由出入，同年向仅存的四公司发起突袭，四公司的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撤退，荷军又进攻色哇劳并霸占鹿邑四公司，经过这场战斗，劳劳、炉末一带地区的华人，全部被驱赶出境，这些地区华人辛苦开发的矿场全落入荷军手中，荷兰殖民军以得胜者姿态，统治这一带地区，掠夺中国人用血汗所取得的硕果。

　　1825年兰芳公司派出几位代表，到鹿邑请求捐助两支大蜡烛和小钱两千里亚p，支援喃巴哇华人袭击荷军。和顺公司接受了请求，马上派出五百人，开往喃巴哇，荷军运用土炮和土铳，和顺公司的援兵终于无法抵抗，五百人中生还的不上两百人。和顺公司又为了复仇，重新招募兵马两千人，开往喃巴哇，但因为瘟疫流行而病逝六百人。

　　当时有意制造分裂者传言说，兰芳公司要乘鹿邑人马空虚而进袭，因此鹿邑人马马上撤回，决定跟兰芳公司算账，后来鹿邑和兰芳公司双方在和谈中取得和解，认清敌人中伤造谣，想分裂华人反荷力量，于是他们化敌为友，加强团结。1830年和顺公司只剩下三个公司，即：大港、坑尾和新屋。

　　1837 年坑尾、新屋合并到大港，和顺公司仅存大港一家，其势力除整个鹿邑以外，远达劳劳。

　　1839年至1843年，和顺公司在扩充势力时，侵犯了达雅族的矿区，又受马来首领的煽动，当时许多华人被杀害，于是华人不得不进行反抗。

　　1850年郑宏继任甲必丹，郑宏遭到许多困难，他们从星加坡偷运各种货物进鹿邑，当年最著名的商运领导人为林三安，他后来于1854年6月12日被荷军拘捕，被控暴动首领，于1854年10月24日被判处死刑，头颅割断后，在鹿邑枭首示众为时十五天。

　　乌乐的霖田公司或炉末的十五分公司跟三条港联合，荷殖民政府挑泼苏丹，打算把华人的矿场封闭占为己有。于是大港联合两公司并入和顺公司加强力量，因此又形成“和顺三公司”。在此同时荷军想侵入邦戛，海军在邦戛沿海进行巡视企图寻机可乘，在邦戛地带华人公司矿工为了保卫公司区域，曾两次与荷军驳火。

　　注释p里亚：里亚是当时西加华人自己社会中流行的钱币

　　

　　

　　

　　

　　

　　

　　

　　

　　

　　第二节  邦戛象嘴山的决一死战

　　1850 年，荷兰想占领华人管属地域时，华人几个公司人马团结起来，都能以整体利益为重，联合坚守邦戛沿海区，邦戛的“象嘴山”G.Panbongan山形像巨象，山上筑有堡垒，居高临下，就在这地区与荷军作战，在武装起来的矿工坚守下，荷军无法攻入。

　　1850年郑宏任邦戛甲必丹，荷海军从邦戛海岸窥探，想从海上进攻却无法攻入，因为华军坚守在象嘴山。最后当地华人中出了个叛徒名叫郑甲大的，向荷军告密，带领荷军绕到山背后偷偷摸入，武装的华军虽经激战，但最后因武器、军队悬殊而告失败，四百多反荷战士全部被残酷杀害。

　　邦戛这地区直到现在还流传一句话：“郑甲大卖江山，卖的是邦戛山。”

　　Van Rees书中描写：“1850年9月11日我军占领邦戛坚固的公馆时的情形，那些最勇敢的守卫者还在捍卫他们每一寸土地，当一部分人开始逃命时，面对面的赤膊战仍在激烈进行，刀枪相对，死伤遍野，大部分战场掌握在我们手中，残余的大港人终于被逼到一个角落，退路已被切断，敌人却不投降，但我们到底胜利了，刚十点，最后的捍卫者死了，防御工事被攻克了。一天持续不断的战斗，我方死了八人，敌方死了四百余人，”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反荷军失败后一部分逃往西米尼金矿区，大多数逃到砂劳越或边境地区，成为流散帮，以后被人们误认为刘善邦的后代。

　　邦戛象嘴山的战斗，证明了荷军大规模屠杀反抗的华人矿工最有力的证据，荷兰作者和荷总督都已报导了当时战斗的情形。当荷军血洗邦戛后，华人意识到荷军将取消他们的村社自由制度，抢夺他们的财产而面临暴政与剥削，因此他们将抛弃一切公司间的矛盾与冤仇，团结起来武装抵抗荷军，维护他们的村社制度及生存自由权利。

　　

　　第三节 反井根事件

　　

　　直至1854年，鹿邑和顺公司与荷军在骨律一带作战，被荷军击退。但大港人马不甘投降，当他们听到荷军进迫鹿邑时，便结队退入森林地带。许多矿工在廖二龙率领下，重新组织起来，很快地又编成坚强的队伍。他们招收队员，深入乡间。

　　当年荷军在鹿邑筑有一座坚强的堡垒，反荷革命宣传者甚至跑到鹿邑荷军堡垒附近进行宣传。他们的勇敢于此可见。他们到鹿邑宣传说，荷军进占鹿邑，不久将自动撤出。另一方面还指出荷政府的横征暴敛，激起华人反荷的情绪。他们的势力凭着“义气”、“团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根据秘密团体的记载，几乎全体华侨，包括德高望重的华人都成了会员，每人交费一盾九仿。万一农民队伍被打退，他们便分别捐款，或运输粮食，接济森林里的抗荷队伍。表面上愿做荷政权的“顺民”暗地里却进行反荷工作。如果反荷游击队要反攻，他们便作内线，队伍撤退后他们又恢复日常生活。1854年鹿邑的情况使荷殖民政权感到束手无策，他们继续和荷兰军作战。

　　1854年7月25日荷军进迫，为了赶走荷殖民军，华人把打劳鹿首府化为一片火海，使荷军完全得不到收获。接着沙令斯、劳劳等乡村也被毁尽，当华军被击败，首领被囚禁，碉堡被拆除，没了粮食后，他们以秘密方式进行殊死斗争数月之久，重新通过秘密会社将人民联合起来。总厅倡首发难，各公司成员万众一心，全力抵抗荷兰军队。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仍然团结在首领周围反抗侵略的荷兰人，这就是著名的反井根事件。

　　2007年12月18日，我从雅加达回乡即西加坤甸之际，拜访一位名叫贝金孟的朋友，他是百万突人，现年75岁，他叙述当时十多岁时曾听一位八十岁的老人魏德兴和郑召伯谈他们参加反州府(反井根)事件的经过，当时所谓反州府就是反抗荷兰政府。

　　1914年甲寅年发生了以张石义为领导的著名的反井根事件，张石义是井根人，为了反荷他们使用最简单的武器即火药、枪、刀、标等跟敌人拼，他们分两条路：第一条是从路下横进军到打拉鹿（鹿邑）。第二条从山口洋上20公里经百万突进军到打拉鹿，百万突附近是荷兰军队的驻营地，华人联合达雅族人进攻荷兰军，荷兰军用枪炮回击轰炸反州府军，在敌我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反州府军进行激烈战斗，最后被击败，分散逃跑，张石义逃到砂劳越。这是当时著名的反井根事件。q

　　反井根事件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反荷事件，当时是说反州府，我小时候也曾听老人说过这么一个事件。

　　大港首府打劳鹿被荷军占领后，那些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旧名称，组合成“九龙公司”，但这组织又被解散，他们重新再起一个名字“义兴公司” r，从落入敌手文件中，几乎所有的图章都写着“义兴公司”字样。

　　直到1884年，西加鹿邑大港公司人马以及其他华人，他们还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的矿场全落入荷兰殖民主义之手，他们不甘受荷殖民统治和迫害而组织秘密会社，虽然遭到多次斗争的失败和残杀，但他们英勇不屈，还继续进行反荷活动。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荷兰殖民主义者想乘苏加诺等民族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还限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而卷土重来，想再度统治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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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q:2007年12月18日作者回坤甸之际，贝金孟(百万突人)向作者的讲述记录。他于2009年5月去世了。

　　注释r义兴公司：大港的首府总厅设在这儿，被荷兰军占领以后，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各自的旧名，组成“九龙公司”，但又被荷军解散，他们秘密再起个名叫“义兴公司”，目的是重新恢复和代替已被消灭的公司制度。这秘密会社与他们村社制度或公司制度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热爱他们自由的村社和自力更生的经济制度，荷兰统治者想尽办法消灭它，当然遭来强烈的反抗，而用“义兴公司”之名极力保存这种村社制度。

　　西加华人积极响应印尼独立自主的号召，展开反荷斗争。他们先后在万那、拉力、邦加宁、喃吧哇、三发等地发动人民起义，反抗荷兰的侵略。

　　西加一个小城镇过去叫劳劳（孟加影）的爱国青年也积极地投入了反荷斗争。194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起义。

　　有一天晚上，他们以长刀和竹枪起义，占领电话局、警察局、军部、荷兰殖民政府公署，扣留荷兰长官、军警首长、荷籍神甫多人，同时在荷兰公署撕下蓝色荷兰旗，升上红白旗。

　　第二天，华莪有几十位青年，准备与孟加影的青年人并肩对抗荷兰殖民军。他们要求一辆汽车从孟加映开到华莪去运载他们，当时孟加影的彭娘保接受这个任务，并亲自驾驶汽车到华莪去，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冒险，因为这项任务很危险，他坚持要去执行这任务。

　　山口洋殖民政府，得到孟加影有人要造反的报告，第二天下午就派了大批军警去镇压。收复了政府公署、电话局、警察局，释放了被扣留的政府长官及荷籍神甫等人。

　　第二天下午，彭娘保驾驶汽车载华莪青年来到孟加影市郊坝角村已经是深夜，当时荷军已在坝角村大桥附近埋伏，因此反荷志士遭到荷军猛烈扫射，除了两位受重伤以外，其他的人都壮烈牺牲了，彭娘保也中弹牺牲了，他们为印尼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三天下午，山口洋荷殖民政府长官，军、警长到孟加影视察，并向市民通告说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希望市民恢复日常生活。第四天，市面上已经恢复平静，市民重新开店，学校恢复上课及其他一切活动。

　　彭娘保当时只有卅多岁，遗留下二男一女，还很年幼。由于彭娘报太太和其亲属的要求，华人把遗体安葬于孟加影华人义山坟场。

　　每逢国庆日、警察日、建军节、烈士节等到他坟墓前献花以表纪念。在六十年代山口洋戏院（新戏院）背路取名Jl.Phang Nyan Po，苏哈多统治时期被改为Jl.Tabrani H Ahmad。（张雅各资料）

　　山口洋钟华生，因搞海运，他有机会偷运载武器支持抗荷斗争，他也是抗荷志士。

　　从这许多的历史资料中证明，中国人不是只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活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能为整个国家的利益作出无私的贡献。

　　

　　

　　

　　

　　战争时期殉难同胞和烈士纪念碑”，此碑在60年代末被苏哈托军政权摧毁。在此地另建纪念园。

　　

　　

 

 

　　日本海军西加里曼丹屠城记（4-2）

　　日本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的图片证据。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四章  印尼西加华人反日斗争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政权对西加华人的残杀

　　1941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飞机九架轰炸西加坤甸市，坤甸市民两千余人死亡。

　　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加里曼丹邦戛登陆。当时陆军成员是从中国沦陷区抓来当兵的壮丁，所以对华侨还有同情心，但同年八月他们全被日军撤离，由海军接替。他们开始执行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手段，执行严格的经济统治、贸易统治、教育统治、思想统治、生产统治、言行统治、吃饭统治等等。总之以统治为控制一切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得听他的指挥。

　　为了达到其完全统治的目的，1943 年10月23日下午三点开始向华族和印族首领以及偷收外国新闻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1944年1月24日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统治会会长华侨首领之一的黄叶纯先生以及各侨领侨贤商人，大家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一天刚好是大年夜即阴历12月29日。命令被捕家属不准哭，不准和外人接触，不准声张。当时大家都认为被逮捕的人还有生还的希望，因为日本人肤色和中国人相似，所以都认为他们不会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中国人，被逮捕的人不久便将放出，对日军存在着幻想，直到有位被捕后逃跑出来的人名叫廖亚洲的山口洋人，向大家叙述他的亲身经历后，大家才意识到这些被捕的人，日军如何处理他们，他们在何地被杀害。

　　东万律是一个历史史迹，历来已有华人居住，内地大部分是达雅人，过去有过坚强的华人堡垒，罗芳伯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直至今天罗芳伯墓地还依然巍然屹立，这里代表着华人的尊严。日本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为埋葬华人的地方，是对华人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目的是杀了龙头华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他的残酷统治了。

　　

　　

　　

　　第二节  证人的叙述和证据

　　一、证人的叙述

　　廖亚洲是山口洋瓷器工厂的主人，赴死宴逃脱者，根据他的叙述，大家才下意识到被日本逮捕的人是一去不回头，都被宰了。以下是廖先生和记者许行先生会谈的一席话：“我是去年1944年8月12日早晨在家里被捕的，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被捕。13 日掳到坤甸来，当在山口洋坤甸途中时，我就下决心跳车逃命，因为我在被捕的那刹间，我断定此去必无生望，如果不是同伴多方劝阻，早就在那时逃走了。虽然逃得脱或逃不脱还是个问题，但我认为比束手待毙比较有一线希望。

　　使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全车数十个被捕同胞，竟没有一个赞成我逃走的主张。他们一方面缺少勇气，一方面却是见事不精，以为自己并没有错，不至无故丧命。当我禁在监狱里三天当中，歇力鼓动同房的人叛监，因为那时手足还自由，如果要叛监机会是很多的，但大家始终不听。十四日、十五日两天有许多‘钉链子’整队经过我们的门口，到外面工作，当他们低着头走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不时向我们偷看，我立刻断定他们是为我们掘坟墓，我对同房的说，我们的死期到了，他们仍半信半疑。

　　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佳节，特警拿了一张白纸，叫我签号，我立刻签了。晚上十点左右，天色朦胧，风雨凄凄，突然各处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我心里明白死神降临了，那时灯光明亮，数百个人头在钻动着，每个人只准穿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包着，手缚着，各有号码，我进监号数是十五号，我上死车号数是[101]排队点名清楚，已是午夜了。

　　约有十多辆车，我的那辆车恰巧是最后一辆，车里数十人，大约行了一小时，我觉得还没过港，无疑是向榴莲港飞机场前进，我开始挣脱绳索活动了，但头部被帆布紧紧压住，上面有三个特警坐着，动弹不得，车突然停止了，大概是前面的车坏了，前进不得，我轻轻地用手向上撑，帆布松了，但我还不敢冒昧，我用多方面试探，觉得特警并没有坐在上面。我立刻打开帆布，从车旁溜了下来。刚下车时看见一个特警站在车前，背向着我，我从朦胧的月色中决定我应走的路向。等我跑到一位老妇人的“亚答”屋时，天已发亮了，以后他们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曾在许多被捕的同胞面前郑重宣誓过，如果我廖某能够逃出，一定要设法为大家报仇。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被捕的人都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战后南洋华人概况》）

　　二、东万律埋人坑的证据

　　1945年9月26 适当联军军官澳洲第九师团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甸的第二天，贺南信和李清华受东万律华人之托来坤甸报告。说：在荷兰未建成的飞机场境内发现骨髅骸骨无数。

　　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特派记者徐行和黄静安先生前往报告地点视察，下午四时到达东万律，在一片矮青处发现骨髅无数具，他们把古楼叠成堆，在鲜红的旗帜下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当时徐行演说：“这是日本强盗对毒杀我们华侨侨胞最明显的证据，事刻不容迟，这不是一个地方，相信还有许多地方还未发觉，这是从山猪啃出来的，是极小的部分，相信每个窟窿里面，还埋藏着无数侨胞的骨髅……被捕侨胞毫无生还的希望，在我们面前是铁一般的事实，实在太悲惨了！明明都已变成野外枯骨，然而日军当局还是一味地造作空气，一味的欺骗，说多几天大家都会安然回家，亲爱的侨胞们，我们不要再上日本人的当了。现在日本虽已屈膝投降，但这样深仇大恨，我们一定要雪耻，日本人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公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

　　（《战后南洋华人概况》西婆罗洲之部）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三节   西加华人组织“反日同盟会”

　　1941 年12月19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派9架飞机轰炸坤甸市后， 1942年由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六人发起。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开始联系各地抗日力量，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当时西婆罗洲有几支抗日军：

　　由原荷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领导的荷印散兵、荷印保安军散兵。在三发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隐蔽，约两百多人：

　　(一) 李石祥、彭传旺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包括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及华印中上层人士等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二) 由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李华照、黄聚安领导的反日活动：

　　(三) 北加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领导的抗日组织。

　　以上组织于1942年底正式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徐宜陶（徐行）、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

　　其宗旨是：建立武装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

　　二战时期，印度尼西亚全境仅西婆罗洲一地有华人武装抗日活动。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西盟的武装队伍先于英奥联军之前，缴了日本军队之械，成立了“华印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的治安。

　　徐行先生等还把散沙一般的华族团结起来，组织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并乘真空时期，推动和合办了华侨学校，团结大家，才有今天的潮客大团结。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后荷军卷土重来，华人与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日反荷斗争。“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员们，他们为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作出了伟大贡献。

　　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反荷反日斗争比较有组织性、有纪律性、尤其是他们保存着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传统。如反井根斗争、象嘴山战斗、鹿邑和顺公司的抗荷游击战、东万律兰芳公司领导的袭击喃吧哇荷军等反荷斗争。

　　西加华人对荷兰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下一代的华人，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联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战。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一页。

　　

　　

 

 

　　日本军屠杀西加华人的证据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五章   结论

　　坚强不屈、典型、有特色的西加华人，几百年来为印尼西加开发了广阔的处女地，把荒山变为良田，开采金湖，发展西加经济。当荷日侵略者向印尼西加人民实行各种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马上组织起来为捍卫印尼的独立自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政治角度剖析华人反荷反日斗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英雄，因为印尼西加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各友族血肉相连，溶成一体。从西加华人反荷反日斗争的史实中，印尼政府应该承认和鉴定当时西加华人对推动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贡献。

　　印尼的华人现在已完全觉悟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思想上已真正意识到印尼是自己的祖国，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就如先辈们过番来印尼那样自己当家作主，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8年印尼西加华人已跨上了新时代，西加省长是马来人，副省长是华人；山口洋市的华人也当选为市长，副市长是达雅人。这就是印尼华人落地生根最明智的步骤！

　　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我已经在《试论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几个问题》一论文中分析了有关印尼西加华人从中国南来的历史和所作出的贡献。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罗芳伯领导下那种坚强不屈的气魄。他是成功的华人的偶像！在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谈起，邦戛是兰芳公司的堡垒不是和顺公司的，荷兰是1886年才攻下邦戛的，那么邦戛战役是兰芳公司所领导的了。基于这一点我想与大家再迈进历史纸篓中找寻答案。

　　1811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的大哥，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五十块金块，换取在境内Bancukei升荷兰国旗。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 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而袭击荷兰在坤甸的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 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他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Kapitein 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年初，由民政长官Hartman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 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它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和顺公司满口答应并派兵五百开往喃吧哇，英勇的援兵无法抵抗荷兰的轰击，生还的只剩两百人，为了报复，和顺公司又再召人马两千名，东万律人马也参加战斗，但因瘟疫死了六百余人。可惜刘台二却又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马上撤回，后来双方在谈判中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年刘阿生甲太任大哥，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要助公班衙以拒太港。于是命令筑栅，制炮火以堵太港。太港民众终不能敌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送往坤甸交给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见第二十八页）：“这位甲太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Krosen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打拉鹿（鹿邑）也有一个为荷兰政府服务，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ping，荷兰方面也还没调查到这称呼是否正确？

　　作者本人怀疑他就是叛徒郑甲大，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此人在1850 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 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太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

　　另一说明：“Tiang ping 在1850 年的邦戛之战后，他作为大港的代表，率团到巴达维亚向荷兰政府表示公司愿意投降，返回打劳鹿后众人将他赶走，因为众人指责他将公司出卖给荷兰人。他本人多次和我谈起这件事。”《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有关Tiangping 神秘人物的出现，我认为Tiangping就是化了名的郑甲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证明邦戛之战究竟是什么战斗？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还是和顺公司所领导的？虽然那是我们上辈人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正如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得到荷兰政府的赞赏，虽然因为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西加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方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即使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

　　从刘台二和刘阿生的立场看，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战争不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的战斗，兰芳公司与邦戛之战是两回事。

　　我在学士论文里分析了有关邦戛象嘴山之战的情形，Van 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 en 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ie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 Courant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 ) 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前述Tijdschrift（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300人，负伤500-600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400人，参战的4000人中就有1200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大港人就是和顺公司的首领所领导的决一死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还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斗争。

　　根椐1856年《殖民地报告》：“当时炉末Lumar发生矿工骚乱事件，他们不满失去往日的独立，在1856年4月11日夜里袭击了我们的驻军，Mekem少尉和一些士兵阵亡。作为报复，很多华人被处决和放逐。”

　　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出铁手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坚强不屈的沧桑史和血泪史，相信西加华人都会铭心记住先辈们艰苦的创业史。

　　因为山口洋、孟加影、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反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继而统治了北区的华人。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三十四年之久，至1888年荷印政府乘刘阿生逝世，马上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最后完全彻底地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印尼。

　　封面說明:

　　西加坤甸的赤道館，講的是在這裡赤道熱土發生的事

　　封底說明:

　　山口洋的長沙垻

　　書名:  西加風雲

　　Unpredictable Events in The

　　Equatorial Land

　　作者:  林世芳等 Lin Shi Fang & Others

　　出版:  余清祿 Yu Chin Liik

　　736B, Taman Ecorich ,

　　Jalan Tanjun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E-mail:  [email protected]

　　Tel: 60-86-333055

　　承印:  砂隆印務公司 Sadong Press

　　初版:  2010年5月

　　定價:  RM20.00

　　ISBN:   978-967-808-17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名:  西加風雲

　　Unpredictable Events in The

　　Equatorial Land

　　作者:  林世芳等

　　出版:  余清祿

　　736B, Taman Ecorich ,

　　Jalan Tanjun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E-mail:

　　Tel: 60-86-333055

　　承印:  砂隆印務公司

　　初版:  2010年5月

　　定價:  RM20.00

　　ISB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

　　

　　

　　作者：林世芳

　　

　　作者简介

　　作者原名林世芳，笔名和平、林英，1945年出生于印尼西加，1963年高中毕业后执教，年轻时代参加进步团体，组织青年学习班、歌咏队等。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停止教学，1965年后参加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斗争，1973年被捕入狱，1979年被释放。1997年迁居雅加达，担任家教，1999年开始在正规学校教学直至如今。

　　2003年参加厦门大学函授班，2005年大专毕业，再继续完成本科学业，2008年本科毕业，于2009年获得厦门大学学士学位。

　　2010年出版《西加风云》，承蒙砂拉越朋友的帮助，申请国际书号获批准出版。《西加风云》已作为华人历史资料储存于“中国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华人北京图书馆”、“砂拉越友谊协会图书馆”。

　　内容介绍：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由三篇组成。第一篇: 西婆罗洲华人历； 第二篇： 《西加风云》选篇；第三篇：《追忆风云》（中文、印尼文、英文）

　　第一篇:  西婆罗洲华人历史,包括三个历史时段资料，

　　一、 西婆罗州华人的渊源

　　二、 西婆罗州华人抗荷时期

　　三、 西加华人抗日时期

　　陈述上几个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作出客观的剖析，有关西加华人如何从中国飘洋过海落户西婆罗洲（西加），追踪探索婆罗州华人的人生奋斗史，抗战史，以挽回即将遗失的华人历史资料。

　　第二篇： 《西加风云》选篇, 作者林世芳于2010年初版，本书叙述1965年苏哈多篡夺政权后，对印尼人民采取铁腕手段，实行反共反华的强权政策，挑衅种族事件，在军人挑拨离间的反华排华造谣宣传下，引起达雅族人发红碗事件,向西加华人进行烧、杀、抢、奸，引起西加华人的强烈反抗。在西加印共领导人梭菲安的领导下，西加华人进行不屈不挠的维护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斗争。

　　此书根据事实写下了西加华人的血泪斗争史，印尼西加儿女如何面对残酷的苏哈多政权？

　　第三篇：《追忆风云》（中文、印尼文、英文），追忆1965年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排华事件，并以历史证人的口述，记录下苏哈多政权所实行的排华反华的铁证，以作为借鉴。追忆风云篇已翻译成英文和印尼文，以方便其他人士阅读。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展现了西加华人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突出表现西加华人坚强不屈的民族风范，前人立足经历酸甜苦辣，展望子孙万代美好未来

　　前言

　　第一篇.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

　　第一章.  婆罗洲（Borneo/Kalimantan）的渊源

　　第二章．西婆罗洲华人村社制度的兴起

　　第1节．华人社会最独特的组织形式——村社或公司制度领导

　　第2节. 第一个经济大阵营"和顺公司"

　　第3节．西加华人矿业公司的黄金时代

　　第4节．为保卫村社制度反抗荷兰殖民者

　　第5节．1950年邦戛象嘴之战

　　第6节．为坚持村社制度与荷兰殖民统治展开游击战

　　第7节．总结和顺公司斗争的经验教训：

　　第三章．西加刘善邦在砂拉越的英雄事迹

　　第四章、兰芳公司的兴起与荷兰的殖民统治

　　第1节.兰芳公司年册

　　第2节.罗芳伯建立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第3节.兰芳公司华人村社制度

　　第4节.受到荷兰殖民主义控制的兰芳公司

　　第5节.总结兰芳公司的经验教训

　　第五章、探讨有关“戴燕国”

　　第六章、日本法西斯对西加人民大屠杀的史实

　　第七章、孟加映抗荷烈士   彭娘保

　　第八章、1960年邦戛火灾事件旧事重提

　　第九章、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前言

　　最近马来西亚各邦与中国历史专家们，正积极参与婆罗洲（Borneo，即今加里曼丹）历史研究，以抢救填补东南亚各国华人发展的遗失和空白，尤其是西加华人，从中国迁移来婆罗洲的历史与斗争史更为珍贵，很多历史资料都因时间推移而遗失，所幸的是当时荷兰有心人士为西加华人进行抢救工作，拾回了一段即将毁灭消失的西婆罗洲（西加）华人史。

　　西加历史研究者参考桑克氏S.H.SCHAANK著的《打劳鹿公司阐释草案及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⑴．高延J.J.M.DEGROOT著，袁冰凌翻译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许以谦著的《战后南洋华侨概况》；以及荷兰、马来西亚、中国等其他国外历史学者、对印尼西婆罗洲历史的关注，西加华人子弟向各位研究婆罗洲历史的专家们致以崇高敬意。

　　作为西婆罗洲（西加）21世纪华人，有迫切担负起历史使命之感召，在极有限的工作能力下，希望把婆罗洲历史重新整理以尽绵力，作者研究和探讨历史根源与我们祖宗上代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使下代人重温冷暖华人的奋斗历史、追忆奋斗人生，使大家不忘建立华人世界的老一辈人，他们对本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积极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的评价。

　　在研究西加的历史框架上，离不开文莱、砂拉越华人发展史的课题，因为历史上的BORNEO即称之为婆罗洲，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时间推移与人事的主宰下，婆罗洲人类进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因此历史风云还必须把它记录下来还原，给予极近现实的历史阐述。

　　作者在阐述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历史问题，如有关兰芳公司的性质与继承者、戴院国历史、金矿公司的衰亡与华人村社的存在与消灭等，根据作者自己粗浅观点与看法，是代表作者凤毛麟角的研究成果。此外从专家们所提及的历史事件版图，一些是作者在年轻时候游走过的地区，因此，作为西加人在研究、探讨历史中更觉沁人心扉的感受。

　　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的研究，作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来阐述：第一阶段是中国人迁徙来西婆罗洲以及其发展的历史；第二阶段是西婆罗洲（西加）华人争取自由民主，反抗苏哈多排华暴力的历史。第三阶段是受迫害西加华人的心酸史。西加华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能衍续下来，是因为西加人有特殊坚强勇敢的性格，所以作者认为有必要继续研究西婆罗洲直到现世纪的发展，以填补西加历史的冰山一角。

　　在此作者向协助编辑排版的余建民先生、一坤先生和支持出版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鸣谢各位！

　　第一篇

　　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

　　第一章．婆罗洲（Borneo/Kalimantan）的渊源

　　在婆罗洲南部，华人的贸易活动在砂劳越整个所谓“黑暗时代”（1580年—1840年）里，仍然持续下去。到了19世纪中叶（1850年后），有数千名华人已散居在三发和坤甸一带。关于这批华人，他们就是来自首批移居砂劳越的现代华人。

　　婆罗洲Borneo包括现在的砂拉越（Serawak）、沙巴（Saba）、文莱（Burnai）以及印尼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西、东、南、中四个省份。

　　与北加里曼丹交界的是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称之为西加省），根据2004年登记，西加人口约4.073.304人，占全印尼人口1,85%。华人人口约一百万左右，坤甸潮州人为多，卡江梅县客家人为多，山口洋多为河婆、陆丰客家人。

　　加里曼丹名称的来源，在亨特（J.Hunt）的文章中记载过加里曼丹的来源是一种土生的酸果叫Kalamatan，因之称之为Pulo Kalimantan。但是有位名叫马勒（S.Muller）说婆罗洲的马来文名称Borneo，是原字梵文的Bhurni，意思是“土地”或“国家”，这就是外国人意识中的婆罗洲（Borneo）。

　　在中国的《梁书》（502年—566年）最早提到婆利；《隋书》二十四史（589年—618年）和《旧唐书》（618年—906年）也提到婆利（婆罗）之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知晓和提及婆罗洲，已有人踏上这神秘之洲了。（在坤甸市博物馆至今尚存有一口直径约60公分的花纹铜锣，据考古专家指证，是中国在三世纪的古物。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来婆罗洲只是经商，直到六世纪才有人定居，据悉，远离西加海岸线四百多公里外的彬路（Nanga Pinoh）早在十世纪就有华人定居。）

　　《东南亚华人史（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作者Victor Purcel在其书中论述引起华人移居南洋的各种历史问题。他认为下南洋的华人都是来自广东、福建和广西省。大都是客家、福建、潮洲人，迁移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压力、经济困难与战争所造成。

　　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从1371年开始三十年海禁，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以防外国的入侵。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永三年）明成祖放宽海上禁令，命宦官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以和平使者环航行东南亚，在下西洋期间已与印尼爪哇岛（Pulau Jawa）、日惹等有商业来往，这说明了15世纪初，中国丝绸之路便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广东等地的华人为了实现富财梦想，挑战非常危险的海洋航行，终于到达东南亚的新陆地即南洋群岛，人稀物产丰富的新发现，吸引中国内地华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婆罗洲。

　　荷兰人于1595年才第一次派远征商船队赴东方开辟商场，1602年3月2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成立，1608年，荷兰人在婆罗洲设立第一商站（factory）并以殖民者姿态征服和占领各国各苏丹王国。

　　18世纪期间，婆罗洲与中国的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丝绸、印花棉布（Chintz），白棉布（Calicoes）与印尼胡椒、香料等大量进行交易，华人来到文莱、马辰（Banja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区的人数越来越多。

　　商贸方面集中在马辰（Banjarmasin）和坤甸（Pontianak）二地。荷兰人和华人之间因贸易利益发生激烈的竞争，1712年荷兰人与马辰苏丹签订的胡椒合同，却被华人船只运走了，因此说明华人当时在贸易方面的优势。

　　三发苏丹发现西婆罗洲广阔的森林地带，隐藏着丰盛的矿产资源，虽然本地的马来人（Orang Melayu）和达雅人（Orang Dayak）已先开采，但他们缺乏先进技术与方法。（最先由喃吧哇土王（Penembahan，地位比苏丹略逊）招请华工在百富院开采金矿，获益颇丰，消息传到三发苏丹）三发（Sambas）苏丹了解到华人对开采金矿业有特殊的能力和较先进的技术，于是便通过文莱商人雇来了有经验的华工开采金矿，苏丹从中获得了极大的财富。

　　这消息传开了，很多中国人追求南洋寻金梦，最初他们来到婆罗洲文莱（第一位三发苏丹名叫黄刚，明朝大将，出使文莱后不返，后来娶了文莱公主，做了驸马，并且皈依伊斯兰教，改名苏莱曼，得到文莱苏丹首肯，寻找新疆土，辗转到了三发境内，决定在三发河汇流处开疆拓土，奏明文莱苏丹并获得加冕后举家迁徙正式立国。从此，每一位三发苏丹登基，必须千里迢迢到文莱，得到文莱苏丹加冕，才能正式登上苏丹宝座。迄今为止，三发苏丹后裔都知道他们的远祖是姓黄的中国人，而且还提拔姓黄的华人当宰相），后来他们必须跟招引他们来的三发苏丹老板干活，因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携带家属是不适宜的，因此都是男人只身先来闯天下，他们为了工作方便就定居在靠近达雅乡村的工作地点，久而久之便同当地达雅女人通婚同化了。

　　1740年前，中国下南洋的华人，对这块人稀物产丰富的西婆罗洲的优越性产生兴趣，他们跨越砂拉越水路直达三发市属下西宜宜（Seminis）、移民也有直接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西婆罗洲，沿着百富院（Sungai Duri）、载下港（Sungai Raya），来到山口洋（Singkawang）海岸的尾栅（Mui cha）、寨面（Pangkalan batu）、文岛宜（俗称温肚泥Selakau）登岸。泊岸地点有的在邦戛（Pemangkat）、木关（Mukuan）、沙泊（Sebauti）、义罗（Ledo）、哇哩（Sebalau），沿三发（Sambas）河向各地区登陆，山口洋一带来的客家人大都是揭阳市隶属的揭西镇河婆客属区来的。

　　在鹿邑（Montrado）曾发现一块基碑，上面刻着“乾隆十年”（1745年）的文字，证明在这时期那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了。

　　1761年因为三发苏丹的税赋日渐加重，并且还强制华人矿工的粮食和日常必需品都必须向苏丹采购，经过多年奋斗，公司员工觉得自己的力量已逐渐强大时，开发矿场的华人便摆脱三发苏丹的控制，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团结和组织从中国来的华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挖掘金矿和种植地，由新客组成的华人社会，脱离中国王朝统治也不受本土国家的控制，形成独特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法制体系政体。

　　1652年至1654年，荷兰的海上贸易与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发生冲突。一连发生三次战争，第三次荷英战争爆发于1672年至1674年，荷兰获得胜利，英国被迫停战。1799年12月3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布解散，由荷兰政府直接参与侵略活动与殖民统治。

　　《1824年迎合条约》，又称《伦敦条约》，英国与荷兰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主要目的是解决这两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纠纷。此条约大致上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与印尼二国领土的范围，也决定了新加坡往后的命运。造成荷英两国的管辖权互相调换，在爪哇英国的总督莱佛士爵士（Gubernur Jendral Thomas Stanford Raffles）迁徙到荷兰管辖的新加坡、马六甲；爪哇管辖权交由荷兰的高级海军将领督波托（Pieter Both）接任，英国将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及苏门答腊（Sumatra）交给荷兰管辖。荷兰乘此机会扩大管辖范围，更深入婆罗洲进行财富掠夺。19世纪把殖民势力扩展到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当时不叫印度尼西亚），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尼西亚。

　　19世纪，荷兰殖民政府踏上西婆罗洲，他们对西婆罗洲金矿公司产生兴趣，高延（JJ.M.de.Groot）著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和梵雷斯（Van Rees）先生的《打劳鹿》书中，荷兰学者和政府官员，以他们自己的角度评论和证明了这一事实。“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华人从中国迁徙而来，一路上与生命作赌注，西婆罗洲华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他们以艰苦朴素殊死搏斗精神，维护华人村社制度，融洽团结当地民族，它讲述一段华人从中国迁徙来婆罗洲的坎坷史。

　　第二章．西婆罗洲华人村社制度的兴起

　　第1节．华人社会最独特的组织形式——村社或公司制度领导

　　无论是兰芳公司还是和顺公司，从他们内部组成还是外观上都还不足够条件成为国家的形式或者共和体，国家应该有完整的行政机构、领土的划分和行使主权，由中央机构实行各区的统一领导。华人矿业公司还未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领导层只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和村社发展的需要，设立各种福利机构和简单的领导形式，以保护在远离祖籍国的情况下，能自立独特地生存下来。

　　这些华人拓荒者是从北婆罗洲迁徙而来，或是直接从中国来的移民，他们大部分是广东省的客家人、福建人及潮州人，他们习惯与同乡族群居住在一起，他们来到异地和不同宗族的人相处，不同团体和公司的园工、矿工一起生活，由于村社与家族生活的密切关系正如家长制，华族族群中有超出群体的领导智能的，便被公推为村社最高的领导人，他们以中国王朝统治的操作经验，运用到村社社会中，形成有领导的村社。

　　公司总的领导人是大哥，他具有最高威信与号召力，其次是老大或尾哥，他们各自团结在各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村庄是他们的保护神，只要他们碰到困难或经济方面周转不来，他们周围的人将会给予帮助，因此无形中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形成一个村社团体，他们每个人都对公共福利具有高度的热忱，这种独立的村社就凝结成坚固团结的精神力量。这种极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终于在这个华人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

　　公司制度是一种自治群体，领导人从中国帝王乡政中学习了处理政治体系，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理领导与人民、政权与民族关系，掌握政治与军事问题等，他们尽力保护村社利益，为村社服务。

　　迁移来的华人在他们定居处，坚持中华文化是一项不忘本质的重要一环，他们与达雅人通婚是为延续中国血统，但他们不忘集金建立华校，让后代继承中国风俗习惯，传承中华文化。中国华人跟达雅族人的通婚，也使两族关系搞得很融洽，因此他们能够在人生地不熟的荒山密林的异邦中定居下来，还能坚持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第2节.  第一个经济大阵营"和顺公司"

　　最有影响力的第一个经济大阵营是鹿邑（俗称打捞鹿，Montrado）地区组织的“和顺公司”，是西加华侨开采金矿业最古老的发源地。由14个公司组成统一总领导“和顺公司”。

　　1776年前，山口洋（Singkawang）、拉拉（今称孟加映，Bengkayang）、鹿邑一带华人已经陆续成立了开采金矿公司，如大港公司拥有五百人，大屋公司有三百人，下屋有两百人，结联、三条沟、新八分即新屋，每个公司约拥有矿工八百人。

　　1776年，14个开采金矿公司逐渐发展壮大，于是14公司开会决议联合组成“和顺公司”，推举谢结伯为“和顺公司”第一位首领。

　　14公司是：

　　1．

　　大港公司，在鹿邑的西部和西南部，是最大的公司，矿工大都属吴黄郑三姓，他们的原籍是陆丰和惠来。

　　2．

　　老八分公司，位于鹿邑的西北部，离鹿邑山口洋路约一公里。

　　3．

　　九分头公司，位于鹿邑西部，离鹿邑路下横公路一公里多。

　　4．

　　十三分公司，位于黄梨岽和桥头间。

　　5．

　　结联公司，靠近三把沙，会员大多姓彭。

　　6．

　　新八分公司，靠近载面，百富院。

　　7．

　　三条沟公司，位于鹿邑东部包括白芒头（Samalanda）、坳下（Serukam）等大都是陆丰、惠来客家人。

　　8．

　　满和公司，位于载面后迁至双沟琉璃（Sungai Duri Ulu）。

　　9．

　　新屋公司，靠近桥头。

　　10．

　　坑尾公司，包括载面、路下横、福律、坑尾大都是广东惠阳人。

　　11．

　　十五分公司，位于大港西南部，多属刘姓。

　　12．

　　泰和或称十六分泰和公司，在接连公司南部，鹿邑的分界线。

　　13．

　　老十四分公司，靠近桥头。

　　14．

　　十二分或称十二分义公司或称大义公司，地点靠近桥头。⑹

　　1776年，14个公司组合总称“和顺十四公司”,简称“和顺公司”。

　　和顺公司各届总领导人名单：

　　1

　　谢结伯

　　大哥

　　1776年

　　—1806年

　　14公司合并成和顺公司，在谢结伯领导下开采金矿和开辟农场地等，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这时期是华人的黄金时代。

　　2接2

　　温三才

　　大哥

　　1805年

　　—1807年

　　公司之间为了发展实力而产生矛盾或械斗。

　　3

　　刘乾相

　　大哥

　　1807年

　　—1808年

　　兰芳公司为了发展势力，出兵进攻鹿邑，刘乾相大哥在战斗中身亡。

　　4

　　刘贵伯

　　大哥

　　1808年

　　—1814年

　　引退。

　　5

　　刘郑宝

　　大哥

　　1814年

　　—1818年

　　返回中国。

　　6

　　胡亚禄

　　大哥

　　1818年

　　—1819年

　　想把和顺改广福，华人社会编个歌谣以示反对：“大港人无目，和顺改广福”，胡阿禄被逼辞职。

　　7

　　朱凤华

　　甲大

　　1819年

　　—1822年

　　职位改为甲大或大甲必丹，与苏丹王Muhammad Ali Tsafioedin关系非常密切，促进中印友好关系。

　　8

　　刘郑宝

　　甲大

　　1822年

　　—1826年

　　（1826年去世）1821年荷军想通过各种方法控制华人公司，1822年荷殖民军进攻三条沟，5月5日端阳节，三条沟人以赛龙船为借口，把金条运走离开鹿邑。

　　9

　　罗派

　　甲大

　　1826年

　　—1836年

　　去世。

　　10

　　李伯德

　　甲大

　　1836年

　　—1837年

　　回国。

　　11

　　温官寿

　　甲大

　　1837年

　　—1838年

　　引退。

　　12

　　谢禄

　　甲大

　　1839年

　　—1843年

　　引退。

　　13

　　谢祥

　　甲大

　　1843年

　　—不祥

　　14

　　朱来

　　甲大

　　1843年

　　—1845年

　　辞职。

　　15

　　温官寿

　　甲大

　　1845年

　　—1848年

　　16

　　官志伊

　　甲大

　　1848年

　　—1849年

　　17

　　郑宏

　　甲大

　　1850年

　　—1851年

　　华工在邦戛象鼻山与荷兰殖民军发生一场激烈战斗，因兵力悬殊而华兵最后被打败。荷军占领了邦戛，宣布解散公司。

　　18

　　徐七伯

　　甲大

　　1851年

　　—1853年

　　辞职。

　　19

　　黄金鳌

　　甲大

　　1853年

　　—1854年

　　（1854年甲寅）大港公司特殊人物，他为维护华人利益捍卫华人主权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直到公司最后结束，华人村社被荷印政府瓦解。

　　第3节．西加华人矿业公司的黄金时代

　　自从和顺十四公司成立以后，谢结伯大哥领导矿工，西加华人村社带来极富庶繁荣的黄金时代，新开采的矿区为数颇多，经济上获取很大的盈利，这样一方面华人推动了婆罗洲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华人又可把所获得的一部分财富寄回给自己祖国的亲人。

　　华人矿工艰苦耐劳，从早摸黑在金矿区挖掘淘洗，从事其他民族难于支撑的苦工。他们还把广阔的荒山野地开垦辟成良田、蔗园、果园，树胶园、胡椒园、甘密园等。

　　他们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他们把广大的森林地带变为丰富的金矿出产地，淘出了致富的金矿。

　　根据华侨史料记载，鹿邑忠臣庙有一块石碑刻着“一八零八年和顺”字句。还有根据和顺公司遗留下来的钱币铸有14个字，以原来14家公司名称的头一个字组成。后面刻有“广东通宝”字样。这可能是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华侨公司发行的钱币。

　　14个公司在开采工作上各自独立为政，有各公司的领导人负责个矿工事务，只是把各自的公司改为“会”以区别。和顺公司的议事职务是对外联络和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专心搞经济事业，政治气氛不浓厚。为了处理公众事情，他们在鹿邑设立“和顺厅”，公推一位大哥作为整个和顺公司的总领导人，一位文书协助处理一切事务，习惯上叫“大厅先生”或公司先生。各14公司派遣一位代表驻厅，叫做“厅主”，有月薪和其他利润。厅主与大哥形成一个和顺议事会，先生的地位只是行政人员，其次还有会计、抄写员和厨师。

　　和顺公司大哥的职务除了处理和顺公司内部事务外，还要催取税务，沽价和监督一切支出，如碰到重要事件则需征求14个厅主的意见，共同商讨做出决定。许多重要的地点、码头、碉堡，如山口洋、载下港等地都有木栅，每个木栅有两位栅主，栅主负责征收“入口税”。栅里的守卫队人数不一，平时只有两三位。

　　在战争时期，推举一位军师和副军师，形势紧张的时候，许多市内的小贩、农民和矿工等都奉命集合去打仗。军队的主要兵员是矿工，据估计，大港的战斗人员最少有3000人，在战斗中薪水和吃穿由和顺厅支付，战斗胜利还有奖金，击毙敌人军官奖金二两黄金。所有后方人员不准宰猪或酿酒，目的是跟前方战士同甘共苦，另一方面是预防粮食缺乏。

　　为了使虽不同姓氏和宗族从中国来的新客都能在异地互相照顾，发挥互助的精神，所以全部来西加的新客都必须经过发誓和歃血为盟参加组织，即饮滴在酒杯中手指头的血，如此便成为异姓兄弟。这种组织就形成凝结的一个村社，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有组织的群体。

　　《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作者高延在书中对华人公司制度的论点是：“即那些几乎都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中国移民，有能力建立组织良好的自由国度，那些国家的体制具有最严格的共和精神、秩序纪律与政策，他们拥有独立的立法与币制；常常要应付马来君主以及自己人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像国对国那样与强大的荷印政府进行谈判，并长期武装民众与荷军对抗，一言蔽之，从未有人能够追溯公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它的一切制度、组织结构、统治方式，从而进行完整详细地分析……”

　　从这论点中说明了西加华人的村社有着严肃的纪律性，能建立像国家体系的各种法制，村寨有军队的守护，能代表公司与正式国家谈判，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第4节．为保卫村社制度反抗荷兰殖民者

　　1792年三发苏丹获得东印度公司的协助，打败了喃吧哇土王扩展势力的企图。就在这时期华人人数大增，战争后三年，拉拉（今称孟加映，Bengkayang）组织了12个公司。这些公司是：1．元和公司，在乌拉由（Melaju）靠近沙霖斯（Salinse）；2．赞和公司，在沙霖斯；3．应和公司，在六分头，靠近沙霖斯；4．惠和公司，靠近加老梭（Kerasau）；5．升和公司，在兴纳里（Sinali）；6．双和公司，在沙坡（Sapo）；7．下屋公司，在下屋。以后加入了大港公司。

　　三发苏丹怕华人人数增添对自己不利，于是开始严厉限制华人。当时苏丹每年的黄金收入约五百两，等于当时币值三万五千荷盾，还从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得到盈利，如铁器、布匹、米粮、盐和鸦片。他禁止华人私存土枪、火药，最后命令达雅族头人负责监督。此严厉限制的结果，苏丹的税收反而逐渐减少，当然经济收入就下降了。

　　荷兰殖民者非常垂涎中国华工所取得的财富，他们想尽办法夺取华工们的硕果，带回他们的国家，增进他们统治者的财富。荷兰统治者无理剥夺和对华人酷爱的村社制度进行武力消灭，当然这种独裁统治必然引起西加华人强烈的反抗！

　　因为华人极力反抗取消华人村社而代之为殖民统治，荷兰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1822年，荷殖民军借口维持治安，派遣军队开进庐末，把统治者认为违法的4家公司驱逐离境，想霸占当地华人的四公司：1．大港；2．坑尾；3．新屋；4．满和，人们称“和顺四公司”，大港人马退回鹿邑。

　　1823年2月18日，和顺四公司召集大会，认为荷兰得寸进尺，侵犯和想统治华人公司。公司决定进攻驻扎拉拉的荷军，虽然前段时期他们公司内部发生矛盾和分裂，发生争斗，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在面对荷兰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各矿区华人能够抛开内部发生过的冤仇而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的华人工农商武装部队浩浩荡荡向鹿邑进发。

　　1823年2月26日，公司武装大队人马从鹿邑出发，在西哇哩（Sibalei）筑起大型山寨，但这次进攻因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四公司组成的华军只是矿工起义，各方面都没有荷军军力强大而宣告失败，退守在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焚毁。

　　1824年，荷军只特许坑尾的妇女自由出入，同年向仅存的四公司发起突袭，四公司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带着金和财产撤退，荷军又进攻色哇劳并霸占鹿邑四公司，经过这场战斗，拉拉、庐末一带地区的华人，全部被驱赶出境，这些地区华人辛苦开发的矿场全落入荷军手中，荷兰殖民军以得胜者姿态，统治这一带地区，掠夺中国人用血汗所取得的硕果。

　　1825年，兰芳公司派出几位代表，到鹿邑请求捐助，援助喃吧哇（Mempawah）华人去袭击荷军。和顺公司接受了请求且马上派出五百人，开往喃吧哇，荷军运用土炮和土铳，和顺公司的援兵终于无法抵抗，五百人中生还的不上两百人。和顺公司又为了复仇，重新招募兵马两千人，开往喃吧哇，但因为瘟疫流行而病逝六百人。

　　当时有意制造分裂者传言说，兰芳公司要乘鹿邑人马空虚而进袭矿工司，因此鹿邑人马马上撤回，决定跟兰芳公司算账，后来鹿邑和兰芳公司双方在和谈中取得和解，认清有人想中伤造谣，分裂华人反荷力量，于是他们化敌为友，加强团结。

　　1830年，和顺公司因形势影响而缩小只剩下三个公司，即：大港、坑尾和新屋。

　　厄尔（G.W.Earl）于1834年访问婆罗洲，目的是要同华人建立贸易关系。荷兰人和马来人劝他不要去，认为华人的集结地是一个危险地带，他不听劝告，有个人陪同他去，他对这次出行感到满足，他说，坤甸和三发各有华人的聚集地，相距90英里，他去了位于两地之间的打劳鹿（鹿邑）一行人抵达打劳鹿时，受到华人的殷勤招待。

　　厄尔说公司给人的印象是，华人对地方的治理井井有条。沿途偶尔看到的房舍，是为了人客下榻而兴建的。打劳鹿镇由单独一条长约四分之三英里的街道所组成。“其客长之私邸”在街道的一端，距离市镇不远，是一座形状独特的大型建筑物。虽然当时下着大雨，客长和市镇的头人们依然身穿上好衣服，在庭院的大门迎接来客，并鸣三响礼炮，以示隆重欢迎。翌日，厄尔与头人们会面，并讨论是否可以同新加坡打开直接贸易的途经。厄尔对于客长的政治才干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当地的政府组织，他认为极适合这个华人社区的客观形势。他强调这个公司具有绝对的独立性，既不受中国皇帝的管辖，也不受荷兰人的统治。

　　他认为荷兰对贸易的垄断手段，将破坏华人蓬勃发展的经济，使华人村社遭受毁灭。四年之后，罗啻（了oty）和波罗满（Pohlman）这两位教士访问打劳鹿镇时，印证了厄尔预言。人口大幅减少，只剩约一万人。

　　1837年坑尾、新屋合并入大港，和顺公司仅存大港一家，其势力除鹿邑以外，远达孟加映。（十二公司已并入坑尾和新屋，以后迁往砂拉越的第一批矿工人员）

　　1839年至1843年，和顺公司在扩充势力时，侵犯了达雅族的矿区，又受马来首领的煽动，当时许多华人被杀害，于是华人不得不进行反抗。

　　1850年，郑宏继任甲必丹，郑宏碰到许多困难，华人从星加坡偷运各种货物进鹿邑，当年最著名的商运领导人为林三安，于1854年6月12日被荷军拘捕，被控暴动首领，于1854年10月24日被判处死刑，头颅割断后，在鹿邑枭首示众，为时15天。

　　1850年，乌乐的霖田公司或庐末的十五分公司跟三条港联合，荷殖民政府挑泼苏丹，打算把华人的矿场封闭占为己有。于是大港联合两公司并入和顺公司加强力量，因此又形成“和顺三公司”。

　　第5节．1950年邦戛象嘴之战

　　1850年7月，和顺公司是西婆罗洲势力最强大的公司，荷兰人为了抢夺和顺公司的经济领导权力，它们发生过多次冲突，华人认为只要落入荷兰之手，它必对这块地区的华人施苛捐杂税，暴政与剥削，因此华人极力维护公司与村社利益，这一带的矿产和农田还未落入荷兰人统治之手，他们还没能从华人手中夺取公司权益，然三发苏丹国已处在荷兰人的控制下了。

　　1850年，打拉鹿有位名叫Tiang Ping的华人，他不是甲大(华人领导人)，是打拉鹿副专员的顾问，他想勾结荷军以获取利益，率团到巴达维亚（雅加达）向荷兰政府表示投诚，当他回去后被民众赶出昔邦，认为他把公司出卖给荷兰人。公司的人马为了保护公司便驻军邦戛等地，以防荷兰对和顺公司的进攻，因此Tiang Ping特派人去坤甸报告求助，并向荷兰提供了邦戛的具体防卫情报，荷兰人乘势派兵向邦戛进军。

　　和顺公司的华兵驻守邦戛象鼻山（Gn. Panbongan），山上筑有华人的堡垒，华军分布在邦戛一带坚守阵地，以阻止荷军进攻。

　　在Tiang Ping的带领下荷军从象嘴山南岸登陆爬经象山，然后由山腰（今圣母娘神庙处），反操守军堡垒的背后，居高临下向堡垒守军的背后炮轰，把和顺公司的守军打个措手不及。虽一直坚守在山上，但因军事上的悬殊，最后全军覆没。

　　1953年第四校校舍做戏院改建装修时，还发现堆积如山的骷髅。此可证明上述事件属实。1966年后该校舍已被当时的军事掌权者铲平，改建印尼军需处。

　　桑克氏（S.H. SCHAANK）著《打劳鹿公司》一文中道：“邦戛的Panbongan山，当地人士叫做‘象鼻’，而邦戛山叫象山，邦戛的下面叫做象尾（或作双尾）山形像巨象，故名，1850年跟荷兰作战，便是在这地带。”⑻证实了这里的邦戛山，西加华人曾与荷兰殖民军打过非常英勇的一仗。

　　梵雷斯（Van 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 en 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i（指Padri战争，也叫米南卡堡Minangkabau战争，1803年到1837年间发生在在西苏门答腊的巴噶鲁拥Pagaruyung王朝管辖地区，长久不能镇压后，米南卡保的传统首领要求荷兰人帮助打败想要实施伊斯兰教法的Padri派系）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 Courant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Tijdschrift（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三百人，负伤五百至六百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四百人，参战的四千人中就有一千二百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抗击荷军失败后，剩余的残军沿三头椰逃往乌洛港边的沙灵郎村，再从那儿乘船逃向乌洛港上游，先到上游的斯尼尼村，那儿原来有华人开采金矿，于是一部分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另有一部分继续逃到与西加交界处的沙劳越石隆门新山，成为流散帮，以后在砂拉越历史上记载，一位西加金矿公司的矿工迁砂拉越，成为领导石龙门起义的领导人，他就是刘善邦。这是后话，我将讲叙述这段故事。

　　总结这次象鼻山的失败除了武器悬殊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打拉鹿（鹿邑）出了一个叛徒名叫（Tiang Ping），向荷军告密，带领荷军偷偷摸入，

　　在高延这本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 Ping，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作者怀疑Tiang Ping这个人就是化了名的邦戛华人所流传的顺口溜“郑甲大卖江山，卖的就是邦戛山” 。

　　“郑甲大”，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提到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可见他对荷兰人提供绝对性胜利的作战计划是非常有功劳的，高延说：“此人在1850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大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走狗！

　　第6节．为坚持村社制度与荷兰殖民统治展开游击战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是和顺公司所领导的华兵与荷兰统治者的决一死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为保护华人村舍还坚持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形式进行地下斗争。和顺大港公司与荷军也曾在鹿邑一带作战，被荷军击退。但大港和顺公司人马不甘投降，当他们听到荷军进迫鹿邑时，便结队退入森林地带。许多矿工在廖二龙率领下，重新组织起来，很快地又编成坚强的队伍。他们招收队员，深入乡间。

　　当年荷军在鹿邑筑有一座坚强的堡垒，抗荷宣传者甚至跑到鹿邑荷军堡垒附近进行宣传。他们的勇敢以此可见。他们到鹿邑宣传说，荷军进占鹿邑，不久将自动撤出。另一方面还指出荷政府的横征暴敛，激起华人反荷的情绪。他们的势力凭着“义气”、“团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根据秘密团体的记载，在那里几乎全体包括德高望重的华人都成了会员，每人交费1盾9钫。万一农民队伍被打退，他们便分别捐款，或运输粮食，接济森林里的抗荷队伍。表面上愿做荷政权的“顺民”，暗地里却进行抗荷工作。如果抗荷游击队要反攻，他们便作内线，队伍撤退后他们又恢复日常生活。1854年鹿邑的情况使荷殖民政权感到束手无策，他们继续和荷兰军周旋作战。

　　1854年7月25日，荷军进迫，为了赶走荷殖民军，华人把打劳鹿首府化为一片火海，使荷军完全得不到收获。接着沙令斯、拉拉等乡村也被毁尽，当华军被击败，首领被囚禁，碉堡被拆除，没了粮食后，他们以秘密方式进行殊死斗争数月之久，重新通过秘密会社将华人联合起来。总厅倡首发难，各公司成员万众一心，全力抵抗荷兰军队。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仍然团结在首领周围反抗侵略的荷兰人。

　　大港首府打劳鹿被荷军占领后，那些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旧名称，组合成“九龙公司”，但这组织又被解散，他们重新再起一个名字“义兴公司”，从落入敌手文件中，几乎所有的图章都写着“义兴公司”字样。

　　直到1884年，西加鹿邑大港公司人马以及其他华人，他们还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的矿场全落入荷兰殖民主义之手，他们不甘受荷殖民统治和迫害而组织秘密会社，虽然遭到多次斗争的失败和残杀，但他们英勇不屈，还继续进行反荷活动，荷兰殖民军认为是叛军罪犯分子，一直追捕他们。

　　2007年12月18日，作者从雅加达回乡即西加坤甸之际，拜访一位名叫贝金孟的朋友，他是百万突人，75岁，他叙述当时10岁时曾听一位80多岁的老人魏德兴和郑召伯谈他少年时代参加反州府（反井根）事件的经过，当时所谓反州府就是反抗荷兰政府。

　　1914年（甲寅年），张石义是井根人，是井根事件的领导人，为了反抗荷兰他们使用最简单的武器即火药、枪、刀、标等跟敌人拼，他们分两条路：第一条路线是从路下横进军到打拉鹿（鹿邑Montrado）。第二条路线是从山口洋上20公里经百万突（Pakucing）进军打拉鹿，百万突附近是荷兰军队的驻营地，华人联合达雅族人进攻荷兰军，荷兰军用枪炮回击轰炸反州府军，反荷华军进行激烈战斗，在敌我武器悬殊的情况下，最后被击败，分散逃跑，张石义逃到砂劳越，这是当时印尼西加著名的抗荷“反井根事件”的资料。

　　华人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其实苛捐杂税并不是他们暴动的起因，主要是当荷兰殖民政府将取消公司自治权的时候，消息马上震动了华人，造成十分不安的气氛，他们马上设置碉堡。荷兰的两个巡查员被杀，华人不能容忍村社自治被摧毁，就如自己的国家被侵占变为沦亡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村社被取消时，西婆罗洲人口马上减少，他们都携带妻儿回中国去了，有的迁离到砂拉越。因为没有华人村社，他们便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保障。

　　虽然村社制度被荷兰殖民者破坏了，但是西加各地的华人对村社制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他们为了能够互相关照，一般社会上都有社会福利组织，如雷公会、互助会，还有各姓氏的福利会，丧事喜事、客家会馆、潮州会馆、福建会馆等都有各自的组织，他们特别热心于社会活动，他们也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自己的会员。

　　苏哈多几十年来废除了中华文化，不准华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不准用华语进行沟通，但是西加华人能坚持自己的姓氏和中华文化，最难得的是在西加特别是家乡话潮州话、客家话永远流传，这是村社制度对西加华人的深刻影响。

　　百年以后西加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至于荷兰军对华人扣上的帽子甚感疑惑，究竟谁侵略谁？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历史上记录着婆罗洲华人祖宗，在荷兰人未发现这块婆罗洲的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此安家落户，种植开采矿业，建立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和谐村社。

　　荷兰军人奸商来后这一切被打乱了，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者使出铁腕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的沧桑史和血泪史。他们侵占和抢夺华人的财富，用军力把华人赶走，还把这些维护自己利益的华人扣上“罪犯”，这逻辑如何成立？荷兰人用军队侵略别人的国家，侵占别人的财产这才是真正的罪犯，对华人扣上“罪犯”这个名词必须平反！那些在抗荷战斗中牺牲的华人，应该写进印尼抗荷历史中，作为英勇的捍卫国家与家乡的烈士。

　　第7节．总结和顺公司斗争的经验教训：

　　荷兰军政方面：

　　1．荷兰当局有国家供应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武器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杀伤能力。

　　2．荷兰有国内庞大的经济支撑，以侵略国的形式向他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以掠夺他国的财富来增加它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收入。

　　3．荷军是正规兵，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西加华人军政方面：

　　1．西加华人军队只用简陋的自制武器或刀、竹竿、木棍，与荷兰军的先进武器相比相差悬殊。

　　2．华兵只是华工及农民编制的军队，他们在对付强大侵略者的时候，才从各工作单位聚集而来，没有正规军队体系。

　　3．没受过正规军人的训练，打仗只凭热血和义气。

　　4．公司内部不团结，各自为了私人和公司利益，尤其是后期公司一部分领导人，勾结荷殖民政府来对付抗荷同胞。这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导致华人抗荷失败的原因之一。

　　5．没得到当时中国政府和外界力量的支持，并且受到荷军恶毒的离间计，得逞后逐一蚕食，彼此没有很好地团结和支援，孤军作战顽抗荷军，最终失败。

　　第三章．西加刘善邦在砂拉越的英雄事迹

　　

　　刘善邦是西加一位矿工，但在砂拉越历史上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殖事迹。为什么西加矿工竟在砂拉越历史史迹上，被沙砂越人民誉为反殖英雄被敬奉永世，而在我们印尼却很少人听过他的名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寻找根源。

　　刘善邦祖籍隆丰罗庚山人，公元1802年出生，公元1821年到西加印尼坤甸和三发一带参与金矿业，后因事故于公元1830年到鹿猛并向北移动来到石龙门茅山（帽山），先组义兴公司，后在茅山建大本营，成立十二公司以开采金矿业为主，其时业务范围扩大到短郎，燕窝山、乌梭、砂南坡、新绕弯等地。十二公司之名盛及广间。

　　最近许多砂拉越学者在探索刘善邦这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否存在？引起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议。刘海丰著《寻找刘善邦》著作中，逐一引证各历史专家的论据，研究者对刘善邦身份有各种不同论证，但是对石龙门华工起义这一事件都认同。这一时期的华工起义在砂拉越历史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因此引起学术上的重视，因为当时没有事件的档案记录，只靠口头传说，当然会引起怀疑，如何确认和考证刘善邦这人物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刘善邦究竟是谁？他与西加矿工有什么关系？他在历史上得到什么评价？是不是要再作新的评估？站在什么角度评估他，对他的存在作出如何的构想？这是西北婆罗洲华人研究者的挑战，也是一项非常有趣的讨论话题。

　　为了研究刘善邦这位传奇人物，首先必须回到西婆罗洲历史去寻找刘善邦，为什么呢？因为刘善邦的事迹就是从西加金矿公司缘起。1777年西婆罗洲就已存在两大阵营的村社制度，一是东万律罗芳伯的兰芳公司，二是鹿邑的和顺十四公司。当时只有西加鹿邑的和顺十四公司里其中才有十二分公司，这里就排除了罗芳伯的兰芳公司，仅从鹿邑的和顺公司资料中去寻找探讨十二公司刘善帮邦的存在。

　　十二分公司是和顺公司的股东之一，由14个公司联合形成一个和顺公司，他们的总厅是在鹿邑，第一任大哥是谢结伯，他们有完整的领导系统，以处理公司内外之事务。大港的势力最大，大部分是陆丰、惠来的客家人，十二分公司又称大义公司，地点靠近鹿邑桥头。

　　和顺公司于1776年成立以后，经过风风雨雨的艰难发展过程，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但也经历了坎坷历程。1808年因公司间矛盾频频发生争斗，面对各公司利益间争斗的艰难时期，大多数营业陷于停业状况，十二分公司也因此合并到坑尾和新屋，坑尾新屋公司乘机扩充矿场。坑尾公司包括“寨面”“路下横”“福律”“坑尾”，大部分属广东惠阳人。

　　从历史资料中可以梳理出一个事实，在1837年西加矿工就有第一次大迁移砂拉越，原因是由于经常发生公司的冲突，另一方面金矿公司的生产盈利越来越少，于是必须找新的矿场。

　　根据《打劳鹿公司·桑克氏著》叙述，1837年，十二分、坑尾、新屋、三条沟、兰芳公司联合将进攻大港和顺公司。和顺公司领导人温官寿大哥秘密调查后，在他们联合进攻前一天，大港大军人马300人另有和顺公司军队的支援，秘密开往福律。另一队开往寨面（Pangkalan Batu），放出风声说要收割，但实际上是要进攻造反者。

　　十二分、坑尾等公司人马共500人，接知大港和顺公司军队已到，他们仓皇逃走，大港和顺公司军队借此机会强迫各公司交出主犯，抓捕20多人，并向犯错者罚款，随后新屋和坑尾的人并入大港，大部分坑尾和十二分的人离开鹿邑，移民戴燕（Tayan），另一部分人士前往三发尾端的坝罗（Paloh），靠北婆罗洲边界，以后再集体迁移到北婆罗洲（砂拉越）。

　　1837年迁移的人是首次移民砂拉越的西婆罗洲十二公司矿工，其中也不排除十二公司领导人刘善邦，率领一群华工离开和顺公司转移砂拉越，辗转来到砂拉越境内的一个小镇新山，由于当地金矿产量不高，加上前来投靠的华工人数日增，刘善邦等人只好再另寻金脉，最后他们在石隆门附近帽山发现金矿，于是便在此开采金矿。根据他们的开采金矿技术，很快这批矿工便发现在砂拉越边境即石龙门这块宝地，就在此安了家。

　　前西婆罗洲十二公司矿工迁移到砂拉越后，根据长期以来的村社经验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经济，开辟农园和开采金矿，重建家园，把西加鹿邑桥头客家农村的习俗，华人的凝聚力和村社制度建设等，又在砂拉越薪火相承，继续发展。他们也把原有的老十二公司组织形式和领导模式，落实到新的矿业公司和农村，沿袭和传承西加人的奋斗精神，公选出一位村社领导人，重新调整和发展壮大。连英国及傀儡统治者都意想不到，这伙华人又在砂拉越成家立业，并重新组织十二公司，重建统治者害怕的华人村社。

　　1850年，西加人流传着抗荷战士逃向砂拉越就失去音讯没了消息，究竟他们又在异国经历了什么遭遇呢？很少西加人了解这失去的历史，从收集到的资料中可以再衔接历史的鸿沟。

　　迁移砂拉越的西加来客，除了1837年的十二公司这股矿工外，另外还有1850年，西婆罗洲华工在邦戛象鼻山作战失败后的抗荷部队幸存的华工战士，他们向西米尼Siminis金矿区撤退。荷兰政府继续追捕撤退的抗荷华人，并宣称他们是叛军罪犯，为了避免被捕，100多名抗荷勇士再撤退到砂拉越边区。

　　石龙门西加矿工接收并欢迎抗荷勇士加入石龙门十二公司，这两股矿工在西加都有开矿和组织能力，他们有反抗殖民军的经验，他们的会合加强了矿工们的力量，结成亲密战友。当时西加人把逃到砂拉越的抗荷勇士称为流散帮，以后是不是因此而被砂拉越人当作刘善邦这一传奇人物？还待砂拉越历史学者的研究。

　　1841年9月24日，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s）成为砂拉越新拉惹（国王），统治古晋及三马拉汉省范围内的地区。在布鲁克王朝初期，砂拉越河上游，从巴都吉当地区以上的左手港流域，直至石隆门到砂拉越印尼边境山区，皆归十二公司管理区域。石龙门的矿工以理缴税务，双方在十年期间一直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受布鲁克王朝的控制。

　　十年后，詹姆士开始怀疑十二公司少报人头税，而影响布鲁克王朝的税收利益。除了严禁十二公司内的社会党组织以外，还禁止十二公司直接从外国进口鸦片、酒及其他生活必须品，十二公司也不能直接向外国输出黄金及其他本地产品，这条例导致双方关系正式决裂。

　　最初布鲁克王朝对西婆罗洲迁移来的石隆门华工，想造反和攻打古晋的谣言有所防备，但时间一久，布鲁克开始松懈下来。刘善邦帮主、王甲将领看准时机对古晋发动袭击，以王甲为军师的六百人敢死队，其中包括从西婆罗洲来的抗荷勇士，摸黑对古晋发动攻击。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攻打詹姆士的王宫，另一路攻打王宫不远处的炮台。此举惊醒了熟睡的詹姆士，詹姆士被迫爬过窗户，潜游过砂拉越河到对岸的马来村庄寻求协助。马来社群领袖拿督邦达派人划船护送詹姆士到三马拉汉，再转往成邦江的鲁巴河，寻求查尔斯的协助。在半途巧遇正开往古晋的军舰“詹姆士号”，詹姆士登上军舰，与查尔斯的军团会合，策划反攻古晋的刘善邦。

　　敢死队杀死了被误认为是詹姆士的英国官员尼古勒特斯（H. Nicholetts），便收兵，而另一支攻打炮台的敢死队也取得全胜，古晋落入刘善邦十二公司控制下。王甲等人很快知晓詹姆士还未死的消息，除了稳住在古晋英国人和当地马来领袖的心以外，王甲军师也下令通缉詹姆士。然而，在圣公会大主教麦陀尔的提醒王甲，王甲表示愿意以十二公司的名义写信与手握重兵的查尔斯言好，双方互不侵犯。

　　第三天，王甲军师率众撤回石隆门以部署抵抗詹姆士的来犯，在途中遭遇詹姆士和查尔斯军队包围，经过一场激战，王甲军师壮烈牺牲。刘善邦迅速率领华工撤退至新尧湾，即现在友兰路的山丘最高点筑起第二道防线。詹姆士久攻不下，派出使者讲和，刘善邦信以为真。詹姆士突然发动夜袭，没防备的刘善邦终于遇难，百名华工被杀。刘善邦死后，詹姆士率众攻击帽山，华工妇孺老少逃进山洞而全被杀害，此山有巴勿山洞Gua bau而得名，十二公司华工起义就全面失败了。

　　刘善邦牺牲后，刘善邦等人被布鲁克王朝和后来的英殖民政府定位为“受社会党徒煽动，起而反抗政府的叛徒”，直到1989年才被砂拉越州政府平反。

　　民间华人为了纪念他，在新尧湾建立了一座刘善邦庙。

　　事件已过150多年，但历史的遗迹和物证还在。石碑上还刻下：“……为了让后人了解先人血泪史实，建立刘善邦英雄纪念碑对华社族群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敬希我族同胞严肃看待历史和传承壮举。”

　　

     

  

　　刘善邦神庙                                  刘善邦墓                         刘善邦武装起义的旗杆

　　“善公创业开天地，茅山青史万古存”

　　另外在巍然屹立的旗杆亭内的一块碑文，也同样记载着刘善邦的历史史迹，最后写道：“……这旗杆墩是一百七十年前华工武装起义反对英殖民统治的铁证，对先贤的血泪遗物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和保护。”

　　在旗杆前边有一个碑文记载着：

　　“开山始祖，反殖烈士

　　刘善邦英雄纪念碑

　　壮志永垂不朽”⒆

　　刘善邦以及石龙门起义的军师王甲，是砂拉越19世纪时期反抗殖民主义及其傀儡政府的英雄人物，此事件已过170多年的历史，虽英雄都已作古，但是英勇的砂拉越华工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光荣事迹是不可抹煞的，不论是流散帮一伙还是刘善邦、王甲留下来的历史，有着西加、北加华人血肉交融的光辉历史，对于传承华人艰苦朴素、坚贞勇敢的大无畏精神的史迹，都必须予与保护和传承，作为砂拉越华工奋斗的史实写进砂拉越历史的一页。

　　第四章、兰芳公司的兴起与荷兰的殖民统治

　　第1节. 兰芳公司年册

　　

 

 

　　芳伯公学洗金兰芳公司在松伯港水册旧址(2013年8月)

　　18世纪华人公司中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个阵营是东万律Mandor的“兰芳公司”，是以罗芳伯为首而维持最久的金矿开采业。

　　《兰芳年册》由兰芳公司最后一任首领刘阿生的女婿叶湘云编撰，送给1880—1883年在西婆罗洲首府坤甸（Pontianak）担任中文翻译的高延J. J. M. De Groot。

　　兰芳大总制从1775年起延续到1884年，一共有12位总长。

　　1．

　　罗芳伯大哥

　　1777年起——1795年去世

　　2．

　　江戊伯大哥

　　1795年起——1799年回中国

　　3．

　　阙四伯大哥

　　1799年起——1803年去世

　　4．

　　江戊伯大哥再任

　　1803年起——1811年去世

　　5．

　　宋插伯大哥

　　1811年起——1823年去世

　　6．

　　刘台二甲太

　　1823年起——1837年去世

　　7．

　　古六伯甲太

　　1837年起——1842辞职回国

　　8．

　　谢桂芳甲太

　　1842年起——次年去世

　　9．

　　叶腾辉甲太

　　1843年起——1845年在位

　　10．

　　刘乾兴甲太

　　845年起——1848年在位

　　11．

　　刘阿生甲太

　　1848年起——1876年去世

　　12．

　　刘亮官甲太

　　1876年起——1880年去世

　　13．

　　刘阿生甲太再任

　　1880年起——1884年去世

　　第2节.罗芳伯建立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罗芳伯，1738年出生于广东省石扇堡大岭社。他是一位求知欲很强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的梦想施展他的智慧，毅然离开家乡，1772年经老隆、羊石、虎门出海，乘民船结伴南下直达西婆罗洲坤甸。

　　罗芳伯来到西婆罗州之前，坤甸已经拥有商业贸易公司“聚胜公司”“四大家园”“兰和营”“山心公司”等公司。

　　据称在离开家乡之前，罗芳伯已成婚，并育有一子。但南来时，他没携眷同行。后来，他在婆罗洲跟一名达雅女郎结婚。这位异族夫人，在罗芳伯领导兰芳公司的过程中，在经济困难、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与异族搞好关系问题时，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罗芳伯是一位坚强不屈有气魄，是成功华人的偶像！在婆罗洲华人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在整个婆罗洲华人历史长河中，东万律兰芳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罗芳伯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他的聪明和魄力领导从中国来的华人，以自力更生为原则把荒山变为农业生产地，提高农业生产知识，发展金矿业，开辟各地的交通路线，扩大各地甚至国外的经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创办学校，在东万律开办“兰芳公学”，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军事方面，因为他们所处地区周围是陌生的民族，为了确保管辖区人民的安全，以捍卫他们的村社而组织军队。青壮年都需参加军训，平时经商、务农做工，战时扛枪打仗，还设有兵工厂。

　　西加东万律（Mandor）的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扩展，他们包括来自中国各宗族和不同团体，甚至有上千达雅人参加他们的兰芳公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村社领导，在凝聚的组织下以寻求保护，避免遭受外来的攻击。又由于他们对村社制度的热爱，使他们能够通过协商途径，将许多小公司组成联盟。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村社制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Veth教授援引一位在婆罗洲观察华人的作者说：“古人善于移民，但我们这个时代，谈到殖民不应忽略华人。看看他们在那困难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罗洲——处于该岛所有沿海地带马来人与散居内地土著的压迫下，还是通过勤奋努力有规律的定居下来，建设了相当大的村落，开垦了大批土地，并且克服了后来我们接管时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丝毫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没有任何资本的条件下，仅仅凭着机智与事业心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并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中国的亲人。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接受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村庄大小，他们首先注意到建立学校，要在华人中寻找文盲，只能白费心机。况且，他们并没有校监，也没有政府资助！多么令人惊异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⑿

　　我们可以从外国历史资料里，阅读到婆罗洲华人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勇敢坚强，勤俭耐劳，即使荷兰学者、或其他外国人研究婆罗洲华人历史证明，印尼华人能自力更生，能适应极艰苦的环境，能融入各民族而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传承中华文化。

　　第3节.兰芳公司华人村社制度

　　华人村社制度对新开辟地是不可缺少的组织，村社制度是互助的主要支柱，他们每人都有会社誓言与规章，其中有关保持团结、保护弱者、帮助每个会友是结盟的宗旨。有这紧密的村舍管理制度，因此他们的村社生活都井井有条，毫不凌乱。

　　当罗芳伯从中国来到西婆罗州时，东万律还没受到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一切法律和公司体制都由他一手制定。

　　以下是“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的村社自治制度的结构：

　　（1） 总厅一位大哥是最高领导人；总厅副头人；尾哥；老大。各矿厂设伙长、财库等负责人。

　　（2） 选举制度：总厅大哥每4年进行一次普选，大哥一定由梅县（嘉应州）人负责，副头人由大埔人负责。属下各地的头人也是有嘉应州人选出，而且必须从中国来的，当地出生的华人不能当选。

　　（3） 法制管理制度：重犯者如命案、叛逆之类则斩首示众；争夺打架以打藤条、坐脚罟（坐监牢）；口角是非责以红绸大烛。他们犯上较严重的案件，由全公司的长老、老大、组成村社法庭进行审案。只有极少的人命案送往官府，但即使村社对犯人处死刑官方也不过问。

　　（4） 税收制度：开金湖的人居多，也有耕种、做生意、技艺等，他们也有税务，开金湖者交纳货币，耕种者纳米烟钱，做生意者出口货没抽饷，入口货就要抽饷。

　　（5）管辖区：东万律是兰芳公司首府，万那（Ngabang），沿海有喃吧哇（Mempawah）、松伯港（Sungai Pinyuh）、乌山（Peniraman）、蜘蛛港、淡水港（Sungai Purun）、水册（Sungai Purun Kecil），坤甸新埠头（Kampong Baroe）等地。从坤甸沿卡江（S. Kapuas）到中游有戴燕（Tayan）、勿廖（Merliau）、上侯（Sanggau）等地。

　　哥罗特写道：“总长几乎对各种大问题，皆须于次级官吏磋商”。公司头人和地方领袖有权推举和罢免次级官吏，这显然促使他们在整个公司里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公司的权力乃由乡村起，一层一层委托上去，不是源自最高当局，由上而下。

　　当选的官吏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负责维持法纪与秩序，并处理各种纠纷和违法事件。各拓殖地的会议，由族长主持；地区层次和公司层次的会议，则由官吏主持。对于重要事项的裁决，事先须与公司头人磋商。抢劫、谋杀和政治罪行的案件，则由公司头人和其他官吏组成的栽判厅提审。提审地点在东万律公司总厅。

　　从罗芳伯直到江戊伯大哥再任，是不受荷殖民者的控制也不属中国的附属国，他们以特殊的统治姿态，在异国独立行使权力，从1776年始，此45年的蓬勃发展是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第4节.受到荷兰殖民主义控制的兰芳公司

　　从1811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大哥开始走坡下路，没像罗芳伯领导华人社会中所获得最高尊严，以最高指挥者姿态发号施令，团结四方聚结的华人。接下来的领导者宋插伯开始屈服荷兰人，接受荷兰的殖民统治。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50块金块，换取在境内万诸记（Banyukei）升荷兰国旗。从此，这非常受国际评价的罗芳伯兰芳公司落入荷兰之手，受到荷兰侵略者的支配，以打击和夺取婆罗洲华人公司的最可靠工具。

　　1821年起，荷兰人才能打破华人的封锁，深入占据了婆罗洲东南部地区，作为荷属东印度的部分殖民地，逐渐抢夺和控制婆罗州华人的经济主导权。第六位总长刘台二受到巴达维亚（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物质权益的诱惑，与殖民统治者合作，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帮荷政府逮捕抗荷的工人兄弟。

　　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 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袭击在坤甸的荷兰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刘台二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Kapitein 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年初，由民政长官Hartman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他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还是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得到和顺公司的大力支持，可是刘台二竟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得知后马上撤回，后来在谈判中才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年刘阿生任甲太，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地方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协助荷兰公班衙攻击太港公司。于是命令筑栅，制造军火以堵太港。太港民众不敌荷兰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把抗荷人士逮往坤甸交给荷兰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见第28页）：“这位甲太（指刘阿生）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

　　Krosen荷兰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第5节.总结兰芳公司的经验教训

　　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从以上荷兰执政者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兰芳公司领导人是为谁服务？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得到荷兰政府的赞赏，虽然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婆罗州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对方以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兰芳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助长敌人威风，灭了抗荷的志气。

　　1799年罗芳伯因病在东万律去世，墓葬何处迄今仍还是谜，据说有八处之多。后人建的纪念坟墓就在东万律，直到如今还保存完好。1965年前，坤甸市的罗芳伯副厅还耸立在Tanjung Pura大路旁，1965年九卅事件后已被苏哈多政府拆掉，兴建为DUTA银行大厦。罗芳伯正厅位于坤甸新埠头（Siantan）的伯公沟，这座位于卡江畔的正厅不幸遭祝融光顾，只烧剩旗杆墩，后来在原地建了一间关公庙 。在淡水港也有罗芳伯厅，一支十多米高的罗芳伯时代留下的旗杆还屹立在神庙前，诉说百年的历史见证。

　　因为山口洋、孟加映、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反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1884年第十位总长刘阿生逝世，荷兰当局接管兰芳公司，1888年荷兰殖民地政府将兰芳公司的土地转让给数名土著统治者，宣布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1912年，荷兰政府正式宣布，西婆罗洲为荷兰殖民帝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彻底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西加。

　　坚强不屈、典型、有特色的西加华人，几百年来为印尼西加开发了广阔的处女地，把荒山变为良田，开采金湖，发展西加经济。当荷日侵略者向印尼西加人民实行各种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马上组织起来为捍卫印尼的独立自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政治角度剖析华人反荷反日斗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英雄，因为印尼西加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各友族血肉相连，溶成一体。从西加华人反荷抗日斗争的史实中，印尼政府应该承认和鉴定当时西加华人对推动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贡献。

　　印尼华人现在已完全觉悟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思想上已真正意识到印尼是自己的祖国，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就如先辈们过番来印尼那样自己当家作主，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五章、探讨有关“戴燕国”

　　

     

　　戴院（大院）  具特色的万隆船和栏登               中华学校旧址

　　有人写道：“吴元盛在婆罗洲建国，王位世袭，存在的时间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历4代国王70年”

　　《婆罗洲华人史》作者James写道：“除了兰芳大总制以外，尚有戴燕国（Tayan大院）之成立。这个王国纯粹是为了罗芳伯手下最能干的副官吴元盛将军而建立的。吴元盛统治下的戴燕，有如一个封建国家”。

　　戴院是一个封建国？

　　作者的祖父梅县人，19世纪时也因黄金梦离开家乡来到南洋，在卡江Sungai Kapuas的大院森林开荒种植甘密园，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三两年回国一次，把赚到的钱带回中国，支持家乡的亲人。

　　大院是一个小岛，市中心大多是梅县客家人，人口也不过100多。

　　记得大约二十世纪50多年代，大院还保存村社制度形式，在罗芳伯时期，大院是他的管辖区，罗芳伯委任一位客家华人封作老大，他是大院地方代理人。大院人都非常尊敬这位老大，老大娘是作者家常客。各地区直到上侯等地还保留罗芳伯当年一手制定的村社自治领导，领导人都是客家人，直到老大逝世没人接替。

　　根据高延JJ.M.de Groot《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书中记载：“沙坝港口一带唐人不敢在此来往，为了打通此港路，罗芳伯派张阿才前往高坪开仗，罗太哥引兵接仗。后来不安分子的头班芝兰使打退至万那，万那又不安分了。罗太哥又攻打新港，筑寨六处，把班芝兰使打围困在核心，相持九个月。罗芳伯军挖地洞直到大寨地下，摇动了寨柱，惊吓了寨里的使打连夜逃跑，后来使打特请坤甸士丹向罗芳伯要求愿立和约，以三八为地界，士丹用竹劈开刻字，插为地界，以后就不再有扰乱了。”他这里指的是通往大院的路，过往客常受到侵扰，罗芳伯便下令派兵以恢复自安。

　　作者记得小时候，大约1957年代，作者之兄长和一些年轻人，因听说附近有罗芳伯军队的作战地洞，非常好奇，便结队去探索，回来后满身是泥土，他说确实见证了在大院几公里处有个地洞，地洞的很多地方已经倒塌，但是还有一段还完好，他们爬进洞里面，看见罗芳伯兵遗留下来的破盘残刀等，好的盘碗都被人拿走了。

　　相传大院出现过叛乱，寨主挑拨当地人发起种族事件，华人在这一带居住和路上很不安全，为了平定骚乱事件，镇压坏寨主的胡作非为，让大家安居乐业，罗芳伯派军师吴元盛率领军队到大院，不便在陆上行动，于是准备进行地道战， 因此挖掘地道，在这寨主没防备的情况下来个突击。，地洞很长，地洞直接挖到寨主王宫下。后来即将完成之际，不料却挖到王宫底下摇撼了王宫的柱子，吓跑了寨主，后来向罗芳伯求和，从此不敢再扰乱华人了。这是大院人的口头传说，但是不曾听说吴元盛建戴院国的故事。

　　据吴元盛后代提供的手抄本族谱中，并没有提到吴元盛在婆罗洲建国一事，更遑论王位世袭了。事实上，吴元盛只是罗芳伯的一员大将，成功平息大院之乱后，受命长期驻扎该地，保证地方绥靖。吴元盛后人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坤甸三兴公司担任家长（主管）的吴钦楼，就是吴元盛的嫡传苗裔。

　　第六章、日本法西斯对西加人民大屠杀的史实

　　

 

　　西加被难者头颅                   西加东万律新的被难者纪念碑

　　

     

　　6月28日为东万律悼念日

　　1941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飞机九架轰炸西加坤甸市，坤甸市民两千余人被炸死。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加里曼丹邦戛Pemangkat登陆。当时陆军成员是从中国沦陷区抓来当兵的壮丁，所以对华侨还有同情心，但同年8月他们全被日军撤离，由海军接替。日本法西斯开始执行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手段，执行严格的经济统治、贸易统治、教育统治、思想统治、生产统治、言行统治、吃饭统治等等。总之以统治为控制一切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得听他的指挥。

　　1942年由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6人发起。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开始联系各地抗日力量，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西婆罗洲的抗日军：

　　①．由原荷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领导的荷印散兵、荷印保安军散兵。在三发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隐蔽，约两百多人：

　　②．李石祥、彭传旺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包括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及华印中上层人士等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③．由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李华照、黄聚安领导的反日活动：

　　④．北加人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在西加领导的抗日组织。

　　1942年底正式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徐宜陶（徐行）、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宗旨是：建立武装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

　　日本为了达到其完全统治的目的，1943年10月23日下午三点开始向华族和印族首领以及偷收外国新闻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1944年1月24日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统治会会长华侨首领之一的黄业纯先生以及各侨领侨贤商人，大家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有位赴死宴逃脱者名叫廖亚洲，他是山口洋瓷器工厂的厂主，1944年8月12日早晨在家里被捕，13日载到坤甸来，当在山口洋坤甸途中时，就下决心跳车逃命，认为没生还的希望，但是同伴多方劝阻。

　　8月15日正是中秋佳节，数百人每人只准穿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包着，手缚着，各有刑犯号码，被叫号码上了车，直到午夜汽车约走了一小时，向飞机场方向前进。廖亚洲挣脱绳子跳出汽车，逃过了刽子手的血腥屠杀，其他的华人全都遇难。这是一位死里逃生的生还者讲述日本杀害华人的铁证。

　　东万律有一个历史史迹，历来已有华人居住，内地大部分是达雅人，过去有过坚强的华人村社堡垒，罗芳伯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直至今天罗芳伯墓地还依然巍然屹立，这里代表着华人的尊严。日本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为埋葬印华人士的地方，是对华人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目的是杀了龙头华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它的残酷统治了。

　　据称日军投降之前，在邦戛海口对面有一座山形状像狮球，所以称为狮球山，日军有一艏舰队插满树枝，像似山，能移动的山在狮球山活动，联军察觉，日舰船被轰炸。

　　1945年8月6日美军轰炸广岛，1945年8月9日美军轰炸长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1945年9月26适当联军军官澳洲第九师团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甸的第二天，贺南信和李清华受东万律华人之托来坤甸报告：在荷兰未建成的飞机场境内发现骨髅骸骨无数。

　　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特派记者许行和黄静安先生前往报告地点视察，下午四时到达东万律，在一片矮青（灌木）处发现骨髅无数具，这里有印尼苏丹、印尼知识分子等的遗体，他们把骷髅叠成堆，在鲜红的旗帜下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西盟的武装队伍先于英奥联军之前，缴了日本军队之械，成立了“华印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的治安。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荷兰想乘苏加诺等民族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还限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而卷土重来，想再度统治印尼。

　　许行先生等还把散沙一般的华族团结起来，与荷兰殖民者争夺战，他们组织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并乘真空时期，推动和合办了华侨学校，团结大家，才有今天的潮客大团结。

　　在东万律直到现在还竖立着被难者烈士墓，在收藏牺牲者的相片室里罗列着被杀害的华人领袖、苏丹等领导人及牺牲者的遗照。在罗列相片室外的侧旁挂了一张指路牌，写着“Jalan Kematian”即死路，后面有日本的屠场埋人坑，这一切都证明了日本法西斯屠杀印尼西加各族人民的铁证。

　　西加华人对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西加下一代的华人，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联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战，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一页。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西加东万律立碑，确定6月28日为西加人民被日本屠杀的“被难者哀悼日”。在这一天西加以及各地各族人民及被难者家属将会到东万律向被难者哀悼致敬。

　　日本军逮捕而牺牲的西加各地华人先贤领导人名列：

　　黄业纯

　　广东潮安人，坤甸华侨统治会会长。1944年1月23日被日本军杀害。

　　林福源

　　揭阳古乔村人，创合兴有限公司，坤华慈善会财政，曾出席南桥代表大会。1944年与其儿子林金泉，侄子林长泉一同被日本军杀害。

　　锺体仁

　　岳龙川县人，曾任坤国民党直属支部秘书，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吴清松

　　揭阳曲溪乡人，曾任坤华商总会，米商工会，慈善会等职。1943年被日本军杀害。

　　林翼如

　　坤华商总会副主席，1943年被日本军杀害。

　　邓克荛

　　广东焦岭县，新浦人，接受坤甸中华学校之聘请而来，兼星洲日报驻坤记者，1944年4月9日被日本军杀害。

　　凌烘章

　　广东梅县人，历任梅县东山中学教师及广州土地局任职，被派到西加代理中国银行汇兑，以充实抗战力量，在坤甸华侨中学任教。凌熙章、凌耿章兄弟三人全被日本军杀害。

　　黄竹友

　　粤之蕉岭人，在大院创万丰号生意，为桥校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慈善会要职，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钟义达

　　广东梅县人，热心坤甸、大院教育社会公益，大院人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尤湘来

　　粤惠来县，任上侯青年会会长兼中公委员，1944年1月24日被日本军杀害。其父为尤源盛。

　　王福成

　　梅县松源堡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上侯慈委会财政。1944年月2日被日本军杀害。

　　许新明

　　梅县锦屏堡小砂人，参加双沟月社会公益，1944年4月被日本军杀害。

　　陈明轩

　　梅县松口堡，前任松伯港中华商会长及慈善会主席，1942年3被日本军杀害。

　　李慕堂

　　梅县松口人，民国三十，任喃巴哇国民党直属支部秘书，1944年3月26日被日本军杀害。

　　谢勤林

　　梅县白度堡人，任喃巴哇中华体育会及民立学校等职，1944年3月28日被日本军杀害。

　　刘长英

　　广东惠来，其子刘盛芳在广州中山学校编入侦探队服务，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被派南昌临空杀敌，中央特给一万元抚恤金，刘长英把抚恤金回捐赠给航空委员会。1944年3月刘长英被日本军杀害。

　　曾德业

　　紫金乌山秋河乡人，父子均任百富院侨长之职，1944年2月14日被日本军杀害。

　　林宋宏

　　广东揭阳乔林乡人，抗战时期任侨善委员会财政，中华商会潮州工会会长。1944年其二子宋松发、三子宋松和，父子三人被日本军杀害。

　　张伟鸿

　　广东揭阳，于1943年7月被日本军杀害。其父张紫阁历任山口洋维新学校董事长，中华商会会长，抗战期间慈善会主席，后出境新加坡。

　　黄春枝

　　是山口洋西加抗日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郑壁光

　　蕉岭三圳虚马会上村人，从事山口洋教育事业，1944年3月7被日本军杀害。

　　黄业江

　　潮安揭阳人，任山口洋慈善会委员及维新学校主席，中华商会会长等职。1944年12月30日被日本军杀害。

　　锺拱良

　　梅县松口堡人，在山口洋历任中华商会、慈委会、中华学校、嘉应公馆等要职，1944年12月30日被日本军杀害。

　　李承德

　　梅县松口人，任山口洋嘉应公馆主席财政等职，1944年9月17被日本军杀害。

　　冯炯芳

　　揭阳河婆区人，任中华商会、潮州公会、维新学校等重职。1944年3月7日被日本军杀害。

　　许华祥

　　广东惠州人，曾出任山口洋甲必丹，1944年12月30日被日本军杀害。

　　吴声亮

　　广东海阳县，任邦戛中华商会会长，慈善会主席，1944年3月8日被日本军杀害。

　　傅维萼

　　福建泉州南安西山乡人，慈善会财政，任邦戛中华学校福建会馆主席委员等职，1944年3月7日被日本军杀害。

　　李开回

　　曾任邦戛教育慈善的要职，1944年3月间，被日本军杀害。

　　梁星秋

　　广东梅县松口人，曾任邦戛慈善及商会主席。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傅家种

　　福建南安人，曾任邦戛的闽桥工会主席，慈善会委员，国民党员，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黄其祥

　　广东番禹人，任邦戛慈善、教育、商业社团等要职，1944年9月，被日本军杀害。

　　欧阳南钦

　　广东惠阳人，生长大院埠，被派山口洋任老大，后任坤甸侨长五年，政府派任鹿邑甲必丹六年。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朱锦元

　　广东陆丰人，曾任慈善会、商会主席其他社团赞助人等。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魏土秀

　　广东陆丰人，任政府书记，邦戛贫民银行行长等职。1944年9月，与其子魏吉郎一同被日本军杀害。

　　傅炳文

　　福建南安人，曾任慈善会、学校等要职。国民党中常委，1942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等等。⒁

　　第七章、孟加映抗荷烈士   彭娘保

　　

 

 

 

 

　　彭娘保抗荷烈士墓      作者与彭娘保的儿子向烈士致敬      彭娘保在桥的右边，过去的木桥牺牲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苏加诺等民族解放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正处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荷兰殖民者想乘机卷土重来，蓄意再度统治印度尼西亚。

　　印尼西加华人积极响应苏加诺总统宣布独立的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向卷土回来的荷军展开不懈的斗争，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们先后在万那Ngabang、拉力Darit、邦加宁Pangkalin、喃吧哇Mempawah、三发Sambas等地发动人民，反抗荷兰卷土重来的侵略行为。

　　西加一个小城镇拉拉（孟加映，Bengkayang）的爱国青年，积极地投入了抵抗荷兰卷土回来的斗争。194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如何对付荷兰重返执政的问题。

　　这一天晚上，他们决定以长刀和竹尖进攻荷兰的办事处，很快他们占领了电话局、警察局、军部、荷兰殖民政府公署，扣留荷兰长官、军警首长、荷籍神甫多人，同时在荷兰公署落下蓝色荷兰旗，庄重地升上印尼红白旗。

　　2013年8月20日，我在孟加映采访了彭娘保的小儿彭记生，现年69岁，刚好是45年出世的，当他爸爸牺牲时他不满两岁。他听他的奶奶说，彭娘保是一位很勇敢也很负责任的青年，孟加映的保家卫国斗争就是他领导的。华莪（Sanggau Ledo）爱国青年为了响应和支持孟加映的斗争，便要求孟加映的彭娘保上去华莪载他们下来，当时彭娘保的妈妈劝他不要冒险，因为这项任务很危险，但是他也知道这项任务对刚独立的国家有多么重要，因此他坚持要去执行。第二天，彭娘保驾驶一辆汽车来到华莪，午夜他满载二十多位华莪青年，准备与孟加映的青年人并肩保卫印尼独立运动。

　　山口洋荷印殖民政府，得到孟加映叛徒的报告说有人造反了，第二天晚就派了荷兰军警秘密去孟加映。因为当时消息不通，晚上彭娘保满载着华莪青年从华莪来到孟加映市郊坝角，这时已是午夜，要过桥之前，彭娘保非常机警地下车查看村里的情况，有一个村里人原来是通敌者奉命特地等他，在桥边拦住他，告诉他村里安全无事，你可以平安驶进去。他听了以后便信以为真，相信了叛徒的话向桥冲了过去，当时荷军已在坝角的大桥附近埋伏，二十多位抗荷志士遭到荷军猛烈扫射，彭娘保的表弟跳进河里急速沿河逃生，跑回家向他家属告知，彭娘保的亲人赶紧跑过去，只见除了两位受伤以外，其他的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士都牺牲了，彭娘保也中弹壮烈牺牲了，他们为印尼独立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第三天下午，山口洋荷殖民政府长官，军、警长到孟加映视察，并向市民通告说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希望市民恢复日常生活。第四天，市面上已经恢复平静，市民重新开店，学校恢复上课及其他一切活动。收复了政府公署、电话局、警察局，释放了被扣留的荷兰政府长官及荷籍神甫等人。孟加映市区再次落入荷兰殖民主义的手。

　　彭娘保当时只有卅二岁，遗留下两男一女，还很年幼。由于彭娘保太太和其亲属的要求，当地华人把彭娘保遗体安葬于孟加映华人义山坟场。苏加诺宣布正式独立并收复被荷兰统治的印尼各地区后，印尼政府已得知彭娘保的英勇事迹，苏加诺政府把彭娘保列入印尼保家卫国的烈士，便想把彭娘保遗体移到山口洋烈士墓，遭到彭娘保家属的谢绝。

　　1965年9.30事件前，孟加映市区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每逢国庆日、警察日、建军节、烈士节等，都会到彭娘保坟墓前献花以表对先烈的敬重和怀念。但是，很遗憾现在只能看到一块木柱，放在墓地上，没有墓碑，除了家人已没有人到此向烈士默哀了。

　　我问彭娘保的儿子，为什么没插墓碑？只一个土坟?他的儿子彭记生不敢有太多的解释，因为在苏哈多统治下哪里容得下华人烈士或英雄?他草草解释说，要让他爸爸安息，不要去动土了，虽然连名字都没有，但他的事迹已被印尼政府记载了下来。苏加诺总统封彭娘保为印尼抗荷烈士，并在山口洋戏院（新戏院）背后的路取名Jl. Phang Nyan Po，苏哈多统治时期以彭娘保华人命名的路，被改为Jl. Tabrani H Ahmad，过去孟加映的一条大路也被取名为彭娘保路，现在也改了名字。

　　1945年华族抗荷烈士渐渐被人遗忘，他们的事迹也已在印尼历史中消失，但是，他们为祖孙万代所作出的贡献永垂不朽，从这许多的历史资料中证明，中国人不是只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活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能为自己居住国家的利益作出无私的奉献。彭娘保等维护国家独立斗争而牺牲，他们也必须写入印尼独立斗争历史的一页。

　　西加华人对荷兰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在西加生存的华人，他们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同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争，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史实。

　　西加华人曾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展开流血牺牲的抗日、抗荷斗争，这历史决不可抹煞，它是印尼历史的一部分，今天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有印尼华人流血牺牲的功劳，但愿印度尼西亚人民能高度评价先烈，记住他们。印尼政府应正视历史，为印尼华人忠于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段史实，写进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一页。

　　第八章、1960年邦戛火灾事件旧事重提

　　邦戛（Pemangkat）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省（西加）第三大城市，有次于坤甸的第二大海港。17世纪前中国侨民有的从邦戛海港来到邦戛、三发、喃吧哇、坤甸等地区定居，他们在此进行经商种植开矿等活动，融入和顺14公司的华人村社社团，把山口洋邦戛华人团结在和顺公司的周围，1850年邦戛象鼻山，就是一个出名的公司华工组织抗荷部队与荷兰进行战斗，结果因人力和武器悬殊坚持到最后牺牲了五百人，全被荷兰在象鼻山所杀，所以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有抗荷军被杀的记载。

　　1960年，邦戛市区华人一万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乡下华人多以务农为生，饲养禽畜，少部份经营乡间的零售小商。市镇华人大都从商也有各行各业，一般上华人的生活算得上是小康社会，只个别较有钱。

　　华侨社团有很多组织，有客属、潮州、闽南、互助会、老人会等团体，由中华公会统一领导，华侨教育事业也正蓬勃发展，凡有华人聚居的乡村都有华校，中华文化得以传承。1941年日本侵占印尼期间，日本海军先占领邦戛，再向山口洋推进。为了响应抗日斗争，邦戛许多华人参加由贝震寰、刘云天、谢水金等组建的“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1957年印尼颁布向外侨征收“外侨税”法令，每户每年1500盾（相当华侨小学教师3个月、或普通店员5个月的薪水）妻子750盾，每位小孩375盾。同一年，再颁布989号条例，限令1958年起，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子弟不得在华侨学校就读，同时不准在乡村办华校，1959年下半年，印尼政府颁布总统10号法令，规定居住在县级以下的外侨不允许经营零售小商。还多处发生逼迁事件，华人的生活处境实在是非常困难。

　　1960年2月1日（农历年初五），凌晨一点，邦戛突然发生大火，直到六点烧了六百多间房子，整个邦戛区的住房、商店、菜市场、学校、戏院等，烧死一个人，把邦戛夷为平地。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失业、贫困正笼罩着邦戛华人。华侨流传着哀叹面临“三死”的选择：“留在印尼等死，到台湾送死，回中国会做死。”难民们认为做死作中国鬼也甘愿。在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便派船来接被逼迁没生计的华侨回中国。

　　1960年1月1日，条例实施的第一天，邦戛多间商店来了不三不四的印尼人清点财物，宣称商店由他们接管经营，待卖了商品才归还货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抢夺华侨的财产！1960年2月1日邦戛就遭遇大火灾了。好大的火势，水龙浇泼水都没用，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它烧成平地。是失火还是人家纵火？直到现在还是个谜。

　　邦戛火警都引起各地华人的关注，为了帮助失去财物的邦戛难民不挨饿受冻，西加华人尤其是山口洋华人同舟共济捐赠大米肉菜，中华公会发挥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各地的慰问赈济源源不断。

　　邦戛中华公会主席梁启琅，秘书余北河，社会福利股股长张慕平，译员黄其发、服务员卢志坚、贝仲敏等对拯救邦戛火烧事务做出了贡献。

　　第4天成立救灾工作委员会。梁启琅、黄汝雄任正副主任，秘书贝仲敏，主要负责与坤甸和山口洋中公联络和调查邦戛华侨受灾情况。2月中旬委员会成员到达坤甸，与坤甸中华公会主席林勤海，秘书张世诚汇报情况和商讨事务。

　　中国总领馆要他们做好遣送回中国的浪潮，向印尼政府送《请愿书》。

　　《请愿书》的内容是：

　　“我们世代为建设繁荣当地做出贡献，但我们不幸遭灾了，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我们无法继续居留，瞻前顾后，只有回中国一途，要求：

　　1．印尼政府遣送受灾华侨回中国；

　　2．若无法实现此愿望，要求准许中国政府派船到邦戛港口接灾侨回中国；

　　3．简化一切手续（当时，离境手续很繁杂，填许多申报表，要打60多个手印）；

　　4．免去一切税务（离境须交外侨税、货品出口税等）允许火灾中救出的财物免税放行；

　　5．要求印尼政府保证灾侨顺利离境，安全回到中国。”

　　签名愿意遣送回中国者邦戛灾侨有六千多人，向印尼政府呈交。

　　1960年3月5日，中国驻印尼总领馆毛欣禹领事偕随员兼翻译陈文献到坤甸，召集西加各地中公负责人前去会晤。在郭圆君家下榻。

　　3月6日，坤甸中公正副主席林勤海、许雄伟，张世诚秘书，山口洋林德山，三发刘良杰等西加各地侨领（多是中公主席）邦戛余北河和贝仲敏，共十几人，在郭圆君家汇集聆听毛领事做具体布署。

　　毛领事指示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地成立“协助政府遣侨工作委员会”（筒称遣委会），确定山口洋作为接侨港口。

　　最后，毛领事宣布接侨船《海皇》轮将于3月15日到山口洋，只能停泊三天。

　　正副主任 ：梁启琅、黄汝雄

　　秘书 ：余北河

　　登记股 ：贝仲敏

　　抄写股 ：由一批教师、学生组成，协助灾侨填申请表。

　　五人评议小组 ：蔡开、陈兴郎、苏启明、余北河、卢志坚（前三者是潮州、客属、福建同乡的代表人物，后2者是中公的驻会人员）每批归国灾侨由这小组按“贫困灾侨先行”原则评定。

　　第一次中国派接侨船来了！消息不胫而走。灾民雀跃欢呼因祸得福。3月18日第一艘接侨船“海皇”号载了第一批邦戛灾侨六百人从山口洋出发回国。第二、三批人数增加至七百人，分别是“大宝康”和“海皇”号。第四批租到一艘吨位更大的挪威船“福英”号，959人灾侨回国。第五批“大宝安”号，没有载满七百人）通过统计，邦戛回国灾民约三千六百人。

　　五批船都由山口洋起锚，到汕头登岸。灾侨绝大多数安置到广东、福建五个华侨农场。

　　几十年来西加华人尤其是西加邦戛华人，牵挂着这批被中国政府接回去的邦戛难民，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自己老家，投奔遥远的祖国，这是对命运的一个赌注。感谢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受难侨胞伸出援助之手，使苦难彷徨中的回国华人感到无限温暖，他们被安置在各个工作岗位，得到中国政府的关照，使他们能安心地生活，还培育了不少国家建设人才，对中国社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部分摘录贝仲敏资料）

　　第九章、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我已经在《试论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几个问题》一论文中分析了有关印尼西加华人从中国南来的历史和所作出的贡献。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罗芳伯领导下那种坚强不屈的气魄。他是成功的华人的偶像！在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谈起，邦戛是兰芳公司的堡垒不是和顺公司的，荷兰是1886年才攻下邦戛的，那么邦戛战役是兰芳公司所领导的了。基于这一点我想与大家再迈进历史纸篓中找寻答案。

　　1811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的大哥，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五十块金块，换取在境内Bancukei升荷兰国旗。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 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而袭击荷兰在坤甸的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 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他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Kapitein 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年初，由民政长官Hartman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 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它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和顺公司满口答应并派兵五百开往喃吧哇，英勇的援兵无法抵抗荷兰的轰击，生还的只剩两百人，为了报复，和顺公司又再召人马两千名，东万律人马也参加战斗，但因瘟疫死了六百余人。可惜刘台二却又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马上撤回，后来双方在谈判中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年刘阿生甲太任大哥，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要助公班衙以拒太港。于是命令筑栅，制炮火以堵太港。太港民众终不能敌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送往坤甸交给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这位甲太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Krosen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打拉鹿（鹿邑）也有一个为荷兰政府服务，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ping，荷兰方面也还没调查到这称呼是否正确？

　　作者本人怀疑他就是叛徒郑甲大，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此人在1850 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 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太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

　　另一说明：“Tiang ping 在1850 年的邦戛之战后，他作为大港的代表，率团到巴达维亚向荷兰政府表示公司愿意投降，返回打劳鹿后众人将他赶走，因为众人指责他将公司出卖给荷兰人。他本人多次和我谈起这件事。”《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有关Tiangping 神秘人物的出现，我认为Tiangping就是化了名的郑甲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证明邦戛之战究竟是什么战斗？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还是和顺公司所领导的？虽然那是我们上辈人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正如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得到荷兰政府的赞赏，虽然因为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西加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方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即使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

　　从刘台二和刘阿生的立场看，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战争不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的战斗，兰芳公司与邦戛之战是两回事。

　　我在学士论文里分析了有关邦戛象嘴山之战的情形，Van 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 en 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ie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 Courant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 ) 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前述Tijdschrift（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300人，负伤500-600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400人，参战的4000人中就有1200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大港人就是和顺公司的首领所领导的抗荷之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还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斗争。

　　根椐1856年《殖民地报告》：“当时炉末Lumar发生矿工骚乱事件，他们不满失去往日的独立，在1856年4月11日夜里袭击了我们的驻军，Mekem少尉和一些士兵阵亡。作为报复，很多华人被处决和放逐。”

　　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出铁手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坚强不屈的沧桑史和血泪史，相信西加华人都会铭心记住先辈们艰苦的创业史。

　　因为山口洋、孟加影、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反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继而统治了北区的华人。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三十四年之久，至1888年荷印政府乘刘阿生逝世，马上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最后完全彻底地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印尼。

　　

　　第二篇

　　《西加风云》选篇

　　第一章《九 三〇运动》

　　第1节.《九 三〇运动》前提

　　第2节《九 三〇运动》内幕

　　第3节．《九 三〇运动》前动态第5节．9月30日苏哈多在做什么？

　　第4节．苏哈多是否已经知道将发生《九 三〇运动》？

　　第5节．9月30日苏哈多在做什么？

　　第6节．《九 三〇运动》幕后指挥者----苏哈多

　　第二章、政治风云席卷西加

　　第1节.支持马来亚人民斗争

　　第2节.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开始崛起

　　第3节.砂拉越人民武装斗争的影响

　　第4节.政治矛头指向华人

　　第5节. 苏哈多政府的排华条例

　　第6节. 对华人社团领导人的迫害

　　第7节.危机四起，逮捕迫害印共人员

　　第8节. 红碗事件的起因

　　第三章、西加印共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第四章、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第五章、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第六章、7.13华莪飞机场事件

　　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第八章、10´13保安站的战斗

　　第九章、幸运的陈山

　　第十章、“八 三〇”部队

　　第十一章、失去群众的支持

　　第十二章、武装斗争化整为零后的新策略

　　第1节. 火焰山部队转移到三站

　　第2节. 重整旗鼓

　　第3节. 有关愚公山基点

　　第4节.  “愚公山”会议的决定：

　　第5节. 滨委会最后改组：

　　第6节. 五.二五政治行动

　　第7节. 省委会最后工作会议

　　第十三章、挑战达雅族农村

　　第1节.落实达雅乡村

　　第2节.结婚礼仪

　　第3节.送丧礼仪

　　第4节.收成偷稻仪式

　　第5节.我和达雅朋友同甘共苦

　　第十四章、最后一次研讨会

　　第十五章、一个受伤的心灵

　　第十六章、坤甸大监狱绝食记

　　第十七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第十八章、山口洋政治犯集中营

　　第十九章、道房流放集中营

　　第二十章、试探讨革命失败的几个问题

　　第1节. 715华莪机场战斗的历史责任

　　第2节.西加印共对715事件的检讨

　　第3节.总结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二十一章、浅谈袭击西加华莪机场事件

　　第二十二章、砂拉越共产党领导人洪楚庭的评语

　　第二十三章、烈士篇---永远的怀念

　　第1节．烈士芳名

　　第2节．烈士事迹

　　第二十三章、忠魂，追风驾云

　　第二十四章、笑傲人生

　　第一章《九三〇运动》

　　第1节.《九三〇运动》前提

　　印尼于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九卅事变，被扭曲了三十三年的历史，充满神秘、流血的历史应该如何重写呢？历史证人一个个不在世了，九卅事件主角温东、夏姆、苏巴佐、拉蒂夫、艾迪、苏加诺、苏班特里奥、苏哈多都离开了人间，真正的历史内幕成了哑子，一些活着的见证者有的闭口不言，有的羞于言之，我们只能从个别写下来的经历、证人、学者的证据，重新翻开历史的记忆，作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从新秩序新编写的历史，《印共九三〇运动》影片或各种文献中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印共政变”。《九三〇运动》是否是印共政变？我们必须从证人中找答案。苏班特里奥、拉蒂夫、黛薇、ASVI WARMAN ADAM,Tim ISAI, JOHN ROOSA,HARSUTEJO,BEN ANDERSON等历史学者的考究，他们以各自的立场观点、个人研究角度和不同政治眼镜去探讨九三〇事件，当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平台，论述九三〇事件所发生的历史经过。总之九三〇事件的真正历史面貌至今还是一个谜，还要等待时代的印证。当时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可能已被时代长河所冲淡，即使谈虎变色也仅是悲惨的一幕戏剧。

　　1945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自主取得了胜利，他争取在印尼举办国际性的亚非会议更提高了的声誉。1961年英国为了加强它的殖民统治建议成立马来西亚，代表新兴力量的苏加诺政府，坚决反对殖民统治，支持砂拉越抗马行动。空军参谋长奥玛.达尼空军中将受委任为地方戒备司令部司令，副司令是苏哈多，但是他不满抗马行动而暗中搞破坏，同时与中爪哇迪波尼哥罗师团老部下约加上校、陆军战备司令部工作的阿里.慕多波三人老搭档，暗中寻求渔利，以走私为私囊。陆军部队上级纳苏迪安获知后把他带回雅加达，在询问此事时被雅尼将军打了巴掌，免去军区副司令职务，苏哈多为吃巴掌之事怀恨咬牙。纳苏迪安把苏哈多派到万隆陆军参谋与指挥学院学习，得到副院长苏瓦尔托的赏识，在受训期苏哈多已与苏瓦尔托—夏姆—苏哈多—CIA建立了合作关系。

　　由于苏加诺受到左派人士的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日益向左倾，在反帝抗马愈演愈激烈的情况下，英美等以及陆军右派集团忧心忡忡，想尽一切办法扭转完全不利于他们的局势，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力在印尼兴风作浪，渗透军方并在收买军政人员成为CIA间谍搞阴谋诡计。1965年5 月，格林接任美国大使，他是CIA 有经验的间谍颠覆活动家，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

　　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格林决计要使反共屠杀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国情报机构转发了一个强调需要更多的反共煽动的电报。“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几样事实， 把这些恐怖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北京牌号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对那些将军们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 直到1967年3月，苏加诺的总统职位被正式移交给苏哈托，美国才为苏哈多的“新秩序”体制铺平了道路。

　　第2节《九三〇运动》内幕

　　拉迪夫是九卅事件的负责人之一，他因涉及九卅运动于1965年10月2 日在雅加达被捕，在法庭上作证时他坚定地说,将军委员会是事实，他说，9月21 日的录音中S.Parman 少将说按照他们的计划取得政权以后重组新内阁。9月29 日这卷录音带已由温东和鲁迪托拷贝转交给加里曼丹回来的苏巴佐以及苏加诺，作为总统警卫团查克拉比拉瓦第一营营长的温东，非常担心总统的性命安危，总统的安全是他作为警卫员的责职。

　　九·三〇事件前，无论在苏加诺领导的政府内部或武装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当时英、澳、美与反动军人悉心制造枪杀总统事件，苏加诺在开会时被行刺多次不遂，路上多次撞总统汽车也不得逞，局势相当紧张，而执政者与政党勾心斗角，都想包揽掌国家大权，这就拉开了九三〇事件争权夺利的序幕。

　　最初引发的序幕是从这里掀开的，“艾迪带来一位本地华人医生，由五人见证医生对总统的医治，包括总统本人、中国医生、艾迪和第一副总理苏班特里奥、第二副总理雷孟纳。在医生的诊病下认为总统只是小病感冒而已。”《KESAKSIANKU tentang G-30-S.  DR.H.SOEBANDRIO》这消息不胫而走并扩大病情，说总统的病情非常严重，还制造谣言说印共要在苏加诺总统一旦去世时则夺取政权。

　　“其实艾迪完全明白总统只是小病，他和总统的关系良好，当时为了团结各派别，在苏加诺总统的建议下成立纳沙共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艾迪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政策和命令，所以印共没理由采取政变这不利于印共的斗争形式。”这是苏班特里奥的看法。资料摘自《KESAKSIANKU tentang G-30-S.  DR.H.SOEBANDRIO》 halaman 15

　　中国曾提出军援40营军队的武器装备，苏加诺总统赞同并有建立第五纵队的构思，武器还未寄来。雅尼陆军总司令(雅尼是被杀害的其中一位陆军司令)反对，认为没必要，建立第五纵队的问题上雅尼和苏加诺有点矛盾，苏加诺传召雅尼于10月1日八点到国家行宫，雅尼已作被罢免的准备。

　　9 月初“将军委员会”要政变的消息已经在流传，苏加诺曾问雅尼，“听说有将军委员会要夺政权是吗？”雅尼说:“伯总统，别担心将军委员会是讨论军衔的，没有此事，我会处理的。” 雅尼虽然是反动军官，但他比较效忠苏加诺，纳苏迪安（纳苏迪安也是要被逮捕的一位将军，但他仅被射击到脚，他从墙上逃到隔壁，幸免一死）表现更强硬，狡猾的苏哈多当时看不出反苏情绪，笑里藏刀，因此温东等保护苏加诺安全的人，认为苏哈多是可信赖的朋友，所以把逮捕将军的消息告诉他，并请他援助。

　　

　　第3节．《九三〇运动》前动态

　　1965年9月15日，忠于总统的卫兵团营长温东中校（发动九卅事件的主要人物，是苏加诺忠实的卫兵营长，不是反动军官），去见老上级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多少将（非常狡猾的家伙，赢得九卅运动的全胜者，成为印尼第二任总统），温东向苏哈多报告有关将军委员会将政变的情况，并报告说为了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安全，决定逮捕将军委员会有关人员，提交总统处理的执行计划。苏哈多说：“你们有此计划很好，干掉他们。”温东要求他出兵支持，他爽快地说：好！他将从东爪调派pulawijaya,530部队和中爪的Diponigoro 454兵种来支援他们。他说得到做得到，马上电讯调遣他部属。

　　9 月26日苏哈多部属陆军，已全副武装和携带前线，随时准备作战的装束来到雅加达，总部设在MONAS。

　　9月28日首都雅加达军区属下第一旅旅长拉迪夫上校（是九卅运动的执行者之一，不是反动军人）皆夫人到沙林街苏哈多少将的家出席家庭宴会，并向他传达将军委员会的信息。拉迪夫问：“伯，有关将军委员会之事，如何处理？”苏哈多说已听日惹部属 把BAGYO的报告了。同一天Herman 和Muskita也向苏 哈多报告此事，他俩认为苏哈多比他们知道的更多。（在此苏哈多已知道他过去的部下要逮捕雅尼等七位将军了）

　　9 月30 日晚九时，温东中校和苏巴佐（1965年前在西加执行反抗马来西亚斗争的前线司令员）准将来到拉迪夫上校的家，拉迪夫邀他俩去见苏哈多，他俩表示要求苏哈多支援的事由拉迪夫照着办，然后拉迪夫赶到苏布罗托陆军总医院(Rumah sakit Subroto )探望苏哈多被热水烫伤的孩子TOMY时，再向他报告说晚上将进行逮捕七个将军委员时，苏哈多默不作声。 （资料摘自《BAYANG-BAYANG PKI》TIM ISAI）

　　

　　第4节．苏哈多是否已经知道将发生《九三〇运动》？

　　拉迪夫是九卅事件的负责人之一，是最关键性的重要人物，他因涉及九卅运动于1965年10月2 日在雅加达被捕，在法庭上作证时他坚定地说,将军委员会要政变，要推翻苏加诺合法政府是事实。拉迪夫的见证推翻了苏哈多的谎言和欺骗！

　　1949年3 月1日攻打荷兰的袭击战时，苏哈多是拉迪夫的上级，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拉迪夫于9.28 参加苏哈多宴会及9.30苏哈多孩子烫伤在医院看望他，两次向他的上级苏哈多报告他们将逮捕将军的事，苏哈多表现得很冷淡漠不关心。苏哈多确实已知道事件将发生，而且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政治争夺战。可是拉迪夫及其同伙，完全没估计到他们被苏哈多假借他们的手去屠杀将军。温东、拉迪夫、苏巴佐等上过战场与苏哈多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却被苏哈多当作赌注的棋子，展开了一场神秘的争夺战。

　　苏哈多自传里叙述拉迪夫在医院现身有三种说法：

　　a.苏哈多说拉迪夫只站在窗外观望，意思是拉迪夫没向他报。

　　b.1968年苏哈多回答记者ARNOLD BRACKMAN访谈时说：当晚拉迪夫来看他孩子多米的伤势，其实是想印证他是否还在原处。苏哈多的意思是他被拉迪夫监视着，不让他得知将逮捕将军的秘密。

　　c.1970年6月27日苏哈多对德国“镜报”记者说：拉迪夫前往医院是想行刺他，只因医院太多人所以行刺不成。意思是苏哈多自己也是被刺杀的黑名单之一。

　　从以上拉迪夫的作证与苏哈多自己对媒体的辩护词非常明显是在找借口，是在欺骗印尼人民的大罪人。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被列入被逮捕行动的一员？他巧妙地缓缓地回答说，其实他也是被列入将军委员会中将被温东逮捕的一员，但他很幸运逃过了厄运。

　　既然他承认是将军委员会的成员，根据推理，“将军委员会”是要推翻苏加诺政权，即要推翻合法政府，这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做法，必须绳之法制，那么苏哈多承认是“将军委员会”的一员，就是想夺权篡位， 是违反法制吗？只是温东他们却让真正的凶犯、寇首逍遥法外，还摇身变为忠于国家维护国家的英雄，成了国家最高领导人。

　　苏哈多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是温东、苏巴尔佐、拉迪夫过去的上司，当雅尼出任到外地工作时，苏哈多则代替雅尼执行任务，他们的工作有很紧密地关系，雅尼是苏哈多的上司。温东曾向苏哈多谈起逮捕雅尼，纳苏蒂安的事情，苏哈多说将派军支持温东。拉蒂夫两次向他报告将执行逮捕任务，整个逮捕将军委员会的行动，苏哈多都已经全掌握在手，为什么当他获知将危及他的上级领导人雅尼和纳苏蒂安的人生安全时，他不阻止这‘危害国家’行动？或马上逮捕温东等策划者？为什么不向雅尼呈报将发生的事件？为什么当晚不加警卫班保护他的首长，而竟然让雅尼将军的警卫班被掉空让事件发生？ 已得知雅尼将军等将遇难，可是作为后备军司令的苏哈多，却放任九卅运动发生，放任他的部下去杀害他的上级。这里隐藏着什么目的？

　　九 三〇前夕苏哈多已先筹划九卅事件的准备，他派三人帮集团的一位YOGA去试探巴尔曼少将，因为巴尔曼是雅尼的好友，根据YOGA说，他全然未警觉，证明雅尼集团还蒙在鼓里，并未觉察将逮捕他的运动，若雅尼不警惕，苏哈多的突击行动就非常有把握。根据事件的有条不紊的过程，可以肯定这是已经经过一番功夫非常成熟的策划。

　　

　　第5节．9月30日苏哈多在做什么？

　　1965年9 月30 日早上八时，苏哈多检阅了集中在史纳延广场的三营军队，操练至午后二时，三时苏哈多再检阅从中爪哇刚抵达的454营军队，下午五时运载到鳄鱼洞。晚上七时在KEBUN JERUK苏哈多部下排长以上指挥官集合听取第530营营长Bambang Supeno少校有关将军委员会信息的报告。十一时530营的一个连队在Lettu Muhamad Saleh 率领下离开大厅前往鳄鱼洞。其他士兵在副营长苏卡尔比上尉率领下前往总统府前面的MONAS广场。为什么恰恰九三〇这一天如临大敌的进行战略部署？530选择的地点为什么是在鳄鱼洞？为什么全副武装的兵力集中在总统府前面广场？苏哈多在策划什么阴谋？

　　30日晚3点，陆军大本营的Peltu Mukijan 率领小队从鳄鱼洞出发来到林汪街，小队分三组，第一组守在雅尼将军住家后面，第二组在住家前面，第三组由Mukijan亲自率领，他告诉守卫士兵总统有重要口信交给雅尼将军，看到他们的总统警卫制服没怀疑，接着守卫士兵马上被解除武装。带领队长幕基民不清楚来自哪位上司的命令“生死逮捕雅尼将军！”，他们撞进了雅尼家，他11 岁的男孩叫醒雅尼，绑架者说苏加诺总统要见他，雅尼要换衣服时，被来人阻止，雅尼很生气想关门，七颗子弹从他背后穿过。

　　十月一日凌晨3点15分，九三〇运动执行绑架的队长都拉立中卫(LETTU DUEL ARIE)，他是执行逮捕将军的队长，凌晨3 点15分他带领小分队从鳄鱼洞出发，温东的命令并没有处死人，但是最后夏姆（夏姆是印共的特别局领导人，他兼任军队的特务职务，也是CIA的成员）的命令竟是死活都要抓到将军，都拉立（执行逮捕将军的组长）仅听夏军姆的命令，便发生了枪杀三位其中包括雅尼将军而纳苏迪安逃脱，其余被俘的三位也在夏姆的命令下被带到鳄鱼洞枪杀了。把原先的逮捕令改变了性质，这一改变就扭转了整个印尼的命运。奇怪的是都拉立是执行逮捕纳苏迪安的，但在执行中却不知有意无意放走了纳苏迪安，让他以后吓得不敢露面，统率军队大权落在苏哈多手里。

　　温东的命令是逮捕并交给苏加诺去处理，为什么温东执行组的组员夏姆要违反决定，向执行任务的士兵都拉立传达枪杀的命令？夏姆接受谁的驾杈？幕后人是谁？

　　1942年夏姆和苏哈多在日惹在同一学校读书，一起参加日惹青年组织PATHUK。1945年4 月 1日印尼武装部队与卷土回来的荷兰殖民军发动攻势的时候，夏姆也在苏哈多连队，是苏哈多的下级。1945年夏姆到万隆陆军参谋与指挥学院学习，苏瓦尔托是院长，在受训期苏哈多已与苏瓦尔托—夏姆—苏哈多—CIA建立了合作关系，苏哈多与夏姆已不是一般关系，已经提升到了合作关系。当然这里的所谓合作就有各自的利益关系了，直到苏哈多获得军事政变最后胜利，这也与夏姆的积极搞垮九卅运动的功劳分不开的。只是幕后指挥者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军事家，夏姆和苏哈多之间的联系保持秘密。有人指责艾迪是主谋，但艾迪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已被苏哈多灭口了，无法交代九卅事件的真相。有人说夏姆于1984年被处死刑了，但根据比较事实来源说，他已被秘密潜逃到国外，直到现在九卅运动的主谋还成为历史的迷津。

　　若九卅事件温东集团只是把将军委员会集团带到苏加诺跟前，由总统询问处理不被枪杀，这便是一件维护国家政府的正义行径，国家政权免于落入10.5要政变的将军手里。为什么逮捕将军演变为枪杀而让九卅运动失败？保护国家安全的温东等人反被指控当作国家的敌人？

　　最奇怪的是，1965年10月1日枪杀事件发生后，都阿立完成了任务，他以及全部队员从撤回到BREBES，在那里阿利慕多波（苏哈多反动三人帮）已在等待他，都阿立上了阿利慕多波的轿车，直到现在不再回来，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的无影无踪。因怕暴露那不可告人的秘密，都拉立被幕后人灭口了，他的部下全体队员也被载到基必纳(penjara CIPINANG)监狱。

　　都阿立是关键性人物，负责直接执行枪杀任务的组长，九三〇事件的爆发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他获得夏姆的命令“绑架死活！”，所以其他队员也接受他的命令，枪杀了雅尼等六人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是谁命令都阿立枪杀雅尼等将军？只有他是最清楚的人了。他是一个活证人，为什么阿利慕多波把都阿立接走？为什么没经过审判就把他从地球上干掉？

　　从事件的发展可以肯定幕后人已经锁定一切计划，非常老练的策划这场突击战，非常成功地按照他的计划顺利进行着，第一撤换哨岗，让枪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撞进将军的家，轻易地把将军杀了，逮捕将军把他们带到苏加诺前处理的计划就肯定失败了。第二守住回路把掌握第一把钥匙的杀人证人都拉立灭口，干净利落，可谓毒之绝毒的计划。

　　苏哈多自传中叙述：10月1日午夜，他妻来接替他守多米时，他便离开医院，他一个人驾驶汽车回沙林的住家，当经过陆军战略后备司令总部再驶进独立街，他说在那儿纠集了很多士兵，他觉得奇怪，但是他直接回到家，马上就睡觉了。

　　事实是如此吗？雅加达形势正危急，苏哈多从他的下级温东和拉迪夫的报告中已得知他的上级处在危险中，他也已知将军委员会要政变，雅加达正处在恐怖阴霾的形势，不带上卫兵自个儿直奔独立街陆军后备总部，他究竟干什么呢？

　　他满怀信心地驾车经过聚集可疑士兵的大街上不怕被枪击吗？为什么作为司令员没负起领导人对可疑现象，尤其是对集聚可疑军人产生怀疑而进行讯问以保国家安全？却若无其事回到家睡大觉了？真的他马上回家睡觉吗？

　　事实上苏哈多心理明白，这些所谓可疑人物便是他安排布置好的部属，一切的戏剧都在他的剧本里头，他不是答应温东把爪哇岛的部队调过来帮忙温东吗？这一晚苏哈多并没有回家睡觉，他可忙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导演，必须能成功地把这剧戏演好，因此他必须坐镇。于是他驾车到总部后直接指挥部署即将行动的突击组，作出最后指示。死活都要绑架！杀人！

　　第6节．《九三〇运动》幕后指挥者是谁？

　　1865年10月1日苏哈多与其同谋者完全知道雅尼将军等人的悲惨命运，不足为奇这位陆军战备队司令并不关心他的上级的命运被绑架还是被杀了？因为他已得到温东拉迪夫的报告要去逮捕他的上级他都无动于衷。他的行动计划完成了，还有什么必要采取拯救和寻找行动？

　　他完全掌控好了各方的被牵着行动的娃影人，确信九卅事件的演员非常可靠地顺利执行他制定的任务，尸体无须去寻找，就在鳄鱼洞的井里，他已先安排他的陆军战备队在各个重要平台，鳄鱼洞是一个基点，人丢到这里几天后，故意让尸体腐烂了，可在尸体上大做文章。起尸后才假装大声疾呼：“印共虐待鞭打我们的英雄，印共妇女会作出淫奸杀害我们的将军，我们必须对这惨无人道的行为作报复！”做贼人喊捉贼！

　　当时担任司令部情报局的苏哈多三人帮成员约迦和阿里慕多波，也同样忘了去寻找他的上级，十月一日早上印尼人民还不知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却迫不及待地叫嚣说是印共所为，他们马上下令打开军火库准备与印共作战。

　　作为军事领导人其任务必须先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可能在事情还未搞清楚之际就诬蔑别人，除非这是已经定好的稿子和预先安置好的棋子。

　　苏哈多于十月一日晚通知苏加诺晚上八点必须离开雅加达空军基地，不然他就要命令陆军攻空军基地了。苏加诺希望国家免于发生内战，最后他接受苏哈多的命令选择去茂物，艾迪去了日惹，温东他们也分散逃跑了，苏哈多把这些人轰走后，他便稳坐钓鱼台代替被刺杀的上级雅尼和受伤的纳苏迪安，指挥整个陆军部队，印尼最有权威的武装力量就落入苏哈多之手了。这是他夺得政权的一半，接下来该怎么演才能达到既不毁声誉又能让印尼人民心服口服称自己为“总统”呢？

　　十月三日傍晚“发现”诸将军的尸体，四日早上便在橡胶园一口老井中捞起尸体，苏哈多站在台上煽动性的演讲，指责残酷的杀手，马上嫁祸印共，于是所谓的历史影片每年9月30日，发动全印尼人民必须观看的“印共九三〇事件”，进行大肄宣传洗脑，让人咬牙切齿咒骂鳄鱼洞妇女会的淫奸和对六位将军的残酷杀害，挖眼睛、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在报章上大肆宣传九卅事件被歪曲的事实，欺骗、捏造、颠倒是非、煽动印尼人民、制造民族分裂、撕毁班查西拉五项原则，发生了自古以来最严重的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亲人甚至父母兄弟，血流成河的悲惨事件，上百万人头落地，以此行径建立和巩固他的黩武政权。这是让苏哈多成功爬上国家领导的最重要一着棋。

　　温东在最后被执行死刑前，还非常有信心地对外长苏班特里奥说：“相信啦。伯班，有人说苏哈多要枪毙我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戏剧性的玩笑，”因为他相信苏哈多完全支持他逮捕将军的行动，意味着他们是同伙，温东是苏哈多领导下军统的忠实下级，他们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颗棋子走完他的布局后不再有作用了，便被苏哈多吃掉了，苏哈多竟为自己的总统梦而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忠实部下杀了。狠吧！

　　9 月30 日晚印共主席、统筹部长、人协副议长艾迪，被几个军人载去空军飞机场，然后飞往日惹，他在双重关系的特工施利哈托内应下，在梭罗市郊SAMBENG被雅西尔上校逮捕，11 月22 日载到BOYOLALI一所中学后面的被枪杀，扔进枯井里，九三〇事件的谜团也随之封了土。苏哈多露出会心的微笑，表示称赞这个部下干得好！在艾迪手里的谜底永远无法揭开了。

　　苏哈多想做总统的梦野心大得很，掌握了陆军的大权还不够，最后的步骤便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苏加诺，让他不能再演说，逼他把国家大权交出来。1966 年3 月11 日他将三连红帽兵和陆军后备司令部属下士兵穿便衣队护卫学生围攻总统府，苏加诺正开内阁会议，被逼解散会议并飞往茂物行宫。

　　下午来了三位陆军将官阿米尔、巴苏基、尤淑夫，代表苏哈多来到茂物总统行宫，逼迫苏加诺总统签订11号命令书，这份命令书内容仅是维持治安和总统家属安全，但是这张3月11号命令书被苏哈多歪曲成苏加诺把政权移交给他，历史上简称SUPERSEMAR，是苏哈多夺取政权《九三〇运动》影片的终局。

　　SUPERSEMAR总统签字见证者是印尼外长苏班特里奥，这正装的3 月11号命令书到手后就被魔术师化为无影无踪了，只有被窜改了的11号命令书，第二天苏哈多马上宣布根据3 月11号命令书解散和禁止印共！究竟这11号命令书是命令杀印尼共产党？监禁苏加诺？还是恢复国家民族自安？

　　10月12 日，作为行使大权的挡箭牌SUPERSEMAR握在手，苏哈多已不再犹疑不决地露出幕后者的脸，他曝光胆大包天地下令解散印尼共产党，六天以后逮捕在职的15名部长，包括外长苏班特里奥。把所有证人铲除杀光，所有政敌、印共、进步人士、华人、文化界等他认为阻挡他爬上宝座的人士，进行屠杀或投进监狱，禁止华人的全部有关活动，成了印尼最独裁的头号人物。

　　随着苏哈多和见证签署证件的证人都已埋在泥土里，这所谓3 月11号总统命令书也永远成了魔术师的不解之谜。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邦库斯在当时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级的军官，他坚称对他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与印尼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多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三〇”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

　　他的观点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证，拉迪夫在出狱后披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指出：在刺杀发生前，他向苏哈多亲自报告了有关将军政变的计划。“苏哈多知道得很清楚，在9月30日那天，这七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 如果事情按照温东的计划行事，那么《九三〇运动》不可能发生。很清楚，谁杀了雅尼将军？谁政变？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多和他的同僚们在1965年10月1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全力支持苏哈多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领导印尼人民抗荷抗日斗争，坐了几次牢房的民族独立战士，开国先锋苏加诺，轻易地栽倒在一位中将苏哈多手里，受尽耻辱和折磨，被苏哈多指责为背叛民族颠覆国家的罪名受软禁，1970年7 月21日含冤去世。

　　10号法令通力合作协会与临时人协责成苏加诺对九三〇运动负责，这莫须有的罪名高高戴在苏加诺头上，25号决定书直到现在也还未撤消。

　　苏哈多以胜利者姿态，向印尼人民讲述他维护国家安全，从印共的危害中解救出来的故事，他最后微笑地站在国家最高统治者地位，然后以芝利翁河水洗净涂满鲜血的双手。

　　2008年1月27日，《九三〇运动》篡夺政权的真正幕后者苏哈多，背着杀戮百万人的罪死去了，时代罪人黑暗统治了印尼32 年。

　　第二章、政治风云席卷西加

　　第1节.支持马来亚人民斗争

　　1965年九 三〇运动后，苏哈多口蜜腹剑暗箭伤人，很快地取得了政权。为了顺利登上宝座，他必须彻底铲除所有不利于他的势力，他不顾国家基本原则班查西拉五项原则，使出铁腕屠杀无辜，反共反华，以各种手段向华人开刀，禁止华人的一切活动，逮捕华人先贤，焚书坑儒，制造种族分裂、种族仇恨，进行排斥、侮辱、欺压、屠杀种种事件，华人无不感到胆战心惊，印度尼西亚华人遭到池鱼之殃，使华人生活在恐惧与痛恨的日子里，但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恐怖时期，印度尼西亚其中一个较落后区域西加里曼丹的华族，敢赴汤蹈火冒险犯难，展开了一场为争取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这是一场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鲜为人知，因为苏哈多政权怕星星之火燎原全国，因此封锁了这震撼人心的消息。

　　引起这场激烈斗争的风波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必须从武装斗争的导火线谈起，而这错综复杂的问题又恰好与婆罗洲的根源有关。

　　英国为了加强统治把北加分成三个邦即沙巴SABA、汶莱BRUNAI、砂拉越SERAWAK，实施民族“分而治之”又把三邦“合而治之”的策略。1961年5月27日，英国和马来亚总理东姑阿杜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出构建“马来西亚”的计划，把砂巴、砂拉越和汶莱并入马来西亚，企图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吞并三邦，扩张马来西亚领土，引起三邦人民尤其是华人的激烈反对。

　　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宣告武装起义，受到英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军领导人阿查哈里逃往菲律宾。

　　第2节、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开始崛起

　　1961年在万隆顺利召开亚非会议，积极支持亚非人民反殖民地斗争，为此，苏加诺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中以及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同时在国内因左派势力越来越得到人民的支持，为了稳坐江山，苏加诺意识到必须与左派势力合作，才能抗衡右派势力乃至势均力敌，因此他组成“纳沙共”内阁，在左派势力的推动下，他反对马来西亚组合执行殖民统治政策。高喊“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支持马来亚人民勇往直前的反殖斗争。

　　苏加诺只同意一项被称为“苏加诺—玛卡巴加准则”，即强调亚洲的问题应由亚洲民族自己解决。这项准则很明显被美英二国拒绝，因为这将挫败由伦敦策划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意图，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与美英之间便为此发生极大矛盾。

　　苏加诺纳沙共思想构建了印度尼西亚民主主义不可阻挡的新潮流，但是在冷战时期的政治主导下，特别表现其强权政治舞台的美国，针对不听从它指挥的国家到处煽风点火，尤其对印度尼西亚越来越对中国苏联靠拢，在高举反帝国主义旗帜下，是美国强权政治不可容忍的事，美国一贯通过强硬态度，如对越南、朝鲜、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政治军事渗透参与，以突出它作为世界警察老大哥的形象和角色。站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对这些不听话的小弟给与压力和挫败。制造分裂，达到篡夺政权投向美国，这就是美国的拿手好戏。苏加诺确在政治上有左倾现象，当然是美国寡头颠覆的主要对象。

　　1963年2月1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宣布与马来西亚断绝邦交。

　　第3节、砂拉越人民武装斗争的影响

　　1963年1月砂盟领导人叶存厚、杨柱中、黄纪晓来到西加坤甸，同年5月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李玉兰、谢嫣素等重要领导人也相继来到西加会合。

　　1963年初，砂拉越华族革命青年大约五百名越过边界来到印度尼西亚，准备进行军训、建军和展开武装斗争。1964年3月30日以文铭权、黄纪作领导下，第一支武装队伍——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RAKU）正式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是由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组成，这支部队得到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的支持，并号召西加人民积极参加抗马志愿军。

　　这一号召得到西加人民的响应，华莪、孟加影、邦戛、山口洋等一带群众受到极大的革命斗争影响，纷纷参加抗马游击队和砂拉越革命组织，支持砂拉越人民反对和打击英国及其傀儡政府对马来西亚的组合。

　　第4节.政治矛头指向华人

　　苏哈多篡夺政权后，以反共为名，矛头指向华人，剥夺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这是符合苏哈多背后遥控者的政治框架，他的一系列行动得到美国老板的赏识，于是变本加厉进行一手军人专政。

　　1965年11 月10 日Ansor成员在锡江大使馆示威，并向商店住家进行破坏抢劫焚烧，1966年3 月卡比学生组织向雅加达、棉兰等中国领事办事处进行攻击。占领和接管学校，文教部决定书不得收留华校学生。亚齐暴乱者也乘机进行排华，华人被军方命令离开亚齐，各种华文报章、书籍、汉字、寺庙被禁止，甚至有些地方连小店与零售店也不准营业。

　　1967年柬义理有几百名 华人因抗议禁止华商而上街示威游行而被捕，一位示威者在监狱被军方殴打致死，华人要求取回尸体。

　　许多地方都爆发排华反华运动，焚烧、掠夺、枪杀华人事件频频发生，引起华人的不满和反抗。这些排华分子肆意妄为，因得到主子苏哈多军人的支撑甚至他们向中国大使馆人员开刀。1967 年4 月14 日，苏哈多统治者以“中国间谍”逮捕宁祥俞并被殴打致死，上万的华人以悲痛的心情把宁祥俞护送到安葬地，这些排华暴徒得到苏哈多政府和军人的支持矛头指向华人。

　　全国各地华人遭受到暴徒袭击，西加也不例外，华校关闭后尤其是山口洋及坤甸初中、高中学生教师，不甘学校被抢夺而不少坚守在学校，但形势越来越严重，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西加，禁止使用方言或华文 ，禁止五个人以上的集会谈话，殴打、抢劫、逮捕、绑架、烧杀、敲诈、勒索，暴徒上街高喊排华口号，“CINA BANGSAT”“CINA ANJING”“CINA KEMBALI KE CINA”非常恐怖，华人被糟蹋蹂躏，无法生存。

　　第5节. 苏哈多政府的排华条例

　　1965年西加省长是Oevang Oerai，第12军区司令利亚古都Riyancudu，边界军队行动司令是来自中爪哇第七军区迪波尼哥罗的苏巴佐准将（Brigjen. Supardjo）所领导，他是印砂战斗总司令，领导抗马志愿军。

　　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苏巴佐准将（Brigjen. Suparjo）被调回雅加达，苏哈多宣布解散抗马志愿军，苏巴佐在雅加达被逮捕入狱，最后被苏哈多枪杀了。

　　1967年7月29日撤换12军区司令利亚古都，由有军事经验的维托诺Brigjen. Witono代替，从雅加达中央派来的特种部队，Kujang 320、330、541、642等兵种，山口洋的641营队，被派到边区。苏哈多政府封赏达雅族名流，剿共剿华有功的人给予名誉军衔，10位挂名司令，还得到武器，鼓励他们帮助围剿。

　　1967年12月6日苏哈多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第14/1967号总统训令书，规定华人只能在家庭内与不公开范围内，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举行仪式。华人的传统习俗孔夫子教Konghucu已被认为是不受印度尼西亚欢迎的宗教。

　　1968年底，有关整顿寺庙的4555.2-360号内政部长训令书。关于禁止中文书籍与广告的第02/SE/Ditjen/PPG/K/1968传阅档案。司法部长与内政部长颁第01-UM.09.30-80.NO.42共同决定书，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应拥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证书（SBKRI）。

　　苏哈多政府颁布的所谓新条例（Keputusan Residium Kavinet No 127/u/kep/12/1966用中文名字的印度尼西亚籍民的换名条例），企图扑灭华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在卡江的戴院（大院）Tayan一带小地区以及孟加映大片华人聚居的边界地区，进行排华政策，制造各种谣言污蔑中国政府和华人，挑拨离间种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利用达雅族驱赶边区华人，造成残杀华人的民族大悲剧。

　　第6节. 对华人社团领导人的迫害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山口洋军事掌权者向三发县侨领们施加非人道之迫害，他们发出通令凡属山口洋、三发与孟加影的各个 市镇之侨领理干事到军部报到，并在十二月二十日强令他们到山口洋市郊“荷兰桥”附近的“班渣西拉”会所集合，准备当天将这些侨领迁离山口洋。

　　市面上传说纷 纭，有消息说是将他们遣送回中国；也有传说是将他们运往荒岛，经侨领们一再盘问军事掌权者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奉省级十二军区司令的命令，要将他们載去坤甸 集中。这件事在西加华人社会中引起极大的轰动，白色恐怖气氛愈加严重。当天在“班渣西拉”会所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军人，十几辆大卡车停放在会所前。消息传出 后，山口洋市的华族民众自发性地不约而同前往上述地点，他们前来为侨领们声援送行。在“班渣西 拉”会所前一带聚集了数百名心情悲愤、沉重的群众，严肃地站立在会所前面以及街道两旁怒目以待。

　　侨领们到齐后，军人下令他们进入客车，侨领们一个接一个上 了车，山口洋中华公会主席林德山先生上车后坐在车窗前，开始晿起“团结就是力量”，顿时一呼百应，歌声响彻云霄。也就在此刻，轮到一位身体魁梧的中公干事 林石福先生走出来上车，但他却爬上客车头的甲盖上站立着，义气昂扬拉开嗓子向送行的群众讲话，号召华族群众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迫害……一个军人箭步上 前，爬上甲盖上用力一推……处于激昂的民众情绪，再遭点火烈燃，歌声与呼喊声混合一体，振荡上空……军人朝天开枪，并用枪杆压挤人群……在一片欢呼声和混 乱的局面中，车队在军人的押送下出发开往百余里外的坤甸市……。

　　在坤甸市，这些侨领们分别关押在杨氏公館、西河公館等几个前侨团会所，当局派了数名军人每天轮流把守，但对他们的饮食起居 不作料理，随之任之，病痛也得不到料理，这是极端排华的种族主义迫害罪行，明目张胆对人权之残踏。坤市一些市民通过关系每日三餐轮流煮飯做菜供给他们，并 给予各方面的帮助。

　　集中在坤甸市的只有来自三发县一带的侨领，未见其他县市的侨领被送往坤甸集中。可见这是地方军事掌权者各自决策的迫害行经。当时三发县 军事掌权者是一名叫怒灵的校级军官，此人心肠狠毒，极为奸险和极端反动排华，人称之为“笑面虎”。据消息称怒灵上校的原意是想将这些侨领载往坤甸集中，然 后再从那里将他们驱逐到荒岛。但军区司令不敢决定而任由那些侨领呆在会館而不作处理。经过几个 月后，军方也就任其各自回到原住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方集中侨领和在山口洋班渣西拉大厦发生军人鸣枪驱逐送行民众事件，体现出华族高度团结之精神，有压迫就有反抗，民众不约而同自动会合送行的现象就是对反华排华迫害的无声反抗  。

　　根据黑名单调印共党、工会、农会、青年团、歌舞团、艺术团体重要人员，以后发展到关闭学校，华界领导人、中公人员、校委会人员、民间艺术团体等领导人或会员，教师等，发一张纸过来，写上被调去问话。那些自己去报到的人，以为呈报以后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就像日本抓人那样，去了就没放回了。这时一连串的人不断被投入监狱。比较灵通的被调就不去，但是军部有了名字，就成了通缉犯了。

　　第7节.危机四起，逮捕迫害印共人员

　　前副省委书记KEMEK被捕后，反复受刑拷打，手脚骨断被拉出去枪毙了，一起被枪毙的有省思想教育工作者Rudianto,山口洋县委Husaeni Zein,工会主席Guntoro等，越来越多的牺牲者。

　　西加党省委书记梭菲安躲过劫难，躲进了群众之家，后来时局越来越严重，在混乱不堪之际，大家都感到泥婆萨过河自身难保，侦探、叛徒、军人、社会上坏分子等像苍蝇一样，到处盯着，非常无奈，躲进未暴露朋友家的，晚上或早上天未亮就转移，几个月没见太阳，都躲出病来，甚至不能走路。

　　当时梭菲安在群众的保护下逐渐把组织转为地下活动，他的风险更大，危机四伏，有几次是被包围后惊险地逃脱险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不跟人接触也不敢相信人。一些还来得及逃的已逃得无影无踪，有的到别的地方躲藏，被特务侦探叛徒发现的地点就马上派军人搜查，若人在家就被带走，若不在就把家人带走，很多都不得不从隐藏地点自动出来自首才放了家人。军人正追踪这位西加党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还不见踪影，他在群众的保护下暂时还安全。

　　印尼其它岛屿的干部大都被捕了，只有西加省的最高级省委书记梭菲安受到保护，他还能起领导作用。当时印尼友族受苏哈多的压制、恐吓、宣传一般都以观看态度，有的甚至作为苏哈多帮手背叛自己的同志，帮助捉拿、屠杀印共和进步人士，华人不敢联络印尼人，所以革命斗争只限于华人，只一部分躲藏的印友族干部或从狱中解救出来的爪哇族干部Umar（牺牲）,Hasan（牺牲）,Asan（牺牲），sugiman(以后成了叛徒)参加了这场全印尼唯一的反抗苏哈多的斗争。

　　华族受到最严重欺压，有的反动分子乘机打劫，排华反华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把印尼民族分为原著民与非原著民，践踏华人的民主权利等等压迫行为,尤其是对西北加边界，制造达雅族与华族互相仇视，制造民族分裂，军人帮助进行种族大屠杀，清剿华人把华人逼到无路可走。印尼西加华人无法忍受这无理的迫害和耻辱,不反抗便受污辱和屠杀，穷途末路逼上梁山。印尼西加华人选择了不畏惧苏哈多血腥屠杀而进行反抗，这是西加华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主要原因。

　　第8节. 红碗事件的起因

　　1967年，究竟什么原因会引起西加排华大惨案？不少扑朔迷离不符事实的传言，在民主改革后很多人尤其是友族文化界及人权工作者，为了这未被解开的谜，他们参与了实地调查的工作。这是1967年反抗苏哈多斗争的历史揭秘，我们参看两个实地调查报告：

　　A: 第一资料。根据2009年出版的书名《SATU RUANG DUA TUAN》Sejarah Wilayah Perbatasan Entikong——Malaisia 1845——2009, Pengarang Triana Wulandari dan kawan“一屋两主”关于西加和砂拉越边界问题，书中写道：1967年4月前，传言说有几位达雅人的村领导人被华人共党游击队（GTK）绑架，然后把村领导人杀害了。

　　军方大肄宣传说华人游击队最残酷，我们必须消灭它，于是军人伪造刺杀达雅人的方式，在达雅族群中制造与华族的种族仇恨。1967年4月从中央新调派来的司令官AJ进行大清除行动，目标指向华人，并发动当地族群配合行动，最后他们的挑拨离间计成功了，村人便发红碗向华人挑战。1967年10月至11月对华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未被杀害的华人便纷纷逃命，离开家园，移居或遣送到山口洋、日本沟、坤甸等地。

　　B: 第二资料。《Sejarah Kalimantan Yang Hilang》（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撰写人Muchlis Suhaeri，刊登在坤甸《婆罗洲纪事报》（Harian Borneo Tribune）2008年2月10日——28日的长篇报导，荣获2008年“慕达尔·鲁比士”（Muchtar Lubis）新闻奖。该篇报告文学很生动地书写了发生在1967年前后西加华人蒙受驱逐、屠杀的时代背景和前因后果，使西加华人确实失去了一代人。经过Muchlis Suhaeri的采访，从见证人和有关事件涉及的军方所得的第一手材料梳理出排华事件的真实过程，还原历史真相。

　　Muhlis Suhaeri写道:

　　军方策划达雅人反华

　　要怎样切断粮食供应和把边界的华人社群搬走呢？军方人员柴那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策划让达雅人敌对华人，这是一个我不能说明的计谋，因为我不知底细，这是军区策划的。”

　　柴那指出，华人和达雅人生活在边界，与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久已相互结合，从粮食到风俗，几乎毫无分别。　问题就在于， 如何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开来？有一个口号，“谁控制群众，谁就将胜利。”因此，军方就策划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这就设计一个造成仇恨性的计谋。或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即如何让他人仇恨华人。柴那表示：“用何种方式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情报部的行动，不是我能说明的范围。”

　　苏哈多右派军人政权以宗教问题、种族问题、生命财产问题进行挑拨离间。

　　MuhlisSuhaeri写道:

　　有一些达雅族要员，也被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邀请谈话。他们获得几项指示：第一，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是共产党；他们没有宗教，因为达雅族是印尼民族和有宗教信仰，因此达雅人不可与共产党人一同生活。第二，砂拉越游击队与北加人民军是砂拉越华人，干扰印尼地区的治安，其后果是达雅人的安全也被干扰，日常生活受威胁。第 三，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干扰治安，达雅人也必然受牵连而造成人命和时间的牺牲。与其消极牺牲，不如积极克服困难。

　　紧随着给予上述三项指示，达雅人日益感到受激励，特别是那些被第十二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召见的达雅族名人，就更跃跃欲试。

　　MuhlisSuhaeri写道:

　　1967年9月21日《武装部队日报》有消息报导，在1967年9月3日，军方称有9位达雅人在孟加映华莪镇道姆村（KampungTaum）被绑架， 可能是被“支那共产党叛军”（GTK）所绑架。两天后，红帽陆军部队发现了9人的尸体。几天后，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在《武装部队日报》上表 示：“达雅人一定要报仇，血债血还”

　　当时，Sarwono少校和PietDamanik中尉（后曾任印尼驻菲律宾大使）就直接面见欧凡欧莱前省长（达雅人），报告9位达雅人被杀事件。欧凡马上大发火并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血还。”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

　　有人追问Sarwono：9位村民和“德孟公”之死是不是军方的“人为策划？”以造成达雅人行动起来反抗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原第十二军区情报局助理Sarwono WHD说：“哇，我不支持这一看法。如果说军方挑拨离间，我从未有下此指示，不过，也有许多总司令的措施不为下属职员所知。如果确有“人为策划”，可能是最高层的玩意，不为我们知道。”

　　军方进行第二次煽动

　　军方通过发布不符事实的消息进行第一次挑拨，并未取得成果。在孟加映县区的达雅村民对该事件 并没有什么反应。军方就进行第二次挑拨，发出消息说，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杀害了在孟加映TeriakMadang村落的名为德孟公（村长）Garanse的 达雅人。散播的故事说，他的身体被切割，在尸体上发现写上中文的字眼。

　　这就是苏哈多一贯的政治手腕，正如1965年九卅事件，他们自己的杰作而嫁祸别人，

　　根据人权组织调查报告说明，他们采访了当时参加示威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承认该被杀害的达雅人不是德孟公（村长）。“他是一位精神不正常的人，是军方故意用来作为牺牲品的”。2004年，因为这资料来源于达雅族见证者的真实性，破解了多年来他们散播谣言的秘密，因此该“法律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PB HAM）马上就被苏哈多解散了

　　第三章、西加印共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2年苏加诺总统积极支持砂拉越人民，反对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成立的所谓“马来西亚”联合政府的正义斗争，还号召印尼人民积极参加抗马志愿军，在西加里曼丹地区成立一个军事对抗马来西亚的前线作战司令部，苏巴佐为前线总司令，准备协助砂拉越游击队展开抗马军事行动。

　　1964年初，在文铭权、黄纪作等砂共领导人秘密安排下，得到苏班德里奥外交部的协助，派十位到爪哇泗水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接受一个高级军官训练课程。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后，他们回到西加里曼丹三发县的阿桑山( Gunong Asuan)。於1964年3月30日成立了第一支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人民军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erila Rakyat Sarawak －PGRS )。

　　这支部队的建立是得到印尼外交部苏班德里奥派的支援。武器、弹药、医药、粮食等全由他们供应，他们派数位军官到阿桑山协助训练部队兼处理一些供应物质问题。

　　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留在山口洋和坤甸地区的数百名人员，都在短期内被分配去东部和西部建立部队和基地。

　　在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增加了人员，进行扩建，它设立一个总部作为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中心，领导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总部设在第三支队。总部的领导成员有：司令是杨柱中，政委是黄纪晓，后勤总务是李玉兰，谢嫣素是负责国内第一省的地下工作，林和贵是委员（暂留西部，原本安排去东部）。后来叶存厚到达双空后，经会议同意，总部的职务做了调整：叶存厚加入总部，并接任政委职，黄纪晓则改任副司令。总部的司令和政委，又兼负二支和一支的领导职责。

　　世界革命形势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南半岛，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已在蓬勃发展并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些已提供了有利的国际革命斗争条件,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砂拉越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1965年9 月30 日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篡夺政权，苏加诺被软禁，整个印尼政治形势完全转变为大规模反共反华，抗马反殖政策转变为联马反共，过去的朋友变为敌人反过来打击北加砂拉越的革命斗争，此时印共和北加当然也可以联手对抗同样的敌人。

　　1966年各地已开始大规模反共排华，西加也不例外，华总、校委、校长、教师、华人商会、工会等都被点上黑名单，山口洋邦戛三发孟加映华莪等地华人领导都被载往坤甸，他们激动地号召华人团结起来，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还高声演讲鼓励华人，他们全被载往坤甸甚至有谣言说要把他们载到布鲁岛，引起广大华人的不安和不满。

　　印共领导人逐渐醒悟地意识到，等待苏加诺的政治解决已无希望，必须团结那些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彷徨者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斗争，于是通过可靠的联络员逐个联系，展开新的适合于白色恐怖下的工作方法，那就是执行严格的单线联系法，书信来往只通过联络员，全部改名换姓，必须执行严格的保密纪律，这是保证组织与个人安全的重要措施。

　　在极短时间内已经开始整顿、巩固、发展组织，培养了一批地下工作干部，派到山口洋、邦戛、孟加映等地区进行地下发展群众的工作，梭菲安领导西加党坚决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号召西加华人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己。

　　为了加强壮大自己的力量，梭菲安派人与砂拉越游击队取得联系，以后梭菲安和砂拉越领导人黄汉共同商讨对策，联手北加游击队。

　　

　　第四章、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3年高中即将毕业，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半已做好回中国的准备，我也考虑回国。这时，我班有位不多说话，做事稳重的一位男同学陈福意（已牺牲），他庄重地向我提出一个我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他说：“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为建设印度尼西亚而留下来？”我说：“我想回中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说：“中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人才层出不穷，人才济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崛起的中国，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印尼，自独立至今还很穷困、弱小，非常需要我们印尼的华人，参加建设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不一定要回国才有出息。你留下来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赞成我回国，我多么希望回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想到我的诞生地，我的父老乡亲、我们广大的骨肉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像听到慈祥的声音在呼唤：“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华轮开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码头向登上美丽堂皇的光华轮的同学挥手告别。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建设印尼的行列。

　　从此，我开始认识印尼的政治动向，华族要参加政治活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左派的进步政党。我喜欢活动，什么唱歌、学习班我都参加，十多岁年轻的我朝气蓬勃，天真活泼，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进步组织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我们都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我和朋友们接受邀请去山口洋看电影、看歌舞团的演出。几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好像有股黑暗势力向左派势力发动攻势，印尼发生了篡夺政权的政治变天，恐怖的血腥大屠杀大逮捕行动开始了，接着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开始排华反华舆论和行动，命令华侨总会、商会、学校校委、华人组织、各进步人士去军部报到，顺手牵羊押进监狱里，坤甸、山口洋的党及青年团负责人都被捕了，他们被押到坤甸监狱 ，较上层的领导人有的被枪杀被折磨致死，其他的病死饿死了也不少。

　　军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单，当时我不能公开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处拦车，叫搭客下来一个个检查证件，我侥幸地溜走，他们检查好了我再溜上车。甚至在车上我碰见我认识而被逮捕的妇女会主席，他们被押去坤甸监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幸好她没出卖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逮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变成完全非法了，他们在找我，我只好被还合法的同志带到群众家里住宿，又要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这家住了又迁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护送的同志偷偷地转移。

　　有一次我来到一位同学阿胜的家，早上四五点洗澡大便，然后关到房间里不能出来，早晚送饭，我晚上夜深人静才偷偷出来洗澡，就像自造囚禁的监狱，因为他家里人很复杂，上下船的工人进出很频繁。就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开始酸软无力，但我非常感谢胜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我。后来又辗转到李燕（已牺牲）家，她爸妈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两脚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没见太阳，患上风湿瘫痪，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蹲着走，要求胡老师针灸吃药，病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我转移到淑芳（已牺牲）家，和一位华裔支部书记阿平在一起讨论问题，决定晚上就要转移。当天早晨我们刚吃了粥，淑芳和弟妹们都出去了，门反锁。突然听见门外乱敲门声，我们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点从准备危急时逃跑的两块可翻开的木板里钻下去，他不钻，我没办法。门被撞开了，我们被带出客厅坐，一位华人邻组长守着我们，其他军人去屋子里搜查并从二层墙上挖出一大堆书。逮捕我们的军长看了我的居民证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说等下倒回来接我，然后带了阿平走了。

　　他们走后我问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儿还有军人吗？他们说全部撤离了。我穿了鞋，关上门，马上离开出事地点，听他们说五分钟后他们再倒回来找我。

　　我毫无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出事地点，越过大马路再走小路，结果走到死胡同，赶快出来走大路，刚好碰到我认识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们出事，问她这儿有自己人的家吗？她指路给我，结果我进她指的那家，见到了交通员阿顺。他们悠闲地谈笑，看到我非常惊奇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告诉他们阿平被捕的经过，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惊呆了。阿顺马上用脚踏车把我载到另一地点藏起来。

　　1973年姨母去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才告诉我被捕时没抓我的真相。当时去逮捕我们的军人，是经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车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车都免费。我舅舅很爱惜我，他要求这军人万一刚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释放我。逮捕我的时候，他从居民证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实现了诺言，还告诉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打得死去活来， 1979年他非常坚强地活着走出监狱了，几十年不见，2008年刚好红英也来雅加达，我们三人相约见了面，多少话儿不知从哪儿说起，回忆过去多少事儿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当时平为什么不从洞里钻出去？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钻洞逃走呢？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但他们真得太残酷了。”

　　当时狱中有一组刽子手最凶，阿平落入他们手中受到残酷折磨，用军车把他拖在后面，想逼他承认藏武器，叫他找枪支，平说根本没这回事强加于他，真岂有此理太过分地造谣诬蔑。狱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这些无辜的人成了替罪羔羊。

　　捉迷藏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我们都很奇怪，究竟我们犯了罪杀了人吗？没有，反而是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干了种种不可告人的罪行，却逍遥法外，升官发财。在西加挑拨离间达雅族弟兄向华人进行大屠杀，引起社会不安宁，是苏哈多同伙违反了班查西拉五项原则，篡夺苏加诺合法政府。

　　被上了黑名单变成不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藏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军人侦探穷追不放，紧紧地逼着我们，无法露面，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飞去外地没证件无法逃走。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怎么办呢？只等着什么时候咻咻响的警车停在我们门前，双手被扣上就跟着走进鬼门关。眼看无数受害者在完全没有法律的庇护下丧生、失去自由。在此种无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们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活路进山打游击，虽是危险的途径，但如果有活的缘分还可以活下来。

　　进山打游击，必须经得起非常艰苦的考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抛弃自己最亲爱的人去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要不，我为什么留下来，不跟着同学们回中国呢？ “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陈福意振荡人心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绕，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了！

　　人世间的是与非，本是人所造成的。虽然是非常痛苦的经验教训，但是经一事长一智，希望经过这次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辙。

　　

 

 

　　RIAM SANGGAU LEDO

　　第五章、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九卅事件发生后，还活着的西加印共党领导人梭菲安向党员、积极分子发出指示：“各自保安，等待苏加诺总统的决定。”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经常发生的矛盾，不久将平静下来。然而局势越来越糟，许多组织成员、外围组织、进步人士、华族领导人等都被杀害被投进监狱。以梭菲安为首，其次是彭任能、陈武侠等领导人还未被捕，在彷徨中意识到苏加诺总统已失去自由，无可等待。终于决定从合法的议会斗争转入地下，反对苏哈多统治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同志们除了一部分还能自由活动外，其他黑名单上有名字的同志都尽量躲了起来，他们躲在这家群众又转移到那家群众，这家暴露了又转移到另一家。

　　梭菲安等一伙人天天在躲避侦探，转移又非常困难，甚至曾被装进木箱里用三轮车当货物运载转移。因城市侦探多，军方的目标是从多方面搜索最重要的还未被枪杀的首领，他们还想把一切眼中钉一网打尽，以除后患。

　　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局势好转，但是日夜不停地逮捕和屠杀，使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感到完全失望。为了找活路，因此觉悟到只有到森林中才能避开搜查逮捕，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针锋相对地解决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残杀。

　　当时九卅事件后，第二把交椅的彭任能，主张搞卡江一带的群众工作，因为那边是彭任能的工作范围，还有一些群众未暴露，并且军警比较薄弱，他们也不太注意落后农村，尤其是达雅族群众。从那里还能打通东加、中加及北加，团结其他外省群众，进行反恐怖斗争。这样又能保存自己，不至于束手就擒，还可以让革命队伍逐渐壮大。

　　1967年，彭任能患上肺癌，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不能去医院医治而在群众家病逝，他的计划就此搁浅。

　　另一方面梭菲安、陈武侠等领导急于通过关系联系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上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砂拉越革命青年正掀起抗马斗争，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苏加诺政权被苏哈多取代后，苏哈多军政把抗马变为联马，即联合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对砂拉越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立足，受到印尼军和马军双方面夹攻，因此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联手的对象。

　　1966年6月印度尼西亚抗马自愿军司令苏巴佐，被苏哈多召回雅加达被监禁并被杀害，换炮兵驻扎在华莪军营，这些炮兵是苏哈多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非常排华，用坏手表换胡椒，抢农民的种植物，有鸡抓鸡，有果采果，他们要什么拿什么，每天进华人园林敲诈恫吓，看到有中文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惩罚，甚至受拳打脚踢，强迫华莪华人无代价给他们修路或做其他劳役。华莪人民无法忍受军人的无理欺压，当时在砂拉越革命者宣传下，不少群众参加砂拉越队伍。乔治、鲁成等是砂拉越游击队分队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当地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华莪青年20人接受一个星期的军训，从万诸介行路来了一百多位群众要求军训。

　　1967年4月，印尼地下工作者在昔邦联系到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因此才联系到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西加领导人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根据互助互利为出发点，作出若干基本决定。准备展开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武装根据地，命名“火焰山”(Gunung Bara)。留在白区城市里的地下工作者则展开地下活动，发展群众，筹备经济、供应部队人员。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北部华莪、孟加映乡村搞地下工作者陈鸿义（牺牲）、李松源（苏拉民已牺牲）周淑芳（阿兰已牺牲）、林文佳（阿林已牺牲）把北部边区村庄连成一片的红区。这一带的群众工作正在酝酿着游击战争的爆发。

　　7.13华莪飞机场事件

　　华莪(Sanggau ledo)是西加省山口洋市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从山口洋经白芒头、凹下再经过盘旋回转的山头小路到达孟加映，再上就是华莪。这一带到砂拉越边境是原始森林和蔓延不断的山。大概因为和马来西亚只隔着这堵青山墙吧，所以显得特别险要。华莪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政府建的，以方便军事联络，以后成了苏哈多前线军驻防地，这里有军事仓库,抗马时期储藏的苏联、中国、捷克、美国等各式各样武器。

　　当时边区华人一方面受砂拉越革命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苏哈多反共反华暴行引起不满情绪，所以广大的华族乡村都秘密地掀起了反苏哈多斗争。1967年4月间，万诸介、孟加映、华莪一带群众斗争热情高涨，6月西加各地又上一批新兵，由砂拉越游击队军事指导员帮忙训练。

　　1967年7月13日得到情报说7月17日印尼军军头要来华莪察看，由于6月间华莪驻军内部常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内部各集团拔枪相对，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他们的上级便命令全营士兵，暂时把枪支收藏进军事仓库。

　　游击队缺乏枪弹，这是武装斗争的关键问题。为了补充枪支，必须从敌方获得武器，刚好火焰山领导人获得新的有利情报，给他们一个动手的机会，知己知彼是武装斗争最主要的环节，经过周密侦察仔细策划，经过领导上对情报分析的结果，认为在他们深藏武器在仓库的时候，敌方没有武器，正是夺取武器最好的时机，他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67年7月13日作出战斗的决定后，便开始部署。7 月14 日黄汉、梭菲安、刘晓三位高级领导人傍晚到达华莪，15号下午3 时阿礼带来三位当地向导，正巧在15 号到16 号早上是掌握军火库钥匙的值班员，15 号下午5 点开始袭击准备，印尼方面参战的有：梭菲安、海涛、文多罗、艾芬迪、海洋。亚礼找来八十多位地方群众，至于行动计划为了保密他们并不知道情况，他们在乡间田野上紧急行动，在不平凡的黑夜中迅速按计划埋伏，等待命令。

　　第一阻击组剪断敌方电话线，埋伏在路旁，准备给援军痛击，第二阻击组向敌方营房移动，准备卡住军营与军火库之路，另一组已经在破坏军方的全天候操作的无线电台。凌晨1点30分传来了一声枪声，讯号枪打响了，灯光熄灭整个飞机场一片黑暗。

　　在战斗队指挥员的指挥下，领导执行任务的群找到值班掌管军库钥匙的军人打开牢固的军事仓库，缴获一百多支武器，50多支来福枪，50多支冲锋枪，几十盒弹药，都被运输的群众搬走了。梭菲安还特意留下纸条说：“对不起，我们借用你们的武器，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

　　天亮之前抢军火大队撤回火焰山基地，安放在安全的地方。7月15日凌晨，就这样轻易地吹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的号角，挑战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的武装斗争突然爆发了。当时参加飞机场战斗的，冒这么大风险的竟大部分是未受冲击的农村革命群众。

　　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及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错误的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革命工作者，于是便开始铺道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火焰山必经的道路。另外是孟加映地区安排了好几位主要的群众工作干部，也在紧鼓密凑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

　　一、印尼革命运动必须根据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压迫,而非以种族观点即原住民与非原著民来看问题。

　　二、华族应成为斗争的积极分子，反对排华斗争；

　　三、必须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四、配合全国与国际革命形势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积极支持北加人民的斗争与加强合作。

　　具体路线是：

　　一、尽快培养各地区的华族干部以领导华族反抗苏哈多的排华政策。

　　二、反对自发性和宗派主义

　　三、呼吁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成立宣传组，在火焰山部进行宣传教育。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巡逻、准备粮食、开辟稻芭自力更生等。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火焰山部队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火焰山总部有：司令员黄汉（砂拉越）、梭菲安（印 牺牲）刘晓（砂拉越 牺牲）；军事组组员：邓亚礼、鲁成、刘乔治（砂拉越）；宣教组：老何（砂拉越 牺牲）林英（西加）；医务组：文军、胡阿山（牺牲）、蔡惠娇、红云（西加 牺牲）；火焰山部队印尼队长艾芬迪（西加 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政治部主任黄坤涵（西加 牺牲）、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林英、民运工作爪哇人阿曼（牺牲）、阿山（牺牲）、哈山（牺牲）等，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

　　西加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当西加印共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合作建立火焰山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消息在华族群众中不胫而走，面对种族迫害下的西加华族群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反对苏哈多反动政权的情绪不 断高涨，于是群众工作者在进行革命宣传时，他们热心地对革命武装斗争给予人力物力 的支持，年青人更毫不犹疑地进山参加打游击，他们大都不是印共党员，他们仅是被迫上梁山的积极分子，在昔邦经过训练筛选才上火焰山基地。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的森林，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张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油脂(darma)以代灯。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劳动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油脂，油脂树在火焰山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当照明灯用。

　　火焰山附近不远处有稻芭，以自力更生的口号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头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昏迷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肚子胀而死去。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有一班队员的营房由老何负责，为了更安全起见再撤退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我们就蹲在这儿以迎接围剿的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失去了群众撑腰，没有粮食来源，游击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无法进行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我们只是躲藏不能反击，革命斗争是处在极被动地位，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把部队化整为零。

　　1968年初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带领砂拉越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开回砂拉越第一省森林中坚持斗争，因形势所逼于1973年10月27日走出森林，放弃了武装斗争，1974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走出森林放下武器的人数共570人，尚留在森林里坚持斗争的战斗人员173人（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人，和东部北加人民军133人）。因马来亚政府方面不断进行围剿，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粮食完全断绝，饥饿、牺牲和病逝，使部队人数不断减少，最后在1986年5月30日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16名队员全部在印尼境内被捕，西部武装力量完全消灭。东部北加人民军在洪楚庭司令员的领导下，最后坚持到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26年的武装斗争。

　　1968年西加火焰山部队战士与砂拉越战友们分手后，西加方面生病的送回王明站，并且分批撤回白区，经过长途跋涉、跨越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重新投入群众中搞群众工作。

　　战地这个背叛组织的队员，晚上在长凳栋趁队员们睡觉时候持枪扫射营房，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死，有的逃脱。西加武装部队陷入苏哈多军队重重的包围中，把整个森林踏平梳理干净。在此危险困难的情况下，其他个别武装小组被迫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西加省委书记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队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第八章、10´13保安站的战斗

　　华莪附近群众不愿出去投降，就在大山林中盖起几座群众营房，建立一个保安站。保安站就是民兵站，就在离群众营约五百米处，当地青年民兵觉悟性高，已在民兵站前挖了战壕，民兵战士们守卫着群众站里的上千名老乡。

　　火焰山部队领导者梭菲安派我和医务组红云，帮助群众处理卫生健康问题。群众为了躲避苏哈多军人的屠杀，他们跋涉重山越林，老人孩子在这种坎坷历程，其情况非常糟糕，当时出现很多生病的、发烧的吐泻、胃病、风湿病、疟疾病、生疮的，有的走山路伤到手脚的、小孩头上生疮的，在森林被迫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医生，医药极有限，伤口因苍蝇下了卵伤口腐烂虫在钻，红云非常细心地给他们处理，天天给他们洗伤口换药，生病的只能用针灸处理，以关心群众的病痛健康问题。

　　1967年10月12日离保安站半公里处，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带着一连战斗队，在驻营地准备吃粥。营地被发现，乔治排和围剿军驳火了。班长瑞荣、亚木、景胜、马里、惠根、尖兵张添等马上与围剿军驳火，军方五人被打死，游击队方面曾贤中弹牺牲。军方撤退，刘晓也下令撤退至保安站。

　　保安站在M字形山坡的左上峰，右山坡较矮而且有十字山路，右山坡还有民兵挖的陷阱，军方要来进攻必经山坡下爬上来，保安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当刘晓带领战斗队来到保安站时。他领导部队队员重新挖好加深民兵挖的战壕部署战场，n字形的战壕，战壕前面插上树叶作隐蔽，有一株大树斜横在离战壕十多米处的山窝下，这是很理想的战斗阵地。

　　当时我因有任务在身也在群众站，同时帮助关照群众。我得知我弟阿世已来到保安站，好几年没见他，早上七点多我特意去保安站看望他，不上十分钟我已来到保安站，也亲眼见到了这准备作战的庄严阵势。

　　我和北加军事作战指导员刘晓握手见了面，他很谦虚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穿着整齐的军服，高瘦个儿,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坚定锐利的慧眼。有经验的刘晓同志，一边指挥工作一边鼓励同志们的志气，士气很高。

　　早晨大家接受和执行各自的任务，乔治已带一队去巡逻，刘晓部署了工作便到山崖下冲凉。我弟阿世告诉我，等下可能会有一场战斗，因为围剿军已跟踪快来到这儿了，老刘已派人通知疏散群众。我怕群众未疏散，若打到群众站一千多名群众将造成莫大损失，我赶紧回群众站想帮助疏散群众，但刚走不远，枪声、吊炮就在我头顶的树干上爆炸开了，树枝不断掉下，当我回到群众站时，群众全都已疏散藏起来了。

　　事件发生后阿世告诉我，我刚离开保安站一会儿，站岗的队员阿影隐蔽在山坳大树下，看见军人马上往上爬回来，就报告说围剿军已出现，当时刘晓在山沟下洗澡，阿世迫不及待地从山上急急下去通知他：“刘同志，兵来了！”耳有点聋的刘晓未听清楚已被阿世拉扯上来，来不及穿衣服，他已知情况很严重了，即刻跳进战壕指挥战斗，小梅同志递给他毛巾围在身上，边打边穿衣服，就这样拉开了10月13号保安站最激烈的战斗帷幕。

　　阿香和阿影说，当时保安站的阵势是指挥员刘晓、老何站在中间，陈山(砂拉越)和阿香(印尼)站在左方弯角，艾芬迪站在右边。阿影补充说，参加者有良平、甘达、阿影、林松、阿然、阿世、阿香、小梅(女)、阿安、雅头、海洋、黄狗、惠根、阿拉、梅英(女)、莲英(女)、云山、小赖、李四、伟保。这些都是刚参加的印尼游击队员

　　几个队员用火药枪瞄军人，有的新战斗员还未发得枪支，他们就一边帮助有枪的队员找目标。军人爬上横着阻拦围剿军的大树上，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好几个掉进了铺好的陷阱，啊哟！啊哟！嚎啕大叫，他们不敢冲锋了，只匍匐着前行，一跨上大树又被瞄准的几个枪手射中了。艾芬迪打得好凶，他拿的是AK捷克新式自动枪，在战壕右角瞄准着打，军人不敢再抬头。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叫：“前进、前进！”但是军人不敢再冒险。

　　军人改用手榴弹投向保安站，不偏不倚落在挖好的战壕里，可能因为潮湿没炸开但还冒烟，指挥员刘晓急忙战斗员把丢进来的手榴弹拾起来向军方扔了回去，我弟弟阿世还扔了一个回去，陈山说他反扔了好几颗。当时丢进来的十几颗手榴弹，若在战壕里炸开可能死伤人数不可胜数，说也奇怪被反投掷回去的手榴弹都在军方开了花，死伤不少兵，哭叫声、喊妈声混成一片。只听到他们的上级逼他们“前进！”“笨蛋”的嚣骂声。他们拼命打吊炮，吊炮在近距离是打不到的，只听见在树梢的爆炸声和树枝折断了的声音。

　　阿世说虽然队员很多都是新战士，但在老刘同志的指挥下士气非常高，他一边打一边领导大家高喊雄壮的口号和唱语录歌:“打倒苏哈多！”“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响亮的歌声压过了凄厉的叫喊声和枪声、爆炸声。这时一颗子弹打进陈山的胸膛，他受伤了。

　　阿香双手示意着对我说：“我和陈山站在左方弯角，因为他是这样抬起右手瞄准打的，军人的子弹从右方打过来。”阿香非常详细地向我比划着说：“当他中子弹倒下来的时候，我扶着他，把士美枪放下，红红的鲜血喷出来，还喷到我呢，我赶快撕下他一块衣角布，把布堵住枪伤口，血还在流，陈山的枪被没有枪的良平拿起来向军方射击。“

　　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二点，战斗了六个钟头，突然枪声停了下来，包围军撤退了，军方打了求增援兵信号弹。

　　阿影说：他们三百多个士兵不够还打三次信号弹求援，这时指挥员刘晓也打了个信号弹，乘围剿军喘息的机会命令战斗队赶快撤退。由向导伟保带队穿越山沟的时候，伟保被一颗流弹击中倒下滚进山沟牺牲了，他不是在战斗的时候牺牲的。

　　指挥员刘晓马上率领大家撤回保安站，然后在队伍撤退的后面向军方进行三面猛烈扫射，第二次再由雅头作向导带队向前冲，阿安背着受伤的陈山，全体队员安然撤退。

　　1967年10月13号的保安站激战，从群众探得的消息称，军方跌进陷阱和中弹的，死伤20多个，用几辆军车运载死伤者。

　　军方传言说：“游击队里有上千名中国志愿军，声势才这么浩大，不然哪有这么勇敢的战士在战斗中唱歌喊口号，我们仅几百人的军队哪能包围得住打得过呢？”

　　根据参加战斗的战士的叙述，那次参加战斗的大多是新战士，拿士美枪(自动新式机枪)的是比较有战斗经验的三位砂拉越指挥员和战斗员即刘晓、老何、陈山和西加的艾芬迪(火焰山队长)，加上几支步枪、火药枪，其他是手无寸铁的新战士，一共也只不过25位火焰山部队队员！这班进攻保安站的围剿军真倒霉，在回营的路上再碰上巡逻的乔治队又被痛打一顿，死伤几个军人。

　　

　　第九章、幸运的陈山

　　高大黝黑的陈山(乌山)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队员，也是火焰山部队的一位班长。他参加了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的战斗，就在激烈的战斗中第一次受了伤．在我的一篇10.13保安站战斗中已说明，就是陈山抬起右手射击，结果中了军人一颗子弹钻进胸部，站在他右边的阿香撕下他一块衣角布，堵住喷出的血，他拿的士美机枪被良平接过后猛烈回击。他在医务员白山的抢救下恢复健康。这是他第一次中子弹受了伤。

　　2010年我们去砂拉越取印好刚出版的《西加风云》，顺便也去会见砂拉越老友和过去的战友，非常高兴我和陈山相见了，几十年不见，谈起当时他受伤的情形他非常激动，他说当时被战士们抬进群众站，觉得身体臃肿膨大，原来受伤的胸部积满鲜血，后来医务员用银针帮他放掉谧积的血水才不大肿痛，回到火焰山基地则由白山义务组长给他打针医治到痊愈，只是因没有解剖的器械，子弹还深藏在胸部直到现在。

　　火焰山三号芭在一个广阔的稻田中，生产队被派到稻芭工作的同志正在用手拔稻田上的野草，这是火焰山部队自给自足粮食的来源之一，大家默默地工作，当时刚好我也在稻芭。陈山一手抱着机枪，正在给拔草的同志们站岗，他跳上已被锯下横倒的大树上来回走着巡逻眺望，他非常负责任地执行任务，每个角落都逃不过他的视野。突然他望见远处有人在蠕动，好象是自己的战友，他张开嘴巴大声喊：“雅……”喊声还未叫完，“砰……”不偏不倚一颗子弹从脸颊穿过，非常幸运牙齿舌头都没伤到还完好，有个同志马上扶起他，我们立刻钻进大森林中消失了。

　　回到火焰山基地，医务组长白山马上为他医伤口，当时医务员红云也协助医治白山。好了后脸上有酒窝，大家都笑他苏哈多给他留个酒窝作纪念，这次是第二次的幸运。当2010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我摸着他的脸意味深长地问道：“你的纪念品还在吧！”

　　大家会感到非常奇怪吧，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他的生命像开玩笑那样神奇，在千钧一发之际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第十章、“八三〇”部队

　　1967年7月15日飞机场事件后，地方武委主席温兰、农会主席陈贵华、雅子、陈亚添、周德福等六个人被抓到孟加映机场枪毙。

　　1967年8月1日从孟加映属下等地二十个地方乡村青年，每地派四、五位先进青年民兵集中在仙水港，在蔡高土屋附近进行军训，当时负责军训的是：鲁城和小平，他们训练了整整一个月。1967年8月24日，政府军到群众园里去采波罗蜜，被乔治带领的游击队员碰上了，发生驳火事件，打死军人几个，民兵伟贵、赖兰生被军人射击牺牲了。

　　华莪事件爆发，1967年8月25日政府兵烧双宾港、板堆，老人陈耀章、吴禄、吴川被扫牺牲了。

　　1967年8月26日黄添华、黄民添两兄弟屋子被烧，他们也被枪杀。蔡高土是仙水港村的负责人，对朋友非常热情，游击队员就住在他家屋后的树胶园，这村里的群众都是拥护者。

　　群众工作者李松源改名为苏拉民，他在这地区活动已经很久了，是这村的负责人。队伍日益壮大，部队进行军训，执行训练队员的是两个有经验的砂拉越战斗队排长乔治和鲁城。那时虽然大家都知道苏哈多的残酷手段，但因华人遭受到苏哈多的迫害，对苏哈多充满仇恨，另一方面受到革命烈火的燃烧，都抱着满怀革命热情投入革命队伍，青年人都急着参军,华莪、孟加映一带是红色区，形势一片大好。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领导上准备在孟加映区域成立部队。1967年8月30日，梭菲安、黄汉从火焰山基地赶来，陈武侠等也在仙水港。

　　1967年8月30日下午2 点，小平和鲁成教的队员八十人来到大操场，举行成立“八·三〇”部队仪式，梭菲安和黄汉就在靠近蔡高土附近山坡上的营房。参加成立仪式的有陈武侠、文多罗、小平、苏拉民、老柯、阿增等，还有不少群众都见证了部队的成立。陈武侠讲了很多话，小平说直到现在他的演说还非常清晰地耳边回响，陈武侠说“我们革命就像造一栋房子，厕所要先做好来，建成的房子若没有电灯就一片黑暗，房子做好了，厕所有了，进去一扭总枢纽的开关，明亮的灯就能把整个房子照亮。“八·三〇”部队就是电灯总枢纽的开关。”

　　蔡高土以嘹亮的歌声高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有一位群众风趣激昂地说 ：“城市人都敢放弃一切来参加革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怎能躲进被窝里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乡”这一席话得到热烈的响应。

　　成立仪式上决定文多罗和小平领导“八·三〇”部队，会议结束后，二十个乡村的民兵代表成了“八·三〇”队员，他们各自回他们乡村组织民兵队。

　　1967年9月1日，小平和文多罗被派到沙里门训练群众，直至9月6日训练结束。当晚小平和文多罗接到紧急命令去莱伊山集中。从“八·三〇”部队中挑选出十多个健壮的队员马上出发，隔天就要到达目的地，平常走两天的路一个晚上就必须赶到。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半跑步急行军，下山滚下去，到半夜大家都很累，上午九点到达目的地，休息后出发来到莱伊山。

　　9月7日下午三点先在离杨掌兴家一段路的莱伊山上埋伏，陈武侠当总指挥员，三面伏击：陈武侠和小平一队，哈山带一队，文多罗一队。

　　陈武侠交代若军方不缴枪就开枪射击，下午五点果然军人牵着牛走过来，阿金先开枪射击第三个尖兵，没打第一和第二带路的达雅人。陈武侠向军人大声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投降!”但军人硬冲，后来，军方打乱了，有的哭叫着说：“我受伤了。”

　　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前进，后面有医院！”当时“八·三〇”部队展开一场近距离战斗，军方四个人，放走前面作向导的两个达雅人，没打他们，只有一个军人逃回去，击毙三个军人。9月8号他们到回战斗地点侦察，缴获四支枪，两支捷克自动枪AK，两支中国制SKS来复枪。9号军方一百多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收尸，尸体载回鲁万埋葬。他们把枪交给陈武侠以后回仙水港村。这次战斗大大提高士气，于是各村都组织民兵、训练民兵、成立了民兵队伍。村里的年轻人自愿报名参加民兵队。

　　不久，形势越来越紧张，苏哈多用新式武器进行大规模围剿。1967年9月的某一天，文多罗带队来到高土家吃饭时，接到一个情报说明天有军人来围剿，因为送信的老乡走到半路睡觉，因此接到情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来不及埋伏。文多罗带队走到屋后的树胶园，只有苏拉民在那儿不肯走，他想帮群众收拾东西再走。

　　小平这一队也刚吃了饭来到高土家后面，不一会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们马上倒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苏拉民受重伤，看看驳火位置，军方是在下坡，大概苏拉民听见动静马上走到外面，正好看见敌人便马上站着开枪，枪弹打到肚子下方。若他伏下来就不会打到肚子。苏拉民还很镇定地问：“同志们好吗？” 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

　　一天，“八·三〇”部队接到陈武侠传来的紧急任务，总部领导人的部队被军方包围了，叫部队队员去扰乱他们，由文多罗带队去打警察局。上级仅叫他们去骚扰敌人，所以没有意思去枪杀他们的家属，他们站着向营房上方扫射，并没伤敌。包围总部的军人仓促调回营房，为总部解了围。

　　这事件发生后，军方以挑拨、利用甘榜人进行烧、杀、抢，群众被逼出去集中，军方还进行大规模围剿，小平等跟上级的联系中断了，以后只好分组各自行动，“八·三〇”游击队就分散结束了。

　　

　　第十一章、失去群众的支持

　　1967年飞机场事件过后，华莪驻军才突然发现已经失去全部武器了，被游击队“借”走了，苏哈多怒火冲天，谁敢惹这魔头？本来1966年已经开始发动排华事件，这件事更使他加快脚步，马上从中央调派屠杀印共最出名的红帽兵来边界一带进行大规模围剿。他成功地玩弄熟练手法挑拨离间计，在内地兄弟族群中散布反华排华的宣传，迫使内地兄弟族群反华，不反华就是与游击队同罪，并伪造屠杀达雅人事件，引起达雅人的仇恨，军队配合愤怒的达雅人向华人发红碗驱逐华人，军方乘此机会发出不许华人在边区一带居住的命令。这充满炮火味儿地区的人们，经受不住强大围剿军的袭击，以此种反动政策，把边区一带的华人驱逐出家园，去山口洋等地集中，让西加、砂拉越联合游击队失去群众，失去粮食的来源，达到包围

　　所有群众的粮食都被围剿军毁掉，他们守在稻芭、木薯园、黄瓜园、谷仓。饿了的游击队员、华族群众去找吃的时候，被枪击毙了不少。

　　火焰山一带，因为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群众，根本找不到吃的，这时粮食已逐渐完了，游击队员为了在有情况被分散时每个人都能煮来吃，因此在背包后面背一个小罐，所谓背包也只是一两件军服，什么都没有了。最初游击队员们大家还煮粥吃，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化，每人只分得一个小瓶盖这么一点点的米，大家为了塞饱肚子，便找些树叶放满满一罐水煮，用水和树叶来充饥，一天只吃一小瓶盖的米，当然无法忍受饥饿。最后就连一小瓶盖的米都没得吃了，战友们饿得只吃树叶，寻找磨粮地点抛弃的谷壳、谷糠拾起煮来吃，或当干粮。没了粮食更谈不上盐和糖，大家的健康问题实在太坏了，骨瘦如柴。去山下洗澡取水，走上山的营房时，连脚步都挪不动，没气力，只得慢慢一步步地拖。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战友们没投降、没失去信心，大家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孟加映、华莪一带边区华族遭受屠杀和被赶出山区，山区广阔华族居住地，每个村庄只见一片荒芜的胡椒园、树胶园等空无一人，有的已经被内地达雅人或马来人居住了。保得性命的一部分华族疏散到山口洋、坤甸一带地区或被送进日本沟集中营，他们几十年甚至百年来的积蓄、财产、家园全被占据，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向华人住家行乞讨饭吃，吃了不少的苦。大家看到同胞遭受灾难，不少本地华人给予他们救济和援助，但也有一些人害怕沾上祸，自扫门前雪。华族的灾难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被屠杀被驱逐的血泪史，直到现在日本沟居住的难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斗争中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就像鱼离开了水，无法生存。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群众的支持。没有人力、物资的来源，在大规模围剿中，不能进行反围剿，日益处在越来越被动地位，最重要的达雅群众没有支持游击斗争，反而受到军人的挑拨联合军人围剿游击队，西加革命武装斗争宣告暂时结束。

　　领导上安排一批批的队员化整为零转入白区积蓄力量，继续坚持工作，保卫梭菲安的警卫部队，辗转于横平山、松伯港、米仓、瓜兰等内地森林中，以等待时机，从中继续进行党的建设，巩固组织，搞好统战和各族群众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最后策略才是进行武装斗争。

　　

　　第十二章、武装斗争化整为零后的新策略

　　

　　第1节.火焰山部队转移到三站

　　第三站是武装斗争的后方，它是在木杆、乌洛、枋山、昔邦一带属高原丘陵地区。本书第一篇有关“西婆罗洲华人历史”中，已较详细地介绍了十八世纪,中国华人不远千里来到西婆罗洲开金矿的历史记载，十几个华人开金矿公司区域即是鹿邑和顺公司的范围，如林田公司、乌洛公司、大港公司等、鹿邑公司等，就是在三站的地盘内。这里曾有过和顺公司工人军与荷兰殖民统治者战斗的故事，深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九卅事件发生后砂拉越游击队最先在此建立“三站”联络站，以后此站由印尼西加印共工作者王明，统筹印共游击小分队以及联系指导沿海地区地下组织工作。

　　林平负责三站周边的木杆地区各村（徐人港、三巴雨历、高山背、木杆埠头及乌洛等村镇）的群众工作。永强和张瑞等在枋山窝禾领导那儿的群众工作。而昔邦方面的工作由海涛负责。

　　各村的男女青年自願地组织民兵团，在“民兵营”中进行军事训练，政治辅导及医务训练，人数达三、四十人。决心参加武装斗争的青年一部分调往火焰山基地，

　　因贝辉带兵 袭击群众营，一千多名群众男女老幼，被敌军押往木杆镇，然后用小汽船分批押下文岛宜。再送往山口洋“巴士兰”集中营，而其余的妇孺老幼则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结束了群众的逃兵生活。

　　对于作恶多端的军方走狗，组织上决定给予应有的惩罚。胡文忠在山口洋市街上公开被刺杀身亡。贝辉从邦戛逃往假狮，一天夜里正当他在民众家聚赌之际，被当地组织上的负责同志枪杀。还有其他各地区也同样进行了类似的行动。此次除奸行动令民众大为振奋。

　　边区武装斗争暂时失败了，火焰山部队分散转移到三站，暂时保存力量。在敌我强弱悬殊、失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苏哈多军大规模围剿，使武装部队陷入被动地位，无法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部队领导梭菲安决定退回白区再搞群众工作，重新打好群众基础是基本目标。全部火焰山部队成员撤回第三站。

　　根据长远的政治斗争观点，分析其发动武装斗争的时间、地点、民族情况，第三站是不是有利于武装斗争基地的条件？

　　一、昔邦木干一带清一色是属华人区，被达雅族村庄紧紧包围着，一有风吹草动华人逃不了；

　　二、革命斗争没有与其他友族携手合作，没建立与其他族群的统战工作，没有群众基础。

　　三、1967年发动革命武装斗争是正当苏哈多篡夺政权后，他们狂妄地屠杀印共，反华最疯狂时期，华人成了代罪羔羊，发了疯的族群又受到反动军人反共反华的宣传，华人处在最下风，华人虽被迫拿起武器跟军人干，但友族却受到军人的挑拨离间向华族群众杀过来，这里三站的群众就站不稳了。

　　在军人子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都集中起来建立群众营，这样一来这里的华人群众已不能成为武装斗争的支柱 ，却成了武装斗争的负荷。不是革命群众帮助西加党组织解决人力物质的来源，相反的是西加党组织必须帮助群众解决吃的、住的、医治病痛 以及保护他们的生命危险。

　　军人配合达雅族不断围剿，从中又出现叛徒，群众全被集中赶出革命武装斗争区域，党需要革命群众铜墙铁壁的支持，在实践中党的路线违反了革命理论，鱼不能离开水，党不能离开革命群众。武装斗争的路线错误了，就使党失去了群众的支柱作用，结果失败了，从三站走出森林再投入白区工作。

　　第2节.  重整旗鼓

　　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当火焰山部队及其他部队残余战士，突破苏哈多中央军联合大规模围剿以后，全部残余的战士与干部化整为零转移到沿海白 区山口洋属厥兰坪，总领导人梭菲安决定召开第一次党干部工作会议。主要干部是树华、张瑞、林英、永强、展明、林平、海涛、老虎、东方红、老马等十多人 ，在陈武侠主持下学习辩证唯物法则和毛泽东选集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接着便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梭菲安也作自我批评，会上总结了六七年开展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上今后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

　　会议决定：

　　1. 因局势变化暂时停止武装斗争，部队化整为零。

　　2. 实行两项任务：

　　a.重新整顿党组织

　　b.成立A局、B局

　　3. 决定全面发展群众工作路线。

　　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西加武装部队成员转移到三站最后走出森林来到沿海区，他们脱下军装成为平民，落实到群众中去，和农村群众一起到田里种田，海里撒网打鱼，一起吃苦和群众打成一片。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

　　为了更好地展开群众工作，首先决定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西加新印尼共产党，以梭菲安 、陈武侠、王明为最高党领导小组，同时还第一次建立西加党领导的AB局，A局是坤甸、松伯港一带，B局是山口洋百富院一带。

　　以后又再重整，区委会属下有各村的负责同志，每个村中都有积极分子和 群众中的保垒户。村负责人在区委会的指导和协助下，在定期或必要的情况下召集建众小组痤谈会，讲政治、局势、党的方针路线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以对群众进 行政治教育。一些有条件的村单位还进行集体生产种农作物，以增加组织的经济收入。从这些活 动中锻炼群众的组织纪律性，提高政治思想，非常有效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力量。

　　有关西加党组织刊物《劳动报》，这份刊物原由陈武侠主编，但当他前往山区领导武装斗争之后，坤市的《劳动报》编辑工作由郭克、阿光和阿庆等人负责。郭克被捕后，便由阿光、阿慕、阿庆三人共同负责。不久后阿庆变成消极脱离革命队伍，老马从山市调来与阿慕一起负责《劳动报》之出版工作，直到一九六九年底在陈武侠直接领导下转移到砂坝港地区，老马及阿慕等也转移到砂坝港。阿云、阿志和阿德三人加入编辑出版工作，並把《劳动报》改名为《燎原》。另一份是党报《红旗》，党员必读，由梭菲安直接掌握，老马为执行编辑。

　　一九六九年中，沿海白区地下组织工作及群众工作全部由 陈武侠所掌控。梭菲安、陈武侠和王明三位最高领导层中间发生意见分歧，领导层出现了矛盾。三位领导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党的工作策略和方针上，特别是着重对内地达雅族群众工作，这是搞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因此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卡江上游内地落后农村，开展达雅族的群 众工作。

　　一九六九年五月，组织内掀起“批判学思”的运动。是因陈武侠以学思笔名在《燎原》刊物中论述组织工作的问题，陈武侠认为不必急于搞卡江达雅族工作，必须先打好华族群众基础。由于领导人内部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统一思想，明显地出现了陈武侠独个儿与梭菲安和王明的意见分歧。

　　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作，组织把梭菲安准备接到敌人鼻子底下的松伯港一间亚答屋住 ，一九六九年六月间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交通员阿宝租用一辆军用吉普车到砂坝港接林平，警卫员学平坐在后座；林平和司机坐在前座，四个人全穿上绿色军衣，戴上军帽，每人各持冲锋枪以防万一。他们登上吉普车后，司机（交员）加大油门快速前进，一路上有许多军人和民防队员的岗哨，汽灯通亮如白昼，幸好一路上通畅无阻，当晚一点正抵达松柏港市郊。

　　在松伯港住了三个月又转移到远离米仓十多公里的森林处，此处位于勿里里河上游，没有公路山道可通，沿水路才能抵达该处，这就是以后被称为“愚公山”的据点。上下“愚 公山”或运送物质的工作都经过周密的伪装掩饰，一般人不易察觉。   “愚公山”这个据点，脱离敌人的监控，又不为外人所知的安全地带，神不知鬼不觉地让西加组织最高领导者和一批革命战士在那儿生活了数年。

　　第3节. 有关“愚公山”基点

　　在“愚公山”召开党 干部会议，在这儿开展滨委会属下的各区委会开展政治教育的学习班。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负责人和群众中湧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对党的重要文件 ──“自我批评”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从中提拔村干部、中级干部等，因不断开辟新农村党组织，于是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党最为首要的问题。

　　一九七零年三、四月间，梭菲安和王明在“愚公山”主持了第二 次干部研讨会，学习印尼共产党的重要文件“自我批评”及其他革命理论，参加的人数有林平、林英、老马、张瑞、展明、永强、林醒、老虎、海涛。学习完毕后，召开了第二次干部工 作会议。参加的干部对一九六七年武装斗争至一九六九年党组织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总结对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制定了其战略性目标和具体的方针、策 略。并成立了新的党领导机构，即省委会，滨委会，卡委会。

　　第4节 “愚公山”会议的决定：

　　会议通过了以梭菲安为书记、王明和林平为委员的西加印共党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省委会属下的滨委会 以林平为书记，负责领导沿海地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卡委会以王明为书记，负责卡江上游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党的宣传及党刊物出版由老马负责，直属省委书记 梭菲安掌控 。大会制定并通过今后西加党的战略目标与策略 方针，其要旨如下：

　　1．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印尼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为指导，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以及在偏远的卡江上游落后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2． 建立西加印共省委会，逐步在各地区建立党委会、党支部和党小组。

　　3． 加强各基层干部、工作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印尼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文件的学习和教育。

　　4． 把卡江上游内地落后农村的达雅族工作，作为党组织的重点工作，把主要的干部调派到落后农村与达雅族群众，实行“四一起”即冋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作为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

　　5． 巩固沿海地区的群众工作，调派干部进入沿海内地达雅族乡村和马来由族乡村开展工作。

　　6． 坚持白区的地下工作原则，避免公开暴露；建立严密的地下组织。

　　7． 以合法身份打入各合法社会团体，进行宣传鼓动并引导群众展开合法形式的斗争。

　　卡委会由王明负责领导，初步工作主要是调派干部打入卡江 上游一带，因此卡委会仍未有委员。一九七零年初，一批上层的领导干部开始顺利投入卡江上游各重要城镇，在那里以合法的身份、公开的职业立足下来，

　　第5节.滨委会最后改组：

　　滨委会历经几次改组，最后一次改组是西加沿海地区直至党组织，全面崩溃的最后一层滨委会，

　　书记：林平；

　　委员：陈武侠、哈山（爪哇族）、乌末尔、发青。

　　改组后的滨委会，具有以下特征：

　　1.  华族与爪哇族成份的相结合。

　　2.  老、中、青年的相结合。

　　3.  滨委会委员直接兼任区委书记。

　　第6 节. 五.二五政治行动

　　一九七二年在滨委会领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行动──“五.二五政治行动”。这是七一年“锄奸行动”后的又一次政治行动。该行动由滨委会提议并获省委会认可的一次政治行动。为纪念五.二三印共党成立周年纪念日。这里所指的政治行动就是张贴反对苏哈多右派军人政权的传 单和标语。五月二十五日清晨六时，在同一时间内，西加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出现青红兰绿各色传单和标语，在政府机关、警署，甚至长沙坝军事训练所学校同一时间升起红色印共党旗。“五.二五政治行动”轰动了整个西加乃至于全印尼。

　　“五.二五政治行动”并非偶然或突发之事件。它是西加印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化之下产生的一项政治行动。党组织领导人是想通过此政治行动来激发群众乃至于党员、干部日渐低下的革命斗争情绪。

　　组织上决定进入落后农村的立足点，应该设在卡江下游处的一条出海支流北岸的大森林。这一地区位于昔加罗南面，那里已经有干部投入，待那儿的群众工作搞得差不多之时便能逐步向上转移。该地区东北边便是彬路，南面靠近西加与中加边界的“拉夜山”，属于西加最高的大山。按计划以后便 可以在此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

　　领导上急于转移到达雅族落后农村之山区，是因考虑到“七.二五政治行动”后的局势可能会紧张，担心在“愚公山”不安全，才急于转移。

　　省委书记和警卫队员转移到古务农场后，西加党组织派去谒见印共国外党代表团的陶青回来了。他顺利会见了党代 表团成员。早在一九七二年省委会决定派人去与国外党代表团建立联系。临行前，梭菲安在“愚公山”召见陶青，并把西加党组织自“九卅事件”后的一切活动讲 述给他听，要他转述给代表团。经过一番功夫终于顺利前往。在那儿停留两个多月后，经过对方深入调查后便获准见到了党代表团成员；经对方的 不断盘问审查后，陶青把西加省委书记所交代的事情转达给他。对方没有自我介绍，只要求陶青将其面孔特征告诉省委书记必会清楚会见者是谁；对方要求西加省委会调 派省委会成员前来面洽。

　　当时省委书记忙于召开省委会讨论当前局势发展和对策，对陶青传达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待后处理；陶青暂时被委派去椰加达，等候决定。

　　第7节. 省委会最后工作会议

　　省委会三人就有关当前的局势作全面深入的检讨。由于有些组织遭破坏， 一部份工作同志被逮捕；更加上以往组织活动方面过于暴露，预测将有更多的同志会遭到逮捕，党组织将遭彻底破坏。领导人已感到其危险性，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 以往组织上的一切活动。检讨从一九六五年“九卅事件”后直到目前为止组织上各项活动，以寻找对策加以全面整顿。此次省委会开会讨论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并对 十几项组织工作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最后决定将设法召集十位重要的干部开会讨论上述决议，并重新选出新的省委会来领导并执行会议之决议。省委会也决定了这十位重要干部之人选，其中包括陈武侠、老马、林英、哈山、乌末、张瑞、树华、老虎、永强、林醒 。但是两个月后时局发生变化，情况极为紧张，续之不断发生逮捕和变质之现象，省委会计划召开的重要干部会议无法付诸於行。（部分取自林平《西加风云之动荡》）

　　第十三章、挑战达雅族农村

　　

　　第1节.落实达雅乡村

　　1970年在移公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新决定，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扩展到卡江上游，落实到达雅族乡村。革命的胜败取决于群众，但不能仅靠华族群众，能不能推动和搞好达雅族及其他族群，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我和几个朋友坐卡江的万隆船，经过几天几夜来到华族小市镇，我们以难民身份作掩护去做工，潜伏在华族群众中，先解决吃饭和立足问题。然后脱离约束，以开杂货店作掩护，几个同志住在一起，解决了身份问题。

　　我们和当地驻军的关系搞得好，以做生意的名义，到达雅族乡村搞群众工作。做生意只是一种工作形式，利用当地华人和达雅人的良好关系融入达雅族中，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位华族，太太是达雅人，他的小孩都能讲客家话，他们在达雅地方也有个家，我经常跟他的孩子到达雅村庄以卖衣服，发夹、镀金项链等生意和达雅人生活在 一起，作为打好关系的桥梁，也给她们烫头发，我的烫发技术不大好，没学过，只凭勇气，用老式烫发，就是用火烧铁针热了才夹到头发上。

　　我们作买卖或烫发什么的都没用现钱交易，在内地乡村没学校，他们没读书，文化教育方面非常落后，因此当地人民不懂得钱的使用，甚至不知道钱是舍样子。只好和他们交换米谷，树胶，登加旺等当地产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要做群众工作又要养活自己。

　　我和这些达雅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种稻，休息之际，他们喜欢抓被火烧死的树干上的小昆虫吃，咬得滴滴答答好像挺好吃的样子，他们也要我抓来吃，我不得不抓来吃，活生生的昆虫放进嘴里怎么能咽得下？我偷偷地吐出来放它走。他们挺能看出在洞里有山蜘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山麻蜞（小螃蟹）这么大的蜘蛛，抓到后就烤来吃。黍粉树里的虫很肥胖，也都抓烤来吃，挺香甜的。

　　我到这甘榜后，经常住在甘榜头家，甘榜头有妈妈和一个太太，没兄弟姐妹，而他也没孩子，当时我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甘榜头已是三十多岁，因为我和他妈妈结拜姐妹，他非常尊重我，叫我阿妈。起初觉得好笑，但久了倒觉得亲切。我经常学习他们的达雅语言，他们每次开甘榜会议时，只要我在那儿他们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我倾听他们的讨论，最初完全听不懂，慢慢地能懂得些他们讨论内容。甘榜头或德盟公在开会前必须念一段好长又很顺口的开头语，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世代相传下来的文化。不容易念，但他们念得非常快非常顺耳。

　　他们不管在开始收割或喜宴、死祭、处理甘榜的事务、偷窃、打架，坐下来开会，开头都必须以此种念开头语的形式。他们没有进学校、没学习文化，他们根据世代相的风俗习惯相传下来，他们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他们出去好远的地方种植找食物，除了几家留下孩子，其他屋子都空无一人，就是在饥饿的季节，都很少听到有偷窃别人东西的事情发生。偏僻农村很少出现奸诈虚伪，老乡们也比较有友爱的精神。

　　我曾试开劈一座稻芭，我不曾当农民，当然我完全不知怎么种稻。他们帮我砍树烧山，帮我插洞播种，我们一起工作,我只给他们吃饭，不久他们又来帮我拔草，我也给他们吃饭，他们开稻芭，我也帮他们工作，他们也给我吃饭，我们互相帮助。一边工作我的朋友一边给我讲故事，讲了好多达雅族民间故事，其中一个坏姐姐陷害妹妹换丈夫、米老鼠的故事、为什么会有瀑布（我们要去这甘榜要经过一座山的瀑布）、仙人桌的故事（在一个乡村有石桌和石椅子，还有他们吃的杻栎（daun sere）盘、沙拉外的石臼等。对我来说这些故事和传说非常宝贵，但有些故事已忘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相对唱山歌(pantun)，一首山歌有时是讽刺性或开玩笑的，他们能很快地流利回答对歌，而且对得很好。我也觉得奇怪，他们没读书，但是能演讲得这么好，对山歌对得这么好，故事讲得这么好呢？甘榜里的事情也处理的有条不紊！这里他们信奉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我参加了他们的结婚礼仪，收成礼仪、送葬礼仪。

　　Pantun

　　达雅族乡村人民的山歌:

　　Kalau ada sumur diladang,

　　Bolehlah kita menumpang mandi.

　　Kalau masih ada umur yang panjang,

　　Bolehlah kita bertemu lagi?

　　如果在田里有井水，

　　我们可以借光洗个澡吗？

　　如果大家寿命还长，

　　我们还可以再相见吗？

　　Kalau ada jarum yang patah,

　　Janganlah engkau memakai lagi.

　　Kalau ada kata yang salah,

　　Jangan engkau simpan di hati.

　　如果有断了的针，

　　你千万别再用它。

　　如果有错了的话，

　　你别深藏在心上。

　　

　　第2节.结婚礼仪

　　根据达雅族人的风俗，他们有早婚的风俗习惯，女孩子九岁、十岁他们一般上已经有婚约，一个十多岁至二三十岁的男子就已经向这些女孩子求婚，男方经常等女方长大，大概最重要的是杜阿酒(arak tuak)已经准备好了，女孩十三四岁就可以出嫁。有一次我跟一位刚12岁的小女孩烫发，这女孩非常漂亮，她告诉我收成季节她要结婚了。

　　他们的结婚典礼经常是在收成以后，上年如果收成好就已经先酿杜阿酒。有的因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没请酒席，只是简单的婚宴罢了。

　　有一天达雅甘榜头和德盟公及其他朋友邀我参加附近甘榜人结婚之宴，听说有杜阿酒我特别高兴，我经常听说杜阿酒好香，但还不曾尝试呢，这正是好机会。

　　我们用一艘小船，前面后面一个撑竹篙的，在河面上一撑船就向前行，两个多钟头来到婚宴的地点，我们上了船，就听见铜音声在丁丁当当地响，我们高兴地来到结彩的家，已经有人把我们引进屋去，接着坐在竹编成的地板上。

　　成群的人群围着一个一个的瓮，大约有十几个瓮，瓮里插着用稻管做的吸管，我先被邀请去跳朗岗舞，我跟着他们扭啊扭，手伸平直左右摇啊摇，自由自在的没有一点约束，要跳的就毫不犹疑地上前跟着Gamlang锣声在扭。扭了后就坐下来喝杜阿酒，我咬住了吸管然后慢慢地吮吸品赏，有点苦味也有诱人的香甜，吸上两三口后马上觉得天旋地转，喝醉了，倒下马上睡着了，他们叫醒我回家的时候，我摇摇欲坠、跌跌撞撞跑回船上。

　　第3节.送丧礼仪

　　我们来到一个乡村，听到很长的哭喊声，根据达雅朋友说，家里人去世了，哭的声音要放长而且要响亮，米谷多的也就是有钱的，可以留棺五、六天。这家她的孩子去世了，配着敲锣声Gamlang的乐器，好像哭得很伤心。

　　送葬的时候，一些人戴着牛鬼蛇神的面具，据说是鬼神来迎接阴魂回阴间，敲着锣跳着舞，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正出神地观看的时候，几个人走上前来，摸了我们的脸一把，当看对方的时候，才吓了一跳，整个脸成了黑脸，只看到黑白转动的眼睛。原来他们用黑锅底加椰油摸在观看的人脸上，我们用水洗不去，只好找肥皂擦，非常有趣。

　　第4节.收成偷稻仪式

　　我也种了一个山头的稻禾，因为气候不好，很久没下雨，稀稀疏疏地结了些稻穗，收成一定不好。当收成季节，整村的人轮流收割，轮到收割我的稻谷，虽然只收了几箩谷，但还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首先有一组人先到要收割人的稻田偷割稻，如收割我的稻山时我假装不知道他们已在采收我的稻山，就叫“偷稻”，割了一篮的稻谷由带队的来到我们的茅屋前，然后队长讲了一大堆听不懂的非常流利好像诗歌这么动听的达雅语，所谓前言，意思是我们偷了你的谷，对不起，现在还你，但愿你明年有更好的收成。

　　我们的饭菜煮熟了，偷谷的回来了，我们马上开饭，虽然菜很简单，鸡肉煮树薯叶，一样菜而已，但非常好吃。当我吃完饭，他们竟把他们盘中剩下的饭菜往我头上倒下来，我被淋得非常尴尬，我说你们怎么搞得，他们哈哈大笑，说这是风俗习惯，他们的意思是年年收成有余，我也笑着去洗澡。

　　第5节.我和达雅朋友同甘共苦

　　我曾和三四个朋友在达雅朋友的带领下，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落后达雅族农村，女人腰上只围着围裙，上身有的穿内衣有的没穿，光着两个奶。

　　在那儿我们也刚好碰到几个达雅族男人，以最原始的围着屁股下部的布(Pan jiau wat)，大方地扛着打死的山猪向我们走来，相隔还好远一种难闻的味道已经传来，当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猪已经生虫了，肥肥的虫在钻，他们说已打了两三天的山猪，特意让它生虫腌了，这样更好吃。

　　我们自己在外面煮树薯吃，他们也煮山猪吃，他们好客特意邀请我们，我们按照风俗在山猪的菜上用手点了一点，就是意味着我们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了。

　　我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上山种谷、收割、一起喝TUA酒、一起跳LANGGANG舞，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一起挨饿。我第一次看到挨饿的人民是那么痛苦的，他们从十月份已开始吃薯莨、野菜、竹笋、蘑菇充饥。

　　薯莨是一种薯状的果物，削了外皮以后，切成块然后用篮子装了放进流水中冲两、三天，才能拿起来晒干后锤碎做成饼来吃，不经过此过程将中毒甚至死亡。

　　我们好几天没吃饭只吃薯莨拌芭姑，我曾跟他们一起吃大蘑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蘑菇，像雨伞那么大，大约一米宽、一寸多厚。吃起来没味道，有点酥。如有饭吃当然不可能吃这种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没半点营养的东西，只是为了塞饱肚子吧了，因为他们种的蜀黍都被山猪抢着吃完了。

　　在青黄不接的饥荒月，我目睹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两三个月粒米不进肚，我也目睹一位十一岁小女孩已经剩下一口气从她的乡村送下来，他们煮了一点米汤喂她，就这样救活了她。有一个乡村死的人最多，他们吃浸在水中的一种树的皮，最后很多得肚子疼死去。我达雅朋友的妈妈告诉我，过去有一次大饥荒，什么都没好吃了，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他们吃树菇（树上生的蘑菇），连树菇都没有了的时候，树菇不消化，大便后再捡起来洗了再煮来吃。

　　达雅人种稻只能种高山丘林，因水量少太干燥以及季节的变化，都会造成收成失败。要渡过很长的青黄不接时期，直到二月份才收成，因为向放债主先欠账借米谷，收成时必须加倍还债。如果收成不好，刚收割后一两个月又得挨饿了。每年都饿死了不少人，尤其是小孩儿瘦得不成体形骨瘦如柴，夭折的更多。大概一月份出水果季节，他们便吃水果充饥，约二、三月份才开始收成。我亲眼看见一位达雅女人，孩子刚生下几天，因为母亲没乳水，又没牛奶或米浆水，结果用榴莲喂孩子吃，刚出世几天的孩子吃了榴莲哪能活？

　　我与达雅友族同胞共同的生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应该更加关怀内地达雅族人民的生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应该让他们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关注他们的健康问题，孩子的识字教育问题等，达雅民族的进步就是印尼国家民族的富强！

　　第十四章、最后一次研讨会

　　1972年，农场的一个隐蔽地点，在警卫班的严密防卫下，召开了全西加滨海局和卡江局的干部研讨会，这是在西加革命遭破坏以前的最后一次干部研讨会，参加者达四十多位。会议前进行学习讨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各单位作报告并互相学习搞群众工作经验，最后集中研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上的决定：贴标语！

　　最初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时虽非常严谨，但有时也因地点暴露遭逮捕，在没有法律庇护下，不少被枪毙屠杀。当我们把斗争矛头转向西加最北部的森林搞武装斗争后，因政策上的错误，在武装斗争中无论砂拉越或印尼的革命者和群众，牺牲了无数优秀的好儿女、好干部！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武装斗争失败后，我们被调往最东部的卡江上游搞群众工作。亲身体会到内地革命工作的艰苦，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硕果得来何等不易，没经过这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最后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一些干部和革命种子，多么宝贵！

　　我是参加最后研讨会者之一，我倾听许多干部的发言，尤其是干部班班长雄民激烈鼓动性的演讲。他说：“为了让群众得到革命烈火的锻炼，使革命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壮大，贴标语是锻炼群众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以考验和激励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斗争情绪。”

　　有位干部说：“到处贴标语，军人就会吓得疯狂了。”接着一个个上去发言，不外是热烈支持“贴标语”运动。我急了。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我经历过一个事件：九卅前我与一位同志曾被派出外地搞工作，她很热情而且忠心耿耿，她认为应利用合法时期，尽量发展和公开地搞。而我认为尽管合法时期组织问题也得保持一定的秘密，以防万一。真的，因为她工作地点搞得热火朝天太暴露了，九卅事件发生后她的组织全被摧毁，群众被逮捕，遭受极大的损失。根据这一经验教训，我想必须尽量阻止“贴标语”这一可怕的行动！

　　为了说服大家，我还向大家介绍我过去曾读过的一本中国革命时期的小说，故事情节与印尼革命类似，大意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几十个乡村的干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反抗，组织暴露了，结果遭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大逮捕和屠杀。这时仅一个村的领导干部，平时领导群众在表面上服从日军的命令，日军叫修路他们修路，叫送粮就送粮，日军认为他们才是好样的，其实他们暗地里在进行抗日活动，结果仅这乡村保存了村干部，被日本追杀后剩余的其他村干部，都在这村保存了下来。

　　最后我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尽量保存力量，保护我们的干部！贴标语非常引人注目，政治触角非常灵敏，我们的革命工作各方面还未成熟，卡江一带民族工作刚开始取得一些成绩，这一行动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雄民作为研讨会班长，他不曾经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们认为搞革命非常轻松，他听了我与他相反的意见便问我，卡江一带要不要跟着“贴标语”行动，我说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决不参加贴标语行动！我的发言马上受到一些干部激烈的抨击，尤其是雄民（贴标语行动后被捕成了大叛徒），批评我不积极支持组织政策，结果想站在我一边的同志都畏缩不前。

　　滨海局领导人林平认为： “五.二五政治行动并非偶然或突发之事件。它是西加印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化之下产生的一项政治行动。党组织无非是想通过此政治行动来激发群众乃至于党员、干部日渐低下的革命斗争情绪。”

　　会议结束了，各回各的岗位的时候，沿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贴标语活动。事实证明，贴标语行动带来了不堪想象的后果。我们卡江一带民族工作虽没贴标语，但也被风暴席卷进去，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举棋不慎，全盘皆输！

　　

          

　　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于1966年最后一次         1998年5月，愤怒的印尼人民，占领了人民协商会议

　　领导人民两项任务内阁会议上演讲                  大会堂并爬到屋顶，宣布印尼人民自由民主的胜利

　　第十五章、一个受伤的心灵

　　每当我假期回坤之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访过去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叙叙旧事，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

　　2008年我回坤之际听说阿美病了，我们几位老朋友，特意去看她。过去是非常瘦弱风吹都会倒的小女孩，现在胖多了，脸庞好像胖得特别不正常。晚上我们一起到文多罗家叙旧，谈谈过去，回忆旧事。阿美越谈越激动，痛苦的回忆像刀割一样心疼。1972年5月25日，当时她还很年轻，十多岁的小女孩，因为组织错误的决定，叫她去张贴标语。清晨街上还是静悄悄的时候，勇敢的她在张贴反对苏哈多的标语时被逮捕了。与她一起被捕的几个年轻女孩，都监禁在坤甸警局扣留所。

　　她说：“在扣留所他们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男的只穿短裤，受毒刑拷打和用电刑，两个拇指绑上电触，有的打得死去活来，再从楼上拖下楼。女的除了拷打以外，衣服全被脱光，烧下身，有的还被用瓶子塞进去。在两个乳头绑上电线通电，双手也被绑上电线通电，一阵抽搐，心脏好像要停止一般。把枪头夹住两手指之间，疼得死去活来。有一个女孩来月经，不给穿衣服，血在滴，还遭受残酷的毒刑，她气愤地乘军人不注意，便一把抓住打字机向自己头部砸下去，想自杀，被军人阻止。”军方把能用的刑具都在他们身上尝试了。有一个军警，曾经对人谈起他亲自参加过进行审讯的经过，讲得天花乱坠，叙述他们如何对待这些政治犯，好像干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这种残无人道的对待政治犯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人权！

　　军人能抽打他们的身，用尽各种刑具，但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屈服！能活到现在非同小可。因为曾遭受电刑，所以阿美的心脏受了伤，非常衰弱，讲太多走太远都很累。她说不久前，因为心脏病发作差点送了命。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

　　

　　第十六章、坤甸大监狱绝食记

　　1965年九卅事件犹如热带的暴风雨横扫整个千岛之国，右派军人发动恐怖行动，到处是腥风血雨，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老百姓遭到无妄之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流离失所、有的精神崩溃……新秩序的军人政权干下了滔天罪行。

　　1965年10月，西加军事掌权者大举逮捕异己份子。印共党员及属下组织成员首当其冲。一批批毫不知情的群众被投入坤甸大监狱。

　　第一批入狱的有工会领导范邦、拉斯摩； 青年团领导逹哈、沈平； 《赤道日报》和《首都日报》坤甸版记者苏纳约和杨国豪； 妇女会领导西莎和华蒂玛； 早市商贩财伯和张伯；咬呷、老港、蓬佛、大院、上侯、富都等地的印共支部领导。随后坤甸外围一批批的农民也相继鱼贯入狱。

　　西加华社人心惶惶，日夜忧心忡忡。军人时常夜出清乡，搜捕异己份子。深夜里军车隆隆，四出抓人，华社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杨国豪首当其冲被捕，他是黎明报副编辑也是坤甸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他说：坤甸大监狱分A、B、C、D、E和F六座监房，政治犯入狱后，原来监禁罪犯的D、E、F监房改为政治犯的拘留所。军事掌权者未经任何法律途径强行逮捕无辜者，事后才拿了一纸拘留书叫己被监禁的政治犯签署，以防受到法律上的指控。

　　狱中的政治犯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没有放风，不准交谈，家人不得求见，每天24小时狱吏严密看守。F座单人房塞进六人，E座四人房塞进八人，D座八人房塞进十余人。监房坐东朝西，中午时分才见到太阳。早餐是一小撮玉米饭和一小杯水，午餐和晚餐是一小勺米饭、一小杯黑糊糊的空心菜和一小片农民平时用作肥料快要发霉的kapetek咸鱼脯。入狱不到一个星期，政治犯都消瘦了。

　　虽然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大家的意志并没有消靡，透过窗口大家暗地里传播内线传来的信息，承受政治斗争的严竣考验。

　　1966年3月份，政治犯的伙食越来越坏。早餐只分一小块姆指 大的树薯，午餐和晚餐是一小勺连猫儿都吃不饱的米饭。更糟糕的是，米饭不时渗有尘土和沙粒，要进食还得用水冲洗。

　　恶劣的伙食给政治犯带来致命的疾病──营养贫乏水肿症。得病者手脚和面部浮肿，精神萎靡、懒于走动； 久而久之，患者腹部肿胀，一直拉肚子，身心极度疲困而呼出最后一口气。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接二连二的政治犯饿死了。

　　有一天，来自农村的沙雷伯饿死了。入殓之前，全体政治犯站在铁门前，向沙雷伯表示深切的哀悼。

　　当晚狱中领导阿未兄通过窗口传话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我们要过人的生活，我们不愿饿死，我们宁愿绝食而死，从明天起，大家一起绝食，向当局表示抗议!”

　　翌日，狱吏送来伙食时，大家都拒绝领取。狱吏们慌了手脚，经上司下令，即刻把伙食改善，把一盘盘香喷喷的大米饭送进监房。但政治犯都拒绝进食。一向霸气十足的军事掌权者也亲临监房规劝大家进食，并把阿末兄隔离，用尽威逼利诱的手段要政治犯就范。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绝食还在进行，有的狱友开始进入昏迷状态，媒体也已有所闻，当权者害怕激起公愤，只好答应阿末兄的要求：1.改善伙食，2.每天放风两次，3.准许家人接见，4.政治犯可以在狱中空地种植蔬菜。

　　经过这次绝食行动，提高了政治犯的觉悟和地位，狱吏们不敢再作威作福了。 绝食行动让政治犯的身心获益不浅。

　　第十七章、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政治犯集中营（M房）                            铁丝网内的大合唱             军人监视下的“自由”

　　《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设在坤甸Sungai Raya约六公里处的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 A、B、C、D、E、F、G、H、I、J、K、L、M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至50人。一个囚房有二十多个小房间，一个小房2 x 2.5米住三个人，小房大房都锁着，空气混浊就在房中轮流到小铁窗透透气。早上五点半和下午开门拿饭的时间才能去厕所大便、洗澡，不然大便小便被迫在牢房里边，没有放风时间。

　　A房是重要的政治犯守得最严密，王明、林平、Pak Kestan中校，监禁在A房， 1978年pak Kestan心脏病发作，在监狱去世，经他家属的抗议尸体才允许载出去。H房大多是前迪波尼哥罗军人，他们大都是苏加诺前总统的同情者。

　　政治犯中也有一部分他们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的，其中007流浪汉、阿兰、mariam、Kartini她们是路上等客的妓女。神经不大正常的 Kartini还被提上法庭，以印共罪名监禁十多年，苏哈多政府宁愿抓错一千，不愿放过一个而被投进监狱的。

　　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政治犯Mandrung 担当。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掺沙和小石头的饭、几条咸鱼和一碗煮得黑黑的空心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l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食物不卫生，加上水土不服，初来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公里）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的年青人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映、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印共党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监狱里白天必有人被调去楼上受审问。1971年代被捕的大部分是贴标语的，最初被捕的受的苦最多。为了逼口供，遭到木棍的毒打，甚至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遍体鳞伤，用电刑、用烟火烧、剃光头、在烈日下跑，被推进水池里浸。

　　起初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只有60多人，被捕的越来越多，最后监禁人数达千名政治犯，包括砂拉越一些被俘虏的几十位游击队员，其中有张立华、新汉、姣娜、伊莎、小明等，后来他们因砂拉越领导人黄纪作与政府签订斯里阿曼和平条约，经砂拉越政府要求被送回砂拉越处理，并在砂拉越释放。

　　监狱里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从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975 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老李说：某天晚上，他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事隔不久，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老李说：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他说： “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应许。通过这些活动，政治犯与监狱看守人员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老李的房，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华语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老李他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被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 最后在国际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干涉下，一些没经过审判的1965年后被捕监禁在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终于在1978和1979年间一共一千多名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了。1983年王明、郭克等被判十多年徒刑的也期满后释放。但陈武侠在出狱前夕不知何原因在监狱里去世，监狱的官员说心脏病发作，叫他家人来收尸把他埋葬了。

　　第十八章、山口洋政治犯集中营

　　

　　1968年8月8日山口洋的巴士兰集中营，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山口洋监狱斗争事件，小平说：事件起因是1967、68年被逮捕的群众或武装人员被集中在山口洋军营，而在军营中也混进被扣留的民事犯。各房有房长，C房换新房长刚接位，由难友阿发担任C房房头。

　　早上大家有秩序地排队领饭，房长阿发在旁边维持秩序，民事犯名叫里果的不知阿发是新房头，看他不排队就推阿发，阿发还手推里果，马上几个民事犯围打阿发，阿发再大的本事一个人怎么也打不过几个民事犯，他的头被打出血了，当然政治犯难友们也不会袖手旁观，马上向民事犯发出进攻，民事犯件事不妙，他们赶快跑回自己的房自锁，政治犯也被赶回房里。

　　荷兰时期建造的监狱非常坚固，但愤怒的政治犯竟把房门推倒。监狱长马上要求军部派兵来集中营维持秩序，他们说政治犯造反。事件发生后民事犯就被调走，政治犯不再和民事犯混在一起了。

　　在那里集中了男女几百人，监狱里每人都有编号，如贝官明1968被捕后编为933号，成为正式犯人，狱中每天两顿饭，半饥饿。过去这里很严，吃不饱不卫生，每天都有几个人死。政治犯被监禁的时间有的较久了就较自由，他们在狱中可以种空心菜，早上采了后就在营前的店里卖。守得不那么严，要买东西向看守说声就行了，每星期两次让家人看望，送东西多大家开玩笑说榴莲掉得很大。集中营里开饭了大家就通知说领来路了，就准备拿盘领饭了。

　　每天下午看守带政治犯去尖山路边水沟洗澡，早上看着上百的难民们挑着柴到市上卖，下午又看着他们回家，要走几十里的路，他们很多是难友的亲人。集中营中大家闲着就会一堆堆坐着听讲故事、讲笑话，大家哈哈大笑，一时也忘了身在狱中。

　　第十九章、道房流放集中营

　　1974年 政府给政治犯一些有限的自由，但从中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一部分调去新党作了五年的砍树工后，又把他们二百人载去道房县，贝官明是其中一位，他从山口洋巴西兰监狱载往坤甸sungai raya监狱，从坤甸载去新党做树，又从新党再载往道房流放区，辗转几个监。贝官明说，下午三点离开坤甸，第三天船在道房县的沙古安小镇靠岸，经过一整夜在海上摇晃，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出海，都有感到头晕，呕吐，躺着没吃东西，上岸后走路也不平稳，第二天，从沙古安走了十多公里路，最后到达一个沼泽喃地通过一个小区加纳KANAL，在那里难友们造一座桥还建造了四间房子，每间五十人居住，这里有讲课教室，军人守夜房，看守人住房，值日军人参谋部，这里被称为工作训练中心，营房离海边三公里路，是道房通往沙古安必经之地，因此被流放的政治犯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每天早上五点集合做早操，早上吃了饭就工作，做草场、除草，若几天没下雨，就会有一种红虱子，咬人廷疼，难友们每顿饭都吃不饱，所以有钱就自己买米，没钱只好把衣服当些米，最后军人允许他们去找吃的。当广场做好后，坤甸司令部人员来这儿举行开幕仪式，政府开始派农业、工业、园林、建设、渔业等技术人员来讲课，循化，学习班查西拉课、上宗教课，大家都喜欢争后面的座位，因为乐得后面睡大觉。两个月后，政府寄来了造房子的工具，他们开始造房子五人一间。随后坤甸又载来五十人，一共造了五十间房子。村里有什么热闹如演唱会、庆祝会、放电影等这里的政治犯都会走六七公里的路去凑热闹。

　　每天早上八点得点名报到，还叫一人上去读班查西拉，这政治集中营解散后，他们到难友的亲戚开的林场做散工，如修铁道、造铁道、做木桐等工作，但还不也允许到道房做买卖，他们在本地做糕饼业、晒油、打铁、裁缝、造船等等，很多人也开始耕种。

　　1979年得到释放但不准离开市区，只发给释放证。以后他们要求回山口洋，但每月都要报到，有时被集中训话，做了盖上OT的居民证。被监禁的人，不许出国，直到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二十章、试探讨革命失败的几个问题

　　

　　1965年西加共产党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后，高级干部已完全被苏哈多专政者一扫而光，创伤还未愈合，无法进行党的建设，组织工作只服从梭菲安的指示和决定。当统治者向印共党大扫荡时期，西加只保存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干部，在发展群众问题上除了华族群众，完全不敢向其他族群进展。正当组织内部面对干部奇缺，还未产生巩固的领导核心之际，暂时的领导层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缺乏人民群众支持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不少优秀的忠心耿耿的干部，这是给西加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左倾幼稚病的急性病，至使武装斗争失败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回白区。

　　1969年撤退到沿海白区以后，在百富院横平山的蕨兰坪（所谓蕨兰坪是因为这地带长了很多ketlam草），梭菲安召开第一次干部会议作了检讨，总结了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决定了当前任务，以群众路线为最基本政策，重新建党。1970年在米仓的愚公山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经过一年的群众工作已大有进展，培养的干部大大增加，会议结束后，大批干部被派往卡江上游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当时沿海一带群众，一般上对苏哈多反华排华政策感到不满，但是觉悟性还不高。滨海干部和群众工作者积极地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他们在华族乡村的每一家去串联，整个沿海区绝大部分乡村的华族群众可以说已经组织起来，已把各沿海乡村连成了一片红区，干部在这些区域活动都不成问题。

　　每个乡村都有本地和外地结合的村干部，他们领导群众，男女青年、小孩进行学习、教育、运动、开会、集体种稻、搞经济工作，向群众做个别或小组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等，这些工作正在发展壮大。

　　卡江达雅乡村群众工作也正在开展，每个较大市镇和乡村都有一个稳扎稳打的地下站，群众工作者脚踏实地真正地和当地民族融成一体，串联当地族群尤其是达雅族人，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列，群众工作者在农村认真执行四一起的统战工作。

　　在此作者仅想探讨几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已经有相对广泛的群众组织，能在群众中立足，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因贴标语而一败涂地？我们试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一) 1972年东南亚各国如马来亚、泰国、砂拉越、菲律宾等国革命斗争正走向低潮和失败；中国国内正闹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形势影响了西加革命斗争的走向；外在因素对印尼西加革命运动产生不利影响，动摇了一些领导人和群众工作者的思想和革命信心。

　　(二) 领导人低估敌人的政治军事力量，造成失败的内在因素。苏哈多上台以后，便向他的政敌大刀阔斧砍尽杀绝，实行法西斯政策，成了军事独裁者，军人到处横行霸道，尤其是华人完全失去民主自由的权利，苏哈多强化军事力量，这是在进行政治行动前决不可低估的的重要因素。

　　(三) 从基层到高级干部甚至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觉悟不够高，干部们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大都是教师、学生或者小贩、商人，还有一部分农民和工人，他们因不满苏哈多的排华政策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而对革命认识不够深刻，对领导革命工作缺乏经验，在碰到困难和被捕的时候左右摇摆，动摇不定，经不起严峻的考验。

　　(四) 领导层对组织系统不严密，没根据严密的地下工作原则办事，即以无形组织单线联系法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却采用多线联系法，使军方从贴标语的行动中找到了革命弱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军方下手的时候，非常轻易地把一连串的有关者全都投进监狱里。

　　(五) 处理干部工作做得不好，在武装斗争中牺牲了大批干部，以后在白区地下工作中也不少干部被逮捕。在提升干部方面，最高领导人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人，没彻底了解干部的思想实质，只看到表面的积极性，没认真研究被提升者的工作能力和对组织的认识，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都认为这是领导人梭菲安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最大的失策。

　　(六) 整个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非常不利于西加革命运动，因为只有西加省进行反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斗争，而邻居东加、南加、中加及其它岛屿如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布亚、马鲁姑等地方人民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只要有风吹草动，当然苏哈多可以集中调派大量军事力量，针对西加革命运动。贴标语行动一被发现，中央马上如临大敌，调派最有经验的特种部队、特务人员，进行大规模行动以摧毁革命力量。

　　(七) 1969年，蕨兰坪会议总结经验后，群众工作正稳步渐进，1972年5 月25日滨海局领导人林平及其委员提议由省委梭菲安同意，决定以政治斗争形式激发干部和群众的斗争热情，大规模发动从坤甸至山口洋一带、老港、海外等地进行统一的贴标语发传单运动，内容是反对苏哈多政权，还张贴了党的标志甚至升党旗。在平静的海岸兴风作浪，在还没成熟的政治斗争时机大大暴露自己，让军方省悟到反苏哈多政治组织原来还存在并再重组，还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地下活动。公开地到处贴标语，向军方显示了自己似乎非常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没估计到政府军拥有强大完备的军事力量，鸡蛋碰石头，因此造成贴标语的执行者、积极分子、地方干部被捕。贴标语运动是导致最后崩溃和失败的原因之一。

　　(八) 政治斗争是武装斗争的前提，因此必须先有武装斗争的准备，有了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经受考验的党组织、有了觉悟的群众、决定了有利于武装斗争地形的基地、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都准备好了，才谈得上政治斗争。发动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要锻炼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才能在斗争中逐步把政治斗争推向武装斗争的平台。

　　领导层没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进行深入研究，落后农村工作刚刚起步，以上所提的条件还没具备，虽然已研究了基地的范围，但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条件还差得远，尤其是达雅群众还没组织发动起来，一旦白区发生事故，落后农村无法隐藏保护干部，更谈不上武装斗争。

　　滨海局发动政治斗争，展开贴标语运动，却无法阻挡和应付敌人的强大攻势，已经没可撤退的地方，背水一战只能进不可退，退就跳进海里了。

　　第一次是武装斗争的错误路线导致武装斗争的失败；第二次是政治斗争的错误路线，重蹈1967年武装斗争的覆辙，更导致全党的覆灭。

　　(九) 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领导核心不团结，意见分歧，没以革命利益为重，各   坚持自己的意见。正当革命处于垂危之际，根据林平说，他们最高领导层进行二 十多天的讨论会，都不能作出突破危机的决定，最后因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 各自跑了。

　　三位一体的西加最高领导核心，不能以最突出、最有眼见，最坚定正确、最能以 身作则并以团结为主的领导作风去完成历史使命。

　　(十) 最高领导人的革命信心不坚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的思想，没有彻底为革命的决心。他们被捕后，在面对军人的最后考验关头，没有坚决维护党的利益，上级最高领导层王明和林平，以右倾投降主义向军方投降了。全盘托出。

　　1972年，整个滨海区的组织被破坏了，接着追捕卡江一带的干部及有关者，全部领导人及干部相继落网。整个革命队伍瓦解了，被逮进山口洋军营、坤甸集中营以及道房集中营监禁。1974年1月13日西加革命首领梭菲安，在坤甸附近的瓜兰森林中，在重重包围下壮烈牺牲了。最后树倒猢狲散！虽然梭菲安已经倒下，但是最后还有在蔡兰花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五十多人的队员，还在昔邦山坚持，1977年蔡兰花因病去世，最后的两个人于1978年被捕入狱，反苏哈多革命力量全部结束，从1965年至1978年的革命过程共坚持了13年之久。

　　

　　第二十一章、浅谈袭击西加华莪机场事件

　　人民战争胜利之本，首先必须深入发动、组织、武装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总是把革命战争的进行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民军队必须有根据地，革命战争才有了根基，人民军队就能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有了训练、休整和补充的基地，就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夺取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根据地是在长期游击战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在不断实践中证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中国人民的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可作为各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前车之鉴。

　　第1节. 715华莪机场战斗的历史责任

　　1967年5月，经过西加、北加两党最高领导人精密讨论的结果，在火焰山建立西北加联合的火焰山部队指挥部。7月15日华莪机场的战斗首次写进了历史的一页，在黑夜中非常顺利地进行着，一百多支枪支子弹全收入火焰山部队背囊中，点燃了西北加在历史上第一次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非常振奋人心。

　　从片面的武装斗争框架角度评价，715战斗激起华人向苏哈多政权斗争的激情，这一号角的吹响，让西加一些华人感到无比痛快，出了口受冤的气，压了苏哈多咄咄逼人的威风，显示出在苏哈多恐怖统治下，还有人敢站出来跟他作对的英雄人物形象，这是打响武装斗争的积极面。但是从整个革命斗争的角度评估，对往后的革命斗争是否起到推动、发展和坚持的作用？面对历史事实，作为历史见证者，就不能以感情用事，轻描淡写来作结论，必须敢以尊重现实，以历史研究者的态度严肃地进行分析这历史事件，从715战斗中所引起的若干问题向历史作交待。

　　火焰山部队是西加、北加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以反抗苏哈多反动政府而组织联合军事指挥部队，所以整个部队部署都是统一的，经过印共和北共领导人进行周密探讨，作出军事部署和最后决定，不可能是单方的行动，在合作的过程双方担负了重要的历史的使命。

　　715战斗一旦打响，意味着人民武装斗争马上向苏哈多政权正式宣布开战，既然武装斗争已经打响，则无其他选择，就必须坚持打下去。面对军事力量悬殊的强大敌人，无可置疑游击战争是残酷的持久战，不可能抢了武器就逃跑算了，必须认识到人民的对手是刚篡夺苏加诺政权的苏哈多，他宁可杀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对付共产党的政策。面对这样强大凶恶的敌人，火焰山部队司令黄汉和西加省委书记梭菲安在策划抢夺飞机场武器之前，是否已做好短期和长期的战略、战术、政策各方案，是否有考虑到火焰山根据地对周边群众及往后武装斗争的影响？这是双方应承担打响武装斗争的历史责任。

　　

　　第2节.西加印共对715事件的检讨

　　

　　武器当然重要，但是当时印共党组织遭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重新建党是印共党员的首要任务。从被摧残杀害的血泊中站立起来，重新建立一个坚强的地下党，一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有较高素质的党员所组成的新型的党组织，党领导，才能执行历史使命。有了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党，才能实行长期武装斗争的计划。

　　1968年西加党书记梭菲安领导下，在百富院蕨兰坪召开第一次党干部会议，梭菲安对发动武装斗争的错误路线作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承认1967年715战斗是左倾错误路线的决定，没考虑到建党的重要性，并先执行群众路线和维护群众利益，造成边区华族群众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和遭殃。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吃了亏才认识到印共党中央代书记苏迪斯曼1966年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所提出的高举三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清除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重建马列主义党的旗帜。第二面旗帜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第三面旗帜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统一战线。证明印共代书记苏迪斯曼所提出的党的最后指示是正确的。

　　据了解，西加印共党的第二把交椅彭任能，在1966年未联系到北加组织之前的建议在卡江最上游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他的考量，那里有广大的达雅族乡村山林，九卅前他在那里搞民运工作，民族区搞得很不错，有不少的达雅族党员群众，地形方面山峦起伏交通非常不便，大规模政府军队要去围剿是一个大问题，符合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梭菲安急于与北加同志联手，欠缺考虑选择根据地的最佳地点， 1967年彭任能在未与西部砂拉越革命党组织联合前因胃癌去世了。

　　梭菲安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认识到选择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把革命根据地重点转移到卡江，坚决执行群众路线，许多干部秘密潜入达雅乡村，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西加卡委会的指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实行四一起，把自己当作达雅群众的一员，把革命战争的进行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其次才谈得上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才有人力、物力的来源，才能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第三节、 总结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715战斗成功地打响了而且打得很漂亮，但在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原则上，就这最关键性的一枪，给武装斗争宣判了必然失败的定论。为什么？

　　武装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根据地范围内的群众基础没打好，领导人的主观决定没很好的结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革命是残酷的斗争，革命组织必须深入研究当时是否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了解分析周边的族群，有把握地准备好实行落实各种政策和计划方案。

　　爆发武装斗争前先搞好和提高基地周边人民群众的觉悟，团结和发动他们，使他们成为人民战争的堡垒，这是决定这盘棋胜负的主要因素。如果武装斗争基地的人民不是我们的群众反而是敌人的朋友，群众帮助敌人屠杀围剿我们的武装部队，四面楚歌受敌包围，部队无法休整和补充，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就不能坚持长期的战争。

　　我们试分析基地群众的阶级特性，孟加映和华莪周围乡村大部分是华族和印尼友族，深山住的是达雅族。边区华族一般是种椒、经济上比较富裕，可算得上是中等阶级，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印尼友族以割胶为生，都是回教徒，与华族的感情有一定距离；达雅族是主流也是生活最为困难的族群，是武装革命根据地最需争取的对象。但是他们住在偏远的村庄，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一般认识水平很低，近墨者黑，若受煽动，他们不会进行正确分析，马上作出冲动的举动。

　　西北加统一指挥的党组织没有把武装根据地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来不及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因此达雅族群以后被反动派军所煽动和控制，最后与人民军反目相待，火焰山根据地就落入达雅族村庄的包围中，军队和游击队员的命脉全掌握在达雅族人手中。715战斗后退回火焰山军事基地，也猶如说退回如来佛掌中。

　　发动715战斗之前，在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上，火焰山联合指挥部领导人没邀请在靠近火焰山坚持战斗的宋公山北加第三支队叶杨领导人，大家联合召开党内与部队的战略战术的探讨和部署，以达成统一意见，共同策划武装斗争的整体计划与对策。

　　因为部队组织内部闹不团结，以至北加三支的战友在完全不知情（715战斗）的情况下，遭到敌方致命打击。当时苏哈多军称山里的部队叫做北加游击队（PARAKU）这反动政府还不知道砂拉越与西加已经联合成立火焰山部队，地点就在华莪区一带，他们把好几次的袭击和战斗都归罪于北加游击队的杰作，所以反动军队集中火力针对叶杨第三支队，造成叶杨领导人在敌我军事力量的悬殊的情况下，导致三支领导人最后英勇牺牲和全军遇难。

　　1965年前北加和西加革命者在边区乡村搞革命宣传工作，确实受到群众的热情招待和支持武装部队，715战斗爆发后便引起苏哈多政府向边区人民实行高压及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调戏强奸妇女。有一件必须检讨的事，当群众遭到政府军屠杀追赶集中的时候，西北加武装部队领导人没意识到应该发挥部队党的领导，必须站出来帮助处理安排群众走出森林，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对此问题西北加双方应检讨没做好的责任，应该承认715战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后果既是苏哈多利用排华行动使千百个华族群众被杀害外，又面对几万难民的生存与前途问题。

　　苏哈多排华政策把无辜的华族群众集中在乌烟瘴气无法生存的工厂，载到日本沟、山口洋、坤甸一带，把他们软禁在难民营，毫无人道地折磨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造成每天有无数的群众病死、饿死，他们失去家园财产甚至家破人亡，直到现在有些群众已经三代人还生活在水生火热中，这是非常值得西加北加老友们关注的情况。

　　1967年10.13在保安站展开了一场阵地战，刘晓、陈山、老何都在战壕上，战斗时十多个西加战斗队员还没发到枪枝，他们在两手空拳的情况下，与上百个全副武装的敌军对峙，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他们只能高喊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以激励有枪的战友，并指示射击冒出头来的敌人，最后顺利结束战斗平安地转移，陈山只是受伤罢了。当然这也归功于领导这次战斗指挥员砂拉越人刘晓，相当镇定地带领这批没武器的新兵，完成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任务。

　　如果深入探讨这次战斗是迫不得已而且是非常侥幸地完成任务，从敌我双方力量和武器方面，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几支重机枪和火药枪就敢与武器装备各齐全先进的敌人相较量，能安全撤退亦是侥幸更不能说打胜仗。

　　刘晓和老何最后在回砂拉越征程上为革命牺牲了，西加的战友们永远怀念他们，并向他们致予最崇高的敬礼。

　　715机场战斗后经过一年的胶着，反动统治者派遣中央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反复梳理，把整个基地森林踏遍，游击队员最初还能边游边击，所依靠的华族群众被集中了，断绝了粮食囤粮，没了人力和物力来源，武装队员饿着肚子，为了找填饱肚子的东西而在大森林里游走，部队成员逐渐分散，分组，他们遭到逮捕枪杀，内部思想问题越来越多，有的坚持不了便出去投降，带兵围剿，最后火焰山部队无法坚持，西加北加的两支革命队伍分手了，武装统一指挥部宣告解散，各奔前程。

　　715华莪机场战斗所开辟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因两党的错误路线而告终，就永远画上了句号。

　　最后，根据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人民战争胜利之本，我们试探讨几个问题：1、当时火焰山武装根基地的人民群众是否已经组织起来了？

　　2、武装根基地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如何？

　　3、在与反动势力较量的时候，根基地周边的人民群众，是否站在人民军一边？

　　4、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火焰山部队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人力物力的来源？

　　以上所提的几个基本问题，没有一个符合条件，所以西加武装斗争还没有条件进行。

　　第二十二章.  砂拉越共产党领导人洪楚庭的评语

　　火焰山部队打华莪空军基地，虽军事是成功的，但我们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去看。若从政治的和军事战略要求的层面来看是不可取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若是站在印尼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也可以看到这场攻打行动后的影响。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印尼右派军人的法西斯的屠杀与残酷镇压下，濒临瓦解的边缘。对侥幸保存下来的印共领导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拾残局，重建或重整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为印尼人民指出斗争方向,顽强地带领印尼人民指明坚持继续斗争。在那时，他们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加至整个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以及逐步建立革命政权。若能这样做，这将对西加省委的斗争和我们在边区的武装斗争都是有利的。但印共跟我们的合作引起了印尼右派军人的不安，加上火焰山部队的攻打华莪机场,和接连开展几场进攻战，导致他们下了铁心，要消灭火焰山部队和其他边区部队。

　　我军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去考虑，我军应不主动出击，即使有很好的夺武机会。主动出击，就失去盟友的机会，盟友就转化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树敌越多，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不利的地位。在印方认为，在不断镇压之下，印尼共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了，在西加还出现省委和北加革命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华莪空军事件更给他们狠狠一揍，刺激了他们派军来围剿。实际上，华莪空军基地夺武的成果不能持久，也巩固不了。一时一仗的胜利，反而对加速三支的灭亡，对第一、二支都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烈士篇---永远的怀念

　　过去的战友们根据记忆，缅怀在艰苦环境中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忠实战友和他们牺牲的经过。以上所提之芳名，只是被追忆的一小部分，至于没被写进去的其他无名英雄，因未查究，请见谅。还有很多牺牲者和革命群众，不管是在战斗中或是在白色恐怖的各种情况下被枪杀、被砍头、被折磨、病死、饿死的朋友，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最勇敢、最优秀的好儿女，为了自由和正义，他们抛弃一切，甚至奉献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朋友应该含笑九泉。1998年5月印尼民主运动取得最后胜利，推翻了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苏哈多政权，这里也有西加革命者斗争流血所得来的一半果实。因为印尼西加反苏哈多政治迫害的斗争，完全是为争取印尼民主的正义斗争，战友们的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印尼民族的英雄和光荣。

　　战友们，你们曾来过这世界上，你们也曾为这世点上光和热！我们还活着的朋友，为你们献上一束白色的鲜花，为你们神圣的灵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纯洁的红心，默哀致敬！永远的怀念！

　　第1节．烈士芳名

　　革命斗争中不少游击队员相继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烈士栏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加出色的优秀儿女的芳名，他们是：

　　名字

　　笔名

　　地区

　　牺牲地区或其他说明

　　1

　　梭菲安

　　大哥、赫鲁

　　马辰

　　1974年农场

　　2

　　彭任能

　　二哥

　　semitau

　　1966年坤甸

　　3

　　陈武侠

　　三哥、陈礼夫、老钟

　　坤甸

　　1980年坤甸狱中

　　4

　　黄昆函

　　梭罗

　　1968年火焰山

　　5

　　Hasan

　　爪哇

　　1972年

　　6

　　Umar

　　爪哇

　　1972年

　　7

　　Asan

　　爪哇

　　1968年

　　8

　　李松源

　　苏拉民

　　坤甸

　　1968年孟加映

　　9

　　钟志盛

　　艾芬迪

　　彬路

　　1968年火焰山

　　10

　　周淑芳

　　阿兰

　　昔加罗

　　1968年宋公山

　　11

　　蔡兰花

　　阿春

　　加油打南

　　1979年木杆山

　　12

　　陈福意

　　树华

　　坤甸

　　1973年道房

　　13

　　陈鸿义

　　嘎甲

　　1967年孟加映

　　14

　　许添城

　　坤甸

　　1968年孟加映

　　15

　　林文佳

　　阿灵

　　老港

　　1968年孟加映

　　16

　　李翠燕

　　李燕

　　坤甸

　　1968年孟加映

　　17

　　鲁基山

　　鲁基山

　　坤甸

　　1967年火焰山

　　18

　　乌拉

　　乌拉

　　坤甸

　　1969年邦戛海上跳海

　　19

　　郭正

　　淡水港

　　1971年淡水港

　　20

　　雅美

　　小梅

　　坤甸

　　1967年火焰山

　　21

　　许景玉

　　红云

　　坤甸

　　1968年火焰山

　　22

　　张珍

　　山口洋

　　1968年火焰山

　　23

　　苏西

　　苏西

　　坤甸

　　1968年火焰山

　　24

　　李小明

　　小明

　　1968年火焰山

　　25

　　伟保

　　华莪

　　1967年保安站

　　26

　　阿安

　　文岛宜

　　1968年

　　27

　　张添

　　华莪

　　1967年火焰山

　　28

　　方达

　　砂拉越

　　1968年火焰山

　　29

　　增贤

　　华莪

　　火焰山

　　30

　　文峰

　　骨碌

　　火焰山

　　31

　　许忠科

　　老虎

　　大院

　　1973年道房

　　32

　　刘胜强

　　阿周

　　木杆

　　1973年农场

　　33

　　吴强

　　华莪

　　34

　　周文辉

　　昔加罗

　　1973年道房

　　35

　　如海

　　坤甸

　　1973年道房

　　36

　　国平

　　丁加邯

　　1968年昔邦

　　37

　　蔡高土

　　仙水港

　　1967年孟加影

　　38

　　余克强

　　华莪

　　1972年4月19日，印尼西加

　　打马约森林

　　39

　　陈贵华

　　华莪

　　1967年华莪

　　40

　　温兰

　　华莪

　　1967年

　　41

　　陈亚添

　　华莪

　　1968年华莪

　　42

　　欧伢子

　　华莪

　　1968年华莪

　　43

　　邹德福

　　华莪

　　1968年华莪

　　44

　　彭才

　　1968年

　　45

　　彭真

　　1968年

　　46

　　细拉

　　华莪

　　1968年

　　47

　　林虎

　　1968年

　　48

　　奇宝

　　1968年

　　49

　　黄永生

　　山口洋

　　1968年山口洋

　　50

　　江华

　　1967年火焰山

　　51

　　华明

　　1967年火焰山

　　52

　　朱波

　　1968年

　　53

　　小云

　　1968年

　　54

　　陈耀章

　　华莪

　　1968年华莪

　　55

　　余川

　　华莪

　　1968年华莪

　　56

　　吴禄

　　华莪

　　1968年华莪

　　57

　　黄添华

　　华莪

　　1968年华莪

　　58

　　黄明添

　　华莪

　　1968年华莪

　　59

　　阿云

　　华莪

　　60

　　嫦桃

　　建平

　　三发

　　1972年，因雄民叛变在Sebedang红栋被枪毙

　　61

　　曙光

　　邦戛

　　1972年，因雄民叛变在Sebedang红栋被枪毙

　　62

　　红民

　　1972年，因雄民叛变在红顶被枪毙

　　63

　　阿平

　　1972年，因雄民叛变鲁皖被枪毙

　　64

　　高远

　　1972年因雄民叛变受酷刑枪毙丢到他姐家

　　65

　　朱贵香

　　大树山

　　1967年火焰山

　　66

　　郑福平

　　大树山

　　1968年昔邦

　　67

　　郑秀琴

　　大树山

　　1968年宝宝山

　　68

　　黄保禄

　　大树山

　　1968年宝宝山

　　69

　　志满

　　火焰山

　　70

　　阿强

　　火焰山

　　71

　　刘华明

　　华莪

　　火焰山

　　72

　　刘佑远

　　华莪

　　火焰山

　　73

　　刘佑申

　　华莪

　　火焰山

　　74

　　刘国平

　　大树山

　　1968年昔邦

　　75

　　刘永添

　　大树山

　　1967年昔邦

　　76

　　细拉

　　火焰山

　　77

　　乌云

　　火焰山

　　78

　　惠兰

　　火焰山

　　79

　　雪荣

　　火焰山

　　80

　　林文招

　　山口洋

　　1968年木杆山

　　81

　　向导叶伯

　　昔邦

　　1968年火焰山

　　82

　　向导铁伯

　　1968年火焰山

　　83

　　向导马里

　　1968年火焰山

　　84

　　黄健源

　　大树山

　　1968年阳冈山

　　85

　　朱桂香

　　大树山

　　1968年在火焰山

　　86

　　蔡景平

　　巴西

　　1968年在火焰山

　　87

　　张学伦

　　巴西

　　1968年宝宝山

　　88

　　黄美香

　　大树山

　　1968年宝宝山

　　89

　　吴船

　　华莪

　　1968年华莪

　　90

　　张华明

　　乌拉外

　　1968年宝宝山

　　91

　　林明兴

　　双沟阿金（象尾）

　　1968年在集中营问案被打死

　　92

　　三友

　　坤甸

　　1972年在集中营问案被打死

　　93

　　张兔

　　百富院

　　1972年横平山红栋被杀

　　94

　　彭松

　　百富院

　　1972年横平山红栋被杀

　　95

　　吴小妹

　　百富院

　　柏树下

　　1974年华莪山被杀头被割示众

　　96

　　黄汉

　　百富院

　　1973年在百富院被捕，从此人不见回来

　　97

　　阿朋

　　百富院

　　1973年山口洋被捕，头条港被叛徒海涛刺杀不死，再被军人杀害

　　98

　　阿朋的朋友

　　百富院

　　1972年与阿朋在山口洋被捕，被叛徒海涛在头条港刺死

　　99

　　阿云

　　山口洋

　　昔邦

　　100

　　强古

　　昔邦

　　昔邦

　　

　　

　　第2节、烈士事迹

　　1.梭菲安

　　梭菲安出身在南加里曼丹马辰的一个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长老家里，父亲对他特别严厉。自十三岁就离开家乡到爪哇岛读书，为了印尼的独立自主，他从小就参加抗荷游击队，坚决与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曾被荷兰殖民政府逮捕过，进过监狱。

　　1960年被派到西加里曼丹搞西加党工作，是印尼西加印共省委书记，也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是当时苏加诺政府的一名要员。1965年担任过西加民族统一战线主席(Ketua Fron Nasional)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天网恢恢还是让他溜走，他侥幸地躲过密密麻麻的侦探，在华族群众的掩护下，睡在坟场里、树林、草地上，甚至在市区被军警重重包围下，华族群众把梭菲安装进木箱里，在王明的护送下，安全转移到较安全的隐蔽地点，在街头巷里贴满了抓捕令，抓到的有可观的悬赏，但是华族群众还是站得稳，不被高赏利诱。他把被苏哈多摧毁的组织从新整顿并领导着转入地下，从黑暗中摸索前进。

　　1967年初，联系上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黄汉，决定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经过与黄汉的磋商后双方决定携手合作，讨论结果当时一致认为首要问题是成立武装部队，于是火焰山部队便宣告成立。

　　1967年7月15日在双方配合下袭击华莪飞机场，于是打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第一炮。

　　八年来他领导西加人民进行艰苦地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他忠心耿耿吃苦耐劳，以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从没有群众发展至沿海区和卡江一带的群众。但是由于他缺乏地下白区工作经验，因语言上的障碍，又因他的身份出入危险，不能客观实地调查，只听取几个领导人的报告，造成主观的决定。以梭菲安为核心的最高组织领导层， 没有谨慎考虑后果便执行贴标语运动，这运动把多年来实行了艰苦危险工作的全部心血，功亏一篑，全付之失败了。

　　1974年1月13日，梭菲安自己的警卫队班长被捕而带兵包围他，在军人重重包围下，牺牲了。

　　2. 陈武侠

　　1965年九卅前陈武侠是印共省委委员，兼任籍民学校校长，他是西加的高级干部，苏哈多政府当然要逮捕他，他逃脱追捕后，就一直受革命群众的保护躲藏了起来，转移了好几个地点。当时的干部除了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外，其他大多数都已被监禁在监狱里或被杀害。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们三位领导人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转入地下斗争，保存实力。西加群众工作者在昔邦与砂劳越的领导人黄汉取得联系后，陈武侠便上边区做各种准备工作。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劳越领导人黄汉等进行会谈。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派在昔邦搞组织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和砂劳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

　　以后陈武侠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当指挥员，在孟加影他指挥了几次的游击战斗，都得小胜而归。由于形势发展越来越恶化，于是他们转移到木杆王明站，后来化整为零，回到白区搞群众工作。

　　陈武侠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在红旗报刊发表，以‘学思’为笔名，文章内容提出我们必须先搞好沿海区华族工作，抓好华族经济，然后慢慢地向内地开展，不能性急。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梭菲安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批判学思的思想作风，批判学思（陈武侠的笔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学思只想个人享受不想在艰苦的落后农村搞达雅族和其他族群工作，只想在沿海区搞轻松的华族工作。

　　其实陈武侠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他也很聪明，对军事知识和政治认识也比较高，他有一段时期的战斗经验，也经历过不少困难。他从一个上层领导干部被贬为平常的群众工作者，对于他一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干部，不管在任何情况和打击下，他都很乐观，没有悲观的情绪，他总是哼着歌吹他的口哨，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革命队伍完全失败之前，有些人认为‘学思’的看法并没什么大错，要为他平反。他只是对组织工作犯了些比较狭隘的地区主义，较片面性的资产阶级作风之表现。

　　本来革命斗争队伍应该全面性发展，不能靠局部性的工作，同时干部的工作应向四面八方向各民族扩展，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如陈武侠的警卫员世民含着眼泪说：“不应该因为他犯了些错误就把他置于死地。”陈武侠并不否认向落后农村发展，他当时曾对向他攻击的干部说：“我不会如你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严重吧！”但来不及平反，他已被逮捕，法庭上判他十六年徒刑，他接受和肩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最后1981年在国际形势催促下全体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剩下他自己在监狱，就在出狱的前夕，不知什么原因陈武侠死在被锁着的狱房里。他在出狱前夕无缘无故死去，是否有企图置他于死地？

　　3.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队长，他原名钟志盛，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着大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我们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中毒而死。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AK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我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里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附近，原来我们竟在军人鼻子下活动或休息。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军人，队长会警告我们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同志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我们到地瓜园Kebun Timun，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我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因火柴已用完了，只好一直保存火种，火种用烧过还燃烧的火炭加上火灰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经常带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我们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的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部队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缩小。

　　1968年在营房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打死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军人逮住，被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他的下落。

　　

　　5.乌玛尔(Umar)

　　乌玛尔是爪哇族，九卅事件后他被捕入狱，经过狱中磨练，领导上偷偷把他从狱中拯救出来，他成功地越狱了，组织上安排他领导邦戛一带的工作，经过狱中的磨练使他工作非常谨慎。他曾经向组织提出不能专搞华族，必须设法搞印尼族群，但不容易搞，他也多次向雄民提出必须采用单线联系法，但雄民不听他的，不是雄民的领导地区雄民也插手联系，乌玛尔经常警告他，怕一个人出事一连串被涉及，他的警告被证实了。

　　雄民出事了，他背叛了组织，成了军部的卧底，他所知道的地点都出事，他出卖乌迈尔，乌迈尔和阿姗等一伙分散逃跑，乌玛尔跳进一个水塘里沉进水里面，在无法透过气的情况下他露出水面，被当地印人看到抓上来的。在路上已被打得脸青鼻肿，在军警办事处湿漉漉的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乌迈尔死不开口，最后被军人踢他下身而死去的。

　　

　　6.哈山(Hasan)

　　哈山是爪哇人，九卅前是籍民学校的一位中学老师。1967年第一批来到火焰山，曾参加华莪机场战斗。当火焰山部队化整为零而转入白区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被派到某乡村搞其他族群的工作。1972年，在整个革命队伍遭受破坏的时候，军人包围了他住的小屋子，军人叫他出来投降，他在门后拔出一支长刀，他微笑地走出门外，忽然从他身后挥出一支长刀，直砍带队的军方队长，军人队长的手被砍了几刀，军方开枪射击，哈山倒了下去牺牲了。军人把他拉进屋子里，放把火，里面一个六岁小孩和他生病的爸爸一起被烧死。

　　7.苏拉民

　　苏拉民原名李松源，高瘦个儿，脸上总是笑容满面，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的身份变为非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多年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于是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把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村民觉悟性高，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成立了“八·三〇”部队，他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年，有一天，围剿军来这儿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决定胜负。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什么都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队长文多罗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政委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退，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是多么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队员的安全，苏拉民不走文多罗没法只好带队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们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部队赶快跑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当部队队员赶到时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战友们很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8.陈福意

　　陈福意(树华)结实健壮的身体，对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实、坚强、严肃的忠实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碰到任何困难也从不唉声叹气，诚诚恳恳毫无代价地工作。

　　九卅前他是青年团书记，他和张瑞一起受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他很会做群众工作说服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争取过来，而是说出道理让你慢慢地思考，以理服人。如我已准备回国，但他一句话就让你深思觉悟。

　　九卅事件发生后，他和张瑞被捕了，在组织秘密安排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被护送到山口洋森林区。1967年期间，他被梭菲安指定在木杆一带负责木杆站的工作，张瑞负责宝宝山。他们的站作为转站、运输站、联络站，还在他们的站训练军事人员，经过训练才上火焰山基地。1969年2月武装部队化整为零，转入白区搞群众工作，他也从山区走出来，梭菲安集中主要干部讨论有关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被邀请参加格兰坪第一次会议的共十二人。

　　陈福意和林英被梭菲安指定负责山口洋、百富院、三发、斯古拉等沿海一带B局领导工作，住在一个群众家，在这里他写下了千万张工作计划、建议和指示，他和助手林英携手合力，组织了一村又一村的群众，他们也经常下放到农村进行调查、落实计划，亲自领导工作，群众工作迅速发展。

　　1970年陈福意被王明派往道房搞民族群众工作。1972年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他跟李忠科(老虎)、周文辉、如海四个人被捕，军方还照了一张他被捕时坐在屋前梯子上，军人用脚踏着他的头的照片，侮辱他以降低他的人格，但他并不动摇，非常镇定，最后他们四个人全部被枪毙。

　　

　　9.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

　　淡水港有位为人可敬的郭正老伯，对人慈祥、和蔼可亲。他的家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家，地板是用泥土做的，从前堂到厨房都是坚硬的泥土，家庭还一直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堂两把椅子，男左女右，郭正老伯是一家之主，左边座位只给郭正老伯坐，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他经常在那儿喝咖啡、喝茶，客人可以坐在右边与他同饮或谈话，铿锵的声音，虽已过七十，但让人感到精力充沛，讲话时语重心长,很有分寸。

　　孩子们非常尊敬他，爸爸讲的话没人说不，就是村里的人都听他的话。发白的短头发，已渐白的眉毛，锐利的眼睛，白皙的脸，每天都穿白色衬衫，大脚农民裤，让人感到一位伟大的父亲形象。

　　吃饭摊上席子，一家大小就坐在席子上，老伯先动筷夹菜吃，其他才随着吃，老伯离座其他人才站起来。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客，大儿子阿兴，已有几个孩子，郭正老伯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孩都还未结婚，他们非常勤劳地干种田的活儿。小儿子阿客一有空则出海打鱼抓蟛蜞 (小螃蟹) ，家里谷仓储量够吃还有余。

　　郭老伯他老人家扶幼济穷，当65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山区大屠杀华人，一些山区的华族向市区逃亡,他收留了一家逃亡的难民，在他的椰园搭了间房子，并且还将谷仓里的谷扒出来支援他们。只要有意义的事，有人要求帮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有一位中医叫林振先生，对妇女病非常有把握，医德很好，但习惯抽大烟，跟郭老伯交上朋友以后，老伯买了酒让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一有空他就过来饮酒、谈谈心，慢慢地便把大烟戒了。村里的鳏寡孤儿他都愿意给予援助。

　　他是一位政治认识较高、抱不平、支持革命的群众。很喜欢讲时事，谈论中印世界新闻。革命者来到他家就如回到自己的家那样温暖，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组织解决革命工作者吃和立足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1970 年7月29日下午2点，他家被坏人告密，侦探在放书籍文件的草丛中监视，他小儿阿客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接着把郭正老伯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逮捕，带到松柏港军部锁一夜，翌日三、四点载到喃吧哇警察所。

　　家里只剩下小孩和郭老大妈，恐慌无计。有个小女孩12岁，另外还有两个十多岁的乡村女孩被当地地方军头逼着带到后椰园的路上被强奸了，她们哭喊着叫救命，在光天白日下, 苍天椰林见证了这禽兽不如的罪行。

　　兴哥对我说：“我和我爸爸同一个房间被审讯，只许我们穿一条短裤，从晚上7点开始审讯直到午夜12点多。我亲眼见证了军警对爸爸的酷刑拷打。问爸爸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书和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强迫我们承认是共党分子,并要我们报出去过大屋(我们对老伯家亲切的称呼)的名字和有关者的居住地点。我们都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大的木棍抽打在爸爸瘦而老的身上，叫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枪枪头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槌打，直到两手手指全肿得像鸡蛋甚至断碎了，然后手扶着桌子弯着腰用拳头大的木棍打腰脊，人倒下去扶起来再打，几支木棍也打碎了，全身血肉不分已完全没有了皮。军人一把抓住我爸爸推到椅子上，叫人再找来木棍，然后用棍子的尾端插向爸爸的胸部，顿时胸骨断了，他倒了下去。”

　　兴哥和他爸爸分别受刑，棍子落在他的手、背、胸，脸也破而流血了，他指着消瘦的脸对我说：“你看，直到现在我脸上还有痕迹，他们用烟火烧我的脸、背，烧全身。然后他们用还热的火灰从头上倒下来，在我满身是血和伤口的身上涂上火灰，这种痛苦可想而知，但我已失去了痛的感觉。”

　　客和他的姐姐也同样受毒刑，然后各监禁在另一房间。半夜12点多，郭老伯被拖回狱房，还有第二的儿子金哥也受毒刑后和兴哥以及他爸爸关在一起。大家都伤痕累累，痛累地倒在地板上，他们躺在爸爸的左右，郭正老伯还对他孩子说：“我们千万别牵连别人！一切危险我们自己担当！”三个人躺着都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大约一点多，他们看到爸爸没声响，金哥便试探他鼻子，已没气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离开苦海了。他们没有眼泪，一动也不动地与去世的爸爸一起躺到天亮。

　　天亮后守门的兵才来开门，看到如此情形便把郭老伯拖出去。叫松伯港老人会处理丧事的华人来。这些华人见状大为不平，要求用棺材装郭正老伯尸体，但被军人拒绝了，军人拿来麻袋剪去连缝的部分，便叫他们把老伯尸体放进麻袋，叫他们扛回松伯港草草埋了。

　　我们有这么坚强的群众，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和组织，郭正老伯宁死不屈，就是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他还交待孩子们千万别牵连别人。郭正老伯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正义行动非常可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0.周淑芳

　　

　　周淑芳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嘴巴下长了一个黑痣，大家常开玩笑说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干部，九卅前是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后来她被派到某地搞群众工作，她工作热情，笑脸常开，青年们都喜欢她，通过教夜校和歌咏队很快地就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在华族群众中搞得热火朝天。由于无限忠诚和大公无私，让她搞什么工作都能一股热情的搞，根据她的智慧和发动能力，都能把工作做得好，因此她得到组织的信任。

　　她父母都在家乡居住，她的家只有他们弟妹几个在读书，组织活动彩车游行、开会、碰头，同志们甚至吃睡都挤在她家，因此她的家就成了革命青年的根据地。

　　九卅事件发生后，她家被突击，被寄放在她家的我和平两位被逮捕，军警拆开二层墙还搜到许多书籍，因为当时凡进步书籍和中文书都被禁止，为了更好保存她把全部书籍都藏了起来。至此以后她也回不了家，组织把她调去孟加影搞群众工作。由于她工作热情，所以得到群众的信任，群众工作很快地发展起来，把好几个乡村连成一片红区。

　　机场事件发生以后，群众被集中到山口洋了，组织失去群众就无法站住脚。他们在某村的群众中突被村人包围，甚至要把全部华人杀掉，幸好当地达雅人出来维护，对另一村的人说这是我村范围，应由我们村处理，结果他们不得不离开，这村的达雅人叫相熟的华人快点离开，不然性命难保。

　　周淑芳后来被调到火焰山，刚好发生保安站事件后，我们的稻芭被袭击，火焰山也面临大围剿。后来形势越来越糟，苏哈多军队的围剿越来越频繁，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火焰山部队领导人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火焰山部队在长凳栋驻扎的一部分队员，其中有周淑芳、苏西、张珍、战地、阿胜，砂拉越的队员陈山、方达、甘达等开会做出决定，西加的火焰山部队队员提议他们要回白区，砂拉越同志要回砂拉越。当时战地平时表现不好, 已被梭菲安撤了警卫员的职还缴了枪，大家对他印象不好，都不想让他跟着队，这消息让战地知道了，当夜正好轮到他站岗的时候，战地偷拿了砂拉越队员方达的机枪朝自己的营房扫射，当时全队队员十多人正熟睡，除了周淑芳、陈山、阿胜、北伐几个队员机警地滚到地下逃走外，其他的如张珍、苏西、李小明、方达、甘达等都死在战地的手，然后向军方投降。因为他过去是梭菲安的警卫员，知道很多秘密，于是带敌军搜获藏武器的仓库和药库。

　　坚强勇敢的淑芳，逃出战地的枪弹后便向达雅族村庄走去，因为她曾在火焰山附近达雅族村庄搞群众工作，比较熟悉达雅族乡村情况。她来到一个稻芭的小茅屋，见到了一个达雅人，她在那儿隐蔽起来，她了解到砂拉越大队的人有时会路过此地，她叫达雅人交给大队队员修理手表，当大队队员看到了女子手表就知道有自己人在这儿，然后叫达雅人带他们见到了淑芳。

　　周淑芳跟着大队队员，来到宋公山的砂拉越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对于淑芳的到来，杨柱中总部司令、叶存厚政委及队员们都非常欢迎她。

　　砂拉越人民军总部，在宋公山受到多次印马合作进攻和围剿，致使他们的粮食发生困难，没粮食便吃树籽、榴莲核、树菇、树叶等维持生活，为了避开军人的围剿和方便找食物，他们分成两队不断行军，但在行军路上同志们因病死、遇到军人被枪杀死了不少。1969年2月底，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者，其中包括周淑芳，到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由坚利带队，出发后走到半路，被兵袭击，整个小队队员全部牺牲，周淑芳也牺牲了。

　　1969年3月，杨柱中砂拉越三支队司令、叶存厚三支队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宋公山第三支队全军被消灭。

　　11.坚决走上刑场的群众工作者-嫦桃

　　这是一位在最后时刻与嫦桃在一起的群众工作者阿姗对嫦桃的一段回忆。

　　嫦桃笔名建平，三发姑娘，身体高大，较黝黑的脸上显出她刚强不屈的神情。二十多岁的她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华，她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干劲。1972年，当时人们听到风声紧，因出了叛徒雄民，他和军人秘密合作下，青衣到处抓人，同伴们都叫她暂时避开，但她说群众需要她，她必须先回去看看情况。她回去后就被逮捕了。

　　阿姗和乌玛尔(爪哇人)等几个人在一个群众家，就是雄民背叛组织，阿姗他们的地点暴露被包围了，一看到情况不对就分散逃，阿姗拼命叫群众的妻子和孩子快出来，但没想到群众的妻子在床上被扫死，孩子七个躲在桌下都无恙，阿姗一直跑，竟掉进泥浆里被抓了。

　　乌玛尔跳进水池里，潜入水中因无法呼吸不得不冒出水面，被当地帮助包围的印尼人看见而被抓，带进军部办公室时，他的脸已被打得青肿流血，在军人逼案的过程中，他闭口不说，青衣用皮鞋踢他下身被踢死了。

　　阿姗被抓进去后，被打得死去活来，衣服被脱光了从这个办公室出来又被拉到另一个办公室打，甚至两手吊着打。不给阿姗穿衣服，真是没有人性，后来隔壁的男难友，偷偷塞一件衫给阿姗，连短裤都不给她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比较放松了，阿姗等能到厨房洗澡了，阿姗见到了嫦桃。她是在特别一个房间被监禁的。嫦桃对阿姗说，她已先得知领导人雄民叛变的消息了，因为和雄民在一起的交通员曙光看见雄民被捕，不久无事被放出来很自由，没受刑和监禁。但大家还不敢相信他变质做内奸，只是有人已开始怀疑他，一直叫人监视他。雄民的一个女友是外人，他经常带她去看戏、逛逛街，去花钱浪费，钱花完了，便向村干部以组织的名义东骗西讨。

　　群众工作者针对雄民的叛变开了个会，准备进行锄奸活动，可能嫦桃和曙光对雄民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雄民对知道他情况的人进行灭口，他们才被监禁在另外个别房间,也由雄民决定枪毙他们。

　　一天清早，嫦桃、曙光、民兵，及几个难友共七个人被载到文岛宜的红栋山，嫦桃在走上刑场的最后时刻，还对一同载到红栋山的阿光说：“我们做人应该挺直胸膛，不做害人的事，我们问心无愧！”

　　他们全部的头被套上布套，青衣叫他们走到挖好的坑前几声枪响，嫦桃、曙光和一个民兵三个人倒在坑里，其他几个只是陪场罢了，然后被载回军营。

　　雄民的最后下场怎么了呢? 他肆意妄为胡作非为地陷害革命者，有一天，一个假装和他要好，同吃同睡的革命者，接受了蔡兰花的命令，他和另外两位助手暗中联系后，开后门让勇敢的小光进去，凌晨四点在雄民酣睡的时候，小光用菜刀砍断了他的头颅。第二天才被军人发觉雄民死了。苏哈多政府以隆重的官方葬礼，在棺材上面盖上红白旗，整排的军人护送他的棺材，埋在烈士墓，他成了苏哈多的英雄，但他永远被人唾弃！

　　

　　12.陈鸿义

　　陈鸿义是1965年前青年团歌咏队负责人之一，社会青年和学生很踊跃参加，歌咏队越来越发展壮大。九卅事件后他也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一，组织最先派他到孟加影搞群众工作，周淑芳也调到孟加影工作。在他们的热情洋溢的工作下，孟加影一带乡村成了红色革命区。

　　1966年8月中秋节，孟加影乡村执委会要召开会议并庆祝中秋节，陈鸿义一个人正走向开会地点，突然在他前面出现几个持枪的军人要检查他的证件，他是军方黑名单中正要寻找的人，当然他不愿就擒，更重要的是怕暴露开会地点和正等着他开会的同志，他马上向相反的方向溜走，军方紧追不放，结果他跑到一条死胡同，攀越围墙的时候被军方开枪击中牺牲了，执委们马上得到了消息，当时淑芳也在场，他们的庆祝会变成追悼会。

　　13.许添诚

　　许添诚白皙肥胖不太高的身体，是个独生子，他妈妈开咖啡店，他是华语教师，也是个提琴手，他的提琴拉得很好，经常在文艺会节目演奏。

　　合法时期他和陈武侠等人在籍民学校搞活动，所以他被军方列进了黑名单，他的朋友很多都被投到监牢里了，他因身份不合法，便到处躲藏。在此种情况下，组织派他进山参加游击队，在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

　　1967年由于形势变化，他和淑芳、翠燕等几个人在一起，后来淑芳被梭菲安调回火焰山，许添城和几个同志被派到打拉鹿附近，准备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不料却遭军人包围被杀害而牺牲了。

　　

　　14.李翠燕

　　李翠燕是一位工作稳重、负责又坚强的革命干部，1964年，印尼展开抗马行动，为了贯彻苏加诺总统反帝反殖民地政策，西加毗连东马，成了抗马行动的前线。西加人民纷纷参加抗马志愿军，广大的华裔青年也积极响应，当时印尼国家广播电台坤甸分台设立了抗马华语广播节目，杨国豪被邀请主持华语广播节目，他义无反顾的投入抗马行列。翠燕、许瑞玉也应邀担任广播员。在那如火如荼的抗马斗争中，华族青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抗马的大梁。

　　为当时印尼人民正积极支持马来亚砂拉越人民反殖民地的正义斗争，因此把抗马斗争放在广播的头条新闻。杨也作翻译工作，把坤甸或国内外新闻翻译成中文，这是件繁重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做了不少平凡却又伟大的事业。

　　在搞广播电台的那一段时间里，杨国豪与华文广播员翠燕结下了可歌可泣的情缘，很重感情的杨热恋着燕，甚至他们已在谈婚嫁。

　　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天，媒体被封杀，杨国豪工作的坤甸中文广播电台被禁止广播，苏哈多开始向异己分子展开逮捕活动，杨国豪也在劫难逃。在被捕前，他镇定自若地向燕阐述了当时形势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他说他可能被逮捕或被杀害，希望燕好好应对。燕也勉励杨国豪希望他能坚强地活下去。凄风唳雨的夜晚，他们互相叮咛勉励，最后杨国豪告别了燕，没想到一别成永诀！

　　翌日，杨国豪被当局传召。他不仅是黎明报的老报人，又是坤甸华文广播电台的领导人，这几重身份使他上了黑名单。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自认为没犯法，便大义凛然去应召，但这一去就身陷囹圄。

　　坚强的燕擦干眼泪拯救被上了黑名单而未被捕的朋友离开，多次把朋友们救出险境，由于频繁的活动受到探子的盯哨，最后燕只得离开内线转入实地斗争。

　　她悲愤的走出温暖的家庭，她是被苏哈多的排华政策迫上梁山的。她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她知道这一去不知何时何月才能倒回来看望自己年老的父母、家人和爱人，真的这一去她不再回头。她被派到孟加映一带工作，最初她和淑芳、许添城一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碰上一个乡村的华人被气势凶凶的达雅人集中，包围着他们，为了不让达雅人认出她们不是本地人，淑芳、李燕抱起群众的孩子，这时四处已起了火，外村人正欢天喜地又喊又跳舞，他们将要进行屠杀的当儿，正巧华族乡村附近的达雅人赶到，他们对异乡的达雅族人说：“这些被你们集中的人是我们乡村范围内的华人，我们乡村的人会处理，不关你们的事，把这些人交还给我们。”这村的华人幸运碰上了救星，被他们拯救出来，这些好心的达雅人说：“你们快点离开这里，不然性命难保。”

　　1967年，淑芳离开他们被调到火焰山基地和我在一起，李燕和一个工作者被派去船头区搞群众工作，有一位同志曾在马拉波山见到她，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军方围剿中被枪杀了。

　　1968年，燕在与恶暴斗争中不幸牺牲了，为祖国的民主自由奉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当时年仅二十二岁。

　　15.小梅

　　小梅原名雅梅，是个漂亮的年轻又活泼的姑娘，两个酒窝儿，脸上笑嘻嘻的，曾参加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激战。阿因说老刘同志来不及穿衣服就跳进战壕，当时战斗已开始，小梅把毛巾和衣服传递给指挥员刘晓，老刘同志边穿衣服边指挥战斗。别看她身体娇小，她却是勇敢的女战士之一。

　　小梅在火焰山基地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运输队也有她的份儿。1967年某一天，艾芬迪队长分配他们执行运输任务，他们从火焰山基地出发，来到储藏稻谷的地方磨谷，磨成米以后便各背着米准备回营，这队运输队有十多个队员，队员们边工作边开玩笑，排队要出发了，向导还在开玩笑，还没人当向导，小梅背着士登不暇思索上前就充当向导，向大家说“排好队，出发！”她走在最前面。

　　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不警惕，刚走下坡，没向四周张望侦察，以为军人不会发现此隐蔽地点，完全失去警惕性，低着头往前走，他们不知道正巧遇上军人巡逻队，已先在山下埋伏他们，小梅等来不及开枪，已被军人开枪先扫射，小梅第一个被打中头颅而牺牲了。

　　第二天就在她牺牲的地方他们埋葬了她，我们痛心地失去天真可爱、勇敢的小梅同志。

　　

　　

　　16.抄写员--张珍

　　张珍是山口洋农民出身的女孩，高瘦的身子，虽然比较黑，但有一张清秀的脸，一看就知道她是多么纯朴坚强的农村女孩。她家比较贫困，以种菜为生，他们一家是我们的堡垒户，有的同志要上山区有时也住宿她家。

　　她仅读小学，但是能写一手漂亮齐整的中文字体，因此，《劳动报》《红旗》编辑负责人老马，经常由交通员交给她抄写，她非常积极用心地抄，一点都不含糊，有时抄到天快亮了才休息，这是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她的纪律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张珍后来也跟着上火焰山根据地参加部队。1968年，部队化整为零，她跟着大队一起转移下来的时候，在行军路上被曾当过警卫员的战地，因对组织消极的情况下，晚上正好轮到他站岗时，他乘晚上大家熟睡开枪扫死了张珍、苏西、李小明、甘达、方达等好几个同志，然后向军方投降，张珍牺牲了。

　　

　　17.歌颂乌拉

　　

　　乌拉是某地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他对工作很热情又负责任，白区工作危险性很大，但他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968年，乌拉被坏分子出卖，在假狮被捕了，他经受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组织和联系人，但乌拉没被吓倒，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自己的同志，结果军人想尽办法用尽各种刑具，都无法让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开口，为了再逼问审讯，用更卑鄙的手段对付他，于是军人用船载回邦戛，在船上双手还被绑着，受到严密监视，他机警地避开军人的注意力，突然的事件发生了，他一声高呼，“印尼XX党万岁！”迅速毫不畏惧地跳进大海，军人吓倒了，因为一个政治犯不见了他们将面临被开除或受到严重处罚。他们被逼也跳进大海拼命捞，拼命找，乌拉已下决心不让自己浮上来，沉、沉，终于沉入海底为革命牺牲了。

　　当时有一首歌颂乌拉的歌，歌名为《歌颂乌拉》 ，赞颂乌拉印尼英雄的好儿女，为印尼自由民主而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希望全体革命者向乌拉致敬，学习乌拉为人民服务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继承乌拉的遗志。

　　

　　18.张添

　　张添是华莪革命民兵，他非常痛恨苏哈多的排华和挑衅种族事件，眼看自己的家人和乡亲遭受到砍杀，于是决然进山参加武装斗争。在七月十五日抢机场事件中，他积极地投入战斗，他和一些参加战斗的群众一道，背了几支夺来的枪支到火焰山附近。他忠心耿耿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没第二句，他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越是困难的工作他越走在前面。

　　因为他是当地人，对那里的山路非常熟悉，所以组织经常交给他护送战友的任务，去接要上基地的新队员或各站领导人的联系工作。

　　1967年，他在护送游击队员去火焰山回来的路上，被苏哈多军队包围袭击打伤了，军人喊话要他放下武器投降，他不甘愿被军方俘虏。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在紧急关头他镇定地拿起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民兵张添光荣牺牲了。

　　19.鲁基山

　　鲁基山高大的身体，做事踏实，他是坤甸人，不知他的真姓名，为了自由故他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他是乔治排的战斗队队员。他们在义罗附近驻扎。

　　1967年某一天，他们正等待被派出去联络送信人新客的消息，刚好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新客未到，桥治有战斗经验，知道情况不妙，马上下令撤退，就在撤退时机枪响了，证明围剿军已向他们包围，他们十多人从两山的凹下突围，而鲁基山向山上突围中弹而牺牲了，其他人安全撤退。

　　

　　20.一位普通战士——国平

　　矮个子圆圆的脸上常挂着笑容，18岁左右的小伙子，是山口洋属下丁加邯村种芒光(Bengguang)的农民，每天都忙着种作，涂满着泥土的身体，然后跳进屋前淌流

　　的清澈见底的河流，顽皮地有节奏地用手打着水花嬉戏，这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

　　时间对他非常宝贵，我很少看到他空闲下来，不是忙这个就是帮那个，他永远朝气蓬勃，永远给人带来春天的感觉。

　　当去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有时我也参加他们运输的行列。因为非常危险，必须特选人员，国平、世民和我个别从山市运载同志们要上山区的行李包，必经过军人的守岗站，我们尽量保持镇定，若无其事地穿着农民服装，带着草笠麻，在军人的监视下踏着脚踏车穿行一个多小时，尤其是国平吹着口哨悠闲地度过险关。其实我们只一个希望，别被他们阻止停下来检查，若被检查就麻烦了，上面用草或其他东西伪装的麻袋里，装的全是背包，里面尽是军服、军帽等军用品，那这条上基地的秘密线就将受威胁，好在当时都非常顺利，国平、世民是好胆量的，他们是出色的运输员。我所知国平的乡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往基地的秘密站，他们要上基地各写好名字的背包，必须经过我们的检查，因为太多东西太重了怕半路背不动，因此要尽量减少不必要带的东西。

　　在乡村群众站我们也搞印刷，为了让国平等运输员能够尽快发送出去，晚上我们就在一个昏暗狭小的紧闭着的印刷室里不停地印刷，热气腾腾的小室里豆大汗珠不断往下滴。过去的印刷机不如现在现代化的印刷，一分钟就能印出上百张，我们用古老的印刷方法，把一张张的纸放在印刷版已刻写好的蜡纸下，然后用印刷筒沾了油在纸上滚动，小心地印，一篇篇文章夹成一本本较薄的刊物。苏哈多禁止中华文化，但是禁止不了我们学习中文的热忱，国平等也非常认真地学习。

　　排华事件发生以后，国平一家与村里的难民群众到山口洋集中，而他却坚决走革命道路，进山跟着队伍走。他非常积极地参加运输队、做向导，他对山路很熟悉，钻来钻去都没问题。

　　1969年，有一天，王明叫他当向导带队转移地点，因为老地点已经被围剿军侦探到了，若不转移一定会被突击。我刚好从火焰山基地被护送下来，因病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二十多个人转移的时候，向导第一位我排第四，刚走出营房十多分钟和军人巡逻队正面相遇，当向导的国平马上开枪向军人扫射，并大声喊“冲锋！冲锋！”军方被国平洪亮的喊声吓退了，以为战斗队真的要冲锋了，军方一边扫射一边撤退。乘此机会我们转移的队伍马上跑得无影无踪。

　　我因体弱脚完全无力，踢到树根便跌倒站不起来，其他人都已经跑了，国平发牢骚地说：“仅仅听得枪声就丢下重要的东西跑了，真是不负责任。”他牵着我的手拉我站起来，还背起同志们丢下的一大蓝米和书马上跑。我们钻进卢姬草丛中，卢姬草茎细长，叶像巴姑叶，一大片草丛，钻进里面看不见，国平在外面做好伪装后，放下米和书竟若无其事地躺下。

　　不一会只听得军人在搜山，就在离我们四、五米处敲树干铛铛的声音，我看看国平，那么镇定，毫无惧色，我从心里佩服和称赞他。

　　过了好一阵，这森林中击树声渐渐地平静下来，没一点声响了，我小声地对国平说，没听到军人的声音了，他说，先睡一觉再说，他真的睡了。大约下午四点，他背起米和书说：“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小心地弄开隐蔽地点的卢姬草，侦察了一阵说：“走！”我们马上出发回营。

　　在靠近营的边缘，刚好碰到阿世(我弟弟)等一队人马，他们说看到我倒下，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我弟弟和同志们伤心地哭了，正要去收尸体。这时见到活生生的我，都高兴地抱着我流下了眼泪。自那次事件后，我们开始化整为零，我回到沿海区搞地下工作。听说国平接受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接一位领导同志回来。结果路上碰上军人发生驳火，他牺牲了，木青被打到手臂和阿生侥幸逃脱。

　　21.阿周

　　阿周原名刘胜强，当时他仅是昔邦村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群众，圆圆红润的苹果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白白胖一点的身体，脸上常挂着笑容，见到他就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又亲切的小伙子。

　　1971年当上梭菲安最年轻和忠实的警卫班副班长。他乐观开朗，学习、做事都很认真，工作勤劳耐苦，能打一手好功夫，经常开完讨论会都会叫他打打太极拳，他不推辞，马上给我们开心的表演。是一个优秀的副班长，他年纪虽然还很轻仅十八九岁吧，但他做事已经非常沉着，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搞达雅族群众工作，在沿海群众工作遭到破坏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被派到瓜拉群众中，一方面监视军方行踪，并暗中保护梭菲安的安危。

　　1973年形势越来越糟，革命失败了，组织瘫痪了，大部分干部、群众工作者都被捕了，可以说全部秘密都已暴露。有一天，打扮成群众的阿周刚好出来买东西，在靠河边的桥上，军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军人已来到他面前，他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了，他不愿被活抓，誓死跟军人一拼。他马上使出他的一手好功夫，跳过去抢军人的枪，枪被他抢过来正要向军人扫射的时候，被后面军人射击几枪倒下去牺牲了。

　　

　　22.一位坚强的女革命者 - 蔡兰花

　　蔡兰花（阿春）加油打楠人，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士，小时候就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每逢十月一日必升五星红旗，他们一家人还要向五星旗敬礼，她就在这样红色进步思想的家庭里长大的。她初中毕业以后就去教书，学校关闭后，感受到苏哈多政府对华族的迫害，蔡兰花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坚决告别父母跟着搞革命去了。

　　1973年西加革命队伍受到极大冲击，已经全部瓦解，所有的革命者除了一部分漏网之外，全都投进监狱里。就在极端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竟还有一小部分人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她办事非常勇敢果断，当革命队伍已遭彻底被破坏的时候，她还想尽自己的能力和仅存的极小的革命力量去搞内地工作，想在内地重新燃烧革命的火种。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小英一直跟随在蔡兰花的身边，她非常佩服和尊敬蔡兰花，她的意志很坚强，大家受到她的影响，她坚决坚持到最后。只是她在工作上还会犯上过左的决定和急性病。在山口洋附近，苏哈多军队只要怀疑蔡兰花所在的村庄，都进行大规模围剿。小英和蔡兰花两人住在一个群众家挖好的地洞里，可以藏两个人，军人每天在这家搜查，她们藏在地板下面没发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爬出来活动一下，在那儿住了半年，后来才转到一个天然地洞。

　　有一天小英和一位同伴从天然地洞里出来，在群众家被逮着了，她们设法逃走，这位同伴逃向后面，小英从前面逃走，被一个军人走狗扯住上衣，纽扣被扯开英顺势脱掉上衣，这个走狗马上开枪，好在子弹阻塞打不出，侥幸地活着逃进村里跟群众讨件上衣穿，然后回到地洞叫蔡兰花马上离开。

　　人说天无绝人之路，刚好她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看到一棵榴莲树下，有一个能容身的洞，她们马上钻了进去，伪装好进口，军人就已来到大树前面，动员全村人进行围剿，开枪扫射，把整个山都剿完了，她们在榴莲树洞下两天没吃，滴水不进，因为军人就在榴莲树下来回走动巡逻。

　　沿海区已站不住脚，军人和叛徒很多，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逼上梁山，有十多人在蔡兰花的安排下撤上山区。当时是1975年，他们开始上木杆，刚好碰上雨季，天天下雨，头上被雨淋，全身又浸在水里行路，冷得直发抖，还是走。没衣服可换，脱掉衣服烤干再穿。他们跟当地的群众和上去的同志汇合共五十多人，全都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下来。大家一起听收音机广播的世界新闻，听革命歌曲，听国际上对山里游击队的支持和鼓励。但以后因军人进行频繁的围剿，他们不得不分散，分成几个小组活动，军人把英形容成像神一样只抓到上衣人不见了，还说这些人在坟墓里像鬼一样忽隐忽现。

　　小丹也讲述她的经历,他们几个人在坟场山造坟墓，坟墓里面放木箱，上面放沙土、就像个新坟墓一样，然后用竹筒做可出气的小洞，一座坟堂就住三个人，晚上或大清早他们出来活动，黎明开始他们便躲着不敢出来，在里边太阳一晒热得要命，好在还有好心的群众送东西吃，他们住了几天。

　　有一天，他们这个坟墓里的小丹、阿云、阿富因睡得太迟，天亮了，丹想要出去小解，手刚想拉坟前的门，就被过路的人发现有只手伸出来，他以为是鬼显身，赶忙跑回村里，带来一群人，邻组头是华人，有人说没人死怎么会有坟墓呢，有雨伞证明是新坟，土地伯公怎么会移动呢？有人建议挖坟墓，邻组头不答应说中国人的坟墓是不许挖的，可能这位邻组长也是我们的群众，很幸运，他们闹了一阵子最后才离开。他们在坟堂已呆不住了，蔡兰花便指示他们转移到山区。

　　军人围剿越来越疯狂，于是蔡兰花便把队友们分组进行活动，他们这组最初有蔡兰花、雪娟、志平、阿云和阿强等人，以后再分组，最后是兰花、阿囊、雪娟、阿云、阿强同一组。蔡兰花对革命无限忠诚、非常自信。她曾哭过，当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时候，看到同志们一个个被捕被杀，她非常痛心地流下眼泪说：“都怪我没学问，在复杂的形势下，要进行领导和指示工作都很困难。”她在没粮食的困难情况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让给他人吃。

　　1977年某一天，她出麻诊病了呆在朗篙休息，阿云守着她，娟和阿囊出去找食物，去钓鱼什么的。山里头很难找吃的，又怕碰到军人，娟和阿囊在山里找来水石榴给大家充饥，蔡兰花因出麻疹吃了水石榴以后小便不能停止，当时他们又出去找食物了。在病中的她写了两封信，交代守在她身边的队员阿云说：“请你把这一封信交给组织，一封交给我父母。”她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没辜负父母的期望，做个真正的人。”

　　她微笑地告诉阿云，她真的要死了，她死后叫阿云不要害怕，好好活下去。然后叫阿云替她换上军服，戴好军帽以后就这样安详地离开残酷的世界了。那年是1977年。当雪娟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蔡兰花已去世了，他们非常痛心地把兰花背到山顶，用手用刀挖泥土，然后唱国际歌埋葬了她。每次经过蔡兰花的坟墓，他们一定向她敬礼默哀。

　　志满要联系阿云，却被军人包围，在对抗中被击毙，头被割断，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带着蔡兰花信的阿云也未把最后两封遗嘱交出，她和阿强在路上碰到自己过去教育的儿童班的孩子但已叛变的阿明和军人，叛徒阿明用手枪枪击阿强两膝盖，强跪下去，另一颗枪弹对正阿强的脑袋，阿强倒下去。最后一颗子弹把阿云也枪杀了。他们两个人的头也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

　　娟和阿囊俩在毫无领导的情况下，1978年即蔡兰花去世一年后，被军方逮捕，军人叫阿囊带路去挖蔡兰花的坟墓，据囊说，坟墓里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蔡兰花连尸体都不让军人俘虏吧。

　　为了捉蔡兰花，军警长派了多少人力、物质，绞尽多少脑汁，死活都要捉到她，结果就是连尸首也没带回来，他们非常失望，但警长伸出大拇指称赞蔡兰花：“我非常佩服蔡兰花，她是最坚强的人。”

　　阿囊和娟在森林里坚持到最后被捕，他们与蔡兰花生活到最后一个时刻，虽然革命已在1974年遭到彻底失败了，但是还有一群约五十多人的年轻人在蔡兰花领导下在山里坚持到底。蔡兰花宁死不屈，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蔡兰花于1977年因病去世，她领导下的部队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捕，直到1978年阿囊和娟才最后被捕入狱。军人被蔡兰花搞得头昏脑胀，但不得不佩服地说：“蔡兰花是最坚强的人！”

　　第二十三章、忠魂，追风驾云

　　你凝望着阴霾笼罩的黑夜，

　　恨不得化作火焰把它钻穿，

　　你辗转于茂密森林千年树，

　　手持一把锋利的战刀，

　　阔釜斩挡前进的大道。

　　千辛万难没把你吓倒，

　　你轻轻地踩着青青草，

　　丝芒刺破脚底你不管，

　　为什么平坦大道不走，

　　偏走高山和小径山沟？

　　年轻的你微微一笑，

　　针针刺刺的坎坷道，

　　山山壑壑的干血烙，

　　你愿做精卫填大海，

　　伸手把日月摘下来。

　　你眺望着千尺雄伟的高峰，

　　恨不得化作云彩把它环抱，

　　捞回沉西的太阳再加点风采，

　　你追风驾云一万九千里之遥，

　　为争取民主自由把人生笑傲。

　　你挥舞着鲜血登上山之巅，，

　　身躯消失在美丽的银河上，

　　树根化为柔软的床，

　　潺潺细细的流水啊，

　　一曲哀歌为你而唱。

　　四海为家到处瓢泊，

　　高飞的雄鹰低掠的南雁，

　　陪伴着忠魂杰魄，

　　飞往白云的路，

　　飘向南摩天国。

　　

　　第二十四章、笑傲人生

　　有人问我：“你参加革命，丧失了宝贵的年华，你感到后悔吗？”我爽快地回答他：“不，我决不后悔。因为我曾从九死一生中潇洒地走回来了。” 我穿过布满山蜞的矮青（矮小而茂密的树林），跨越高山茂密的原始森林，曾经历子弹轻轻地从身边头顶飞过。也感受过饥饿的滋味，还从黑窗中走出来，见了自由的太阳……

　　许许多多的亲身经历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就深藏在我脑海中。我重新从千头万绪紊乱的回忆中一条条地整理出来，有彷徨、有恐惧、有痛苦、也有欢乐，我觉得并不辜负多彩的人生！

　　静夜思，一幕幕年轻时代的冒险 “petualang!”并不觉得危险和痛苦，而是感到无比骄傲。不是吗，谁敢跟生命开玩笑啊！也许这玩笑开得太大，一不小心就把生命断送了。

　　想当年，同志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好友周淑芳天真的笑脸，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Efendi牺牲）和副队长山佐约(Sanjoyo)与我们一起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背着重重的粮食，行军路上若有‘鹿目’，肚子饿的我们见了就捡来吃。转移地点的时候，晚上男男女女像叠干鱼脯一样躺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下雨时帐篷漏了就被雨淋得直发抖。在扎营地怕火灭了，就一直用火烧着树木余下的火炭，埋在火灰里保存火种，或背着火种转移，用干草和干树枝引火，煮地瓜、树薯、香蕉芯、青香蕉、芭姑叶、山芭姑心、野芋头、烤鱼、老鼠、青蛙、蛇等。

　　最苦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火焰山的原始森林里，完全断了粮食，不要说糖盐，根本就找不到可以下肚子的东西了，除非寻找收集剩余的谷壳谷糠，在地上挖个小坑，上面放层布，然后用石头捣细，拌水吃。吃下去大便又硬又大，不能大便，得用手抠，好苦，饿得发软也管不了对身体有没有营养了。坚持了好一段时间，因没营养，下山取水或洗澡回来，走上营房的山路，走一步休息几分钟，当时我的身体瘦得一只手指拈得起。

　　很多同志发疟疾病，妇女病的被送往昔邦站疗养，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队十多个病号，由耶克当队长护送。为了躲避军人的围剿，只晚上走路。因为是病号，行军很慢，一个多星期的行军，没带干粮，路过稻巴找地瓜，青菜，我记得路过丹贝果树（Thampui果），战友们把果树砍倒后我们连丹贝果的核都吃下，还背上作干粮，吃多了大便也很难。我们刚走过军人马上来扫射。

　　我们大多是走子青路（矮的小树），小小的山蛭(pacat)粘在树梢上摇啊摇，只要路过子青，小树上的山蛭马上就粘在手脚上身上不放。第一次走山路的时候看见身上的山蛭子，就怕得心里颤抖,走山路走得多了就习惯了。为了赶路只好让它吸血吸得饱饱地然后自己掉下，看不过眼便用手拉扯它，但粘在身上太多了也没办法。

　　我们赤着脚进山走山路，回昔邦行路经过丝芒草地的时候最惨，地上长满小小的丝芒笋，硬挺挺的，没穿鞋的脚踏上去，整个脚板被刺地尽是小洞，最后全烂了，起床要走第一步必须强忍着疼踏上去，才能走第二步，我完全不敢看脚底腐烂到什么程度？两脚和膝盖生了许多疔疮。

　　路过双崆河的时候，河中有大石块，我们可以从齐膝盖的河中经过，但是中间偏偏有一块大石头不见了，非越过空着了的石块不可，水又很急，危险就在这里。跳过去比较有力的带队队长耶克伸手帮我们，要跳得过才拉过来，若跨不过就掉进水里，幸运的被冲回来还可以重新再过，若被冲到中间，就会被激流卷进水中碰撞石头而被冲到山崖下，生命就此结束，我幸运地跳过去了。静姐跳了好几次跳不过打回来，结果绕道越过另一条路。听说另一班的医务员红云就是跳不过，掉进山崖下牺牲的。

　　经过水泽地带的时候，都是大树林，水到颈部，把背包顶在头顶上，走三、四个小时水上的路，到较高处小土堆，队长命令休息，我们冷得发抖，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没换衣服就地坐下，因为等下又还要走一程呢。最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要渡过很大而水又急的义罗河，我们听到敌船巡逻的笃笃声，等巡艇过去了以后我们才过。我们用砍下的香蕉树做木排，然后推着木排游过去，河水非常湍急，到了对岸，若一不小心没靠岸就会被激流卷走。北加队员名叫南祥，他把背包托放在同伴的树排上，他说不用树排自己能游过去，结果在河中间被旋转的水卷进水中再也没浮上来了，大家一直找都找不到他，只好把背包送回总部。文多罗可能就在这里被旋转的水卷进河底，他把心爱的枪丢了，还好保了条命。

　　我软弱无力骨瘦如柴的身体，以满怀对革命的信心，克服行军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强忍着快要倒下去的身躯，终于到达前往王明站的山路，我听到王明站已在不远的前方，我思想一松弛马上倒下去，站不起来了。

　　耶克接受大哥梭菲安的嘱咐说：“你要负责把同志们带到目的地，一个都不可丢失。”所以他还不会遗弃走不动的同志。当我走不动了，刚好路上碰见警卫队长老兴一伙人正出门打山猪，身强力壮的老兴看到病中的我，便一手拉起我背在背后。因为他是神枪手，若他出营房去树林里打猎，回来时经常都有收获，王明站的同志以为他背着山猪回来了，都说这么快就打到山猪了？原来是只“活山猪”，那时的我只剩下二十多公斤。直到现在还被当时知情的朋友当着一个笑料呢！我向班长耶克和关心我的同志致谢！

　　当我们被组织派往卡江上游工作的时候，我们走进了人生地不熟的内地乡村，组织要求我们在那里打开东方之窗，搞好落后农村。要在生疏又落后的达雅族群里树起灯塔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给我们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这些从苦难中受过锻炼走出来的一群年轻人，并不被困难吓倒，我们深入达雅区，用各种方法接近他们。（可阅我是怎样搞达雅族群众工作的）卡江一带的达雅人是纯朴的民族，还没像华莪一带受苏哈多军队挑拨离间计的影响，他们没有任何虚伪狡诈，只要真正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就死心塌地信任你。我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经过我们的教育工作，他们都已经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尤其是我们联系的甘榜头是位真正朴实的好领导人。我们抓好一个头头，其他的都跟随他们的头儿,只要头儿点头，他们没说不。

　　1971年，当第二次左倾幼稚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错误的时候，整个革命队伍都垮了。1973年，我和张瑞一起被捕，一个达雅朋友得知消息后就在扣留所附近徘徊，他叫人秘密通知我们，准备那天晚上要将我们偷偷带走。我们也想过逃走，逃走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屋子后面就是大山林，逃进大森林军人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但是为了他们整个民族的安全，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没被扣手铐带进了小机器船，船刚离岸时，我们看到满满一舢板船的达雅朋友刚刚要靠岸，由村长（叫我为妈妈的村长）带领着，脸色铁青怒视押着我们的这艘汽船，可能他们从这位要偷带我们走的朋友中得到消息，便商量准备从警察手中抢夺我们，好在他们来迟一步，不然将会造成如何的后果？军警方必定派兵来镇压，就会像华莪一带造成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让友族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

　　西加人民尤其是华族反对苏哈多政权的革命斗争，至今已过四十年，革命者遭受到不少迫害，牺牲了不少最优秀的兄弟姐妹，淑芳、李燕、苏拉民、鸿义、福意、文佳、小梅、红云、张珍、艾芬迪、国平、阿周、蔡兰花等等，他们一张张和蔼、雅气、纯朴的笑脸，包括坚强的郭正老伯，他们还活生生地经常浮现在我的记忆中。

　　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事实，往事不如烟。漫长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从风风雨雨中潇洒地走过来的风云人物胸怀开阔，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将为促进民族统一和团结，永远站在正义的人民一边。

　　我们希望野心家勿再重蹈覆辙，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顾一切手段镇压和屠杀人民，尤其是把华人当作政治挡箭牌，但愿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孔夫子教, 各种族别再上他们的挑拨离间计。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手牵手团结起来，开创美好的明天，但愿明天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会更好

　　失去年华的我，哼着“山泉啊，山泉”的歌，仰望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海鸥，翻一翻留在记忆里的《笑傲人生》！

　　第三篇

　　《追忆风云》篇

　　1967年印尼西加华人被迫害的历史纪实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一件件触目惊心的大屠杀

　　第1节．日本沟——排华惨案幸存者的见证

　　第2节．淡水港惨案

　　第3节．山口洋茉兰蒂大屠杀

　　第4节．本冬桥大屠杀

　　第5节．亭大阪惨案

　　第6节．阿隆巴拉惨案

　　第二章、采访边区排华事件见证者

　　第1节．刘阿源

　　第2节．张忠

　　第3节．周淑芳

　　第4节．阿达

　　第三章、见义勇为的正义力量

　　第四章、结束语

　　前言

　　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十四世纪三保太监下西洋之前，已随着大海漂泊来到这富饶的千岛之国，用他们的双手去创造和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从来没想过去征服别的民族，他们以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当地民族和谐共处。他们那种勤恳朴素节约的民族本质，使他们获得丰富的回报和硕果，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是华人的命运总是飘浮不定，华人用生命换来的财富让统治者耿耿于怀，为了掠夺财富，不惜向印尼华人下毒手。

　　从荷兰时期、日本时期、甚至宣布独立以后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总是历经排华反华的浪潮，如1740年10月9日发生的荷兰殖民政府屠杀雅加达华人的红溪惨案、1850年荷兰殖民军在西加邦戛象觜屠杀500名金矿工人惨案，1943年日本法西斯屠杀印尼西加华人惨案、1966 年印尼军人屠杀棉兰师生惨案、1967年西加大规模排华惨案、1998年5 月13日雅加达排华惨案、2001年8 月9日亚齐惨案等。在这许多排华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1967年印尼西加排华事件，也因为残酷无人道的大屠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引起西加华人的武装反抗。

　　1967 年印尼西加华人遭到残酷迫害的消息被苏哈多政府封锁，于是迫害的真相直到现在还鲜为人知，究竟西加发生了怎么样的排华事件，让统治者必须封锁消息，害怕让世人知道？

　　我于2013年1月17日带领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影工作团来到西加，乘见证者还健在采访了他们，把印尼西加所发生的真相向大家报导，希望能受到国内外国际社会人士的关注。

　　

　　第1节.一件件触目惊心的大屠杀

　　

　　1965 年苏哈托上台后，整个印度尼西亚开始反共反华。西加也不例外，一切中国文化传统被严格禁止。1966 年12月20日，第12军区司令利亚古杜(Riyancudu)下令，要求1个月内将西加华侨团体负责人驱逐出该省，并宣称：当地华侨不得在县城以外地区居住，居住在县城的华侨不得经商，华校以及办理华人事务的机关全被关闭。

　　1967年1月9日开始，除了印共和进步分子被杀害抓进监狱外，军事当局也在三发县各地驱逐华侨团体负责人，在孟加映逼迁华侨农民。到1月21日，各地华侨团体负责人及眷属300余名，和孟加映华侨农民63名，被押往坤甸，其中包括学校校委会成员、中华公会成员、华人商会成员、老人会成员、主席、校长、教师等。这些人都莫名其妙地被投进了监狱，山口洋公会主席林德山被逮上汽车时，英勇地高喊口号，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气势不可阻挡，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

　　为了达到排华和驱赶华人的目的，军方恶意造谣，制造事端，企图煽动达雅人屠杀华人。“1967年，Sarwono少校和Piet Damanik中尉（后来任印度尼西亚驻菲律宾大使）向当时西加省长欧凡欧莱(达雅人)报告说，有9位达雅人被华人游击队杀害。欧凡欧莱省长（达雅族领袖）差点受骗。开始，他大发肝火，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用血偿还！但是，达雅人和华人一向和睦相处，他们不相信华人游击队会杀害达雅人，所以军方的第一次造谣，达不到煽动达雅人屠杀华人的目的。于是，他们再次制造事端，编造谎言，散播说砂拉越华人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杀害了在孟加映Teriak Madang村的村长Garanse。还说，该村长的身体部分被切割掉，尸体吊在树上，上面发现写有中文字。军方的第二次阴谋竟然得逞，达雅人上当受骗了。达雅社群对华人愤慨万分，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华人的大屠杀。”

　　大屠杀遍及西加各地,包括荣戛的日本沟、淡水港、孟加映（Bengkayang）的马云（Majung）、茉兰蒂（Melanti），大理村（Darit）、打腊（Senakin）、万诸记（Perigi）、甘北（Kampet）、亭大阪(Timtapan)、阿隆巴拉(Arung Parak)…… 。西加华人每天战战兢兢。耳闻目睹各地无辜同胞被关进铁牢，被辱骂、殴打、杀害，他们实在忍无可忍！要嘛忍辱偷生、坐以待毙，要嘛奋起反抗。许多华人被逼上梁山，逃进深山老林，参加游击队，反抗军方的屠杀！但是，他们的反抗因领导人的错误政策，1974年反苏哈多斗争以失败告终。

　　

　　第2节.日本沟——排华惨案幸存者黄阿妹的见证

　　

　　荣戛jungkat是西加省府坤甸市十多公里外的小市镇，距离荣戛半公里处，有一条小路延伸到日本沟。日本沟的名称源于二战时期，据称因日本人曾在这里修建集中营而得名。这里是一片不足两公顷的沼泽地。日本沟土地贫瘠，每逢雨天，就变成汪洋泽国。为什么这些华人会在这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来做华人集中营之地安家落户呢？这里隐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

　　1968 年，通往日本沟，只能走泥泞路，现在那条路已经通行汽车，但汽车只能行驶至马来人和马都拉人的稻田边，剩下一公里多是一米宽的小道，汽车无法驶进去，我们只好将汽车停泊在小河边。 当地人用电单车把我们载到日本沟村子里。所谓村子，放眼望去，根本就是一片沼泽地，一间间独立的难民房，就在水沟的右边。简陋的木桥，把各家连在一起，木桥一家架过一家。水沟是他们生活的依靠，洗澡、洗衣、浇水、种菜都靠这条沟水。沼泽地的水是黑红色的，不能喝，难民们只好另挖水井。另挖的水井，虽然井水也深红色，不过比较干净，难民就喝这深红色的井水！土地贫瘠，稻谷难生长，他们只能种些番薯代替主粮。

　　

　　日本沟小路

　　

　　桥右边是难民房

　　我们来到一个极其简朴家庭，就地坐在地板上和一位中年男人谈了起来。他说他们刚来时，这里是一片沼泽森林。“我们靠双手开辟并建造起自己的家。从1968年直到现在，从婴儿小孩到中年老年，45 年的时间里，我们走着一条凄惨的悲情路呐！”现在的年轻人，还继续走着上代未走完的悲惨道路。

　　

　　这时周围很快陆续来了一些人，把我围住了。有位老人蹒跚地走了过来，我赶快过去牵老人的手让她坐下。从老人的脸庞清楚地刻画着一条条历经风风雨雨的皱纹。因为我是西加人，能讲当地客家话，我们很快融洽地拉起家常谈了起来。

　　我听说她是华莪人很感兴趣，因为华莪是西加特殊事件的焦点。我们来到老人的家。老人坐在她家长木板凳上，穿着马来服装。西加山里的华人跟当地达雅人和马来人是邻居，常年友好相处，因此华人妇女模仿了马来、达雅族的风俗习俗，也有的华裔男人跟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通婚。根据他们的习俗，女人穿沙龙在家干活，要出去工作或串门，就另穿一件上衣。这特别显出普通妇女的纯朴和温柔。现在年轻一代已经较少穿这种马来服装了。老人依旧还穿着几十年前山里农村妇女朴素打扮，一副原汁原味的真实农村生活写照。她用何婆客家方言，向我们叙述她46 年前遇难的惊险经历。老人以沉重的心情，开始回忆深藏了46年的历史故事：

　　我叫黄阿妹，今年77岁，祖籍广东何婆人，过去住在西加华莪村，五个男孩，一家七口，夫妇以种胡椒、割树胶为生。村里的华人祖祖辈辈不曾惹事，与周围的达雅人、马来人和谐共处，各族人民各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大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卅事件，苏哈托政府反共反华，向印度尼西亚边界华人赶尽杀绝。

　　1967年，军人下令通过达雅人传达叫我们华人马上去山口洋集中。情况越来越严重，消息传来已经有华人住家被抢被烧被杀，达雅人开始发红碗了，红碗从哪儿开始发，我们不知道，但是心头忐忑不安，一旦达雅人发红碗已经不是一件平常小事，他们以这种方式发动大家，要开杀戒了，就以发红碗为信号，这是达雅人的风俗习惯。

　　

     

　　黄阿妹正准备谈历史故事               黄阿妹与女儿及孙子在一起

　　她说：华莪华人多少代人了，世代相传都安分守己地守住自己的祖业，不曾和异族有过纠纷。突然的变天使大家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走要走到哪儿？有的不曾走出远门，现在被下令举家搬走，谈何容易？家禽家园如何处理？几个孩子如何带走？有的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就守在家等待命运的安排。

　　他们不走坚守在家的就被杀了。军人在后断路，只听到歇斯底里的呜呜哇哇叫喊声，一边追赶一边烧杀抢，非常非常恐怖。碰到妇女就下令脱光衣服，搜身上的东西，藏在身上的金钱全被没收，有的也被割头被强奸，被迫作达雅人的老婆，男的大都被砍杀。

　　听到追逐华人事件已开始，她们全家就决定马上走，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衣服逃命，逃到山林里。森林里很多兵又没粮，生活生命没保障无法坚持，黄阿妹老人被迫走出森林到华莪市镇集中，然后大家挤在一起搭乘第二批难民船，五天后到达山口洋大旺树胶熏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生活。

　　一个大熏房，是厂方用来熏树胶的房子，一片漆黑，空气不流通，没什么窗户，没有电灯，七八百人堆在一处，臭气冲天，每人每天吃一点杂粮粥，喝咸水，小孩、衰弱者开始生病，喝了咸水吃不卫生的东西，吐泻开始感染，地上尽是吐泻的污秽，谁还能管？每天都有四五人病死。熏房尽听疼痛呻吟声和哭泣声。她孩子顶不住了，开始时一个孩子染上了吐泻症，死了一个，隔两三天又死了一个，在短短几天内死了四个小孩，剩下一个最小的男孩。

　　大人小孩死了，最初还有四块木板装尸。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每天至少四五人，就用一个木箱装几个尸体。最后连箱子都没有了，就放进麻袋扛了去埋。黄阿妹老人终于幸运地活着。那真是个人间地狱。国际红十字会知道西加里曼丹的悲惨状况后，寄来了救济物品。但是也有卑鄙的家伙，从中渔利。经过政府与几手的所谓处理难民事务所，他们把白米换成坏米和马吃的粟米，等送到黄阿妹老人的难民所，已经成了畜性吃的粮了。一年以后，红十字会就再也没有救济了。

　　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了维持生命，他们到处在市区排队向华人乞讨。出于爱心和同情心，山口洋、坤甸等地华人很多给予难民们吃喝穿的援助，但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因为当时政治治安不好，影响了地区生活和经济发展。在大举反华的形势下，华人惴惴不安，一般不敢出门也减少做生意，甚至关门大吉，长期的大批难民乞讨，实在也让当地市民担负不起，越来越多的难民饿死病死。苏哈托政府把难民载到各难民集中营，熏房，树胶房、学校，坤甸新埠头、坤甸郊外二十多公里的卡里曼斯、日本沟等地区，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病痛就置之不理了。

　　1968年黄阿妹老人又被集中载到日本沟。这里已有做好的几栋长屋。一栋长屋有十几二十户人家，大概有上百户人家挤在十多个长屋。黄阿妹老人带了一个幸存的小男孩，开始新的逃难生涯。刚来时，日本沟是一片森林和沼泽地，下雨就淹水了。土地不肥沃。水沟里的水是深红色的，非常肮脏，大家就在后面再开井以作饮用，下雨就盛雨水喝。

　　在日本沟红十字会发给他们一天一人一小杯米。大家半饥半饿，每天吃粥和杂粮野菜，在兵的看守下，男人砍大树，慢慢地把沼泽地填起来，各自搭盖小茅寮不再长屋住了。女人就在附近找野菜，或给附近的马来人、马都拉人做佣人、做杂工，给他们煮饭、做菜、洗衣、拔草等等，什么都做，换取一天的工资25盾，买不到一公斤米。后来工资才逐渐增加到50盾、75 盾一天，非常贫困。我在日本沟又生了两个男孩子，一个女孩。是孩子没机会上学。

　　黄阿妹老人四十多岁时，丈夫因工作艰辛生活贫困而得病，没药医治而死去了。没了靠山，凭她一个女人拉扯孩子们长大。

　　后来日本沟住的居民有的被外面的亲人带出去生活，有的外面打工然后搬出去，剩下三十户人家仍然坚持在日本沟生活。孩子们到附近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学校读书，因为那是政府供穷苦孩子读书的学校，免学费，只需自己买书和笔。

　　现在黄阿妹老人跟女婿一起住，女婿去山里找树叶，采山菜、姬菜及采蘑菇等然后带出去外头卖以维持家计，生活还算过得去。

　　黄阿妹老人说：她要诅咒过去的政治动荡，让她失去幸福的家园，失去财产，失去四个孩子，华人是善良的民族，为何遭到摧残？为何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为何落到如此地步？

　　黄阿妹老人现在每天以她瘦弱的身体，力尽所能去帮助儿孙，照顾孙子等做些琐碎的家庭工作，以度过和结束她风风雨雨的人生。

　　

　　第3节.山口洋茉兰蒂大屠杀

　　

　　2013年1月18日，我们在山口洋采访了茉兰蒂惨案幸存者阿田芳胜。阿芳，现年67 岁，客家人，一家有十一姐弟，除了逃出来的五兄妹外，其他与父母同受难被烧死被残杀了。

　　

 

 

　　山口洋远景

　　1964年年轻的阿芳在外乡工作，参加进步农村青年组织。1965 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回到家乡茉兰蒂村。在家几个月后，警长叫阿芳准备好衣服，明天要带他去Ngabang。阿芳知道不妙，要逮捕他了，阿芳连夜逃走。正因阿芳逃跑才免了杀身之祸。从孟嘉影BENGKAYANG走路去马云MAJUNG 得花4小时，从MAJUNG 去茉兰蒂MELANTI也需5小时，阿芳的故乡就是在MELANTI ，那里有二十多户人家，住家是连在一起的长屋也是店面，前堂全打通户户相通，一个最惨无人道的屠杀华人的历史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马云、茉兰蒂有三个警察，警察长是达雅人。当时华莪孟嘉影一带谣言纷纭，每天都可听到烧杀抢事件发生的可怕传闻，警长便利用人心惶惶之际对马云人说：“我带你们到茉兰蒂村，如果你们在马来人或达雅人乡村有相熟的，你们可寄宿在他族的家，比较安全，暂时逃避一下，平静了再回来。但是你们带着贵重的金钱不安全，先托我放，平静后再拿回去。”人们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别无选择，以为事件最多一两个月会平息，便纷纷拿出金钱托付他保管。

　　三个军警带着三百多位马云人走了五小时路，到了阿芳的故乡茉兰蒂村，便把他们分配到茉兰蒂村人家中住。十多天后，军警长开始安排要投亲靠友的到他办公桌登记，据警长说是由当地达雅人来带华人村民们去安全的村庄。每天都有几家人被达雅人带出去，几批人带了几个晚上，茉兰蒂华人都以为先安排去的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大家都安心地等待轮到自己。

　　就在这时却从一位有良心的马来人口中偷偷传出骇人听闻的秘密，原来这假慈悲的警察长是阴险狡诈的，他想把马云人委托给他的金钱占为己有，为了灭口，他把已登记名单的家庭一家一家的叫屠夫带出去，这些华人还高高兴兴地去赴死，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完全没防备的情况下，在路上就被宰杀了。

　　听到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后，他们才吓了一跳。太晚了，这时已经上百人遭到毒手了。接着恶狼要带他们下一批已登记好的家人时，没人要去了，谁要去送命？这时这毒狼知道阴谋披露了，他恼羞成怒，叫来达雅人包围茉兰蒂店铺，并强行把茉兰蒂店门关起来，这时人群马上乱了起来，逃的逃，四下乱窜。警长下令点火，把整个茉兰蒂村烧得通红。被关着的就被烧死了。逃出来的被一群达雅人追着砍。有三姐妹父母被砍了，她们被达雅人抓回去当老婆。有一个小孩受伤晕过去，醒来时他看到周围血淋淋的尸体，他极力爬到附近乡村，刚好是他姐姐被达雅人抓去做老婆的乡村，他姐姐听到有受伤的男孩，她马上去看，原来是他弟弟，姐弟抱头痛哭。

　　阿芳十二岁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混乱中迷迷糊糊在一位白发老人引导下，经过河岸边直跑马来乡村，到达马来乡村办事处停下来，这时老人也不见了。三姐弟不知所措在哭泣，弟弟才几岁还小，后来两个弟弟被人带去山口洋分别被人收养，妹妹被马来人收养。

　　阿芳在打烈被捕后，形势有所放宽，较自由。有一次被叫回监狱报到，阿芳一走了之，到处流浪，生活无着落。阿芳很想知道父母被杀戮后弟妹情况究竟如何。80年代他有一份较稳定的开车工作后，才回到孟嘉影去找寻，幸运地找到幸免于难的妹妹。妹妹长大后，与另一村的马来青年结婚，现有了孩子，生活稳定。90年代后，阿芳在砂拉越向一位马来人打听到弟弟的下落，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在外岛也有了稳定的生活。只有一个弟弟，直到现在还没找到，阿芳说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找寻他弟弟，最近坤甸每逢有人打电话联系阿芳，说有人要与他见面，阿芳总猜想这个人也许是与他弟弟有关。阿芳非常希望能见到失踪几十年的弟弟。他说：“虽然我们家破人亡，但我们还有幸活着，祝愿我们兄弟总有一天再团圆。”

　　这恶毒的沾满华人鲜血的冷酷杀手 ，为屠杀华人立了大功，苏哈多给了他升官发财的机会，甚至他的子女也为此沾了他父亲的光。

　　

　　第4节.本冬(Betung)桥大屠杀

　　

　　范昌，56岁，甘北（Kampet）人，老家是过去万诸记的一个乡村，现在在山口洋开熟食店。我们刚好在他的餐馆吃饭。听说他家人也是难民，我情不自禁地与他谈起家常。他说：

　　九卅事件发生时范昌还未出世，当时甘北的一部分华人被绑着带到大理村（DARIT）的BETUNG 桥上。马来人为了向军人和达雅人示好，他们把被绑着的一群华人赶到桥上一个个杀掉。十五岁以上的小孩、男人全杀，范昌的叔父伯父一家十多人全被集体屠杀了，另一部分的男人被达雅人绑着，带到万诸记的另一地区也全被杀害。

　　有一位马云人名叫加辉手被绑着，带到半路他拼命挣脱绳子后成功乘机逃生。还有一位马云人叫阿必，在下打烈的吊桥上，一批人过桥被砍死踢进河里，他是最后被砍的一个人，当砍的时候他稍微蹲下，刀从肩上砍下，受伤了，他顺势滑进河里，侥幸逃过一劫。他在漂浮着尸体和染成红色的血河里，保持清醒，最后在河的下游，悄悄地爬上岸，逃到山口洋，跟着人来到坤甸Sungai Raya，一直住在那里，并有了孩子。阿必是被砍杀但侥幸逃活的见证者之一。可惜他于2013年1月20 日去世了。

　　

　　第5节.亭大阪屠杀案

　　

　　1968 年，西加里曼丹三发(Sambas)县亭大阪（Timtapan）村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屠杀华人一家的案件。受害者郭妙英的丈夫刘克鸿向我讲了亭大阪村屠杀事件的真实经过：

　　1968年，印度尼西亚西加三发县属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亭大阪(Timtapan)，村里大多数是马来族人，华人只有几间罢了，隔好远才有一家。马来人以割树胶为生，华人有的从商，有的也割胶。刘克鸿和妻子郭妙英住在河边做收胶汁生意。当地居民把割好的树胶汁卖给他，他把收集的树胶汁加入化学原料使树胶汁凝结，再碾成一块块，晒干后就可出卖给附近市镇的树胶商。刘克鸿一家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在村里人缘不错。他们虽不同种族，但都能和平相处，安居乐业。

　　刘妙英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郭良芳21岁，二女儿20岁，第三的男孩18岁，第四女儿5岁，最小的只3岁，除了18的男孩外全是女孩，生活过得很美满。

　　他们一家人无事不出门。因为如果孩子们上学去卡陵(Galing) 镇很远，而且要划船，去斯古拉(Sekura)镇更远，家里收胶又很忙，所以他们都在当地就读。家里还有一个刘克鸿的哥哥刘锡鸿，妻子去世了，他的儿子在新加坡工作。但在儿子催促下，他也决定尽快去新加坡与孩子同住了。

　　在他们屋子后边住着一位高大的退伍军人，经常和当地军警一起到郭妙英家突击检查。有一天刘克鸿卖树胶拿回很多钱，军警知道了便去他家，说：“这儿发现有印共，他们是坏分子，每到一处都烧杀抢，你们离市区很远，很难保护你们，限你们两个星期内必须搬家。”

　　刘克鸿怕发生事情，于是赶快去比较近的卡陵镇找屋子，又碰到了这军警，他满脸奸笑地对刘克鸿说：“你们可以不用搬家了，只要你们拿出一笔钱来就行了。”刘克鸿知道军人要敲诈他们，便和妻子商量，若拿出这一大笔钱很不值得，又怕得罪了军人，便想搬到远离这军人的三发去。于是刘克鸿乘船到三发找租屋，就在三发亲戚家住宿。

　　1968年的一个夜晚，刘克鸿不在家。他家本来有十多个工人住宿，但那一晚却没有一个工人回来。但他们并没怀疑这是发生事件的征兆，可能军人有意先通知疏散他们的同族工人。

　　半夜两点有人敲门，郭妙英从门缝看到有一个军警和屋后的退伍军人，便赶快开门让他们进来坐下，然后泡咖啡给他们喝。就在这时突然军警伸手向妙英讨很大数目的钱，妙英说没这么多钱，军警就大发脾气，把他们全家人用绳子捆了起来塞住嘴，拖到小汽船上，载到对面一片漆黑的河边。其中有一个塞着嘴的女孩的布脱掉了，她立刻张开口大喊救命。附近有马来人捕鱼，听到救命的喊叫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便划船过来救他们，军警举枪警告，叫他们离开，再前进就开枪，马来人听到威胁声才知道是军人就吓跑了。在黑暗中，军警像疯一般乱砍，刘锡鸿的胸口中了一刀，绑着的绳子也砍断了，他知道自己受伤很重逃不了，马上解开旁边男孩的绳子。这时军警一个个地把人拉到船沿就砍，然后把人推进水里，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刺破漆黑的天空。刘锡鸿乘被砍者咚咚落水的混乱声中，把18岁的侄儿推进水里，他游到岸上草丛中躲了起来。刽子手杀完了人，发现少了一个。因为解脱下来的绳子，掉落在汽船上。他们打手电筒在黑暗的岸边寻找了一阵，结果没找到便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在摇篮里的3岁小妹妹，已经被友族乘军人押着郭妙英一家离开之际抱走了，幸免了一场灾难。听说后来军警还到回克鸿家察看有没有遗漏的。这18岁的男孩因为很少外出，因此走不出家乡的路，第二天他又游回村里。他没回家，因为他知道跟军警一起屠杀他们一家的是他们屋后的退伍军人。他跑到村长家，村长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好心的马来族友人去卡陵镇找到他的亲戚，亲戚用小汽船驶到村长家，见到这位幸存者。这位男孩还活着的消息，传到卡陵镇军警处，于是他马上发出戒严的命令，谁都不准出入。这军警来到村长家，连同这位克鸿的亲人一起，把两人带到卡陵镇关进拘留所。

　　刘克鸿听到他家发生屠杀案，非常伤心想回家看个究竟，找回一家人的尸体，他还不知道儿子已被监禁在警局。当他经过卡陵镇码头上船回亭打板的时候，被那杀人的军警看见了。他跑过去从背后用铁链敲打刘克鸿的头，他马上晕倒了，被这军警拖到扣留所，把他和他儿子及亲戚三人监禁在一个狱房。没人知道在警局监禁着三个华人。

　　杀人案引起了斯古拉华族的不满，他们到区长那儿要求村长调查这件血案。区长不得不去卡陵镇调查，释放了他的亲戚，就是不放他们父子俩，说为了保护他们，把父子俩解到斯古拉监狱。斯古拉人知道后马上送饭给他们吃，但是第二天他们再去送饭的时候，父子俩又不见了。于是斯古拉人到处去找，结果才知道他们已被监禁在三发市。

　　三十多个亭打板和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合上诉到三发市，内容是：“刘克鸿父子俩是好人，要求释放他们。”友善的马来人勇敢地维护无辜软弱无助的华族，但是上诉书不被理睬。不仅如此，他们还再次把父子俩从三发市带走。从此父子俩再也没有踪影。

　　斯古拉人一直寻找失踪的刘克鸿父子，每个监狱去找，两个月后找到汶岛宜监狱，因为听说这里被监禁的人也很多被杀害了。他们向监狱里的人打听，有个囚犯说有这么两个人，但前几天已被带出去枪杀了，父子俩的尸体被丢进海里。亭打板事件发生后，郭妙英一家的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全市区的华人走出家门，很多人见证了尸体肢离腿断惨不忍睹的情况。先捡到母女的尸体，都缺手缺脚，肚肠流出来。一个被杀的最小女孩才四岁。他们的双手全被绑着。过几天后刘锡鸿没头的尸体才浮上来，他的头却一直找不到。警察怕华人反抗，于是便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听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大家敢怒不敢言。刘克鸿一家被杀后，他村里的华人全部连夜逃走，不然他们也将落得同样下场。

　　这屠夫想杀人灭口，连3岁的女孩都不放过，他们还回来找这个漏网的3岁女孩，幸好好心的马来族村民，抢先一步将这女孩藏了起来，第二天把她装进瓮里偷运到卡陵镇他亲戚家，再从卡陵镇转运到斯古拉。以后她在那儿读书，直到火烧斯古拉，她亲人的屋子被烧了，没了家，被迫离开斯古拉，辗转到雅加达，住在讲述事件的亲戚家里。

　　可能经过许多波折和惊吓,这位小妹总是沉默寡言。以后在雅加达和马来人结婚，有了孩子，她已拥有美满的生活，不再痴呆寡言了，已恢复健康精神豪爽，也能很好地帮助她丈夫工作了，刘克鸿幸运地只保存下这个根。

　　这件屠杀案件发生后，接连发生了很多屠杀案。斯古拉华人好几个被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装进笼子里，笼子刚好只能蹲一个人，像猪一样等待宰杀。当地驻军要外面的亲人用钱赎命，只要出钱就放人，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有一个被禁在笼子以后，外面的亲人跟军人讲价，这人马上被砍死，究竟杀了多少人没人敢说。这是几个斯古拉人跟我讲述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1968年屠杀刘克鸿一家的事件，是一个和刘克鸿父子一起锁进监狱的亲戚，幸运被释放出来后向刘克鸿的亲戚叙述的。

　　（附：郭妙英的亲戚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郭妙英唯一的小女儿，于2008年因病去世了。）

　　

　　

　　第6节.阿隆巴拉惨案

　　亭大阪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又发生了阿隆巴拉惨案。

　　阿隆巴拉离斯古拉约30公里远。那里有七个华族渔民，他们平日经常在海边捕鱼，因回家路途遥远，去捕鱼就得住上一两天，捕了鱼便做鱼脯，因此就在海边沙滩上搭个小小茅屋以便休憩。

　　这一天的傍晚，他们刚开始煮晚饭，突然几个军人来到他们的茅屋，对他们说，这里发现有共党，叫他们马上离开，不然他们会被共党杀死。军人走后，他们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恫吓他们罢了，哪来的共党。正要开饭，军人又倒回来并把七个人绑了起来。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了，恐怕会像几个月前亭打板所发生的刘克鸿全家被屠杀事件一样，其中有两位挣扎着解脱了绳子，乘防守的军人在外面赶快逃走。然而，剩下的五位渔民被军人杀死后丢进大海，被杀的一个是斯古拉人彭天志。逃走的两人中，一个叫阿乌的是斯古拉人，他不敢回家，躲到别处去了。被杀者的家属都不敢去收尸。

　　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对华人大屠杀事件是在1965年九卅事件以后在苏哈托政府的纵容庇护下所发生的，时至今日目击证人有的还健在。罪恶昭彰的苏哈托虽死，他在临终前毫无悔过的意思，所以留给他后人的耻辱和罪过，永远洗不清。

　　

　　

　　刘阿源69岁与刘贵，他们是万诸记（Perigi）人。过去此村约有100多家人，多以割胶种稻为生。刘阿源、刘贵与其他青年四十人在万诸记最先被捕。

　　军人用棍打、用电刑，他们都不作声。他们暗中发誓，无论如何用刑就由他们四十人共同承受，不能连累别人。

　　阿源还告诉我们，1967 年达雅人发红碗后，军警煽动达雅人向华人进攻，到处烧杀抢奸，局势触目惊心。

　　达雅人到来时，手举长刀，狂呼乱叫，华人措手不及到处乱跑，有的在胶园、树林、菜园等，或被军人拦截扫射，或被达雅人砍死。

　　一个叫郑季兰的老人，儿子媳妇去园里割树胶，在家里帮助儿媳看管孙子，当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叫大家跑时，她慌乱地抱着一个孙儿，手牵着一个三岁孙子往屋外逃命，他们三婆孙藏到草丛里，被兵看到了，瞄准向他们开了一枪，这一枪穿过婆孙三人，可怜他们同时死在这一枪上，惨不忍睹！万诸记有一百多人被军人和达雅人枪杀。

　　张忠，华莪人，他们在逃命的时候，是几十个人一起跑的，有的人带着小孩，很拖累。还在襁褓中或较小的孩子，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逃命，饿了渴了累了他们哭个不停，在躲藏时，有哭声就会被军警和达雅人发现引起追赶枪杀，危害集体的安全。为了避免危险，有的人只好忍痛做出决定，把孩子留放在路上，期望幸运者能被人收养。有一个路边被抛弃的孩子被军人碰上了，一个军人指着他的头要枪毙这小生命，被他的队长阻止并带回去收养。

　　有的在紧急的情况下，把孩子堵住嘴鼻窒息而死，甚至有的把孩子丢到河里淹死。

　　最后张忠心怀悔恨地把内心的伤痛向我倾诉说，他把自己非常可爱的男孩丢到河里以后，小孩竟然抓到树根一直喊爸爸妈妈，他怕小孩的叫声被军人和达雅人听到，只得回去狠心把孩子再次推到河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周淑芳是昔加罗人，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她告诉我当时她刚好与翠燕一起在孟嘉影做客，整村的华人都被集中到草地上，被一群外来的达雅人包围着，达雅人在四周燃起了一堆堆篝火手舞足蹈，挥舞着刀叫喊着，欢呼狂笑。听说当他们舞蹈结束就要大开杀戒，华人都紧抱着哭泣，大家在等待着死神到来那一刻。突然从另一方向来了一群达雅人，他们在高声喊叫着什么，根本听不懂。后来，包围华人的达雅人吼叫几声，一窝蜂走了。

　　解救华人的达雅人来到村人面前，大家互相拥抱，华人感谢苍天有眼，天兵天将降临。原来包围他们的是外地的达雅人，本地的达雅人大都不杀自己村里的华人。当他们这区的达雅人得到消息后，马上集结一村人来拯救，他们对别村的达雅人说：这些华人是我们这村的，你们管不着，走吧！就这样，他们挽救了全村人的生命。这村的达雅人劝告说，你们赶快逃出市镇去，不然你们还是会被杀的，这时全部华人连夜逃出市镇去集中。

　　

　　阿达，74岁，打腊人 SENAKIN，父亲是客家人，母亲达雅人。这是阿达的叙述：“1967年排华时期到处是烧杀抢，我母亲虽是达雅人，也因父亲华人同样遭殃。我母亲被达雅人抢去做老婆，好在我阿姑恰好回村，把我母亲抢救出来，带出山口洋。

　　听说我的十多位朋友阿南等人听信达雅人说要护送他们去山口洋，但是不能带刀，于是他们赤手空拳地跟着达雅人走，走到半路达雅人违背诺言，向他们大开杀戒。他们没法抵抗，结果全部遇难。

　　我和一位朋友为了避免危险决定走山路逃去山口洋。我们因走山路侥幸逃脱，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营，在难民集中营里过着非人生活，度日如年。后来难民大概已被赶出山口洋，华人乡村财产和房屋都已被达雅人、马来人侵占。我估计形势比较稳定，下决心重回到达雅乡村开辟农田。我悄悄地回到家园，在好心的达雅朋友帮助下，逐渐重新立足，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老婆是华人，我的下一代都能与达雅人友好相处，现在他们都在外地工作了。

　　

　　第8节、见义勇为的正义力量

　　如果说大多数屠杀过华人的达雅族是受蒙蔽，那还情有可言。至于那些故意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发动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在正义的人民面前其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即使面对大屠杀，也出现许多见义勇为的人士，他们以各种方式秘密地保护无辜的华人。他们是正义的代表，华族的恩人。我们感谢他们，钦佩他们。

　　当不满12岁的三姐弟身陷血淋淋的大屠杀时，一位白发老人悄悄带领姐弟三人脱离困境，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斯古拉华人得知刘克鸿父子被非法关进斯古拉监狱时，大家争先给父子送饭，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三十多名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名上诉三发市政府，证明刘克鸿父子是好人，要求将他们马上释放，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郭妙英一家的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警察怕华人反抗，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听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大家怒目圆睁！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军警倒回刘克鸿家，企图找回漏网的三岁女孩的时候，幸亏有一位马来村民抢先一步，将三岁女孩私藏起来，小女孩才免遭屠戮。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当一个军人指着一个失散小孩的头要枪毙这小生命时，队长阻止射杀，并小孩带回去收养。这说明即使是军人，其中还有人良心未泯灭。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在孟嘉影被包围的整村华人等待着死神到来那一刻，突然来了一大群解救华人的达雅人，这是正义的力量！

　　阿达从达雅乡村带来一位地道的达雅人，用流利的印度尼西亚语接受我们的采访。下面，让我们听听这位达雅族人的正义力量代表的心声吧！

　　他说：

　　我叫AMAN ，今年74 岁，是达雅族农民。九卅前曾参加合法的进步农民组织，1965 年后被捕入狱，手指头和耳朵被军人用电线连接后触电，整个身体和心脏都颤动，他们要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我没做坏事没杀人放火，有什么好承认的？

　　我被监禁一年半后回到村子里。我的同族却另眼看待我，讨厌我，好像我是达雅人的叛徒，因为我没参加他们屠杀华人的行动。如何下得了手？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啊！

　　我们村一带有80个华人被军人和我们族人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孩都杀，有两人名叫陈安平和宋阿春，头砍下来后当作球踢。

　　80 多岁的谢阿兰，她是阿拉的母亲，活活被放进麻袋丢进河里；300多家华人的住房被烧，由达雅人放火，由军人看守着，防止华人逃跑。箫阿峦和箫永林父子被抓，在军人监视下，父子俩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另一个儿子绑在树上，军人用枪打死后，达雅人把头割下来。陈胜狗父子三人，其小儿子年仅12岁，全被军人开枪打死。林阿牙12岁，他的叔母凤英72 岁，和其他人一起都被集中到球场上屠杀，凤英的尸体还被暴徒轮奸，然后把一支树枝插进下体。

　　逃难时，有一部分华人幸运地被善良的达雅人领路而得以逃出去，一直走到孟加映集中然后下山口洋。一个村长叫tuda，他不忍看到自己的华人朋友被屠杀，他偷偷带约一百位华人逃走，把他们安全送到孟加映。但是他的行动被他们村里人知道了，当他回到村里时，被村里的达雅人围着打到眼睛瞎了；另外有一位好心达雅人带领八十多人深夜逃跑，当他送他们到达孟加映后，回到村里也被村里人杀了。

　　所谓红碗就是把狗宰了，把血滴在碗上。一个红碗传百乡村，千人接万人行动，屠杀了千千万万华人，达雅人得到好处了吗？没有。我要为我的民族忏悔。我耐心地向他们进行解释，我们是被政治挑衅者利用了，他们利用我们没政治头脑，利用我们的愚蠢来挑拨离间。我们几百年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如此被毁于一旦！我们是在烧杀抢，在犯罪啊！我们制造的是民族间的血仇，没有华人也就没有朋友了。”

　　“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毁了华人和达雅人几代人的友谊，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很伤心，我们的文化、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直到现在都无法走出困境。没有华人经济上的推动，我们永远是落后的民族。”

　　阿曼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向几个村的达雅人传播民族大团结、和谐共处的思想。在他有生之年，他要让大家永远记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在残暴者的屠刀下，善良的达雅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尽力帮助受害的无辜华人。阿曼为实现民族和谐付出了爱心，是值得我们尊敬与钦佩的。

　　正义的事迹不胜枚举，正义的力量处处显现。正是这些正义的力量推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自由民主和进步。

　　第四章、结束语

　　1998 年苏哈托下台后，新政府恢复种族和睦政策。华人加速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逐渐参与政治活动。开始有华人当选为国家、省、市、县级议员，还有华人当选为西加里曼丹省议会副议长、坤甸市议会议长、山口洋正副议长。山口洋市议会女议长还是华人呢！华人张锦坤成了上侯县第一位华人县长；华人黄汉山担任西加省副省长；华人黄少凡曾任山口洋市长，钟万学被选为雅加达副省长，这些对死去的同胞来说，也许是慰藉，不过那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国家崇尚班查希拉五项原则，希望国家领导人能真正执行班查希拉原则。那些屠杀无辜百姓的幕后黑手，应得到法律制裁和惩罚。最低限度能给过去对华人的污蔑做平反，这才是公平的。希望正义的人权组织，能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维护他们的合法作出贡献。

　　“Menginggat kembali

　　Pergolakan”

　　

　　

　　Catatan sejarah tindakan penganiayaan yang dialami orang Tionghoa Kalbar tahun 1967

　　

　　Mengingat kembali pergolakan（请帮助改正题目）

　　1. Muka dimah

　　2. Ringkasan orang Tionghoa Kalbar Indonesia

　　3. Rentetan tragedi pembunuhan secara besar-besaran yang mengerikan

　　Parit Jepang——Saksi hidup tragedi anti Tionghoa

　　Tragedi Sungai Purun

　　Pembunuhan massal Melanti Singkawang

　　Pembunuhan secara massal Jembatan Betung

　　Tragedi Timtapan

　　Tragedi Arung Parak

　　4. Wawancara saksi mata peristiwa anti Tionghoa daerah perbatasan

　　A Nyan

　　Cong Cung

　　Suk Fong

　　A That

　　5.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6. Adili dan menghukum bagi pendalang belakang layar. 第四章、结束语（请帮助改正）

　　

　　

　　

　　Catatan sejarah tindakan penganiayaan yang dialami orang Tionghoa Kalbar tahun 1967

　　1. Muka dimah

　　Orang Tiongoa pada masa sebelum Laksamana Ceng he berlayar mengalungi samudra India hingga ke dunia Barat pada abad ke 14 Masehi, telah menyeberang lautan tiba dinegeri kepulauan nusantara yang subur nan kaya raya ini,  berbekal kedua belah tangan bekerja keras mewujudkan cita-cita mereka. Mereka sama sekali tidak pernah berkeinginan menaklukkan bangsa lain,dengan watak moral yang luhur, hidup berdampingan secara damai dengan masyarakat setempat.

　　Namun mereka selalu menjadi korban bagi yang memperkuat posisi berkuasa dan mengalihkan pertentangan politik dari lapisan berkuasa. Penguasa selalu memprovokasi, menimbulkan insiden, menghasut etnis lain untuk memusuhi orang Tionghoa, Menimbulkan gelombang bergelombang anti Tionghoa, sehingga menjarah harta hasil karya, bahkan membunuh secara tragis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Sejak dari zaman Belanda, zaman Jepang, bahkan setelah merdeka diproklamirkan, orang Tionghoa selalu mengalami penindasan dan penganiayaan, mengalami banyak gelombang eksit dan anti Tionghoa, misalnya pada tanggal 9 Oktober tahun 1740 terjadi peristiwa tragis pembantaian orang Tionghoa di Kali Angke Batavia oleh pemerintah kolonial Belanda. Peristiwa pembantaian terhadap 500 buruh pekerja lokasi penambang mas daerah Pemangkat Kalimantan Barat(selanjutnya sisingkat Kalbar) oleh tentara kolonial Belanda pada tahun 1850, peristiwa pembantaian orang Tionghoa Kalbar oleh fasis Jepang pada tahun 1943, peristiwa pembantaian terhadap guru dan murid di Medan olen tentara Indonesia pada tahun 1966, peristiwa anti dan pembantaian secara massal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pada tahun 1967, peristiwa tragis anti Tionghoa di Jakarta pada tanggal 13-Mei 1998, peristiwa tragis Aceh pada tanggal 9-Agustus 2001 dll.

　　Didalam berbagai peristiwa anti Tionghoa ini, yang paling serius adalah  peristiwa anti Tionghoa Kalbar Indonesia yang terjadi pada tahun 1967. Sebelum terjadi pembantaian yang tak berprikemanusiaan, orang Tionghoa, tanpa ada pilihan lain kecuali akhirnya melawan dengan mengangkat senjata.. Penguasa meliter Suharto memblokir berita penganiayaan keji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pada tahun 1967, kebenaran  sejarah hingga kini mesih belum terkuak  bagi umum, apa sebenarnya yang terjadi atas peristiwa anti Tionghoa di Kalbar?

　　Pada tanggal 17 Januari 2013  saya mengunjungi Kalbar, mengadakan wawancara kepada saklsi yang masih hidup, sehingga kejadian di Kalbar Indonesia bisa dipublikasikannya secara benar, semoga mendapat perhatian dunia internasional.

　　Penulis ingin mengucapkan rasa terima-kasihnya kepada penerjemah Bahasa Inggtis,dan penrjemah Bahasa Indonesia, Penghormatan tertinggi juga ingin disampaikan atas dedikasi mereka yang tanpa pamrih. Penulis bersyukur karena usaha kami ini adalah dalam rangka mendukung kebebasan demokratik dalam upaya perjuangan Hak-hak Azasi Manusia mencari Kebenaran dan menegakan Keadilan.

　　Sekali lagi Penulis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yang sebesar-besarnya kepada semua pembaca dan pendukung. Mohon pendapat dan kritiknya.

　　2. Keadaan orang Tionghoa Kalbar Indonesia

　　Pulau Kalimantan ( sebutan lama Borneo) merupakan pulau yang terbesar diantara kepulauan Nusantara Indonesia, baigan utara berbatasan dengan Serawak,Sabah yang merupakan bagian dari wilayah Malaysia. Kalimantan dengan wilayah yang luas,

　　terbagi menjadi empat provinsi, yakni Kaltin, Kalbar, Karsel dan Kalteng.

　　Kalbar adalah salah satu dari empat provinsi Indonesia di daerah Kalimantan,dengan luas wilayah 146,807 km persegi.Jumlah populasi menurut catatan 2004 adalah 3,991,612 jiwa, ,terdiri dari etnis Melayu, Dayak ,Tionghoa, Madura, Batak, Bugis dan suku lain,etnis Tionghoa mencapai 365,232 jiwa.

　　Pontianak sebagai ibu kota provinsi dan Singkawang merupakan  dua kota yang penting, etnis Tionghoa lebih banyak berada disekitar Singkawang, meliputi 65% dari jumlah penduduk kota, sedangkan di Pontianak orang Tionghoa meliputi 45% dari jumlah penduduk kota tersebut.Disetiap daerah pemukiman seluruh provinsi Kalbar, pedalaman dan wilayah Sungai Kapuas juga tersebar orang Tionghoa yang mengusahakan perkebunan karet, lada, kelapa, kelapa sawit dengan masing-masing lokasi lahannya terpisah.

　　Etnis Tionghoa Kalbar masih mewarisi budaya dan tradisi leluhur mereka, baik yang beragama Katolik, Kristen,Buddha maupun penganut aliran lain, tidak ketinggalan dalam merayakan hari hari besar seperti tahun Baru Imlek, Capgomei, Cengbeng, Duanwu/Pecun,Tiongciu,tangci dan lain. Terlebih Capgomei, festifal  Barongsai dan arak-arakan Tatong dan lain atraksi rutin diselenggarakan, tak urung merupakan daya tarik buat wisatawan lokal dan asing,

　　

　　Bahasa pergaulan sehari-hari yang digunakan di Pontianak umunya bahasa berdialek Tiociu; di Singkawang adalah bahasa dialek Hopho, sedangkan daerah sepanjang Sungai Kapuas berlaku bahasa dialek Hakka Moijan. (Dialek bahasa lisan bisa berbeda-beda,  namun bahasa tulisan adalah sama)  Orang Tionghoa Kalbar termasuk yang paling mempertahankan keutuhan kebudayaan tradisional Tiongkok yang telah berlangsung lima ribu tahun lamanya.

　　3. Rentetan tragedi pembunuhan secara besar-besaran yang mengeri kan

　　Dimasa setelah Suharto berkuasa 1965, seluruh pelosok Indonesia berada dalam suasana anti golongan kiri dan anti Tionghoa, tidak terkecuali Kalbar, segala yang berbau tradisi dan kebudayaan Tionghoa dilarangan. Pada tanggal 20 Desember 1966, Pangdam 12 Ryacudu mengeluarkan surat keputusan, mengusir pengurus organisasi/asosiasi masyarakat Tionghoa Kalbar keluar dari wilayah provinsi dalam tempo satu bulan. Dan mengumumkan : Hoakiao(WNA) dilarang  bermukim diluar daerah tingkat kabupaten,dan mereka tidak diperbolehkan berdagang eceran dan buka toko,sekolah, tempat /kantor urusan hoakiao disegel.

　　Mulai tanggal 9 Januari 1967, Sebelumnya orang-orang PKI dan kaum progresive dibunuh dan dipenjarakan, setelah itu, penguasa militer setempat mengasingkan pengurus asosiasi Hoakiao kabupaten Sambas, pemindahan paksa juga dilakukan terdadap petani hoakiao didaerah Bengkayang.  Hingga tanggal 21 Januari sejumlah 300 pengurus berikut keluarganya dari asosiasi Haokiao, 63 petani Hoakiao dibawa dan dikenakan tahanan kota di Pontianak antara lain terdrri dari Pengurus sekolah, asosiasi Chung Hoa Kong Hui, serikat dagang, perkunpulan orang lanjut usia, ketua, kepala sekolah guru yang tidak tahu-menahu apa-apa dijebloskan ke bui. Pada saat rombongan akan diberangkatkan ketempat pengasingan,  Bapak Lim Tek San ketua Chung Hoa Kung Hui Singkawang, begitu beliau dinaikkan ke kendaraan, dengan gagah meneriakkan “kita harus bersatu padu, bersatu kita kuat", terus dilanjutkan dengan mengumandangkan nyanyian lagu “Tuánjié jiùshì lìliàng (Bersatu padu)”, suasanapun berubah menjadi bersemangat dan membesarkan hati orang, sekalipun tidak tahu apa yang bakal terjadi nanti.

　　Untuk mencapai tujuan rencana meng-exit orang Tionghoa dan pengusiran Tionghoa, pihak militer menghasut orang Dayak dengan mendramatisir peristiwa pembantaian besar-besaran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pada tahun 1967, mayor S dan lettu P D melapor pada Oevang Oeray (pemimpin suku Dayak) sebagai gubernur Kalbar bahwa telah terjadi peristiwa pembunuhan terdadap 9 orang Dayak yang dilakukan gerilyawan orang Tionghoa.,Gubernur Oevang Oeray hampir saja termakan pancingan tersebu. Mula-mula, ia langsung naik pitan sembari menggebrak meja berkata bahwa: Hutang darah mesti dibayar dengan darah!

　　Namun,pergaulan antara masyarakat Dayak dan Tionghoa selama ini harmonis saja, mereka tidak yakin bahwa kaum gerilya Tionghoa membunuh orang Dayak, maka pembohongan  pertama pihak militer, hasutan kepada orang Dayak untuk membantai orang Tionghoa, tujuannya tidak tercapai. Dengan demikian mereka sekali lagi menciptakan insiden, mengarang pembohongan dan menyebarkan bahwa PGRS telah membunuh Garanse kepala Benua Teriak Madang dari Bengkayang. Selanjutnya mengatakan bahwa mayat dimutilasi, digantung di pohon, bertuliskan huruf Tionghoa. Intrik pihak militer kedua ternyata berhasil, orang Dayak termakan pancingan. Masyarakat Dayakpun mengamuk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mengobarkan pembunuhan massa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yang belum ada dalam sejarah.

　　Gelombang pembunuhan merebak keberbagai daerah Kalbar, termasuk Majung,Melanti yang didaerah Bengkayang,Darit,Senakin,Perigi, Kampet ,Timtapan,Arung Parak. Orang Tionghoa saban hari bergetar-getir. Mendengar dan menyaksikan saudara seetnis yang tak berdosa dijebloskan dalam penjara, dihina, di aniaya, dibantai, mereka tak tertahankan lagi!, Apakah tetap hidup terhina, menanti maut menjemput, atau bangkit melawan. Banyak orang Tionghoa terpaksa, lari masuk kehutan, bergabung dengan pasukan gerilya, melawan  tindakan pembunuhan pihak militer! Hanya perlawanan mereka dikarenakan kekeliruan kebijakan pimpinan, berakhir dengan kegagalan pada tahun 1974.

　　Perit Jepang——Saksi hidup tragedi anti Tionghoa

　　Jungkat  adalah sebuah Kota kecil yang terletak belasan km dari Pontianak ibu kota provinsi Kalbar, 500 meter jaraknya dari Jungkat terdapat sebuah jalan kecil  menuju ke Parit-Jepang. Nama Parit-Jepang berasal dari zaman perang dunia II,  julukan demikaian,konon tentara Jepang pernah mendirikan kam-konsentrasi dilokasi ini, sebidang lahan rawa-rawa yang luasnya  kurang dari 2 km persegi .Tanah Parit –jepang gesang Bilamana musim penghujan Parit-Jepang akan berubah jadi genangan air. Mengapa mereka/para orang Tionghoa ini bisa bermukim disini yang dahulu kala pernah jadi kam-konsentrasi bagi orang Tionghoa oleh militerisme Jepang? Disini tersimpan misteri kisah sejara.

　　

　　Pada tahun 1968, untuk mencapai Patit-jepang, hanya bisa melalui jalan becek, kini jalan tersebut telah dapat dilalui kendaraan mobil, tetapi hanya sebatas disebelah ladang padi penduduk orang Melayu dan Madura, selebihnya sepanjang 1 km adalah merupakan jalan kecil selebar 1 meter yang tidak mungkin dilalui mobil, kami hanya bisa memarkir kendaraan ditepi kali kecil.. Pengojek setempat dengan Sepeda motor membawa kami sampai di perkampungan Parit-jepang. Apa yang disebut perkampungan, dalam sorotan mata, lebih menyerupai sebidang daerah rawa-rawa, bangunan pengungsi berdiri disebelah kanan kali satu per satu secara terpisah. Jembatan terbuat kayu yang sederhana menghubungkan rumah secara berangkai.. Kali merupakan andalan hidup sehari-hari, mandi,mencuci pakaian, menyiran tanaman. Air kali/rawa berwarna merah kecoklatan, tidak layak diminum, para pengungsi terpaksa mengali sumur. Namun warna air tetap merah, Cuma kelihatanya agak lebih bersih, para pengungsi mengkonsumsinya! Tanah tidak subur, sulit untun bercocok tanam padi, mereka hanya tanami ubi sebagai penggati bahan makanan pokok.

　　

　　Kami berkunjung disebuah rumah yang sangat sederhana dan bersahaja,duduk bersila dilantai dan ngorol dengan seorang lelaki setengah baya, ia bilang bahwa pada saat awal datang kemari, disini masih rawa belantara, dengan kedua belah tangan kami mendirikan rumah sendiri. Dari tahun 1968 hingga kini, dari seorang bayi bocah hingga setengah baya dan lansia, selama 45 tahun lamanya, meniti jalan berliku, generasi muda kini masih berupaya teruskan rintisa jalan yang belun terselesaikan.

　　

　　Saat itu kami dikelilingi orang yang datang secara berutun, terdapat seorang nenek dengan langkah bertatih-tatih, sayapun menyambutnya dengan menyilahkan duduk bersila, dari raut muka yang ditandai keriputan diwajahya yang menggambarkan pasti banyak yang dialami dalam hidupnya. Oleh karena saya dari Kalbar juga, maka kamipun terlibat pembicaraan yang akrap

　　Begitu mendengar Ia berasal dari Sanggau Ledo, saya semakin tertarik. ini merupakan fokus peristiwa khusus Kalbar.

　　Kami datang kerumah orang tua, ia duduk dibangku dengan kebaya khas Melayunya, Orang Tionghoa yang berdiam di pedalaman Kalbar, pergaulan dengan orang Dayak dan Melayu sangat dekat, banyak dikit terpengaruh dengan kebiasaan dalam kehidupan, sehingga lelaki Tionghoa beristrikan wanita Dayak atau Melayu. Kebiasaan dirumah mengenakan kain sarung, bila keluar kerja atau bertandang akan mengenakan baju kebaya, , kelihatan kesahajaan wanitanya, kini pakaian kebaya sudah langka dan tidak digemari generasi muda.

　　Orang tua masih juga berdandan sederhana layaknya seorang wanita pedalaman berlaku sejak beberapa puluh tahun yang lalu, merupakan potret asli kehidupan tani desa. Dengan berbahasa dialek Hopho-Hakka, beliau bercerita kepada kami kisah pengalamannya  yang menegangkan 46 tahun silam.

　　Orang tua dengan hati yang berat, mulai  ingat kembali kisah sejarah yang terpendam dengan penuh pahit getir dalam kehidpannya:

　　

　　

　　. Saya bernama Bong A Moi, 77 tahun, asal leluhur Hopho Kuongtung, sebelum ini berdiam di Sanggau Ledo, punya anak lelaki 5 orang, sekeluarga 7 orang, suami istri mengandalkan berkebun lada dan menyadap karet sebagai mata pencaharian. Orang Tionghoa di kampung berdampingan hidup bertetangga dengan Orang Dayak, Melayu secara rukun, masing masing mengurusi kesibukannya, melewati hari dengan aman sentosa. Namun sesuatu yang tak terduga telah terjadi, yakni peristiwa G30S 1965,gelombang dan badai menyapu pedalaman perbatasan, militer Suharto lakukan pembersihan etnis Tionghua yanng berdiam disitu, dengan cara yang sangat kejam. Tahun 1967, tentara perintah lewat orang Dayak menyampaikan pada kami orang Tionghoa  harus  evakuasi ke Singkawang. Situasi semakin gawat, ada kabar yang mengatakan bahwa telah terjadi penjarahan ,pembakaran rumah dan pembunuhan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orang Dayak telah mengedarkan ‘mangkok merah’, sedangkan arahnya dari mana kami belum tahu, namun ini menggetarkan hati kami, karena jika sekali ‘mangkok merah ‘ beredar ibarat suatu hal yang luar biasa akan berlangsung---pembantaian akan terjadi, ‘mangkok merah ‘ isyarat dari adat tradisi orangn Dayak                                                                 

　　

　　Kami bermukim di Sanggau Ledo telah berlangsung beberapa turunan, berpatuh pada hukum dan berkelakuan baik serta memelihara usaha warisan, selalu bersabat dengan suku lain, begitu sekonyong-kongong situasi Indonesia berubah, semua pada panik dan melongo, kehilangan akal, kemana harus pergi? bagi orang tertentu bahkan belum pernah bepergian jauh, kini diperintahkan pindah pergi dari rumah, apakah segampang itu? bagaimana dengan hewan ternak kebun dan rumah? Bagaimana memboyong anak-anak dijalanan? Ada yang tak ikhlas meninggalkan kampung halaman, terlebih bagi para lansia, mereka lebih suka bertahan dirumah pasrah bagaimana nasibnya nanti.

　　Bagi mereka yang bertahan dirumah kemudian dibunuh, ada tentara mencegat dari belakang, terdengar oleh kami teriakakan  histeris, pengejaran ,pembantaian dan pembakaran pun berlangsung dengan sangat menakutkan.Pakaian para wanita  diluncuti,badan digeledah, perhiasa yang berharga diambil, ada yang kepalanya dipenggal dan ada pula yang diperkosa, ada yang diperistri dengan paksa oleh orang Dayak .sedangkan bagi kaum lelaki tidak ada yang selamat nyawanya---kepalanya dipenggal.

　　Begitu mendengar pengusiran orangTionghoa mulai dilakukan, kami sekeluarga putuskan untuk segera pergi dengan  tanpa membawa apa-apa, tinggal sehelai sepinggang berlari kehutan, akan tetapi dihutan telah dijaga oleh banyak tentara, lagi pula tiada yang untuk dimakan, tidak dapat bertahan disana, terpaksa keluar dari hutan dan berkunpul di Sanggau Ledo, kemudiam bersama khalayak menumpang perahu pengungsi ke 2, selama 5 hari baru tiba di Singkawang dan ditempatkan di sebuah bangsal pengasapan karet besar, memulai kehidupan yang kejam tak bermanusiawi

　　Bangsal tersebut adalah tempat pengasapan karet, gelap-gulita, tidak ada vetilasi udara, celah yang bisa dilewati udara pun tidak ada, tiada penerangan lampu, bermuatan 7-800 orang, pengapbercampur bau busuk, setiap hari hanya mengkonsumsi sekedar bubur bahan campuran dan air asin ,tak lama kemudian anak-anak danyanglemah, mulai terserang infeksi sakit, muntahber mewabah, tidak ada yang tangani, saban hari ada 4-5 orang yang meninggal, hanya selang beberapa hari lamanya , kami punya 5 anak meningal satu per satu, akhirnya hanya tinggal satu anak lelaki yang paling bungsu.

　　

　　Untuk yang mati,baik dewasa maupun anak kecil, semula masih dikemas dalam peti papan secara masing-masing jenazah, kemudian semakin bertambah jumlah korban, tidak lagi satu peti untuk satu mayat, tetapi satu peti untuk beberapa mayat, akhir peti juga tidak lagi diganti  dengan karung goni sebagai wadah dibawa untuk di kuburkan, hidup bagaikan dalam neraka ,saya nyaris tidak bisa hidup,bersyukur masih diberi nyawa. Setelah mengetahui keadaan  tragis di Indonesia ,Palang Merah Internasional mengirimkan berbagai jenis barang bantuan, namun orang yang ikut menangani pengaluran tega mengambil keuntungan pribadi, baik pihak penguasa maupun bangsat orang Tionghoa sendiri menyulap beras putih bantuan menjadi beras jelek dan bulgur,kami menerima bagaikan umpan ternak, akhirnya bantuan itu hanya berlangsung satu tahun ,selanjutnya tidak pernah ada lagi.

　　

　　Untuk bertahan hidup,pengungsi yang gelandangan itu, mereka berjejal mengemis kepada orang Tionghua di pasar, kerena kasiahan dan simpatisan, banyak orang Tionghua Singkawang ,Pontianak dan lain memberi bantuan sandang pangan, namun  terus begitu juga tak mungkin, karena situasi keamanan waktu itu tidak terjamin, pengaruh negatif bagi kehidupan kota dan kemajuan ekonami, salam situasi arus anti Tionghoa, orang Tionghoa  tertekan dan was-was, pada umumnya tidak berani  bepergian dan mengurangi aktivitas bisnisnya, bahkan lebih aman tutup berusaha, kualahan juga untuk menghadapi pengemis-yang tak kunjung berhenti meminta, akibatnya  para pengungsi  banyak yang mati kalaparan dan mati sakit. Pemerintah Suharto menempatkan para pengungsi diberbagai kamp pengungsi, rumah pengasapan, gudang karet, gedung sekolah, daerah Siantan Pontianak, Kalimas yang berjarak 12 km dari Pontianak, Parit jepang dll, sedangkan mengenai kehidupan, ,sakit para pengungsi bersikap masa bodoh.

　　Bong A Moi meneruskan bahwa pada tahun 1968 kami dikonsentrasikan di Parit-Jepang,setiba disini sudah ada beberapa barak pengungsi  yang sudah berdiri, setiap barak untuk hunian belasan hingga dua puluh kepala keluarga, sekitar ratusan kepala keluarga yang tertampung memadati belasan barak bangunan, saya menbawa seorang anak lelaki yang bersyukur hidup, memulai lagi suatu kehidupan baru.

　　

　　Pertama kali datang ke Parit-Jepang masih berupa hutan, lahan disini rawa, hujan turun air menggenang, tanahnya tidak subur, air di parit berwarna coklat merah, sangat keruh, untuk air minum orang menggali sumur,  juga menampung air  hujan untuk minum.

　　Mula-mula kami dapat pembagian secangkir kecil beras dari Palang Marah, tentu tidak memenuhi kebutuhan hidup, untuk menggaljal perut dimasak bubur bercampur dedaunan liardan pucuk tumbuhan lain  , dibawah penjagaan tentara,  kaum lelaki menebangi kayu, perlahan rawa itu diurug, masing-masing mendirikan gubuk kecil dan mulai tinggalkan barak panjang, tugas wanita memetik dedaunan dan pucuk untuk makanan, atau jadi pembantu bagi orang Melayu, Madura sekitarnya, kerja serabutan memasak,mencuci pakaian merumput dan lainnya,memperoleh imbalan Rp.25.-perhari, nilai itu tidak dapat untuk membeli beras 1kg, hanya bisa sekedar untuk menambah tenaga karja kaum lelaki, lambat laun gaji mulai meningkat ke Rp.50,- Rp.75.-perhari, begitu bertahan kehidupan sulit dengan kondisi ada nasi tiada lauknya, saya selama di Perit-Jepang anggota keluarga bertambah yakni 2 anak lelaki dan 1anak perempuan. Yang paling menyedihkan adalah anak-anak tidak punya kesempatan masuk sekolah.

　　

　　Pada saat saya berusia 40an, kerena hidup miskin suami bekerja keras dan jatuh sakit, tidak mendapat perawatan pengobatan dan kemudian meninggal, saya kehilangan sandaran, hanya seorang diri saya memikul beban mengurusi anak-anak, sehingga besar

　　Kemudian penghuni Parit-Jepang ada yang dijemput oleh sanak keluarga mereka, bekerja diluar kemudian pindah dari sini, kini tersisa 30 kepala keeluarga yang masin tertinggal/bertahan hidup di Parit-Jepang. Kini anak-anak bisa masuk sekolah Negeri terdekat, adalah pemerintah membuka sekolah untuk orang miskin,tanpa pungutan dana, Cuma beli buku dan alat tulis saja. Sekarang saya tinggal mersama menantu laki, ia memetik daun simpur, sayuran liar, pakis dan jamur lalu dijual di luar sebagai mata pemcaharian, lumayan bisa hidup.

　　

　　Saya mengutuk politik gonjang-ganjing yang lalu, menyebabkan kami kehilanngan keluarga yang bahagia, harta dijarah, kematian ke 4 orang anak, kami warga baik-baik, kenapa teraniaya dan dihancurkan? kenapa menjadi pengungsi gelandangan? Kenapa bisa sampai sedemikian rupa?

　　Bong A Moi melalui hari hari adalah dengan perawakan kurus, kini membantu anak cucu, mengurusi tetek-bengek rumah tangga, menjalani masa hidupnya yang berliku-liku.

　　Tragedi sungai Purun

　　Seorang kakek bernama A Bun ,tinggal di Sungai Purun, dia berusia 71 tahun leluhur asal Hokkian namun sudah tak bisa berbicara dialek Hokkian, hanya bicara dialek Hakka Moijan, punya dua anak lelaki, dan punya cucu.,kami wawancara dia.,

　　selesai parkir mobil, kami menghampiri rumahnya, , Ini adalah kisahnya :

　　Pada tanggal 15 Juni 1970, karena dilapori orang, aparat mengepung rumahku, ditemukan buku berbahasa Tionghoa dikebun, karena pada jaman Suharto buku bahasa mandarin dilarang,makanya sembunyi di kebun,.

　　Kepala polisi Sungai Purun yang dikirim dari pusat Jakarta, orang ini ,dijuluki ‘serdadu rambut panjang’, pernah dilatih di AS, juga pernah ambil bagian pembantaian di Jakarta tahun 1965, pembunuh berdarah dingin,. Ia menangkap ayahku Kok Cin , kedua abang serta seorang kakak perempuan dan aku..Ibuku tampil menghadap aparat tanpa ragu meminta  agar aparat bebaskan orang, ibu didorong jatuh kelantai oleh aparat.

　　Kami bapak anak berlima dibawa ke Sungai Pinyu, semua pakaian dilucuti tinggal celana dalam, oleh karena ayahku adalan kepala keluarga, maka utusa khusus daripusat memulai dari ayahku,  memaksa ayahku mengaku hal yang tidak ada, barang tentu ditolak oleh ayahku. Mereka mengetuk jari ayah, ayah tetap menehan sakit, hingga jarinya hancur beliau tetap tidak mengeluh.

　　tindakan mereka semakin menjadi-jadi,bagaikan binatang buas menerpa ayah, mengayunkan pentungan kayu sebesar lengan kearah tubuh, pinggang, tungkai sekuat-kuatnya, namun ayau terjatuh lalu bangkit lagi sama sekali tidak tunduk,, pentungan kayu terpecah-belah minta diganti dengan yang baru. ‘serdadu rambut panjang’ bertindak histeris,kemudian mengennyakkan ayah di kursi, menumbukkan pentungan kayu ke dada ayah, tulang dada remuk dan pingsan, kemudian menyeret tubuh ayah yang berlumuran darah ke dalam kerangkeng tahanan.

　　

　　Abang sulungku menyaksikan penganiayaan yang diluar kemanusiaan dengan mata kepalanya sendiri, sewaktu ayah di hajar, abang juga tak luput dari pukulan, hanya saja kala jari abang diketuk, tangannya ditarik, tidak seperti  jari ayah yang remuk. Abang sulung selain dipukuli, tubuhnya disulut dengan api rokok, dari muka dada sampai dipunggung,bagaikan gelembung cacar air bertebaran, lalu menaburkan abu dapur tungku masak yang panas,dari kepala sampai badan, ia saking  kesakitan dan jadi baal. Pemeriksaan hingga tengah malam jam satu baru kembali dalam sekapan, waktu itu ayah dan kedua abang mereka bertiga berkumpul jadi satu, ayah melihat luka abang juga parah, menyuruhnya minm air seni sendiri untuk pengobatannya, jam satu lewat abang tidak mendengan ayah bersuara, abang kedua meraba napas pada hidung ayah , ternyata napas ayah berhenti, mata mereka tidak mengalir air, dengan tenang mendamping berbaring disisi jasat ayah hingga keesok pagi petugas membuka pintu, polisi mengeluarkan jenazah ayah, memanggil pengurus perkumpulan lansia Sungai Pinyu,  Perkumpulan meminta agar menggunakan peti untuk penguburan, tapi titolak oleh ‘serdadu rambut panjang, apa daya hanya dimasukkan dalam karung lalu ditanamkan dikuburan. Demi menyelamatkan kedua abang dan kakak perempuanku yang pada sudah berumah tangga, saya memper tanggung jawabkan segalanya, tak lama kemudian kami dibebaskan dengan tanpa tuduhan bersalah, Abang sulung meninggal pada tahun 2012,

　　

　　kakak perempuan mengalami perkosaan oleh tentara yang biadab didalam tahanan. Keponakan perempuan(anak dari abang yang baru umur 12 tahun bersama anak gadis keluarga diperkosa oleh aparat yang apa disebut dari pusat dan kepala polisi di kebun kelapa, kedua korban kemudian dibawakw Rs berobat sama kepala desa dan kakak perempuanku yang tidak ditangkap, guncangan jiwa mereka berangsur membaik seiring waktu berjalan,kini  telah berumah tangga dengan bahagia, namun trauma peristiwa biadab tidak pernah terhapuskan dalam bayangan merka.

　　Ayahku seorang tua renta umur 70 lebih ,meninggalnya akibat penganiayaan aparat  tentara utusan pusat,memaksa mematikan nyawa seseorang dengan cara yang kejam, sama sekali tidak menurut proses hukum  dimanakah dasar keadilannya? dimanakah dasar pancasilanya? Dimanakah kemanusia yang adilnya?

　　

　　Yang dinamakan  utusa petinggi pusat dan polisi, menganbil kesempatan dinmana orang kepepet,seperti kasus perkosaan seharusnya kepada siapakah harus mengadu? Organisasi Internasional HAM dapakah menegakkan keadilan bagi kami kelompok etnis Tionghoa lemah ini? Senantiasa kami nantikan!

　　

　　

　　

　　

　　

　　Pembunuhan massalMelantiSingkawang

　　Tanggal 18 Januari 2013, kami telah mewawancarai Thian yang terhindar maut dari peristiwa tragedi Melanti di Singkawang

　　:A Thian seorang Hakka ,kini berumur 67 tahun, bersaudara 11 orang, sekarang hanya tersisa saudara berlima yang selamat, sedangkan yang lain tewas bersama kedua orang tua dalam huru-hara pembantaian dan pembakaran. Berikut ini kisahnya :

　　Pada tahun 1964, saya  bekerja diluar daerah, beraktivitas dalan suatu ormas pemuda progresif Desa, setelah G30S 1965 kembali ke kampung halaman. Beberapa bulan kemudian, kepala polisi beritahu padaku siap-siap berkemas esok akan membawaku ke Ngabang, sayapun berfirasat bahwa aku akan di tahan, malam itu juga aku kabur,dengan pelarianku itulah yang akhirnya menyelamatkan aku terhindar dari maut.

　　Perjalanan kaki dari Bengkayang ke Majung selama 4 jam, dari Majung ke Melanti perlu 5 jam, kampungku berada di Melanti,  penghuni kurang lebih 20 kepala keluarga, tempat tinggal sekaligus warung terbentang jadi satu deretan rumah panjang,ruang depan los dari ujung keujung, disinilah suatu peristiwa tragis pembunuhan bersejarah bagi orang Tionghoa yang tak manusiawi bermula.

　　Terdapat 3 anggota polisi yang bertugas di Majung dan Melanti, komandan polisi orang Dayak, waktu itu sekitar daerah Bengkayang beredar berita sasus, yang mengabarkan bahwa terjadi penjarahan dan pembunuhan yang menakutkan, komanan polisi pun manfaatkan keadaan dimana perasaan waswas dari  warga berkata pada warga Majung bahwa : “ Demi keselamatan kalian,saya akan membawa kalian ke kampung Melanti, jika kalian yang punya kenalan dan sahabat orang Melayu atau orang Dayak, kalian boleh menumpang dirumah mereka lebih aman untuk menghindar sementara, begitu situasi pulih ,kembali lagi kesini. Tetapi berang berharga yang dibawa kalian sangat tidak aman, boleh titip pada saya, nanti sesudah aman  akan dikembalikan masing-masing” Orang-orang pun percaya bujuk-rayunya, tidak ada alternatif lain, perkiraan paling-paling 1-2 bulan situasi akan tentram, akhirnya masing-masing menyerahkan benda berharga padanya.

　　Ketiga polisi mengawal warga Majung sebanyak 300 orang lebih berjalan  selma 5 jam , tibalah di Melanti kampungku, rombongan diatur menginap dirumah warga Melanti. Belasan hari kemudian, mereka mulai mencatat siapa yang ingin ke rumah  kenalan di meja pendaftaran, menurut penjelasannya bahwa nanti akan diantar oleh orang Dayak setempat ke tempat yang aman, demikian saban hari terdapat beberapa kepala keluarga yang di bawa pergi sama orang Dayak, beberapa kelompok dalam beberapa malam, orang Tionghoa Melanti pada mengira mereka telah tiba ditempat yang aman, tinggal menunggu kapan kena giliran diri sendiri dengan tenang.

　　Pada saat itu ternyata ada orang Melaya yang berhati nurani membisikkan berita rahasia yang menakjupkan, rupanya komandan polisi itu adalah serigala berbulu domba, berpura-pura baik hati dimana telah berhasil mengumpulkan benda berharga warga Majung, hendak menggasak barang tersebut lalu menyiasati rencana keji, sekeluarga demi sekeluarga yang terdaftar membiarkan algojo bawa ke hutan, korban masih terselubung bahwa maut menanti, mereka dihabisi nyawanya di jalan dan dihutan.

　　Setelah mendadak mengetahui khabar buruk, mereka terperanjat, namun telah terlambat, ratusan warga telah melayang nywanya,  warga yang terdaftar sudah tidak mau lagi diberangkatkan , siapa yang ingin mengantarkan nyawa? Setelah kedok terbuka,sang serigala berang, lalu menyuruh orang Dayak mengepung rumah panjang Melanti menutupi pintu  rumah panjang  secara paksa, saat itu massa warga berhamburan lari berpencar, polisi perintahkan membunuh hanguskan kampung Melanti, orang yang didalam rumah hangus terpanggang, yang berhamburan dikejar dan dibacok orang Dayak, terdapat perempuan tiga kakak beradaik yang orang tuanya tewas dibacok, mereka bertiga dijadikan istri orang Dayak, seorang bocah terbangun dari siuman, merangkak lewati mayat yang bergelimpangan darah, dia merangka sesampai disekitar desa disana kebetulan adalah tempat kakaknya yang telah diperistrikan orang Dayak berada, begitu menyaksikan bocah leleki itu ternyata adalah adiknya, kakak beradik berpelukan dalam tangisan.

　　Adik perempuanku yang berusia 12 tahun bersama kedua adik leleki, dalam keadaan kacau balau dibawa seorang tua beruban, setelah melalui tepi sungai sampai dipemukiman orang Melayu, singgah dibalai pengurus kampung orang Melayu, orang tua pun pergi entah kemana,kemudian kedua adik leleki dibawa ke Singkawang dijadikan dipelihara orang secara terpisah, adik perempuan di perihara orang Melayu.

　　Setelah aku tertangkap diDarit,dikenakan tahanan luar,dalam keadaan lebih leluasa,saya disuruh melapor ke penjara, sayapun kabur, menggeladang kemana saja,hidup tak menentu, juga tidak ada kabar berita mengenai adik-adikku pasca tewas terbunuhnya kedua orang tua? Tahun 80 an abad silam aku mempunyai mata pencaharian dengan jadi supir kendaraan yang agak stabil , aku kembali keBengkayang berusaha melacak adik adik yang hilang , dan bersyukur ketemu adik perempuan yang lolo dari maut. Kakak perempuan yang satu berada di Sungai Kapuas, adik perempuan setelah dewasa menikah dengan pemuda Melayu kampung lain, telah punya turunan, hidup lumayan. Tahun 90 an abad silam, aku bertemu seorang Melayu mengabarkan keberadaan adik lelakiku, kemudian berhasil mengontaknya, kini ia berada diluar pulau dengan hidup stabil. Hanya tinggal satu adik lelaki lain yang belum berhasil aku temukan keberadaannya, aku akan berusaha terus mencarinya selama aku masih hidup, sangat mengharapkan dapat ketemu adik yang hilang berpuluh-puluh tahan lamanya, belakangan ini ada yang menelponku dari Bungur Pontianak, katanya ingin bertemu denganku, dalam pikiranku sepertinyai ada hubungan dengan adikku , meskipun keluarga berantakan , tetapi  mujur kami masih hidup, berharap suatu ketika dapat bertemu bersama.

　　Pembunuh berdarah dingin dengan tangan yang berlumuran darah segar orang Tionghoa, berjasa besar demi pembunuhan  orang Tionghoa, Suharto telah memberinya peluang emas dalam merauk kekayaan dan kenaikan pangkat, bahkan turunannya juga menimbrung hasil haram ayahnya

　　Pembunuhan massal dijembatan Betung

　　Fan Chong, usia 56 tahun dari Kampet, kampung halaman di sebuah kampung di Bancuke, kini berusaha kedai masakan, kebetulan kami menyantap ditempatnya, katanya keluarga mereka juga pengungsi, terdorong ingin tahu, kamipun terlibat obrolan. Ia bercerita bahwa: Waktu peristiwa G30S aku belun ada, suatu ketika sebagian orang Tionghoa dalam keadaan diikat dibawa ke Jembata Betung kampung Darit, orang Melayu untuk menyatakan bahwa mereka adalah sepihak dan bukan musuh dengan tentara dan orang Dayak, maka eksekusi pemengalan kepala akan ditangani orang Melayu. Anak yang berumur 15 tahun keatas dan kaum lelaki akan dihabisi, belasan anggota keluarga dari pakde, pakdeku semua dibunuh, sebagian kaum lelaki di bawa orang Dayak dalam diikit, dibawa juga dibunuh di tempat lain daerah Bancuke..

　　Seorang dari Majung bernama Ka Fui dengan tangan diikat, digiring sampai tengah jalan, ikatan tangannya berhasil ia lepaskan dan kabur. Ada lagi orang yang bernama A Pit, di atas jembatan gantung dilakukan pemenggalan kepala, satu persatu, terakhir waktu sabetan ditujukan kepalanya ia sedikit merunduk, golok meleset melukai di bahunya, iapun  berlagak jatuh kekali,  ia terjatuh dalam kali yang mayat bergelimpangan dan air kali memerah ia berjuang sedapatnya bertahan sadar dan berhasil mendarat ke hilir kali, meninggalkan  tempat itu ,lari ke Singkawang mengikuti orang tiba di Sungai Raya Pontianak hidup sampai sekarang berkelarga dan punya turunan. A Pit bernasib mujur terhindar dari maut,ia adalah salah seorang saksi hidup peristiwa pembantaiaan. Sangat disayangkan, dia neninggal dunia pada tanggal 20 Januari 2013 diPontianak.

　　Tragedi pembunuhanTimtapan

　　Tahun 1968,di Kp.Timtapan Sambas Kalbar telah terjadi peristiwa pembunuhan sekeluarga orang Tionghoa yang mengerikan. Anggota keluarga korban bercerita pada saya  kejadian nyata peristiwa pembantaian Timtapan.

　　Didaerah Kabupaten Sambas Kalbar Indonesia terdapat sebuah kampung kecil Timtapan, pada tahun 1968, dikampung kebanyakan berpenduduk orang Melayu, orang Tionghoa hanya beberapa kepala keluarga saja, rumah penduduk saling berjauhan, orang Melayu bermata pencaharia menyadap karet, Orang Tionghoa juga demikian, ada juga yang usaha dagang.

　　Liu khet fung dan istrinya berdagang sebagai penampung hasil sadapan karet, penyadap karet setempat menjual susu karetnya, mereka mengolah menjadi lembaran karet yang telah dijemur, lalu dijual ke pedagang karet dikota dekat. karet adalah komoditi eksport penting .

　　Keluarga Liu Khet Fung dengan tekun dan jujur dalam usaha dan berdagang, sehingga terjalin hubungan baik dengan warga setempat, meskipun berbeda suku tapi bisa harmonis, aman tentram. Liu Miao Jin punya5 orang anak, anak perempuan Kok Liong Fong  berusia 21 tahun, anak perempuan ke2 20 tahun,anak ke3 lelaki 18tahun, ke4 perempuan 5 tahun,yang bungsu 3tahun, hanya ada satu anak lelaki yang 18 tahun, hidup bahagia.

　　Dalam keadaan biasa biasa dikata keluarga ini tidak bepergian kemana-mana, jika sekolahkan anak di Galing kota kecil, harus bersampan , sangat jauh,apa lagi ke kota Sekura lebih jauh lagi, maka disekolahkan dikapung setempat, Liu khet Fung dirumah masih ada abang namanya Liu Siak Fung, hidup berduda, istrinya maniggal, ada anak lelaki bekerja di Singapore, yang selalu menyuruhnya keSingapore untuk berkumpul, dan iapun berencana berangkat pindah ke Singapore dalam waktu dekat.

　　Dibelakang rumah mereka tinggal seorang tentara pensiunan bertubuh besar, sering mengadakan inspeksi mendadak bersama anggota militer dan polisi dirumah Liu. Suatu hari Liu khet fung membawa uang kontan dalam jumlah agak banyak sehabis jual karet, militerdan polisipun datang kerumah Liu dan berkata :”Disini ada PKI, mereka penjahat, saban kesuatu tempat melakukan bakar,bunuh jarah, kalian disini jauh dari kota, sulit menjaga kalian, kalian mesti pindah dari sini dalan waktu dua minggu”

　　Liu Khet Fung khawatir terjadi sesuatu, maka buru-buru ke kota Galing yang jaraknya agak dekat dengan tempat sekaranng, tahu-tahu ketemu dengan polisi meliter itu lagi ,dengan wajah menyringai bilang sama Liu bahwa “ Kalian boleh tidak pindah, asal  sediakan sejumlah duit beres” Liu mengerti bahwa mereka hendak memeras dirinya, lalu berunding sama istri, tidak sepatutnya mengeluarkan jumlah besar, namun jika tidak pasti disalahkan,lalu berencana pindah keSambas menjauhi aparat ini. Liupun naik motor air mencari sewa rumah di Sambas, menginap di rumah famili di Sambas.

　　

　　Pada suatu malam tahun 1968, Liu Khet Fung tidak ada di rumah, biasanya dirumahnya ada belasan buruh menginap, namun malam itu tiada seorangpun berada ditempat nginap, orang rumahpun tidak curiga sebagai tanda sesuatu akan terjadi, kemungkinan kuli oranng suku teman Indonesia diberitahu menghindar sebelumnya.

　　Tengah malam jam 2 ada yang ketok pintu, Kok Miao Jin mengintip dicelah pintu kelihatan polisi meliter bersama tentara pensiunan, pintu dibuka dan menyilakan masuk, menyeduh kopi untuk mereka. Pada waktu itu polisi militer mengulurkan tangan meminta duit sama Miao Jin dalam jumlah besar, dijawab oleh Miao Jin bahwa tidak ada sebanyak itu, polisi militer langsung dengan amarah besar,serta merta mengikat seluruh anggota keluarga dan mulut disumpel, dihela ke motor tempel, membawa ke tepi sungai yang gelap.

　　

　　Tiba-tiba terdengar teriakan  minta tolong dari salah satu anak perempuan yang kain penyumpal mulutnya terlepas. teriakan ini kedengaran oleh seorang Melayu pencari ikan, tergerak ingin tahu apa yang terjadi, langsung polisi militer mengacungkan  senjata apinya agar menjauh, atau maudi tembak. orang itupun langsung langkah seribu. Tentara menjadi histeris membacokkan goloknya pade Liu terbacok sekali di bagian dadanya, tali pengikatnya terputus juga, ia mengerti dirinya terluka sulit untuk kabur, dia membebaskan anak lelaki dari ikatan. Tentara mencincangi satu persatu di pingguran perahu,lalu mendorongnya keair, teriakaan yang memilukan menembus langit gelap. pakde Liu mengikuti suara cemplungan jatuhnya korban mendorong keponakan lelekinya ke sungai, keponakan berenang bersembunyi di rerumputan tepi sungai. Algojo sembari membacok sambil menghitung jumlah, ketahuan kurang satu, sengan senter tangan mencari disekitar, tak berhasil, lalu pergi. Dirumah masih ada seorang bocah dalam buayan, telah diamankan oleh suku sahabat sewaktu tentara membawa pergi korban, terhindar dari maut. Konon tentara sempat kembali ditempat mencari apa masih ada yang lolos.

　　Anak lelaki 18 tahun ini karena jarang bepergian kemana-mana, keesokan harinya ia kembali lagi ke kampung. Ia tidak kembali kerumah ,karena ia tahu pensiunan tentara yang tinggal dibelakang rumahnya juga pembunuh keluarganya, ia datang ketempat kepala kampung, kepala kampung juga ragu bagaimana harus bertindak. Ada seorang Melayu baik hati pergi mencari keluarganya di Galing, famili pun membawa motor air datang ke kepala kampung menjemput. berita masih hidupnya anak lelaki itu  terdengar oleh markas militer Galing, maka  segera diperintahkan  menutup semua tempat keluar masuk, aparat datang kekepala kampung membawa serta famili Liu dan anak itu ditahan Galing.

　　

　　Liu khet Fung mendengar kabar mengenai berita tragis menimpa keluarganya sangat sedih dan ingin pulang melihat, mengambil jenazah anggota keluarganya, liu masih belum tahu kalau anak lelakinya ditahan dikantor polisi Galing. Sewaktu ia lewat pelabuhan kembali ke Timtapan, terlihat oleh polisi dan pergoki si algojo polisi tentara. Dari belakang menyabet dengan rantai dikepala Liu, liu pingsan lalu diseret ke tempat tahanan, dikumpulkan bertiga dengan famili dan anaknya , tidak ada yang mengetahui kalau kantor polisi menahan 3 orang Tionghoa.

　　Kasus pembunuhan ini menimbulkan reaksi gejolak tidak puas dikalangan etnis Tionghoa Sekura,  mereka mendatangi  camat meminta kepala desa mengusut peristiwa berdarah ini. Terpaksa camat pergi ke Galing untuk mengusut, famili yang ditahan dilepaska, sedangkan bapak anak berdua tetap disekap, alasan demi mengamankan mereka, dipindahkan kepenjara Sekura. Masyarakat Sekura mengirim makanan sebagai simpati , namun keesokan waktu mengirim makanan  mereka berdua telah hilang dari penjara. Warga mencari kemana-mana, akhirnya baru diketahui mereka telah berada di penjara kota Sambas.

　　Sejumlah lebih 30 warga Suku Melayu dari Timtapan dan Galing bersama-sama mengajukan permohonan bahwa:” Bapak-anak Liu berdua adalah orang baik-baik, mohon mereka dibebaskan dari tahanan” Tindakan pemerhatian dan simpatisan  dari suku Melayu yang berani ini diberikan pada suku Tionghoa yang lemah tidak berdaya.Namun permohonan ini tidak dapat tanggapan, aparat yang memperlakukan jiwa raga warga sewenang-wenang, tanpa memperhatikan suara warga masyarakat, sekali lagi mereka berdua dilarikan dari penjara Sambas, kali ini betul-betul hilang tak tentu rimbanya.

　　Warga Sekura dengan tak berhenti-hentinya mencari jejak bapak anak Liu berdua, mendatangi setiap tempat penjara,  dua bulan kemudian sampai pada penjara Selakau, kerena mendengar bahwa banyak yang ditahan dipenjara sini mati dibunuh, ada seorang “tahanan” bercerita bahwa ada 2 tahanan seperti yang dimaksud, namun telah dibawa keluar dan dibunuh beberapa hari yang lalu, mayat berdua dibuang kelaut.

　　Sesudah peristiwa Timtapan terjadi, mayat keluarga Kok Miao Jin mengambang di permukaan air kota Galing, warga Tionghoa Sekura mengumpulkan mayat tersebut, seluruh warga pasar tupah ruah ikut menyaksikan keadaan mayat mayat multilasi yang memilukan. mula-mula menemukan potongan mayat buntung ibu dan anak perempuan, isi perutnya terburai. seorang mayat anak perempuan umur 4 tahun dengan kedua tangan terikat. Sedangkan mayat Liu Siak Fung dengan tanpa kepala baru mengambang  dua hari kemudian, kepalanya tidak pernah diketemukan. Aparat polisi untuk menjaga hal yang tidak diinginkan akan kemarahan warga Tionghoa, mengancam agar bubar dan kembali kerumah masing-masing, dilarang berkerumun dijalan, namun massa tidak menggubrisnya, tetap bertahan dijalanan dengan diliputi rasa dongkol  dihati tanpa cetusan kata.

　　Algojo ini demi membungkam dalam pembunuhan, termasuk anak yang berusia 3 tahun saja tidak dilewatinya , mereka kembali mencari anak 3 tahun yang lolos itu, untung telah didahului orang suku Melayu dan digembinuikan, keesokan harinya anak itu dimasukkan dalam tempayan diam-diam diselundupkan ke tempat famili anak tersebut dikota Galing, kemudian diover lagi ke Sekura, untuk selanjuta anak perempuan ini bersekolah disana, sampai rumah yang didiami ikut lenyap dalam kebakaran total kota Sekura, terpaksa meninggalkan Sekura lalu tiba di Jakarta, bertempat tinggal dirumah penutur kisah ini

　　Ada kemungkinan trauma mental yang pernah ia alami, anak ini jadi pendiam. kemudian nikah dengan orang Melayu, melahirkan anak, hidup bahagia, keadaan mentalnya membaik tidak lagi pendiam, sehat walafiat jasmani dan rohani, bisa mengimbangi suami bekerja, ini merupakan warisan generasi dari Liu Khet Fung satu-satunya.

　　Setelah kasus pembunuhan ini terjadi, kejadian pembunuhan lain  ikut berlanjut. Beberapa orang Sekura ditangkap, dengan tuduhan yang tidak pasti mereka dimasukan dalam kurungan yang pas untuk satu orang dalam posisi jongkok, bagaikan babi menanti jagal. Aparat tentara setempat minta keluarga menebus dengan uang, ada uang ,orang bebas, sonder pakai tawar menawar. Ada seorang dikurung, lalu keluarganya meminta harganya dikurangi, akhirnya tanpa banyak cincong langsung dihunus jadi mayat. Berapakah jumlah nyawa orang yang telah dibantai tidak ada yang berani bicara. Ini adalah kisah nyata yang saya peroleh langsung dari beberapa orang Sekura, kebenarannya tak terbantahkan.

　　Yang menuturkan peristiw pembunuhan keluarga Liu Khet Fung di tahun 1968, adalah seorang famili yang pernah ditahan bersama bapak-anak Liu, ia beruntung bebas lalu bercerita pada famili Liu Khet Fung.

　　NB: Sebuah berita duka dari keluarga Kok Miao Jin bahwa anak perempuan bungsunya Kok meninggal pada tahun 2008 karena sakit)

　　

　　Peristiwa Arung Parak

　　Beberapa bulan setelah peristiwa Timtapan, disusul lagi peristiwa tragis Arung Parak

　　Arung Parak yang berjarak 30 km sebelah Sekura,bahwa ada nelayan Tionghoa bertujuh yang saban hari mencari ikan dipantai, karena jaraknya jauh dari rumah mereka , maka selang 1-2 hari nginap digubug yang mereka dirikan, tangkapan ikan dikeringkan.

　　Jelang malam hari itu , mereke lagi siap-siap menyantap nasi, tiba-tiba datang beberapa tentara digubug mereka, mengatakan pada mereka bahwa disini ada PKI, menyuruh mereka pergi meninggalkan tempat, jika tidak akan dibunuh oleh PKI. Tentarapun pergi, mereka tidak perduli, dalam pikiran ,paling untuk menakut-nakuti orang saja. mana ada PKI. Masa bodoh, apapun terjadi, yang penting makan dulu. Baru mau menyuap nasi, tentara itu datang lagi dan mereka diikat dengan tali, mereka baru sadar ini gawat, salah-salah akan seperti kejadian beberapa bulan yang lalu peristiwa pembantaian Tintapan, dua diantaranya berhasil melepaskan tali ikatan, saat tertara meleng kabur menyelamatkan diri. Persis seperti dugaan mereka, ke5 nelayan dibunuh lalu di buang lelaut, salah satu yang dibunuh bernama Phang Thian Ci warga Sekura; sedangkan yang berhasil melarikan diri sala satunya  bernama A Bu warga Sekura, tidak berani pulang kerumah, bersembunyi ditempat lain, sedangkan korban terbunuh, keluarganya tidak berani mengemasi jenazahnya.

　　

　　Peristiwa pembantaian tersebut berlangsung setelah G30S,dibawah pembiaran dan pengawalan pemerintah Suharto，pembunuhan yang mengerikan terhadap orang Tionghoa, hingga saat kini masih ada pelaku sejarah dan saksi hidup, meski Suharto yang kriminalis telah tiada, tiada rasa aib dan tobat darinya sebelum menemui ajal merupakan hina dan dosa yang membekas , tidak dapat dibersihkan selamanya.

　　4. Wawancara saksi mata peristiwa anti Tionghoa daerah perbatasan

　　A Nyan (69 th) dan A Kui, adalah orang Perigi. Di tempat ini dahulu bermukim kl 100 keluarga, pada umumnya mengandalkan menyadap karet dan bertani sebagai sumber hidup. Pertama-tama A Nyan, A Kui dan 40 pemuda lainnya ditangkap di Perigi.

　　Tentara menyiksa mereka dengan pentung kayu, menyetrum, namun tidak bisa menggoyahkan mereka, tetap diam dalam seribu bahasa. Mereka bersumpah dalam hatinya, apapun siksaan yang diberikan pada mereka cukup  bertanggung jawab bersama-sama diantara mereka, jangan sampai mengembet pada yang lain.

　　A Nyan berkata pada kami, pada tahun 1967, setelah orang Dayak mengedarkan mangkok merah, polisi dan tentara menghasut orang Dayak untuk menyerang Orang Tionghoa, terjadi jarah, bakar dan bunuh dan perkosaan. situasi sangat mencekam.

　　Dikala orang Dayak datang, mengacungkan parang panjang, berteriak histeris, orang Tionghoa kocar-kacir berlari berhamburan,ada yang ke kebun karet, kebun sayur, dihadang tentara dan ditembaki, atau tewas ditebas orang Dayak.

　　

　　Seorang wanita tua bernama Chang Ki Lan, anak laki dan mantunya menyadap di kenun karet, dia sendirinya mengasuh cucu, sewaktu mendengar ada teriakan, agar kabur dari tempat, iapun bergegas menggendong cucu tangan sebelah menggandeng cucu yang satu yang berumur 3 tahun berlari keluar rumah, mereka bersembunyi di semak, ketahuan oleh tentara, membidik dan melepaskan satu tembakan, tembakan ini menembus ke tiga nenek dan cucu, satu tembakan menewaskan bertiga, betapa kejamnya! Kampung perigi yang berjumlah 100 orang Tionghoa lenyap dalam pembunuhan.

　　

　　Cong Cung, orang Sanggau Ledo, pada saat mereka lari menyelamatkan diri, terdiri belasan orang, ada yang membawa anak kecil, sangat merepotkan.bocah kecil atau bayi yang masih dalam buaiyan tentu tidak mengerti apa itu lari menylamatkan diri, haus , lapar akan menangis tidak henti-hentinya, dalam persembunyian, suara tangisan akan mengundang datangnya tentara dan orang Dayak membunuh, membahayakan keselamatan bersama. Untuk menghindari bara bahaya, ada yang mengambil keputusan yang amat menyakitkan, yakni menaruh si anak di jalan, dengan harapan jika mujur ketemu yang baik hati untuk dipungut dan dipelihara. Ada seorang anak yang diletakkan dijalan, ketemu tentara, seorang anggota dari mereka membidikkan senjata dikepala sianak, dicegah komandannya dan dibawa pergi untuk dipelihara.

　　Dalam situasi genting, memekap pernapasan anak sanpai mati, hahkan mencampakkan sianak ke sungai hingga mati kelelap.

　　Kemudian  Cong Cung dengan kesedihan yang amat sangat meneysal menyampaikan padaku bahwa, setelah ia mencampakkan anaknya yang sangat ia sayangi ke sungai,ternyata anak tersebut merangkul akar pohon terus memanggil papa mama, ia khawatir pekikan anak akan kedengaran tentara dan orang Dayak, ia sekali lagi kembali menghanyutkan anak kesungai.. Ini sungguh-sungguh terjadi!

　　

　　shūfāng ,orang Sekadau, dalam suatu percakapan secara kebetulan, bahwa pada saat ia dan Cuì Yàn bertamu di Bengkayang ，Warga Tionghoa  disuruh berkumpul di lapangan rerumputan , disekeliling oleh serombongan orang Dayak luar daerah mereka mencak-mencak berteriak sambil mengayunkan golok, orang, orang Dayak membikin unggun api disekeliling, konon begitu selesai mereka menari, maka berarti akan diikuti pembantaian , orang Tionghoa menangis berpelukan, lebih-lebih anak-anak menangis tak terkendalikan, pada pasrah menanti maut menjemput, sekonyong-konyong datang serombongan orang dari arah lain, dengan lantang mereka berbicara sebentar kemudian, rombongan pengepung tadipun buyar pergi.

　　Orang Dayak penolong menghampiri warga, saling berpelukan, orang Tionghoa mengucapkan bersyukur, mendatangkan sang penolong. Rupanya  pengepung tadi adalah orang Dayak luar daerah,  orang dayak tidak membunuh warga Tionghoa tempat sendiri. Pada waktu kelompok daerah ini mendapat kabar, segera mengerahkan orang untuk menolong, dalam percakapan kepada kelompok luar tadi, bahwa orang Tionghoa ini warga kami, kalian tak usah campur tangan, pergilah kalian! Demikiain sehingga nyawa kami terselamatkan. Kemudian orang Dayak  memberi nasehat, kalian segera lari ke kecamatan kota , jika tidak kalian akan dibunuh, seketika itu pula seluruh orang Tionghoa berlari kumpul di kota kecamatan.

　　

　　A That, 74 tahun, orang Senakin, bapaknya Hakka, ibu Dayak. Berikut adalah kisah A That: Pada tahun 1967 semasa anti Tionghoa terjadi pembakaran ,membunuhandan penjarahan dimana-mana, meski ibuku orang Dayak, juga terkena nasib buruk sama dengan bapaku karena Tionghoanya. Mamaku direbut orang Dayak dijadikan istri, untung bibi ( saudari bapa) balik ke kampung, merebut kembali ibuku, dibawa ke Singkawang

　　Aku bersama seorang teman demi menghindari mara bahaya memutuskan lari ke Singkawang lewat jalan hutan. Aku mujur selamat tiba kealamat yang dituju karena melalui jalan hutan, teman saya ada sepuluh orang tidak mau ikut dengan saya,mereka ditemani orang dayak, orang dayak menyuruh mereka tinggalkan senjata tajam,mereka akan mengantar mereka ketempat aman,tetapi ditengah jalan orang dayak tiba-tiba membantai mereka,achir nya semua nyawa melayang,.

　　Saya ditempatkan dikamp pengungsi Singkawang, hidup di kamp pengungsi amat sengsara  dan tidak manusiawi. .Kemudian kira-kira para pengungsi sudah selesai diusir, rumah dan segala milik telah dikuasai orang Dayak dan orang Melayu. Aku perkirakan situasi mulai agak tenang, aku memutuskan kembali ke kampung saya,untuk membuka lahan. Dengan diam-diam aku kembali ke kampung, dibawah bantuan teman orang Dayak, perlahan bisa merintis kembali , kemudian menikah dengan wanita Tionghoa, dan punya anak, keturunanku bisa bergaul bersama orang Dayak secara baik, kini mereka  bekerja diluar daerah.

　　

　　5.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Seandainya  kebanyakan Suku Dayak yang telah membuhuh orang Tionghoa adalah karena diperdaya oleh pihak yang berkepentingan, itu bisa dimaklumi. Sedangkan yang sengaja mengadudomba, membikin kekacauan, menghasut permusuhan antar suku, dalang dibelakang layar dalam gerakan pembantaian, bisa dipastikan muka bengisnya akan ditelanjangi didepan kebenaran rakyat.

　　Sekalipun menghadapi pembantaian massal, tak jarang muncul banyak kaum penegak kebenaran, dengan berbagai cara diam-diam melindungi orang Tionghoa yang tak bersalah.Mereka adalah perwakilan keadilan, orang yang bijak untuk suku Tionghoa. Kita berterima kasih kepada mereka, merespek kepada mereka.

　　

　　Sewaktu tiga kakak beradik yang belum mencapai usia 12 tahun terjebak dalam bersimbahan darah pembantaiyan massal, seorang tua yang beruban diam-diam membawa  mereka bertiga meninggalkan keadaan sulit,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Sewaktu orang Tionghoa mengetahui bapa anak Liu Khet Fung dipenjarakan di Sekura secara tidak sah, semua pada berebut untuk mengirim makanan bersimpati kepada bapa anak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30 lebih orang Melayu kecamatan Galing menandatangi bersama mengajukan mohon banding kepada pemerintah Sambas, menjadi saksi pembuktian bahwa bapa anak Liu adalah orang baik, meminta agar mereka dibebaskan,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Sewaktu mayat-mayat anggota keluarga korban Kok Miau Jin mengambang disungai kecamatan Galing, warga Tionghoa Sekura bergerak mengumpulkan mayat, polisi khawatir orang Tionghoa mengamuk, mengancam khalayak kembali ke rumah, dilarang berdiri dijalanan, namun massa yang emosian tidak menggubrisnya, mereka berlama-lama berada di jalanan,  dengan pelototan mata amarah!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Sewaktu tentara polisi kembali rumah Liu Khet Fung,  bermaksud menemukan anak perempuan yang berumur 3 tahun lolos dari pembantaian, untung sebelunnya telah didahilui warga kampung seorang Melayu, anak perenpuan disembunyikan, maka terhindar dari maut.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Sewaktu seorang tentara membidikkan senjata kearah seorang bocah yang tertinggal hendak menghabisinya, komandan pasukan mencegahnya, lalu bocah tersebut dibawa untuk dipelihara. Ini menyatakan sekalipun seorang serdadu, ada saja hati nurani yang tersisa.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Sewaktu warga Tionghoa satu kampung terkepung menanti dewa maut menjemput, sekonyong-konyong datang sekelompok orang Dayak menolong sehingga orang Tionghoa terbebas, ini adalah Kekuatan bertindak kebenaran.！

　　

　　A That membawa seorang Dayak dari kampung pedalaman, menerima wawan cara kami dengan berbahasa Indonesia yang lancar, berikut ini coba kita simak suara hati kekuatan perwakilan dari kebenaran dari seorang Dayak ini!

　　Ia bicara : Nama saya Aman, 74 tahun, seorang petani Dayak. Sebelum G30S pernah masuk organisasi Tani progresif legal, setelah tahun 1965 ditangkap dan dipenjarakan, jari dan kuping dihubungi kawat dan distroom, sekujur tubuh dan jantung tersentak bergetar, mereka ingin saya mengaku kesalahan yang tidak pernah ada, saya tidak  berbuat jahat tidak membakar, tidak membunuh, apa yang harus diakui?

　　Saya disekap satu setengah tahun baru dilepas kembali dikampung. Orang sesuku saya memandang saya menaruh benci, seakan saya seorang pengkhianat orang Dayak, dikerenakan saya tidak ambil bagian dalam gerakan pembantaian orang Tionghoa. bagaimana bisa melakukannya? Mereka juga saudara kita!

　　Chia A lan yang berumur 80 tahun lebih, adalah ibu dari A la, dibunuh dengan dimasukkan didalam karung secara hidup-hidup lalu di cemplungkan kesungai; 300 lebih rumah orang Tionghoa dibakar oleh orang Dayak, diawasi tentara untuk mencegah larinya orang Tionghoa. Bapa –anak Siau A Lon dan Siau Jun Lim ditangkap, berdua diikat di pohon dan dibakar sampai mati, seorang anak lain diikat dipohon, tentara menembak matinya, lalu kepalanya dipenggal orang Dayak.. Chin Sin Keu bapa anak bertiga, anak yang kecil baru berumue 12 tahun, semuanya ditembak mati oleh tentara. Lim Anga 12 tahun,bibinya bernama Fung Jin,72 tahun, bersama yang lain diikat dikumpulkan di lapangan bola dan dimunuh, jenazah Fung Jin mengalami perkosaan bergilir oleh berandal, kemudian menusukkan ranting pohon kebagian bawah tubuhnya.

　　Dalam pelarian mengungsi, sebagian orang Tionghoa dengan mujur berhasil selamat keluar berkat panduan orang Dayak yang baik hati, terus berlari berkumpul di Bengkayang, lalu tiba di Singkawang. Seorang kepala kampung  namanya Tuda, tidak tega melihat teman Tionghoa dibunuh, diam-diam dia mengajak kurang lebih100 orang Tionghoa untuk kabur, dengan selamat tiba di Bengkayang. Namun gerakannya diketahui orang kampungnya, saat ia tiba kembali di tempat,  ia di keroyok oleh orang Dayak Kampung hingga matanya menjadi muta; Lain lagi seorang Dayak memandu lebih 80 orang kabur ditengah malam, mengantar sampai tiba di Bengkayang, kemudian ia kembali dikampung juga dibunuh.

　　

　　Yang disebut Mangkok merah, jaitu anjinng digorok,,meneteskan darahnya dimangkok. Lalu diedarkan keseluruh wilayah kampung, yang menerima diteruskan lagi, terus diikuti pembantaian beribu-ribu orang Tionghoa, apakah orang Dayak memperoleh keuntungan? Tidak, Saya bertobat untuk bangsaku. saya menjelaskan kepada mereka dengan sabar, kita telah diperalat oleh provokator politik, mereka memperdaya kita yang tidak berotak politik, manfaatkan kebodohan kita untuk mengadudomba.. Persahabatan antar suku ratusan tahun kita hancur dalam sekejap! Kita melakukan bakar bunuh jarah, adalah berdosa! Kita menciptakan  permusuhan  berdarah antar banngsa,kehilangan orang Tionghoa kehilangan sahabat”

　　Banyak tindakan keadilan yang dapat ditemui,Kekuatan keadilan muncul dimana-mana. Justru kekuatan keadilan inilah yang mendorong maju kebebasan dan demokrasi masyarakat indonesia. Tahun 1998 kekuasaan Suharto tumbang, pemerintahan baru memulihkan Kebijakan rekonsiliasi rasial. Orang Tionghoa percepat proses berintegrasi ke dalam masyarakat arus pokok, perlahan ikut ambil bagian kegiatan berpolitik. Orang Tionghoa mulai  ada yang terpilih sebagai anggota Perwakilan Rakyat di semua tingkat, ada pula orang Tionghoa terpilih sebagai wakil ketua DPRD Kalbar, ketua Dewan kota Pontianak, ketua dan wakil ketua Dewan Singkawang. Ada pula Dewan kota Singkawang diketuai wanita orang Tionghoa! Cong Kim Khun terpilih sebagai Bupati Sanggau pertama kali dari orang Tionghoa, Bong Hon San menjabat wakil gubernur provinsi Kalbar; Bong Sau Fan pernah menjabat wali kota Singkawang. Hal demikan bagi saudara-saudara yang telah meninggal, mungkin akan terhibur olehnya, namun masih jauh dari memadai. Negara kita menjunjung tinggi Pancasila. Bagi dalang pembantaian dibalik layar, harus menerima sangsi hukum. Paling tidak dapat merehabilitasi tuduhan untuk orang Tionghoa, begini baru adil. Semoga Organisasi HAM yang adil bisa menyumbang memberikan bantuan dalam melindungi hak dan kepentingan sah mereka sebagai kelompok lemah.

　　

　　

　　

　　

　　

　　

　　

　　REMEMBRANCES OF STORM AND STRES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persecuted in 1967

　　Contents（请帮助改正题目）

　　1. Preface

　　2. Ethnic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3. A Series of Shocking Massacres

　　·Japan Brook – The Testimonies of the Anti-Chinese Massacre Survivors

　　·Sungai Purun Massacre

　　·Melanti Massacre in Singkawang

　　·Massacre on Betung Bridge

　　·Timtapan Massacre

　　·Arung Parak Massacre

　　4. Interviews with the survivors

　　· Angian

　　·Kuihap

　　·Sufong

　　·A Tat

　　The Courageous Power of Justice第四章、结束语（请帮助改正）

　　1. PREFACE

　　Before the Chinese Voyages of Exploration led by Cheng Ho to Indones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re had been many groups of Chinese from the ancient China who sailed to and settled down in the fertile thousand-island country.

　　They use their both hands to make their own dreams come true. They never expected to conquer other ethnic groups but got along with them harmoniously, and lived by their moral codes of simplicity, thrifty and hard-working. However, they often became victims for the rulers to transfer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solidate their dominance. Those in power often sowed discords, created disturbances, incited anti-Chinese hatred, made waves of racist assaults one after another against ethnic Chinese and plundered the fruits of the labor from them, or even massacred them. From the Dutch a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s and even after Indonesia’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experienced anti-Chinese waves one after another and were frequently persecuted. For example, the “1740 Batavia Massacre” on October 9, 1740 when Dutch colonial government massacred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in Batavia; In 1850, Dutch colonial army massacre of 500 gold miners defending the mine in Pemangkat, West Kalimantan; In 1943, Japanese troops massacred the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In 1966, Indonesian soldiers massacred the ethnic Chi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Medan; and the anti-Chinese massacres happened respectively in West Kalimantan in 1967, in Jakarta on May 13, 1998, and in Aceh, North Sumatra on August 9, 2001, etc..

　　Among these anti-Chinese incidents, the most serious and tragic one was what happened in 1967 in West Kalimantan. Facing the intolerable brutal massacre, the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finally rise up armed resistance. Few people know about this historical truth because the tight blockade by the Suharto government. Then how did exactly the anti-Chinese incidents occur in West Kalimantan?

　　On January 17, 2013, I returned to West Kalimantan to take chances of interviewing those aged witnesses before it’s too late, so that the real facts of the atrocities could be hopefully revealed to attract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is author want to thank the English translator and the Indonesian translator, my highest respect for their selfless dedication, thanks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Thank all supporters and readers, please criticism.

　　2. Ethnic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Kalimantan (Borneo) is the largest island of Asia. The island is divided among three countries: Indonesia, Malaysia and Brunei. The Malaysian states of Sabah and Sarawak and the sovereign state of Brunei are all in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There are four provinces in the part of Indonesia in Kalimantan. They are East Kalimantan, West Kalimantan, South Kalimantan and Central Kalimantan.

　　West Kalimantan is one of the Indonesia’s four Kalimantan provinces. It covers an area of 146,807 square kilometer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4 West Kalimantan had a population of nearly four million (3,991,612), including 365,232 ethnic Chinese, and Melayu, Dayak, Madura, Batak, Bukit, etc.. There are two major cities in West Kalimantan, Pontianak,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nd Singkawa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both Pontianak and Singkawang are majority that account for 45% and 65% of the population respectively. The Chinese live in almost everywhere in West Kalimantan including urban, suburban, upstream of Kapuas River, and even forest zone. Many of them live dispersedly in their own plantations of rubber, pepper, coconut and pal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being maintained and carried forward in West Kalimantan. Whether the ethnic Chinese are believers of Catholics, Christians, Buddhists or Confucianism, each household celebrates their traditional festivals, such as Spring Festival, Lantern Festival, Ching Ming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Mid-Autumn Festival and Winter Solstice Festival. The dragon dance and lion dance, and all kinds of makeup prodigy parade are shown during Lantern Festival. These typical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attract lo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ourists to West Kalimantan.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language in Pontianak is Teochew dialect, while Hepo Hakka dialect prevails in Singkawang and Moiyan Hakka dialect around the upstream Kapuas River. The ethnic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is the best to have completely maintained the five-thousand-yea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3. A Series of Shocking Massacres

　　When Suharto came to power in 1965, the army subsequently led an anti-communist and anti-Chinese purge throughout Indonesia. West Kalimantan is no exception, where all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ing Chinese characters was banned and disappeared overnight. On December 20, 1966, Riyancudu, commander of the 12th military region, ordered to expel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West Kalimantan within a month and declared that the local Chinese were not allowed to stayed outside towns or cities. The ethnic Chinese residing in towns or cities were not allowed to do business. All the schools run by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organizations serv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re forced to close.

　　After January 9, 1967,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progressives were murdered or thrown into prison, and the military authority expell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ambas and forced the Chinese farmers in Bengkayang to move out. By January 21,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all parts of West Kalimantan and sixty three Chinese farmers from Bengkayang were taken to Pontianak. Among them were principals, teachers of Chinese schools, the leaders and members of school committees,  Chunghwa Associations,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Seniors’ Clubs. They were all unaccountably thrown into prison. Mr, Lim Tetsan, Chairman of Singkawang Chunghwa Association, and his friends sang the song “Unity is strength” and bravely shouted “Unite! Unity is strength!” when they were apprehended and thrown on prison vans.

　　In order to expel the ethnic Chinese,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deliberately spread rumors, created disturbances in an attempt to incite Dayak people to kill Chinese. “In 1967, Major Sarwono and Lieutenant Piet Damanik (later appointed as Indonesian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 reported to Wufang Wuray, a Dayak leader and the governor of West Kalimantan, that Chinese guerrillas had killed nine Dayaks. Wufang Wuray was almost deceived. He was very angry and pounded his desk, saying ‘A debt of blood must be paid in blood!’ However, Dayaks had always been getting along with Chinese in harmony. They didn’t believe Chinese guerrillas would have killed Dayaks. Since the military’s first rumor didn’t work, they created another disturbance, lying that Sarawak Chinese guerrillas and the People’s Army of North Kalimantan had killed Garanse, the head of Teriak Madang village in Bengkayang, part of his body had been cut, and the body was hanging from a tree on which some Chinese words were found. The second plot actually succeeded. The Dayaks finally believed the rumor and angrily launched an unprecedented massacre against the Chinese.”

　　The massacres spread all over West Kalimantan, including Japan Brook in Jungkat, Sungai Purun, and Majung, Melanti, Darit, Perigi, Kampet, Timtapan, Arung Parak in Bengkayang, etc. The Chinese in West Kalimantan lived in fear. It was really intolerable for them to learn that their innocent fellow citizens all around to be thrown into prison, to be abused, beaten and killed. They would rather resist against the persecutors than living in disgrace and waiting for death. Many Chinese were forced to flee into forests, join the guerrillas, to resist the military's brutal massacre. Unfortunately, their struggle ended in failure in 1974 due to the leadership’s mistakes in policy strategy.

　　Japan Brook–The Testimonies of the Anti-Chinese Massacre Survivors

　　

　　Jungkat is a small town about ten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Pontianak, and there is a 500-meter lane linking Jungkat and Japan Brook. The name of Japan Brook may have derived from World War II since allegedly Japanese troops built a concentration camp there. It is a marshland less than two hectares. The soil is poor there and it becomes a flood plain in rainy days. Why have those Chinese settled down on the land where the Japanese ever built a Chinese concentration camp? Therein lies a mysterious history.

　　In 1968, there was only a muddy footpath leading to Japan Brook. Now it has been upgraded to be a motor road, but it ends at the paddy field of Malays and Maduras. Only one kilometers of one-meter-wide path is left in front of us, we have to park our car by the creek. The local villagers take us to Japan Brook Village by motorcycles. The village is simply a swamp at first glanc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reek locate the separated ‘refugee’ houses which are linked by shabby wooden bridges one after another. The creek is a water resource the villagers have to rely on for washing, bathing and irrigation. The water in the wetland is in dark color and undrinkable. The villagers had to dig wells for drinking water. The well water is scarlet but cleaner. What the villagers drink daily is the scarlet water! It’s hard to grow rice on this barren land. They can only plant sweet potatoes instead of staple foods.

　　We come to a very simple family, sitting on the floor, talking with a middle-aged man. He says it was a swamp forest when he came here. “We built our house using both hands. Since 1968, I have grown from infancy to middle age. During these forty five years, we have led a miserable life.” Even more distressing is that today's young people are still living the same miserable life of the elder generation

　　Then some people gradually come over gather around us, among them is an old woman shambling towards me. I quickly pull over her hand and let her sit down on the floor. The wrinkles on the old woman's face clearly bears the imprint of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Because I am from West Kalimantan, I can speak the local Hakka dialect, we quickly chat up in harmony.

　　Wong Amoy with her daughter and grandchildren

　　She said she is from Sanggau Ledo. I am interested to hear that, because Sanggau Ledo is the focus of a special event. We come to the old woman’s home. She sits on the wooden bench, wearing Melayu costume. Dayaks and Malays are neighbors of the Chinese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of West Kalimantan. They have always been friendly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Chinese women have learned the local ethnic customs, and some Chinese men get married with the local Malay or Dayak women. A local woman usually wears a sarong doing housework at home, just put on a shirt when go out to work or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is particularly characterizes women’s simplicity and gentleness. Now the Malays costume has been less popular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old lady, however, is still in the simple costume that rural women used to wear decades ago, presenting a native portrayal of real rural life in our eyes. With a heavy heart, she vividly describes her thrilling experience of 46 years ago in Hepo Hakka dialect.

　　“My name is Wong Amoy, 77 years old, native of Hepo, Guangdong, China. I used to live in Sanggau Ledo Village. I have five sons. There are seven people in my family. We couple rely on pepper cultivation and rubber tapping for a living. As Chinese in the village, we never stir up trouble for generations, living harmoniously and happily with the neighboring Dayaks and Malays. However, ‘the weather is unpredictable’, the 1965 Incident happened, the Suharto Regime ruthlessly persecuted and massacred ethnic Chinese and drove them away from where they lived.

　　In 1967, the Dayaks informed us that the military ordered the Chinese to gather immediately in Singkawang. The situation was getting worse. It was said that some Chinese families there were robbed and burned and even killed. The Dayaks began to distribute red bowls. We didn’t know where the distribution began from, and got very upset. It’s very unusual sign for Dayaks to distribute red bowls. This is Dayak old custom, the way they mobilize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to launch a slaughter against their enemy.

　　We Chinese had lived in Sanggau Ledo for ages. We behave ourselves and are conten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never had any interracial disputes with the aboriginal. The sudden change of situation seriously stunned us.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where to go. Some of us have never been far away from home, now then their families are ordered to move out, easier said than done?! How to deal with poultry? How can so many children taken with? Some of us were reluctant to leave our homes, especially the elderly. They prefer to stay at home waiting for fate.

　　However, staying home leads to the ending of even worse, death or living death. The soldiers cut off our way back home, behind us we could only hear the mobs hysterical whining cry, chasing while burning and looting, extremely scary.

　　They forced Chinese women to strip their clothes completely, searching something on them. All their property and money were robbed. Some of Chinese women were raped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be Dayaks’ wives, but most of Chinese men were beheaded.

　　Having learned that the expulsion of the Chinese had started, our family decided to escape immediately with almost nothing, just wearing a single dress and fled to the mountains, where many soldiers stay and severe food shortages threatening people's survival. We had to walk out of the forest to concentrate at the towns of Sanggau Ledo, then took the second-batch refugee boat, huddled together for five days and arrive at a smokehouse in Singkawang city, began a brutal life.

　　The rubber smokehouses were designed for a factory to smoke rubber. It was dark and not ventilated. There was neither window nor light. About eight hundred people crowded together with offensive smell soaring in there. Each of us only had a little grain porridge and saltwater every day. The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the infirm began to get sick. The ground was full of dirt that caused infectious disease to spread. Four or five people died of disease every day. In the rubber smokehouses the groans and cries of pain could be heard. My kids couldn’t stand any more. One of them infected cholera and died. My four kids died one after another just within a few days, only the youngest son was left.

　　Initially a corpse was contained in a case made of four pieces of wood.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died, several corpses were squeezed into one wooden case. At last, no more wooden case was available, gunny bags were used instead. I fortunately survived. It was really a living hell.

　　Having learned this tragic situation in West Kalimantan,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sent the relief items. But some despicable guys profited from the relief program. After a few hands of governments and refugee offices, the rice had been replaced by grains just for livestock when arrived at our hands. One year later, there was no longer relie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In order to survive, we displaced refugees lined up to beg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everywhere in urban areas. The Chinese in Singkawang and Pontianak, out of their love and compassion, help us with food and clothing. This could not last long, because the political and civil situation was so bad that affect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ituation of anti-Chinese riots, the local Chinese people nervously reduced or even closed down their business, certainly were unable to afford a large number of refugees’ long-term begging. More and more refugees died of starvation or diseases.

　　The Suharto regime took the refugees to concentration camps, rubber smokehouses, schools, North Bank of Pontianak, and Japan Brook that located more than 20 kilometers away from Pontianak, then totally ignored them.

　　“In 1968, we were taken to Japan Brook again. There had been several blocks of long houses.” Wong Amoy continued, “About twenty families lived in a long house. Almost one hundred families crowded in a dozen of long houses. I began another new life as refugee with my little son survived.” When we just arrived at Japan Brook, it was a forest and a swamp, flooded in rainy days. The soil was poor, and the creek water was dark red, very dirty. We had to dig wells and save rain water for drinking.

　　At Japan Brook ICRC gave each of us a little cup of rice per day. We were half-starving for we could only eat gruel with wild potherbs. Under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soldiers, Men cut trees, slowly filling up the marshes. Each family built their own cabana, no longer lived in the longhouse. Women dug potherbs nearby, or served the Malays or Madurese as maids, doing housework such as cooking, weeding and washing for them, to earn 25 Rupiah per day of wage that could only buy less than one kilogram of rice. Later, the wage increased gradually to 50 - 75 Rupiah per day. In Japan Brook we lived a hard life. I happened to give birth to two sons and one daughter there. The most distressing thing was my kids didn't get a chance to go to school.

　　“When I was forty years old, my husband fell ill because of hard work and poor life, and died helplessly. As a lonely woman I had to raise my kids alone.

　　Now some of the residents here in Japan Brook have been taken out by their relatives. Some others worked outside and then moved out. The rest are 30 families remaining here. The children go to school nearby; that is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run school for the poor, tuition-free. They just buy their own books and pens.

　　Now I live with my son-in-law. He goes to the mountains to picking leaves, wild vegetables, mushrooms, etc., and takes these native products outside for sale, to support the family. Now our life is fairly decent.

　　“I want to curse the political turmoil of the past, it made me lose my happy family, lose my property and four children! We are good people, why should we be so devastated? Why should we become penniless refugees? Why should we fall into such a miserable state?”

　　Today, Wong Amoy holds her own emaciated body, doing her best to help take care of he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doing some trivial housework, to spend her old age.

　　

　　Sungai Purun Massacre

　　In Sungai Purun, there is an 71-year-old man named A Bun，native of Fujian, but  speaks only Moiyan Hakka dialect. His two sons are married and have their children. His younger son is named A Bun.

　　Having parked our car, we enter their house. The following is A Bun’s talk:

　　On June 15, 1970, since being betrayed, my house was surrounded by police and from the bushes nearby they found some Chinese books. In Sungai Pinyu, the police officer in charge of Sungai Purun affairs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icknamed "Long-hair Cop". He was tra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rticipant in 1965 Jakarta massacre and a ruthless killer. He arrested my father Guet Zhang, two brothers, one sister and me. Upon seeing this, my mother did not hesitate to deal with them, requiring release, but was pushed down to the ground. We were taken to Sungai Pinyu, almost stripped naked except pants. As my father was family head, Long-hair Cop forced my father to admit trumped-up charges. My father certainly refused. Then they hit father’s fingers with rifle butts. My father endured the pain and kept silence while his finger bones were broken and his skin was rotten bloodily..

　　The more unyielding father was, the more crazy they were. Long-hair Cop rushed to father like a beast. With a big stick in his hand, he hit my father’s body, waist and legs. Father fell down and stood up again and again, refused to yield. When a big stick was broken, Long-hair Cop took another one. Long-hair Cop at last pushed father on the stool, inserting the big stick into father’s chest! My father fainted with his breastbone broken. They dragged my father’s bloodstained body into prison.

　　My eldest brother witnessed this inhuman ravage act. They also hit my eldest brother. However, my eldest brother’s fingers were not so crippled broken as father’s because he drew back his hands in time when his hands were about to be hurt. Besides being hit, my eldest brother’s face, chest and back were baked out a lot of blisters by the soldiers. They also dumped hot ashes down from brother’s head. This made him so painful that his body became almost insensitive. In this way, my eldest brother was tormented until he was dragged back to prison cell at one o’clock that night. My father and two brothers were imprisoned together. Seeing my brothers were also badly hurt, father told them to drink their own urine as physical conditioning. Later my brothers found no sound was heard from father, elder brother probed father’s nostrils with his hand, father had already stopped breathing. My brothers lay next to the body of our father quietly without tears until the guard opened the door at dawn. The police dragged father out, informed the Sungai Pinyu Seniors’ Association to handle the body. Th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require coffin to load father’s corpse, but it was refused by Long-hair Cop. Father was then hastily put into a gunny sack, carried to the cemetery and buried. In order to save my two brothers and a sister who have their own families, I assumed full responsibility. We were acquitted before long. My eldest brother died in 2012.”

　　After my sister was imprisoned, she was raped by the brutal army man who entered the prison. My niece was only twelve years old then, she was taken by Long-hair Cop and the sheriff, gang-raped in a coconut plantation. Another daughter of my relative was gang-raped, too. The two raped girls were taken to hospital by the village head and my other sister who was not arreste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s gradually recovered. Now they both have their happy families, but their experiences as rape victims have ever been an incurable pain for their rest of lives.

　　My father, a seventy-year-old man, was beaten to death by the officer s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y could end a person's life with brutal means without any legal proceedings. That was flagrant violations of justice, five principles of Pancasila and humanism!

　　To whom should we appeal the raping case done by those officers s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ul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help us vulnerable ethnic Chinese to uphold justice? We are still waiting.

　　

　　Melanti Massacre in Singkawang

　　On January 18, 2013, in Singkawang, I interviewed one of the survivors of Melanti massacre A Tian, 67 years old, native Hakka. He had eleven sisters and brothers. Among them, five escaped to survive and the rest were killed alto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The following is his story:

　　In 1964, I was young and working in outland, joined a progressive rural youth organization. After 1965 Incident, I went back to my home village Melanti. Several months later, a sheriff asked me to pack my luggage and he would take me to Ngabang the next day. I knew that meant I would be arrested, so I escaped at midnight. It took 4 hours to walk from Bengkayang to Majung and 5 hours from Majung to Melanti. There were more than twenty families in Melanti. They lived in a longhouse and their homes are strung together. At the front part of the longhouse there were stores connected one after another. It was here that the inhuman historical event of massacring Chinese started from.

　　There were three policemen in Majung and Melanti. The sheriff was Dayak. Rumors spread at that time around Sanggau Ledo and Bengkayang saying that terrible events of burning and looting occurred in the vicinity. The sheriff took the advantage of the panic occasion, and said to Majung people: ‘If you have acquaintances in Malay or Dayak villages, I can take you to Melanti. It’s safer for you to stay in their houses. Evade temporarily and come back after calm restored. But don’t take valuables and money with you, it is unsafe. Leave them to me, and get them back after calm.’ We Chinese had no choice but to believe his rhetoric, and thought that the turmoil would be over 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we took out our money to be entrusted to his custody.

　　The three policemen took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Majungers to Melanti village and assigned them to live with the local families.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the sheriff informed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go to their friends’ home to register at his office. He said the local Dayaks would take us to safer villages. Several families were taken out by Dayaks every day. After a few days, we Chinese in Melanti thought all the Chinese that had taken out by Dayaks must have reached the safe destinations, and the rest of us just waiting for our turn at ease.

　　Then there came a shocking secret from some conscientious ethnic Malays. The sheriff who shed crocodile tears was actually an insidious wolf. He wanted to embezzle the money and valuables entrusted to him, and let those blindly optimistic families registered in the list to go with the killers then mysteriously killed on the road without any precautions.

　　They were shocked having heard the sudden bad news. It was too late! Hundred of people had been killed. The next batch of people refused to go. The insidious wolf knew his conspiracy had been exposed. He was so angry that he mustered Dayaks to surround the shops in Melanti, forcing all the shops to close. Then immediately chaos happened and the crows tried to escape while the sheriff ordered to burn the whole Melanti village. Those closed in the shops were burned dead and those escaping out were chased by a large group of Dayaks waving broadswords. There were three sisters, their parents were killed and they were all caught by the local Dayaks to be forced wives. There was a little boy who was injured and fainted. When he woke up he found bloody bodies around him. He tried to climb to nearby village, and that happened to be the village where his sister was caught to be forced wife. His sister heard his voice, made track for him and found that was her brother. The two siblings cried, hugging each other.

　　My 12-year-old sister and two brothers were led drowsily in the chaos by an white-haired old man, running along the riverbank until they arrived at the office of a Malay village when the old man disappeared. Being at a loss, the three siblings burst into tears. My two brothers were under ten then, they were brought to Singkawang and adopted by Malays respectively. My sister was adopted by Malays, too.

　　Shortly after I was arrested, the situation eased slightly and I got more freedom. I could stay at home and reported back to prison on time. However I just walked away, wandering about. I wondered how my younger siblings were after parents were killed. In 1980’s I got a stable job and returned to Bengkayang to look for my siblings. Fortunately my younger sister was still aliv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rried a Malay young man. They had their children and lived a stable life. In 1990’s, I happened to know from a Malay man in Sarawak the whereabouts of my brother, and made contact with him. He lives a stable life in another island. Only my youngest brother is still missing. I will continue to look for him in the rest of my life. We have been lucky to survive though our family has broken up. I wish we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reunite one day.

　　In recognition of the vicious Chinese blood-stained cold killer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massacre, Suharto awarded him promotion and opportunity to get rich. His glorious criminal records have been even beneficial to his children.

　　

　　The Massacre on Betung Bridge

　　Fan Chong, 56 years old, from Kampet, was born at a village in Perigi. He is now operating a deli in Singkawang. We happened to have meal in his deli. Having learned his family was also refugees, we could not help chatting with him. He said:

　　I was not yet born when 1965 Incident happened. At that time, part of Chinese in Kampet were tied up and taken to Betung Bridge in Darit. The Malays, in order to please the military and Dayaks and show their sincere partnership, forced the tied-up Chinese to move onto the bridge and beheaded them one by one. They killed all men of over 15 years old. A dozen people of my uncle’s family were all killed. Other part of men were tied up and taken to another part in Perigi and killed by Dayaks.

　　Kafui was a man from Majung, named. His hands were tied up with ropes. He tried to break free from the rope and successfully took a chance to escape. And A Pit, another man from Majung, was the last one to be beheaded on the bridge. He nimbly dodged when the broadsword was cutting down, only his shoulder was hurt. He casually slid down into the river, luckily escaped. He kept awake in the bloody red river with floating corpses. At last he swam to the downstream, climbing up to the riverbank quietly, fled to Singkawang then to Pontianak, where he lived at Sungai Raya until passed away on January 20, 2013. A Pit was one of the witnesses of the massacre on Betung Bridge.

　　

　　Timtapan Massacre

　　

　　In 1968, a shocking case of massacring Chinese family happened at Timtapan village, Sambas County, West Kalimantan. Liu Khetfung, husband of the victim Guet Miaodjin, told me the truth:

　　In 1968 there was a small village Timtapan in Sambas County, West Kalimantan. Most of the villagers were ethnic Malays. There scattered only a few Chinese houses in the villag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Most of the Malays lived by rubber tapping, while the Chinese lived by small business or rubber tapping. Liu Khetfung and his wife Guet Miaodjin lived by the river, doing the business of collecting latex. They mixed some coagulant into the latex to make it solidified into rubber and crushed it into pieces. After drying, the rubber was sold to the traders in nearby towns. They did business diligently and honestly, establishe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all the villagers. In this villag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ed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Liu had five children, four daughters and one son. The eldest daughter was 21 years old, the second 20, the third 5 and the youngest 3，and the only son 18 years old. They lived a happy life.

　　Normally the family won’t go out unless they had things to do. Their children had to go to school locally because the main transport was sampan and the schools either at Galing Town or at Sekura Town were far away, and besides, the family was very busy in collecting latex. Liu Khetfung’s elder brother Liu Siafung also lived together with them because his wife had died and his son worked in Singapore. Being urged by the son, he had decided to go there soon.

　　A tall veteran lived at the back of their house. He often went with the local police to raid Liu Khetfung’s home. One day, when Liu Khetfung brought back a lot of money after selling his rubber, the police went to his home and said, “We have found some Indonesian communists around here. They are bad guys burning and looting everywhere. You are here too far away from urb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protect you. You must move away within two weeks.”

　　Worrying about something would happen, Liu Khetfung hurried to Galing Town to look for a house to stay. He happened to meet the police. With sinister smile the police said to him, “You don’t have to move away, only if you spend some money.” Being aware that was blackmail, Liu Khetfung discussed with his wife. They were willing neither to spend the money nor to offend the police. So they decided to move far away to Sambas. Therefore Liu Khetfung took a boat to Sambas and stayed at his relative’s home while looking for a house to rent.

　　One night in 1968, Liu Khetfung wasn’t at home. None of their dozen workers stayed at their house as usual. This did not cause their alertness that probably the military men had notified his clansmen to evacuate in advance.

　　Two o’clock at night, hearing someone knocking at the door, from the door gap, Guet Miaodjin saw a uniformed with the veteran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standing outside. She hurried to open the door, and let them come in and entertained them with coffee. Just at this moment the uniformed asked Guet Miaodjin for a large sum of money. Guet Miaodjin said that she had not so much money. These words angered the uniformed. They tied up the whole family with ropes, and gagged them with cloth. Then all of them were dragged onto a small motor boat and shipped across the river to the other side in darkness. The cloth in a girl’s mouth fell out, she immediately screaming for help. The Malay fishermen nearby rowed over to save them. The uniformed forced the fishermen to leave at gunpoint, shouting, “Don’t come up, or we’ll shoot at you!” Hearing the shouting from the police, the Malay fishermen were frightened and went away. In the dark, as the uniformed hacking like crazy, Liu Siafung’s chest was hurt and the rope on his body was also cut off. He knew that his injury was so serious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escape; he immediately untied the rope for his nephew next to him. At this time, the uniformed pulled the Chinese to the edge of the motor boat to behead them one by one, and threw them into the river. The shrill and miserable screaming pierced the dark sk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fusion, Liu Siafung pushed his nephew, the 18-year-old boy into the river. The boy swam to the bank, hiding in the underbrush. When the killing finished, the uniformed found less of a person, for the untied rope was discarded on the motor boat. They looked for the escaper with flashlights, found nothing and went away. Guet Miaodjin’s 3-year-old daughter was accidentally left in the cradle at home and saved by Malays. It’s said that the uniformed later returned to Guet Miaodjin’s house to check if there had been an omission. The 18-year-old boy had no experience of leaving home alone and swam back to the village the next day. He did not return home for he knew the veteran living at the back of his home and the uniformed was accomplice. He went to the village head but the village head didn’t know what to do. However, a kind-hearted Malay friend went to Galing Town to inform the boy’s relatives. The relatives came to the village head’s home by a small motor boat, got to see the boy. The news that the boy was still alive spread quickly to the police office in Galing Town. Immediately the police issued a martial law, no one was allowed either into or out of the village. Then the police came to the village head’s home, took the boy and his relative to the police office in Galing Town and threw them into detention room.

　　Having heard the sad news about his family, Liu Khetfung decided to return home to collect the corpses. In fact, he didn’t know his son was detained in the police office. When he passed by the pier in Galing Town, he was seen by the police, the killer of his family. The police beat Liu Khetfung with shackles behind him. Liu immediately fainted and was dragged to the police office, detained together with his son and his relative. However, nobody knew that three ethnic Chinese were illegally detained in the police office in Galing Town.

　　Timtapan massacre angered the ethnic Chinese in Sekura. They went to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demanding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Then the district executive did go to Galing Town, but only Liu Khetfung’s relative was released, the father and son were still detained but taken to Sekura Prison. The reason they do so was to protect them. The Sekura people  immediately delivered meals to them. But when they came again the next day, the father and son disappeared. The Sekura people searched for them everywhere, at last they got to know that the father and son had been imprisoned in Sambas City.

　　More than thirty Malays from Timtapan and Galing jointly petitioned to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ambas,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Liu Khetfung and his son. Those kind Malays bravely defended the innocent and vulnerable ethnic Chinese, however, their petition was deliberately ignored. The father and son were once again taken away from Sambas. From then on, nobody could ever find their traces again.

　　The people in Sekura had been looking for the missing father and son everywhere. Two months later, they came to 汶岛宜prison, where it was said that many prisoners were killed.　They asked the people in the prison and one of the prisoner said that some days ago, the father and the son had been shot dead and thrown into the sea. After Timtapan case happened, the Guet Miaodjin family’s corpses floated to Galing Town. Almost all the Chinese in Sekura went out to collect the corpses. Many people witnessed the appalling scene. The bodies of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were the first to be picked up with intestines exposed and hands and legs broken. The killed youngest girl was only four! Some days later Liu Siafung’s body was found without head. The policemen feared that the Chinese would revolt; they threatened them to go home and not to stay on the street outside. But the angry crowd ignored their threats. They stood on the street with silent resentment for long time. After Liu Khetfungs massacre, all the Chinese living in the village escaped overnight, to avoid the same fate.

　　In order to ensure there won't be any eyewitness left, the killers never missed even a 3-year-old girl. They returned to look for her. Luckily kind-hearted Malay villagers walked one step ahead. They hid the girl in a large urn and the next day carried the urn to the girl’s relative in Galing Town then transferred to Sekura. From then on the girl went to school in Sekura until her relatives house was burned, she was forced to leave Sekura for Jakarta, living with her relative who now tells this story.

　　Having experienced many twists and startles, the little girl became uncommunicative. Later she married a Malay man in Jakarta, had children, lived a happy life. She has now recovered to normal conditions, been very helpful to her husband. It’s midst of sadness that this descendant of Liu Khetfung could survive.

　　After Timtapan massacre, a series of massacres ensued. A number of Chinese in Sekura were arrested in succession. With trumped-up charges they were thrown into cages of which the size can only squat just one person, like a pig waiting for slaughter. The local military asked the Chinese families to redeem their lives with money. They would release the imprisoned Chinese as long as the family had paid the money without bargaining. A Chinese locked in a cage was killed just because his family bargained with the military. Exactly how many people were killed? No one dared to say. But the story is a fact that several persons from Sekura told me. It cannot be denied.

　　The story about Liu Khetfung family were massacred in 1968 was told by a Liu’s cellmate who was later luckily released.

　　( I was told that Guet Miaodjin’s only little girl died of illness in 2008.)

　　Arung Parak Massacre

　　

　　Arung Parak Massacre happened just a few months after Timtapan Massacre.

　　Arung Parak is about 30 kilometers away from Sekura. There were seven ethnic Chinese fishermen. They always did fishing by the sea. They had to stay by the sea for one or two nights when they did fishing because the fishing spot was far away from their home. After fishing, they usually dried the fish there, therefore they built a small hut on the beach to rest.

　　One evening, when they just began to cook their meal, several military men came to their hut suddenly, and told them that some communists was found around there, asking them to leave at once,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kil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thought that was only an intimidation and did not mind. When they were about to have their supper, the military men returned and tied them up. At that moment they did realize something critical like Timtapan massacre that had happened several months ago would fall on them. Two of them broke the rope and escaped when the military men were outside and didn’t watch them. However the remaining five Chinese fishermen were killed and drown into the sea. One of them named Pang Tianci was from Sekura. One of the two escapers was A Bu. He dared not return home, hiding himself elsewhere.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dared not collect the corpses.

　　These shocking massacres against ethnic Chinese happened massacres happened under the connivance of Suharto government after the 1965 Incident. So far we st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see and hear the witnesses tell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Suharto had not any repentance on his deathbed. What he left to posterity is shame and sin that will never be cleaned out.

　　

　　4. Interviewing the Witnesses

　　Liu A’ngian, 69 years old, and Liu Kui, both are natives of Perigi Village. About 100 families lived in the village, mostly made their living from rubber tapping or rice growing. Liu A’ngian, Liu Kui and others, altogether about 40 young people were the first to be arrested in the village.

　　The soldiers beat them with stick or applied electrocution on them; they held back not to yield. They secretly vowed, they forty people would bear together any terrible tortures, and would never implicate others.

　　A’ngian also told us, in 1967, after Dayaks distributing red bowls, the police incited Dayaks to attack Chinese, burning and looting and even raping through out the village. The situation was really shocking.

　　When the Dayaks arrived waving broadswords and screaming aloud, the Chinese were too surprised to react, running around into rubber plantations, forests, gardens and other places, eventually were either fired by the military or hacked by Dayaks.

　　We were told that an old lady Zheng Jilan’s was at home looking after her grandson when her son and daughter-in-law went to rubber plantation for rubber tapping. She heard someone shouting outdoor, calling everybody to quickly flee away, she hurried to embrace a baby, hand pulling the other three-year-old grandson to escape. Three of them hid into the bushes. A soldier spotted them and fired. A single bullet passed through the three bodies. How appalling! There were more than one hundred ethnic Chinese were killed by the army and Dayaks in Perigi.”

　　Zhang Zhong,form Sanggao Ledo. He escaped together with dozens of people, some of them with their kids, very cumbersome. Babies or younger children always cried when they felt hungry, thirsty or tired. During hiding, crying would alert the police and Dayaks, endangering all the team members. In order to avoid danger, some of them reluctantly decided to leave their kids on the road, expecting some lucky kids could be adopted by good-hearted people. A troop came across an abandoned Chinese baby, one of the soldiers pointed to his head and was about to shoot. His captain stopped him and took the baby home for adoption.

　　In some cases of emergency, they covered the children’s noses and mouths to keep silence, causing them suffocated; some even threw the children into the river.

　　Zhang Zhong ruefully confided to me his inner pain, saying that he threw his very cute son into the river, the boy unexpectedly caught tree roots and shouting mom and dad. He was afraid the soldiers and Dayaks would hear the sound, and had to go back, heartlessly pushed the boy once again into the river. This is truely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Sufong, from Sekadau, in a casual conversation, she told me that’s when she was just paying a visit to Bengkayang with her friend Chuiyan. The Chinese of the whole village were driven to the grass, surrounded by a group of Dayaks who kindled a bonfire heaps dancing, waving longswords and shouting, cheering laughter. It was said that when the dance ended they would start the slaughter, the Chinese clung to each other weeping, waiting for the moment of the arrival of death. Suddenly from the other direction came another group of Dayaks, shouting something hard to understand. Soon the Dayaks surrounding Chinese yelled loudly, rushed to go away.

　　The Dayak rescuers came to the Chinese villagers, they hugging each other. The Chinese were thankful to God for saving them. It turned out that surrounds them is non-local Dayaks. Usually local Dayak did not Chinese in their own village. It was these local Dayaks that gathered immediately to save the Chinese of the same village 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They said to the foreign Dayaks, “These Chinese belong to our village. This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Here you go!” In this way, they saved the lives of all Chinese in this village. Then they advised us “Flee to the town quickly, otherwise you would be killed sooner or later.” Then all of us fled to the town overnight.

　　A Tat, 74 years old, from Senakin, Hakkanese. His mother is Dayak. A Tat said:

　　“Burning and looting occurred everywhere during the anti-Chinese period in 1967. Although my mother is Dayak, my family also suffered because of my Chinese father. A Dayak robbed my mother to be his wife, fortunately my auntie happened to be back to the village, rescued my mother took her to Singkawang.

　　A dozen of my friends including Anan believed the Dayaks’ words that they would escort them to Singkawang, but no knives were allowed to take with. They followed the Dayak t empty-handed. However, on the way to Singkawang the Dayaks reneged and start the slaughter. The Chinese were not be able to resist and were all killed.

　　To avoid danger, one of my friends and I fled together to Singkawang through mountain path. We stayed at refugee camp in Singkawang, living in inhumane conditions. Later the refugees have probably been driven out of Singkawang, Chinese rural property and houses have been seized by Dayaks and Malays. I guess the situat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determined to go back to the Dayak village to reclaim my farmland. I quietly returned home, in the help of kind-hearted Dayak friends, gradually re-established myself on my homeland, got married and had children. My wife is also a Chinese. Our children can live with Dayaks friendly. Now they are working in outlands.”

　　

　　5. TheCourageousPowerofJustice

　　

　　It’s understandable to assume that most of the Dayaks who ever killed Chinese were actually misled. As to those who hidden behind deliberately spread rumor, sowed discord, created disturbances, incited ethnic hatred, mobilized the massacres, their ugly faces should be exposed before the people and the justice.

　　Even if facing the holocaust, many courageous people secretly protect the innocent Chinese who in various ways. They are the embodiment of justice, benefactors of ethnic Chinese. We thank them and admire them.

　　When three siblings under the age of 12 were trapped in bloody massacre, a white-haired old man led them to escape quietly. This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When Sekura Chinese got to know that Liu Khetfung and his son were detained in Sekura prison illegally, they rushed to deliver meals to the father and son. This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More than thirty Malays in Galing town petitioned to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ambas, to certify that Liu Khetfung and his son were innocent and request to release them. This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When the corpses of Guet Miaodjin family floated to Galing Town, all the Chinese in Sekura went out to collect the corpses. The policemen feared that the Chinese would revolt; they threatened them to go home and not to stay on the street outside. But the angry crowd ignored their threats. They stood on the street with silent resentment for long time. This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When the military police returned to Liu Khetfung house, trying to find the missing 3-year old girl, luckily a kind-hearted Malay villager took a step ahead, hiding the little girl, so that the little girl was able to survive. This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When a soldier pointed to an abandoned Chinese baby’s head and was about to shoot. His captain stopped him and took the baby home for adoption. This shows that even among the military men, there are people not devoid of conscience. This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When the Chinese of the whole villager were surrounded waiting for the arrival of death, suddenly, there came a large group of Dayaks to save them. This is also the power of justice!

　　A Tat had a native Dayak friend who spoke fluent Indonesian standard language. In an interview given to us he said:

　　My name isAman, 74 years old, a Dayak farmer. Before 1965 Incident, I joined a progressive farmer organization. I wa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in 1965. The soldiers implemented electrocution on me with a power cords connected to my fingers and ears. At the moment of electrical shock, my heart and whole body seriously trembled. They forced me to plead guilty. I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neither murder nor set fire. Why should I plead guilty?

　　I was set free after one and a half years and returned home. But my clansmen hated me, discriminated against me, as if I were a traitor of Dayaks, for I did not join them to massacre Chinese. How could I kill them? They were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80 Chinese in our village were killed by military men and our clansmen. All the boys over 15 years old were killed. Among them there were two boys named Chin Onpin and Sung Acun, their heads were cut off and kicked as footballs.

　　Ala’s mother, the eighty-year-old Sie Alan, were put into a sack and thrown alive into the river. More than 300 Chinese houses were burned. The Dayak set fire while the military guarded to prevent the Chinese from escaping. A father Siauw A Luan and his son Siauw Yung Lin were both arrested and tied to a tree and burned alive under the military surveillance. Another Siauw’s son was tied to a tree, the soldiers shot him dead and the Dayaks cut his head off. Chen Shenggou and his two son, the youngest one only at the age of 12, all were shot dead by soldiers. Lin Aya was 12 years old and his aunt Fengying was 72 years old. They and others were concentrated on the football field for massacre. The mob collectively raped Fengying's body, and then put a twig into her private part.

　　Some Chinese were so lucky to be guided by kind-hearted Dayaks that they finally were able to escape, gathered in Bengkayang then went to Singkawang. There was a Dayak village head  Tuda who could not bear to see his Chinese friends were massacred. He secretly took about one hundred Chinese to escape to Bengkayang safely. However his action was known by his villagers. When he returned home, he was surrounded and beaten blind by his fellow chountrymen. Another kind-hearted Dayak led more than 80 Chinese to escape to Bengkayang late at night and was killed by his villagers when returned home.

　　The so-called ‘red bowl’, is to kill a dog, then drip its blood into a bowl. A red bowl spreads across hundreds of villages. Thousands of Dayaks’s stupid actions massacred millions of Chinese. Were these beneficial to us Dayaks? No! I must repent for the sins of my tribe. I patiently explain to them that we have been exploited by political provocateurs who took advantage of our political ignorance and silliness, to sow discord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hundreds of years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 have been destroyed overnight! We were burning and looting, we were committing crimes! What we have created is the inter-ethnic bloody hatred! No Chinese, there will be no friends!

　　The inhuman massacres planted the seeds of hatred and ruin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Dayak people for ages. I am very sad that these have caused our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cession at least for decades and so far could not out of the woods. We will always be behind the nation, if not the Chinese economic boost. We will always be backward without ethnic Chinese pushing on the economy.

　　Aman said that, over the years, he had been spreading to the Dayak people in several villages his idea of inter-ethnic un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n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would let everyone to learn and always remember the past lessons.

　　Under the knives of the brutal butchers, the kind-hearted Dayak people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try their best to help and save the innocent Chinese victims. Aman has paid his love for achieving national harmony and is worthy of our respect and admiration.

　　6.Request fortheTrial andPunishment oftheManipulator behind theScene

　　

　　Chinese have been immigrating to Indonesia since Han Dynasty.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hinese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of Indonesian society. Intermarriage and therefore mixed races have been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most of the Indonesian ethnic groups. According to Dayaks instructors in Beautiful Indonesia Miniature Park, some of their ancestors were immigrants from Yunnan, China and Mongolia. Today, many Chinese descendants and those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stand side by side; it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ir races from each other. In West Kalimantan,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Dayaks and Malays, have been living in long-term harmony. Why the ethnic Chinese suffered frequent massacres just after Suharto came to power in 1965? Eventually the ethnic Dayaks would not kill Chinese without any reason. It was Suharto Military Group that sowed discord and incited Dayak’s hatred against Chinese.

　　After Suharto came to power, on December 20, 1966, Riyancudu, the commander of the 12th Military Region ordered to drive all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out of West Kalimantan within one month and announced: The local Chinese could not reside outside counties; Chinese residing in counties were not allowed to be engaged in trade; Close all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the organizations handling Chinese affairs. Please be noted that it was not Dayaks but Suharto Military Group that persecuted ethnic Chinese first!

　　Whom had the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actually offended? Why should Suharto military authority so cruelly persecuted the ethnic Chinese? Was it just because Chinese blood flowing in the veins of these people? The basic reasons were the East-West confront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deliberately would like to put the blame on China, undermined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Indonesia and China. They made use of Suharto military group as a piece in the chess game to incite ultra-nationalism, to spread that the ethnic Chinese was "China's fifth column", then carried out violent persecution and mass expulsion against them. By attack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they tried to achieve their goals of weakening China’s influences. Especially when social problems in Indonesia piled up leading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people’s discontent accumulation, those ultranationalists with ulterior motives would take ethnic Chinese as scapegoats, putting the blame of causing the locals living in poverty and misery on the ethnic Chinese, transferring the people's resentment and anger to the ethnic Chinese, then they set off a massive anti-Chinese wave, transform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to race riots and unrest, to eventually divert attention and pass the crisis.

　　It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that in 1967, Major S and Lieutenant P D deceived Wufang Wuray (Dayak community leader), the governor of West Kalimantan at that time, saying that the Chinese guerrillas had killed nine Dayaks. Later they created disturbance again, lying that the head of Teriak Madang village Garanse had been killed in Bengkayang by Sarawak Chinese guerrillas and the People’s Army of North Kalimantan. This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n unprecedented mass massacre of ethnic Chinese launched by Dayak community. In fact, later Erma SR who was sent to West Kalimantan for site investigations b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HRO) and legal aid agencies, the previous Dayak leader involved in leading the Dayak riot told him and confirmed that the murdered Dayak man simply was not the village head. “He was a mentally ill man. The military deliberately killed him in order to shift blame on Chinese. He fell a victim to the excuse of military to provoke Dayak people to massacre Chinese.”

　　Things have been very clear, the culprit of the Holocaust which started in 1965 is Suharto, and Suharto military regime! Although Suharto was already dead, but those executioners whose hands stained with blood of the ethnic Chinese are still alive. They owed millions of lives of ethnic Chinese. They must be punished by law!

　　Toda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and th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have not faced squarely, explained seriously and handled properly the West Kalimantan massacre. With those witnesses passed away one after another, Is it the nowhere for millions of victims to complain and to claim? How pathetic!

　　The righteous deeds abound, the power of justice appears everywhere. It is the power of justice that pushes forward freedom, democracy and progress of the Indonesian society.

　　After Suharto stepped down in 1998, the new government restore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policy. The Chines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proces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 and graduall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Many Chinese have been elected as parliamentary members in nat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 including the deputy speaker of the parliament of West Kalimantan, the president of the parliament of Pontianak City, the deputy speaker of the parliament of Singkawang City, and the female speaker of the parliament of Singkawang. Zhang Jinkun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first Chinese county head of Sanggau. Huang Hanshan has been appointed as Chinese deputy governor of West Kalimantan, and Huang Shaofan was ever appointed as the major of Singkawang City.

　　This better situation might be a solace to those ethnic Chinese fellow citizens who were persecuted to death, but it is quite not enough. Our country advocates the five principles Pancasila. Those behind the massacre of innocent people eventually deserve legal sanctions and penalties. Our minimum request for fairness is that a solemn vindic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ose slanders imposed on the ethnic Chinese. We hope the righteou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would make contributions to help these vulnerable people in protect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author wants to thank the English translator, Tingkai, and the Indonesian translator, Shuwen, and to express her appreciation with   highest respect for their selfless dedicaton. The author is grateful for this effort is to strengten the democratic freedom and to support humàn rights organization to find truth and justice.

　　The author thanks all the readers and supporters and ask for an opinion and criticism.

　　2014年5月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一、西加人民值得骄傲的历史圣地----东万律

　　和平

　　东万律(Mandor)——西加人民值得骄傲的历史圣地，日本受难者烈士纪念碑与罗芳伯纪念碑同时巍然屹立在此。是巧合吗？我们必须翻开历史寻找根源。这里曾经是罗芳伯黄金时期当家作主的圣地，以他的魄力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这里代表着印尼华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重大意义，日本侵略者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作为屠杀华印人士和抗日分子的地方，是对华印人士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华社领导和苏丹头目等，目的是杀了龙头华印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他的残酷统治。

　　回忆起中学时代，振强高中我的班主任林培坤老师带领我们班同学来这儿旅游过好几次，当时小孩儿心境只感到好玩，到灌木丛中找“装天瓮”，在大坑前跳上跳下，听老师叙述这儿是埋人坑，心里也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挖了大坑埋人？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才理解到日本侵略者屠杀印尼人民这种手段是多么卑鄙残酷。

　　6 月27日我和华社朋友们从远方的雅加达重游东万律，目的是参加日本侵略者屠杀华印抗日烈士与受难志士悼念日，站在1942-1945年受难者纪念碑前向受难者默哀。此时此地的缅怀，不竟追忆起姨母的讲述，活生生的故事，句句还在耳边萦回……

　　飞机在大院市镇上空叫嚣，吓得人们抱头鼠窜，一蜂窝地跑进森林、跑进大鱼湖，孩子们哭叫着，大人们捂住孩子的嘴，不许他们出声，怕暴露隐蔽地点，甚至有的孩子被活活闷死。就这一刹那，兵荒马乱的大地变得死一般沉寂，只听得飞机盘旋轰隆轰隆的咆哮声。

　　人们每天打着背包准备逃跑，肚子饿了随便可吃的就吃，衣服破了没衣穿，甚至穿树皮，病了没药吃，睡在临时盖起的小茅屋，下雨漏雨。孩子们失去欢笑，大人们愁眉苦脸，苦不堪言。

　　一天，日本侵略者来找人，假意说邀请这某人去赴宴，刚好这个人不在，一个醉鬼听说去赴宴会，高高兴兴地代替了这位被找的人，做了替死鬼。我们家乡有几位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在汉奸的搜索下被捕而不知去向，再也没回来。

　　姨母唠唠叨叨道来，总是希望我们这一代，别忘了这件最让她揪心痛苦的经历。我听了无数次，但每次还是集精会神静静地听。她说可能是天年变了吧怪事频频发生，她亲眼看见当时的鳄鱼成群结队从卡江下游游向上游，与上游的鳄鱼互相残杀；还观看小岛中湖里的青蛙成群结队来到市镇与市镇的青蛙在路上对敌打斗；鱼从树上掉下来，尾巴或头还是树叶，未变成树叶鱼（ikan sepat）。奇形怪状的事层出不穷，她说这就是不好的预兆，日本侵略者不久就来了，要把我们华人赶尽杀绝，想起那把长刀真令人发抖。但，他们凶不了多久，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当地华人联合马来人、达雅人去抓他们，他们老羞成怒，把刀插进肚子一拉肚肠流出来。罪恶滔天的鬼子，让你婆婆和我们这一代看到了他们像纸老虎一样垮了……

　　望着那屹立的班查西拉国徽纪念碑，我们又谈起那惊心动魄的历史。1941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轰炸坤甸市（Pontianak），1942年1月17日，日本海军在邦戛(Pemangkat)海岸登陆，1 月27日占领山口洋(Singkawang)。日本废除公历改用天皇“昭和”年号，称侵略军为“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恢复少数华校，学习日文，还为了补充兵源，搞“少年童子军队”，培养他们的新力军。

　　1943年10月23日，日本“皇军”开始逮捕西加华印首领，以及一部分收外国讯息的反日分子和《反日同盟会》会员；第二次是1944年1月24日晨，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第三次是1944年12月29日“除夕”大逮捕。只要上了黑名单，就逃不了日本刽子手。按照悉心集虑的狠毒计划把所有印华抗日志士、知识分子，商人或有名气的人都斩尽杀绝，受难者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家属，便任他抓。头被笼进麻袋手反绑着上了车，监禁了一些时候就被载到我现在站着的东万律以及榴莲港飞机场，根据统计共杀了21037位华印人士，有一个苏丹和一些马来友族都被毒手杀害了。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当年日“皇军”咄咄逼人挖坑，被蒙着脸反绑着的西加华印男儿抗日英雄和受难者连同挖坑人，一个个被砍倒踢进坑里，有的被活埋；有的在对抗中被杀了，鲜血……

　　诡计多端的日本侵略者又在媒体上，以欺骗手法传言被捕者不久将生还，受难者家属有的还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痴痴地等待亲人归来。

　　“1945年9月26日，联军长官澳洲第九师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当时东万律青年名字叫何南新和李清华两人受当地华人委托去坤市呈报说：在东万律未建成的机场周围，过去日军占领时期不许任何人在此进出，附近居民经常听到尖厉的叫声，日本投降以后，当地人在机场的草丛中发现骷髅。”（战后南洋华侨概况）

　　此刻，日“皇军”的狰狞面目全暴露在世人眼前！许多受难者家属含冤来到堆积累累的骷髅面前，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纪念仪式。

　　这里的万人骷髅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战犯，名叫“东条英机”首相指挥下的“皇军”屠刀下的牺牲者。究竟“东条英机”是什么人呢？原来他生于1884年，二战期间，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首相，历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陆相和外相，曾参加侵华战争并参与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8 年11月二战结束以后，受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本侵略者把东条英机这位国际级第一号战犯及其他侵略战犯的神位设于靖国神社内，当作日本战斗英雄予于敬奉。小泉纯一郎当日本首相时，曾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国际战犯，究竟存心何在？还逃得了世界人民的谴责吗？

　　从2007 年开始，西加省政府决定每年的6月28日为二战时期遭日本侵略者屠杀的华印抗日烈士与受难志士悼念日，全市下半旗以表致哀。

　　东万律是祖国的圣地，印尼政府对受难志士悼念日的确立，意义极其重大！历史铁证是不容抹杀的，东万律的万人头颅作证！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绝不容再出现一个“东条英机”！

　　

 

 

　　

 

 

　　

 

 

　　

 

 

　　

 

 

　　

 

 

　　

 

 

　　

 

 

　　

二、西加刘善邦在砂拉越的英雄事迹

 

　　

 

 

　　

　　刘善邦(上 圖）是西加一位矿工，但在沙拉越历史上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殖事迹。以下是砂拉越华人为纪念刘善邦英勇事迹而建的宇庙和神位

　　

       

　　

　　

　　

　　

　　刘善邦是西加一位矿工，但在沙拉越历史上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殖事迹。为什么西加矿工竟在沙拉越历史史迹上，被沙拉越人民誉为反殖英雄被敬奉永世，而在我们印尼却很少人听过他 的名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寻找根源。

　　1760年前華人已經在西加務農、開礦

　　1760年前中国人已经来到印尼西加东万律和鹿邑等地开 辟农场开矿场，尤其是金矿场，他们以自力更生的原则逐渐发展壮大，他们还组织和武装起来捍卫自己的家园。1776年鹿邑十四公司发展成为一个联合机构，总称和顺十四公司，1、大港 2、老八分3、九分头4、十三分5、结联6、新八分7、三条沟8、满和9、新屋10、坑尾11、十五分12、泰和13、老十四分14、十二分或称十二分 义。和顺公司第一任甲必丹是谢结伯或称谢结甲。

　　建立“华人自治邦”的罗芳伯

　　

　　曾在坤甸建立“华人自治邦”的罗芳伯（上 圖），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石扇堡，原名为罗芳柏，后来因当上了“大唐总长”，部属为表示对领袖的尊敬，把他名字中的“柏”字改为“伯”。 (《風暴原記錄》）

　　罗芳伯在卅四岁，即1772年时，怀着赴南洋捞金的发财梦，从广东的虎门扬帆出海，来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最初是投入 “聚胜公司”与“四大家园公司”的矿场工作，由于明礼又通诗书，兼且才干出众，深为公司领导的器重，很快的便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崛起为公司的第一把手。(《風暴原記錄》）

　　不久后，他的势力延伸到坤甸附近的东万律，与当地的兰和营公司合并，创设了“兰芳公司”，继续率众在西加开采金矿，于此期间，由于地方上动荡不安，为了保护矿场与华工的安全，公司建立和保有本身的武装防卫力量。(《風暴原記錄》）

　　兰芳公司随后与坤甸的苏丹结盟，联合出兵平定了地方上各番王所主导的叛乱，从而苏丹让罗老在坤甸称王，建立形同自治政府的“兰芳大总制”，1777年，兰芳公司召开大会，决议把兰芳公司，或兰芳大总制改称为“大唐总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罗芳伯，遂成了首任的大唐总长。(《風暴原記錄》）

　　由罗芳伯在坤甸手创的“大唐总制”传了百多年，直至1884年才倾覆瓦解。(《風暴原記錄》）

　　當年印尼西加经济状况

　　这时期荷兰殖民主义者还未入侵到印尼西加，华人来开发这片处女地后，印尼西加经济随着蓬勃发展。当时为了矿场的利益，各公司内部也经常发生矛盾，不断合并，给以后的殖民主义者司空而进。

　　1808年十二分公司金矿场渐不景气，陷于歇业状态，矿场由坑尾和新屋均分，矿工则融入其他矿场中。（迁移到沙拉越的刘善邦，即在沙拉越重振旗鼓，再成立了十二公司，这是后话。）

　　和順公司與三發蘇丹關系很好

　　根据历史追索到印尼十九世纪荷兰统治时期，1814年出 身大港矿工的刘郑宝担任和顺七公司的甲必丹，和顺公司则蓬勃发展。1818年刘郑宝回国，和顺七公司公推朱凤华为甲必丹。当时朱凤华与三发苏丹 (Mohamat  Ali Tsafioedin)关系搞得很好，促进了中印人民的友谊。

　　华人与达雅族人因语言不通，有时会发生误会，达雅族终于退至沙拉越和三发北部，现今沙拉越其中一个部落的达雅族可能是从鹿邑搬迁来的达雅人，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西加搬迁来的达雅人。

　　1820年荷殖民主义军进攻三条沟

　　1820到1822年大港和三条沟两个集团时而因利益争斗，荷殖民主义军乘势进攻三条沟，跟三条沟联合的三公司他们的矿区大都在鹿邑郊外，于是他们想办法在端午节赛龙船的机会，秘密把金条运走，离开鹿邑。

　　刘郑宝在大港和三公司的请求下再倒回印尼当和顺总甲必丹。刘郑宝二次出任和顺公司甲必丹后，其势力再次发展壮大，和顺七公司此时已剩四公司：大港、坑尾、新 屋、满和，这里已经包括融入的十二公司人马。

　　荷殖民军不断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开进炉末，把四家公司大港、新屋、坑尾、满和驱逐出境，以野蛮手段强霸华人的硕果，大港人马退至鹿邑。

　　1823年2月18日公司领导人召开大会，和顺四公司决定进攻荷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鹿邑开发，还在几个要点筑防御工事，在西瓦里筑大寨。但是这次进攻因兵力武器悬殊而告失败，退守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荷军烧毁。

　　1824年荷军再袭击和顺四公司

　　1824年荷军再度疯狂袭击和顺四公司，四公司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撤退。鹿邑四公司全落入荷军之手。

　　1825年喃巴哇受到荷兰和当地族群的攻击，喃巴哇是兰芳公司的范围内，兰芳公司要求鹿邑人马支持喃巴哇的战斗，鹿邑马上派出500名援兵，英勇的援兵抵挡不住荷军的炮轰，生还不上二百人。和顺公司为了对荷军报复再征兵一千，开往喃巴哇，途中遭瘟疫疾病袭击死了六百余名。

　　1826年刘郑宝逝世，继由刘郑宝好友罗派继任。 1830年满和等公司挖矿成绩不甚佳，拼合大港另找矿区。

　　这个时期大概就是大港人包括十二公司的矿工为了寻找矿区而北上，直至沙拉越边境。漂泊他国，根据他们开矿的技能很快就找到金矿源。从此一部分矿工便在沙拉越生活了。

　　1850年西加矿工和农民都动员武装起来與荷兰侵略军进行英勇交战

　　1850年，印尼西加鹿邑十几公司的华人和其他友族人民，不断遭受到荷兰统治者的欺压和剥削，荷兰统治者以傲慢大国主义者姿态蛮横强霸别人流血流汗的收获，用优越的大炮抢夺西加人民的经济来源，强霸金湖，为了让华人失去最大的靠山即村社集中制，竟向华人村庄，农园、矿山大举进攻。当时打劳鹿掏金公司已剩下和顺三公司即大港、霖田和十五分，为了保护公司不落在荷兰之手，于是从鹿邑直到邦戛的矿工和农民都动员武装起来，这武装的矿工便与从邦戛登陆的荷兰侵略军进行英勇交战，Van Rees  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1850年9月11日我军占领邦戛坚固的公馆时的情形，那些最勇敢的守卫者还在捍卫他们每一寸土地，当一部分人开始逃命时，面对面的赤膊战仍在激烈进 行，刀枪相对，死伤遍野，大部分战场掌握在我们手中，残余的大港人终于被逼到一个角落，退路已被切断，敌人却不投降，但我们到底胜利了，刚十点，最后的捍 卫者死了，防御工事被攻克了。一天持续不断的战斗，我方死了八人，敌方死了四百余人，”

　　“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 锐气并未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ea人的 战士们干的。”（见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Couranty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有下列描述：“地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于致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 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反荷失敗后一部分轉到砂拉越加強了刘善邦的实力

　　反荷军失败后一部分抗荷战士逃往西米尼金矿区，大多数逃到砂拉越边境地区，成为流散帮，以甩开荷兰军的追击。他们和1830年前往砂拉越的华人再结兄弟，加强了刘善邦的实力。

　　2010砂拉越之游發現了我們很多西加人還不知道的180年前的后續消息

　　2010年7月29日，我到砂拉越之游由老友泽珠姐和文诗兄作了特别导游，让我见识了美丽的砂拉越，更重要的是让我意想不到得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发现了很多西加人不知道的秘密——刘善邦的故事和大港邦戛之战后，西加人流传着一百多名抗荷战士已逃向砂拉越就失去音讯没了消息。究竟他们又在异国经历了什么遭遇呢？我们又可以从砂拉越人民对先烈们的记载中，衔接上而得到历史的确认。

　　

    

　　1850年鹿邑邦戛战役失败后跑到古晋边界地区的抗荷战士，与1830年搬迁来砂拉越的西加华人会和并参加砂拉越挖金矿工作，加强和扩展了刘善邦十二公司的队伍。

　　在这儿他们以中国人的坚强毅力，在和平的日子里过着他们安详的日子。这里没有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根据他们开发金矿的丰富经验，从新开发金矿，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金湖就是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挖掘的金湖。

　　

　　当年的开采金矿的华工

　　劉善邦

　　他们像过去和顺公司那样选拔自己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便是后来砂拉越人民崇拜的英雄刘善邦。《刘善邦祖籍隆丰罗庚山人，公元1802年出生，公元1821年到西加印尼坤甸和三发一带参与金矿业，后因事故于公元 1830年到鹿猛和两地并向北移动来到石龙门茅山（帽山），先组义兴公司，后在茅山建大本营，成立十二公司以开采金矿业为主，其时业务范围扩大到短郎，燕窝山、乌梭、砂南坡、新绕弯等地。十二公司之名盛及广间。》从这个砂拉越碑文中可追索到在西加十二公司的根源。

　　组织义兴公司

　　他们为了寻找矿源，刘善邦领导同甘苦的乡亲来到砂州，他们在西加经历了重重困难和坚决抵抗荷兰殖民统治者，抗荷斗争虽失败了，他们并不灰心，他们来到砂拉越后便先组织义兴公司，在异乡异地根据西加多年来的领导经验，他们都能有系统地组织和团结矿工，逐渐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经济，开辟农园和开矿重建家园，然后振新和成立十二公司。连荷兰统治者都意想不到这伙人又在砂拉越成家立业，开金矿又建立个村社。

　　义兴公司这名称在桑克士著的《打唠鹿公司阐释草案及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文中提及“当1854年，和顺被迫解散时，廖二龙于是提议采用‘九龙会’，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大概他是九龙会的会员，失败后他伪装 逃往砂拉越，继续指挥秘密组织。”

　　1854 年8月5日在乌乐截获的信件，发现‘三点会’的组织，1855 年又发生了‘天地会’和‘义兴公司’，这些是比较著名的秘密组织。这说明了砂拉越刘善邦的“义兴公司”秘密组织已经潜透到西加，领导西加矿工进行反荷活动。

　　砂拉越刘善邦开金湖工作正发展壮大，其业务范围扩大到段郎、燕窝山、乌梭、沙南坡、新绕弯等地，十二公司的名声非常响亮。

　　1857年石隆門華工在帽山起義

　　

 

 

　　"拉者"強行禁止十二公司開采金礦

　　1841年9月砂拉越白人詹姆士布洛克统治权正式成立， 刘善邦开金矿的消息传到砂拉越统治者拉者耳边，他便向十二公司索取苛捐杂税，强行执行禁令，禁止十二公司开采金矿，剥夺华工自由与商业等权利，经过谈判说理不果。

　　华工们推举刘善邦为起义军首领，刘善邦华工就在帽山的旗杆前揭竿起义。总司令王甲、刘大伯和刘善邦的妹妹刘珍珍带领六百多名敢死队，取道砂拉越右手河直攻古晋。轰动一时的矿工反殖武装斗争便开始了，根据他们在西加反荷斗争的经验，以水陆两路进攻，结果攻克拉者王朝，占领了古晋首府，统治者拉者慌忙逃跑。

　　劉善邦召集各族領袖簽訂和平條約隨后即撤回帽山

　　本来起义华工军可以再接再厉统治砂拉越，但是中国人有相传最崇高的理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基于这点，刘善邦召集各族领袖、主教等进行紧急谈判，要他们签署和平条约，达致各方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条约，大家都应诺在白纸黑字上签了字。刘善邦相信这些人所签订的和平条约，然后带领全体军队撤离古晋回帽山。

　　簽約各方領袖和主教背約伙同拉者突擊華工部隊

　　砂拉越统治当局拉者叔侄不甘失败竟重整旗鼓，煽动当时签订合约的各方领袖和主教等撕毁和约，进行突击攻打起义军，这时刘善邦首领、王甲司令的大队人马在回大本营的路上受到拉者的突击，刘善邦孤军作战，在无援受大规模拉者军的突击下，刘善邦反英军在新绕弯余银路一个山区全军壮烈牺牲，刘善邦也在此牺牲了。

　　拉者殘酷滅絕華工

　　拉者实行更残酷的灭绝手段，把矿工家属几千人华工妇孺集中在巴乌洞(gua bau )里，统治者包围了山洞， 放火烧山洞，里面的妇孺便活活被熏窒息而死。以后这洞内传出无法忍受的臭味，所以被称为臭洞，后来改为仙洞。这是砂拉越拉者统治者最残忍的屠杀事件。后來石隆門地區也就慢慢被稱呼為BAU,沿用至今。

　　事件已过一百五十多年，  但历史的遗迹和物证还在。石碑上还刻下：“……为了让后人了解先人血泪史实，建立刘善邦英雄纪念碑对华社族群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敬希我族同胞严肃看待历史和传承壮举。”

　　善公创业开天地茅山青史万古存”

　　另外在巍然屹立的旗杆亭内的一块碑文，也同样记载着刘善邦的历史史迹，最后写道：“……这旗杆夹是一 百七十年前华工武装起义反对英殖民统治的铁证，对先贤的血泪遗物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和保护。"

　　旗杆文化亭的建立，由此而来。

　　在旗杆前边有一个碑文记载着：

　　“开山始祖，反殖烈士

　　刘善邦英雄纪念碑

　　壮志永垂不朽”

　　。

　　直至1857年2月18日为抗议白人詹姆士布洛克统治者的压迫与强行施政，导致石隆门华工反殖事件爆发.

　　

    

　　三义堂                 象征刘善邦、刘大伯和王甲三结义的“三义亭”

　　孤峰矗立在山林间的“王爷山”，由于形状类如戴着帽子的“王爷”，因此而得名，早年华工曾在山下采矿，并在半山间筑有一座神庙，是华工们拜拜，以及三点会的香堂所在。

　　

   

　　迄今仍然屹立在帽山的當年起義者們的指揮部門前的旗桿插座，现已被保护起来了。

　　

　　

　　华工妇孺全被消灭在这洞中

　　

　　1-2-2006． 刘添才

　　

”

 

　　在旗杆前边有一个碑文记载着：

　　“开山始祖，反殖烈士

　　刘善邦英雄纪念碑

　　壮志永垂不朽”

　　

　　

　　

　　三、九卅运动的内幕

　　周三, 2010年 09月 22日 15:23 Editor2

　　

　　2019年8月21日

　　一、别再沉默

　　为被扭曲的历史翻案

　　扭曲的历史

　　苏班特里奥副总理（苏加诺总统兼总理）在他的“关于九卅运动，我的见证”一书中呼吁：“应该立刻停止沉默的态度，失去亲人、失去孩子、失去父母、遭受苏哈多政权虐待与被宰杀的各阶层人民、各民主人士，我大声呼吁你们，别再沉默！时候不早了，是说话的时候了。”

　　被扭曲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这充满痛苦、流血的历史应该如何重写呢？历史证人一个个不在世了，苏加诺总统、苏班特里奥医师、苏哈多都不在了。我们只能从生者写下来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

　　从新秩序直到现在的作家学者编写的历史书、影片或各种文献中可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九卅印共政变”，这被抹黑的历史慢慢地呈现真理浮出水面。我们可以从苏班特里奥、拉蒂夫、黛薇、侍女尤尼等九卅事件的见证者中获得一些真材实料，为被扭曲

　　二、序幕

　　九卅事件前，无论在苏加诺领导的政府内部或武装部队内部矛盾重重，苏加诺总统被行刺多次不遂，这是国家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想推翻苏加诺的序幕。

　　1965年发生九卅事件的起因是闻言苏加诺总统病重，政客们便各有假想若苏加诺去世谁代总统之职？

　　最初的序幕是从这里掀开的。艾迪带来一位本地华人医生，由五人见证医生对总统的医治，包括总统本人、医生、艾迪和第一副总理苏班特里奥、第二副总理雷孟 纳。在医生的诊病下认为总统只是小病感冒而已。这消息不胫而走并扩大病情，说总统的病情非常严重，还制造谣言说印共要在苏加诺总统一旦去世时则夺取政权。

　　“其实艾迪完全明白总统只是小病，他和总统的关系良好，当时为了团结各派别，在苏加诺总统的建议下成立纳沙共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艾迪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政策和命令，所以印共没理由采取政变这不利于印共的斗争形式。”这是苏班特里奥的看法。

　　中国曾提出军援40营军队的武器装备，苏加诺总统赞同并有建立第五纵队的构思，武器还未寄来。雅尼陆军总司令反对，认为没必要。苏加诺传召雅尼于10月1日八点到国家行宫，雅尼已作被罢免的准备。

　　1965年正月在陆军内部会议上，雅尼等中间派是拥护苏加诺的将领集团，以纳苏蒂安和苏哈多为代表的右派集团是苏加诺的政敌。1965年10月1日遇害的 几位将军就是反对右派发动政变计划的人士。苏加诺曾问雅尼，“听说有将军委员会要夺政权是吗？”雅尼说:“伯总统，别担心我会处理这事的。”在九卅运动 中，拥护总统的四位YANI,SUPRAPTO,S PARMAN,HARYONO MT,SUTOYO却遭杀害，五位反雅尼想推翻总统的将军除了纳苏蒂安受伤外，其他却安然无辜，此三人SUHARTO,BASUKI RAKHMAD,SUDIRMAN成了新秩序大人物。奇怪的是拥护雅尼未被九卅运动绑架的两位将军即帕拉诺托和慕尔希德，遭苏哈多逮捕和扣押多年，苏哈多 不是把雅尼当作民族英雄吗？为什么拥护雅尼的将军却遭入狱呢？

　　三、录音带和重要文件

　　第一个录音带、是1965年9月26日有一个情报则有关成立将军委员会的录音带，宣读将军委员会的内阁名单，没有苏哈多的名字。苏班特里奥把录音带呈交给 苏加诺，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件却落入普通人之手转交来？苏哈多与纳苏迪安是同伙，为什么漏掉苏哈多的名字？因为没有苏哈多的名字，让苏加诺、苏班特里奥、溫東等有一个假象，苏哈多是站在他们同一战线上，是朋友，所以对苏哈多很放心。

　　第二、是吉尔克里斯文件，这是有关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支持推翻印尼政府的文件。文件中指出英国特工人员将与美国大使准备攻势。这两个文件都落入总理兼情报部长苏班特里奥德手上。

　　这录音带和文件却让准备逮捕将军的文东，更加坚定不移地去执行任务。

　　苏班特里奥副总理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对苏加诺总统和拥护者的一种挑衅，是假文件，是挑拨离间计，以制造紧张局势，混淆视觉。

　　四、苏哈多是否已经知道将发生九卅事件？

　　A.   1965年9月15日，忠于总统的卫兵团营长温东中校去见老上级苏哈多，向他报告有关将军委员会情况和逮捕将军委员会交总统的执行计划，苏哈多说：“你们 有此计划很好，干掉他们。”温东要求他出兵支持，他说：他将从东爪调派pulawijaya,530部队和中爪diponigoro454兵种来支援他 们。他说得到做得到，马上电讯给他部属，9 月26日苏哈多部属陆军已全副武装和前线随时准备作战的装束来到雅加达。总部设在MONAS。

　　B.   九卅前夕苏哈多去美国华盛顿磋商一些“问题”，他也是CIA成员，是否向驾控的上级报告和拟定运动计划？

　　C.  事发前几天夜间拉蒂夫去苏哈多家，目的是传达将军委员会的信息。拉迪夫问：“伯，有关将军委员会之事，如何处理？”苏哈多说已听日惹部属把BAGYO的报告了。

　　九卅晚上拉迪夫再去看苏哈多被热水浇到的孩子TOMY时，也向他报告晚上将进行逮捕七个将委人员时，他默不作声。

　　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结论：整个将军委员会的行动，苏哈多都已经掌握在手，他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是温东、苏巴尔佐、拉迪夫过去上司，作为司令的他，当获 得他的上级领导人雅尼和纳苏蒂安将发生事故时为什么不阻止，为什么不向上级呈报？若追究苏哈多之罪必与綮事者九卅事件有着紧密关系，因为他放任九卅事件发 生。这有何错？

　　若九卅事件只是把雅尼等反苏加诺将军集团带到苏加诺前询问，不被枪杀的话，这便是一件维护国家政府的正确行径。为什么保护国家安全的温东等人反被当作是国家的敌人呢？

　　五、苏哈多如何推却责任

　　对在医院见拉迪夫在苏哈多自传里有三种说法：

　　a.苏哈多说拉迪夫站在窗外，意思是拉迪夫没向他报。

　　b.1968年苏哈多回答记者ARNOLD BRACKMAN访谈时说：拉迪夫来看他孩子多米的伤势，其实是想印证他是否还在本处。

　　c.1970年6月27日苏哈多对德国“镜报”记者说：拉迪夫前往医院是想行刺他，只因医院太多人所以刺不成。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被列入被逮捕行动的一员？他巧妙地回答说，其实他也是被列入将委会将被逮的一员，但他很幸运逃过了厄运。

　　如果根据我们推理，将军委员会是要推翻苏加诺政权，就是说要推翻合法政府，这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做法，必须绳之法制，那么苏哈多承认是将军委员会的一员，就 是想夺权篡位，不是违反法制吗？十月一日屠杀将军事件不是温东，正式推翻国家政权的不是雅尼而是苏哈多，他应该负全部责任！

　　六、九卅事件前夕动向

　　九卅晚上九点雅尼听取Basuki Rakhmad关于爪哇局势报告，另外听取 Suparjo Rustam关于苏加诺向苏甘地询问将军委员会的报告。

　　苏哈多自传中叙述：10月1日午夜，他妻来接替他守多米时，他便离开医院，他一个人驾驶汽车回沙林的住家，当经过陆军战略后备司令总部再驶进独立街，他说在那儿纠集了很多士兵，他觉得有点异样，但回到家很快就入睡了。

　　事实是如此吗？雅加达形势正紧张，苏哈多不带上卫兵自个儿直奔独立街陆军后备总部，他究竟干什么呢？

　　他满怀信心，驾车经过在聚集可疑士兵的大街上不怕被枪击吗？为什么作为司令员不对可疑的人进行清除？其实苏哈多心理明白，这些所谓可疑人物便是他的部下， 他去到总部便直接指挥部署即将行动的出击组作出最后指示，苏哈多并没有回家，不是像他所说的回到家很快就入睡了。又是欺骗！

　　七、十月一日篡政运动

　　十月一日凌晨3点15分，Peltu Mukijan率领战斗小组从鳄鱼洞出发直奔林旺街。

　　有位神秘人物名叫夏姆Syam Kamaruzaman他是双重特务，不但是印共特别局领导人，而且又是政府军的特务，又是CIA的秘密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他究竟受到谁的驾叉？但他跟苏哈多的关系特别密切，他受到既权威的人驾控，他不是主谋，因为他也进了监狱。

　　温东是九卅运动主要负责人，拉迪夫、苏巴佐和夏姆为九卅运动小组。

　　四点前陆军司令部的警卫班已被神秘人物撤走，九卅运动执行小队队长是都拉立中卫，他是巴梭巴蒂组的连长，虽然温东总指挥说逮活的交给苏加诺总统，但是他和 苏约诺扮演了运动的另外重要角色，打死了纳苏蒂安的女儿、待卫和雅尼。其他出击组把三个将军带到鳄鱼洞，他们在等待命令，要押给苏加诺还是怎么处置？最后 得到夏姆的命令把他们杀了。10 月1日凌晨便把人责枪杀了。

　　当温东、苏巴佐、拉迪夫等听到消息后镇住了，怎么回事？他们的做法事与愿违，谁改变了计划？幕后得渔利者是谁？

　　夏姆、温东、苏巴佐、拉迪夫等被捕了，这时幕后者才以英雄姿态出现在印尼人民眼前。

　　八、10月1日公告

　　当实现了第一个最关键的计划屠杀七将军后，幕后操纵者便开始执行第二个圈套计划，那就是于1965年10月1日早上7点，由夏姆把写好的公告叫温东签名， 公告的内容是查客拉比拉瓦总统警卫团领导下的九卅运动已经挫败了将军委员会所发动的政变，并卫护了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行动。还宣布是陆军内部事务。

　　第二道公告是中午2点播出，其内容是解除苏加诺内阁，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降低军官军阶，完全没提到苏加诺总统。这公告简直是向全国宣布政变，他还得罪了很 有威信的国父和广泛的军人，仅以一个中校军衔就能夺取政权吗？这是温东进行行动的愿望吗？而温东的辩辞里说明他只是忠于国家维护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完全没 有政变的想法。温东完全不知道有第二道公报，是幕后人冒用温东的名字发出公告。而且10月1日全国形势已经被苏哈多所掌握，印尼广播电台已经被控制，没有 可能发出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支持运动的报道，这完全是准备好的圈套。

　　这公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温东和同伙要政变，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以代替合法的苏加诺政府。第二道公告便使温东陷入不能自拔的烂泥中，给苏哈多机会发出命令逮捕要政变的士兵最有力的借口。

　　从一开始温东发起的运动就已经被苏哈多牵着鼻子走。一、制造挑拨离间计，使将军和总统发生矛盾；二、通过夏姆的两重关系制造将军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谣 言。让忠于苏加诺的温东上当；三、挫败九卅运动，那就是不能让被捕的将军活着见总统；四、制造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并要夺取政权的假幻。五、唤起民众对苏哈多 的支持，则顺利掌握政权，言正名顺地篡夺政权。这幕戏剧演得非常成功，尽管他屠杀了三百万人民，人民还是心服口服地不敢说错也不敢反抗，还把他奉为伟大的 “建设之父”。

　　九、屠杀将军以后决定性的一着棋

　　屠杀将军以后决定性的一着棋是什么呢？我们不会忘记每年九月卅日全印尼人民必须观看一剧影片“印共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咒骂鳄鱼洞妇女会的淫奸和对六 位将军的残酷杀害，挖眼睛、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在报章上大肆宣传九卅事件被歪曲的事实，欺骗、捏造、颠倒是非，煽动印尼人民，制造民族分裂，发生了自古 以来最严重的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亲人甚至父母兄弟，血流成河的悲惨事件，三百多万人头落地，以此无情血手巩固他的不义不正(Haram)行径，建立他 的黩武主义政权。这可说是让他成功爬上国家领导的最重要一着棋。

　　十、九卅运动执行者的命运

　　为维护合法的国家政权和保护苏加诺总统，造成执行者被捕和可能是被扭曲杀害的雅尼等六位受害者无辜的牺牲，九卅运动执行者所遭受的命运如何？

　　首先我们看九卅运动执行者都拉立中尉和查胡鲁，他们是极有关键性的人物，他们扮演了民族大悲剧的角色，如果六将军不被下令枪杀，那么就如温东他们所计划地 把他们带到总统前面，经苏加诺总统亲自审问就能水落石出，不可能给苏哈多机会上演九卅事件悲剧，就不会造成三百万无辜人民被屠杀、发生民族大分裂事件。

　　都拉立和去绑架纳苏迪安的将军的查胡鲁，在运动失败后逃走，不久后被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的军队逮捕，交由阿利慕多波处理，没经过法庭审判，就消失得毫无踪迹。人哪儿去了？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查究幕后人究竟是谁的人质吗？为什么不经审查就迫不及待的灭口了呢？

　　10 月1日，当大家惊慌失措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之际，苏哈多三人组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情报局局长kolonel Yoga Sugomo就高喊:“准备好枪械、开武器仓库，印共造反！”

　　都拉立和查胡路是关键证人，他知道谁是幕后指挥者，苏哈多集团灭口灭人质，应该加上什么罪刑？

　　夏姆这个神秘人物，他担当着左右两重关系，他还是CIA的特工，是改变九卅运动命运的现场指挥者，他在幕后人驾控下，杀了人质。他的命令是：“逮捕是死是活！”

　　他被捕后他的命运又怎样呢？他在法庭上作证说是艾迪的指示。把全部罪过推给艾迪，当然艾迪早就先被灭了口，无法辩论。但拉迪夫、苏班特里奥、黛薇等的看法 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艾迪和苏加诺关系很好，印共的策略是以议会斗争获得人民的支持，不可能以野蛮行为逼迫苏加诺下台。

　　夏姆的身份让人怀疑，他被捕后，受到特别优待，吃住都与众不同，他还可以自由行动。传言说他于1968年3月9日被处死刑，但事实上1972年10月27 日夏姆才关押在芝槟榔大监狱，还进进出出给陆军写报告。1986 年9月27日晚间9点夏姆被接去芝芒吉斯扣留所，三天后半夜一点抵达丹戎普禄码头，再用军艇带到千岛的一个岛上于凌晨三点被处决。

　　虽然夏姆为他的Bos作了不小的贡献，把苏哈多逐步扶上了统治地位，但是当Bos认为已无可再利用的时候，就像他的命令：“杀！”

　　苏班特里奥的评语：“到头来没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

　　十一、艾迪——被控九卅运动政变的首号人物

　　九卅前夕印共党员已发展到三百万，其它附属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妇会、青年团等约一千七百万人，是中共、苏共后第三大党。艾迪是国家统筹部长和人民协 商会议副议长。其党的政治目的是通过议会斗争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印尼国家内部有三大集团，民族主义、宗教、共产党。苏加诺为了团结各社团建立统 一的、殊途同归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即推行纳沙共的政府行政机构，得到艾迪的大力支持。

　　印共势力的雄厚，岂能让对手甘心，于是来了个借刀杀人。

　　9月30日晚，艾迪在家准备睡觉的时候被两名士兵接走，他被送到哈林机场，乘坐直升机来到日惹，以后来到梭罗，自投罗网住宿在一位陆军特工家而被捕，当押解到Boyolali一所中学后面的一口古井前，便被枪决了。

　　他非常相信苏加诺的政治解决办法，下令全党必须听从总统命令，于是断送了几百万人头与性命。

　　根据苏班特里奥赫拉蒂夫等的结论，印共党员虽多，但是在发生九卅事件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全体党员把命运交付给苏加诺，听从苏加诺的训令：“所有部队原地按兵不动，只有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命令，由总统解决。”最后成了代罪羔羊。

　　十二、印尼伟大领袖苏加诺总统

　　9月30日晚，苏加诺总统住宿在黛薇夫人家，Slipi的Yoso宿舍，10 月1日便有人向他报告早上所发生的事件，在副官陪同下向国家宫驶去，但街道已封，副官怕出危险便掉转头驶向飞机场。

　　他以国家最高统帅命令所有部队按兵不动，只听总统命令，全部问题由总统解决。苏加诺听了电台的两次公告后，总统不支持该运动，因为对大局不利。局势已剑发弩张，苏哈多叫他赶快离开，他的军队将进攻跟九卅事件有关的空军基地，总统昏头转向。

　　忠于总统的三军将领一直要求苏加诺发出命令：“下令吧，我们将把那些叛徒消灭掉。”当时苏加诺还有忠于他的三军，再加上支持苏加诺的广大人民，必能先擒王 后平定。但苏加诺前怕狼后怕虎，怕两阵营互相残杀，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下了按兵不动，不可还击的命令。他这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 悔恨！

　　苏加诺离开雅加达来到茂物行宫就已被苏哈多当人质幽禁了，这位最高统帅、总统竟被一位准将以粗暴甚至拍桌子逼供形式进行六个月的审讯。不准他看电视、看书 报、听收音机、也不准亲人去看他。苏加诺致信要求苏哈多准许他在庭院走动，没得到回答，他又要求把他转移到雅加达，但也没被允许。他衣冠不整，房间肮脏没 得到照顾清理，生病也没给药，苏哈多希望这位多余的总统快死，他可以名正言顺的爬上总统宝座，所以一直对苏加诺进行身心折磨。

　　1965年10月2日苏哈多和同僚Yoga一行赶到茂物行宫，要求授权给他恢复治安，同时表示不赞成委任帕拉诺多暂任陆军领导权。

　　1966年3月11日三位陆军军官：阿米尔、巴苏基和尤淑夫，在茂物行宫向苏加诺总统逼宫，苏加诺被逼签订一项协议，内容：“一、保卫首都及地方的安全。二、所采取的措施向总统报告。三、保护总统及家眷。四、保存苏加诺学说。”

　　苏哈多接到此命令书后便向印尼人民宣布，奉苏加诺之命把政权移交给苏哈多。于3月12 日公布解散印共，接着是：“连根铲除印共” 的命令。3 月18日，15名合法部长被苏哈多逮捕入狱。

　　3月11日命令书的见证人是：苏班特里奥副总理兼外长、雷莫纳第二副总理、海鲁第三副总理。

　　有关这命令书以后有人提议要印证，它就不见了。奇怪，这是移交政权命令书吗？又是骗局。

　　苏加诺家人孩子被首都军区下令在三小时内离开总统府，只带一些衣服，后来他们去租屋子住，情况悲凉。

　　苏加诺向苏哈多请求住雅加达，他在茂物一直风湿。据Wisma yaso的一位侍候苏加诺的侍女Yuni的叙述：伯加诺的人很好，Bu.Hartini经常送菜来，我们看管人员经常玩火柴游戏或玩纸牌什么的，在这里军 人守岗守得很森严，没有人敢进来，除了苏加诺亲人送饭菜来，不能住宿。

　　当伯要被送进陆军医院时，他问我要带他去哪儿？护士说带他去医院检查，等下再回来。伯总是不肯走，他说我没病，我不要住院，可能他有预感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看他很健康，只是身体较胖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伯加诺送进医院？结果还是被强迫进医院。

　　我和bu Hartini陪他去，伯不肯我们离开，我们偷偷走了，Bu Hartini哭了。不久听到他去世了，我很伤心，我不知道Soerojo医生给他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为什么他进医院时身体还很健康，1970年7 月21日去世了？

　　记者问苏加诺太太Bu Hartini：“当苏加诺听到他已成为囚犯，他叹息什么？”

　　答：“我荷兰时期所遭受的痛苦不比现在所遭受的严重。”

　　记者问：“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答：“我相信。”

　　记者问黛薇：“为什么苏加诺被带到医院？”

　　答：“他们已经等伯加诺三年但还未死，他们已经等烦了，他们不愿看到伯还坚持活着，为了加快速度他们有另一种计划。如果伯加诺不是因为病而死，加诺兄将像活一样成了英雄。”

　　附：鸣谢各位作者的资料。

　　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历史长河无论谁驾叉多久，即使篡改了历史，但终有一天会恢复历史原来面目。九卅事件已过四十五周年，那是惊天动地的一天，整个印度尼西亚仅几个小时就完全 改颜换貌，变天了，阴霾密布狂风暴雨海啸般向每个人袭来。草菅人命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印尼时期那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忧心忡忡互 相询问，以后就传说印共政变不遂已被镇压，还传言说苏加诺总统有牵涉九卅事变等纷纭，接下来就有当时印尼华人所经历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空前大暴乱。

　　苏哈多顺水推舟，然后来个火烧连环船赶尽杀绝，让对手全军覆没，他当了渔翁尽收渔利。好厉害的幕后杀手，他不愧是操纵一场娃佯人戏(WAYANG)的胜利 者，更以他最重要最出色的一环角色，那就是成功地上演了‘鳄鱼洞’借刀杀人的戏剧，狂暴激起印尼极端分子的怒发冲冠。在苏哈多军人发动带领下，印尼发生了 比杀人不眨眼的日本法西斯更可怕的政治大扫荡。

　　“连根铲除印共！”这一声令下已是不可收拾，蠢蠢欲动的反共反华分子，等不及这句话的下达已经向可怜的印尼人民、华人，作出引为自豪的烧杀抢奸来向新秩序 伟大新首领报功。他洋洋得意跨上了拯救印尼国家有功，胜利地被奉为国家之首的平台。为了使他能得到全印尼人民的“支持”和从法律上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便机 智地找到一个“换狸猫”的策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苏加诺总统被夹持下签订的“三月十一号命令书”换为名副其实的操纵令旗，把整个军权掌握在手，顺利地登上 宝座，把被换的狸猫宝令当作发号施令第一把手的有力盾牌。

　　每年的九月三十日，我们还可以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娃佯的主谋所编制的认为天衣无缝的九卅事件的影片，通过这影片来教育印尼人民，向印尼人民宣传鳄鱼洞妇女 会的淫奸和对将军们的挖眼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编造和叙述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强烈煽动性的故事，以此种不符事实的政治教育来愚惑印尼人民。篡改学生课 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写下了苏哈多“英雄护国”的一页，刻下了印共欲夺取政权被人臭骂的篇章。

　　“护国英雄”以鳄鱼洞同样的手段成功地制造了西加种族事件，当时军人捉了几位达雅族村长把他们杀了，挖眼割断荫胫然后吊到树上，便向达雅人宣传说这是华人 干的，你们要向他们报复，接下来便发生了发红碗和抄杀华人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西加华人两万多人死在刀枪下，几万人被集中在难民所，他们流离失所失去亲 人家园财产。从这里可以证明“护国英雄”借刀杀人这角色做得特别成功。

　　1998年5 月13日，暴乱政治黑手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再次向华人挑起反华排华的残暴行动，接着是大学生们举起民主改革的斗争旗帜，与印尼社会人士联手进行翻天覆地 的政治斗争。三十一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一代天骄，完全意想不到那样不体面地被学生和人民群众拉下了台，众叛亲离。

　　人民经过一场浩劫，历尽风云，终于擦亮了眼睛，究竟是谁做贼喊捉贼？又是谁高喊维护祖国完整保护苏加诺总统，却软禁折磨真正卫国尽忠的建国英雄致死？谁把 我们富饶美丽的江山出卖给外国？印尼人民如何失去巴布瓦的金山和广阔的森林？谁肥了肚肠？苏哈多至死还说没贪污，“satu pesepun tidak!”多么清廉公正！大家不用找历史作证，眼见为实！

　　苏哈多作恶太多了，让印尼人民和华人遭受了半世纪的苦难。死在他屠刀下的三百万人民已不再讲话伸冤，三十多年的统治使印尼倒退了几十年。怕华人受中国共产 党的影响而限制华人的各种活动，包括参政、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比秦始皇焚书坑孺更为残酷的手段对待印尼华人。制造种族歧视，把华人拒之于印尼门户 之外，不承认华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把印尼民族分成原著民与非原著民，非原著民不得享有原著民的特有权利，这是一项非常不平等的制造民族分裂政策，尤其 是华人的一切文化传统必须从印尼消灭，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姓名等。我们受到歧视、侮辱，在“护国英雄”统治下，印尼华人生活在冰冻禁锢时代，让子孙 万代承受耻辱痛苦。我们深深感受到华族的失却感，失去多元文化发展之感、失去民族和谐的安全感、失去作为印尼民族的公民权感、失去各民族平起平坐平等之 感。虽然现在我们在瓦希特总统力争华族与印尼人民各族平等之努力下，已获得不少恢复和平反，但是，我们华族还应该居安思危，印尼在苏哈多统治几十年的错宗 乱法颠倒是非的教育下，已种下了匪浅的毒素，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和印尼各族人民携手重建真善美！

　　历史回顾是为过去种种的歪曲事实还回历史真正舞台，讨回公道，给印尼现今当权者惩前毖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如今我们能享受民主自由开放的新 篇章，应该感谢继任国家领导人接瓦希特总统之后，给印尼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幸福，让我们多元化民族更加团结在国家领导人苏西罗总统之下，弃异求同，殊途同 归，开拓崭新崛起民主开放的新印尼，把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建设得更加雄伟富强！

　　短篇小说

　　五、   风 雨 情 缘

　　和平

　　一、青梅竹马

　　早晨，志坚在自己的小花园里跑步。他跑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便打开后门沿大路跑，大约跑了五百米就来到政治犯集中营前，有意无意地瞟一眼那还挺立的圆顶锌房，他又再跑回自己的家。孩子已开了店门，两间舖面合一的杂货店是他和妻子租屋开的。他们的杂货店物美价廉，买卖公平，一向信誉很好。阿坚和妻子待人和气，又喜欢跟顾客开玩笑，顾客有什么苦衷和困难，他们都尽力相助，因此大家都说阿坚是个心地善良的商人，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夫妻俩省吃俭用拉扯两个孩儿长大，虽然生活清苦，但妻子一声怨言也没有，孩 子日渐长大，担子也日益沉重。

　　两年前，大女儿结了婚，如今坚已做了外公，男孙子刚学会走路，一来到店里就拉着外公的手要糖果吃。如今，儿子大学毕业了，不幸老婆却患了乳腺癌，虽去过几次古晋（马来西亚）医治，但还是与世长辞。他儿子了解父亲悲痛的心情，知道老人隐藏了很多心事，便经常陪着爸爸谈心。坚对儿子说：“伟，你快找个妻子吧，家里才会热闹起来。”李伟很孝顺，简简单单把大学时代的恋人娶回来，了却爸爸的心愿。

　　60岁的志坚即将退休，有个儿媳妇帮手，早上就有时间跑步和在花园看报，还能抽时间唱卡拉OK，找朋友谈心。现在，他悠闲地坐在后园看西加华文报纸《坤甸日报》，忽然看到一则报导，让他悲喜交集却又添了一份愁。报上刊登了山口洋市几位教员来坤甸参加华文研讨会，其中一位名叫“耿秀莲”的引起他的注意，他小声重复地说：“耿秀莲，耿秀莲，真的是你吗？”他看了又看报上的相片，再用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的。他从房间抽屉里取出已变黄色的小荷包，这荷包隐藏着他一袋子说不完的故事，像电视剧一样展现在他眼前：

　　“小莲，快点，快迟到了。”

　　“坚哥，等一等，我拿书包马上就来！”8岁，刚读一年级的莲，慌慌张张地背上书包没穿鞋就跑出来了。坚大她两岁，读三年级，两隔壁，两人的家长都很要好。天刚亮，大人去耕种了。莲的妈在家照顾幼儿，她要求隔壁家的独生子志坚，带她的女儿莲一起去上学。坚乐得有个伴，两小无猜高高兴兴地赤着脚，跑到一公里外的华民学校上学。放学回家经过小瀑布，他们经常在这儿玩水，在泉水流淌的小溪捉鱼。太热了，小志坚索性脱下衣服，赤裸裸地跳进小溪洗澡。莲见了大叫：“坚哥，不害羞。”

　　二、山里的年轻人

　　坚、莲都小学毕业了，小地方没有初中，要到山口洋太远，父母不放心，于是便留在身旁帮父母种地，莲在家里帮妈煮饭做菜，照顾十岁的妹妹和八岁的弟弟。弟妹没上学，莲在家里就成了小老师，教弟妹读书识字。

　　“莲，我听一位朋友阿周说，他们村里的青年人都参加学习、唱歌，我们也去吧。”

　　“好啊，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我们去跟爸妈说一声。”

　　“走！”志坚挽着莲的手，飞快地跑回家。

　　他们翻过两座小山来到鲜花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年轻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山里一间宽敞的阿土家，这里摆着长凳矮凳坐满了人，认识的人在向他们打招呼：

　　“咳，阿坚你们也来了！”

　　“练练你们的歌喉吧！”一会儿，一个唇下有颗痣的女青年走上台。

　　“嘘，别吵，兰姐讲话了。”有人小声地说。

　　“兰姐是谁？”莲问。

　　“听说城里来了几位自愿者老师，教中文、教唱歌、讲故事，就是她吧。”坚小声地说。只听兰姐说：“朋友们，大家来唱《洪湖水浪打浪》吧。预备……，唱!”唱完了歌，歇息片刻， 兰姐讲了故事《红岩》，故事长讲不完，兰姐说：“要知下回如何分解，请明天再来！”

　　坚和莲听故事听得上了瘾，每天下午五点一定到场。他们还唱：《山泉》《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回家就唱给爸妈弟妹听或讲故事给他们听，家人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有一天，阿兰和钟志匆匆忙忙召集大家说：“朋友们，我们有重要消息要告诉大家， 1965年10月份，印尼爆发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大变动，可能会发生反华排华事件，你们要多加小心。我们的活动可能会被迫停止，但是现在还有机会学习，来，我 们翻开第九课，陆芸芸作的《山的那一边》。”

　　1967年驻华荣一带军警被上级调走了，换来了一批纪律很坏的军队，经常到华人农家园里抢胡椒、米、鸡、果等。这些大兵看见汉字不由分说地拳打脚踢，烧、杀、抢、强奸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真是一群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禽兽。华人的苦水往肚里吞，村里的活跃气氛终止了。

　　志坚已是18岁的英俊青年了，他身体结实高大，瞳光闪闪的眼睛下是个高高的鼻梁；他豁达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坚高声大喊：“莲，快来看，这条鱼好大啰！”

　　“哪里啊？”莲花容玉貌，留海覆额，乌黑细长辫子垂肩，穿着及膝的花裙，天真朴实，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她真的相信有大鱼哩，跳到志坚身旁不留意被坚用水洒得满身。

　　“你这个鬼东西，我不饶你！”莲也泼了坚一身水。坚一把扯住她，莲顺势扑进坚的怀抱里。

　　“坚哥，你！”莲脸红了，她还是第一次闻到男人的气息呢，他们紧紧地拥抱着，陶醉了。

　　家长们看到莲和坚形影不离，知道他们在搞恋爱，便有意让他们结成连理。每天耕种回家，坚便约莲来到小溪边，这天，莲递给坚一个精致的四方小荷包，荷包中间一个心绣上了“坚莲”两个红字；荷包上面穿了绳，可以绑在腰上藏几盾钱。“给你，你别丢了呀！”

　　“谢谢你的爱！” 莲深情地把头靠在坚肩膀上，爱神射中他俩的心，虽然没有誓言，但他俩心里都明白：“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三、变迁

　　他俩依偎着仰望山泉，夜风习习，两人情不自禁地哼起来：“夜风轻轻地洗浴着海岛，明朗的天空高挂在天上，小泉旁有一位老大娘，眼望着泉水她把话儿讲，山泉啊山泉啊，为什么你是那样不慌不忙，一点一点慢慢腾腾地往下流？为了给劳动人民洗衣裳，我哪怕等你到天亮。”

　　“兰姐她们去哪儿了，跑回城里了吗？”事变发生后，活动停止了，莲思念教歌讲故事的兰姐。

　　“可能。”坚闷闷地回答。

　　忽然听到：“呼喂......”噪杂的厉叫声，二十几个人在向他们家方向跑去，他们马上躲在大石头后面，偷偷地看，不觉呆了。前面跑来的几个没穿鞋，后面 的十几个都穿军鞋，平头军发，全都穿树叶伪装服，隐约看到凸起的东西，是枪！阿莲想喊，但被坚堵住了嘴巴，这群人前呼后拥跑过去后，阿坚小声对莲说：“兰姐说中了，看来我们不会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你别走，我静俏俏地跟着去看。”莲想跟着走，被坚制止了。

　　坚远远地跟踪着这群人，然后爬上他家门前的大树上，只见他们踢开两家的门，闯了进去，忽然听到爸妈和隔壁阿莲一家人的惨叫、哭天喊地的呼救声。坚顿时心如火焚，他紧握拳头想冲下去救父母，可是他们人多势众又手执凶器，怎办呢？他的心在滴血。里面的声音渐渐地没了，只见他们举着血刀，嘻嘻哈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有的说着印尼语:“嘿！老的不过瘾，玩够了一刀插进下部。”

　　“还是我玩的又嫩又过瘾，十对一，哈哈哈！小男孩要帮他妈妈和姐姐，被我一刀肚穿背，Mampus！他爸爸断了颈，Beres!” 坚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七窍生烟怒火冲天，巴不得杀了这群禽兽！一个暴徒头目指手画脚地说：“拿土油来，烧干净点！”着火了，完了，一切都完 了，坚目睹了这场残忍的血劫。他们走后，坚跳下树喊爸爸妈妈，没有回音。他想冲进去，大火烧了他的衣服，他扑在地下号啕大哭：“你们逼我走投无路啊！”忽然他想起了莲，马上倒回去找莲，莲也不见了。他伤心欲绝，仅仅一个小时，他的家人、爱人、前途全毁了。他在小溪旁颓丧地等了一天，不见莲的影子，他焦急地想：莲，别离开我，我一定要找到你！

　　他抱着一线希望能在鲜花港找到她，但鲜花港也遭劫难，乡村已变得空空荡荡的，坍墙断壁七零八乱烟火未息，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一直绕圈子找人，忽然有人从树后跳出来一把捉住他，他吓了一跳，原来是阿周，“你怎么满脸是灰土？”

　　“我想从灰烬中找我妈。我妈死得好惨哪！”

　　“阿周，我们同病相怜，现在该怎么办？”

　　“走，我们找志哥和兰姐。”

　　“对，我们现在就去。”

　　在土哥家后面的森林里，有上千位大劫难的幸存者，他们不愿去集中营，他们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昨天他们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夺取了三支机关枪。钟志教他们如何上膛如何开枪，他们计划伏击一队抢村里牛群的士兵，坚第一个报名参加。一天，在钟志的带领下，他们在山坡上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士兵们牵着一头牛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坚等不及命令，大声怒吼：“第一枪为我爸妈报仇！” 砰！一个倒下去了；“第二枪为莲一家报仇！” 砰！又一个倒下。其他朋友也纷纷开枪，剩下的士兵逃走了。坚叹了长长的一口气，心里总算好过了些。

　　回到营里，钟志找坚谈：“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不可为了报仇而不听指挥啊。”为了安全，坚的枪被收起来了。被重兵围困在森林里的乡亲，既没有自卫的武器又缺少粮食，不是被打死就是饿死。为了逃避军队的围剿和屠杀，钟志、阿兰安排一批批乡亲在大路上等候运载难民的卡车去山口洋，然后被军队遣送到难民集中营。

　　阿坚和阿周在遭围剿时与阿兰他们冲散了，听说在大围剿中钟志不幸中弹牺牲，他们的老师阿兰、阿燕、素华也都牺牲了。他和阿周相依为命，在蜀黍园剥蜀黍生吃，抓到鱼也生吃，甚至为了活下去，他们在磨谷的谷仓找来谷糠谷壳，吃了以后不能大便就用手抠。

　　他们决定走路去山口洋，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肚子饿了，吃野草啃树皮。一天早上他们刚躺在荒废的园地休息，忽然被村里的狗嗅到味儿，士兵们马上追赶过来。坚和阿周分散了，只听得右方“砰！”一声，大概阿周也被士兵打死了。坚一直跑到靠近山口洋市镇，他不再藏起来，大胆地走大路，就这样被兵捉起来了。兵问：“山里有游击队吗？”坚不回答。兵叫他脱衣服，只剩一条短裤，解开腰带狠狠地抽打背脊。

　　“你是游击队员吗？他们在哪儿？”

　　“不是，我是村里的人。”

　　“你骗人。”

　　“我没骗人，我的家被你们烧了，我的父母都被你们杀光了。” 不由分说，坚被投进监狱，后来转移到坤甸集中营，禁在圆顶锌房里。放风时间，他希望能见到莲，每个女房都找遍了，总是毫无踪影。十年监狱，吃的是混了砂石的一小碗饭，黑黑的空心菜汤，两块小小的贝特脯，肚子饿得好难受。他为了找外快，偷出去监狱外砍小树卖，被捉回来打，剃光头浸在池里。

　　同房的老难友铁伯，老婆在山里病死了，一个女儿寄托亲戚家，他同情坚是孤儿，女儿送的饭菜，总是叫他一起吃、一起喝咖啡。久而久之，认识了他女儿，就这样，1978年出狱的那天，坚租了所房子与铁伯的女儿简单结婚了。

　　四、情缘

　　坚从回忆中惊醒，他必须肯定“莲”是不是思念中的莲？她已成了家，有了孩子，不，孙子？他心不安也不敢太多期望，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他还是要追回旧梦的，他穿了衣服便往外走。

　　“爸，你去哪儿？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必，我要见一位老朋友。” 孩子看见老爸很兴奋的样子，也为他感到高兴。

　　“爸，你小心，慢点开车。”

　　坚驾着私家车来到赤道旅馆，停了车，问旅馆职员：“请问，山口洋来参加教师会议的老师，名叫耿秀莲住在哪号房？”

　　“您是？”

　　“我是她的老朋友，来看望她的。”

　　“她在210号房。”

　　“谢谢！”

　　坚激动地来到房前，按了门铃，门打开了。短头发，那双晶莹闪亮的眼睛，那个浅朱唇皓齿的桃嘴，那亭亭玉立的身体，依然风韵犹存。对方却发愣地看着一个陌生男人，竟如此无礼地把她从头看到脚。

　　“你是谁？找我有何贵干？” 坚从裤袋里掏出旧荷包在她眼前晃动，握住她的手说：“莲，你仔细看，我是谁？” 看到自己绣的荷包，天啊！是日思夜梦的坚？看，那曾靠过的肩膀！她忍不住“哇”地一声，投进坚的怀里哭了起来，就像在小伙子面前撒娇般抽泣，坚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温柔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们把门关起来，现在面对的不是初恋的一对小情人了，坚知道必须先收起内心那份爱。“莲，你现在慢慢地谈你的经历吧。” 他们坐在沙发上，莲倒了两杯水，千头万绪如何说起呢？她喝了口便徐徐道来。

　　“你走后不久，我看见我们屋子方向一片火红，我知道他们放火了，我想到爸妈和弟妹，便不顾一切往家跑。快到家的路上，我被那一群畜牲抓住带回他们的军营，逼我当了性俘虏。我一直想干脆吊颈死了，但是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我还想见你。半年后这群畜牲调走了，我才得到解放。我被送进山口洋集中营，然后在1976年和乡亲们一起被释放了。我坚持不结婚，希望总有一天 一定能回到你身边。

　　“1998年民主改革后，汉字解禁了！我当了老师。我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读书唱歌那个时代，回忆过去，心里总是不能平静！” 莲的眼前仿佛电影般上演着儿时两小无猜手拉着手风雨无阻一起上学，少年时代手牵手蹦蹦跳跳去唱歌，度过快乐幸福的童年，但是……。她的眼睛一片模糊，潮湿了，一滴滴眼泪流下脸颊。这情感也感染了坚，禁不住流下了点点泪水，两个孤儿的遭遇，多么悲惨，多么让人无法理解，平静的生活在一夜间上万人家破人亡，是痛苦？欢乐？悲欢交织，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两颗苦难的心凝结成一颗坚定的心结，坚掏出纸巾给莲擦了擦眼泪，把她搂在怀里，意味深长的说：“回家！我们永不分离。”

　　“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在风雨年代失去的爱，终于在夕阳之际奇迹般地再缔情缘。

　　（完）

　　《岁月留痕》点评

　　4月28 日，我们匆匆赶到高青雅加达的住宿地，从高青处得知山英出书。与她借看几天，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台湾了，我认真阅读，对书中的一些问题作点评，“还原真相！”（5月4 日,即明天我与高青再相见，还书并把点评给她，5 月5 日回台湾）

　　一、 山英出书是件好事，他已经把囤积在内心的一股闷气都发泄出来了，但是写历史必须符合事实，不是制造是非，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必须考虑其后果。

　　二、 《西加风云》出书经过

　　林世芳涂鸦了一本书《西加风云》，目的在于让西加历史能给后人作为一个交代。我绞尽还保存在脑海里四十年的记忆，根据事实书写下来，可能有的因时间推移已模糊而不够正确，但是，《西加风云》这本书并不是我自己的作品，我尽量让老友们参与，文多罗和山英以及其他很多老友的文章和口述记录，你们都助了一臂之力，都有你们的历史记录噢。新加坡历史研究者许耀峰、中国教授温广益、砂拉越老友余清禄等给我写了序言。在出版前我把原稿交给你们传阅，西加、雅加达，林平都看了，甚至台湾老友都已经检阅过，我向大家声明，有错的请斧正，你们有权利提出意见或纠正。

　　准备了几年直到形势较好的时候，一切就绪，经过世达介绍，我才联系砂拉越老友余清禄、友爱、泽珠、洪楚廷、文诗等，他们马上组织编委和审查小组，友爱为主编，经过砂拉越老友非常谨慎的审查通过。承蒙国际友人砂拉越老友的帮忙，申请国际书号

　　获得批准《西加风云》是合法的中文书籍，才通知我正式出版。

　　我们四位雅加达老友，于2010年6月28日刚好是西加日本大屠杀纪念日，我们跟着雅加达团队去东万律烈士纪念碑献花，然后向砂拉越出发，并在砂拉越诗巫老友欢聚会上召开发布会，宣布《西加风云》正式出版。

　　2011年《西加风云》已存放在中国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华人北京图书馆、砂拉越友谊协会图书馆，他们收到后回寄收据证明书，你们是历史见证人之一，以下证书请老友们审查。

　　三、有关与砂拉越合作成立火焰山根据地以及北加问题。(5页)

　　这是1967 年，根据西加和北加双方党共同合作的基础上，领导人磋商作出决定，建立“火焰山部队”。华莪飞机场事件是双方领导讨论的结果，华莪排华事件以及武装斗争的后果，都必须由双方负责，不能把全部错误推向一方，我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指责，有伤双方老友间的友谊，甚至说“黄汉是摧毁革命祸首的元凶”，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小心你被他们反控告。

　　黄汉不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国际友人，虽然他在执行任务中有错误，但，这是革命路线、政策的错误，我们西加领导人梭菲安同志也犯了同样错误，所以西加组织也逃避不了对武装斗争带来损失的责任。为此我们写历史是以总结经验教训，不是对某人有成见就把他骂得一无是处，自己完美无缺。各方都必须反省，以加强团结友爱为目的，心平气和地检讨评论。

　　附：梭菲安同志在厥兰坪会议上展开自我批评，批判错误路线，总结经验教训。

　　北加革命斗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我们有过合作，就如梭菲安和黄汉讨论合作时的条件，有关各自党内事务由各自的组织去解决，决不插手不属于自己事务的事，所以我们西加老友不须对他们事务指手画脚，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有关黄汉与杨柱忠、叶存厚之间的矛盾是他们内部历史问题，我们不甚了解，还是保持沉默的态度为好。

　　四、反驳山英有关林世芳不负责任的写作态度与“聒不知耻”，在此，对不起，我必须把这名词恭恭敬敬奉还给山英。

　　我写的是1965年9 月30 日，印尼西加在苏哈多篡夺政权以后，进行反共反华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苏哈多还封锁新闻，使全印尼人民完全不知道西加所发生的草菅人命的事件，因此，西加人民的反抗斗争鲜为人知，这是我出版《西加风云》的主要目的。

　　山英指责《西加风云》中有“不负责任没有根据事实言论还聒不知耻地吹嘘，自称文宣部又什么总代表团......并不代表我们火焰山部队......一切不合理的歪曲发言与行动后果由他她个人负责承担”（岁月留痕，34页）

　　如果《西加风云》中有聒不知耻地吹嘘，你山英曾审查《西加风云》的人，你还有一篇经我修改的文章在里边，你也逃不了责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党内事务当然不能随便公开，不是前党员及有关者怎能知道党内事 ？究竟林世芳聒不知耻地吹嘘自称文宣部？还当火焰山部队党支部书记呢！如果你要证人我马上可以交给你稽查。

　　《西加风云》里的叙述都是见证者的历史记录，因为大多数的事件、人物、故事都是我们同志的亲身经历，他们都是历史见证者，所以我尽量让大家都能分享《西加风云》的成果，我把《西加风云》寄给中国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华人北京图书馆、砂拉越友谊协会图书馆，我也告诉他们，《西加风云》不是我自己的故事，也记下了我们同志的坎坷经历与烈士的流血牺牲的故事。也有你山英文多罗坚强奋斗故事，直到永远永远，子孙万代人的光荣，华人奋斗史中也有你们的名字。

　　在此我必须指出，山英写道：“......为了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利益或曾出卖朋友 。”

　　这里我不明白我损害过谁的利益？出卖过哪位朋友？山英写作是给全印尼朋友甚至是印尼以外或全世界的人看的，高青就已把书带回台湾去了，可能外人也看，砂拉越老友也有了，所以写的每句话每件事都必须有根有据，必须对你的文章负责，不能要骂就骂，黄汉被骂得有口难言，但是我也想问，山英是1968 年如何被捕？被捕以后又如何？我更不了解，只有他清楚。

　　我是在1973年被捕后监禁在新党的，我们都没有出卖人，就是达雅人要拯救我们，为了不牵连他们，我们都拒绝了。我们一直保持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革命态度，绝不出卖同志。1974年梭菲安被枪杀牺牲了，因为信息不通，我们都还不知道，组织全垮了，我们还死死在坚持。

　　1974年我唯一被押解到坤甸，一连三天被叫上去办公室写自白书，每次写了被撕掉，他们不耐烦了，把王明的自白书丢到我面前说：你不用写了，你看你上级的认罪书就够了。厚厚的认罪书里把全部党内活动、革命组织系统、工作岗位、干部名单，细微到群众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更让我吃惊的是，王明把我列入华莪飞机场事件的参谋策划者之一，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陷害，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唯独把我从新党载回坤甸的原因。

　　他们还特意拿出树华（陈福意）的相片，当时被捕后坐在屋子外面的阶梯上，红帽用脚踏在他的头上，树华安详地坐着，红帽非常威风得意的样子。我很伤心，我并不知道他的情况，我问军人他现在在哪里，他说死了。说树华他们四人不了解情况，逃走才被打死。（后来才从老友处得知不是他逃走，而是老虎一个人逃跑牵连到四人全被处死刑）

　　他说：剩下两位在你们的地区，要我们去还是你去带他们下来？我考虑了一下坚决地说：“不不，还是我去。”为什么我要主动去？我已经估计到我去与不去的后果，但无论后果如何，为了保护我们同志的生命，我还是把他们带下来的好。

　　当时组织全垮了，已有王明的全计划方案，王明还在，他可作证，他也须负责他的所作所为。苏哈多已把所有的有关者都装进他们的鱼篓里，所有的干部、工作者甚至群众，都已被网进Sungai raya监狱，闪电行动已经结束，我是最后被调来坤甸Sungai raya监狱的，他们没打我，在没有逼案的情况下，何必出卖人？又有谁还可以被出卖？我从来不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这句话应该收回吧！

　　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别让我们的同志像树华一样，他们根本不了解组织已跨了，人已全被捕了，还坚守着信念想逃跑，结果白白牺牲四条生命。就像我们过去被捕，不是也想着逃跑吗？可能我的想法与洪楚庭砂拉越老友一样，能挽救多少就多少吧，别让无辜牺牲。出于内心的好意没再考虑别人误会了。

　　1968年，我走出森林后，接受了前党给我的许多任务，当过沿海B局领导，与王明、林平共事过，搞过群众工作，你还要说我“聒不知耻”吗？我接触不少领导人、中级干部、工作干部、群众工作者、群众，千百个人在我手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向敌人投降，我没出卖过我的一位同志、群众甚至是达雅同志，这使我感到问心无愧，无论别人怎么歪曲事实，只要我对得起同志们，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对得起我们的大哥梭菲安，我心坦然平静地像一面镜子，我的所作所为我负责，决不后悔！决不后悔！

　　五、群众站的问题

　　山英写道：“不像某人所说：群众病情都是头部还有手脚都受伤甚至伤口出虫，山英和红云医务员细心治疗，实际上无这回事，因为一无所有的群众都是因为战争时期无奈何逃到森山里躲避的，根本没有打仗，为什么会伤到头部和脚呢？何况到至伤口出虫地步。”这种没有根据的写作太荒唐了吧！

　　现在就来分析山英写的所谓林世芳没有根据的太荒唐的写作。

　　为了说明，我必须揭开一些秘密，我因为是火焰山部队西加属党支部书记的责任，被梭菲安派到群众站，为了关心群众的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下，群众病痛的一定不少，所以派我带红云一起去，为什么没带山英？可能有另外的原因？他说他是“医务组长”，那么我就把他医务组长大名写进西加风云去啦，我想他应该去过群众站，但是从他以上话里面证明他没去过群众站，完全不了解群众站里的群众究竟是怎样的模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红云牺牲了没证人吗？一定有，相信还能找到曾在群众站里生活过的群众，以作证被山英所描绘的没根据的荒唐写作，其事实是如何呢？

　　当时，只有我和红云在处理上千人的群众，在缺乏粮食和医药的情况下，他们跋涉重山越林，老人孩子在这种坎坷历程，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可想而知非常糟糕，生病的、发烧的、吐泻的、糖尿病、生疮、走山路伤到手脚的，确确实实我看到小孩头上生疮生虫，有的手脚腐烂虫在钻，我们忙着尽能力给他们医治，药很少，生病发烧的只能以针灸处理，伤口生虫的由红云给他们洗。你山英不在现场，怎能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说林世芳写作太荒唐呢？我会在日本沟或其他难民所找给你对证。

　　日本沟我去过，2013年春节过后，当时国际日报总编李卓辉，叫我带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下西洋》团队，到有关地区采访西加华人被迫害的历史见证者，是林世芳带他们去日本沟、松伯港、山口洋等地，在日本沟拍摄华莪难民亲口讲述。

　　女77岁，丈夫带着一家五口躲进山，因军人围剿，出山后被送进山口洋树胶厂，在那里因肮脏闭塞，死了很多人，她孩子一连死了四个，剩下一个小男孩，最后被送进日本沟，她的一家直到现在还在那里生活。

　　她的故事在我写的一篇《追忆风云》中有记载，已翻译成印尼文、英文。如果她是我找到的证人你如何解释？那你必须向林世芳道歉！

　　六、有关爱芬迪Efendi（101页）

　　山英写道：有人说爱芬迪是火焰山部队队长是不正确的，有队长应该有队员，那么爱芬迪的队员是哪几位呢？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想再揭开一点点秘密，如果山英不提我也不想谈。山英心里应该有数，在他的书里第七页以及以后几次提到“我是其中被缴掉枪，丢在森林中的受害者”。为什么其他人不被缴枪而山英却被黄汉缴枪？这件事让山英一直挂念着不能释怀，埋怨黄汉，我想，黄汉会给你满意的答复。当时山英被点名撤枪并被安排下到板堆的时候，还要求我帮忙把他留下，但是这是上级决定我不能擅自作主。我们被释放自由以后，他见了我总是埋怨说：“你有权利把我留下，为什么不帮我？”我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我没办法帮。” 对吧？山英被派到下面去，其实对他有好处，在基地已没粮食，他是很清楚的，下面还能找到吃的，以后部队也全化整为零回到群众中去了 。

　　在他下去以后，火焰山部队的西加、北加队员分手了，我们重新整队，爱芬迪Efendi被梭菲安任命为西加火焰山部队队长，山若约Sanjoyo是副队长。当时由Efendi、Sanjoyo带队，十多二十人一直在与敌人捉迷藏，一直转移地点。爱芬迪在巡逻时与敌人对峙后被打死牺牲了，我们非常怀念他，以后部队由Sanjoyo副队长负责，Sanjoyo最后也被捕了，究竟抓到哪里？直到现在下落不明。

　　EFENDI是火焰山西加部队队长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解释应该释怀了吧！

　　另外我必须说明被山英提到的阿影同志，他是活证人，十月十三号保安站战斗过的。他不甘出去投降，便在昔邦找到我们的组织，党组织垮了，他们三十多个人一直坚持并找到蔡兰花，在蔡兰花的领导下，直到1974年被捕入狱，他们是坚持到最后的，他是我的好战友。

　　七、有关在砂拉越作代表的问题

　　山英写道：有人还称什么代表，这是他（她）太好的表现自己，是个人捏造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前西加火焰山部队老友们！完全与我们无关。一切不合理的歪曲发言与行动后果由他（她）个人负责承担。(34页)

　　从山英这句话里当然有“话中话”，好吧，我不与他人辩护，但是我必须讲公正话，我们就慢慢来讨论吧！

　　首先指的是我，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余清禄等友谊协会领导指定我发言，我做好的稿子本来叫文辉读，我想，只要是印尼老友，谁都可以读。但是，他们却叫我的名字，我不得不上去读。山英的所谓“一切不合理的歪曲发言与行动”，我不知道我的发言歪曲什么？下面我把稿子印上，让大家研究他的所谓“歪曲发言”在哪段。我的发言稿题目是：《祝老友友誼万古长青》

　　山英文章里称“有人还称什么代表，这是他（她）太好的表现自己，是个人捏造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前西加火焰山部队老友们”

　　这里就明显的指我们雅加达的新老友了。他们不是西加部队的人，但我们是同一个娘生出来的，是不是叫“兄弟姐妹”？他们同样遭受到苏哈多强权统治下的苦难，我们是同一条船的患难弟兄，我们能相见相遇走到一起是缘分，我非常珍惜在我们已经耄耋之年，能够有幸认识更多的患难弟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席地畅谈那不寻常的斗争史，笑傲人生。

　　当雅加达新老友他们听了我们西加这战斗的城市、勇敢的西加战友、革命者的斗争故事时，他们多么希望能亲自见到我们的西加老友大家畅谈，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认识西加老友，并且到美丽的西加各地走走看看。这就是他们要求我带他们到西加的目的。他们高高兴兴地来了，高高兴兴地见到了西加患难弟兄，但是没想到他们的到访，却给他们泼了冷水，冷落他们，不是吗？说他们是潜进来的特务是侦探，与西加火焰山部队无关，痛心吧！空欢喜一场，他们会有什么印象呢？如果他们是特务，我不可能把特务带进来，何况我们现在都没有搞政治活动，他们费时间精力来侦探干什么？在这样尴尬的场面，他们的心胸还很宽畅，玛雅说：“没关系，我们刚认识，警惕是应该的，我们不怪他们。”

　　可能因为不了解他们，现在我将介绍我们雅加达的新老友：

　　a.陈瑞霖（75岁）爪哇华人，不会讲华语，他太太是华语教师，陈瑞霖入狱后，他的爱人等他13年，出狱后才结婚，一个女孩。

　　被捕前陈瑞霖一直保护苏迪斯曼，也帮苏迪斯曼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因叛徒出卖他们两人被捕入狱，陈瑞霖经过鞭打电刑没有屈服，最后他被法庭召去给苏迪斯曼作证，其他人因先受刑，全都作了假证据，唯有陈作证说他们这些人所作的证据不属实，是屈打成招的。苏迪斯曼也正义陈词，最后苏迪斯曼被处死刑，死刑前陈瑞霖唱歌为他送行。

　　出狱后主编“Sinergi”刊物，因经济问题停刊，他著了一本书《1965年九卅事件冷战时期与民族解体》，受到广泛的关注，文中揭露苏哈多屠杀无辜的罪行。

　　他也是积极为取消印尼籍证向印尼政府提出交涉，并最后印尼政府主要是在他的奋斗下，把歧视华人标志的印尼籍民证(KBRI)取消。现在陈瑞霖可能因打伤有病在身，走路不便了。

　　b.邓修清（71岁）前Baperki 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刚好碰到九卅事件，苏哈多禁止印尼留学生回印尼，他回不了就继续念书，取得硕士学位还不能回，只好再读直到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老婆美国人是他的同学，读书时期他们一起参加在外国反苏哈多迫害印尼人民与排华事件的活动，要求苏哈多释放政治犯，促使国际红十字会考察苏哈多政府对印尼政治犯触犯人权的情况，结果在他们国外流亡人士不断的斗争中，国际红十字会终于来到西加，并敦促苏哈多释放我们全部政治犯，所以我们不可忘记或忘恩负义，在我们获得自由的果实中也有他们为争取释放我们的功劳。

　　他们有两个男孩，都在美国工作，他老婆也在美国教幼儿班，现在已退休，邓修清做环保清洁水的工作。虽然他是博士（S3）但很谦虚不骄傲，很喜欢交朋友帮助人，不喜欢表现自己，更不会捏造诬蔑别人，最让人尊敬的博士。我们能与他们交上朋友是缘分，他们不是酒肉朋友，他们才是真正可做朋友的人。

　　c. 玛雅（51岁）在老友中最年轻很有见识的女人，爪哇人，祖母是华人有华裔血统，对人很宽容，喜欢帮助老友，不表现自己，是一位难得可靠的朋友。为什么她会跟前印共人士在一起？这里我将讲述一段玛雅的经历故事，当然你可以相信但也可以不相信。

　　九卅事件发生她仅13岁，在非常紧张到处抓人杀人的形势下，她父母不给他们乱跑，她在楼上小洞里看见一个军人拖一位妇女，女人有身孕拖到流产，一条路是鲜血，她不忍心看，问她爸爸什么原因要拖她，她爸爸说女的是坏人，她奇怪反说我看到这警察是坏人，眼看两条生命活活被拖死。

　　她在班里是班长，每年930这一天，老师叫同学们看电视，电视里一个镜头是玛雅同学的爸爸是印共，同学们就抓这位同学来打，她很抱不平，为这位同学讲理，他说他是小孩，他爸爸做的事与他无关，后来这位同学不敢来看电视了，老师处罚他在烈日中晒，玛雅又出来讲理。她一直认为那些打人杀人的人比印共更坏。长大以后一直找有关书籍看。

　　陈瑞霖出刊物正好找上了她，在工作的日子里，经常与陈瑞霖他们在一起讨论，开始认识和了解九卅的真相，玛雅认为印共没错，是代罪羔羊。她与陈瑞霖等在一起工作已十多年了，是陈瑞霖工作组成员，他们有很团结的工作伙伴。开讨论会时反动的回教徒攻击陈瑞霖，玛雅便挺身出来为陈瑞霖辩护。有人说玛雅是侦探特务，难道她要探陈瑞霖探我们？对她有什么好处？我们根本没什么政治活动，光明正大，躲躲藏藏干吗？抱着过去怕苏哈多这中心态，只会给自己精神添加负担。

　　我们这些被认为是反抗分子，有哪几个人敢接近我们，玛雅比我们年轻，过去不曾受过进步教育又是印尼人，他敢跟我们相处，说实话不少人还落后于她呢！

　　关于其他问题我不再评论，朋友们自己分析，我仅点评七个问题。

　　结束语：

　　我们是生死患难朋友，大家都是从阎罗王府中走过的人，这些年来我们曾牵着你我的手一起走过 ，不管如何艰辛，我们没有互相指控、互相猜疑不信任，我们多年来凝聚了深厚的友谊，我非常怀念过去的欢笑，不像现在好像面对敌人那样仇恨深深，为什么把朋友当敌人? 醒醒吧！你们愿意失去忠诚的友谊吗？希望不要再因过去的恩怨争论不休 ，大家要互相谅解，放宽心怀。如果林世芳在过去或现在，在言语、行动中有伤害到朋友的心，林世芳在此向各位老友鞠躬！我向大家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

　　但愿，为了朋友间的友谊长存，大家放下执著，从此以后不要再互相指责是非对错，出卖与叛变。回头看过去很幼稚，缺乏客观看问题，挽不回昨日的过失，牺牲的就让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吧！经过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后，现在思想应该较成熟了，对吗？但愿大家注意身体，开开心心，多一个朋友多一分分享，多活一天快活一天，安详宽容地度过晚年。

　　

　　《一位老人的忠告，值得收藏一生！》

　　酒逢知己要少飲，話到舌尖留三分。

　　緊睜眼睛慢張口，惡語傷人生禍根。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間新人趕舊人。

　　攢下黃金幾百斗，臨死不能帶分文。

　　爭名奪利幾十載，一縷青烟化灰塵。

　　祝老友友誼万古长青

　　（2011年2月12日  美里聯歡晚會上演讲词）

　　尊敬的美里友谊协会李玉生主席、洪楚庭老友、陳華貴部長、西马老友、砂沙美里老友、印尼老友：你们好！首先我向大家恭祝“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今天，在浓浓的春暖花开气氛中，美里友谊协会召开了春节老友大团聚。去年我们印尼老友敬收到砂沙老友的邀请函，便开始筹备。我们来自雅加达、西加及巴淡共三十多位老友前来参加。

　　我们第一次荣幸参加跨国大团聚，迎接2012年春节盛世大庆，让我们共渡最有历史意义的春节。我们印尼老友向美里大會主席李玉生、筹委会主席劉友光，及工作人员；我們也向积极聯絡的余清禄老友、热情好客的阿庇张公洪等老友，以及一切款待和关照我们的老友，深深地致谢。你们的工作非常到位，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印象。

　　今天太不寻常了，来自各方老友们，大家都非常欣慰地欢聚一堂。看看这场面让我无限感动，因为这里是西马、沙巴、砂拉越、印尼，曾经参加过风起云涌斗争的革命者，是千锤百炼中经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大地好儿女，敢从枪林弹雨中穿梭，从监狱黑牢中走出来，敢与困难艰险斗争的勇士！是一群充满可歌可泣的历史见证者，为了坚持正义敢向黑暗社会作斗争，无私地奉献自己美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虽然我们都没把康庄大道走到尽头，三艘小船在面临浩瀚大海中失去了舵手，在波涛激浪的冲击下，抵挡不住而相继搁浅沉没了，但在各自人民的历史舞台上，永远记载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但愿历史最終會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在今天快乐团聚的日子里，我们终于见到了马砂印老革命者，从你们脸上的皱纹里能读出那份往日的执著，能读出对人生、对生活充满信心。

　　我们希望世界闪耀着爱与和平。但愿2012年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希望！

　　今天在光彩放飞、令人激动、予人鼓舞的春节团聚晚宴上，祝老友友誼万古长青! 让我们携手并进，迈向阳光灿烂的明天!

　　最后，我恭祝大家：“青春永驻，健康长寿！” 谢谢!

　　

　　

 

　　

　　

　　

　　

　　《2014马年祝语》

　　松树常青友情坚，

　　竹尖有节凌云谦，

　　梅花岁寒丛中笑，

　　春风遥寄幸福年。

　　林世芳

　　故乡啊，我为你歌唱

　　gu xiang ya. Wo wei ni ge chang

　　不知你千百年来的历史，

　　bu zhi ni qian bai nian lai de li shi

　　不知你身上披上多少创伤,

　　bu zhi ni shen shang pi shang duo shao chuang shang

　　我却知道在你身上，

　　wo que zhi dao zai ni shen shang

　　躺着我的爹娘，

　　tang zhi wo de die niang

　　我的父老亲乡。

　　Wo de fu lao qin xiang

　　在那铁山山顶，

　　zai na tie shan shan ding

　　人们传说一颗红火升上，

　　ren men chuan shuo yi ke hong huo shen shang

　　那里隐藏着数不尽的宝藏，

　　na li ying chang zhe shu bu jin de bao zhang

　　我窥探你深藏不露的秘密，

　　wo kui tan ni shen chang bu lu de mi mi

　　大院人民将为你骄傲。

　　da yuan ren min jiang wei ni jiao ao

　　卡江流水伴着你长流，

　　ka jiang liu shui ban zhi ni chang liu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jiu xiang xiong di jie mei yi yang

　　亲昵怜爱地肩擦肩、背靠背，

　　qin ni lian ai de jian cha jian , bei kao bei

　　托着万隆船浮着栏登，

　　tuo zhi wan long chuan fu zhi lan deng

　　让它在你肚子上静静地躺，

　　rang ta zai ni du zi shang jing jing de tang

　　顽皮的孩儿啊，

　　wan pi de hair a

　　在清清的河上翻滚跳跃,

　　zai qing qing de he shang fan gun tiao yue

　　飞溅出美丽的水花，

　　fei jian chu mei li de shui hua

　　时间在流逝，

　　shi jian zai liu shi

　　大院儿女一个个长大，

　　da yuan er ni yi ge ge zhang da

　　离开你寻找自己的乐园，

　　li kai ni xun zhao ze ji de le yuan

　　可你永远充满着爱，

　　ke ni yong yuan chong man zhi ai

　　轻轻地把游子呼唤，

　　qing qing de ba you zhi hu huan

　　回来吧，你们不妨回来看望，

　　hui lai ba, ni men bu fang hui lai kan wang

　　乡亲父老的情缘，

　　xiang qin fu lao de qing yuan

　　像一条红线，

　　xiang yi tiao hung xian

　　我的故乡，

　　wo de gu xiang

　　大院！

　　Da yuan

　　一根藤

　　林沁

　　阿炳有两艘汽船，他的船停泊在坤甸卡江河边，经过几天休憩后，汽船又向卡江上游驶去，一个多星期的行使才到达目的地。工人把砍好的大树用罗里铁轨路将树桐推到江边，阿炳的工人便开始把大树紧紧地用藤连接起来，环绕着船绑着，船开动了机器，便慢慢顺流向坤甸驶去。这样一上一下需花费两个月的时间。

　　他给人拉树排也赚了不少钱，买了套二十亿的豪华房子，孩子一男一女，生活过得很潇洒。但是阿炳渐渐觉得妻子虽然有吸引人的大眼睛，美线条，但他嫌阿珍太朴素少打扮，每天总穿老实齐膝盖的裙子，很不合时代潮流，头发也梳得两边分开，没半点时尚罗曼蒂克感。春节快到了，他给阿珍一百万，意味深长地说：“珍，你去超市买较时尚的衣服穿吧！”但是珍买回来的又是那老一套，还买了孩子的衣服、阿炳的衣服。珍一向来就是很简朴，节省。

　　阿炳在家时，他越看心里越对珍厌烦，总是对珍挑剔，屋角看到一点垃圾、玻璃窗有点灰尘都要大发脾气，地板、玻璃窗必须擦得发亮，就像他乌黑的头发那样发光、穿着熨得笔直的衣服，一点都不含糊，整整齐齐英俊的老板模样。家里的用费却卡得紧紧的，阿珍买菜时盘算了又盘算，两万盾柴米油盐牛奶菜算得精精细细，饭菜煮好了，先让老公孩子吃，阿炳叫她一起吃，她却说：“没关系，你们先吃，我收一收，等下再吃。”然后她随便吃一餐。

　　珍是个贤惠的女人，她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没更高的要求，阿炳有时对她发脾气，她静静地承受，没半点怨言，她总是忍着老公的斥责，她知道老公为了这个家也是很辛苦的拼搏，更是为了孩子的前途。

　　有一天，珍在买菜时，刚好碰到一位男同学，男同学叫住她，问问家常，被阿炳看到了，回来便丢盘掷碗骂道：“你想勾引男人吗？”珍非常委屈地说：“你别吃醋，我不是那种人。”但是阿炳骂得更凶了，珍只好躲在房间里哭。

　　第二天，阿炳对珍说：“明天我要出发上卡江推树排，你收拾好衣服，我们一起上”“你不会搞错吗？我们的男孩还不到两岁，你觉得不危险吗？”珍尽量说服阿炳。但是他已下了决心，无法再改变主意，珍只好委曲求全跟着上了船。

　　他们就在两米半宽，五米长的汽船上生活了整个星期，因为逆流而上所以时间比较长，菜吃完了，就停在河边小镇上买菜、买糕、买孩子吃的，日子就闷闷地溜过去了，还好顺顺利利到达了目的地。

　　在河畔上工人已熟练地用藤把浮在水上的树扎成树排，船在树排的中间，就像水上人家，因为扎得好，人可以在树排上走动，十份写意。阿炳做了整十年都不曾出差错，他们向往返的水路徐徐顺水而流，因为左右都是大树桐，所以要经常巡视监察，用船舵驾控着前行，否则在弯弯曲曲卡江大河上转弯就怕撞上岸边，非常危险。

　　天渐渐昏暗下来，天气又不作美，下起大雨来了，不一会儿卡江上游的山水突然爆发，洪水滚滚激流冲下来，这时河水冲进船舱，珍抱着孩子大叫：“快，船进水了！”炳镇定地说：“没关系，雨停了，你抱小辉和小梅到船外的树排上站。”炳是怕船沉了，站在树排上就没问题。他叫工人把船里的水舀泼出去，并操作着舵让船靠拢岸边，暂时避一下爆发的山水。

　　船已靠近岸边，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绑着树排的绳子敌不过洪水冲击断了，站在树排上的珍，树一滚动一只脚就落到水里，手中的小辉刚好被她传给站在旁边的另一个工人手中，右边五岁女孩已掉入水中，珍大叫一声：“小梅！”她也掉进水里，她急游过去紧紧抓住孩子的手，洪水像咆哮般滚滚而来，被撞开的一部分树排已被冲散，横七竖八的在咆哮的河水中漂流，大树树枝向她们身上撞来，她已无法闪开，她紧抱着孩子不放，喝了很多水，她拼得累了，仰着头把孩子放在自己胸前，任激流冲荡，坚强的孩子没哭。忽然一株树桐撞到她耳朵，感到奇疼，她知道出血了，她一阵晕，抱着孩子下沉下沉……，孩子拼命挣扎，她突然醒过来，马上想到孩子，幸好没晕过去，她拼命向上蹬，又浮上了水面，她以自己的身体和手保护着孩子，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为了孩子的生命一定要活！

　　当阿炳听到珍的惊叫，他甩下舵从船上跳出来，他被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弄傻了，转瞬间妻子孩子站着的树排被冲走了，人没了，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他。他感到天昏地暗，他向四周寻找，除了滚动的大树什么也没有，他向着苍天大声喊：“上天啊，你救救他们吧！快救救他们吧。珍，别抛下我！”这时好像海市蜃楼般看到自己最近的影子变化，喝斥老婆，一点点都跟她过意不去，她朴素就觉得不够浪漫，过去不是因为爱上她的纯朴吗？好了，现在什么都完了。“阿珍，孩子你们在哪里？.......”他非常后悔地乱叫着。“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叫你们来送命的。阿珍珍珍……”他马上想到要找他们，把船很快靠了岸绑好树排，这时看到一个工人抱着小辉跑来，他惊喜地跳过去，拼命亲孩子，工人把当时珍将孩子交给他后和她的女孩掉进水里，他也掉进水里抱着孩子游上了岸的情形简单汇报阿炳，此时刚好碰到几个达雅人，阿炳匆匆叫达雅人帮忙在陆地上寻找妻儿，他自己开动汽船沿河寻找。

　　话说阿珍这时已被冲到较靠岸处，她看到有树枝，便伸手捉住树枝，可惜树枝断了，她们又被冲走。最后斜眼看到树边的一根藤被水冲得在摇晃，她不能失去此机会，马上尽力一抓，藤被她抓住了，她嘶哑着嗓子叫孩子紧抱着她。尽管急流在冲击着她们，但她死死捉住藤不放，她的脚踏到了泥土，一阵高兴，然后紧紧捉住藤靠岸边走过去，走到岸边较浅处，她站在齐腰的水里，因为岸又陡又高，根本爬不上去。她已很庆幸被冲到岸边，她再抓住岸上的小树，用脚把岸边陡波的泥土挖成一个窝，一只脚踏着成窝的泥土，顶着让孩子坐在自己架着的脚上。一只脚踏在河的泥里，她咬着牙坚持着。无情的风刷刷的刮，母女俩牙齿在打架，她已冷得麻木了，什么都没想。忽然她隐约听到有人在叫她，她高兴得大叫，希望有人能听到她的叫声，但是，喊破喉咙，都被滚滚波涛和凄厉的风声压下去了，上面的人完全听不到。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暗了，伸手都不见五指，她看到阿炳的船沿河来回用手电筒在搜索喊叫，而珍的叫声根本无助于事，她非常失望，怎办呢？隔了一阵，岸上面的路又听到阿炳的叫声，手电筒照射到她的方向，她拼命摇手中的树枝，这次阿炳终于看到树枝的摇动，马上伏下去大叫:“珍珍，是你是你吗？。”他的声音在颤抖。“是是。”她嘶哑着回答，这时小梅才大声地哭了起来，听到孩子的哭声他不生气，反而觉得太美了他开心地笑了，说：“小梅，好好，哭吧！”他把小梅抱了上来，伸手摸到了阿珍冰冷的手，他感到闪电般的电流流进血液，这是结婚后心跳动得最激烈的一次，他已深深感受到了面对生死未卜的老婆的命运是如何欲裂的心，如找不到老婆孩子他已决定寻短见，了此一生，因为是他害了她们。

　　他紧紧地抱住老婆孩子，大声向大地忏悔地喊：“谢天谢地！上苍保护你们，让你们从死神手中挣脱了。我以后一定好好保护你们！”劫后余生的阿珍嘶哑着嗓子说：“好在我抓住一根藤，要不是这根藤噢，我们就不知漂流到什么地方，大概就没命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表妹阿珍回到坤甸后，告诉我她惊心动魄的经历，我听后真吓出了一身汗，她的脸，耳朵、手脚还有创伤的血迹呢。

　　人生漫长路，生命是那么宝贵，要好好珍惜每一天每一次友情的相聚，若刹那间流水吞设了她，或者他匆匆地走了，没来得及说声道歉，后悔莫及了！

　　还有机会牵手的时候，把爱情透过闪电传递到柔软的手直到永远永远。

　　渔民的故乡之游

　　2013年迷人的春天，在温柔的阳光照耀下，从高空俯瞰着西加坤甸那辽阔绿色的原野，这是赤道城，全印尼华人最集中的城市，也是中华文化永远传承的光辉之星。

　　我们从雅加达归来的游人租一辆汽车，奔驰飞越般来到距离坤甸二十多公里，一位朋友的家乡咬戛KAKAP，这名称是从潮洲音翻译过来的。不上一百户华人小镇，人口约四百人，一条河把咬戛分成上咬戛和下咬戛，上咬戛全都是较有钱的整齐的楼房商店，上咬戛尾和下咬戛都是捕鱼的渔民，住家房屋是用木板建造的，也有极少数人重建楼房。

　　一座“七星桥”宽2米长二十多米，是一百多年前荷兰时期咬戛人用坚固的铁木建造的，桥的旁边有一座非常壮观的神庙，据说是咬戛人民的保护神，坤甸或别地区的华人也经常来这里参拜。七星桥紧紧把上下咬戛的两地华人联系起来。从荷兰时期、日本时期、独立时期代代相传，祖祖辈辈的印尼马来族、马都拉族居民等也只能从这条独一无二的木桥通行，人在桥上渔船在桥下通行，陆上水上都忙忙碌碌跨越咬戛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阿鸿是个渔民，他说咬戛是潮州人的聚居地，有几家在1967年从山口洋逃难住在这儿的客家人。咬戛肩膀靠着海，咬戛的心脏是七星桥的内河，是渔船渔民的避风港，年轻人不出海还能去干什么？过去鱼虾很多，家乡人靠海生活都很不错，但是印尼的海洋被外国渔船驶进来，打着印尼国家高官的旗帜，海关船也奈何不了他们，就让他们用老虎网(pukat harimau)连刚出世的小鱼虾孙种都收完。

　　几年后鱼虾被打尽，生活越来越困难，咬戛人只好渐渐搬迁到外地，不少到雅加达来找活干。年轻人远走高飞，有了固定生活再携父母弟妹，老人和穷苦的只好再与海打交道。

　　阿鸿说他们这里的潮州人除了几位商家比较富有外，其他一半以上是穷苦或中等生活的华人渔民，孩子也只能上到小学，能上中学的极少数，因为家长没能力让孩子到几十公里的坤甸就读。

　　咬戛华人有的也做鱼饼、虾饼（kerupuk）、鱼干、虾米、臭鱼等，因为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差不多，因此民族关系非常好。

　　阿鸿有很多马来族、达雅族、马都拉族、巫吉族的朋友，他的祖母还是马都拉人，这里华族与他族通婚的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起到远洋出海，蓝色的大海不分种族都是渔民的家，大家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生活，开开玩笑，像亲兄弟姐妹一般同舟共济，非常融洽。抓到的鲜鱼煮酸辣鱼，炸鱼虾，新鲜甜美味儿是在市场上吃不到的。听了口水都会掉下来呢！

　　他说出海也是赌博，有时盈利有时亏本，当有魅力的蓝色海洋一变脸，汹涌的浪花让你无处可躲，小船中的生命好像一片孤零零的树叶，高过船的海浪几乎把船都吞没了。再坚强的人也都会吓得目瞪口呆。生命与大海搏斗输赢，那种感觉他已经遭遇了多次，甚至有一次网钩到了海底的杂物，拉不上来，他不得不跳进海里，屏住呼吸，在水里解钩住的网，差点被鱼网裹住上不来。

　　在航海中被暴风雨侵袭认不出方向而漂流到别的国家，或不小心掉进水中没被人发现，甚至被海盗或恶人谋财害命，尸体无法找寻也无法申诉，不知多少起案件。

　　但是出海人永远把海高颂为伟大的神，是它让渔民的孩子在大海中打滚长大、它让渔民海中追梦！

　　次日早晨，阿鸿吩咐了一艘小汽艇，他要带我们看一个海上奇迹，究竟海上还有什么奇迹可看呢？我们充满着好奇登上没蓬的小汽艇向大海突突突地驶去，去追梦？去体验火红红初升的太阳吗？天空离地球这么近，就以一条弧形的蓝底线划分天地。清凉的海风带着点点细细咸水滴向我们的脸上飞溅，海风习习吹散了我们的头发，我们深深感受到大海爱的威力，阿鸿高呼：“我爱大海！”他张开歌喉唱了首“东方之珠”的歌，他说是唱给大海听的。

　　忽然前方朦朦胧胧地看到海上似乎托着五花六色的贝壳，渔船渐渐越来越靠近海上贝壳，可清晰地看到呈现出来一座漂亮的海庙。这么神奇，就像海市蜃楼般雄伟的神庙就浮现在我们眼前。可能你们不会相信，但眼见为实，大家在欢呼，是谁的神釜之手，竟能在海上建造一个漂亮的海庙？这就是西加可能是印尼唯一的海上神庙。

　　四周被海水环抱着，约五百平方米，在屋顶上有精致雄伟的龙凤雕，俨然守护着咬戛 及西加人的平安，四周有莲花象征出污水而不染的纯洁，里面有供祭拜的各神坛，海中的木柱都由铁木树插下去的，不怕海水的摇撼。这就是智慧和巧匠的结合。

　　护送我们的一位中年人阿生，讲述这座海上神庙的来源。他说这要追索到约一百年前，阿生的父亲在这里捕鱼，为了捉更多的鱼麻烦回家，作了一个捕鱼的休闲小茅房，也向海神供香祈求平安，日本侵略轰炸印尼西加，他父亲一家就在这里躲避日本的残杀，又有鱼虾可填饱肚子，结果平平安安地度过阴霾的日子。

　　几十年前，坤甸有几个有钱人如集美陈嘉庚的子孙陈登永等看上了这块地方，可能认为这是一块求平安幸福之最好的地点，他们汇集资金，就在这个休闲小茅屋重建一间庙宇，每年佛祖生或其他佛教节日，他们都会成群结队来这儿祭拜，在这里小住几天，也因此咬戛的渔民能得益昌盛、平安。

　　阿鸿带我们去咬戛小镇一所长屋的最尾端，慰问一位性情温柔可亲的老人，这位是我们的朋友炎松的妈妈名叫郑秀珍。听到有人找她，她漫姗地走了出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她习惯梳印尼人头发把头发悃起来叫打习布（SIPUT）和穿马来服装，耳朵较聋了，我靠近她耳朵问：老妈妈今年多大年纪了，她清楚地告诉我们1907 年出世，现在是106岁了。她从小不曾离开咬戛，前几年不小心跌到，不然她会自己煮饭做菜，不要人家煮，早上自己煮粥，喜欢吃鱼和青菜。白天在家走来走去，晚上家人睡着了，她若睡不着会跑出来看看走走。外地来敬拜的信男信女听说有这么一位106岁老人，他们都会以一颗爱心来关心她，给老人红包利市钱，祝福她保重身体，天天快乐。

　　秀珍老人的孩子六男一女，大儿子吴岳河80多岁，72岁的小男孩儿炎松说，他爸爸吴乾十多年前96岁去世了，他爸爸妈妈历经三个统治时期，荷兰统治时期、日本时期的迫害，当时咬戛人也到森林藏了起来，郑秀珍老人36岁，她携带着孩子跟着大家逃进森林，身历一番动荡的日子。

　　炎松说她妈妈也历经日本时期没衣服穿的日子，就用黄梨丝做线缝补衣服。日本人来咬戛要找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孙贵讲的人，在路上正好碰到日本要找的教书郎，日本人问他你认识孙贵江吗？他慢条斯理地说不认识，日本人放走了他，孙贵江逃过杀头之难。

　　我们在106岁老人的家闲谈家常和历史，听着阿鸿海洋的故事，见到了106岁老人，体会到了106岁老人的鱼米之乡，这时出海的渔民也突突突地满载鱼虾钻过挡住风浪的七星桥入内港安息了。饥肠辘辘的我们，在当地渔民之妇热情招待下，饱尝了大虾和螃蟹，好不过瘾！

　　我们站在七星桥上远眺蓝色的大海，夕阳像慈祥的妈妈，笑眯眯地默送疲惫的渔民子弟回到温暖的家。

　　短篇小说

　　五、   风 雨 情 缘

　　和平

　　一、青梅竹马

　　早晨，志坚在自己的小花园里跑步。他跑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便打开后门沿大路跑，大约跑了五百米就来到政治犯集中营前，有意无意地瞟一眼那还挺立的圆顶锌房，他又再跑回自己的家。孩子已开了店门，两间舖面合一的杂货店是他和妻子租屋开的。他们的杂货店物美价廉，买卖公平，一向信誉很好。阿坚和妻子待人和气，又喜欢跟顾客开玩笑，顾客有什么苦衷和困难，他们都尽力相助，因此大家都说阿坚是个心地善良的商人，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夫妻俩省吃俭用拉扯两个孩儿长大，虽然生活清苦，但妻子一声怨言也没有，孩 子日渐长大，担子也日益沉重。

　　两年前，大女儿结了婚，如今坚已做了外公，男孙子刚学会走路，一来到店里就拉着外公的手要糖果吃。如今，儿子大学毕业了，不幸老婆却患了乳腺癌，虽去过几次古晋（马来西亚）医治，但还是与世长辞。他儿子了解父亲悲痛的心情，知道老人隐藏了很多心事，便经常陪着爸爸谈心。坚对儿子说：“伟，你快找个妻子吧，家里才会热闹起来。”李伟很孝顺，简简单单把大学时代的恋人娶回来，了却爸爸的心愿。

　　60岁的志坚即将退休，有个儿媳妇帮手，早上就有时间跑步和在花园看报，还能抽时间唱卡拉OK，找朋友谈心。现在，他悠闲地坐在后园看西加华文报纸《坤甸日报》，忽然看到一则报导，让他悲喜交集却又添了一份愁。报上刊登了山口洋市几位教员来坤甸参加华文研讨会，其中一位名叫“耿秀莲”的引起他的注意，他小声重复地说：“耿秀莲，耿秀莲，真的是你吗？”他看了又看报上的相片，再用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的。他从房间抽屉里取出已变黄色的小荷包，这荷包隐藏着他一袋子说不完的故事，像电视剧一样展现在他眼前：

　　“小莲，快点，快迟到了。”

　　“坚哥，等一等，我拿书包马上就来！”8岁，刚读一年级的莲，慌慌张张地背上书包没穿鞋就跑出来了。坚大她两岁，读三年级，两隔壁，两人的家长都很要好。天刚亮，大人去耕种了。莲的妈在家照顾幼儿，她要求隔壁家的独生子志坚，带她的女儿莲一起去上学。坚乐得有个伴，两小无猜高高兴兴地赤着脚，跑到一公里外的华民学校上学。放学回家经过小瀑布，他们经常在这儿玩水，在泉水流淌的小溪捉鱼。太热了，小志坚索性脱下衣服，赤裸裸地跳进小溪洗澡。莲见了大叫：“坚哥，不害羞。”

　　二、山里的年轻人

　　坚、莲都小学毕业了，小地方没有初中，要到山口洋太远，父母不放心，于是便留在身旁帮父母种地，莲在家里帮妈煮饭做菜，照顾十岁的妹妹和八岁的弟弟。弟妹没上学，莲在家里就成了小老师，教弟妹读书识字。

　　“莲，我听一位朋友阿周说，他们村里的青年人都参加学习、唱歌，我们也去吧。”

　　“好啊，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我们去跟爸妈说一声。”

　　“走！”志坚挽着莲的手，飞快地跑回家。

　　他们翻过两座小山来到鲜花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年轻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山里一间宽敞的阿土家，这里摆着长凳矮凳坐满了人，认识的人在向他们打招呼：

　　“咳，阿坚你们也来了！”

　　“练练你们的歌喉吧！”一会儿，一个唇下有颗痣的女青年走上台。

　　“嘘，别吵，兰姐讲话了。”有人小声地说。

　　“兰姐是谁？”莲问。

　　“听说城里来了几位自愿者老师，教中文、教唱歌、讲故事，就是她吧。”坚小声地说。只听兰姐说：“朋友们，大家来唱《洪湖水浪打浪》吧。预备……，唱!”唱完了歌，歇息片刻， 兰姐讲了故事《红岩》，故事长讲不完，兰姐说：“要知下回如何分解，请明天再来！”

　　坚和莲听故事听得上了瘾，每天下午五点一定到场。他们还唱：《山泉》《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回家就唱给爸妈弟妹听或讲故事给他们听，家人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有一天，阿兰和钟志匆匆忙忙召集大家说：“朋友们，我们有重要消息要告诉大家， 1965年10月份，印尼爆发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大变动，可能会发生反华排华事件，你们要多加小心。我们的活动可能会被迫停止，但是现在还有机会学习，来，我 们翻开第九课，陆芸芸作的《山的那一边》。”

　　1967年驻华荣一带军警被上级调走了，换来了一批纪律很坏的军队，经常到华人农家园里抢胡椒、米、鸡、果等。这些大兵看见汉字不由分说地拳打脚踢，烧、杀、抢、强奸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真是一群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禽兽。华人的苦水往肚里吞，村里的活跃气氛终止了。

　　志坚已是18岁的英俊青年了，他身体结实高大，瞳光闪闪的眼睛下是个高高的鼻梁；他豁达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坚高声大喊：“莲，快来看，这条鱼好大啰！”

　　“哪里啊？”莲花容玉貌，留海覆额，乌黑细长辫子垂肩，穿着及膝的花裙，天真朴实，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她真的相信有大鱼哩，跳到志坚身旁不留意被坚用水洒得满身。

　　“你这个鬼东西，我不饶你！”莲也泼了坚一身水。坚一把扯住她，莲顺势扑进坚的怀抱里。

　　“坚哥，你！”莲脸红了，她还是第一次闻到男人的气息呢，他们紧紧地拥抱着，陶醉了。

　　家长们看到莲和坚形影不离，知道他们在搞恋爱，便有意让他们结成连理。每天耕种回家，坚便约莲来到小溪边，这天，莲递给坚一个精致的四方小荷包，荷包中间一个心绣上了“坚莲”两个红字；荷包上面穿了绳，可以绑在腰上藏几盾钱。“给你，你别丢了呀！”

　　“谢谢你的爱！” 莲深情地把头靠在坚肩膀上，爱神射中他俩的心，虽然没有誓言，但他俩心里都明白：“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三、变迁

　　他俩依偎着仰望山泉，夜风习习，两人情不自禁地哼起来：“夜风轻轻地洗浴着海岛，明朗的天空高挂在天上，小泉旁有一位老大娘，眼望着泉水她把话儿讲，山泉啊山泉啊，为什么你是那样不慌不忙，一点一点慢慢腾腾地往下流？为了给劳动人民洗衣裳，我哪怕等你到天亮。”

　　“兰姐她们去哪儿了，跑回城里了吗？”事变发生后，活动停止了，莲思念教歌讲故事的兰姐。

　　“可能。”坚闷闷地回答。

　　忽然听到：“呼喂......”噪杂的厉叫声，二十几个人在向他们家方向跑去，他们马上躲在大石头后面，偷偷地看，不觉呆了。前面跑来的几个没穿鞋，后面 的十几个都穿军鞋，平头军发，全都穿树叶伪装服，隐约看到凸起的东西，是枪！阿莲想喊，但被坚堵住了嘴巴，这群人前呼后拥跑过去后，阿坚小声对莲说：“兰姐说中了，看来我们不会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你别走，我静俏俏地跟着去看。”莲想跟着走，被坚制止了。

　　坚远远地跟踪着这群人，然后爬上他家门前的大树上，只见他们踢开两家的门，闯了进去，忽然听到爸妈和隔壁阿莲一家人的惨叫、哭天喊地的呼救声。坚顿时心如火焚，他紧握拳头想冲下去救父母，可是他们人多势众又手执凶器，怎办呢？他的心在滴血。里面的声音渐渐地没了，只见他们举着血刀，嘻嘻哈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有的说着印尼语:“嘿！老的不过瘾，玩够了一刀插进下部。”

　　“还是我玩的又嫩又过瘾，十对一，哈哈哈！小男孩要帮他妈妈和姐姐，被我一刀肚穿背，Mampus！他爸爸断了颈，Beres!” 坚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七窍生烟怒火冲天，巴不得杀了这群禽兽！一个暴徒头目指手画脚地说：“拿土油来，烧干净点！”着火了，完了，一切都完 了，坚目睹了这场残忍的血劫。他们走后，坚跳下树喊爸爸妈妈，没有回音。他想冲进去，大火烧了他的衣服，他扑在地下号啕大哭：“你们逼我走投无路啊！”忽然他想起了莲，马上倒回去找莲，莲也不见了。他伤心欲绝，仅仅一个小时，他的家人、爱人、前途全毁了。他在小溪旁颓丧地等了一天，不见莲的影子，他焦急地想：莲，别离开我，我一定要找到你！

　　他抱着一线希望能在鲜花港找到她，但鲜花港也遭劫难，乡村已变得空空荡荡的，坍墙断壁七零八乱烟火未息，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一直绕圈子找人，忽然有人从树后跳出来一把捉住他，他吓了一跳，原来是阿周，“你怎么满脸是灰土？”

　　“我想从灰烬中找我妈。我妈死得好惨哪！”

　　“阿周，我们同病相怜，现在该怎么办？”

　　“走，我们找志哥和兰姐。”

　　“对，我们现在就去。”

　　在土哥家后面的森林里，有上千位大劫难的幸存者，他们不愿去集中营，他们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昨天他们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夺取了三支机关枪。钟志教他们如何上膛如何开枪，他们计划伏击一队抢村里牛群的士兵，坚第一个报名参加。一天，在钟志的带领下，他们在山坡上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士兵们牵着一头牛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坚等不及命令，大声怒吼：“第一枪为我爸妈报仇！” 砰！一个倒下去了；“第二枪为莲一家报仇！” 砰！又一个倒下。其他朋友也纷纷开枪，剩下的士兵逃走了。坚叹了长长的一口气，心里总算好过了些。

　　回到营里，钟志找坚谈：“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不可为了报仇而不听指挥啊。”为了安全，坚的枪被收起来了。被重兵围困在森林里的乡亲，既没有自卫的武器又缺少粮食，不是被打死就是饿死。为了逃避军队的围剿和屠杀，钟志、阿兰安排一批批乡亲在大路上等候运载难民的卡车去山口洋，然后被军队遣送到难民集中营。

　　阿坚和阿周在遭围剿时与阿兰他们冲散了，听说在大围剿中钟志不幸中弹牺牲，他们的老师阿兰、阿燕、素华也都牺牲了。他和阿周相依为命，在蜀黍园剥蜀黍生吃，抓到鱼也生吃，甚至为了活下去，他们在磨谷的谷仓找来谷糠谷壳，吃了以后不能大便就用手抠。

　　他们决定走路去山口洋，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肚子饿了，吃野草啃树皮。一天早上他们刚躺在荒废的园地休息，忽然被村里的狗嗅到味儿，士兵们马上追赶过来。坚和阿周分散了，只听得右方“砰！”一声，大概阿周也被士兵打死了。坚一直跑到靠近山口洋市镇，他不再藏起来，大胆地走大路，就这样被兵捉起来了。兵问：“山里有游击队吗？”坚不回答。兵叫他脱衣服，只剩一条短裤，解开腰带狠狠地抽打背脊。

　　“你是游击队员吗？他们在哪儿？”

　　“不是，我是村里的人。”

　　“你骗人。”

　　“我没骗人，我的家被你们烧了，我的父母都被你们杀光了。” 不由分说，坚被投进监狱，后来转移到坤甸集中营，禁在圆顶锌房里。放风时间，他希望能见到莲，每个女房都找遍了，总是毫无踪影。十年监狱，吃的是混了砂石的一小碗饭，黑黑的空心菜汤，两块小小的贝特脯，肚子饿得好难受。他为了找外快，偷出去监狱外砍小树卖，被捉回来打，剃光头浸在池里。

　　同房的老难友铁伯，老婆在山里病死了，一个女儿寄托亲戚家，他同情坚是孤儿，女儿送的饭菜，总是叫他一起吃、一起喝咖啡。久而久之，认识了他女儿，就这样，1978年出狱的那天，坚租了所房子与铁伯的女儿简单结婚了。

　　四、情缘

　　坚从回忆中惊醒，他必须肯定“莲”是不是思念中的莲？她已成了家，有了孩子，不，孙子？他心不安也不敢太多期望，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他还是要追回旧梦的，他穿了衣服便往外走。

　　“爸，你去哪儿？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必，我要见一位老朋友。” 孩子看见老爸很兴奋的样子，也为他感到高兴。

　　“爸，你小心，慢点开车。”

　　坚驾着私家车来到赤道旅馆，停了车，问旅馆职员：“请问，山口洋来参加教师会议的老师，名叫耿秀莲住在哪号房？”

　　“您是？”

　　“我是她的老朋友，来看望她的。”

　　“她在210号房。”

　　坚心忐忑在跳，来到房前，按了门铃，门打开了。短头发，那双晶莹闪亮的眼睛，那浅朱唇皓齿的樱桃嘴，那亭亭玉立的身体，依然风韵犹存。对方却发愣地看着一个陌生男人，竟如此无礼地把她从头看到脚。

　　没好口气，“你是谁？找我有何贵干？” 坚从裤袋里掏出旧荷包在她眼前晃动，握住她的手说：“莲，你仔细看，我是谁？” 看到自己绣的荷包，天啊！是日思夜梦的坚？看，那曾靠过的肩膀！她忍不住“哇”地一声，投进坚的怀里哭了起来，就像在小伙子面前撒娇般抽泣，坚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温柔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们把门关起来，现在面对的不是初恋的一对小情人了，坚知道必须先收起内心那份爱。“莲，你现在慢慢地谈你的经历吧。” 他们坐在沙发上，莲倒了两杯水，千头万绪如何说起呢？她喝了口便徐徐道来。

　　“你走后不久，我看见我们屋子方向一片火红，我知道他们放火了，我想到爸妈和弟妹，便不顾一切往家跑。快到家的路上，我被那一群畜牲抓住带回他们的军营，逼我当了性俘虏。我一直想干脆吊颈死了，但是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我还想见你。半年后这群畜牲调走了，我才得到解放。我被送进山口洋集中营，然后在1976年和乡亲们一起被释放了。我坚持不结婚，希望总有一天 一定能回到你身边。

　　“1998年民主改革后，汉字解禁了！我当了老师。我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读书唱歌那个时代，回忆过去，心里总是不能平静！” 莲的眼前仿佛电影般上演着儿时两小无猜手拉着手风雨无阻一起上学，少年时代手牵手蹦蹦跳跳去唱歌，度过快乐幸福的童年，但是……。她的眼睛一片模糊，潮湿了，一滴滴眼泪流下脸颊。这情感也感染了坚，禁不住流下了点点泪水，两个孤儿的遭遇，多么悲惨，多么让人无法理解，平静的生活在一夜间上万人家破人亡，是痛苦？欢乐？悲欢交织，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两颗苦难的心凝结成一颗坚定的心结，坚掏出纸巾给莲擦了擦眼泪，把她搂在怀里，意味深长的说：“回家！我们永不分离。”

　　“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在风雨年代失去的爱，终于在夕阳之际奇迹般地再缔情缘。心忐忑在跳。

　　（完）

　　世界最小的岛Pulau simping

　　

　　

 

 

　　世界最小的岛新冰岛，PULAU SIMPING

　　我将向你介绍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区，那就是西加里曼丹。它位于加里曼丹岛西海岸，是处在地球东经一零三度赤道线上，有一座非常雄伟的赤道座碑，是西加坤甸的标志，“赤道线”是西加里曼丹的第一最，你可以在坤甸买到赤道标志的艺术品，非常精美。

　　第二最是什么呢？西加省离山口洋县五公里处，有座美丽的海岸，沿岸雄伟地坐着十二生肖雕像，沿途也少不了各种饮食品和衣物买卖，游客悠闲自在地观看、摄影。一块不显眼的木牌竖立在一座长桥边，原来这块木牌向旅客公布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实，那就是这座桥通往的彼岸，是一个已被国际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最小的岛，名叫新冰岛PULAU SIMPING，在宽两米，长五十米的桥弯弯曲曲通往新冰岛，岛上可眺望沿岸风景和大海，大小石头横在海岸上，圆形小岛是大块石头构成，宽处约十平方米，有几棵树，其中年龄约几百甚至可能上千年了。岛上有一个神庙，意味着这岛是孔教华人所发现的，岛附近有颗高达一米多的圆大石头，因为有大树遮荫，海风习习，眺望着蓝天大海，真是心旷神怡，思想放飞。山口洋有很多漂亮沙滩，让你流连忘返。

　　西加的第三之最卡江，是印尼最长的河流，这条河流起源于富都斯宝，简称富都，美丽宽大又清洁的河流弯弯曲曲，奔腾飞越在卡江流域，西加开发旅游区前途无限。

　　我爱祖国江山

　　赤道纪行

　　小林

　　一、 坤甸，教育培训中心

　　

 

　　坤甸年轻老师黄翠芳、薛惠芳               红衣的是坚持为华教事业奋斗的王坚丽老师

　　学校放长假，乘机释放自己，让思想放飞。我们飞往祖国最可爱的地方，在蓝天银海的上空自由飞翔，心花怒放，假想孙悟空三滚两跃转瞬间就到达思念的地方。飞机俯瞰在赤道线坤甸上空，翠绿的树林装饰了弯弯曲曲银色项链的卡江河，我的祖国，多么娇美！

　　坤甸市容几十年如一日，变化不大，除了增加几间高级超市，街道比往年更加热闹外，整齐的老屋记载着时代走过的脚印。

　　西加是中华文化的摇篮，1965 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全国华校被关闭，失业的老师无不深感失落痛心，可是他们化悲痛为力量，避过凶恶的窥探魔眼，偷偷摸摸地突破各种危险和困难，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承，坚强地持续他们的教育生涯，在华文冰冻时期竟培养出无数年轻的教育者，薪火相传，这些默默奉献的老师正如经受严冬后的寒梅，待到山花烂漫时，迎来了春天，她在丛中笑。印尼改革开放后，中华文化适逢春天的花朵，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中华文化经历了严冬的考验，百炼终于成钢，这些从风风雨雨的坎坷中走过来的老师们，应该被誉为英勇的文化教育战士！

　　1989年改革开放后，第三任总统瓦希特正式宣布各族人民平等相待，不再有种族歧视，随之华文三十多年禁锢后解禁了。全世界中文热达到了高峰，汉语跳进了学校的成绩评定项目，正规私立学校甚至有的国立学校，已把汉语当成必修课程。现在印尼各地缺乏汉语教师，雅加达各地纷纷来西加要求接应，教师的出炉真是供不应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教师的努力是举目共睹的。

　　我们还需感谢中国各大学院校、孔子学院等教育单位，对印尼华文特殊断承现象给予大力支持及帮助，全力以赴培养下一代，西加则不愧是培训教师的中心地。

　　6月20日，恰逢中国北京教授来坤，在IMANNUIL学校进行短期教师培训，从西加各地的老师都群聚在此，共一百七十多位西加华文教育者，八点钟正式开幕，中国教授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千里迢迢来到西加，进行四天的授课。可谓之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二、大院镇将建大桥，举世惊叹

　　

　　几十年沧桑，严守不变的万龙船           对面已秃的山头是大院长桥的始基

　　大院，是一个小岛，总人口约八百人，华人约有五百人，大院埠头住房都是华人店铺，卡江河流从大院埠头流过，卡江一带市镇九十五巴仙以上是祖籍梅县客家人，大院属有丰富的矿产，这里的森林都变成了棕榈园。

　　卡江所有市镇过去靠万龙船为交通运输工具，江上有人们洗澡的栏登或栏登住家。因为大院是小岛，与陆地不相连，所以来往车辆必须在大院对面停放，然后由小汽船引渡过江。

　　1984 年发生火灾，不知为何四面是火，把整个大院埠头全烧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久大院新的高楼又重建了，反而建得更美。后面房屋一般比较简陋，上百年的老屋无言叙述上代人的艰辛。

　　卡江河流照旧畅流无阻，河面上漂浮着零零落落的几间栏登屋与几艘万龙船，还能标记着卡江河的特色。

　　大院小岛尾巴的一段，印尼政府计划于2011年签订一项由中国承建的大院大桥规划，第一段建基始于大院镇对面山头，跨越大院岛长达280米，第二段再从大院镇跨比亚沙克村(piasak)，长达1140米，全长共1420米，高离卡江泛滥最高水位13米，耗资6000亿盾，是印尼最长的大桥，由中国工程设计和建造，如果建成那是印尼人民值得惊叹！

　　

　　被烧后，二楼房代替古老铁木老屋                            学校旧址已完全改变了面貌

　　

　　

　　

　　三、 上侯铁桥，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的上侯铁桥                                                          年轻老师秦露露在上课

　　上侯县是沿卡江而上的一座古城，比大院大约三倍，上侯的特色是一座荷兰时代建造的上百年历史的吊桥，现已从新修建，漂亮壮观，值得观赏。

　　近几年来政府对棕榈树的开发得到重视，树胶价钱好，内地人民尤其是达雅族人生活越来越美好，人民购买力也越来越阔，经济回升快，真是大喜事。

　　上侯市华文教育也日益受重视，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好中文，能获得更好的前途。丘婉翠、陈晃波、周淑杏这几位老师于2005 年已先为华文教育打下了基础，接着，义和公会到山口洋百富院请来秦露露年轻老师，她一手承担了四个班，有幼儿班、小孩班和成年班，共八十多位学生，秦露露老师教学灵活，都有显著的成绩，义和公会冯水祥主席说，上侯乡亲们坚持公众事业，希望旅椰同乡们也能携手共创未来，让孩子们能更多得到应有的教育。

　　

 

　　上侯的佛教堂和回教堂和谐共处                           义和公会负责人和教师合影

　　

　　四、昔加罗，坚持文化传承

　　

　　47 年前的昔加罗中华小学                                        昔日昔加罗台湾公学

　　昔加罗是从上侯县再沿卡江河上两小时路程，昔加罗虽然没上侯大，但经济购买力也因棕榈树和树胶日益发展而生活也不错。

　　为了家乡年轻的下一代，彭正德老师立意创建中文补习班，在业余时间坚持发展中华文化，还邀请山口洋男教师张友敏继续昔加罗补习班的工作，并特请来了黄保立和黄少帆两位男教师到双沟越教课，他们为了传承中华文化教育事业，不弃艰辛跋涉来到遥远的山区，乘汽船还要费一小时半才到达目的地双沟月，老师们的服务精神真是可嘉可佩！

　　

　　值得一提的是，在双沟月有一个竖立着代表华族、马来族、达雅族团结一致友好相处的三种图腾雕像碑，巍然而立，象征着祖国统一，建国五项原则坚不可破，印尼各族人民如途同归和谐共处。

　　

　　双沟月黄保立、黄正德、黄少帆老师       昔加罗别有风味的水上餐馆，后面是旅馆

　　

　　四、 日本沟，苦难的记忆

　　

 

 

 

　　日本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2011年6月我和冬龙来到日本沟，冬龙说过去是泥泞小路，现在还好已有一条柏油小路，经过马都拉族小村庄，约二十分钟，由租载摩托车驶进了一个华人式简陋村庄，这村庄是草铺泥，不是全泥状的，淌流的小河是红色的水，以供村民洗衣做饭。这里的泥土不适合种稻，只能种凤梨、番薯、芋头，男人女人都到外打工，换些米饭吃，村里有唯一的小瓦弄，村里人无所事事就群集在这儿。

　　我们来日本沟的目的是受慈善家的委托而来，因为日本沟是过去出名的反华热点残留，国际人士、凤凰电视台都曾来拜访这穷乡村，都已经知道这里是1967年排华事件幸存的受害者，四五十家上百人集中在此大山中，让微弱的生命自生自灭，生灵涂炭。现在大多数都已搬出村庄，只剩下十多家人，因在外无亲人被迫还坚持着。

　　我们小心地走过随意埔在泥泞土地上的圆小木，由位小伙子带领我们绕到店铺后面零零星星的几间屋子，来到小伙子奶奶家，这位老人名叫黄琪妹，现龄九十六岁，育有两男两女。家里没有人，大概是工作去了吧，她是1967年排华事件见证者，从孟加影惶惶乱乱又追又杀时逃出来，一家人被载到胶厂再载到日本沟，这才踏踏实实安了家。经过不堪回首的悲苦岁月，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今天还躺在破烂不堪的家。孩子孙子做工维持生活，老人家已不能走动，没人照料她，正生病一直呻吟，哪里找医生？即使有医生，没钱也只好等死，他们已习惯了自生自灭的生活，听天由命运的安排。当交给他慈善人支助的钱时，她不断地说：“谢谢你们好心人，还想到我。”

　　另一位老人是曾奎莲 80 岁，耳朵已不大灵，她也是孟加影人，一家逃难来到此。还有几位老人，但是因为资助金太少，只能发三位。本来这次也想资助日本沟穷困孩子读书，以及发奖学金，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望贵人相助。

　　一位84岁老人谢贵华，孟加影巴炎人，叙述1967年他带着一家十一口人逃到孟加影集中，在孟加影学校两个月后，被逼迁至福律共三千多人，每天不少人死去，难民们又被载到日本沟，当时脚踏上去尽是沼泽水，他们在沼泽地带砍下茂密的树林，挖泥填土，盖起三座长形的大房，一个房住进十几家人，晚上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蚊子开尽了吸血的大宴会。最初每天每位难民分得一小杯米参粟，不久断了粮食，熬不过肚子的革命，把仅有的衣物什么向当地印尼人换米或蜀黍吃，砍树打柴采树叶卖，以维持不是人的生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孩子卖的卖了，希望他能过较好日子，也减轻一点家庭负担，女孩子就卖到台湾，运气好记得父母便寄些钱来接济。大家庭的屋子都住得倒塌了，一家家搬出去盖房子住，有的孩子为了帮家庭维持生活，只得工作没读书，有的到印尼公学读书，因为生活维持不下只好辍学。

　　1967 年为什么造成驱赶华人事件？苏哈多政府为了把华族和达雅族两个乳水相连的友好民族关系分割开来，便制造种族事件，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达雅人仇恨华人，追赶和杀害华人，达到分裂各民族人民的目的，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被杀害余生的华人被集中到孟加影，再从孟加影载到福律、山口洋、邦戛等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污秽、传染、病死、饿死的大人小孩不计其数，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死去，罪恶滔天，罄竹难书。逃过死难的便被载到日本沟，坤甸加利曼斯村、卢皖村等。

　　边区人民避过死亡线，有的家破人亡，钱财一空，还好保住了生命，赤手空拳从无做起，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有的也因时而转运，交了好运，赚了些钱。但还留在日本沟的十多家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看来孩子们第二代乃至第三代还是前途渺茫，究竟谁能拯救他们？如何让他们掌握好自己的命运？这还是个谜，这谜怎么解？还待来年哪。

　　

　　六、卢皖村，创伤的记忆犹新

　　

　　卢湾村某巷景象                                      一对金子一百二十盾

　　

　　卢皖村也是离山口洋郊外十多公里处，1967年华人受政治波动，烧杀抢余波后被集中在此直到现在，幸运的是这里不像日本沟这么难于生存的赤贫乡，住家比较像样，上百人的村里虽穷还充满欢笑和活气。我随意拜访刚好坐着做金子的居民，刘木原现年69岁，一个女孩十多岁辍学了，妻子跟人洗衣服赚些零用费，他的工作是卖冰水。郑正合60岁，五个孩子，还在政府学校读书，初中报名费五十万，高中一百万，跟人安装卫视台，安装固定位置的卫视台七万五千盾，能转动的卫视台十二万五千盾，朋友两人分半，没跟人安装卫视就帮着做金子。一对拜神的金子一百二十盾,-一天能做二十对，一天的收获两千四百盾，他说可喝一杯咖啡。郑正合的妻子跟飞机局煮饭，一个月八十万盾，孩子读书，还勉强过得去。村里女人手利落做得快，一天能做40对，可得四千八百盾。

　　刘木原回忆过去，他们住在万诸介，约一百多户，父亲刘贵合95岁梅县焦领人，是从唐山过来的华侨，世辈种稻割胶为生，老老实实过活。九卅事件爆发，不知为何突然发生烧杀抢事件，大队军人走在前头向我们住家扫射，扫后达雅人举刀杀，走得快的藏起来了，走得慢的被杀。有一个名叫郑继兰的老妇人，她抱着一个孙子和牵一个孙子，藏在草丛中，被兵发现，用机关枪扫，孙子和她一个子弹，另一个孙子也中弹死了。

　　在万诸介另一个小镇，华人村人被集中在桥上，两头的达雅人拿着刀守着，每过一人就砍一个，一个名叫余古端的华人，被砍到颈上血直流，他假死，顺势跳进河里，飘到较远方藏了起来，他把颈上的伤口用衣布条包扎，然后再追已走远的人群，最后追赶上他的老婆孩子。在孟加影集中后被载到山口洋难民房。

　　有个坏蛋做兵的特务，他是我村华人居民大肚志的儿子阿烈，到处带兵抓人勒索人打人杀人，他带兵去强奸没丈夫的女人及未结婚的少女，所以当时女人怕被强奸，随便找个夫家草率结婚，大家恨死他。有一天，他有事来到监狱，大家知道他坏事做尽，在监狱众人围攻他，他跳墙逃跑，不然被众人打死。

　　万诸介100多个华人被杀，就在危机四伏之际，兵扫射烧杀抢的情况下，还有出现好心的达雅人，他们完全出自一颗善良的心，两族人民长期友好关系，使他们不愿对华人下手，他们冒着性命危险把大部分华人村民安全转移出去，送到孟加影，他这位好的达雅人回去乡村后，被本村人打得要死，眼睛被打瞎了一只，他们诬告他同情华人，应该与华人同罪。

　　万诸介全村未被杀害的被命令集中，把成年男人刘木原等四十位押解到山口洋大监狱，他们在狱中已经先讲好，被投进监狱的40人无论受电刑、毒打，都必须坚持住，就是打到死都只被捕的40人，决不加害他人。他们40人就这样承受最严刑的毒打都没有背叛，没有人再被抓进来。余原胜等被捉进tarakan监狱，半年后投进pasilan监狱。

　　在难民所每天都有死人，饿死病死已是平常之事，大家都已麻木不仁，失去活的意义。刘木原父亲在逃出来的时候不能走路，由孩子们背到山口洋友联树胶厂难民集中营，经受一年折磨后去世。

　　马云不少华人村人被杀，尤其是马拉帝村人，每晚几家人被警官和达雅人欺骗，说带他们去安全地点藏，到郊外僻静地方便进行大屠杀，当阴谋暴露后，为了饱取华人的金钱财产，临晨五点他带来达雅人包围马拉帝村，放火乘乱大屠杀便开始了，无罪全村华人惨死于刀下。

　　在卢皖村我还和一位马云妇女谈谈，刘玉兰胆战心惊地叙述，当时她才20岁母亲朱妙英60岁，全村人被叫去达雅山地背蜀黍，大家无法违抗只好来到蜀黍园，达雅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蜀黍山，然后一声呼啸杀了过来，大家看到情形不对马上逃，母亲和两个弟妹在蜀黍山被杀，两个舅舅全家在bantainung被杀死，被兵打死、达雅人杀死约两百多人，后来有好心的达雅人带他们幸存者逃出孟加影。

　　有一个乡村的华人，全村被达雅人包围在一个场地，达雅人在他们周围起火堆，围着被困者跳舞喊叫，就在大屠杀即将开始之际，来了另一批本村达雅人，他们下令外来达雅人离开，因为这是这群达雅人的范围内，他们说要杀是他们本村人的权利，凶悍的达雅人便立刻离开，原来他们是这村华人的朋友，友好的达雅人叫他们快点出去，不然生命难保。感谢好心达雅朋友救了华人一命，他们赶快逃出孟加影镇。

　　刘玉兰说，他们是受挑拨，往后的达雅人后悔屠杀华人，因为他们把华人赶出去了，交易市场消失了，没有物质交换的场所，生活越来越困难。两个民族都因受到挑拨而内心怀恨，现在已经很清楚，谁是祸根，因此两族人民应该释冰解冻，和谐共处。

　　七、孟加影，第一所汉语补习学校

　　

　　美丽的孟加影山城

　　

　　坚持不懈的孟加影华文校长刘金碧老师

　　孟加影是西加最北部城市之一，从山口洋北上路途达70多公里，行程一个半小时，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最弯的转弯角度20度的转弯有8次之多，沿途转弯抹角上上下下，不愧是一座非常险要的军事关卡。

　　全县人口三十多万，孟加影市区九卅前人口更密，1967 年后，华族受到排华反华的种族隔离，从华莪孟加影集中山口洋、邦戛、坤甸。1998 年苏哈多倒台了，民主改革后，华人开始又回老家孟加影做生意，现在人口约一万多。

　　2004 年印尼第一间华校由当地政府自愿呈交回来，当时学校破旧不堪，刘金碧老师为了华人子弟，弃商从教。他跟太太说，教书不能赚很多钱，但意义重大。他太太支持他，于是从道房搬回孟加影，把过去华校争取回来后，他开始从事补习中文的艰辛教育工作，特别可喜的是华文补习班由各种族组成，尤其是达雅族孩子也来学习中文，在这里各族人民团结一家，和谐共处，华人也不再对痛苦的事件耿耿于怀，一切安宁平静，让人不相信在这里曾发生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

　　刘金碧坚定不移地在简陋的学校传播中华文化，上天不负苦心人，感动了孟加影出身的印尼有数的大商家彭云鹏，因为彭云鹏是孟加影人，小学时代也曾坐在此教室一角，在他们的大力支助下，华文补习班顺利地发展起来。现在刘金碧是孟加影华文补习学校校长，补习班由幼儿班到第八册，另外还有成年班，学生共两百多人。

　　2011年6 月29日在孟加影召开全山口洋的学习研读会，也进行演讲比赛，各族孩子参加，西加坤甸协调机构副主席陈惠珍也应邀参加，学术会开得很顺利、成功，天也作美不下雨，最后在热烈喜悦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可惜我在学术会结束后才赶到的，没能把学校的热烈情景照下来。

　　

　　

　　八、世界最小的岛Pulau simping

　　

　　

 

 

　　世界最小的岛新冰岛，PULAU SIMPING

　　离山口洋县五公里处，有座美丽的海岸，沿岸雄伟地坐着十二生肖雕像，沿途也少不了各种饮食品和衣物买卖，游客悠闲自在地观看、摄影。一块木牌竖立在一座长桥边，原来这块木牌向旅客公布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座桥通往的彼岸，是一个已被国际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最小的岛，名叫新冰岛PULAU SIMPING，在宽两米，长五十米的桥弯弯曲曲通往新冰岛，岛上可眺望沿岸风景和大海，大小石头横在海岸上，圆形小岛是大块石头构成，宽处约十平方米，有几棵树，其中年龄约几百甚至可能上千年了。岛上有一个神庙，意味着这岛是孔教华人所发现的，岛附近有颗高达一米多的圆大石头，因为有大树遮荫，海风习习，眺望着蓝天大海，真是心旷神怡，思想放飞。山口洋有很多漂亮沙滩，让你流连忘返。我爱我的祖国，山河多么娇美！

　　

 

　　山河多么娇美！

　　七、孟加影华人古山城

　　

　　

　　美丽的孟加影山城

　　孟加影是西加最北部城市之一，从山口洋北上路途达70多公里，行程一个半小时，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最弯的转弯角度20度的转弯有8次之多，沿途转弯抹角上上下下，不愧是一座非常险要的军事要道。

　　全县人口三十多万，孟加影市区九卅前人口更密，1967 年后，华族受到排华反华的种族隔离，从华莪孟加影集中山口洋、邦戛、坤甸。1998 年苏哈多倒台了，民主改革后，华人开始又回老家孟加影做生意，现在孟加影各族人口约一万多，华族也只十几家罢了。

　　1770年前，华人最初在这里开采金矿，开辟处女地种植胡椒树胶等，鹿邑、大港、三条沟等是和顺14公司金矿的开采地，这里有过华人热爱的村社组织，直到1850年孟加影山口洋华人在邦戛展开抗荷象嘴之战，结果在军力悬殊的情况下，500华工坚持到最后直至牺牲，华人村社社会最后被荷兰人摧毁，因此这里有华人矿工流血流汗的历史。

　　1945 年彭娘保等二十多位孟加映青年，为了反对荷兰乘日本投降后再回来接管和统治印尼，彭娘宝等爱国志士扣押荷兰官员及爪牙，由彭娘保驾驶汽车去华莪接抗荷华人青年下来孟加影进行斗争之际，被荷印政府军埋伏而被枪杀，全体遇难。因此这里是印尼西加爱国志士洒鲜血的地方。1967 年，苏哈多反共排华时期，孟加影、华莪也有过反抗苏哈多游击队的历史事件。

　　2004 年孟加影学校是印尼第一间当地政府自愿呈交回来的学校，刘金碧老师为了华人子弟，弃商从教。他跟太太说，教书不能赚很多钱，但意义重大。他太太是达雅族也很支持他，于是从道房搬回孟加影，当时学校破旧不堪，他把华校争取回来后，开始从事补习中文的艰辛教育工作，特别可喜的是华文补习班由各种族组成，尤其是达雅族孩子也来学习中文，在这里各族人民团结一家，和谐共处，华人也不再对1967 年痛苦流血的种族事件耿耿于怀，一切安宁平静，让人不能置信，在这里竟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刘金碧坚定不移地在简陋的学校传播中华文化，上天不负苦心人，感动了孟加影出身的印尼有数的大商家彭云鹏，因为彭云鹏是孟加影人，小学时代也曾坐在此教室一角，在他们的大力支助下，华文补习班顺利地发展起来。现在刘金碧是孟加影华文补习学校校长，补习班由幼儿班到第八册，另外还有成年班，学生共两百多人。

　　2011年6 月29日在孟加影召开全山口洋的学习研读会，也进行演讲比赛，各族孩子参加，西加坤甸协调机构副主席陈惠珍也应邀参加，学术会开得很顺利、成功，天也作美不下雨，最后在热烈喜悦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可惜我在学术会结束后才赶到的，没能把学校的热烈情景照下来。

　　

　　

　　

　　八、世界最小的岛Pulau simping

　　

　　

 

 

　　世界最小的岛新冰岛，PULAU SIMPING

　　离山口洋五公里处，有座美丽的海岸，沿岸雄伟地坐着十二生肖雕像，沿途也少不了各种饮食品和衣物买卖，游客悠闲自在地观看、摄影。一块不显眼的木牌竖立在一座长桥边，原来这块木牌向旅客公布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实，那就是这座桥通往的彼岸，是一个已被国际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最小的岛，名叫新冰岛PULAU SIMPING，在宽两米，长五十米的桥弯弯曲曲通往新冰岛，岛上可眺望沿岸风景和大海，大小石头横在海岸上，圆形小岛是大块石头构成，宽处约十平方米，有几棵老树，年龄约几百至上千年了。岛上有一个神庙，意味着这岛是孔教华人所发现的，岛附近有颗高达一米多的圆大石头，因为有大树遮荫，海风习习，海水有节奏的拍打水里的石头，眺望着蓝天大海，真是心旷神怡，思想放飞。

　　

　　

　　九、卡江之家

　　

　　

　　几十年沧桑，严守不变的万龙船           对面已秃的山头是大院长桥的始基

　　现在一条新路可从坤甸直经大院新路直接去沙捞越边境，只需五小时，两小时的行程就到大院小镇了。我们来到大院，它是一个狭小的小岛，总人口约八百人，华人约有五百人，大院岛上靠河边的住房都是华人店铺，后面的屋子是木房，住着比较穷苦的客家人，他们以种菜、养猪、打金、卖糕点等为生，卡江河流从大院埠头流过，卡江一带市镇九十五巴仙以上是祖籍梅县客家人，大院岛的对面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这里的森林都变成了棕榈园。

　　卡江所有市镇过去靠万龙船为交通运输工具，江上有人们洗澡的栏登或栏登住家。因为大院是小岛，与陆地不相连，所以来往车辆必须在大院对面停放，然后由小汽船引渡过江。

　　阿芬小时候住在大院，她说，1967 年，山口洋边界排华事件发生的同时，卡江一些城镇也发生集中华人事件，政府下令大院、梭梭等地的华人集中到上侯，这一带的华人被迫拖儿带女全部集中到上侯，上侯每家都被分配到几家难民住户，在苦难的时候，大家都因是华人，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几个月后才被允许回各自的家，他们与山口洋边界一带不同的是卡江排华事件不会遭到大规模屠杀，只是逼迁而已，还不致以遭家破人亡的悲惨地步。

　　芬说，1984 年发生火灾，不知为何四面是火，把整个大院埠头全烧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久大院新的高楼又重建了，反而建得更美。

　　卡江河流日夜畅流无阻，河面上漂浮着零零落落的几间栏登屋与几艘万龙船，还能标记着卡江河的特色。

　　大院小岛尾巴的一段，印尼政府计划于2011年签订一项由中国承建的大院大桥规划，第一段建基始于大院镇对面山头，跨越大院岛长达280米，第二段再从大院镇跨比亚沙克村(piasak)，长达1140米，全长共1420米，高离卡江泛滥最高水位13米，耗资6000亿盾，是印尼最长的大桥，由中国工程设计和建造，现在已经开始建造了，预计明年可2014年完成。

　　

　　

　　

　　上侯铁桥，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的上侯铁桥                                                 上侯的佛教堂和回教堂和谐共处

　　从大院再经2小时到达上侯市镇，它是沿卡江而上的一座卡江古城，比大院大约三倍，上侯的特色是一座荷兰时代建造的上百年历史的吊桥，现已从新修建新的桥跨越卡江，漂亮壮观，值得观赏。

　　这里的市镇都是华人坐镇，开各种生意买卖，近几年来政府对棕榈树的开发得到重视，树胶价钱好，内地人民尤其是达雅族人生活越来越美好，经济回升快，人民购买力也越来越阔，所以一般华人生活比较好。

　　上侯市华文教育也日益受重视，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好中文，能获得更好的前途。丘婉翠、陈晃波、周淑杏这几位老师于2005 年已先为华文教育打下了基础，接着，义和公会到山口洋百富院请来秦露露年轻老师，她一手承担了四个班，有幼儿班、小孩班和成年班，共八十多位学生，秦露露老师教学灵活，都有显著的成绩，义和公会冯水祥主席说，上侯乡亲们坚持公众事业，希望旅椰同乡们也能携手共创未来，让孩子们能更多得到应有的教育。

　　上侯市的印尼族群与华族能友好相处，回教与佛教塘相依为邻，和睦共处。值得一提的是在离上侯不远的市镇双沟月，也有一个竖立着代表华族、马来族、达雅族团结一致友好相处的三种图腾雕像碑，巍然而立，象征着祖国统一，建国五项原则坚不可破，印尼各族人民如途同归和谐共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历史长河无论谁驾叉多久，即使篡改了历史，但终有一天会恢复历史原来面目。九卅事件已过四十五周年，那是惊天动地的一天，整个印度尼西亚仅几个小时就完全 改颜换貌，变天了，阴霾密布狂风暴雨海啸般向每个人袭来。草菅人命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印尼时期那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忧心忡忡互 相询问，以后就传说印共政变不遂已被镇压，还传言说苏加诺总统有牵涉九卅事变等纷纭，接下来就有当时印尼华人所经历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空前大暴乱。

　　苏哈多顺水推舟，然后来个火烧连环船赶尽杀绝，让对手全军覆没，他当了渔翁尽收渔利。好厉害的幕后杀手，他不愧是操纵一场娃佯人戏(WAYANG)的胜利 者，更以他最重要最出色的一环角色，那就是成功地上演了‘鳄鱼洞’借刀杀人的戏剧，狂暴激起印尼极端分子的怒发冲冠。在苏哈多军人发动带领下，印尼发生了 比杀人不眨眼的日本法西斯更可怕的政治大扫荡。

　　“连根铲除印共！”这一声令下已是不可收拾，蠢蠢欲动的反共反华分子，等不及这句话的下达已经向可怜的印尼人民、华人，作出引为自豪的烧杀抢奸来向新秩序 伟大新首领报功。他洋洋得意跨上了拯救印尼国家有功，胜利地被奉为国家之首的平台。为了使他能得到全印尼人民的“支持”和从法律上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便机 智地找到一个“换狸猫”的策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苏加诺总统被夹持下签订的“三月十一号命令书”换为名副其实的操纵令旗，把整个军权掌握在手，顺利地登上 宝座，把被换的狸猫宝令当作发号施令第一把手的有力盾牌。

　　每年的九月三十日，我们还可以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娃佯的主谋所编制的认为天衣无缝的九卅事件的影片，通过这影片来教育印尼人民，向印尼人民宣传鳄鱼洞妇女 会的淫奸和对将军们的挖眼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编造和叙述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强烈煽动性的故事，以此种不符事实的政治教育来疑惑印尼人民。篡改学生课 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写下了苏哈多“英雄护国”的一页，刻下了印共欲夺取政权被人臭骂的篇章。

　　“护国英雄”以鳄鱼洞同样的手段成功地制造了西加种族事件，当时军人捉了几位达雅族村长把他们杀了，挖眼割断荫胫然后吊到树上，便向达雅人宣传说这是华人 干的，你们要向他们报复，接下来便发生了发红碗和抄杀华人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西加华人两万多人死在刀枪下，几万人被集中在难民所，他们流离失所失去亲 人家园财产。从这里可以证明“护国英雄”借刀杀人这角色做得特别成功。

　　1998年5 月13日，暴乱政治黑手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再次向华人挑起反华排华的残暴行动，接着是大学生们举起民主改革的斗争旗帜，与印尼社会人士联手进行翻天覆地 的政治斗争。三十一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一代天骄，完全意想不到那样不体面地被学生和人民群众拉下了台，众叛亲离。

　　人民经过一场浩劫，历尽风云，终于擦亮了眼睛，究竟是谁做贼喊捉贼？又是谁高喊维护祖国完整保护苏加诺总统，却软禁折磨真正卫国尽忠的建国英雄致死？谁把 我们富饶美丽的江山出卖给外国？印尼人民如何失去巴布瓦的金山和广阔的森林？谁肥了肚肠？苏哈多至死还说没贪污，“satu pesepun tidak!”多么清廉公正！大家不用找历史作证，眼见为实！

　　苏哈多作恶太多了，让印尼人民和华人遭受了半世纪的苦难。死在他屠刀下的三百万人民已不再讲话伸冤，三十多年的统治使印尼倒退了几十年。怕华人受中国共产 党的影响而限制华人的各种活动，包括参政、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比秦始皇焚书坑孺更为残酷的手段对待印尼华人。制造种族歧视，把华人拒之于印尼门户 之外，不承认华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把印尼民族分成原著民与非原著民，非原著民不得享有原著民的特有权利，这是一项非常不平等的制造民族分裂政策，尤其 是华人的一切文化传统必须从印尼消灭，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姓名等。我们受到歧视、侮辱，在“护国英雄”统治下，印尼华人生活在冰冻禁锢时代，让子孙 万代承受耻辱痛苦。我们深深感受到华族的失却感，失去多元文化发展之感、失去民族和谐的安全感、失去作为印尼民族的公民权感、失去各民族平起平坐平等之 感。虽然现在我们在瓦希特总统力争华族与印尼人民各族平等之努力下，已获得不少恢复和平反，但是，我们华族还应该居安思危，印尼在苏哈多统治几十年的错宗 乱法颠倒是非的教育下，已种下了匪浅的毒素，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和印尼各族人民携手重建真善美！

　　历史回顾是为过去种种的歪曲事实还回历史真正舞台，讨回公道，给印尼现今当权者惩前毖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如今我们能享受民主自由开放的新 篇章，应该感谢继任国家领导人接瓦希特总统之后，给印尼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幸福，让我们多元化民族更加团结在国家领导人苏西罗总统之下，弃异求同，殊途同 归，开拓崭新崛起民主开放的新印尼，把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建设得更加雄伟富强！

　　

　　

　　胡姬花

　　和平

　　有花之时须折花，莫待无花空折枝。

　　2010年，暖暖的六月，当我和同行老友，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过恩德贡西加北加分界岭，心潮澎湃急切地盼望能尽快见到我们未曾谋面的老友。可能人们会奇怪，你们未曾谋面怎么是老友了？是的，世界上就有同一战线上的朋友友情最亲切，虽未谋面，但情谊是凝聚的，那不是一般友情，是在生死斗争中凝结的友谊情结。

　　十小时的奔波，我们来到古晋，电话打不通，我们只能盼着来联系我们的人。大巴车在车站上停了下来，泽珠姐第一个拿着写着我名字的纸张，恰恰跟我擦身而过，因为她没高举起纸张所以我也没注意，她问站在大巴车旁的朋友，才知是来接我们的，我们这才上了文诗兄的轿车，这位乐观的老友啊已经在车上亲切地迎接我们，准备载我们回家咯。

　　美哉，古晋城！我们来到了战斗古城，砂拉越应该是我们西加的亲兄弟，我们不是同一个母亲婆罗州(Burnio)同胎胞兄弟吗？是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把我们分隔开了。泽珠姐文诗兄还特地带我们到刘善邦金矿湖，来到刘善邦矿工起义的旧址一柱旗杆，砂拉越人民为敬奉英勇的刘善邦而修建了神庙，华工们的英勇事迹永远被人们铭记在心中。

　　刘善邦是从我们西加迁徙到砂拉越的，西加矿工也曾与荷兰殖民主义者战斗过，在荷兰殖民主义者高压下，刘善邦一伙儿放弃了鹿邑和顺公司淘金的生涯，越境来到砂拉越，找寻安宁的生活，但天下乌鸦一般黑，又碰上了英殖民主义统治者的欺压，被逼拿起武器再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砂拉越首都古晋，但是他们放弃了胜利果实“统治权”却招来杀身之祸，起义军在茅山招袭击全军覆没。统治者格杀勿论，刘善邦一伙的家属在巴乌山被军统放火把他们烧死烟死在山洞中，这就是砂拉越人民斗争的历史见证。

　　我们从古晋来到诗巫，又是一位不曾谋面的余诗东老友来接我们，雨下得特别大，他撑把雨伞走过来，我们问他您要接谁？他说明目的后，我们热烈地握手，真是寻来不费工夫。

　　我们去诗巫友谊协会会馆并参观了纪念馆，当我跨进去看到张贴在大树上无数牺牲的老友的相片时，我非常激动，这么多英雄豪杰，为祖国的民主自由奉献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我默默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我想从几百位烈士中找寻我熟悉的战友，但是我没找到。

　　无私的奉献，我相信只有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革命者，才能做到最崇高的境界，为全人类的民主和平而捐躯奉心！在纪念馆的玻璃橱里，整齐放着盘盘碗碗水壶等的军用纪念品，它透视了战友们几十年前呕心沥血的艰辛奋斗！

　　晚上我们开座谈会，老友们交换意见、谈谈心，多么亲切。我意想不到地见到了幸存的老战友陈山，火焰山邻居老大姐王美銮和莉云大姐，还有很多为美好的理想而走到同一道路的老友，回忆过去太美了吧！我们的经历是他人无法享受的，那种甜酸苦辣打翻了五味品都有。只要参加过轰轰烈烈事业的人，不管早期后期如何经历，都应该好好保存这美好的记忆！

　　最后是余清禄老友载我们到民都鲁，奔驰在山坡，路旁开满了胡姬花，虽是野花，但点缀了满山遍野，让人深深地被胡姬花所陶醉，余清禄说：“你看，漫山遍野的胡姬花在迎接你呢！我也带了一束胡姬花送给你。”真的太美了，谢谢余清禄！他幽默情趣地说：“有花之时须折花，莫待无花空折枝。”是的，当我们有年之际应该多结世交，广交世友，友谊是无价之宝，莫待花谢了，都离开了人间，才后悔失去的友谊，那就太迟了。

　　晚上被老友们请到圆桌旁坐下共进晚餐，我不知道我周围的老友是谁，我请问我右旁的老友贵姓大名，他微笑着说：“洪楚庭。”我马上站起来与他握手，原来是慕名已久的前指战员洪司令，我们能相见真是有幸，我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砂拉越斗争资料。我又在寻找一位经常和我联系的老友，因为我的书是通过未曾谋面的余清禄，然后由他们组织一个编委，主编就是友爱，《西加风云》是由未谋面的老友们同心协力帮忙出版的。我急想知道这位主编，便问我左侧的女友：“请问，友爱有来吗？”原来她是余清禄的爱人，友爱就坐在她身旁。我们非常庆幸，能见到很多前砂拉越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高手，他们以高度的友爱精神帮助我，还付出代价出版历史见证书籍“西加风云”，谢谢砂拉越老友！

　　2011年春节年初二，砂拉越三十多位老友来雅加达旅行，洪楚庭、余清禄因事故不成行，由郭炳河、刘华荣带队来，我们到山顶等地玩，老友们在车上唱歌、讲过去记忆里的历史故事，真是往事不如烟，越讲越精彩呀！

　　初五的晚上，为了欢迎砂拉越老友来雅加达，我们在渔村酒家开了个春节联欢晚会，雅加达的老友很多都来参加了，砂拉越老友献了几个节目，刘爱莲精彩的“功夫舞”；李瑞金美妙旋律笛子独奏“四季歌”和口琴独奏“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还跳了一条舞蹈；刘华荣、詹雪娇夫妇俩情意绵绵地表演马来情歌；我和友爱合唱“哎哟妈妈”和“哈罗哈罗，万隆！”雅加达老友文辉也兴致勃勃地跳上台与我们合唱。印尼老友也唱了几首歌，最后砂友和印尼老友齐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同一首歌’，两国老友互相握手祝贺新年和春节，最后团团圆圆照了张全家福。在激情中依依不舍地互相道别，互道保重！我们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友谊的种子永远在我们心中开放。

　　我非常想念路边开放的胡姬花，我要求砂拉越清禄友把胡姬花的照片寄给我安插在本文中，若有机会我还想再欣赏胡姬花友谊之花，但愿友谊之花开放得更加娇美、艳丽！

　　

　　一、《苏干纪游》

　　金黄色的朝阳，好似天边镶上红宝石，在温柔的阳光映照下，江河两岸像涂了金，发光；抹了银，发亮。凉爽的风迎面吹拂而过，风里飘散着船头水花迸飞的小水珠儿。沿岸翠绿的树上，点缀着红艳艳的花，红色的花瓣像直升机上的风扇旋转直下；又好像红色的雪花随风飘落。好美！好美！是摇钱树（油子树）开的红花，漫山遍野的油子花，向我们招手，欢迎远方的旅客。你可以伸手向飘落的红雪花握手问好，飘在你头上、亲在你脸上，仿佛身处仙境，让你意外惊喜地感到来到世外桃源，闻着榴莲花香让人垂涎；眼眺这美丽景色让人陶醉。

　　苏干河两岸散撒着重重叠叠乌金光亮的大石小石，河道上因大石阻挡河水直冲而下，形成惊险的滩头。船只在勇敢和熟练的舵手（malem）行驶下，一个滩头接一个滩头，过大滩头时，乘客必须下船，船用绳子绑着，由船工和男搭客一起把船拉过激流礁石。休息时，乘客可以踩着石头滩上漫步，打开携带的食物与大自然共同享受美味的野餐。也可以凭肉眼，尽开眼福，观看小鱼在清澈见底的河水嬉戏，还说不定能在沙滩上捡到金粒呢！因为天旱季节，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民，整天浸在水里淘金，以淘金来维持生活。

　　到达苏干的小镇后，又想到穷乡僻壤的小乡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于是我们这一群满肚子好奇心的游客，欲想探探友族的生活，便脚不停蹄，在一位本地朋友作向导的安排下，换了小舢板，一条船只能坐三四个人，几条船便开始航行。这条苏干河是卡江支流，河床比较浅，不能开机器船，只能用古老的行驶方法，由一位达雅族人站在船尾作舵手，船头由一个人相助，仅用竹竿插入河中用力一撑，船才慢慢儿逆流艰苦的徐徐前行。

　　我们眼前呈现出西加最古老简朴的乡村，我们兄弟民族达雅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屋子像是凭空而起的栋楼，要上高达约两三米高的楼阁，就得爬那用槟榔树做成的梯子。

　　我们运气好，正赶上喜事，甘郎鼓声（gamlang），达雅族人民的一种乐器，丁丁当当的玄音非常优美，远居的达雅族人民将情不自禁的寻音来访，频频不断的音乐宛如山涧流水，在叙述着达雅族人民辛勤的工作，交织着与饥寒交迫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当转入激动欢腾的音乐时，人们就像着了魔舞了起来，大家暂时忘记烦恼而投入欢天喜地的欢乐气氛中。旅客们都被热情的双手拉进去与他们融成一体，挥动着双手，跳起Langkang 舞（达雅族舞蹈）。

　　用稻杆做的吸管插进瓮里，大约有十几个瓮吧，为了婚礼他们都事先准备酿酒。参加的男女都围坐在竹编地板上，我当然不错过好机会，学他们把嘴衔住吸管，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香甜而带苦味的“tuak”酒，喝了几口，就感到有点飘飘然地摇摇欲醉，我第一次喝醉了！

　　第二天，我们刚好又碰上了丧事，一队人马吹着忧伤的调子，扮成妖魔鬼怪的人走在前头，跳魔鬼接死者的舞蹈。我们站在路旁好奇地观看，出其不意地被他们用锅底黑灰加椰油涂抹在脸上，大家吓了一跳，看看对方都变成了黑怪物，不由得哈哈大笑。多有趣啊！原来是他们达雅族人民的习俗哩！

　　入乡随俗，我们也赤着脚，踏着羊肠小道，迎着花香露水，翻山越岭。当站在高山上，放眼眺望那远处山连着山，在广阔的蓝天绿野拥抱下的美丽景色，你胸膛的热血将会像汹涌的大海，澎湃的海浪，无限感概！会情不自禁地高声大喊，让祖国大地都能听到永不消逝的回音：“江山如此多娇，美丽的祖国啊！我爱你！”

　　眼前又出现一个别有风味的乡村。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群体生活的影子。一阵臭尸味传来，好几个男人没穿衣服，只用一块遮羞布遮住那座尊严地，他们爽快地抗着一只特意让它发肿了的山猪，兴致勃勃地走回家；仅围腰裙、大方地露出两颗乳房的妇女或少女，以及孩子们都跑出来，快乐地迎接他们的英雄。然后他们把擒获的野兽分给村里每一家，他们这里不懂得钱的使用，他们只知交换物品。

　　好运气，喜逢果子季节，坐在榴莲树下，任你挑选掉下来的最香甜、最好吃的；或采鲁姑果、龙眼等山果，很多果子都是在城里不曾见到、吃不到的，身在水果山中，肚子一定涨得不得了。

　　这是全印尼最长的河流卡江上游一个美丽自然景点《苏干》，这里的达雅族人民热情、纯朴，没有野心和勾心斗角，没有装模作样、奉承伪诈。美丽的大自然没有污染、空气新鲜；他们真诚友谊的双手，将给你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

　　载于《湖光山色画中情》书

　　第一届文学[金鹰奖]游记征文比赛入围于2003年3月

　　二、《钥匙》

　　一个宁静的夜晚，阴云密布，天即将下雨了。

　　宁静的夜却隐藏着忐忑不安的气氛。在某地的警局暂扣所，咯嚓一声开门声，惊醒了小牢房的郭老伯，他慢慢地挣开劳累的眼睛，不屑地看了一眼奸笑的脸。昨天在他家里的读书会被人出卖了，他们一家有五口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监狱。在路上已不断受到殴打，身体多处的创伤已使他疼痛不堪，现在看来又将再遭毒刑。

　　“支那狗，站起来，走，要给你颜色看了！”青衣士兵得意洋洋地抓着他白衬衫后领前推后拥，把郭老伯推到和大儿子阿生同一审问室，那里已坐着戴着斜帽一脸狰狞面目的几个青衣头头。时钟正指向七点。

　　“跪下！”一个青衣人想把郭老推倒在地上，但，已踏入古虚年七十有余的老伯，白发苍苍、白皙而端正的脸上斑斑血迹，显出不可一世的坚强气概，他傲然而立。一个刽子手用一尺多长的棍子用力打在郭老背上，他倒下了，再站立起来。

　　“你犯了什么罪，知道吗？”一个有衔头的青衣人拍着桌子问。郭老咬着牙，一声不响，一棍打在他屁股上。

　　“什么人去过你家学习、开会？”

　　“哪个乡村有你的学员？”

　　“说！经常去你家学习的同伴是哪些？你说了我给你很多钱。”

　　“你的书籍文物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秘密学习就是犯法吗？”

　　“你们是造反分子吗？”

　　审讯官露出獠牙血齿，好像就要把老人整个人儿吞了似的。

　　几个头头接二连三的逼口供，只见郭老安然自若，就像眼前根本没有人。一个审讯官把郭老的手抓了过来，用力一扭，左手手指折断了两个，他咬着牙一声不哼。

　　“你哑巴吗？看你说不说？”另一个审讯官又抓住他右手。“说不说！”还是沉默。咯嗒一声，右手手指又断了两个。青衣一不做二不休，甚至把老伯的双手干脆放在桌子上用枪柄捶打，好像砍肉圆，手指被锤碎了，此时只听得喊打声，棍子劈啪此起彼落打得过老伯摇摇欲坠。棍子打碎了，他叫人再换棍子，一个审讯官把郭老推倒在椅子上，然后用棍子插进郭老的胸膛，把郭老的好几支胸肋骨插断了，再提起硬皮鞋向那双腿踢下去，郭老晕倒在血泊中¼¼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已躺在小牢房里，刚好儿子阿生也拐着脚血迹淋淋的被推了进来。他也被青衣打得遍体鳞伤，他们这些野兽用抽着的烟烧他的脸烧得尽是火泡，挥动棍子把额角打破在淌血，背上流着血的伤口还被热热的灰从头上倒下，然后擦到他的胸前和背上，痛得他咬着牙顶住了。他就像他爸爸一样硬骨头，一声不响，完全不开口。

　　他亲眼看着爸爸被打得手折脚肿胸骨折，他感到心碎了。

　　回到狱房他抱着瘫痪了的爸爸说：“爸爸，你老人家被打成这个样子啊！真是禽兽不如的军人！。”“阿生，要沉住气，好好对付他们，要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也受伤了，喝你自己的尿可以治伤。”郭老非常镇定地说,“我们只要不伤害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是死也心安理得。爸爸不行了，你要好好保重啊！”

　　阿生忍着欲滴的眼泪，轻轻地抚摸着并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爸爸颤抖的身体。郭老叫阿生从他裤袋里取出一包沾满血迹的“包裹”，阿生机警地放进自己的裤袋里。

　　现在是一点了，他和爸爸一起躺着，五个小时的拷打，他知道躺下去一定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背上尽是灰好像蚂蚁在咬，他顾不上这些，关心地看看爸爸，好像他已闭上了眼睛入睡了，但又好像不对头，用手摸摸试一试他的鼻孔已经不再出气了，他省悟到爸爸已被折磨死了，他没有眼泪，胸中只有一团燃烧的怒火！

　　他索性就和爸爸的尸体一起躺到天亮，天亮了军警把僵硬的郭老拉出去装进麻袋，叫死老会的人处理，死老会的人说：我们华人死了要用棺材装，但青衣不肯，几个死老会的华人不得不草草地把郭老埋葬了。坟墓向着大海。

　　“疾风知劲草，乱世见忠诚。”阿生被打得遍体鳞伤以后释放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茫茫大海边，只见一束束雪白的鲜花，不知是谁已先在这儿插上的。

　　“爸爸啊，我们坚持中华文化是错了吗？难道我们永远被人践踏吗？人活着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默默地承受折磨至死，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不屈精神，深深地被人怀念，那些贪官污吏馨竹难书啊！”

　　阿生插上了三支香，还烧了一些纸钱给他爸爸，面对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无情的海涛，默默地喃喃自语：“爸爸，你知道吗，我们被捕的那天，你十岁的孙女被狗官强迫拉到椰林后路上，在光天白日下被强奸了，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爸爸，你说我该怎办呢？爸啊！”他向自己大腿重重地捶下去，突然，他觉得裤袋里有个硬硬的东西，噢！对了，是爸爸最后交给他的一个小包包，他慢慢地把这个沾满血迹的包裹打了开来，“钥匙！”他想起爸爸最后的一席话：“¼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附：这是根据真人真事而作的，作者再拜访生哥以后作了些修改。在此谨向不屈的老伯一家人致于崇高敬意！

　　(第二届印华文学《金鹰奖》微型小说比赛入围)

　　三、《饿》

　　若不曾尝过仙桃的味道，根本不知道究竟是甜还是酸，若不曾经过饿的处境，当然更不知道饿究竟是苦还是辣 ！为了尝试饿的滋味，我跟一位朋友美娜来到她的家乡，一座座起伏的高山环抱着绿色的原野，那是达雅族人民居住的地方。

　　美娜的爸爸是华族，而她妈妈是达雅族，别奇怪，因为小地方的华族离达雅族乡村不远，来往也甚频繁，在做生意或种稻的日常生活接触以及男女热情的交往中，都难免会产生爱恋而结婚，尤其是达雅族妇女，不少肤色白皙清秀，有的甚至不逊于大城市的女明星哩。美娜的爸爸就如此娶了个美女。美娜和她妈妈一样温柔美丽，谁能想到她竟是达雅族女孩呢 ？

　　我跟美娜一家坐小小的三板船，后面是她爸爸做舵手，她在前面，两人站立着用长竹竿插到不太深的河中,用力撑着逆流而上，清澈平静的河水泛着浪花。两岸油子树红色花朵飘香、旋转而凋落。河流弯弯曲曲，远眺似无路，但水到船头必有路。最后来到一座稻山，内地人民的稻谷是种在一座座高山上的，，我随她后面向一座微斜而布满大石小石的山上攀登上去，真像八十岁老翁吹喇叭，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好几次差点摔下山去，是美娜救了我，她紧握住我的手把我拉了上来，我们开始拔草.

　　斜坡上的稻已开始结了稻穗，那不大饱满的穗子被微风吹拂得像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涛、海浪般起伏。我往山下眺望，那是一条变细的河流，就像一条银蛇，穿岗越林。江山如此多娇 ！我真为你骄傲啊 ！我不由得放声高吭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望着那潺潺流水啊卡江 ¼¼，祖国啊祖国 ，您抚育我们成长，你为我们滋润着青春的活力，我们日日夜夜呼唤你，最亲爱的家乡¼¼ ”

　　忽然山的那一边响起了优美的山歌，这山的山歌刚唱完，紧接着山那一边又对过来一首男音山歌，他们一唱一和，原来他们正斗山歌哩，此起彼落的歌声不禁使我想起刘三姐的水上斗歌。达雅族人民在饥饿中还能乐观的对唱山歌，这种忍耐的精神真难得，他们激情的唱出了他们心中的哀怒喜乐 。

　　我肚子已无奈地唱keroncong了，这时美娜发现一个泥洞，她说机会来了，手握长长的麻哩刀用力往泥里挖。只见一只黑黑的动物竟被她捉在手里，据她说这是地蜘蛛，好象小螃蟹那么大，她很快起了一堆火把地蜘蛛烤了。从烟里冒出一阵阵香味儿使人垂涎，烤熟后她便向我扔了过来，我吓得大叫一声，她却乐得哈哈大笑。“吃啊 ！城里人嘛最傻，不懂得真正的山珍海味，这叫做山螃蟹。”

　　我小心的把它肚肠剥掉以后，便开始品尝起来，嗯 ，不错，美味可口，真是有其特殊滋味，若在城里真的不敢动它呢。不一会儿，一只山蜘蛛已被我吞进肚子里去了，但肚子还不断催促。我望了望坐在我身旁的美娜，若无其事的嘴里哼着歌，我想可能是饿惯了吧，已不再觉得是一种莫大的折磨，我忍不住问她 ：“美娜，你这么轻松不感到饿吗 ？”“饿 ？谁说不饿，我们一出生就学习忍饿，能像我忍得过十几春的，人数不多，一般都给山猪充饥去了，我姐弟五六个能忍到现在的剩下我一个。”想起可爱的弟妹一个接一个夭折，她的眼睛盈满了泪珠 。“好了，好了，不要再想下去了，你看你爸妈回来啦。”我急忙劝她。

　　她父母手中提着一串串竹笋，他们煮了起来，很快就熟了，饭呢 ？我在等他们开饭 ，怎么没煮饭 ？她妈妈慢条斯理的从篮里取出一块块的饼来，她爸爸用客家话对我说 ：“对不起，我们只有山薯莨敬客，现在是青黄不接的荒月，所有的居民除极少数外都仅吃竹笋、野菜、山薯莨、树薯等充饥，而树薯呢，我们与山猪争着吃，若要吃饭嘛就得跟财主借，一公斤得还三、五公斤甚至更多，明年收成季节，财主会在一旁守着，一边收割一边装进财主的米袋里，辛苦一年又是一场空，刚收割几个月又得挨饿。我们不如支持着吃山薯莨吧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啃着薯莨拌竹笋，脑海中影现出含着泪珠的小眼睛，忍着饥饿盼望着爸爸妈妈的山薯莨，结果失望得支持不住，骨瘦如柴的身体，倒下、倒下，最后成了山猪的美羹¼¼”

　　（注：山薯莨是一种藤生植物，所结的果实可以当作青黄不接时期充饥的粮食。形状如大薯，削去皮以后切薄，然后在流水中浸三天，在阳光下晒半干然后舂细，在锅里烤成饼吃，如不经过如此过程，则会因其毒素而醉倒甚至死亡。）

　　刊登于香港“青果”第22号2003年1月

　　三、《眼睛》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孩子们在妈妈或护士的监护下，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跳着、蹦着，花园和游戏场就像仙境一般优美，在雪亮的眼睛里隐藏着数不尽的星星、采不完的鲜花,就像荷花叶上的露水晶盈欲滴,又像成熟的葡萄让人垂涎，他是父母的希望又是国家的栋梁。

　　我偶尔到卡江一游，看江上涟漪的水影，赫然出现几只飞鹰。我们悠闲逍遥的游船，经过茂密的森林神奇地展现出一个山村,在脚下踩着祖国那角落里的穷乡僻壤，我们疑惑的眼睛警惕和注视着这生疏的内地，高高的屋子可能是怕突如其来的凶猛野兽。村人都去种植或找食物了，村里静悄悄的，就像无人的太空一样宁静。人们说达雅族是淳朴、善良而有些神秘的民族，首先就是为了探索眼睛的神秘我来到了达雅族山村。

　　我四处搜索，结果在我眼帘里映现一幕埃塞俄比亚的情景，几个一丝不挂的小孩儿，站在高屋的木栏前，如干枯的树枝支撑着欲坠的身体,干瘪的双手抓着栏杆在啃着栏杆的树。我爬上高高的木梯，想从他们干瘦无肉、不成脸型而凹下的眼睛里搜索隐藏的星星和花朵，但让我感到无比失望，在他们眼睛的焦点里，我看到了不解的人生！奇怪，这些小孩儿的眼睛里隐藏的不是美好的明天，而是山薯莨和竹笋呢 ？在那眼神里看不到天真活泼的微笑，痴呆不转的眼睛隐藏着如火如荼的饥饿及欲滴的泪珠 。

　　眼睛本深藏着爱、美好和幸福，但在这儿童的另一眼神里却隐藏了无限痛苦与向往 ！

　　希望那含着千万滴泪花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明亮的阳光，但愿印度尼西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在国家领导人正确的领导下，干瘪的手变为强大有力，不再痴呆的小眼睛，充满无数的星星和花朵，让他们也能成为父母的希望和国家的栋梁吧 ！

　　刊登于香港“青果”第22号2003年1月

　　四、《惊险》

　　1998 年五月十二日的下午，天蓝得有点神秘，我迎着炽热的阳光，抱着几本教科书，急步而行。

　　这一天听到的消息说，动乱即将爆发了，凶多吉少，无可奈何。此刻愁情断肠的心情绞在一起，咸酸苦辣好象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舍滋味。许多的传说，如：有人在印尼人冰水架买水喝，他们不收钱，还说，你们即将死定了，几块钱就送你们吧。还听说市上的大刀小刀，长刀短刀都被人买光了。好可怕呀！但为了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动荡日子里，我还是往前冲。

　　我上课上到半途，忽然学生家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楼说，“老师，来了，来了，人群快到我们这区了，赶快回家吧！”

　　我匆匆的走在路上，马路上只有我一个华人，没有车辆，只见三三两两，一群群携带武器的人群，一个个仇视的脸孔，好恐怖啊！我想到家里的孩子，心里的惧怕已完全消失，我三步当两步走。过火车路时，踢了个小石头跌倒了，我爬了起来，顾不上膝头淌流的鲜血，当我抬头一望，在我不远处小铺子挤满了人，甚至踊到我旁边的铁道上。他们干什么呢？在我脑子里闪过“ 抢 ”，我蓬头乱发快步跑回家。孩子们正焦急地盼望着，看到了我才放心地关上了门。我们马上登上楼眺望，蔚蓝的天空一处处袅袅升起无数的浓烟，孩子们在嚷：妈妈“ 烧 ”了。

　　电话铃响了，朋友告诉我，附近美容店的女职员被 “强奸”了，还有一个华人，从摩托车上被截下来活活 “烧死”了，到处烧、杀、抢、奸的消息，不断从电话中传来，我也目睹了这一切，身历其境，比阅读故事书的印像更加深刻。

　　我的孩子三个都是少女，我真为她们焦急，没地方好藏，该怎办呢？外面乱哄哄的，孩子们急得哭了。我鼓励她们，你们别哭，我们要鼓起勇气面对一切，我拿了瓶子递给她们说：“若他们冲进来了就敲碎瓶子跟他们拼。”我先生手拿刀和棍子守在大门首当第一前冲，我们知道鸡蛋碰石头无济于事，但为了自卫就是碰石头也得碰。

　　忽然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大家屏住气，我的孩子又哭了 。我捏了一把汗，鬼子来了也不准他们碰我的孩子，我们准备和他们拼一死活。我的怒气上升，为了捍护孩子，作为母亲的我，毫无畏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好英勇的站在楼梯前第二线，准备迎接战斗。

　　第一线的他大声问道：“是谁？” 一个熟悉的老人的声音也大声地回答：“是我 ，请开门。 ”我的心好象掉下一块大石头，原来是我们对面的一位印尼人，但在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出卖我们。

　　这位老人再三的要求下，我们开了小小的门缝让他进来，又关上了。他看到我们的阵势非常激动，他说：“你们受害我们也不安宁，我们这条小巷的人民不许坏蛋坑害你们，我们前后巷都已派人防守，你们别怕，你的女儿可以在我们的房间暂时休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看到他诚实的脸，我们这才相信他的好意，我们千谢万谢他，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有异族朋友雪中送炭来了，他救了我们解了我们的围，我真的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说：“ 没关系，我们左邻右舍有什么困难应该互相帮助。你们快过去吧 ！”

　　经过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场排华事件，眼看为实，我所亲身的经历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见证了主流与逆流两个现实社会：一个是反动排华势力，对华族践踏和歧视，他们以烧，杀，抢，奸来毁灭华人；一个是维护正义的势力 ，他们不同流合污，坚决地站在正义的一边。这两组势力是势不两立的，正义的人民最后一定能战胜反动排华势力。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印尼是我们的祖国，落地生根，我们的根就在印尼，从这事件中也可以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放下旧的种族观念，对周围的异族应该以友好的态度对之，团结其他族群，以促进友谊。还有就是别好了疮疤忘了痛, 时时提高警惕 ！若再发生排华事件，在我们团结下的异族朋友,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维护我们，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的。

　　2006年5月11日《国际日报》副刊

　　五、《菜篮神话中秋》

　　作协文友们于2007年九月八日到井里汶与当地文友们欢度中秋，途中大家开开玩笑、唱唱歌、猜谜语、接成语，无话不谈，好不热闹。后来谈到中秋节的鬼神和菜篮神的故事去了，这话题更引起大家的兴趣，这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阴魂，却能用无形的力量把大家的精神提起来。

　　我也谈了一个小故事。话说三十多年前，我和一群爱旅行的朋友来到美丽的山城——山口洋，住在一个种菜的朋友家，前眺拇指山，山前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和菜园，后面是运动场，那是一个迷人的、风景如画的山城。

　　正当八月中秋前夕的傍晚，我朋友阿珍和两个弟弟，一个10 岁在印尼国民学校读一年级，一个8岁还未入学，他们看见很多人玩菜篮神也跟着玩起来。在门前的空地上，不知哪里提来一个菜篮，在菜篮中间挂个钥匙，插枝香，绑支笔，给它穿上一件上衣，便开始念念有词，请起菜篮神来了。

　　小孩儿一边说词一边开玩笑，不一会他们说：来了来了！我不曾看这玩意儿，也觉得好玩。菜篮在摇，他们给他一杯茶和中秋月饼，绑着的笔马上插进茶和月饼中，然后在准备好的白纸上写字。托着菜篮的人就是这两个小孩儿。

　　先跳进菜篮的是黄继光，我们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他们一伙十二位坐飞机度假来的，飞机就在山口洋运动场着陆。队长是孙中山先生，队员是：黄继光、董存瑞、雷锋、邱少云、向秀丽、刘胡兰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很不听话，喜欢抽烟。我们问他既然来了很多人，那么你的朋友现在在哪里？他向我们周围一指，说有几个就在你们前面，还有另外几个去别的地方玩儿了。大家吓得面面相觑，毛骨竖然。

　　黄继光是在一个战役中，敌军堡垒总是攻不破，解放军爆破队战士一个个在未接近堡垒就被敌人猛烈扫射而牺牲了，黄继光为了不让同志们遭受更大的牺牲，于是他灵活地避开炮火扑上前，以自己的胸膛堵住炮口，让战士们乘此时刻冲上前消灭了敌人。

　　我们问了好些问题，谈了一会我们要求请雷锋来，篮子停了一下又摇了起来，在白纸上写“雷锋”两个字，他还写上他出名的日记：“青春啊是美丽的，但真正的青春是属于力求上进、永远进步的人的。”下面写上烈士雷锋。雷锋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他坐火车上班就在火车上帮忙扫地，或有人碰到什么困难他马上上前帮忙解决。有一次他在教新战士驾驶汽车的时候，被大树压倒汽车，他正好被压死了。

　　董存瑞是在一个战役中，为了炮破桥梁，在紧张的战斗中找不到木棍撑炸药，他便用手顶住炸药而牺牲的。，，， `

　　向秀丽、刘胡兰也来了，她们都是被国民党杀头的，毫无畏惧地走上刑场，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刘胡兰才十五岁。刘胡兰写纪念留言：“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这是一句毛主席赠给她的最高评价。

　　邱少云是在一次埋伏战中，敌人盲目扫射，流弹落在邱少云身旁的草丛中着火了，进攻时间未到，又不能动弹，一动弹敌人便会发觉而进行大扫射，会带来莫大的牺牲。火烧到邱少云的身上了，其实，只要他把身子翻一翻火就灭了，但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他宁可牺牲自己。他为了忍住痛，把手插进泥土里，一动不动，他小声地告诉旁边的同志，要求转达给他家人和同志们，别为他难过。大家焦急地眼看着他被烧死，为了遵守纪律，淌着泪水一动不动。当战斗的号角一响，战士们马上冲上前，愤怒地消灭了敌人。

　　当我们问他们牺牲的经过时，他们都简单地介绍了。然后他们每人都在白纸上写下纪念留言。字体不一，雷锋的字是斜的，向秀丽、刘胡兰的字比较秀丽，其他的比较有力。写满了我们要换纸张，他们说不要浪费，还有地方可写。有人叫他称一称猪栏里的猪多重，不一会跑回来说六十多公斤，不久会有人来看猪。他指向一位漂亮的女孩说，她只能活到三十多岁。

　　我们要求请他们的队长孙中山先生来光临，雷锋说你们等一等，菜篮不动了，不一会，菜篮又摇起来了，扶着菜篮的两个小孩站起来，跟着菜篮向观众拨开一条路给孙中山先生过，然后重而慢地写下“孙逸仙”三个字。我们问他在阴间做什么？他说还搞革命。有一个十八岁名叫阿觅的年轻人说：写些什么字，看都看不懂。菜篮跳起来，两个小孩跟着站起来，绑着的笔马上指向阿觅的眼睛，然后再写“你看不懂别乱讲话，这叫古文！”这个阿觅吓得脸色铁青，再也不敢乱讲话了，他现在已成了牧师。

　　许多有趣的谈话，围着的观众你一句我一言地问，菜篮神慢条斯理地写在纸上回答。

　　八月中秋像神话一样的菜篮神，给我们打开眼界。谁说没有神鬼呢？过去我也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认为是人搞的。我把这事告诉朋友，他们说这是我编造的故事。当我亲眼见证菜篮神后，我确信，这几岁的小孩不懂中文，未上印尼国民学校，根本不可能写出各种字形、各种忠告和纪念留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国家先父孙中山以及中国出名的革命先烈都来印尼凑热闹。你相信吗？其实，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件留待以后再揭秘。信不信由你！

　　石臼的故事

　　西加里曼丹卡江上有一个小市镇叫沙拉崴，河边置放着原石状舂米的臼，中间有舂米的石锤，世代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达雅族民间故事。

　　据说若天旱得太久不下雨，只要当地人民诚心向天祈求，在石锤上摇一摇，就会应验地

　　下起雨来。这锤有一个特点，只能摇动却尽管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它拔出来。

　　据说，荷兰统治时期，荷兰统治者曾想搬运这神话般的石头，他们用铁棍、锹等想把石头橇开，想搬运回他们的国家，可是石臼稳如泰山丝毫不动，因为他们摇动石臼而动怒了上天，马上下起倾盆大雨，好象崩了山的洪水淹了过来，冲翻了船，他们急忙逃跑不敢再到回来搬运了。但非常可惜，这次虽免了外来侵略者的盗窃，但也触犯了天忌，因此现在若求天下雨已不再灵验了。

　　何来的石臼呢？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漂亮达雅族姑娘名叫依娜，她纺织的丝织品非常动人，翼翼如生，她的眼睛像两颗水晶的宝石闪着光，她的嘴像樱桃那样红，尖而高的鼻子，配上一个卵形的脸，真有沉鱼落雁之貌。每个年轻人都想采这朵鲜艳的奇花，奉承的人甚多，久而久之使她感到厌烦。

　　父母亲爱惜她，建了一栋凉房给她休憩和纺织。只有一只心爱的花狗相陪，她无所事事就抱着花狗玩儿，所以狗不离身。

　　有一天，依娜在纺织的时候，梭子不小心掉在离竹板很高的地下，她坐在机杼上懒得下

　　去拿，便喃喃地说道，要是有人能把梭子帮我拿上来我就嫁给他，她刚说完，这只花狗马上跳下地，把梭子衔到依娜的手中，说也奇怪，在姑娘眼中，这只狗竟变成了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他们互相注视着，感情也随着交织成一朵朵玫瑰花，就这样，这位美丽的村花应承了她的诺言，一朵鲜花献给英俊的花狗。

　　当她有了身孕的时候，为了避开他人的冷言热语，破了她的秘密，依娜带着心爱的狗离开了乡村，逃离了父母来到一座大森林，自己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屋子住了下来。

　　日月如梭，心爱的花狗陪伴着她度过几经岁月。不知不觉孩子逐渐长大了，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爸爸究竟是哪一位。

　　当她出去找食物的时候，便交代孩儿别乱跑，这只花狗一直看守着他。好像它懂得这是它的爱儿。

　　有一天，他拿了妈妈的猎枪玩，他想我也要像妈妈一样把树上的飞鸟打下来，他拉了拉枪指，突然“砰”的一声，子弹竟从枪口飞向狗头钻了个洞，花狗倒在血泊中死了。

　　小孩儿愣住了，怕得缩卷着身体。不久，妈妈回来了，当她看到自己心爱的花狗倒在血泊中，一支枪扔在地板上，她明白了，生气地抓起枪杆子随手敲到孩子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小孩儿按着疼痛，闯出家门，一直跑，跑啊跑，不知跑了多远，他只怕妈妈追来，跑得越远越好，他不敢回家，迷失了方向，就这样一村过一村，一年又一年的流浪他乡。人们不知他从何而来，要到哪儿去，只习惯叫他阿曼。

　　日月如梭，二十多岁的阿曼长得很英俊。虽然在他周围有不少的女孩子都想接近他，但他无心采摘美丽的鲜花，过去的事件使他内心无限痛苦，经过流浪生涯无家可归之孤儿感，不竟怀念起自己的母亲。他很内疚，觉得打死妈妈的爱犬是自己的不对，遗弃妈妈孤寡一个人在森林中，更是错误，真是放心不下，于是便决定回家乡寻母。他想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若回家去求母亲原谅，母亲一定会原谅我的，于是，他一村又一村的寻找母亲。

　　有一天, 当他路过一座大森林的时候，天黑了，刚好有一间简陋的屋子，他便想借宿一

　　夜，明天再赶路。他敲了敲门，从屋里竟走出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他楞住了，这女人的

　　英姿在他走过天涯海角也未曾见过。虽然比较老成了一些，但她的娇艳并不逊于十七八岁的姑娘啊。他借宿了一夜，心觉不舍离去，正踌躇之际，天一早下起细雨来了，他想天作美，

　　也好，暂时留下来与这女人作伴吧。她一个人在荒山野林中也太危险和寂寞。找母之事过几天也无妨，再说阴沉沉的天雨总下个不停。几天的相处使他们逐渐有了感情，阿曼躺在玉腿上，心里洋溢着无限幸福，回忆着小时候躺在妈妈的怀抱中安祥地入睡，现在躺在未婚妻的怀抱中，她正不愿其烦的帮他找虱子呢。爱情让他们沉醉在幸福的美梦中，阿曼向这位年纪比他大的漂亮女人提出了求婚之意，这位女人也被阿曼的年轻英俊所吸引，便答应了他。突然，女人摸到阿曼头上的伤痕，她愣住了，心在发抖急忙问， "阿曼，你告诉我，你头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 阿曼便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的告诉她：“我很想念妈妈，我正是为寻找妈妈而来的。我小时候好玩，竟开枪打死了妈妈心爱的花狗，我被妈妈敲了一下，留下了这伤痕，这是我的过错，我……”。  女人顿时呆住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竟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为什么老天总是作弄我呢？一串串眼泪不禁掉下来。“你怎么啦？”阿曼不解的问。她的心如刀割，含着眼泪果断的告诉他：“孩子，你是我的孩子啊!"阿曼跳了起来大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我妈。你的证据是什么？” “伤，头上的伤，就是证据。”“不、不、不可能。”他已深深的爱上了眼前的美女，“爱”已迷住了他的心窍，他一定要娶她为妻。

　　依娜从阿曼的怀抱中挣扎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她跑到沙拉崴的卡江河边时，阿曼像疯一样向她扑过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依娜哭着向江河诅咒：“苍天啊！求求您惩罚我们所作的谎孽事吧，快快惩罚吧！”突然一声霹雳，电光一闪，可怜的母亲变成一个半腰高的方形舂米臼，而阿曼看见自己的母亲变成一个石臼才惊醒过来，抱着石臼痛苦地哀喊："妈妈! 妈妈！"，“轰!”一声阿曼也变成了一支锤。完整的舂米臼和锤子留下了滴滴伤心泪，千百年躺在美丽的沙拉崴河边，摇得动拔不脱的臼和锤，永融在一起，成为世相传的故事。

　　《专访印尼教育事业的奉献者  冀幼华》

　　2005年圣诞前，我们上课的最后一天，我采访了一位夏大远程教学教授冀幼华老师，很冒昧的占用了她宝贵的十分钟休息时间，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采访。

　　这位高个儿脸上常挂着慈祥端庄笑脸的老师，短头发，衣着朴素，穿一双轻松运动鞋，年纪虽已是六十出头了，但祖籍邯郸人的她，走起路来谁都赶不上，挺着腰杆跨着稳定的步伐。中国古人都称赞邯郸人走路，真是名不虚传。

　　冀老师自大学毕业以后，于1964年，在中国北京人民大学附中教中国文学直到1998年退休，三十多年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耕耘，经历了文革风云时代，现在学生们皆成为建设社会的接班人。

　　为了退休以后能给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让烛光冲破黑暗照亮禁锢了三十多年中华文化的国家，使星星之火重新燎原，她，冀幼华于2002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印尼，一位大学教授来印尼教小学，她完全没摆架子，只不过像她不曾教小学生又不懂印尼语的情况下是比较困难的。她认为教小学生要能力比较强，能教唱歌、跳舞，手工、体育的老师，其难点是要能用各种方法吸引小朋友，使学生感兴趣学习。

　　2003年2月接受东方语言文化中心的邀请，担任厦门大学远程函授班的讲师,第一届本科班毕业了，第二届的专科班也毕业了，第三届的专科班也相继毕业了，还继续教本科班。她开办了十几门科，有师资培训班、中级阅读班、成年汉语班、师培班结束以后，学生们就抓住她不放了、以后继续开办语法班、语音班、中级班，2006年2月将开办高级班及阅读班。也个别教几个学生，两个去北京升学，汉考考到六级，第二次考到八级，现在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她说，为了学习中华文化，在1996年以前，有一些学员冒着风险学习和搞教育工作，真是了不起的事。印尼对中国文化解冻以后，冀老师就来到印尼搞教育工作，开始教夏大远程函授班时，她看到一大把年纪的学员来上课，深受感动，他们最初听不懂老师讲的话，语言速度要求尽量放慢，甚至在黑板上一句话一句话的写，写字潦草一点都不行，现在进步可大了，他们正常听课已经没问题了，笔记也没问题了，跟她交流都没问题了，甚至很多人还能写文章。

　　当作者本身提到教师与教育界的弱点时，她慎重的提出，弱点不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汉语教学中的难点。第一，教材不适合我们印尼情况，我们现在使用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新加坡教材，课文的第一课：我是新加坡人，我爱新加坡，新加坡国旗等，不适合于印尼；另一种就是中国教材，在编排教材方面也没考虑到我们印尼的特殊情况，因此没注意到不要有涉及国家或政治方面，但编排时还是很自然的编排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或什么春雨来了，春雨沙沙沙，也不符合印尼情况，对于印尼学生很难理解，因为印尼没有这样的气候，讲起来很费力，这对于教学上是一个困难。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教书的教师主干，大多是没上过大学的，他们的语言基础受到家庭和华校的影响，而上一代家长也好老师也好，语音方面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老师所受到的影响，现在要很快的把语音改过来，只能做到基本要求已经是差不多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教学、考试，考题方面都要有严格的注音、声调甚至于变调都要很好地掌握，这对于我们的老师是个难点。

　　关于教学方面的经验，她谦虚地说她没什么教学经验，但她提出一个意见，关于语言文学的教学，说实话，最好老师的文学修养高一点儿，多看书，要教学首先教师自己要有修养，如果教师本身没读过什么书，没写过什么文章，要指导学生就有困难，教学时学生听起来就会感到很枯燥，很多问题无法解释，作为语言学的教师，自己是不是要多读点儿语言学方面的、文学方面的作品，自己也是要动手写一点东西，一开始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但习惯了就会流利了。

　　冀老师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学习的榜样：

　　一．不求名利地位。

　　二．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三．乐观精神。

　　四．敢面对现实，说实话，坚决果断地解决问题。

　　五．知识丰富，包罗万象。

　　六．讲课生动，内容丰富，多姿多彩。

　　冀老师忠心耿耿，为印尼文化事业作出不少的贡献，尤其是她为人师表，我们可以从她言行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受益不小。我们衷心感谢冀老师的培养，尤其是东方语言文化中心各负责工作的执事们的功绩也不小，相信在“东方”、在冀老师默默的耕耘中，不少新的种子、新的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茁壮的成长

　　镜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山区，住着一个老太太，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有特长。老大有一双大脚，跑得最快；老二有一双大手，做事最快；老三有一双大耳朵，听得最远。他们兄弟三个人相亲相爱，从不吵架。他们最尊敬妈妈，最听妈妈的话。

　　每天妈妈留在家里做家务，兄弟三人在田里工作。

　　{ 朗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X2 }

　　有一天，当他们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大耳朵老三听到救命的尖叫声，急忙说：“哥哥，有人从山上掉下来了，快快救他吧！”老二伸出大手把掉下来的小白兔接住了，一眨眼，小白兔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说：“谢谢你们救了我，我给你们一个小镜子，如果有人病了，把镜子一照，病就会好的。”说了就不见了。

　　兄弟三人轮流照着镜子玩着回家。正玩得高兴的时候，老三说：“听，我听到妈妈在哭呢，快快，看发生什么事了。”老大跑得快，牵着他们的手很快就到家了。

　　他们看见妈妈肚子疼得在翻滚，他们抱着妈妈不知怎么才好。忽然老大想起了兔子姑娘的话，连忙说：“镜子镜子，快快照一照妈妈。”说着他们马上用镜子照照妈妈，妈妈的肚子马上好了。妈妈很高兴，他们就把救兔子姑娘的事告诉妈妈，妈妈说：“你们做得好，我们要救人才对。”

　　{ 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

　　他们听妈妈的话，除了种田还到处替人医病。

　　镜子的消息传到一个坏人耳朵里，他想偷镜子。有一天，兄弟三人正在田里工作，坏人来到家里，把妈妈绑了，抢走了镜子。兄弟三人刚好做工回家，看到坏人拿着镜子哈哈大笑说：“我有镜子了！我有镜子了！”。三兄弟跑过去，抓住他，说：“你快还给我们镜子。”他只好把镜子交回给兄弟三人。兄弟三人说：“你不可以再做坏事。”

　　{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x 2}

　　坏人觉悟了说：“谢谢你们的话，以后我不再做坏事了。”

　　兄弟三人继续救人，大家都说：“他们是个好孩子；他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

　　{ 妈妈在扫地、缝衣服。}

　　大脚老大牵了老二、老三像飞一样跑到山下，

　　妈妈被绑着，心疼极了，他们说：“妈妈，是谁绑您的。”妈妈告诉他们坏人抢镜子的经过，妈妈说：“镜子是救人的啊！”兄弟三人决定把镜子拿回来。

　　他们三人和乡村的人都来到坏人的家，坏人正打算把镜子卖了可以赚很多钱

　　看到一群人高喊着：“还给我们镜子，还给我们镜子。”他用镜子遮住自己的脸，

　　朗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Shen qi de shi zi jia

　　You yi ge lao ren, ta you san ge hai zi. Lao da you yi shuang da jiao ,pao de kuai, lao er you yi shuang da shou ,zuo shi  kuai , lao san you yi shuang da er duo ,ting de yuan .ta men dou hen ai ma ma .

　　Dahulu kala, ada satu orang tua ,mempunyai tiga anak yang aneh. Anak pertamanya bernama lao da, dia mempunyai kaki yang besar; lari nya cepat sekali , anak yang ke dua , mempunyai tangan yang besar, kerjanya sangat cepat, yang ke tiga mempunyai telinga yang besar, bisa mendengar yang jauh.

　　Mereka sangat mencintai mamanya.

　　Musik “shi shang zhi you mama hao”

　　ada yang menuangkan teh, ada yang memijit ,dan ada yang menyisir rambut mamanya.

　　Pagi-pagi,mereka pergi ke sawah bekerja.

　　Membaca:      chu he ri dang wu,han di he xia tu ,shei zhi pan zhong can, li li jie xing ku.

　　Lao san(anak yang ke tiga) mendengar ada jeritan,dia berkata:“women kuai jiu ren !”

　　Lao da (anak yang ke satu) membimbing kedua adiknya dengan cepat sampai di bawah gunung, melihat ada kelinci terjatuh, lao er (anak yang kedua) mengeluarkan tangannya yang besar. kelinci jatuh ke tangannya . tiba tiba kelinci tersebut berubah menjadi gadis yang cantik. dia ber kata:“xiexie nimen ,gei nimen, ke yi jiu ren.”,tiga saudara berkata:“xie xie ni ,bai tu gu niang.”kelinci hilang. Mereka sangat senang ,bergilir memainkannya. Tiba-tiba lao san mendengar tangisan mama , dia berkata:“kuai, mama ku le.”sampai di rumah , melihat mama sedang sakit perut. Lao da  ingat salib ,dia berkata:“kuai kuai na shi zi jia.”dia letakkan salib di perutnya ,mama segera

　　sembuh. Mereka bercerita .mama berkata：“nimen qu yi ren ba.”

　　Tiga bersaudara waktu bekerja di sawah,tahu ada orang sakit,segera pergi menyembuhkannya.

　　Berita terdengar oleh seorang penjahat. Sesuatu hari ,mereka sedang bekerja disawah.Dia diam-diam datang kerumah mengikat mama mereka, mengambil salib itu.  dia ingin menjadi kaya.

　　Tiga saudara pulang kerumah melihat keadaan begini, dengan cepat melepaskan mama , mama memberi tahu perbuatan si orang jahat itu. Mereka bersama orang kampung pergi ke rumah pencuri itu.

　　Didalam rumahnya, dia memainkan salib tersebut sambil tertawa,“ha ha ha ,wo you qian le.”

　　Lao da berkata：“ni kuai huan wo.”semua berteriak:“huan wo men, huan wo men.”

　　Membaca:“ren zhi chu ,xing ben shan ,xing xiang jin ,xi xiang yuan.”x 2

　　Orang jahat akhirnya sadar, dan mengembalikan salib itu ,berkata:“dui bu qi ,wo cuo le ,wo bu tou le.”

　　Tiga bersaudara itu sangat senang, Di dalam perjalanan pulang ada orang sakit, mereka tetap mengobatinya.

　　眼 看 为 实

　　林 世 芳

　　惊险

　　林沁

　　19 9 8 年 的 一天 下 午 ， 天 蓝 得 有点 神 秘 ， 我 迎 着 炽 热 的 阳 光 ， 踏 着 脚 下 的 身 影 ，流 进 嘴 边 的 汗 水 也 来 不 及 抹 干 ， 渗 入  嘴 里 吞 了 。

　　今 天 听 到 的 消 息 说 ，动 乱 即 将 爆 发，此 心 情 绞 在 一起 ， 咸 酸 苦 辣 好 象 打 翻 了 五 味 瓶 ， 不 知 舍 滋 味 。 许 多 的 传 说 ，如 ： 有 人 在 印 尼 人 冰 水 架 买 水 喝 ，他 们 不 收 钱 ，还 说 ，你 们 即 将 死  定 了，几 块 钱  就 送 你 们 吧 。还 听 说 市 上 的 大 刀 小刀 ， 长 刀 短 刀 都 被 人 买 完 了 。 好 可 怕 呀 ！ 但 为 了 生 活，在 水 深 火 热 的 动 荡 日 子 里 我 还 是 往 前 冲 。

　　我 上 课 上  到 半 途 ，忽 然 学 生 家 长 急 冲 冲 的 跑 上 楼 说 ，“ 老 师 ， 来 了， 来 了 ， 人 群 快 到 我 们 这 区 了 ， 赶 快 回 家 吧 ！ ”

　　我 匆 忙 的 走 在 路 上 ，路 上 只 有 我一 个 华 人 ，没 有 车 辆 ， 只 见 三 三 两 两 ， 一 群 群 携 带 武 器 的 人 群 ， 一 个 个 仇 视 的 脸 孔 ， 好 恐 怖 啊 ！ 我 想 到 家 里 的 孩 子 ， 心 里 的 惧 怕 已 完 全 消 失 ， 我 三 步 当 两 步 走 。过 火 车 路 时 ， 踢 了 个 小 石 头 跌 倒 了， 我 爬 了 起 来 ， 顾 不 上 膝 头 淌 流 的 鲜 血 ， 当 我 抬 头 一 望 ， 在 我 不 远 处 小 铺 子 挤 满 了 人 ， 甚 至 踊 到 我 旁 边 的 铁 道 上。 他 们 干 什 么 呢 ？在 我 脑 子 里 闪 过“ 抢 ” ， 我 浓 头 乱 发 快 步 跑 回 家 。 孩 子 们 正 焦 急 地 盼 望 着 我 ， 看 到 了 我 才放 心 地 关 上 了 门 。 这 时 我 们 登 上 楼 ，蔚 蓝 的 天 空 一 处 处 袅 袅 升 起 无 数 的 浓 烟 ， 孩 子 们 在 嚷 ：妈 妈 “ 烧 ” 了 。

　　电 话 铃 响了， 我 朋 友 告 诉 我 ， 附 近美 容 店 的 女 职 员 被 “强 奸” 了 ， 还 有一 个 华 人，从 摩 托 车 上 被 截 下 来 活 活 “烧 死” 了 ，到 处 烧 、 杀 、 抢 、 奸 的 消 息 ， 不 断 从 电 话 中 传 来 ，我 也 目 睹 了 这 一 切 ，身 历 其 境 ，比 读 故 事 书 的 印 像 还 更 深 刻 呢。

　　我 的 孩 子 三 个 都 是 少 女 ， 我 一 直 为  她 们 着 急， 没 地 方 好 藏 ，该 怎 办 呢 ？ 外 面 乱 哄 哄 的， 孩 子 们 急 得 哭 了。我 鼓 励 她 们 ， 你 们 别 哭 ， 我 们 要  鼓 起 勇 气 面 对 一 切 ，我 拿 了 瓶 子 给 她 们 说 ： 若 他 们 来 了 就 敲 碎 瓶 子 跟 他 们 拼  。我 先 生 手 拿 刀 和 棍 子 守 在 大 门 前 首当 第 一 线， 我 们 知 道 鸡 蛋 碰 石 头 无 济 于 事 ， 但 为 了 自 卫 就 是 碰 石 头 也 得 碰   。

　　忽 然  听 到 敲 门 声 ，大 家 屏 住 气， 我 的 孩 子 又 哭 了 。我 捏 了 一 把 汗 ， 鬼 子 来了 也 不 准 他 们 碰 我 的 孩 子 ，  准 备 和 他 们 拼 一 死 活 。我 的 怒 气 上 升 ， 为 了 卫 护 孩 子 作 为  母 亲 的 我 毫 无 畏 惧 ， 早 已 把 生 死 置 之 度 外   。 我 好 英 勇 的 站 在 楼 梯 前 第 二 线， 准 备 迎 接 战 斗 。第一线 的 他 大 声 问 ： “是 谁 ？ ” 一 个 熟 悉 的 老 人 的 声 音 ， 他 也大 声 地 回 答 ： “ 是 我 ， 请 开 门。 ” 我 的 心 好 象 落 下 一块 大 石 头， 原 来 是 我 们 对 面 的 一  位 印 尼 人 ， 但 在 混 乱的 情 况 下 ， 我 们 谁 都 不 敢 相 信 ，为 了 自 己 的 利 益 ，他 们 可 能 出 卖 我 们。

　　这 位 老 人 再 三 的 要 求 下，  我 们 开  了小 小 的 门  缝 让 他 进 来，又 关 上 了。 他 看 到 我 们的 阵 势 非 常 激 动 ， 他 说 ：“ 你 们 受 害 了 ，我 们 也 不 安 宁， 我 们 这 条 小 巷 的 人 民 不 许 他 们 坑 害 你 们 ， 我 们 前 后 巷 都 已 派 人 防 守 ， 你 们 别 怕 ， 你 的 女 儿 可 以 在 我 们 的 房 间 暂 时 休 息 ， 不 会 有 什 么 问 题 的 。 ”看 到 他 诚 实 的 脸 我 们 这 才 相 信 他 的 好 意，我 们 千 谢 万 谢 他， 因 为 在 最 危 险 的 时 候， 有 异 族 朋 友雪 中 送 炭 来 了 ， 他 救 了 我 们 解 了我 们 的 围， 我 真 的 感 动 得 流 下 眼 泪。 他 只 是 笑 了 笑 说 ：“ 没 关 系 ， 我 们 左 邻 右 舍 有 什 么 困 难 应 该 互 相 帮 助  。 你 们 快 过 去 吧   ！”

　　经 过 了 这 惊 心 动 魄 的 一 场 排 华 事 件 ， 眼 看 为 实 ， 我 所 亲 身 的 经 历 是 一 个 最 好 的 历 史 见 证。 见 证 了 主 流 与 逆 流 两 个  现 实 社 会 ： 一个 是 反 动 和 排 华 势 力 ，对 华 族 的 践 踏 和 歧 视 ， 他 们 以 烧 ， 杀 ，抢 ， 奸 来 毁 灭 华 人 。 一 个 是 卫 护 正 义 的 势 力 ， 他 们 不 同 流 合 污， 坚 决 地 站 在 正 义 的 一 边 。 这 两 组 势 力 是 势 不 两 立 的 ，正 义 的 人 民 最 后 一 定 能 战 胜 反 动 排 华 势 力 。

　　我 们 应 该 毫 不 犹 豫 地 承 认 印 尼 是 我 们 的 祖 国  ， 落 地 生 根 ， 我 们 的 根 就 在 印 尼， 从 这 事 件 中 也 可 以 吸 取  宝 贵 的 经 验 教 训.  我 们 要 放 下 旧 的 种 族 观 念 ， 对 周 围 的 异 族 应 该 以 友 好 的 态 度 对 之 ，团 结 其 他 族 群 ， 以 促 进 友 谊 。 还 有 就 是 别 好 了 疮 疤 忘 了 痛 , 时 时 提 高 警 惕 ！ 若 再 发 生 排 华 事 件，在 我 们 团 结 下 的 异 族 朋 友 , 他 们 一 定 会 帮 助 我 们 ， 卫 护 我 们 ，坚 决 地 站 在 我 们 一边 的 。

　　风 月 无 边，未 来 不 是 梦

　　“小 华，六 点 三 十 五 分 了，七 点 前 必 须 赶 到 学 校 ，不 然 ，就 迟 到 了。”

　　“是 ，妈 妈 ，我 们 坐 飞 机 的 士 吧 。”高 个 儿 的 小 华 ，今 年 已 上 初 中 二 年 级 了 ，点 了 一 下033标 号，马 上 呼 唤 ： “ 的 士叔 叔 ，请 到  友 谊 新 村  正 街 九 号。”

　　当 我 们 走 出 家 门 前 ，一 辆 飞 机 的 士 已 经 等 候 我 们 ，我 们 在 的 士 座 位上 坐 好，的 士 马 上 滑 向 无 形 的 飞 机 的 士 轨 道 ，直 向 辽 阔 的 天 空 飞 行 ，与 小 鸟 相 比 翼 ，蓝 色 的 云 朵 向 后 飘 飞 ， 一  会 儿 小 鸟 ，蓝 天 都 落 在 我 们 的 后 头 。不 到 五 分 钟 ，印 华 学 校 已 展 现 在 我 们 的 面 前 。着 陆 了， 我 们 徐 徐 走 下 的 士。

　　看 吧 ！孩 子 们 穿 着 整 齐 的 校 服 ，蹦 蹦 跳 跳 活 泼 地 跑 进 学 校 ，我 望 着 这 幅 美 好 的 景 象 ， 生 活 是 多 么 幸 福 啊 ！风 月 无 边， 未 来 不 是 梦 啊  ！

　　春天的涛声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印尼华人期待已久的春天终于降临了。初来的春天，咋暖还寒，总是带着些许的羞涩，些许的陌生。恰似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的模样，千呼万唤始出来，又抱琵琶半遮面。春天美丽可爱的樱唇，轻轻地吻上了，每一位印尼华人的脸。哇！好惊喜！这到底是真还是梦？推开窗户，遥望着窗外的蓝天。真的！

　　大时代的巨轮带着我们重回春天的怀抱了。真的！这是真的！你瞧！春天的甘露滋润着辽阔的大地，滋润着无边的草原，滋润了昨日枯萎的花朵、更滋润了我们印尼华人受尽创伤的心灵。

　　漫漫长夜已消逝，光明时代终降临。

　　前辈献血没白流，是温水人不欢喜。

　　被禁锢了三十几年的华文教育，终于破云间日，挣脱了无形的灵魂枷锁，阴霾散尽，重见天日，得于绽放光明，发扬光大。从此以后，印尼华文教育可以跟天底下的花草树木一起成长，一起茁壮，好让失去中华文化灵魂的印尼华人重新找回印尼华人本色，巡回失落的五千年的[尊严]。

　　太好了！这是普天同庆的一件大事，是划时代的创举。通常，在暴风雨过后，地面上必会生长出可爱的嫩芽。它就是大地的生命之根。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大排华暴风雨过后，印尼地区的华人世界里，会滋长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幼苗吗？如果您这样问我，我一定会斩钉截铁的回答您这天真烂漫又带点无至可笑的文化，[痴人说梦！]不是吗！我们是一群生不逢时的大地儿女，我们是[大时代演义中]的牺牲者。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与无情的命运作困兽之斗，这就是命运。人生在世，一无法选择父母，二无法选择命运。

　　印尼这个地方，华校封闭了长达三十二年之久，早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化沙漠了，何来的中华文化的新生命呢？那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让我看到我不敢相信的画面，那就是暴风雨过后出现艳丽夺目的七彩彩虹。不，不能如此形容，太俗气了，太没格调了，应该说印尼中华文化沙漠中冒出来的绿叶。不！也不可以这样形容，太土里土气了，有欠高尚。应该说印尼华文沙漠中生长出来的金花。对！就是金花！唯有这样的名称来形容他们才最为贴切。金花！对！就是金花。

　　他们总共有八位，所以就称她们为[八朵金花]吧。这可以跟过去的[五朵金花]遥相呼应，争奇斗艳。各自展现他们美丽的英姿沐浴在春风中，她们是八朵既美丽又高贵的大时代[金花]，受尽风吹和雨打后所呈现出令人赞叹的美丽画面。他们虽然生长在亚热带地区，但是他们那伟大的情操，与不朽的精神，可以媲美在酷寒中与暴风雨搏斗，宁死不屈，不畏风寒的梅花一样[愈冷就愈开花]。她们那坚忍不拔的精神，永远屹立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土地就有它]，她们八位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他们分别是：（一）林世芳女士（二）林珍妹女士（三）秋霜女士（四）瑞丽女士（五）谢春兰女士（六）小梁女士（七）叶影女士（八）张毓女士

　　她们在《春天的涛声》散文[合集本]文选中，以流畅的文笔，丰富的经验，真实的人生，阅历的丰富撰写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章。让失落的印华文化重新披上五彩缤纷的美丽新衣。这些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赚人热泪的好文章。真了不起，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值得我们为她们喝彩。

　　《春天的涛声》好比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春天的涛声就好比：[母亲的唠叨声][父亲的吼叫声][老师的教鞭声][老公的呵护声][妻子的撒娇声][孩子的嬉戏声]这些声音在空气中汇集成宇宙中最美妙的[交响曲乐章]。请问，这种声音有谁敢说它不美妙？它就是《春天的涛声》。

　　印尼华人站起来吧！挺起你的胸膛，挺直你的腰杆，擦干你昨日的泪痕，不要再哭泣了。不幸的时代早已随风而逝，试慢慢展开你那尘封已久而又有些僵硬的笑容。不要害怕，乘着夜色而来的痛苦与伤悲，早就踏着黎明晨光远去了。太阳的光芒早就将那些妖气蒸发得无影无踪。唱吧！用你那高亢的歌声，唱出你心中的舒畅，唱出长久以来压仰在你心中的苦闷，发出让人惊心动魄的声响，穿透茫茫无边的宇宙，划破长空，响彻云霄，用你的歌声，彻彻底底的融化我们印尼华人同胞们结了冰的心湖，唤醒他们在沉睡中的心灵，清楚地告诉他们，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了！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了！我们赶快迎向那光明灿烂的阳光吧！

　　印尼西加马云人

　　高文俊

　　2012 年3月3日   台湾桃园

　　八朵金花

　　八朵金花展风华，

　　印尼华文大沙漠，

　　庆幸那里还有她，

　　不惧狂风夹暴雨，

　　勇敢前进往上爬，

　　人伦刀枪耍棍棒，

　　她挥金笔写文章，

　　印尼华文灭不尽，

　　暴雨过后又萌芽，

　　天下谁能同我比，

　　永垂不朽印中华。

　　高文俊

　　《西加风云》阅读后感

　　一本好书，这本确确实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堪称海外华人奋斗史上经典之作，因为原本已被遗忘的一段[印尼西加华人血泪史]，经历三十几年，遭岁月无情冲刷得几乎消失殆尽的宝贵历史，却庆幸地让一位伟大的作者[林世芳女士]，用她那神来之笔记录下来。好让这篇用血泪书写而成可歌可泣的[血泪史]得以流传下去，永传后世，让后代子孙永远民记者一刻，记得那一天（九卅事件）。

　　历史是一面镜子，相信未来的印尼华人会更懂得保护自己，保护印华族群。

　　有道是，敢上梁山就不怕回不来，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世界永远离不开革命，尤其体内流淌着革命血液的中华民族，更是欲罢不能，欲禁不止。革命不是造反，更不是庸人自忧。革命是制造真理的机器、革命是人权的推手、革命是前进的动力。没有革命就没有革新，没有革新就没有进步。

　　倘若没有印尼雅加达出生的[罗福星]，当年回来台湾领导苗栗大湖的同胞抗日，何来的《大湖英雄传》。[杀头有如风吹帽，敢在人前逞英雄]

　　[人生自古虽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革命人拥有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操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牺牲精神。历史好比一个永不打烊的超级舞台，分分秒秒都在上演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各种戏码。我们的前辈们就在这历史洪流中演出了一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精彩绝伦的民族大局。他们的演义过程就这样的载入世界史册之中。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她们的结果，社会上的评论有贬也有褒，有人高呼万岁，有人却冷嘲热讽，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过去他们在革命道路上潇洒的走一回，不管你认为他们对还是错，都无所谓，不过，你一定会认同这一点，（他们实在很了不起）不是吗？天长地久有时尽，。落幕了，一切都落幕了。如今曲已终人已散，不管昨天发生如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今天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过去种种好比昨日死，未来种种好比今日生。历史永远不会中断，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有些人伟大，有些人平凡，有些人渺小罢了。唯一相同的地方，使我们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明天会更好]

　　前西加马云人

　　台湾桃园        高文俊

　　最引人入胜的是印尼的合唱团（李祺绵）

　　2012-02-16 21:04 Editor2

　　

　　

　　最引人入胜的是印尼合唱团，他们也是乐龄人士，头发虽白，但精神并不逊于年轻人，他们的台风与感情的表露是长久以来相处或斗争的共识，他们很有感性与动人肺腑的唱出“同一首歌”“梭羅河”与“什么时候再相聚。”他们的歌声与表现博得全场掌声。

　　

　　美里友谊协会的民歌比赛，时事评论会与油城之夜

　　李祺绵

　　友谊协会成立的远因：

　　忆想四十年代末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马来西亚，砂拉越，沙巴。许多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参加英澳联军反抗日本，并把日本人赶出去而英帝国殖民地统治了这块肥 沃的土地。对於当地居民以血汗生命换取了自由，并且牺牲了许多的生命烈士。当时的英帝殖民地政府没有给予应有的照顾与酬报，也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民党软弱无 能，使到救国华侨感到很大失望。因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掘起，其威势与声望如日中天，华侨因此借助其势力反对英帝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因此有共产党与左派思 想，英殖民地政府不为其趋势的走向，因此这些有热血的青年男女以爱国为怀，与英帝殖民政府做长期的斗争。当中这些爱国者青年，在斗争中被迫走入地下组织， 在森林里与英帝国殖民地打游击战。许多在斗争中捐躯牺牲了，有些被关入牢狱之灾。

　　友谊协会成立的近因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为平息国内的战争，因此有和平的决策，在牢狱者被释放及在森林中地下组织的人士走出了和平之乡，进入了当家自主的社会。这些革命人士是 为了纪念过去的历史，并且为了团结与联络各个老友的过去的奋斗精神，因此有组织团体的必要，而成立了友谊协会。在马来西亚或远在天边的印度尼西亚也有同样 的组织。美里省也成立了友谊协会，在李玉生先生与其他的老友共同起来领导与倡议，使到美里的友谊协会一天天地壮大与发挥群起力量而把会务搞得很好。

　　访问各地老友呼吁支持协办民歌比赛

　　二零一一年的四月为了举办民歌比赛活动，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在友谊协会的安排与策划下，走透透访问各地区的老友并邀请协办民歌比赛的壮举。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的今天成功的落实了此次壮举。

　　民歌比赛与时势评论座谈会

　　这次的民歌比赛与时势评论，及文娱晚宴，那些招待员或工作人员都非常落力地为工作而做好一切。他们虽然是白发斑斑的乐龄人士，但他们的热心，真诚与干劲。 与负责任的精神，并且以温和亲切关怀的接待客人，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与好评。真是领导有方与合作无间的各位成员的作风，不愧是当年与现在老友的为人表 现。

　　时势评论座谈会

　　

　　在二月十二日早上九时正，邀请了时事评论员的高才人选，著名的评论家陈亚才先生与政治系槟州大学的讲师

　　

　　吴益婷硕士，在富丽华酒家举办了一场空前少有的时事与政治的讲座会。他们对於马来西亚的政治与砂州的政治走向，现在马来西亚的未来和现在的趋势做了很有逻辑的分析与推论。是一场难得的良好盛举，听众的参与获益不浅。

　　

　　在砂拉越或美里，少有这种伟大与有意义的政治意义的政治意识讲座会。祈望友谊协会每年举办政治讲座会

　　

　　如果友谊协会的成员，会体现出政治或时势对人民生活是一项重要课题，对人民的政治意识的提高与深一层的了解政治，对人民是福也是我们砂州人民的福气，多常举办对我们都有很大好处。可惜这里对人民思想有作为之举难得再有了。

　　英帝殖民地政府禁止人民公开讨论政治

　　回忆在殖民地时期与联盟政府时期，无法获得政府批准公开或举办政治座谈会。在当时，人民多数是获得老友这般人的私下沟通活动，当秘密讲师。因此当时的势力 非常膨胀并获得很多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或接受，老友自始至终都坚持一贯的作风与态度，继续不断地为人民付出，做出伟大的贡献。砂沙州需要这班人马的继续与持 恒的生存与发挥下去，并且老友都是乐龄六七十岁的人了。后起之秀应该要多栽培与扶持，务使友谊协会万年长青不老，后续有人。

　　油城之夜文娱晚会

　　在二月十二日晚上参加了“油城之夜”老友团聚盛会。座无虚席。

　　

　　当晚除了主宾是联邦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丹斯里拿督陈华贵律师之外，

　　

　　还有林思建与房保德州议员，美里省华总总会长苏美光先生，谢超发先生与陈超耀政治秘书，还有李景生州议员（缺席）市长赖耀松先生，拿督陈康南医生（缺席）及各州属的协会会长，等等贵宾。

　　最使人瞩目的异乡老友，印度尼西亚的会长林世芳女士的团队三十八个人，还有雪隆，彭亨，柔佛州，马六甲，森美兰，槟城，霹雳，凤凰，21世纪，巴生，雪万津，古晋，诗巫，斯里阿曼，民都鲁，沙巴等各地老人欢集一堂难能可贵的壮大场面。

　　

　　晚宴之开始前，由风凰友好联谊会会长符昌和致词。大意是过去的奋斗今天的成就是这些人的贡献希望将来更加美好。强调国家的未来趋势与期待。

　　

　　印度尼西亚的协会会长林世芳的致词，过去的血汗青春，人命的牺牲，唤起今天的成果。希望友谊常青可歌可泣的贡献，是今日的光明时光。

　　

　　本协会会长李玉生先生，在致词后，最动听的一句话“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改为“夕阳无限好，只有晚霞漫天照。”

　　晚宴文娱开始

　　

　　

　　晚宴除了冠亚军比赛者的奉献歌曲，也有古晋，沙巴，中区，印尼，雪隆，等等会员的献唱，悦耳又新鲜感。除了歌曲之外又有舞蹈的表演。协会的歌唱团与舞蹈的表现人虽老，但青春仍在。雪隆老友的洪湖水浪打浪使人感觉到鱼来之乡的江南好风光。

　　最引人入胜的是印尼的合唱团

　　最引人入胜与感概万千的是印尼的合唱团，一眼望去，他们也是乐龄人士，头发虽白，但精神并不逊于年轻人的魅力。他们的台风与感情的表露是长久以来相处或斗争的共识，他们表现出很有感性与动人肺腑的唱出“同一首歌”“尼罗河之歌”与“什么时候再相聚。”.

　　

　　以他们的健康魅力非常的有澎湃气概与凛然可敬之处。他们的过去必定是亲密或同一阵线的斗争之士。今天已经五十多年了，还与老友见面欢乐，分享盛会的机会，在一生之中是难能可贵表现。

　　

　　尤其他们的整齐服装，与一致的表现，使人有欣喜之感，或使人体会欢喜亲切之感触。他们的歌声与表现博得全场的掌声。尤其是林世芳会长的致词最后一句话“血 汗生命付出牺牲了青春可歌可泣的过去，希望友谊常青。”他们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表示对他们的敬爱，特地在席散时刻在等着与他们握手说声“再 见。”

　　晚宴在欢乐声中席终人散，而把美丽又富有感情味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说声“晚安再见。”

　　

　　一《短信》

　　沙利捧着孩子手机发来的短信发呆，孩子的呼唤：“回来吧，爸爸，我们多么需要你啊，人人过年都团聚了，只有我们家，多年来都没有家庭的温暖。妈妈说钱代表不了爱，爱才是最伟大的，爸爸我们爱你啊！”

　　他心里像已冻了的冰，那最坚硬的一块逐渐溶解。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一边叫：“叔叔，你不出去走走吗？过年去我家吃 ‘格度芭 ’呀”“好的好的，叔叔会去你家的”他一边抚摸着小孩的头，思念着故乡，回忆着那好久不见的家。

　　小时候，沙利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对于数学和化学方面，他有独特的专长。长大以后，他更有一个怪僻，就是喜欢用剪刀剪要杀的牲口，鸡鸭被剪以后像无头苍蝇乱闯，连杀羊都用这种怪方法，他感到快感。当他认识了一位崇拜的杀手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与他们同流合污，并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又因他能搞化学又是冷血无情的怪性格，让最高杀手所赏识，因此，特别训练他成了一位一流国际杀手。

　　他离开家庭流浪到他乡来到了印尼，在他脑中已抛去了家庭观念，执行上帝的命令，成为上帝的天兵，死是最光荣的。首先第一个任务是安排天兵轰炸各地教堂，引起内部混乱，然后是颤动全世界的爆炸巴厘旅店事件，因为是世界公认的宝岛，最安全，平静的地方，成了恐怖分子的最高目标，接下去是轰炸澳洲大使馆、马里奥等事件，引起了全球极大的轰动。最近的巴厘第二次爆炸事件，他是最高指挥者，目睹了这一切，看着自己的天兵尸首迸飞，看着强弱老幼在轰隆爆炸声中尖叫，血肉模糊，能活着走出来的也是失去手脚眼睛的，从浓烟和飞喷的鲜血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欣慰，胜利冲昏了头脑。

　　来到东爪的公寓，一种快感和劳累使他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他是冷血动物，但当听到了死者家属的哭诉，听到了要抓他的新闻，他也感到无限彷徨，大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吧，孩子的短信不能让他无动于衷了，他站了起来拉开灰色的帷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人生有几何？我是不是有家回不得？”忽然一种奇怪的想法，从他脑海中一掠而过。假若被炸死的是我的老婆孩子，或是我亲人呢？模糊的血肉和尖叫，使他毛骨粟然，蹲在墙角。突然一阵枪声，他顿时吼了一声：“我们被包围了！”他拉起枪打了一阵，他身旁的炸药中弹来不及躲闪，炸药即刻爆炸了，他尖叫一声：“孩子，爸爸要回家！”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006年2月3日刊于《国际日报》副刊

　　二、《饿》

　　若不曾尝过仙桃的味道，根本不知道究竟是甜还是酸，若不曾经过饿的处境，当然更不知道饿究竟是苦还是辣 ！为了尝试饿的滋味，我跟一位朋友美娜来到她的家乡，一座座起伏的高山环抱着绿色的原野，那是达雅族人民居住的地方。

　　美娜的爸爸是华族，而她妈妈是达雅族，别奇怪，因为小地方的华族离达雅族乡村不远，来往也甚频繁，在做生意或种稻的日常生活接触以及男女热情的交往中，都难免会产生爱恋而结婚，尤其是达雅族妇女，不少肤色白皙清秀，有的甚至不逊于大城市的女明星哩。美娜的爸爸就如此娶了个美女。美娜和她妈妈一样温柔美丽，谁能想到她竟是达雅族女孩呢 ？

　　我跟美娜一家坐小小的三板船，后面是她爸爸做舵手，她在前面，两人站立着用长竹竿插到不太深的河中,用力撑着逆流而上，清澈平静的河水泛着浪花。两岸油子树红色花朵飘香、旋转而凋落。河流弯弯曲曲，远眺似无路，但水到船头必有路。最后来到一座稻山，内地人民的稻谷是种在一座座高山上的，，我随她后面向一座微斜而布满大石小石的山上攀登上去，真像八十岁老翁吹喇叭，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好几次差点摔下山去，是美娜救了我，她紧握住我的手把我拉了上来，我们开始拔草.

　　斜坡上的稻已开始结了稻穗，那不大饱满的穗子被微风吹拂得像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涛、海浪般起伏。我往山下眺望，那是一条变细的河流，就像一条银蛇，穿岗越林。江山如此多娇 ！我真为你骄傲啊 ！我不由得放声高吭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望着那潺潺流水啊卡江 ¼¼，祖国啊祖国 ，您抚育我们成长，你为我们滋润着青春的活力，我们日日夜夜呼唤你，最亲爱的家乡¼¼ ”

　　忽然山的那一边响起了优美的山歌，这山的山歌刚唱完，紧接着山那一边又对过来一首男音山歌，他们一唱一和，原来他们正斗山歌哩，此起彼落的歌声不禁使我想起刘三姐的水上斗歌。达雅族人民在饥饿中还能乐观的对唱山歌，这种忍耐的精神真难得，他们激情的唱出了他们心中的哀怒喜乐 。

　　我肚子已无奈地唱keroncong了，这时美娜发现一个泥洞，她说机会来了，手握长长的麻哩刀用力往泥里挖。只见一只黑黑的动物竟被她捉在手里，据她说这是地蜘蛛，好象小螃蟹那么大，她很快起了一堆火把地蜘蛛烤了。从烟里冒出一阵阵香味儿使人垂涎，烤熟后她便向我扔了过来，我吓得大叫一声，她却乐得哈哈大笑。“吃啊 ！城里人嘛最傻，不懂得真正的山珍海味，这叫做山螃蟹。”

　　我小心的把它肚肠剥掉以后，便开始品尝起来，嗯 ，不错，美味可口，真是有其特殊滋味，若在城里真的不敢动它呢。不一会儿，一只山蜘蛛已被我吞进肚子里去了，但肚子还不断催促。我望了望坐在我身旁的美娜，若无其事的嘴里哼着歌，我想可能是饿惯了吧，已不再觉得是一种莫大的折磨，我忍不住问她 ：“美娜，你这么轻松不感到饿吗 ？”“饿 ？谁说不饿，我们一出生就学习忍饿，能像我忍得过十几春的，人数不多，一般都给山猪充饥去了，我姐弟五六个能忍到现在的剩下我一个。”想起可爱的弟妹一个接一个夭折，她的眼睛盈满了泪珠 。“好了，好了，不要再想下去了，你看你爸妈回来啦。”我急忙劝她。

　　她父母手中提着一串串竹笋，他们煮了起来，很快就熟了，饭呢 ？我在等他们开饭 ，怎么没煮饭 ？她妈妈慢条斯理的从篮里取出一块块的饼来，她爸爸用客家话对我说 ：“对不起，我们只有山薯莨敬客，现在是青黄不接的荒月，所有的居民除极少数外都仅吃竹笋、野菜、山薯莨、树薯等充饥，而树薯呢，我们与山猪争着吃，若要吃饭嘛就得跟财主借，一公斤得还三、五公斤甚至更多，明年收成季节，财主会在一旁守着，一边收割一边装进财主的米袋里，辛苦一年又是一场空，刚收割几个月又得挨饿。我们不如支持着吃山薯莨吧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啃着薯莨拌竹笋，脑海中影现出含着泪珠的小眼睛，忍着饥饿盼望着爸爸妈妈的山薯莨，结果失望得支持不住，骨瘦如柴的身体，倒下、倒下，最后成了山猪的美羹¼¼”

　　（注：山薯莨是一种藤生植物，所结的果实可以当作青黄不接时期充饥的粮食。形状如大薯，削去皮以后切薄，然后在流水中浸三天，在阳光下晒半干然后舂细，在锅里烤成饼吃，如不经过如此过程，则会因其毒素而醉倒甚至死亡。）

　　刊登于香港“青果”第22号2003年1月

　　三、《故乡情》

　　母亲河，我们印尼最长的河流¾卡江，像一条长龙从布都斯宝急泻，匆匆的向卡江各村镇激流而过，我们大院人喝着这甜甜的河水长大。一代传一代，世世代代烟火不息。这里住着我的父老乡亲，不管你去了多久多远，心中总有一个不落的太阳，那就是---我永远是大院的儿女，永不忘故乡情。

　　大院四周被母亲河紧紧环抱着，它是长型小岛屿，与众不同地屹立在环水之中，像卡江手上的一颗发亮的明珠。水上浮着给人冲凉洗衣的“栏登”,还停泊着不少万龙船。以来继往万龙船背着大院的土产、树胶、登加旺等在水上浮行两天后到达坤甸，又从坤甸运载米、糖、油、盐、咖啡等以供应大院人民的需要。它开辟和便利了大院的水上交通。

　　小岛最前端有一个沙坝，悠悠流水清澈见底，和翠绿的对岸相映成趣，风景非常优美，天旱季节，大院老少都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到沙坝去游泳，好不热闹。市区前冲，据说是一九三十多年前建立的大院中华小学，大院父老一般上都曾在这间学校念书，假期学生们展开各种文娱活动，如向公众献演歌舞；进行各种文艺和运动比赛。年轻人也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如大院篮球队、足球队等邀请上侯、锡加罗、勿料等地球队进行友谊赛，或结队到哪儿去比赛。

　　大院中华小学的建校人是谁？还有为了下一代默默耕耘的无数老师们，很多都已失去记载了。总之，他们的目的是弘扬我们中华文化，让后代掌握知识，在社会上成为有用的人。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印尼时期，这小小的岛屿也逃不出烧杀抢奸的厄运，飞机疯狂的在空中找寻掠物，比较出名人士都在内奸的协助下被抓，一个个被载到东万律的屠场，无辜的人头在雪白的屠刀下，滚落在事先挖好的地窖里。大院人当听到飞机响的时候，惊心动魄、张皇失措的逃进深林或大鱼湖躲藏，有的为了避免发出声危害大众，甚至把自己的宝贝婴儿掩鼻致死。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那种残酷、毫无人道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大院市镇的中心区是华族群居住宅，前排有八栋双层楼房，每栋八间。这六十四间楼房都是坚固古老的炎木树建筑屋，一律住着华人，他们不是客家人就是潮州人。八间一行的长屋相联在一起，都是做生意的，连贯的前庭院，不管风雨天晴孩子们都可在前院奔跑嬉戏。后排屋子有两栋，其他的屋子就不再连贯了。

　　1984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一次大火灾，把整个大院吞噬了，烧毁了上百间屋子，从此以后大院变了另一个模样，人们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久以后大院像梦一样出现了新型的不再用炎木的两层楼房。虽然新事物不断出现，但不可否认的在较老一辈的内心，还思恋着那朴实古老而另有风采的、童年时代风风雨雨以及久经风霜的古老长屋。我回到故乡，闻着故乡的乡土气息，极想寻觅记忆中失去的现实。

　　我站在抚育我、教育我成长的大院中华小学旧址，败壁残垣已剩下一个屋壳吧了。我久久凝望着我的母校，为什么把它摧残成这个样儿呢？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雄伟的英姿呢？

　　忆当年，一九六六年因全国形势所逼，大院中华小学也因而宣布停止开办，我们下一代的中华文化就此断层了。孩子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离开学习和游戏的场所；离开了母校。其中一直在大院中华小学念书的阿武（A Bu），现在是大院的村长，以及叶胜（Japsin）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马来族人，直到现在他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三十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拥有不排华而甚至能与华族人民相结合的高尚品德，他们是我们印尼民族团结友爱、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忍让的典范！

　　2001年由于民族的政治认识不高，因一些个人问题引起了不小的民族冲突事件，又因被一些人利用为他们的政治目的进行煽动，而发生了心惊肉跳的大屠杀。使我们一向保持的民族友好关系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要揭穿他们的挑破离间计，不论华族、马来族、达雅族、马都拉族、爪哇族等；不管回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孔夫子教，总之，我们都是大院人，是大院的儿女，我们应该永远团结在一起，和平共处，不分彼此。

　　2001年种族事件后，离乡背井来雅加达的生活的大院人，在红溪酒楼召开了第一次大院旅雅同乡会，情缘把大家系住。平日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难得有机会见面，几十年来大家各散西东，有的不知下落，完全失去了联系。聚会的那天，大家非常踊跃参加，大院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有的是几十年后才相见，有一百岁的大院人由孙子牵引着来到会场。无限的思念终于在这一天聚聚一堂，诉说心里话，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的流下了兴奋得眼泪。谈不完的情，恋不完的爱，那就是故乡情，朋友爱！

　　过去我们大院人如手足亲情，对于红白事大家都很出力，疏财仗义，群策群力，这是我们大院人的高尚品德，须当作传家宝世代相传下去。

　　我们这些游子非常感谢还在家乡的乡亲父老，挑起了抚育引导下一代的重担子，我们娇美宁静的家乡、渊源长流不息的卡江流域最漂亮的小岛，故乡情永远永远系住了我们。(2004年5月刊与国际日报)

　　四、《惊险》

　　1998 年五月十二日的下午，天蓝得有点神秘，我迎着炽热的阳光，抱着几本教科书，急步而行。

　　这一天听到的消息说，动乱即将爆发了，凶多吉少，无可奈何。此刻愁情断肠的心情绞在一起，咸酸苦辣好象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舍滋味。许多的传说，如：有人在印尼人冰水架买水喝，他们不收钱，还说，你们即将死定了，几块钱就送你们吧。还听说市上的大刀小刀，长刀短刀都被人买光了。好可怕呀！但为了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动荡日子里，我还是往前冲。

　　我上课上到半途，忽然学生家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楼说，“老师，来了，来了，人群快到我们这区了，赶快回家吧！”

　　我匆匆的走在路上，马路上只有我一个华人，没有车辆，只见三三两两，一群群携带武器的人群，一个个仇视的脸孔，好恐怖啊！我想到家里的孩子，心里的惧怕已完全消失，我三步当两步走。过火车路时，踢了个小石头跌倒了，我爬了起来，顾不上膝头淌流的鲜血，当我抬头一望，在我不远处小铺子挤满了人，甚至踊到我旁边的铁道上。他们干什么呢？在我脑子里闪过“ 抢 ”，我蓬头乱发快步跑回家。孩子们正焦急地盼望着，看到了我才放心地关上了门。我们马上登上楼眺望，蔚蓝的天空一处处袅袅升起无数的浓烟，孩子们在嚷：妈妈“ 烧 ”了。

　　电话铃响了，朋友告诉我，附近美容店的女职员被 “强奸”了，还有一个华人，从摩托车上被截下来活活 “烧死”了，到处烧、杀、抢、奸的消息，不断从电话中传来，我也目睹了这一切，身历其境，比阅读故事书的印像更加深刻。

　　我的孩子三个都是少女，我真为她们焦急，没地方好藏，该怎办呢？外面乱哄哄的，孩子们急得哭了。我鼓励她们，你们别哭，我们要鼓起勇气面对一切，我拿了瓶子递给她们说：“若他们冲进来了就敲碎瓶子跟他们拼。”我先生手拿刀和棍子守在大门首当第一前冲，我们知道鸡蛋碰石头无济于事，但为了自卫就是碰石头也得碰。

　　忽然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大家屏住气，我的孩子又哭了 。我捏了一把汗，鬼子来了也不准他们碰我的孩子，我们准备和他们拼一死活。我的怒气上升，为了捍护孩子，作为母亲的我，毫无畏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好英勇的站在楼梯前第二线，准备迎接战斗。

　　第一线的他大声问道：“是谁？” 一个熟悉的老人的声音也大声地回答：“是我 ，请开门。 ”我的心好象掉下一块大石头，原来是我们对面的一位印尼人，但在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出卖我们。

　　这位老人再三的要求下，我们开了小小的门缝让他进来，又关上了。他看到我们的阵势非常激动，他说：“你们受害我们也不安宁，我们这条小巷的人民不许坏蛋坑害你们，我们前后巷都已派人防守，你们别怕，你的女儿可以在我们的房间暂时休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看到他诚实的脸，我们这才相信他的好意，我们千谢万谢他，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有异族朋友雪中送炭来了，他救了我们解了我们的围，我真的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说：“ 没关系，我们左邻右舍有什么困难应该互相帮助。你们快过去吧 ！”

　　经过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场排华事件，眼看为实，我所亲身的经历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见证了主流与逆流两个现实社会：一个是反动排华势力，对华族践踏和歧视，他们以烧，杀，抢，奸来毁灭华人；一个是维护正义的势力 ，他们不同流合污，坚决地站在正义的一边。这两组势力是势不两立的，正义的人民最后一定能战胜反动排华势力。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印尼是我们的祖国，落地生根，我们的根就在印尼，从这事件中也可以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放下旧的种族观念，对周围的异族应该以友好的态度对之，团结其他族群，以促进友谊。还有就是别好了疮疤忘了痛, 时时提高警惕 ！若再发生排华事件，在我们团结下的异族朋友,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维护我们，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的。

　　2006年5月11日《国际日报》副刊

　　五《 路 》

　　李梅为了争取时间，匆忙而又坚定的踏着脚下的身影，三步并着两步计算着行程。她感到脸上的汗珠儿正往眼角下流，又滴进了有点儿干渴的嘴，她索性让它滋润了喉咙。一阵急行赶路，她并不感到劳累 ，隐藏着千丝万缕的心思在沸腾着，为了完成今天的教学课程，她尽量挥去千斤重负，强压制着自己的思想感情。走着走着，思想又开小差了。大孩子的学费应付了，老二老三的学费也要付了，那间一家人聚住着的小茅庐，屋租又期满了。她加快了脚步，这些琐碎家务事，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巧也干着急呀！一股咸的汗珠儿滚进嘴里，咬着牙顶着。

　　忽然一辆轿车从她身旁掠过，差点把她撞倒。她吓了一跳，心想好险。

　　“梅，你怎么走得这么急呀！”这辆轿车忽然刹住车,有人探出头来向她喊，她的心还没镇定过来，手摸着胸口，止步抬头向漂亮的轿车瞟了一眼，原来是李梅过去的同学，现在可是个有钱的强人啊。她向前走了一步微笑的对他说：“你已经铺就一条康桩之道，而我还正急匆匆地开劈人生之路啊！”

　　“现在你要去那儿呢？”

　　“我要去上课。”

　　“对不起，我正约了朋友要去酒店卡拉OK哩。失陪了，再见！”

　　“再见 !”

　　轿车渐渐消失在远方，留下了车轮的轮迹。

　　路上小遇使李梅有所感触，她和老公辛苦地储蓄了一点本钱，总算筹备了个小杂货店，但，天有不测风云，却偏偏碰上五月事件被抢得精光，苦苦搞起的小生意还未开张却杀出个妖魔，把所有的心血一扫而光，希望成了泡影，一切的努力功亏一篑。

　　成事在天也罢，造化弄人也罢，所遭殃的何止是我之族群呢，祸及整个印尼民族。不少同胞倾家荡产，其他族群也不少失去生计，更有的是夏娃群所遭受暴徒的强奸污辱，惨绝人寰的蹂躏惨杀，罪不容赦。

　　五月风暴刚过，不少孤寡老少为自己的命运流血泪，不少身历其境者心有余悸。可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庆幸自己能逃脱这次血的洗礼，环境刚恢复，他们又忘了惊心肉跳的獗境，好了伤疤忘了痛。人生之道路曲折漫长，短短几十年一闪即逝，是否能将残烛余晖发出有限的光亮，檫亮彷徨的我民族的眼睛而问心无愧呢？若能为人类作出些有意义的事，相信以实际行动体现爱心，必得善报。这是一条最完善的人生之路。

　　李梅想着想着，道路还漫长，她不敢踌躇不前，尽放快了脚步 。

　　上课时间结束，天上已经布满了亮晶晶的小星星，夜风习习，吹拂着热腾腾的心，唷，多爽快啊！她感到教育事业的无限伟大，匿迹了几十年，今天终于重现春天，再投进华夏文化的怀抱。这工作虽艰苦，但毕竟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弘扬华夏文化事业，就是已把短暂的残烛余晖照亮下一代，让华夏文化不致在我们美丽的祖国印度尼西亚断层绝足。

　　她的心豁然开朗，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她小声哼着："Halo halo Bandung !" 她感到一股热血洪流，万隆精神鼓舞着她加快脚步。可是，当她跨过小沟，走上一条漆黑的火车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掉进沟里，她爬了起来，脚扭伤了。在布满尖石和不平的火车路上，她拐着脚走了几步，踢了个小石头，不禁跪了下去，膝盖又受伤了，鲜血一滴一滴宛若汗水般滴在干渴的石头上。天黑了路难行，她鼓励自己：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在饱尽风霜的脸上挂着一丝战胜困难的微笑。她用手梳了梳有些灰白和蓬乱的头发，想到在家里等待着的孩子活泼的笑脸。爱心，就象黑夜中出现一丝阳光温暖了她的心。她在黑暗不平的道路上跨步前进！

　　明亮的星星好象在为她祝福，但愿她安然无恙去迎接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香港“青果”第22号2003年1月

　　六《上当》

　　黎明的太阳，慢慢儿从睡醒的大地上爬起来，惺忪的毫不在意地把阳光洒在大地上。门前的九点花，朝阳花，爱漂亮的蝴蝶，勤做工的蜜蜂，一片朝气蓬勃，忙忙碌碌。

　　查里要告辞家人，到远地执行任务了。他吻了吻母亲的手，亲了亲还在熟睡的孩子，看了看天真的笑脸，真得有点舍不得走，但他终于站了起来，抱着深情的妻子，离别的亲情，有点依依不舍，他站立在屋前，渺茫地望着有他的足迹；有欢笑；有他在回教堂响亮的念经祈祷声，脑海浮现回教年的启鼓声，欢乐的互道着对不起（Maaf lahir dan batin）的情景。

　　是的，年已近，为了获得一笔钱，他冒险答应了一件违抗良心的任务，一想到将到手的数目不少的钱，他的眼睛马上蒙上了一片浓雾，把温柔的阳光都遮住了，他踏上了征途。

　　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酒，有一个人走到他面前，交给他一个漂亮的背包，告诉他只要你走进去把背包放在桌子上，走出来后在亭上找我，一百吊就过手了。在他眼睛里掠过胜利的神色，他有很多很多的盘算，首先他计划一家人搬到更神秘的地方去，虽然感到不光彩，鸟为食亡，管不了他人死活，只要自己能用这足够的资金去过一个安定的生活，至于罪过嘛以后再清洗也不迟。他咬了咬牙，背起背包，直往拥挤的人群走去。当他还来不及往后瞧，轰隆一声，四肢飞散，脑袋掉落在地上，接着人声沸腾。

　　2006年刊登于《国际日报》

　　七一、《苏干纪游》

　　金黄色的朝阳，好似天边镶上红宝石，在温柔的阳光映照下，江河两岸像涂了金，发光；抹了银，发亮。凉爽的风迎面吹拂而过，风里飘散着船头水花迸飞的小水珠儿。沿岸翠绿的树上，点缀着红艳艳的花，红色的花瓣像直升机上的风扇旋转直下；又好像红色的雪花随风飘落。好美！好美！是摇钱树（油子树）开的红花，漫山遍野的油子花，向我们招手，欢迎远方的旅客。你可以伸手向飘落的红雪花握手问好，飘在你头上、亲在你脸上，仿佛身处仙境，让你意外惊喜地感到来到世外桃源，闻着榴莲花香让人垂涎；眼眺这美丽景色让人陶醉。

　　苏干河两岸散撒着重重叠叠乌金光亮的大石小石，河道上因大石阻挡河水直冲而下，形成惊险的滩头。船只在勇敢和熟练的舵手（malem）行驶下，一个滩头接一个滩头，过大滩头时，乘客必须下船，船用绳子绑着，由船工和男搭客一起把船拉过激流礁石。休息时，乘客可以踩着石头滩上漫步，打开携带的食物与大自然共同享受美味的野餐。也可以凭肉眼，尽开眼福，观看小鱼在清澈见底的河水嬉戏，还说不定能在沙滩上捡到金粒呢！因为天旱季节，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民，整天浸在水里淘金，以淘金来维持生活。

　　到达苏干的小镇后，又想到穷乡僻壤的小乡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于是我们这一群满肚子好奇心的游客，欲想探探友族的生活，便脚不停蹄，在一位本地朋友作向导的安排下，换了小舢板，一条船只能坐三四个人，几条船便开始航行。这条苏干河是卡江支流，河床比较浅，不能开机器船，只能用古老的行驶方法，由一位达雅族人站在船尾作舵手，船头由一个人相助，仅用竹竿插入河中用力一撑，船才慢慢儿逆流艰苦的徐徐前行。

　　我们眼前呈现出西加最古老简朴的乡村，我们兄弟民族达雅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屋子像是凭空而起的栋楼，要上高达约两三米高的楼阁，就得爬那用槟榔树做成的梯子。

　　我们运气好，正赶上喜事，甘郎鼓声（gamlang），达雅族人民的一种乐器，丁丁当当的玄音非常优美，远居的达雅族人民将情不自禁的寻音来访，频频不断的音乐宛如山涧流水，在叙述着达雅族人民辛勤的工作，交织着与饥寒交迫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当转入激动欢腾的音乐时，人们就像着了魔舞了起来，大家暂时忘记烦恼而投入欢天喜地的欢乐气氛中。旅客们都被热情的双手拉进去与他们融成一体，挥动着双手，跳起Langkang 舞（达雅族舞蹈）。

　　用稻杆做的吸管插进瓮里，大约有十几个瓮吧，为了婚礼他们都事先准备酿酒。参加的男女都围坐在竹编地板上，我当然不错过好机会，学他们把嘴衔住吸管，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香甜而带苦味的“tuak”酒，喝了几口，就感到有点飘飘然地摇摇欲醉，我第一次喝醉了！

　　第二天，我们刚好又碰上了丧事，一队人马吹着忧伤的调子，扮成妖魔鬼怪的人走在前头，跳魔鬼接死者的舞蹈。我们站在路旁好奇地观看，出其不意地被他们用锅底黑灰加椰油涂抹在脸上，大家吓了一跳，看看对方都变成了黑怪物，不由得哈哈大笑。多有趣啊！原来是他们达雅族人民的习俗哩！

　　入乡随俗，我们也赤着脚，踏着羊肠小道，迎着花香露水，翻山越岭。当站在高山上，放眼眺望那远处山连着山，在广阔的蓝天绿野拥抱下的美丽景色，你胸膛的热血将会像汹涌的大海，澎湃的海浪，无限感概！会情不自禁地高声大喊，让祖国大地都能听到永不消逝的回音：“江山如此多娇，美丽的祖国啊！我爱你！”

　　眼前又出现一个别有风味的乡村。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群体生活的影子。一阵臭尸味传来，好几个男人没穿衣服，只用一块遮羞布遮住那座尊严地，他们爽快地抗着一只特意让它发肿了的山猪，兴致勃勃地走回家；仅围腰裙、大方地露出两颗乳房的妇女或少女，以及孩子们都跑出来，快乐地迎接他们的英雄。然后他们把擒获的野兽分给村里每一家，他们这里不懂得钱的使用，他们只知交换物品。

　　好运气，喜逢果子季节，坐在榴莲树下，任你挑选掉下来的最香甜、最好吃的；或采鲁姑果、龙眼等山果，很多果子都是在城里不曾见到、吃不到的，身在水果山中，肚子一定涨得不得了。

　　这是全印尼最长的河流卡江上游一个美丽自然景点《苏干》，这里的达雅族人民热情、纯朴，没有野心和勾心斗角，没有装模作样、奉承伪诈。美丽的大自然没有污染、空气新鲜；他们真诚友谊的双手，将给你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

　　载于《湖光山色画中情》书

　　第一届文学[金鹰奖]游记征文比赛入围于2003年3月

　　八《小小偷》

　　小学五年级的小学生，高廋个子的阿里，满肚子鬼心事，乘老师不在教室，他溜出教室外向四年级的朋友哈默德招招手，刚好二年级的哈山要去厕所，他邀了他们，三个小鬼偷偷地脚底磨油溜了。他们逃出了学校便直向电脑游戏场所跑去，玩一次一千盾，他们玩得起劲，钱花完了便向一个大朋友借了两千盾，赌注再玩两次，现在大朋友叫他们明天必须还，否则就吃拳头。

　　阿里怕明天被打，眼睛一转便想了一个办法，这时他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到幼儿园，从外面观看，里面好多好玩的东西。他命令两个小朋友，你们跟我进去，把值钱的搬出来，把东西卖了，那么，我们就有钱了，还了债又可再玩个痛快，多理想。

　　他撬开了锁头，打开窗户，跳了进去。才七岁的哈山，骑上了摇马多逍遥，哈默德看上了一辆小自行车，而主谋阿里，正在盘算什么东西卖最高价。

　　这时刚好经过幼儿园的商店售货员，看见窗户怎么会被撬开了呢？好像里面还有人呢。于是他马上联系了警察，几个警察包围了幼儿园。“快投降！你们被包围了。”几个警察冲了进去，瞄准了小偷。

　　外面围了一大群观看的人，当小偷被抓出来的时候，这位正兴奋地向人诉说他帮忙抓贼的经过，讲得手舞足蹈的售货员，呆住了，他突然吼了一声：“阿里，你你你，你这畜牲，没读书，去做小小偷。”

　　哎呀，谁的过错？

　　2006年刊登于《国际日报》

　　九《往事不如烟》

　　回忆就像一条长河，渊源流不尽。四十年的长河可不算长吧，惊心动魄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大家都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相识是千里的缘，回忆是最美好的享受。

　　记得我刚高中毕业，十多岁的孩子血气方刚，满腔热忱将踏上工作岗位，老师开玩笑地说：“你到了古打还要转一圈才是目的地三发。”（注1）我说：“嗬，好远啊！”

　　早上六点我从坤市出发经过喃巴哇、三口洋、邦戛，直到下午六点才到达三发。

　　我和周淑云老师同一个宿舍，我们生活在一起非常合作，患难与共，是肩并肩工作的好战友。我听了一些老师的介绍，知道这里的学生非常顽皮，我已先作了思想准备，被分配担任了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当时班长是子交同学，矮胖的个子、淳朴敦厚的脸，是最老实的班长。他们的年龄都与我差不多,与其说是他们的老师不如说是他们的大姐吧。泽林、奇雄、孙强等同学是班里的调皮鬼。上课的时候，你讲你的他讲他的，还经常给老师按个外号，作弄老师，把纸张贴在老师的背后，不然丢纸团，他们曾经把周淑云老师作弄哭了。几十年后的相逢，有位同学默默地告诉我，直到现在还深深感到内疚，早知道周淑云老师很快离开世间，该先向她道歉才对。

　　当时我的负担太重了，但是我还是满怀信心，我认为他们都是纯朴天真的学生，只要教导有方，他们一定会改变过来的。我选了泽林同学作为铺开道路的先锋。他告诉我他的缺点有好几个，当然过不了升级的关了，为了挽救他，我开了一条排除缺点的路，那就是去洗厕所增加优点的办法，结果真的他的优点胜过了缺点，成了一个好学生。

　　我教他们语文，最先上课不听讲，我以金庸系住读者的策略，快下课时间我便开始讲故事，因为故事长，讲到紧张关头卖个关，下课了，他们急切的盼望，要听故事吗，那么上课的时间就得安静地听讲，才能且听下一回。这样秩序好多了，一群顽皮鬼也变成班里的骨干了。

　　我们搞了学校的秩序和整洁比赛，都搞得挺热烈的，学生都争取得到冠军。我还记得我和周淑云老师沈时金老师等，作为评委一起去评定教室的整洁，都非常仔细的检查，可以说每个教室都很清洁，成绩都很高。

　　我们和宿舍里的寄宿生一起吃大锅饭，真是让人深深地回味无穷，当吃饭的时间到了，肚子饿了的老师学生都争先恐后去提饭菜。要煮这大锅饭菜，煮食的阿姨也是很辛苦的，有时我们也帮他选菜，要选的菜太多了，不免就有点粗心，我们曾经在煮熟的菜里挑出菜虫、蜗牛什么的，甚至有的吞到肚子里才感觉到已吐不出来了。

　　星期六或礼拜天，我们教师有一个余兴节目，就是“打斗市”，林敏吉校长要我们到他家，大家出钱煮咖喱、乌龟、龟蛋一起聚餐，我们极微的薪水，每个月都存不了钱，但大家团聚一堂，却增添了无限的亲切感。

　　我在刘立民、张菊香老师的三发河上浮着的“栏登屋”，学会了包菜板，我们自己做的，又香又好吃。现在想起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还参加三发学校篮球队，明花、彩玉等同学是我们球队主干。我们也有过几次比赛，都得到好成绩。

　　在悠久的中华中小学，处处都有我们蹦蹦跳跳的足迹，谈谈笑笑的影子。刘丽娟老师是跳舞好手，柔美的舞姿，她教了不少舞蹈，在联欢会上少不了她的舞蹈节目。晚上我大着胆子教年轻人唱歌，歌声回旋荡漾，洋溢着年轻人活跃的青春气息。整个三发市在年轻教师的带领下变活了，三发鼓打得更响了。

　　刘立民小学校长、刘乃文、梭罗显秀、凌东成、沈时金、曾丽卿以及全体在三发教过书的老师们，他们为三发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接班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发社会的发展有他们的丰功伟绩。

　　林敏吉初中校长、周淑云、黄永才、张菊香、傅翠云、刘丽娟老师等，他们虽然已作古，但他们为华夏事业所付出的奉献是永垂不朽的。

　　三发河是我留恋的地方，从三拱桥眺望三发河，平静得像镜子可梳妆，河下三板船划着一浪又一浪的浪花。几只鸭子白鹅在水面上嬉戏，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多美的情趣啊。三发河的故事，三发皇宫的历史遗迹，都变成神秘的倩影，三发河啊！砍不断的情割不完的回忆，轻轻的流连漂送着花香渐渐远去。往事并不如烟，在我的记忆里回旋¼¼回旋。

　　（注：古打就是三发市）

　　2005 年11 月12日刊于国际日报

　　十  《心愫》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痴痴的望着天真可爱的学生，他们用手势比划着每一句诗，那么深情脉脉，他们小手中的针线，每一针每一线都穿进了我的心房，锁住了我的心脉，但却锁不住我奔腾的心愫。

　　屋后的一片菜园一锄一个脚印，每株青菜滴着妈妈的血和汗。我和弟弟们是妈妈的好助手，每天妈妈一早就在菜园里锄锄摸摸，中午把新鲜的青菜绑好，我们放学回家草草吃了点饭，便用大托盘顶在头上，到每一家去叫卖，尤其是小弟“大葱头”叫得最出力了。妈妈以那一片园地帮助爸爸解决了些油盐柴米的问题，她让我们温饱而自己却饱受风霜。

　　每年12月河水一定泛滥，全部的菜经常来不及抢救便被淹了。记得有一次妈妈约我陪她划船去菜园，两人跳进一丈多深的水中摘空心菜，被水淹的空心菜只一条长长的心，挺好吃。她绑了一束叫我送给我的老师，她说：“河水泛滥，老师没菜吃，怪可怜的，你快送去吧。”她也经常教育我们尊贤敬老与忍让，兄弟姐妹要一条心才能团结，和睦相处。

　　晚上妈妈经常在我们熟睡的时候，轻轻地爬起来给我们盖被子、打蚊子,缝缝补补破了的蚊帐,一针针一线线直到如今还穿在我的记忆中。

　　当我将离开故乡去坤甸读书时,妈妈缝了两件衣服,千交代万嘱咐叫我如何管理和保重自己,母亲的心思,牵着条条爱的线,想得好远好远；想得好周到好周到的,她挂念着远方游子的饥和寒。我总是祈望妈妈永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长大,当我长大了,我一定奉养您, 妈妈 !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啊!

　　我跪在妈妈的坟墓前，面对几十年来我不敢想象也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妈妈远离了我们，当我们还未来得及奉养您的时候，您已默默撇下苦难无知的一群。我非常了解您，因为您已再也肩负不起千斤重担了！

　　我的眼睛潮湿了，条条的心愫映现出成群拉着妈妈衣角，围着妈妈又叫又跳甚至有的哭有的笑的弟妹们，只见妈妈默默无言，微笑着一手牵着我们、吻着我们的脸，坚强地从风风雨雨中匆匆走过。只见坎坷不平之道，那么遥远，望不尽头哪！

　　如今妈妈您在何方？我将深深地怀念，寄语南飞雁——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十一、《眼睛》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孩子们在妈妈或护士的监护下，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跳着、蹦着，花园和游戏场就像仙境一般优美，在雪亮的眼睛里隐藏着数不尽的星星、采不完的鲜花,就像荷花叶上的露水晶盈欲滴,又像成熟的葡萄让人垂涎，他是父母的希望又是国家的栋梁。

　　我偶尔到卡江一游，看江上涟漪的水影，赫然出现几只飞鹰。我们悠闲逍遥的游船，经过茂密的森林神奇地展现出一个山村,在脚下踩着祖国那角落里的穷乡僻壤，我们疑惑的眼睛警惕和注视着这生疏的内地，高高的屋子可能是怕突如其来的凶猛野兽。村人都去种植或找食物了，村里静悄悄的，就像无人的太空一样宁静。人们说达雅族是淳朴、善良而有些神秘的民族，首先就是为了探索眼睛的神秘我来到了达雅族山村。

　　我四处搜索，结果在我眼帘里映现一幕埃塞俄比亚的情景，几个一丝不挂的小孩儿，站在高屋的木栏前，如干枯的树枝支撑着欲坠的身体,干瘪的双手抓着栏杆在啃着栏杆的树。我爬上高高的木梯，想从他们干瘦无肉、不成脸型而凹下的眼睛里搜索隐藏的星星和花朵，但让我感到无比失望，在他们眼睛的焦点里，我看到了不解的人生！奇怪，在这些孩子的眼睛里隐藏的不是美好的明天，而是山薯莨和竹笋呢 ？在那眼神里看不到天真活泼的微笑，痴呆不转的眼睛隐藏着如火如荼的饥饿及欲滴的泪珠 。

　　眼睛本深藏着爱、美好和幸福，但在这儿童的另一眼神里却隐藏了无限痛苦与向往 ！

　　希望那含着千万滴泪花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明亮的阳光，但愿印度尼西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在国家领导人正确的领导下，干瘪的手变为强大有力，不再痴呆的小眼睛，充满无数的星星和花朵，让他们也能成为父母的希望和国家的栋梁吧 ！

　　十二、《钥匙》

　　一个宁静的夜晚，阴云密布，天即将下雨了。

　　宁静的夜却隐藏着忐忑不安的气氛。在某地的警局暂扣所，咯嚓一声开门声，惊醒了小牢房的郭老伯，他慢慢地挣开劳累的眼睛，不屑地看了一眼奸笑的脸。昨天在他家里的读书会被人出卖了，他们一家有五口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监狱。在路上已不断受到殴打，身体多处的创伤已使他疼痛不堪，现在看来又将再遭毒刑。

　　“支那狗，站起来，走，要给你颜色看了！”青衣士兵得意洋洋地抓着他白衬衫后领前推后拥，把郭老伯推到和大儿子阿生同一审问室，那里已坐着戴着斜帽一脸狰狞面目的几个青衣头头。时钟正指向七点。

　　“跪下！”一个青衣人想把郭老推倒在地上，但，已踏入古虚年七十有余的老伯，白发苍苍、白皙而端正的脸上斑斑血迹，显出不可一世的坚强气概，他傲然而立。一个刽子手用一尺多长的棍子用力打在郭老背上，他倒下了，再站立起来。

　　“你犯了什么罪，知道吗？”一个有衔头的青衣人拍着桌子问。郭老咬着牙，一声不响，一棍打在他屁股上。

　　“什么人去过你家学习、开会？”

　　“那个乡村有你的学员？”

　　“说！经常去你家学习的同伴是哪些？你说了我给你很多钱。”

　　“你的书籍文物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秘密学习就是犯法吗？”

　　“你们是造反分子吗？”

　　审讯官露出獠牙血齿，好像就要把老人整个人儿吞了似的。

　　几个头头接二连三的逼口供，只见郭老安然自若，就像眼前根本没有人。一个审讯官把郭老的手抓了过来，用力一扭，左手手指折断了两个，他咬着牙一声不哼。

　　“你哑巴吗？看你说不说？”另一个审讯官又抓住他右手。“说不说！”还是沉默。咯嗒一声，右手手指又断了两个。青衣一不做二不休，甚至把老伯的双手干脆放在桌子上用枪柄捶打，好像砍肉圆，手指被锤碎了，此时只听得喊打声，棍子劈啪此起彼落打得过老伯摇摇欲坠。棍子打碎了，他叫人再换棍子，一个审讯官把郭老推倒在椅子上，然后用棍子插进郭老的胸膛，把郭老的好几支胸肋骨插断了，再提起硬皮鞋向那双腿踢下去，郭老晕倒在血泊中¼¼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已躺在小牢房里，刚好儿子阿生也拐着脚血迹淋淋的被推了进来。他也被青衣打得遍体鳞伤，他们这些野兽用抽着的烟烧他的脸烧得尽是火泡，挥动棍子把额角打破在淌血，背上流着血的伤口还被热热的灰从头上倒下，然后擦到他的胸前和背上，痛得他咬着牙顶住了。他就像他爸爸一样硬骨头，一声不响，完全不开口。

　　他亲眼看着爸爸被打得手折脚肿胸骨折，他感到心碎了。

　　回到狱房他抱着瘫痪了的爸爸说：“爸爸，你老人家被打成这个样子啊！真是禽兽不如的军人！。”“阿生，要沉住气，好好对付他们，要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也受伤了，喝你自己的尿可以治伤。”郭老非常镇定地说,“我们只要不伤害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是死也心安理得。爸爸不行了，你要好好保重啊！”

　　阿生忍着欲滴的眼泪，轻轻地抚摸着并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爸爸颤抖的身体。郭老叫阿生从他裤袋里取出一包东西，阿生机警地放进自己的裤袋里。

　　现在是一点了，他和爸爸一起躺着，五个小时的拷打，他知道躺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他背上尽是灰好像蚂蚁在咬，他顾不上这些，关心地看看爸爸，他闭上了眼睛，以为已入睡了，但又好像不对头，用手摸摸试一试他的鼻孔已经不再出气了，他醒悟到爸爸已被折磨死了，他没有眼泪，心中只有一团燃烧的怒火！

　　他索性就和爸爸的尸体一起躺到天亮，天亮了军警把僵硬的郭老拉出去装进麻袋，叫死老会的人处理，死老会的人说：我们华人死了要用棺材装，但青衣不肯，几个死老会的华人不得不草草地把郭老埋葬了。坟墓向着大海。

　　“疾风知劲草，乱世见忠诚。”阿生被打得遍体鳞伤以后释放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茫茫大海边，只见一束束雪白的鲜花，不知是谁已先在这儿插上的。

　　“爸爸啊，我们坚持中华文化是错了吗？难道我们永远被人践踏吗？人活着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默默地承受折磨至死，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不屈精神，深深地被人怀念，那些贪官污吏馨竹难书啊！”

　　阿生插上了三支香，还烧了一些纸钱给他爸爸，面对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无情的海涛，默默地喃喃自语：“爸爸，你知道吗，我们被捕的那天，你十岁的孙女被狗官强迫拉到椰林后路上，在光天白日下被强奸了，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爸爸，你说我该怎办呢？爸啊！”他向自己大腿重重地捶下去，突然，他觉得裤袋里有个硬硬的东西，噢！对了，是爸爸最后交给他的一个小包包，他慢慢地把这个沾满血迹的包裹打了开来，“钥匙！”他想起爸爸最后的一席话：“¼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附：这是根据真人真事而作的，本人再拜访生哥以后作了些修改。在此谨向不屈的老伯一家人致于崇高敬意！

　　(第二届印华文学《金鹰奖》微型小说比赛入围)

　　《菜篮神话中秋》

　　作协文友们于九月八日到井里汶与当地文友们欢度中秋，途中大家开开玩笑、唱唱歌、猜谜语、接成语，无话不谈，好不热闹，后来谈到中秋节的鬼神和菜篮神的故事去了，这话题更引起大家的兴趣，这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阴魂，却能用无形的力量把大家的精神提起来。

　　我也谈了一个小故事。话说三十多年前，我和一群爱旅行的朋友来到美丽的山城——山口洋，住在一个种菜的朋友家，前眺拇指山，山前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和菜园，后面是运动场，那是一个迷人的、风景如画的山城。

　　正当八月中秋前夕的傍晚，我朋友阿珍和两个弟弟，一个10 岁在印尼国民学校读一年级，一个8岁还未入学，他们看见很多人玩菜篮神也跟着玩起来。在门前的空地上，不知哪里提来一个菜篮，在菜篮中间挂个钥匙，插枝香，绑支笔，给它穿上一件上衣，便开始念念有词，请起菜篮神来了。

　　小孩儿一边说词一边开玩笑，不一会他们说：来了来了！我不曾看这玩意儿，也觉得好玩。菜篮在摇，他们给他一杯茶和中秋月饼，绑着的笔马上插进茶和月饼中，然后在准备好的白纸上写字。托着菜篮的人就是这两个小孩儿。

　　先跳进菜篮的是黄继光，我们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他们一伙十二位坐飞机度假来的，飞机就在山口洋运动场着陆。队长是孙中山先生，队员是：黄继光、雷锋、邱少云、向秀丽、刘胡兰，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很不听话，总喜欢抽烟等等。我们问他既然来了很多人，那么你的朋友现在在哪里？他向我们周围一指，说有几个就在你们前面，还有另外几个去别的地方玩儿了。大家吓得面面相觑。

　　黄继光是在一个战役中，敌军堡垒总是攻不破，解放军爆破队战士一个个在未接近堡垒就被敌人猛烈扫射而牺牲了，黄继光为了不让同志们遭受更大的牺牲，于是他灵活地避开炮火扑上前，以自己的胸膛堵住炮口，让战士们乘此时刻冲上前消灭了敌人。

　　我们问了好些问题，谈了一会我们要求雷锋来，篮子停了一下又摇了起来，在白纸上写上“雷锋”两个字，他还写上他出名的日记：“青春啊是美丽的，但真正的青春是属于力求上进、永远进步的人的。”下面写上烈士雷锋。雷锋也是在一个战役中，为了炮破桥梁，在紧张的战斗中找不到木棍，他便用手顶住炸药而牺牲的。

　　向秀丽、刘胡兰也来了，她们都是被国民党杀头的，在刑场上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刘胡兰才十五岁。刘胡兰写纪念留言：“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这是一句毛主席赠给她的最高评价。

　　邱少云是在埋伏战中，敌人盲目扫射，流弹落在邱少云身旁的草丛中着火了，进攻时间未到，又不能动弹，一动弹敌人便会发觉而进行大扫射，会带来莫大的牺牲。火烧到邱少云的身上，其实，只要他把身子翻一翻火就灭了，但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他宁可牺牲自己。他为了忍住痛，把手插进泥土里，一动不动，他小声地告诉旁边的同志，要求转达给家人和同志们，别为他难过。大家焦急地眼看着他被烧死，为了遵守纪律，淌着泪水也一动不动。当战斗的号角一响，马上冲上前，愤怒地消灭了敌人。

　　当我们问他们牺牲的经过时，他们都简单地介绍了。然后他们每人都在白纸上写下纪念留言。字体不一，雷锋的字是斜的，向秀丽、刘胡兰的字比较秀丽，其他的比较有力。写满了我们要换纸张，他们却说，不要浪费，还有地方可写。

　　有人叫他称一称猪栏里的猪多重，不一会跑回来说六十多公斤，不久会有人来看猪。他指向一位漂亮的女孩说，她只能活到三十多岁。我们要求他们的队长孙中山先生来光临，雷锋说请你们等一下，菜篮不动了，不一会，菜篮又摇起来了，扶着菜篮的两个小孩站起来，跟着菜篮向观众拨开一条路给孙中山先生过，然后重而慢地写下孙逸仙三个字。我们问他在阴间做什么？他说还搞革命。有一个十八岁名叫阿觅的年轻人说：写些什么字，看都看不懂。菜篮跳起来，两个小孩跟着站起来，绑着的笔马上指向阿觅的眼睛，然后再写“你看不懂别乱讲话，这叫古文！”这个阿觅吓得脸色铁青，再也不敢乱讲话了，他现在已成了牧师。

　　许多有趣的谈话，围着的观众你一句我一言地问，菜篮神慢条斯理地写在纸上回答。

　　八月中秋像神话一样的菜篮神，给我们打开眼界。谁说没有神鬼呢？过去我也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认为是人搞的。我告诉朋友，他们说这是我编造的故事。当我亲眼见证菜篮神后，我确信，这几岁的小孩不懂中文，未上印尼国民学校，根本不可能写出各种字形、各种忠告和纪念留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国家先父孙中山以及中国出名的革命先烈都来印尼凑热闹。你相信吗？其实，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件留待以后再揭秘。信不信由你！

　　大众评论

　　《评印尼国民教育部语言中心的条例草案》

　　公众场所禁止外语牌子

　　2006年1月7日《印度尼西亚日报》和《国际日报》报道了一条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标题“公众场所禁挂外语牌子”，其内容是：国民教育部语言中心讨论的各部门的条例草案，将呈交国会以便于2007年加于合法化，该草案由10章22条有关语言的使用条例。其第11条，从国外的，不论印刷或电子大众媒体，必须用印尼语，而电影片、电视片及其它多媒体产品亦当如此，务须翻译成印尼文。第12条文中言明，不论商标、广告、公司名称或大厦名称，乃至货物使用说明书等都必须使用印尼文。若这些条款被核准而定为法令的话，则众商家须立即修改各种产品的名称，而影片、电视片也务须译成印尼语，否则，犯法者将受刑事制裁或罚款威胁。

　　这条例对我们国内外的影响如何？

　　一． 政治上完全迎合过去新秩序即苏哈多政权的派华、排外分子的政治立场，很明显的，他们将利用这条例，禁止外文尤其是华文甚至华语在公共场所的使用！这完全是恢复过去消灭中华文化的动机，使印尼人民永远跟不上高科技的发展。

　　二．经济上打击外商，以各种形式制止外国市场的扩展，但无形中也阻止了外商在印尼的

　　投资，这条例将使印尼永远处在保守的封建地位，而不能放眼世界，以改革开放的雄

　　姿，走出穷困、保守的经济危机，向国际自由市场进行挑战和竞争。

　　三。文化上更是明显的排外政策，使刚摆脱禁锢三十多年的中国文化又再来一个禁锢。三

　　十多年来印尼没因禁止华文而更进步，反而遭到极大的损失。

　　过去，动物、武器与中文书籍在飞机上是禁品，因此印尼人民可以说与外界完全

　　隔绝，如何进行交流？闭门造车如何学习世界上先进科学和各种事物？只能把自己封

　　锁起来。

　　总而言之，如果这一条例的实施，对我们印尼人民完全没有好处，因为禁止外语，

　　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朝鲜等外国资本家将知难而退，工厂、商业必然地走下坡，

　　无法挽救印尼的经济，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

　　林沁

　　《专访印尼教育事业的奉献者  冀幼华》

　　2005年圣诞前，我们上课的最后一天，我采访了一位夏大远程教学教授冀幼华老师，很冒昧的占用了她宝贵的十分钟休息时间，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采访。

　　这位高个儿脸上常挂着慈祥端庄笑脸的老师，短头发，衣着朴素，穿一双轻松运动鞋，年纪虽已是六十出头了，但祖籍邯郸人的她，走起路来谁都赶不上，挺着腰杆跨着稳定的步伐。中国古人都称赞邯郸人走路，真是名不虚传。

　　冀老师自大学毕业以后，于1964年，在中国北京人民大学附中教中国文学直到1998年退休，三十多年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耕耘，经历了文革风云时代，现在学生们皆成为建设社会的接班人。

　　为了退休以后能给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让烛光冲破黑暗照亮禁锢了三十多年中华文化的国家，使星星之火重新燎原，她，冀幼华于2002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印尼，一位大学教授来印尼教小学，她完全没摆架子，只不过像她不曾教小学生又不懂印尼语的情况下是比较困难的。她认为教小学生要能力比较强，能教唱歌、跳舞，手工、体育的老师，其难点是要能用各种方法吸引小朋友，使学生感兴趣学习。

　　2003年2月接受东方语言文化中心的邀请，担任厦门大学远程函授班的讲师,第一届本科班毕业了，第二届的专科班也毕业了，第三届的专科班也相继毕业了，还继续教本科班。她开办了十几门科，有师资培训班、中级阅读班、成年汉语班、师培班结束以后，学生们就抓住她不放了、以后继续开办语法班、语音班、中级班，2006年2月将开办高级班及阅读班。也个别教几个学生，两个去北京升学，汉考考到六级，第二次考到八级，现在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她说，为了学习中华文化，在1996年以前，有一些学员冒着风险学习和搞教育工作，真是了不起的事。印尼对中国文化解冻以后，冀老师就来到印尼搞教育工作，开始教夏大远程函授班时，她看到一大把年纪的学员来上课，深受感动，他们最初听不懂老师讲的话，语言速度要求尽量放慢，甚至在黑板上一句话一句话的写，写字潦草一点都不行，现在进步可大了，他们正常听课已经没问题了，笔记也没问题了，跟她交流都没问题了，甚至很多人还能写文章。

　　当作者本身提到教师与教育界的弱点时，她慎重的提出，弱点不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汉语教学中的难点。第一，教材不适合我们印尼情况，我们现在使用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新加坡教材，课文的第一课：我是新加坡人，我爱新加坡，新加坡国旗等，不适合于印尼；另一种就是中国教材，在编排教材方面也没考虑到我们印尼的特殊情况，因此没注意到不要有涉及国家或政治方面，但编排时还是很自然的编排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或什么春雨来了，春雨沙沙沙，也不符合印尼情况，对于印尼学生很难理解，因为印尼没有这样的气候，讲起来很费力，这对于教学上是一个困难。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教书的教师主干，大多是没上过大学的，他们的语言基础受到家庭和华校的影响，而上一代家长也好老师也好，语音方面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老师所受到的影响，现在要很快的把语音改过来，只能做到基本要求已经是差不多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教学、考试，考题方面都要有严格的注音、声调甚至于变调都要很好地掌握，这对于我们的老师是个难点。

　　关于教学方面的经验，她谦虚地说她没什么教学经验，但她提出一个意见，关于语言文学的教学，说实话，最好老师的文学修养高一点儿，多看书，要教学首先教师自己要有修养，如果教师本身没读过什么书，没写过什么文章，要指导学生就有困难，教学时学生听起来就会感到很枯燥，很多问题无法解释，作为语言学的教师，自己是不是要多读点儿语言学方面的、文学方面的作品，自己也是要动手写一点东西，一开始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但习惯了就会流利了。

　　冀老师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学习的榜样：

　　一．不求名利地位。

　　二．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三．乐观精神。

　　四．敢面对现实，说实话，坚决果断地解决问题。

　　五．知识丰富，包罗万象。

　　六．讲课生动，内容丰富，多姿多彩。

　　冀老师忠心耿耿，为印尼文化事业作出不少的贡献，尤其是她为人师表，我们可以从她言行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受益不小。我们衷心感谢冀老师的培养，尤其是东方语言文化中心各负责工作的执事们的功绩也不小，相信在“东方”、在冀老师默默的耕耘中，不少新的种子、新的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茁壮的成长！

　　林沁

　　《接班人》

　　当我们学校的学生以坚定的步伐走向讲台的时候，我的手也紧握着，我内心在祝福她成功。

　　这次全雅加达各校中学生演讲比赛，是为了精选冠军，然后再参加全国演讲比赛，各地的冠军有机会参加中国汉语桥的演讲比赛。因此，学校方面必须挑选一个汉语说得最好、最棒的才能代表本校争光。

　　当这任务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们想，为校争光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中有不少汉语语音读得不错的，但是，为了突出友族学生，让他们有更多锻炼的机会，也让这次的比赛不是纯粹是华族子弟而已，因此我马上想到了这位淳朴、有礼貌、而且汉语功课很不错的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虽然刚学习汉语不久，华语讲得很有限，但在练习的过程中，她非常努力地学习和纠正语音的错误。

　　在比赛过程中，她看到很多华族学生，讲得顶呱呱的，她有点儿害怕了，她说：“老师，如果连安慰奖都争取不到怎么办？不会怎样吧！”我说：“没关系，你已经努力地去做了，站在台上就是给你一个锻炼，这是最好的机会啊。”所以她很安然地走上台。

　　尊敬的诸位来宾的“诸位”，经常都读到zhǔwèi ，但今天却读得很好。接下去“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成立至今，经历了61年的艰苦奋斗的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繁荣……”整个演讲词，只几个字读错，她尽了一切的努力。从她的表情和手势中，深深地表达了青少年们，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紧紧团结在红白旗下的决心。坚决地表明，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美好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印度尼西亚建设得更加美好！

　　最后深情地伸出双手，道出全印尼人民的心声：“我爱您，印度尼西亚！”

　　这次的演讲比赛，全雅加达有十多所学校参赛，比赛结束以后，学生、家长、老师们献歌，使气氛有点儿轻松。最后是紧张等待的时刻，由评委决定了胜负。先由安慰奖第二名开始，安慰奖第一名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乐娜，也就是说，全雅加达演讲比赛得第四名。我为她感到骄傲，虽然她是一位友族学生，但在她的努力下，她能争取优秀的成绩，她的前途无限美好，我们一定能把她培养成中华文化教师行列的“接班人”！

　　镜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山区，住着一个老太太，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有特长。老大有一双大脚，跑得最快；老二有一双大手，做事最快；老三有一双大耳朵，听得最远。他们兄弟三个人相亲相爱，从不吵架。他们最尊敬妈妈，最听妈妈的话。

　　每天妈妈留在家里做家务，兄弟三人在田里工作。

　　{ 朗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X2 }

　　有一天，当他们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大耳朵老三听到救命的尖叫声，急忙说：“哥哥，有人从山上掉下来了，快快救他吧！”老二伸出大手把掉下来的小白兔接住了，一眨眼，小白兔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说：“谢谢你们救了我，我给你们一个小镜子，如果有人病了，把镜子一照，病就会好的。”说了就不见了。

　　兄弟三人轮流照着镜子玩着回家。正玩得高兴的时候，老三说：“听，我听到妈妈在哭呢，快快，看发生什么事了。”老大跑得快，牵着他们的手很快就到家了。

　　他们看见妈妈肚子疼得在翻滚，他们抱着妈妈不知怎么才好。忽然老大想起了兔子姑娘的话，连忙说：“镜子镜子，快快照一照妈妈。”说着他们马上用镜子照照妈妈，妈妈的肚子马上好了。妈妈很高兴，他们就把救兔子姑娘的事告诉妈妈，妈妈说：“你们做得好，我们要救人才对。”

　　{ 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

　　他们听妈妈的话，除了种田还到处替人医病。

　　镜子的消息传到一个坏人耳朵里，他想偷镜子。有一天，兄弟三人正在田里工作，坏人来到家里，把妈妈绑了，抢走了镜子。兄弟三人刚好做工回家，看到坏人拿着镜子哈哈大笑说：“我有镜子了！我有镜子了！”。三兄弟跑过去，抓住他，说：“你快还给我们镜子。”他只好把镜子交回给兄弟三人。兄弟三人说：“你不可以再做坏事。”

　　{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x 2}

　　坏人觉悟了说：“谢谢你们的话，以后我不再做坏事了。”

　　兄弟三人继续救人，大家都说：“他们是个好孩子；他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

　　{ 妈妈在扫地、缝衣服。}

　　大脚老大牵了老二、老三像飞一样跑到山下，

　　妈妈被绑着，心疼极了，他们说：“妈妈，是谁绑您的。”妈妈告诉他们坏人抢镜子的经过，妈妈说：“镜子是救人的啊！”兄弟三人决定把镜子拿回来。

　　他们三人和乡村的人都来到坏人的家，坏人正打算把镜子卖了可以赚很多钱

　　看到一群人高喊着：“还给我们镜子，还给我们镜子。”他用镜子遮住自己的脸，

　　朗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Shen qi de shi zi jia

　　You yi ge lao ren, ta you san ge hai zi. Lao da you yi shuang da jiao ,pao de kuai, lao er you yi shuang da shou ,zuo shi  kuai , lao san you yi shuang da er duo ,ting de yuan .ta men dou hen ai ma ma .

　　Dahulu kala, ada satu orang tua ,mempunyai tiga anak yang aneh. Anak pertamanya bernama lao da, dia mempunyai kaki yang besar; lari nya cepat sekali , anak yang ke dua , mempunyai tangan yang besar, kerjanya sangat cepat, yang ke tiga mempunyai telinga yang besar, bisa mendengar yang jauh.

　　Mereka sangat mencintai mamanya.

　　Musik “shi shang zhi you mama hao”

　　ada yang menuangkan teh, ada yang memijit ,dan ada yang menyisir rambut mamanya.

　　Pagi-pagi,mereka pergi ke sawah bekerja.

　　Membaca:      chu he ri dang wu,han di he xia tu ,shei zhi pan zhong can, li li jie xing ku.

　　Lao san(anak yang ke tiga) mendengar ada jeritan,dia berkata:“women kuai jiu ren !”

　　Lao da (anak yang ke satu) membimbing kedua adiknya dengan cepat sampai di bawah gunung, melihat ada kelinci terjatuh, lao er (anak yang kedua) mengeluarkan tangannya yang besar. kelinci jatuh ke tangannya . tiba tiba kelinci tersebut berubah menjadi gadis yang cantik. dia ber kata:“xiexie nimen ,gei nimen, ke yi jiu ren.”,tiga saudara berkata:“xie xie ni ,bai tu gu niang.”kelinci hilang. Mereka sangat senang ,bergilir memainkannya. Tiba-tiba lao san mendengar tangisan mama , dia berkata:“kuai, mama ku le.”sampai di rumah , melihat mama sedang sakit perut. Lao da  ingat salib ,dia berkata:“kuai kuai na shi zi jia.”dia letakkan salib di perutnya ,mama segera

　　sembuh. Mereka bercerita .mama berkata：“nimen qu yi ren ba.”

　　Tiga bersaudara waktu bekerja di sawah,tahu ada orang sakit,segera pergi menyembuhkannya.

　　Berita terdengar oleh seorang penjahat. Sesuatu hari ,mereka sedang bekerja disawah.Dia diam-diam datang kerumah mengikat mama mereka, mengambil salib itu.  dia ingin menjadi kaya.

　　Tiga saudara pulang kerumah melihat keadaan begini, dengan cepat melepaskan mama , mama memberi tahu perbuatan si orang jahat itu. Mereka bersama orang kampung pergi ke rumah pencuri itu.

　　Didalam rumahnya, dia memainkan salib tersebut sambil tertawa,“ha ha ha ,wo you qian le.”

　　Lao da berkata：“ni kuai huan wo.”semua berteriak:“huan wo men, huan wo men.”

　　Membaca:“ren zhi chu ,xing ben shan ,xing xiang jin ,xi xiang yuan.”x 2

　　Orang jahat akhirnya sadar, dan mengembalikan salib itu ,berkata:“dui bu qi ,wo cuo le ,wo bu tou le.”

　　Tiga bersaudara itu sangat senang, Di dalam perjalanan pulang ada orang sakit, mereka tetap mengobatinya.

　　缅怀邓崇鑫老师

　　邓崇鑫老师出生于广东梅县，在中国读私塾。十八岁就跟随父亲漂渡南洋来到印尼西加岛，父亲从商，可是年轻的他却爱上华教事业。当时因为教师缺乏，因此几个地方学校教委会都争先恐后的邀请他，因此他辗转于几个小地方教书，其中他在大院担任中华小学教务主任，我是他的学生之一。后来他在坤甸振强中华中学当副校长，而我在振强高中念书，我们还是有师生缘，他又再次成了我的校长。

　　四年前回乡探访邓老师，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当时我极为感慨，虽然他已八十高龄，但还谈笑风生。师母叶老师也是我们大院中华小学的老师，我们一起回忆过去的事情，邓老师滔滔不绝地谈起过去教书的艰苦历程，真是往事不如烟。

　　振强初中、高中校长游文华老师去世以后，则由邓崇鑫老师接任校长之职，我记得我们学校的球场是泥土操场，为了把学校建的更美，以校长邓崇鑫老师为中心的全体师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美化校园活动，首先是把操场填高，大家放学以后，卷起衣袖，跳到学校后面草地上，挖泥的挖泥，排起长龙进行传递泥土的工作。师生在充满团结和生气勃勃的气氛中热情地劳动，终于铺就了一个崭新的柏油球场。校方在学校周围划分了各班的小花园，进行美化校园的活动。百花齐放，美丽之极，我们班女生还团团围着亲手种的花园照相呢。

　　我们学校还展开各种文娱活动，唱歌跳舞、戏剧等向社会献演，进行各种运动比赛，文艺部每周的黑板报也不落后，都各显同学们的艺术天才，在邓老师以及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振强学校大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建设祖国的人才。邓崇鑫老师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引导大家在坎坷的路上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建校历程，直到学校被苏哈多政府封闭为止。虽然他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毫无怨言。

　　他从中国跨越到印尼，身为印尼公民，以祖国的富饶而骄傲。经常号召大家落地生根，希望我们都能为祖国作出奉献！他热爱印度尼西亚，热爱华教事业，我们对他的逝世无限悲痛，我们殉失了一位尊师！

　　回乡与邓老师相聚之际，他掏出了他珍藏的诗作，我选几篇让大家欣赏他对祖国、对人生的歌颂。

　　《 咏坤市新貌 》

　　西加首府日益荣，楼宇摩登壮市容，马路扩宽分左右，天桥高架贯西东。

　　航空水陆交通便，贸易兴隆物产丰，一片蓬勃新景象，地区建设应推崇。

　　（一九九九年八月）

　　《美哉卡布斯》

　　卡江源远水长流，两岸丰饶富宝藏，玉带蜿蜒伸腹地，天然胜景好风光。

　　（一九七九年）

　　《迎春》

　　七绝两首

　　（一）

　　风和日丽喜迎春，爆竹声中旧岁除，预祝新年好形势，各方如愿展宏图。

　　（二）

　　六七春秋指顾间，愧无建树复何言，昔时壮志成追忆，老爱清闲度晚年。

　　（一九八四年春）

　　《久旱逢甘雨》

　　五绝四首

　　（一）

　　旱天多雨像，急待总无踪，破晓晨风冷，晚来雾气浓。

　　（二）

　　充阳雨水少，晴久病人多，保健有新法，预防最稳妥。

　　（三）

　　蜂拥争先后，传闻闹水荒，年年缝旱季，户户费周章。

　　（四）

　　黄昏云变色，幸喜降甘霖，一雨千愁解，欢声起四邻。

　　（一九八四年春）

　　林世芳

　　14-5-2006

　　缅怀林长海老师

　　“春天即将来临，冬天即将远行，是天气最寒冷的时候。”这句警语是林长海老师在古文班写在黑板上的最后的备忘录。他还写了许多要谈的课题。写完后面便对我们说，今天有位师长温广益老师要来课堂讲话。他满脸笑容非常开心地发给大家一份日历，还跟大家开玩笑。

　　他走到我们课室后面站，大家都静静地抄写，突然“噗！”一声，我们都还没醒悟过来，忽然有人喊：“林老师跌倒。”我们马上放下笔去抢救，心细的林师母备带了针灸的针，在重要部分为她最爱的人针灸，后来送到医院抢救了一个小时，都无法把我们敬爱的林老师抢回来，他轻快地走了。温广益老师赶到医院，只能与我们一道站在林长海老师身旁悲戚的默哀。

　　林长海老师在春天即将来临，他却与冬天远行了。他倒在课堂上，在他学生面前咽上最后一口气。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完成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多做事，少说话”的人生观，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高中时期，我和刘乃文同学是搞学艺部的，林长海老师负责指导。每星期一次的黑板报是与他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分不开的。他对同学们的工作热情非常民主并给于自力更生的启发性指导。

　　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他在严寒结冻的冬天，竟然毫无惧怕地暗地里燃起残蠋，迸发出一丝微光，为热爱华文的青少年开办学习班，古文班，甚至出版刊物“拓荒园地”等文学活动，坚持中华文化的传薪，为中华文化事业的传承作出了伟大贡献。

　　记得林长海老师在我高中时代教过我们一首毛主席诗词《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于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林长海老师虽然已不站在讲坛上，但是，我们永远怀念他。今天我们纪念母校振强学校百年校庆，振兴自强不息，在迎接春天百花齐放的时刻，看吧，林长海老师不就在丛花中笑吗？

　　林世芳

　　奇缘

　　长长的沙滩望不到尽头，沙滩旁边长着无数茁壮的劲松。三三两两一对对情侣，在一浪接一浪互相追逐的浪花中嬉戏。孩子们脱光了衣服，跳进那涌过来的海浪里，躺着让它送到沙滩上，弄得满头满身是沙，咸咸的海水使他们睁不开，调戏着笑着飞快地扑进隔着沙滩淌流的淡水溪中冲洗，这里海水和淡水竟能相隔几米的沙而互不侵犯！

　　小秀拾起一个漂亮的小贝壳，身高体壮短发而英俊的佳，选了一块黑不溜秋的大石头把小秀拉过坐了下来，他俩卿卿我我怪亲热的，佳温柔地抚摸着小秀那张秀丽的脸庞和乌黑的短头发轻声地说：“小秀我真对不起你，我们就要分手了，你一定很难过吧！”

　　“佳哥，我内心虽感不舍，但，我们大家都还年轻，正该好好学习，以后才能干一番事业，让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磨炼自己吧 ！”“对啊，只不过现在你将走向北方而我却飞往遥远的东方，今日分手各赴前程，分道扬镳，不知何年何日我们才能相见呢 ！”

　　“这样吧， 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此时此地碰头，谁先来谁先插上一朵红玫瑰，假若插上白玫瑰，那就意味着我俩的缘分¼¼”佳紧握住小秀的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分手后，不要有书信来往，以考验我们的爱情，若有缘一线牵，我俩永不再分离。”

　　“好吧，一言为定 ！”小秀心直口快地说。佳搂着小秀纤细腰儿，千言万语，沉默表白了一切。他们眺望着追击的海浪，冲击着沙滩石头的浪花，广阔天空，人生多美好啊！佳不竟低声哼起：“我爱祖国的蓝天¼¼” 小秀马上接： “云海茫茫一望无边¼¼”他们激情地唱着。那是多缭人心弦的歌声啊！

　　自此以后，他们不曾有书信来往，他们只凭双方坚守着的诺言。

　　三年后约定的那一天，佳兴高采烈地握着一朵红玫瑰，摩托车像飞一样来到了约会地点，等了一会儿，他想：我还是买些花生、可乐什么的，我俩边吃边谈，多写意啊！爱情的花朵啊不逊于谈情说爱初恋的当年呢。当他买了一大包东西回来的路上，一个小女孩手中握着红玫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竟直向他的摩托车撞去 ，跌倒且撞伤了脚在流血。佳刹住车往前一看，哎呀我的天，红玫瑰 ！但已不及细想，抱起孩子去找包扎，真倒霉，近处没医院，只好用摩托车载到市区医院，然后送她回家，虽然心中如热锅上蚂蚁，但又怎能抛下小孩不管呢？当他回到海滩时，时已过午，只见大石下面插着一枝白玫瑰 。

　　造化弄人且天不假缘，转眼又是三十年，天长地久物依旧，可人事全非，人老天不老。只见一位健壮端庄的女人，那隐藏着久经风霜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点焦黄的眼睛四处眺望，一阵阵微风吹拂着她金银色的丝发蹒跚的走来，她极目所望处，在往年的大石上一动不动的端坐着一位鬓发皆白而松散的老头儿，她喃喃的唠叨：“唉！老头儿孤苦零丁的又有什么伤心事儿吧！但并不稀奇，世间不如意的事常八九，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

　　四海春阳丽, 山河分外娇。但她无心欣赏美景，她在沙滩上徘徊着，好像有什么等待似的。哎！脚都站软了，于是她索性与这老头儿向背而坐。好像隐隐约约传来熟悉的歌声，有点悲凄。她也情不自禁地伴随着歌声轻轻地哼：“晴空万里阳光灿烂¼¼”双方触电似的突然停止，回头齐声道：“你！”两只手两枝红玫瑰交织在一起，好久好久地凝望着，是喜是悲？突然齐声道：“我在等你！”

　　原来当年被撞的孩子，拿走了佳的红玫瑰而扔下自己带来的白玫瑰高兴地走了，而小秀手拿着白玫瑰不知流了多少泪，等待了多久，最后撇下白玫瑰伤心地离开了。佳因撞了孩子却误了三十年的缘。无缘即使诚心等待也不相逢，有缘天作媒，夕阳岁月千里来相会，成全了一对久经考验的爱情。奇缘也 ！

　　石臼的故事

　　西加里曼丹卡江上有一个小市镇叫沙拉崴，河边置放着原石状舂米的臼，中间有舂米的石锤，世代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达雅族民间故事。

　　据说若天旱得太久不下雨，只要当地人民诚心向天祈求，在石锤上摇一摇，就会应验地

　　下起雨来。这锤有一个特点，只能摇动却尽管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它拔出来。

　　据说，荷兰统治时期，荷兰统治者曾想搬运这神话般的石头，他们用铁棍、锹等想把石头橇开，想搬运回他们的国家，可是石臼稳如泰山丝毫不动，因为他们摇动石臼而动怒了上天，马上下起倾盆大雨，好象崩了山的洪水淹了过来，冲翻了船，他们急忙逃跑不敢再到回来搬运了。但非常可惜，这次虽免了外来侵略者的盗窃，但也触犯了天忌，因此现在若求天下雨已不再灵验了。

　　何来的石臼呢？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漂亮达雅族姑娘名叫依娜，她纺织的丝织品非常动人，翼翼如生，她的眼睛像两颗水晶的宝石闪着光，她的嘴像樱桃那样红，尖而高的鼻子，配上一个卵形的脸，真有沉鱼落雁之貌。每个年轻人都想采这朵鲜艳的奇花，奉承的人甚多，久而久之使她感到厌烦。

　　父母亲爱惜她，建了一栋凉房给她休憩和纺织。只有一只心爱的花狗相陪，她无所事事就抱着花狗玩儿，所以狗不离身。

　　有一天，依娜在纺织的时候，梭子不小心掉在离竹板很高的地下，她坐在机杼上懒得下

　　去拿，便喃喃地说道，要是有人能把梭子帮我拿上来我就嫁给他，她刚说完，这只花狗马上跳下地，把梭子衔到依娜的手中，说也奇怪，在姑娘眼中，这只狗竟变成了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他们互相注视着，感情也随着交织成一朵朵玫瑰花，就这样，这位美丽的村花应承了她的诺言，一朵鲜花献给英俊的花狗。

　　当她有了身孕的时候，为了避开他人的冷言热语，破了她的秘密，依娜带着心爱的狗离开了乡村，逃离了父母来到一座大森林，自己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屋子住了下来。

　　日月如梭，心爱的花狗陪伴着她度过几经岁月。不知不觉孩子逐渐长大了，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爸爸究竟是哪一位。

　　当她出去找食物的时候，便交代孩儿别乱跑，这只花狗一直看守着他。好像它懂得这是它的爱儿。

　　有一天，他拿了妈妈的猎枪玩，他想我也要像妈妈一样把树上的飞鸟打下来，他拉了拉枪指，突然“砰”的一声，子弹竟从枪口飞向狗头钻了个洞，花狗倒在血泊中死了。

　　小孩儿愣住了，怕得缩卷着身体。不久，妈妈回来了，当她看到自己心爱的花狗倒在血泊中，一支枪扔在地板上，她明白了，生气地抓起枪杆子随手敲到孩子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小孩儿按着疼痛，闯出家门，一直跑，跑啊跑，不知跑了多远，他只怕妈妈追来，跑得越远越好，他不敢回家，迷失了方向，就这样一村过一村，一年又一年的流浪他乡。人们不知他从何而来，要到哪儿去，只习惯叫他阿曼。

　　日月如梭，二十多岁的阿曼长得很英俊。虽然在他周围有不少的女孩子都想接近他，但他无心采摘美丽的鲜花，过去的事件使他内心无限痛苦，经过流浪生涯无家可归之孤儿感，不竟怀念起自己的母亲。他很内疚，觉得打死妈妈的爱犬是自己的不对，遗弃妈妈孤寡一个人在森林中，更是错误，真是放心不下，于是便决定回家乡寻母。他想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若回家去求母亲原谅，母亲一定会原谅我的，于是，他一村又一村的寻找母亲。

　　有一天, 当他路过一座大森林的时候，天黑了，刚好有一间简陋的屋子，他便想借宿一

　　夜，明天再赶路。他敲了敲门，从屋里竟走出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他楞住了，这女人的

　　英姿在他走过天涯海角也未曾见过。虽然比较老成了一些，但她的娇艳并不逊于十七八岁的姑娘啊。他借宿了一夜，心觉不舍离去，正踌躇之际，天一早下起细雨来了，他想天作美，

　　也好，暂时留下来与这女人作伴吧。她一个人在荒山野林中也太危险和寂寞。找母之事过几天也无妨，再说阴沉沉的天雨总下个不停。几天的相处使他们逐渐有了感情，阿曼躺在玉腿上，心里洋溢着无限幸福，回忆着小时候躺在妈妈的怀抱中安祥地入睡，现在躺在未婚妻的怀抱中，她正不愿其烦的帮他找虱子呢。爱情让他们沉醉在幸福的美梦中，阿曼向这位年纪比他大的漂亮女人提出了求婚之意，这位女人也被阿曼的年轻英俊所吸引，便答应了他。突然，女人摸到阿曼头上的伤痕，她愣住了，心在发抖急忙问， "阿曼，你告诉我，你头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 阿曼便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的告诉她：“我很想念妈妈，我正是为寻找妈妈而来的。我小时候好玩，竟开枪打死了妈妈心爱的花狗，我被妈妈敲了一下，留下了这伤痕，这是我的过错，我……”。  女人顿时呆住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竟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为什么老天总是作弄我呢？一串串眼泪不禁掉下来。“你怎么啦？”阿曼不解的问。她的心如刀割，含着眼泪果断的告诉他：“孩子，你是我的孩子啊!"阿曼跳了起来大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我妈。你的证据是什么？” “伤，头上的伤，就是证据。”“不、不、不可能。”他已深深的爱上了眼前的美女，“爱”已迷住了他的心窍，他一定要娶她为妻。

　　依娜从阿曼的怀抱中挣扎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她跑到沙拉崴的卡江河边时，阿曼像疯一样向她扑过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依娜哭着向江河诅咒：“苍天啊！求求您惩罚我们所作的谎孽事吧，快快惩罚吧！”突然一声霹雳，电光一闪，可怜的母亲变成一个半腰高的方形舂米臼，而阿曼看见自己的母亲变成一个石臼才惊醒过来，抱着石臼痛苦地哀喊："妈妈! 妈妈！"，“轰!”一声阿曼也变成了一支锤。完整的舂米臼和锤子留下了滴滴伤心泪，千百年躺在美丽的沙拉崴河边，摇得动拔不脱的臼和锤，永融在一起，成为世相传的故事。

　　厦大考试有感

　　林沁

　　2007年1月3日，当我走出考试场，深深地吸了口气，身不由己得跳了起来，几位同学都在跳跳、扭扭腰，我们齐声说：“一身轻！”好不快活。这次是最后一次也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考，汤添勇说：“我们是考老状元。”

　　魏惠英说：“老了，背不来了。”

　　我说：“没关系，通过就行了。”

　　读书人一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学习，“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父母或老师会一直督促你，希望你能在年少的时候，掌握更多的知识，作为明天生活的本钱。

　　我们半辈子以后才拼命地学习，不会让人感到可笑吗？我们知道“年少不读书，老大徒伤悲”是的，我们在年少的时候，被所谓新秩序苏哈多统治者，以极反华政策使我们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正如戴如莲、卢惠华等同学说的，因为读不过瘾，所以现在是报复的机会了，孩子孙子是学士，老公公老婆婆也想争取个学士吧！但是更重要的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旧而知新”就是说学习中不断地实践，重温旧的知识或经过实践才能取得新知识。我们虽然老了，就像我们的惠英同学说的背不来了，但学无止尽，无论如何也要磨练我们的脑子，不然可变成老痴呆了。

　　这次我们考四门课，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们把厚厚的七本书狼吞虎咽地咽下去了，从早上九点上课到十二点休息，一点半再上课到四点半下课。回到家，冲了凉马上做作业，温习功课，有的同学作到深夜才休息，好学生吧。

　　孔静婷说：“我熬夜，两眼都红了。”休息时间我们要她唱一支歌，她是新疆人，歌声蛮好的，又长得漂亮活泼，她会大方地走到台前引吭高歌，有时又会给你一个古怪的动作，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精神放松了，我们又可以再战下午的课。

　　从这次的密集中我们得到了不少知识，过去对于模模糊糊的中国历史观念，古文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在总算弄懂了一些，从元谋猿人时代、夏商周直到新中国成立17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国人民免不了都卷入了战争的漩涡里面。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造纸、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发明、万里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敦煌石窟等等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从先秦文学左传、国语、战国策的诗歌总集，李白、杜甫、白居易豪放的、沉郁顿挫的诗歌，他们的诗歌思想深厚境界广阔，强烈的反映了社会现实，深刻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唐代三大诗人了。

　　这里我们欣赏马志远的《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现代和当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小说、戏剧。

　　艾青的《盼望》“一个海员说，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那一片洁白的浪花，……一个海员说，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那一阵铁链的喧哗……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到达。”出发和到达是人生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是美好的盼望。

　　巴金的《怀念肖珊》，是中国文革后写的一篇纪念爱妻的散文，活生生的画面，勾出爱和恨慢慢地流入读者心怀，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强烈的感情与读者共鸣，我重复阅读了两三次，都禁不住流眼泪。在艰苦的日子里，夫妇俩互相扶持鼓励，巴金多么希望爱妻的泪痕消失笑容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多感人肺腑啊！。

　　这短短的八天里，同学们的感情融合得非常好，不懂的问题大家互相研究，甚至像小孩子猜谜语一样猜老师大概会出那一题，大家好像都回到孩童学生时代那样，变得天真活泼。有的同学尤其是田淑云经常从家里带一些糕饼来让大家调剂精神。我们学习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得到文凭和学位，但更重要的是希望从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总之，非常劳累、甚至紧张得不能入睡的学业总算结束了。

　　在此，我们要感谢东方语言文化教育中心全体执事人员、徐敬能老师、林长芬老师、蔡老师等、为了华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全力以赴，为我们奔波忙碌；尤其是冀幼华老师从大专开始一直陪伴着我们，几年来为了提高老师素质，她兢兢业业地完成教学任务，连过年过节都很少回北京看望家。我们没有什么来报答你们的丰功伟绩，只有一句话：“谢谢！”

　　2007年2月15日在新雅学校举行了全雅加达高中演讲比赛和初中讲故事比赛，以下是一位得到第二名的高中二学生钟杰煌的演讲词。

　　林沁

　　永不消失的字

　　明媚的阳光照在冬冬的窗帘上，几只小鸟在窗前洋桃树上载歌载舞啾啾地叫。冬冬张开惺忪的眼睛，墙上的时钟已指向七点五分。他想：我又迟到了，管他呢，他懒洋洋地在洗手间往眼睛摸了点水，穿着不整齐的校服和皮鞋，挑起白变黑的书包，跑上了大街道。他边跑边踢着一个空罐儿，还吹着口哨走向学校，他过去的同座如今是高中一年级，可他因顽皮不爱读书，还总是坐在那个教室那张涂满字的桌子。

　　他漫不经心的踏进教室，从李老师严肃慈祥的脸上，他知道将受质问，他忙告诉老师：“老师，我帮妈妈卖糕，所以迟到了。”李老师说：“你快坐下，好好听讲，我们等下就要测验了。”他继续讲历史课。当老师背向大家写字的当儿，冬冬揉了张纸团丢中了老师的头，老师停了下来问：“是谁？”他的眼睛四处找寻丢纸的学生，但找不到，他只好继续写，一会儿纸团又丢到另一位女同学头上，噢！了一声。当老师走过冬冬的桌子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假装站不稳，手中的一张纸有意地黏在老师的背后，大字写着：“我爱小猪”，全班同学暴发出一阵阵哈哈笑声，此时只听得小珠呜呜地哭了起来，老师莫名其妙地走到小珠桌前，摸了摸小珠的头，大家更笑得前俯后仰，小珠站了起来，哭着要冲出教室外去，老师劝着说：“好了，现在我们测验，我出的题目是刚才讲的历史。”

　　老师出了五道题 ，冬冬还在后面走来走去，扭一下女同学的手又踢了一脚小强，他们就在后面打了来，老师大声的叫他们别闹，快准备测验。冬冬利用后面的形势，拉出书本，这儿偷看一题那儿偷问一题，他一边考试还一边想，怎么样再来一个玩笑呢！在涂满字的桌子上添了几个字：老师爱小猪。

　　下课时，李老师背后还贴着那张纸呢，冬冬故意地叫，谁爱小珠啊？一阵笑声送走了李老师。

　　第二天早上，冬冬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迟到。当他踏进教室门口的时候， 教室内同学们安静得连针跌下来都听得见，怎么今天气候特别不同呢？是不是昨天的玩笑开得过分了？他偷偷地、轻轻地遛进了自己的座位，看来老师并不想骂他，只是在眼镜后的那双眼睛好像有点红红的，这位他平日爱作弄的老师今天怎么这样伤心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时他才发现，李老师那一绺头发，像白毛女那样一夜间竟变白了，而且脸上添了几道火车轨般的皱纹哩！

　　在这样严肃的气氛下，他不敢再丢纸团了，只听李老师说；“学校被关闭以 后，你们要自爱，好好选择自己生活和工作的道路。”突然砰砰！教室的玻璃窗被敲碎了，外面一大群人正高声喊叫着冲过来，李老师对同学们高呼，“你们快逃出学校，后面车房的脚车不可去拿了，快走 ！”同学们从冬冬身旁挤出去，教室里只剩下他和李老师，老师推了他一把说：“冬冬，快回家！”可他惊呆了，一步都走不动，李老师拉着他的手往门外跑，冬冬看见凶神般似的棍子在捣毁学校，这时几个人围了过来，李老师抱住冬冬，用他衰弱的身体挡住了落在冬冬的木棍，说时迟那时快，老师把冬冬推出门外以振耳的声音喊：“快跑！”而他用身体挡住追过来的人群。

　　学校被围攻后第二天，冬冬突破天荒在太阳还未爬起来，树上的小鸟刚睁开眼睛就起身了，他今天精神特别好，洗了澡、穿着整齐的校服就动身上学了。学校静悄悄的，他三步作两步急切地跑进教室，大声地喊：“老师，我来了！”教室空无一人，是不是他们迟到了？当他低下了头，看到教室里外的斑斑血迹。他颓丧的跌坐在椅子上，抬起了头，冬冬在黑板上隐约看到李老师讲历史课,一幕幕象电影一样映现出来,他才觉察到原来历史课是这么吸引人。在荧幕上还有李老师挺着胸、招着手，让大家安全逃脱；他以自己瘦弱的身体卫护他，亲眼看他受了伤。这时他内心才强烈地深受感动，平时我为什么这么放任？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我要学习！眼睛盈满了泪珠，他撕裂嗓子喊：“老师，我不哭！我一定努力学习，好好听您的话。”教室里一阵阵回音，他轻轻地抚摸着记载着他恶作剧、胡闹；记载着他成长的桌子，泪珠滴在他用小刀刻的最后一句永不消失的字：“李老师，我错了，原谅我吧！”

　　活着

　　人生就是奋斗，奋斗就是人生。四五年的疾病折磨，一个强壮的郑光健，现在只能坐轮椅度过了多少痛苦的岁月，我们将为他感到痛苦。但是当你和他见面的时候，通过他红光焕发的脸，将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激流通过紧握的手，虽然脚不能动，但有一双强有力的手，还有明智的头脑。

　　我每当有空的时候，就想探望他。轮椅是障碍，但不减过去的雄心，我们毫无拘束地谈论着古今中外，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

　　他经常提起首次创业的艰辛历程，他说：天有阴晴，路有高低，企业也会有起有伏。只要胜不骄，败不馁，永怀谦虚好学的心，常防备危机警惕，就会使企业，攀上新的高峰。他也常说：世界上有三种人：聪明、平庸和愚昧的人。聪明的人“先知先觉”；平庸的人“后知后觉”；愚昧的人“不知不觉”，“胜不骄败不馁”，这些是他的人生哲学。

　　他过去在学校是积极的学生会干部，处理班会和写黑板报，又是突出的运动健将，篮球场、乒乓球桌上都少不了他。总之，少壮年华的郑光建，体现了年轻人的魄力，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学校的活动，年轻时代就已练就了一个百折不挠的性格。

　　当学校被封闭后，便投入社会，逐渐认识社会的各种丑恶面貌。来雅加达给人做工，工资小，工作又多又重，当过印刷工，甚至曾经失业，曾经苦恼过。经过多次碰石头和失败后，才经营小小的印刷工作，开始他的创业，经历了不少波折，才慢慢地发展起来。俗语说：“不怕慢，只怕站”不怕天有阴晴，不怕路有高低，创业就是在经过失败或事业的起伏中壮大起来的。

　　1995年他的事业开始发展，他扩大了纸盒厂，甚至发展到中国去，在中国建纸厂，这是非常大胆的挑战。正当蓬勃发展的当儿，他因过劳而倒在厂里，完全失去知觉。在印尼、新加坡医治，最后送进中国广州医院，休克一年多，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没希望了。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抢救和治疗下，妙手回春，夺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只不过因为在外国医治的时候脊髓骨被抽了，影响了脚的活动，不能走路了。也因为如此他在中国企业也被人拗去了，白白丧失一个纸盒厂。

　　最近他的病又发作了，休克一段时间，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又去拜访他，我非常佩服他向病魔挑战的大无畏精神，虽然伤痕累累，但是他并不把病魔当作一回事，他还是笑着握着我的手说：“你争得脱你的手吗？你看我的手强有力，我的脑子还很灵活，我在轮椅上能知天下事，我虽没参加振强校友会的工作，但我却知道振强校友会的活动。我希望振强校友会能团结一致，搞好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我坐在椅子上也一样地指挥我的企业，现在比以前更加发展了。”

　　他是聪明人，在经济危机以前，他“先知先觉”虽然在轮椅上，不能像平常人那样直接掌握自己的企业，但他用人得当，能以最独特的工作能力，保持甚至发展到更高峰。

　　他有极坚强的自信心，他不悲观失望，晚上脚疼痛的时候，就高声唱歌，以唱歌来镇疼。他还非常自信地说，他一定要站起来！这是他的口号。

　　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更是可贵，他说对于钱财已没什么意义，生不携来，死不带去，要拼的人生已过去了。你看，一碗汤、一小盘青菜、一小碗的粥，平平淡淡地渡过一天。当有的朋友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尽力以赴，有个朋友家的孩子，被选为保送生要去中国读书，但因环境关系无法实现，郑光健知道后，他说，这是我们印尼中华文化的接力问题，做好事，出钱不一定要出名，他非常乐意的帮助和解决了朋友的困难。

　　他在中国医病的时候，看到一个无能为力医病的病人，为了帮助他解除痛苦，于是他通过医院寄给她钱，受到一个陌生而数不相熟的人的诚心帮助，让她流下了非常感激的眼泪。

　　从郑光健的为人中，我看到了一些企业家没具备的保贵的东西，他虽坐在轮椅上不能做‘大事’，但却还能做一些有益的小事。希望他快恢复健康，让他的才干为人类有益的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林世芳

　　一《短信》

　　沙利捧着孩子手机发来的短信发呆，孩子的呼唤：“回来吧，爸爸，我们多么需要你啊，人人过年都团聚了，只有我们家，多年来都没有家庭的温暖。妈妈说钱代表不了爱，爱才是最伟大的，爸爸我们爱你啊！”

　　他心里像已冻了的冰，那最坚硬的一块逐渐溶解。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一边叫：“叔叔，你不出去走走吗？过年去我家吃 ‘格度芭 ’呀”“好的好的，叔叔会去你家的”他一边抚摸着小孩的头，思念着故乡，回忆着那好久不见的家。

　　小时候，沙利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对于数学和化学方面，他有独特的专长。长大以后，他更有一个怪僻，就是喜欢用剪刀剪要杀的牲口，鸡鸭被剪以后像无头苍蝇乱闯，连杀羊都用这种怪方法，他感到快感。当他认识了一位崇拜的杀手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与他们同流合污，并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又因他能搞化学又是冷血无情的怪性格，让最高杀手所赏识，因此，特别训练他成了一位一流国际杀手。

　　他离开家庭流浪到他乡来到了印尼，在他脑中已抛去了家庭观念，执行上帝的命令，成为上帝的天兵，死是最光荣的。首先第一个任务是安排天兵轰炸各地教堂，引起内部混乱，然后是颤动全世界的爆炸巴厘旅店事件，因为是世界公认的宝岛，最安全，平静的地方，成了恐怖分子的最高目标，接下去是轰炸澳洲大使馆、马里奥等事件，引起了全球极大的轰动。最近的巴厘第二次爆炸事件，他是最高指挥者，目睹了这一切，看着自己的天兵尸首迸飞，看着强弱老幼在轰隆爆炸声中尖叫，血肉模糊，能活着走出来的也是失去手脚眼睛的，从浓烟和飞喷的鲜血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欣慰，胜利冲昏了头脑。

　　来到东爪的公寓，一种快感和劳累使他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他是冷血动物，但当听到了死者家属的哭诉，听到了要抓他的新闻，他也感到无限彷徨，大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吧，孩子的短信不能让他无动于衷了，他站了起来拉开灰色的帷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人生有几何？我是不是有家回不得？”忽然一种奇怪的想法，从他脑海中一掠而过。假若被炸死的是我的老婆孩子，或是我亲人呢？模糊的血肉和尖叫，使他毛骨粟然，蹲在墙角。突然一阵枪声，他顿时吼了一声：“我们被包围了！”他拉起枪打了一阵，他身旁的炸药中弹来不及躲闪，炸药即刻爆炸了，他尖叫一声：“孩子，爸爸要回家！”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006年2月3日刊于《国际日报》副刊

　　二、《饿》

　　若不曾尝过仙桃的味道，根本不知道究竟是甜还是酸，若不曾经过饿的处境，当然更不知道饿究竟是苦还是辣 ！为了尝试饿的滋味，我跟一位朋友美娜来到她的家乡，一座座起伏的高山环抱着绿色的原野，那是达雅族人民居住的地方。

　　美娜的爸爸是华族，而她妈妈是达雅族，别奇怪，因为小地方的华族离达雅族乡村不远，来往也甚频繁，在做生意或种稻的日常生活接触以及男女热情的交往中，都难免会产生爱恋而结婚，尤其是达雅族妇女，不少肤色白皙清秀，有的甚至不逊于大城市的女明星哩。美娜的爸爸就如此娶了个美女。美娜和她妈妈一样温柔美丽，谁能想到她竟是达雅族女孩呢 ？

　　我跟美娜一家坐小小的三板船，后面是她爸爸做舵手，她在前面，两人站立着用长竹竿插到不太深的河中,用力撑着逆流而上，清澈平静的河水泛着浪花。两岸油子树红色花朵飘香、旋转而凋落。河流弯弯曲曲，远眺似无路，但水到船头必有路。最后来到一座稻山，内地人民的稻谷是种在一座座高山上的，，我随她后面向一座微斜而布满大石小石的山上攀登上去，真像八十岁老翁吹喇叭，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好几次差点摔下山去，是美娜救了我，她紧握住我的手把我拉了上来，我们开始拔草.

　　斜坡上的稻已开始结了稻穗，那不大饱满的穗子被微风吹拂得像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涛、海浪般起伏。我往山下眺望，那是一条变细的河流，就像一条银蛇，穿岗越林。江山如此多娇 ！我真为你骄傲啊 ！我不由得放声高吭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望着那潺潺流水啊卡江 ¼¼，祖国啊祖国 ，您抚育我们成长，你为我们滋润着青春的活力，我们日日夜夜呼唤你，最亲爱的家乡¼¼ ”

　　忽然山的那一边响起了优美的山歌，这山的山歌刚唱完，紧接着山那一边又对过来一首男音山歌，他们一唱一和，原来他们正斗山歌哩，此起彼落的歌声不禁使我想起刘三姐的水上斗歌。达雅族人民在饥饿中还能乐观的对唱山歌，这种忍耐的精神真难得，他们激情的唱出了他们心中的哀怒喜乐 。

　　我肚子已无奈地唱keroncong了，这时美娜发现一个泥洞，她说机会来了，手握长长的麻哩刀用力往泥里挖。只见一只黑黑的动物竟被她捉在手里，据她说这是地蜘蛛，好象小螃蟹那么大，她很快起了一堆火把地蜘蛛烤了。从烟里冒出一阵阵香味儿使人垂涎，烤熟后她便向我扔了过来，我吓得大叫一声，她却乐得哈哈大笑。“吃啊 ！城里人嘛最傻，不懂得真正的山珍海味，这叫做山螃蟹。”

　　我小心的把它肚肠剥掉以后，便开始品尝起来，嗯 ，不错，美味可口，真是有其特殊滋味，若在城里真的不敢动它呢。不一会儿，一只山蜘蛛已被我吞进肚子里去了，但肚子还不断催促。我望了望坐在我身旁的美娜，若无其事的嘴里哼着歌，我想可能是饿惯了吧，已不再觉得是一种莫大的折磨，我忍不住问她 ：“美娜，你这么轻松不感到饿吗 ？”“饿 ？谁说不饿，我们一出生就学习忍饿，能像我忍得过十几春的，人数不多，一般都给山猪充饥去了，我姐弟五六个能忍到现在的剩下我一个。”想起可爱的弟妹一个接一个夭折，她的眼睛盈满了泪珠 。“好了，好了，不要再想下去了，你看你爸妈回来啦。”我急忙劝她。

　　她父母手中提着一串串竹笋，他们煮了起来，很快就熟了，饭呢 ？我在等他们开饭 ，怎么没煮饭 ？她妈妈慢条斯理的从篮里取出一块块的饼来，她爸爸用客家话对我说 ：“对不起，我们只有山薯莨敬客，现在是青黄不接的荒月，所有的居民除极少数外都仅吃竹笋、野菜、山薯莨、树薯等充饥，而树薯呢，我们与山猪争着吃，若要吃饭嘛就得跟财主借，一公斤得还三、五公斤甚至更多，明年收成季节，财主会在一旁守着，一边收割一边装进财主的米袋里，辛苦一年又是一场空，刚收割几个月又得挨饿。我们不如支持着吃山薯莨吧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啃着薯莨拌竹笋，脑海中影现出含着泪珠的小眼睛，忍着饥饿盼望着爸爸妈妈的山薯莨，结果失望得支持不住，骨瘦如柴的身体，倒下、倒下，最后成了山猪的美羹¼¼”

　　（注：山薯莨是一种藤生植物，所结的果实可以当作青黄不接时期充饥的粮食。形状如大薯，削去皮以后切薄，然后在流水中浸三天，在阳光下晒半干然后舂细，在锅里烤成饼吃，如不经过如此过程，则会因其毒素而醉倒甚至死亡。）

　　刊登于香港“青果”第22号2003年1月

　　三、《故乡情》

　　母亲河，我们印尼最长的河流¾卡江，像一条长龙从布都斯宝急泻，匆匆的向卡江各村镇激流而过，我们大院人喝着这甜甜的河水长大。一代传一代，世世代代烟火不息。这里住着我的父老乡亲，不管你去了多久多远，心中总有一个不落的太阳，那就是---我永远是大院的儿女，永不忘故乡情。

　　大院四周被母亲河紧紧环抱着，它是长型小岛屿，与众不同地屹立在环水之中，像卡江手上的一颗发亮的明珠。水上浮着给人冲凉洗衣的“栏登”,还停泊着不少万龙船。以来继往万龙船背着大院的土产、树胶、登加旺等在水上浮行两天后到达坤甸，又从坤甸运载米、糖、油、盐、咖啡等以供应大院人民的需要。它开辟和便利了大院的水上交通。

　　小岛最前端有一个沙坝，悠悠流水清澈见底，和翠绿的对岸相映成趣，风景非常优美，天旱季节，大院老少都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到沙坝去游泳，好不热闹。市区前冲，据说是一九三十多年前建立的大院中华小学，大院父老一般上都曾在这间学校念书，假期学生们展开各种文娱活动，如向公众献演歌舞；进行各种文艺和运动比赛。年轻人也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如大院篮球队、足球队等邀请上侯、锡加罗、勿料等地球队进行友谊赛，或结队到哪儿去比赛。

　　大院中华小学的建校人是谁？还有为了下一代默默耕耘的无数老师们，很多都已失去记载了。总之，他们的目的是弘扬我们中华文化，让后代掌握知识，在社会上成为有用的人。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印尼时期，这小小的岛屿也逃不出烧杀抢奸的厄运，飞机疯狂的在空中找寻掠物，比较出名人士都在内奸的协助下被抓，一个个被载到东万律的屠场，无辜的人头在雪白的屠刀下，滚落在事先挖好的地窖里。大院人当听到飞机响的时候，惊心动魄、张皇失措的逃进深林或大鱼湖躲藏，有的为了避免发出声危害大众，甚至把自己的宝贝婴儿掩鼻致死。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那种残酷、毫无人道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大院市镇的中心区是华族群居住宅，前排有八栋双层楼房，每栋八间。这六十四间楼房都是坚固古老的炎木树建筑屋，一律住着华人，他们不是客家人就是潮州人。八间一行的长屋相联在一起，都是做生意的，连贯的前庭院，不管风雨天晴孩子们都可在前院奔跑嬉戏。后排屋子有两栋，其他的屋子就不再连贯了。

　　1984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一次大火灾，把整个大院吞噬了，烧毁了上百间屋子，从此以后大院变了另一个模样，人们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久以后大院像梦一样出现了新型的不再用炎木的两层楼房。虽然新事物不断出现，但不可否认的在较老一辈的内心，还思恋着那朴实古老而另有风采的、童年时代风风雨雨以及久经风霜的古老长屋。我回到故乡，闻着故乡的乡土气息，极想寻觅记忆中失去的现实。

　　我站在抚育我、教育我成长的大院中华小学旧址，败壁残垣已剩下一个屋壳吧了。我久久凝望着我的母校，为什么把它摧残成这个样儿呢？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雄伟的英姿呢？

　　忆当年，一九六六年因全国形势所逼，大院中华小学也因而宣布停止开办，我们下一代的中华文化就此断层了。孩子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离开学习和游戏的场所；离开了母校。其中一直在大院中华小学念书的阿武（A Bu），现在是大院的村长，以及叶胜（Japsin）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马来族人，直到现在他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三十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拥有不排华而甚至能与华族人民相结合的高尚品德，他们是我们印尼民族团结友爱、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忍让的典范！

　　2001年由于民族的政治认识不高，因一些个人问题引起了不小的民族冲突事件，又因被一些人利用为他们的政治目的进行煽动，而发生了心惊肉跳的大屠杀。使我们一向保持的民族友好关系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要揭穿他们的挑破离间计，不论华族、马来族、达雅族、马都拉族、爪哇族等；不管回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孔夫子教，总之，我们都是大院人，是大院的儿女，我们应该永远团结在一起，和平共处，不分彼此。

　　2001年种族事件后，离乡背井来雅加达的生活的大院人，在红溪酒楼召开了第一次大院旅雅同乡会，情缘把大家系住。平日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难得有机会见面，几十年来大家各散西东，有的不知下落，完全失去了联系。聚会的那天，大家非常踊跃参加，大院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有的是几十年后才相见，有一百岁的大院人由孙子牵引着来到会场。无限的思念终于在这一天聚聚一堂，诉说心里话，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的流下了兴奋得眼泪。谈不完的情，恋不完的爱，那就是故乡情，朋友爱！

　　过去我们大院人如手足亲情，对于红白事大家都很出力，疏财仗义，群策群力，这是我们大院人的高尚品德，须当作传家宝世代相传下去。

　　我们这些游子非常感谢还在家乡的乡亲父老，挑起了抚育引导下一代的重担子，我们娇美宁静的家乡、渊源长流不息的卡江流域最漂亮的小岛，故乡情永远永远系住了我们。(2004年5月刊与国际日报)

　　四、《惊险》

　　1998 年五月十二日的下午，天蓝得有点神秘，我迎着炽热的阳光，抱着几本教科书，急步而行。

　　这一天听到的消息说，动乱即将爆发了，凶多吉少，无可奈何。此刻愁情断肠的心情绞在一起，咸酸苦辣好象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舍滋味。许多的传说，如：有人在印尼人冰水架买水喝，他们不收钱，还说，你们即将死定了，几块钱就送你们吧。还听说市上的大刀小刀，长刀短刀都被人买光了。好可怕呀！但为了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动荡日子里，我还是往前冲。

　　我上课上到半途，忽然学生家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楼说，“老师，来了，来了，人群快到我们这区了，赶快回家吧！”

　　我匆匆的走在路上，马路上只有我一个华人，没有车辆，只见三三两两，一群群携带武器的人群，一个个仇视的脸孔，好恐怖啊！我想到家里的孩子，心里的惧怕已完全消失，我三步当两步走。过火车路时，踢了个小石头跌倒了，我爬了起来，顾不上膝头淌流的鲜血，当我抬头一望，在我不远处小铺子挤满了人，甚至踊到我旁边的铁道上。他们干什么呢？在我脑子里闪过“ 抢 ”，我蓬头乱发快步跑回家。孩子们正焦急地盼望着，看到了我才放心地关上了门。我们马上登上楼眺望，蔚蓝的天空一处处袅袅升起无数的浓烟，孩子们在嚷：妈妈“ 烧 ”了。

　　电话铃响了，朋友告诉我，附近美容店的女职员被 “强奸”了，还有一个华人，从摩托车上被截下来活活 “烧死”了，到处烧、杀、抢、奸的消息，不断从电话中传来，我也目睹了这一切，身历其境，比阅读故事书的印像更加深刻。

　　我的孩子三个都是少女，我真为她们焦急，没地方好藏，该怎办呢？外面乱哄哄的，孩子们急得哭了。我鼓励她们，你们别哭，我们要鼓起勇气面对一切，我拿了瓶子递给她们说：“若他们冲进来了就敲碎瓶子跟他们拼。”我先生手拿刀和棍子守在大门首当第一前冲，我们知道鸡蛋碰石头无济于事，但为了自卫就是碰石头也得碰。

　　忽然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大家屏住气，我的孩子又哭了 。我捏了一把汗，鬼子来了也不准他们碰我的孩子，我们准备和他们拼一死活。我的怒气上升，为了捍护孩子，作为母亲的我，毫无畏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好英勇的站在楼梯前第二线，准备迎接战斗。

　　第一线的他大声问道：“是谁？” 一个熟悉的老人的声音也大声地回答：“是我 ，请开门。 ”我的心好象掉下一块大石头，原来是我们对面的一位印尼人，但在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出卖我们。

　　这位老人再三的要求下，我们开了小小的门缝让他进来，又关上了。他看到我们的阵势非常激动，他说：“你们受害我们也不安宁，我们这条小巷的人民不许坏蛋坑害你们，我们前后巷都已派人防守，你们别怕，你的女儿可以在我们的房间暂时休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看到他诚实的脸，我们这才相信他的好意，我们千谢万谢他，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有异族朋友雪中送炭来了，他救了我们解了我们的围，我真的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说：“ 没关系，我们左邻右舍有什么困难应该互相帮助。你们快过去吧 ！”

　　经过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场排华事件，眼看为实，我所亲身的经历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见证了主流与逆流两个现实社会：一个是反动排华势力，对华族践踏和歧视，他们以烧，杀，抢，奸来毁灭华人；一个是维护正义的势力 ，他们不同流合污，坚决地站在正义的一边。这两组势力是势不两立的，正义的人民最后一定能战胜反动排华势力。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印尼是我们的祖国，落地生根，我们的根就在印尼，从这事件中也可以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放下旧的种族观念，对周围的异族应该以友好的态度对之，团结其他族群，以促进友谊。还有就是别好了疮疤忘了痛, 时时提高警惕 ！若再发生排华事件，在我们团结下的异族朋友,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维护我们，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的。

　　2006年5月11日《国际日报》副刊

　　五《 路 》

　　李梅为了争取时间，匆忙而又坚定的踏着脚下的身影，三步并着两步计算着行程。她感到脸上的汗珠儿正往眼角下流，又滴进了有点儿干渴的嘴，她索性让它滋润了喉咙。一阵急行赶路，她并不感到劳累 ，隐藏着千丝万缕的心思在沸腾着，为了完成今天的教学课程，她尽量挥去千斤重负，强压制着自己的思想感情。走着走着，思想又开小差了。大孩子的学费应付了，老二老三的学费也要付了，那间一家人聚住着的小茅庐，屋租又期满了。她加快了脚步，这些琐碎家务事，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巧也干着急呀！一股咸的汗珠儿滚进嘴里，咬着牙顶着。

　　忽然一辆轿车从她身旁掠过，差点把她撞倒。她吓了一跳，心想好险。

　　“梅，你怎么走得这么急呀！”这辆轿车忽然刹住车,有人探出头来向她喊，她的心还没镇定过来，手摸着胸口，止步抬头向漂亮的轿车瞟了一眼，原来是李梅过去的同学，现在可是个有钱的强人啊。她向前走了一步微笑的对他说：“你已经铺就一条康桩之道，而我还正急匆匆地开劈人生之路啊！”

　　“现在你要去那儿呢？”

　　“我要去上课。”

　　“对不起，我正约了朋友要去酒店卡拉OK哩。失陪了，再见！”

　　“再见 !”

　　轿车渐渐消失在远方，留下了车轮的轮迹。

　　路上小遇使李梅有所感触，她和老公辛苦地储蓄了一点本钱，总算筹备了个小杂货店，但，天有不测风云，却偏偏碰上五月事件被抢得精光，苦苦搞起的小生意还未开张却杀出个妖魔，把所有的心血一扫而光，希望成了泡影，一切的努力功亏一篑。

　　成事在天也罢，造化弄人也罢，所遭殃的何止是我之族群呢，祸及整个印尼民族。不少同胞倾家荡产，其他族群也不少失去生计，更有的是夏娃群所遭受暴徒的强奸污辱，惨绝人寰的蹂躏惨杀，罪不容赦。

　　五月风暴刚过，不少孤寡老少为自己的命运流血泪，不少身历其境者心有余悸。可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庆幸自己能逃脱这次血的洗礼，环境刚恢复，他们又忘了惊心肉跳的獗境，好了伤疤忘了痛。人生之道路曲折漫长，短短几十年一闪即逝，是否能将残烛余晖发出有限的光亮，檫亮彷徨的我民族的眼睛而问心无愧呢？若能为人类作出些有意义的事，相信以实际行动体现爱心，必得善报。这是一条最完善的人生之路。

　　李梅想着想着，道路还漫长，她不敢踌躇不前，尽放快了脚步 。

　　上课时间结束，天上已经布满了亮晶晶的小星星，夜风习习，吹拂着热腾腾的心，唷，多爽快啊！她感到教育事业的无限伟大，匿迹了几十年，今天终于重现春天，再投进华夏文化的怀抱。这工作虽艰苦，但毕竟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弘扬华夏文化事业，就是已把短暂的残烛余晖照亮下一代，让华夏文化不致在我们美丽的祖国印度尼西亚断层绝足。

　　她的心豁然开朗，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她小声哼着："Halo halo Bandung !" 她感到一股热血洪流，万隆精神鼓舞着她加快脚步。可是，当她跨过小沟，走上一条漆黑的火车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掉进沟里，她爬了起来，脚扭伤了。在布满尖石和不平的火车路上，她拐着脚走了几步，踢了个小石头，不禁跪了下去，膝盖又受伤了，鲜血一滴一滴宛若汗水般滴在干渴的石头上。天黑了路难行，她鼓励自己：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在饱尽风霜的脸上挂着一丝战胜困难的微笑。她用手梳了梳有些灰白和蓬乱的头发，想到在家里等待着的孩子活泼的笑脸。爱心，就象黑夜中出现一丝阳光温暖了她的心。她在黑暗不平的道路上跨步前进！

　　明亮的星星好象在为她祝福，但愿她安然无恙去迎接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香港“青果”第22号2003年1月

　　六《上当》

　　黎明的太阳，慢慢儿从睡醒的大地上爬起来，惺忪的毫不在意地把阳光洒在大地上。门前的九点花，朝阳花，爱漂亮的蝴蝶，勤做工的蜜蜂，一片朝气蓬勃，忙忙碌碌。

　　查里要告辞家人，到远地执行任务了。他吻了吻母亲的手，亲了亲还在熟睡的孩子，看了看天真的笑脸，真得有点舍不得走，但他终于站了起来，抱着深情的妻子，离别的亲情，有点依依不舍，他站立在屋前，渺茫地望着有他的足迹；有欢笑；有他在回教堂响亮的念经祈祷声，脑海浮现回教年的启鼓声，欢乐的互道着对不起（Maaf lahir dan batin）的情景。

　　是的，年已近，为了获得一笔钱，他冒险答应了一件违抗良心的任务，一想到将到手的数目不少的钱，他的眼睛马上蒙上了一片浓雾，把温柔的阳光都遮住了，他踏上了征途。

　　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酒，有一个人走到他面前，交给他一个漂亮的背包，告诉他只要你走进去把背包放在桌子上，走出来后在亭上找我，一百吊就过手了。在他眼睛里掠过胜利的神色，他有很多很多的盘算，首先他计划一家人搬到更神秘的地方去，虽然感到不光彩，鸟为食亡，管不了他人死活，只要自己能用这足够的资金去过一个安定的生活，至于罪过嘛以后再清洗也不迟。他咬了咬牙，背起背包，直往拥挤的人群走去。当他还来不及往后瞧，轰隆一声，四肢飞散，脑袋掉落在地上，接着人声沸腾。

　　2006年刊登于《国际日报》

　　七一、《苏干纪游》

　　金黄色的朝阳，好似天边镶上红宝石，在温柔的阳光映照下，江河两岸像涂了金，发光；抹了银，发亮。凉爽的风迎面吹拂而过，风里飘散着船头水花迸飞的小水珠儿。沿岸翠绿的树上，点缀着红艳艳的花，红色的花瓣像直升机上的风扇旋转直下；又好像红色的雪花随风飘落。好美！好美！是摇钱树（油子树）开的红花，漫山遍野的油子花，向我们招手，欢迎远方的旅客。你可以伸手向飘落的红雪花握手问好，飘在你头上、亲在你脸上，仿佛身处仙境，让你意外惊喜地感到来到世外桃源，闻着榴莲花香让人垂涎；眼眺这美丽景色让人陶醉。

　　苏干河两岸散撒着重重叠叠乌金光亮的大石小石，河道上因大石阻挡河水直冲而下，形成惊险的滩头。船只在勇敢和熟练的舵手（malem）行驶下，一个滩头接一个滩头，过大滩头时，乘客必须下船，船用绳子绑着，由船工和男搭客一起把船拉过激流礁石。休息时，乘客可以踩着石头滩上漫步，打开携带的食物与大自然共同享受美味的野餐。也可以凭肉眼，尽开眼福，观看小鱼在清澈见底的河水嬉戏，还说不定能在沙滩上捡到金粒呢！因为天旱季节，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民，整天浸在水里淘金，以淘金来维持生活。

　　到达苏干的小镇后，又想到穷乡僻壤的小乡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于是我们这一群满肚子好奇心的游客，欲想探探友族的生活，便脚不停蹄，在一位本地朋友作向导的安排下，换了小舢板，一条船只能坐三四个人，几条船便开始航行。这条苏干河是卡江支流，河床比较浅，不能开机器船，只能用古老的行驶方法，由一位达雅族人站在船尾作舵手，船头由一个人相助，仅用竹竿插入河中用力一撑，船才慢慢儿逆流艰苦的徐徐前行。

　　我们眼前呈现出西加最古老简朴的乡村，我们兄弟民族达雅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屋子像是凭空而起的栋楼，要上高达约两三米高的楼阁，就得爬那用槟榔树做成的梯子。

　　我们运气好，正赶上喜事，甘郎鼓声（gamlang），达雅族人民的一种乐器，丁丁当当的玄音非常优美，远居的达雅族人民将情不自禁的寻音来访，频频不断的音乐宛如山涧流水，在叙述着达雅族人民辛勤的工作，交织着与饥寒交迫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当转入激动欢腾的音乐时，人们就像着了魔舞了起来，大家暂时忘记烦恼而投入欢天喜地的欢乐气氛中。旅客们都被热情的双手拉进去与他们融成一体，挥动着双手，跳起Langkang 舞（达雅族舞蹈）。

　　用稻杆做的吸管插进瓮里，大约有十几个瓮吧，为了婚礼他们都事先准备酿酒。参加的男女都围坐在竹编地板上，我当然不错过好机会，学他们把嘴衔住吸管，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香甜而带苦味的“tuak”酒，喝了几口，就感到有点飘飘然地摇摇欲醉，我第一次喝醉了！

　　第二天，我们刚好又碰上了丧事，一队人马吹着忧伤的调子，扮成妖魔鬼怪的人走在前头，跳魔鬼接死者的舞蹈。我们站在路旁好奇地观看，出其不意地被他们用锅底黑灰加椰油涂抹在脸上，大家吓了一跳，看看对方都变成了黑怪物，不由得哈哈大笑。多有趣啊！原来是他们达雅族人民的习俗哩！

　　入乡随俗，我们也赤着脚，踏着羊肠小道，迎着花香露水，翻山越岭。当站在高山上，放眼眺望那远处山连着山，在广阔的蓝天绿野拥抱下的美丽景色，你胸膛的热血将会像汹涌的大海，澎湃的海浪，无限感概！会情不自禁地高声大喊，让祖国大地都能听到永不消逝的回音：“江山如此多娇，美丽的祖国啊！我爱你！”

　　眼前又出现一个别有风味的乡村。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群体生活的影子。一阵臭尸味传来，好几个男人没穿衣服，只用一块遮羞布遮住那座尊严地，他们爽快地抗着一只特意让它发肿了的山猪，兴致勃勃地走回家；仅围腰裙、大方地露出两颗乳房的妇女或少女，以及孩子们都跑出来，快乐地迎接他们的英雄。然后他们把擒获的野兽分给村里每一家，他们这里不懂得钱的使用，他们只知交换物品。

　　好运气，喜逢果子季节，坐在榴莲树下，任你挑选掉下来的最香甜、最好吃的；或采鲁姑果、龙眼等山果，很多果子都是在城里不曾见到、吃不到的，身在水果山中，肚子一定涨得不得了。

　　这是全印尼最长的河流卡江上游一个美丽自然景点《苏干》，这里的达雅族人民热情、纯朴，没有野心和勾心斗角，没有装模作样、奉承伪诈。美丽的大自然没有污染、空气新鲜；他们真诚友谊的双手，将给你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

　　载于《湖光山色画中情》书

　　第一届文学[金鹰奖]游记征文比赛入围于2003年3月

　　八《小小偷》

　　小学五年级的小学生，高廋个子的阿里，满肚子鬼心事，乘老师不在教室，他溜出教室外向四年级的朋友哈默德招招手，刚好二年级的哈山要去厕所，他邀了他们，三个小鬼偷偷地脚底磨油溜了。他们逃出了学校便直向电脑游戏场所跑去，玩一次一千盾，他们玩得起劲，钱花完了便向一个大朋友借了两千盾，赌注再玩两次，现在大朋友叫他们明天必须还，否则就吃拳头。

　　阿里怕明天被打，眼睛一转便想了一个办法，这时他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到幼儿园，从外面观看，里面好多好玩的东西。他命令两个小朋友，你们跟我进去，把值钱的搬出来，把东西卖了，那么，我们就有钱了，还了债又可再玩个痛快，多理想。

　　他撬开了锁头，打开窗户，跳了进去。才七岁的哈山，骑上了摇马多逍遥，哈默德看上了一辆小自行车，而主谋阿里，正在盘算什么东西卖最高价。

　　这时刚好经过幼儿园的商店售货员，看见窗户怎么会被撬开了呢？好像里面还有人呢。于是他马上联系了警察，几个警察包围了幼儿园。“快投降！你们被包围了。”几个警察冲了进去，瞄准了小偷。

　　外面围了一大群观看的人，当小偷被抓出来的时候，这位正兴奋地向人诉说他帮忙抓贼的经过，讲得手舞足蹈的售货员，呆住了，他突然吼了一声：“阿里，你你你，你这畜牲，没读书，去做小小偷。”

　　哎呀，谁的过错？

　　2006年刊登于《国际日报》

　　九《往事不如烟》

　　回忆就像一条长河，渊源流不尽。四十年的长河可不算长吧，惊心动魄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大家都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相识是千里的缘，回忆是最美好的享受。

　　记得我刚高中毕业，十多岁的孩子血气方刚，满腔热忱将踏上工作岗位，老师开玩笑地说：“你到了古打还要转一圈才是目的地三发。”（注1）我说：“嗬，好远啊！”

　　早上六点我从坤市出发经过喃巴哇、三口洋、邦戛，直到下午六点才到达三发。

　　我和周淑云老师同一个宿舍，我们生活在一起非常合作，患难与共，是肩并肩工作的好战友。我听了一些老师的介绍，知道这里的学生非常顽皮，我已先作了思想准备，被分配担任了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当时班长是子交同学，矮胖的个子、淳朴敦厚的脸，是最老实的班长。他们的年龄都与我差不多,与其说是他们的老师不如说是他们的大姐吧。泽林、奇雄、孙强等同学是班里的调皮鬼。上课的时候，你讲你的他讲他的，还经常给老师按个外号，作弄老师，把纸张贴在老师的背后，不然丢纸团，他们曾经把周淑云老师作弄哭了。几十年后的相逢，有位同学默默地告诉我，直到现在还深深感到内疚，早知道周淑云老师很快离开世间，该先向她道歉才对。

　　当时我的负担太重了，但是我还是满怀信心，我认为他们都是纯朴天真的学生，只要教导有方，他们一定会改变过来的。我选了泽林同学作为铺开道路的先锋。他告诉我他的缺点有好几个，当然过不了升级的关了，为了挽救他，我开了一条排除缺点的路，那就是去洗厕所增加优点的办法，结果真的他的优点胜过了缺点，成了一个好学生。

　　我教他们语文，最先上课不听讲，我以金庸系住读者的策略，快下课时间我便开始讲故事，因为故事长，讲到紧张关头卖个关，下课了，他们急切的盼望，要听故事吗，那么上课的时间就得安静地听讲，才能且听下一回。这样秩序好多了，一群顽皮鬼也变成班里的骨干了。

　　我们搞了学校的秩序和整洁比赛，都搞得挺热烈的，学生都争取得到冠军。我还记得我和周淑云老师沈时金老师等，作为评委一起去评定教室的整洁，都非常仔细的检查，可以说每个教室都很清洁，成绩都很高。

　　我们和宿舍里的寄宿生一起吃大锅饭，真是让人深深地回味无穷，当吃饭的时间到了，肚子饿了的老师学生都争先恐后去提饭菜。要煮这大锅饭菜，煮食的阿姨也是很辛苦的，有时我们也帮他选菜，要选的菜太多了，不免就有点粗心，我们曾经在煮熟的菜里挑出菜虫、蜗牛什么的，甚至有的吞到肚子里才感觉到已吐不出来了。

　　星期六或礼拜天，我们教师有一个余兴节目，就是“打斗市”，林敏吉校长要我们到他家，大家出钱煮咖喱、乌龟、龟蛋一起聚餐，我们极微的薪水，每个月都存不了钱，但大家团聚一堂，却增添了无限的亲切感。

　　我在刘立民、张菊香老师的三发河上浮着的“栏登屋”，学会了包菜板，我们自己做的，又香又好吃。现在想起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还参加三发学校篮球队，明花、彩玉等同学是我们球队主干。我们也有过几次比赛，都得到好成绩。

　　在悠久的中华中小学，处处都有我们蹦蹦跳跳的足迹，谈谈笑笑的影子。刘丽娟老师是跳舞好手，柔美的舞姿，她教了不少舞蹈，在联欢会上少不了她的舞蹈节目。晚上我大着胆子教年轻人唱歌，歌声回旋荡漾，洋溢着年轻人活跃的青春气息。整个三发市在年轻教师的带领下变活了，三发鼓打得更响了。

　　刘立民小学校长、刘乃文、梭罗显秀、凌东成、沈时金、曾丽卿以及全体在三发教过书的老师们，他们为三发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接班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发社会的发展有他们的丰功伟绩。

　　林敏吉初中校长、周淑云、黄永才、张菊香、傅翠云、刘丽娟老师等，他们虽然已作古，但他们为华夏事业所付出的奉献是永垂不朽的。

　　三发河是我留恋的地方，从三拱桥眺望三发河，平静得像镜子可梳妆，河下三板船划着一浪又一浪的浪花。几只鸭子白鹅在水面上嬉戏，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多美的情趣啊。三发河的故事，三发皇宫的历史遗迹，都变成神秘的倩影，三发河啊！砍不断的情割不完的回忆，轻轻的流连漂送着花香渐渐远去。往事并不如烟，在我的记忆里回旋¼¼回旋。

　　（注：古打就是三发市）

　　2005 年11 月12日刊于国际日报

　　十  《心愫》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痴痴的望着天真可爱的学生，他们用手势比划着每一句诗，那么深情脉脉，他们小手中的针线，每一针每一线都穿进了我的心房，锁住了我的心脉，但却锁不住我奔腾的心愫。

　　屋后的一片菜园一锄一个脚印，每株青菜滴着妈妈的血和汗。我和弟弟们是妈妈的好助手，每天妈妈一早就在菜园里锄锄摸摸，中午把新鲜的青菜绑好，我们放学回家草草吃了点饭，便用大托盘顶在头上，到每一家去叫卖，尤其是小弟“大葱头”叫得最出力了。妈妈以那一片园地帮助爸爸解决了些油盐柴米的问题，她让我们温饱而自己却饱受风霜。

　　每年12月河水一定泛滥，全部的菜经常来不及抢救便被淹了。记得有一次妈妈约我陪她划船去菜园，两人跳进一丈多深的水中摘空心菜，被水淹的空心菜只一条长长的心，挺好吃。她绑了一束叫我送给我的老师，她说：“河水泛滥，老师没菜吃，怪可怜的，你快送去吧。”她也经常教育我们尊贤敬老与忍让，兄弟姐妹要一条心才能团结，和睦相处。

　　晚上妈妈经常在我们熟睡的时候，轻轻地爬起来给我们盖被子、打蚊子,缝缝补补破了的蚊帐,一针针一线线直到如今还穿在我的记忆中。

　　当我将离开故乡去坤甸读书时,妈妈缝了两件衣服,千交代万嘱咐叫我如何管理和保重自己,母亲的心思,牵着条条爱的线,想得好远好远；想得好周到好周到的,她挂念着远方游子的饥和寒。我总是祈望妈妈永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长大,当我长大了,我一定奉养您, 妈妈 !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啊!

　　我跪在妈妈的坟墓前，面对几十年来我不敢想象也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妈妈远离了我们，当我们还未来得及奉养您的时候，您已默默撇下苦难无知的一群。我非常了解您，因为您已再也肩负不起千斤重担了！

　　我的眼睛潮湿了，条条的心愫映现出成群拉着妈妈衣角，围着妈妈又叫又跳甚至有的哭有的笑的弟妹们，只见妈妈默默无言，微笑着一手牵着我们、吻着我们的脸，坚强地从风风雨雨中匆匆走过。只见坎坷不平之道，那么遥远，望不尽头哪！

　　如今妈妈您在何方？我将深深地怀念，寄语南飞雁——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十一、《眼睛》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孩子们在妈妈或护士的监护下，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跳着、蹦着，花园和游戏场就像仙境一般优美，在雪亮的眼睛里隐藏着数不尽的星星、采不完的鲜花,就像荷花叶上的露水晶盈欲滴,又像成熟的葡萄让人垂涎，他是父母的希望又是国家的栋梁。

　　我偶尔到卡江一游，看江上涟漪的水影，赫然出现几只飞鹰。我们悠闲逍遥的游船，经过茂密的森林神奇地展现出一个山村,在脚下踩着祖国那角落里的穷乡僻壤，我们疑惑的眼睛警惕和注视着这生疏的内地，高高的屋子可能是怕突如其来的凶猛野兽。村人都去种植或找食物了，村里静悄悄的，就像无人的太空一样宁静。人们说达雅族是淳朴、善良而有些神秘的民族，首先就是为了探索眼睛的神秘我来到了达雅族山村。

　　我四处搜索，结果在我眼帘里映现一幕埃塞俄比亚的情景，几个一丝不挂的小孩儿，站在高屋的木栏前，如干枯的树枝支撑着欲坠的身体,干瘪的双手抓着栏杆在啃着栏杆的树。我爬上高高的木梯，想从他们干瘦无肉、不成脸型而凹下的眼睛里搜索隐藏的星星和花朵，但让我感到无比失望，在他们眼睛的焦点里，我看到了不解的人生！奇怪，在这些孩子的眼睛里隐藏的不是美好的明天，而是山薯莨和竹笋呢 ？在那眼神里看不到天真活泼的微笑，痴呆不转的眼睛隐藏着如火如荼的饥饿及欲滴的泪珠 。

　　眼睛本深藏着爱、美好和幸福，但在这儿童的另一眼神里却隐藏了无限痛苦与向往 ！

　　希望那含着千万滴泪花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明亮的阳光，但愿印度尼西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在国家领导人正确的领导下，干瘪的手变为强大有力，不再痴呆的小眼睛，充满无数的星星和花朵，让他们也能成为父母的希望和国家的栋梁吧 ！

　　专访三发校长刘立民老师

　　2007年1月19日，三发中华中小学第十五届同学，在陈则霖同学的带领下，刘立民、沈时金、凌东成、宋华兴、林瑞贞、林世芳、周丽婵、周丽艳等几位老教师及西加几位同学一共四十多位，参加了这次郊游。上午十点出发，下午三点到达刘廷荣、廷丰同学在万隆的避暑家园。宽敞、漂亮、凉爽的环境，碧绿的青青草，周围点缀着红色、黄色的芙蓉花、杜鹃花等花儿，显得清静优美、淡逸优雅，好一个休闲胜地。

　　我不愿失去相聚的好机会，更何况失去宝贵的时间，乘这清新秀丽、充满诗意的早晨，专访了一位三中校长之一的刘立民老师。

　　1928年在昔加罗一位教师的家，诞生了一个性格坚强、机智的孩子，他就是现在的个子瘦小年迈、精神还焕发的刘立民老师。谈起往事，马上勾起他几多美丽和辛酸的回忆，几十年来匆匆地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经历了曲曲折折的人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小时候跟着教书的父亲在许多小地方辗转，昔加罗、上侯、新党、彬路等地，沿海区的邦戛、斯古拉、鹿邑，甚至到过爪哇岛，直至日本入侵前，他父亲才到回山口洋一带任教， 1942年他从爪哇岛被送回山口洋读书。

　　1944年小学毕业以后便去当牛车夫，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卖货送货都用牛车以代交通工具。1944年日本入侵以后，日本军把一些青少年组织起来，并指令十六岁的刘立民老师为青年团团长，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狠毒的日本军在山上挖了坑，准备把刘立民老师这班青年团员活埋，差点断送了性命，好在印尼宣告独立，才免了这死刑，这是以后才得知的秘密。

　　1950年第一次由朱梦良老师介绍他在双沟金当助教，然后在老楠角、新沟教小学。1951年在斯古拉教书，1952年因彭兆祥老师转去南中教书，他便被李春草老师邀请到汶岛宜代课，以后和林敏吉老师等在汶岛宜、邦戛分别教了好几年。

　　邦戛有四间学校，第一校为高小学校，是正伦客家人主办的以张石松老师为教务主任，二校是低年级以潮州人主办的益民学校，三校是高校和中学福建人主办的民侨学校，四校是椰油厂改为学校，刘立民老师为社主任。1945年和平以后这些学校不再分彼此，改为第一二三四校。

　　刘立民老师第二次去汶岛宜教课，张石松为教务主任，约1950年坤甸总警长名叫江淮昌，山口洋警长是叶少华。当时因排华事件，学校刚建好，好几个军人来到学校，以军人要做军部为理由，半夜来到学校，用枪逼着刘立民老师等搬出学校，还强迫他们带领汶岛宜华人去把学校的桌椅搬到戏院前，以后他们师生将就在那儿搭两排教室上课。

　　1956年又到回斯古拉教书， 他在斯古拉担任校长，当时傅孙慎、赖石悝、吕其才也在那儿任教直至1958年封校，还年轻的他想试做买卖，于是用小木板船载猪仔去卖，结果沉船，可能与买卖无缘吧，又到回学校教书，就在那个时期他和张菊香老师缔结连理。

　　根据1958年条例凡校长要持有“印尼教育部对外桥教师考试及格证书”，刘立民老师和傅孙慎老师等凡教师都去试考，而他们都通过被录取。当时离三发区内四公里可开办华校，刘老师代表三发华人的使命拜访三发区长，争取到开办加蒂亚沙学校的准可证，他成为加蒂亚沙名誉校长。

　　1960年三发校长林敏吉和陈石德、温文义等校董特诚聘请刘立民老师为三发市名义校长，林敏吉老师是处理学校行政方面的，而刘立民老师是处理小学部对外方面的校长，傅孙慎为中学部对外校长。如学生的全部证件都由他们去联系坤甸市政府官员，解决和处理对外和政府方面的问题。

　　郭伟昌是外侨督学处主任，刘老师说自有督学处，有时也发生事故，如学生的爸爸为了做生意入印尼籍，他用妈妈的外侨籍证读书（当时华校学生必须用外侨籍证），因为出生字这事惹了不少麻烦，被政府方面调去查问了几次，但他都能婉转地应付。他反驳市区督学处官员说：“学生报名，我们根据国籍证收生，没错。”“他是本印尼出生的，出生字格式不同是因为全国还未统一，就地取材怎么会错呢？”

　　1966年4月份，因排华事件，结束了三发中小学的悠久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中华文化的新时代。第十五届也是最后一班毕业班，就再没有继承者了，作了满子而宣告结束，那就是陈则霖、邓子交、刘廷荣、黄其雄、刘汉财、刘廷丰、陈发亮、徐木清、曾木云、温安英等29位同学，时间未到先领得毕业证书，成为三中历史的最后记载。

　　1966年后学校被封闭了，刘立民老师开过咖啡店，做过杂货。因他是对外校长，和傅孙慎老师一样榜上有名，传言要抓他，于是便坐货船在海上颠簸几天后到雅加达，以后去井里汶，在kerawang sungai buntu帮林清泉老师做水母的工作，生活的艰苦和奔波，使他身体更衰弱并患了严重肺炎，为了照顾他，张菊香老师举家来井里汶。

　　当政治大动乱、大排华之际，刘立民老师离开三发的时候，巧妇难为，张菊香老师为了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曾划船沿河卖糕。黄永才老师的遗孀周丽婵老师也在邦戛卖糕，以后开小店。凌东成老师和师母竟在那段时期采树叶卖，以后才搬到邦戛做小生意。学校的关闭使老师们失去了生计，他们吃的苦头也真不少，当他们刚来雅加达生活时也过得非常清苦，现在总算他们都能享受夕阳之乐趣。

　　刘立民老师在教育事业上奋斗了几十年，尝尽酸甜苦辣，今天同学们还念念不忘老师，对老师的尊敬是他心中的最大欣慰。他说：“希望同学们在各行各业奋发图强，能为教育事业着想，为了下一代，重视华文事业。”

　　我爱祖国江山

　　赤道纪行

　　小林

　　二、 坤甸，教育培训中心

　　

 

　　坤甸年轻老师黄翠芳、薛惠芳               红衣的是坚持为华教事业奋斗的王坚丽老师

　　学校放长假，乘机释放自己，让思想放飞。我们飞往祖国最可爱的地方，在蓝天银海的上空自由飞翔，心花怒放，假想孙悟空三滚两跃转瞬间就到达思念的地方。飞机俯瞰在赤道线坤甸上空，翠绿的树林装饰了弯弯曲曲银色项链的卡江河，我的祖国，多么娇美！

　　坤甸市容几十年如一日，变化不大，除了增加几间高级超市，街道比往年更加热闹外，整齐的老屋记载着时代走过的脚印。

　　西加是中华文化的摇篮，1965 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全国华校被关闭，失业的老师无不深感失落痛心，可是他们化悲痛为力量，避过凶恶的窥探魔眼，偷偷摸摸地突破各种危险和困难，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承，坚强地持续他们的教育生涯，在华文冰冻时期竟培养出无数年轻的教育者，薪火相传，这些默默奉献的老师正如经受严冬后的寒梅，待到山花烂漫时，迎来了春天，她在丛中笑。印尼改革开放后，中华文化适逢春天的花朵，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中华文化经历了严冬的考验，百炼终于成钢，这些从风风雨雨的坎坷中走过来的老师们，应该被誉为英勇的文化教育战士！

　　1989年改革开放后，第三任总统瓦希特正式宣布各族人民平等相待，不再有种族歧视，随之华文三十多年禁锢后解禁了。全世界中文热达到了高峰，汉语跳进了学校的成绩评定项目，正规私立学校甚至有的国立学校，已把汉语当成必修课程。现在印尼各地缺乏汉语教师，雅加达各地纷纷来西加要求接应，教师的出炉真是供不应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教师的努力是举目共睹的。

　　我们还需感谢中国各大学院校、孔子学院等教育单位，对印尼华文特殊断承现象给予大力支持及帮助，全力以赴培养下一代，西加则不愧是培训教师的中心地。

　　6月20日，恰逢中国北京教授来坤，在IMANNUIL学校进行短期教师培训，从西加各地的老师都群聚在此，共一百七十多位西加华文教育者，八点钟正式开幕，中国教授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千里迢迢来到西加，进行四天的授课。可谓之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二、大院镇将建大桥，举世惊叹

　　

　　几十年沧桑，严守不变的万龙船           对面已秃的山头是大院长桥的始基

　　大院，是一个小岛，总人口约八百人，华人约有五百人，大院埠头住房都是华人店铺，卡江河流从大院埠头流过，卡江一带市镇九十五巴仙以上是祖籍梅县客家人，大院属有丰富的矿产，这里的森林都变成了棕榈园。

　　卡江所有市镇过去靠万龙船为交通运输工具，江上有人们洗澡的栏登或栏登住家。因为大院是小岛，与陆地不相连，所以来往车辆必须在大院对面停放，然后由小汽船引渡过江。

　　1984 年发生火灾，不知为何四面是火，把整个大院埠头全烧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久大院新的高楼又重建了，反而建得更美。后面房屋一般比较简陋，上百年的老屋无言叙述上代人的艰辛。

　　卡江河流照旧畅流无阻，河面上漂浮着零零落落的几间栏登屋与几艘万龙船，还能标记着卡江河的特色。

　　大院小岛尾巴的一段，印尼政府计划于2011年签订一项由中国承建的大院大桥规划，第一段建基始于大院镇对面山头，跨越大院岛长达280米，第二段再从大院镇跨比亚沙克村(piasak)，长达1140米，全长共1420米，高离卡江泛滥最高水位13米，耗资6000亿盾，是印尼最长的大桥，由中国工程设计和建造，如果建成那是印尼人民值得惊叹！

　　

　　被烧后，二楼房代替古老铁木老屋                            学校旧址已完全改变了面貌

　　

　　

　　

　　五、 上侯铁桥，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的上侯铁桥                                                          年轻老师秦露露在上课

　　上侯县是沿卡江而上的一座古城，比大院大约三倍，上侯的特色是一座荷兰时代建造的上百年历史的吊桥，现已从新修建，漂亮壮观，值得观赏。

　　近几年来政府对棕榈树的开发得到重视，树胶价钱好，内地人民尤其是达雅族人生活越来越美好，人民购买力也越来越阔，经济回升快，真是大喜事。

　　上侯市华文教育也日益受重视，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好中文，能获得更好的前途。丘婉翠、陈晃波、周淑杏这几位老师于2005 年已先为华文教育打下了基础，接着，义和公会到山口洋百富院请来秦露露年轻老师，她一手承担了四个班，有幼儿班、小孩班和成年班，共八十多位学生，秦露露老师教学灵活，都有显著的成绩，义和公会冯水祥主席说，上侯乡亲们坚持公众事业，希望旅椰同乡们也能携手共创未来，让孩子们能更多得到应有的教育。

　　

 

　　上侯的佛教堂和回教堂和谐共处                           义和公会负责人和教师合影

　　

　　四、昔加罗，坚持文化传承

　　

　　47 年前的昔加罗中华小学                                        昔日昔加罗台湾公学

　　昔加罗是从上侯县再沿卡江河上两小时路程，昔加罗虽然没上侯大，但经济购买力也因棕榈树和树胶日益发展而生活也不错。

　　为了家乡年轻的下一代，彭正德老师立意创建中文补习班，在业余时间坚持发展中华文化，还邀请山口洋男教师张友敏继续昔加罗补习班的工作，并特请来了黄保立和黄少帆两位男教师到双沟越教课，他们为了传承中华文化教育事业，不弃艰辛跋涉来到遥远的山区，乘汽船还要费一小时半才到达目的地双沟月，老师们的服务精神真是可嘉可佩！

　　

　　值得一提的是，在双沟月有一个竖立着代表华族、马来族、达雅族团结一致友好相处的三种图腾雕像碑，巍然而立，象征着祖国统一，建国五项原则坚不可破，印尼各族人民如途同归和谐共处。

　　

　　双沟月黄保立、黄正德、黄少帆老师       昔加罗别有风味的水上餐馆，后面是旅馆

　　

　　六、 日本沟，苦难的记忆

　　

 

 

 

　　日本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2011年6月我和冬龙来到日本沟，冬龙说过去是泥泞小路，现在还好已有一条柏油小路，经过马都拉族小村庄，约二十分钟，由租载摩托车驶进了一个华人式简陋村庄，这村庄是草铺泥，不是全泥状的，淌流的小河是红色的水，以供村民洗衣做饭。这里的泥土不适合种稻，只能种凤梨、番薯、芋头，男人女人都到外打工，换些米饭吃，村里有唯一的小瓦弄，村里人无所事事就群集在这儿。

　　我们来日本沟的目的是受慈善家的委托而来，因为日本沟是过去出名的反华热点残留，国际人士、凤凰电视台都曾来拜访这穷乡村，都已经知道这里是1967年排华事件幸存的受害者，四五十家上百人集中在此大山中，让微弱的生命自生自灭，生灵涂炭。现在大多数都已搬出村庄，只剩下十多家人，因在外无亲人被迫还坚持着。

　　我们小心地走过随意埔在泥泞土地上的圆小木，由位小伙子带领我们绕到店铺后面零零星星的几间屋子，来到小伙子奶奶家，这位老人名叫黄琪妹，现龄九十六岁，育有两男两女。家里没有人，大概是工作去了吧，她是1967年排华事件见证者，从孟加影惶惶乱乱又追又杀时逃出来，一家人被载到胶厂再载到日本沟，这才踏踏实实安了家。经过不堪回首的悲苦岁月，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今天还躺在破烂不堪的家。孩子孙子做工维持生活，老人家已不能走动，没人照料她，正生病一直呻吟，哪里找医生？即使有医生，没钱也只好等死，他们已习惯了自生自灭的生活，听天由命运的安排。当交给他慈善人支助的钱时，她不断地说：“谢谢你们好心人，还想到我。”

　　另一位老人是曾奎莲 80 岁，耳朵已不大灵，她也是孟加影人，一家逃难来到此。还有几位老人，但是因为资助金太少，只能发三位。本来这次也想资助日本沟穷困孩子读书，以及发奖学金，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望贵人相助。

　　一位84岁老人谢贵华，孟加影巴炎人，叙述1967年他带着一家十一口人逃到孟加影集中，在孟加影学校两个月后，被逼迁至福律共三千多人，每天不少人死去，难民们又被载到日本沟，当时脚踏上去尽是沼泽水，他们在沼泽地带砍下茂密的树林，挖泥填土，盖起三座长形的大房，一个房住进十几家人，晚上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蚊子开尽了吸血的大宴会。最初每天每位难民分得一小杯米参粟，不久断了粮食，熬不过肚子的革命，把仅有的衣物什么向当地印尼人换米或蜀黍吃，砍树打柴采树叶卖，以维持不是人的生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孩子卖的卖了，希望他能过较好日子，也减轻一点家庭负担，女孩子就卖到台湾，运气好记得父母便寄些钱来接济。大家庭的屋子都住得倒塌了，一家家搬出去盖房子住，有的孩子为了帮家庭维持生活，只得工作没读书，有的到印尼公学读书，因为生活维持不下只好辍学。

　　1967 年为什么造成驱赶华人事件？苏哈多政府为了把华族和达雅族两个乳水相连的友好民族关系分割开来，便制造种族事件，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达雅人仇恨华人，追赶和杀害华人，达到分裂各民族人民的目的，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被杀害余生的华人被集中到孟加影，再从孟加影载到福律、山口洋、邦戛等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污秽、传染、病死、饿死的大人小孩不计其数，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死去，罪恶滔天，罄竹难书。逃过死难的便被载到日本沟，坤甸加利曼斯村、卢皖村等。

　　边区人民避过死亡线，有的家破人亡，钱财一空，还好保住了生命，赤手空拳从无做起，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有的也因时而转运，交了好运，赚了些钱。但还留在日本沟的十多家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看来孩子们第二代乃至第三代还是前途渺茫，究竟谁能拯救他们？如何让他们掌握好自己的命运？这还是个谜，这谜怎么解？还待来年哪。

　　

　　六、卢皖村，创伤的记忆犹新

　　

　　卢湾村某巷景象                                      一对金子一百二十盾

　　

　　卢皖村也是离山口洋郊外十多公里处，1967年华人受政治波动，烧杀抢余波后被集中在此直到现在，幸运的是这里不像日本沟这么难于生存的赤贫乡，住家比较像样，上百人的村里虽穷还充满欢笑和活气。我随意拜访刚好坐着做金子的居民，刘木原现年69岁，一个女孩十多岁辍学了，妻子跟人洗衣服赚些零用费，他的工作是卖冰水。郑正合60岁，五个孩子，还在政府学校读书，初中报名费五十万，高中一百万，跟人安装卫视台，安装固定位置的卫视台七万五千盾，能转动的卫视台十二万五千盾，朋友两人分半，没跟人安装卫视就帮着做金子。一对拜神的金子一百二十盾,-一天能做二十对，一天的收获两千四百盾，他说可喝一杯咖啡。郑正合的妻子跟飞机局煮饭，一个月八十万盾，孩子读书，还勉强过得去。村里女人手利落做得快，一天能做40对，可得四千八百盾。

　　刘木原回忆过去，他们住在万诸介，约一百多户，父亲刘贵合95岁梅县焦领人，是从唐山过来的华侨，世辈种稻割胶为生，老老实实过活。九卅事件爆发，不知为何突然发生烧杀抢事件，大队军人走在前头向我们住家扫射，扫后达雅人举刀杀，走得快的藏起来了，走得慢的被杀。有一个名叫郑继兰的老妇人，她抱着一个孙子和牵一个孙子，藏在草丛中，被兵发现，用机关枪扫，孙子和她一个子弹，另一个孙子也中弹死了。

　　在万诸介另一个小镇，华人村人被集中在桥上，两头的达雅人拿着刀守着，每过一人就砍一个，一个名叫余古端的华人，被砍到颈上血直流，他假死，顺势跳进河里，飘到较远方藏了起来，他把颈上的伤口用衣布条包扎，然后再追已走远的人群，最后追赶上他的老婆孩子。在孟加影集中后被载到山口洋难民房。

　　有个坏蛋做兵的特务，他是我村华人居民大肚志的儿子阿烈，到处带兵抓人勒索人打人杀人，他带兵去强奸没丈夫的女人及未结婚的少女，所以当时女人怕被强奸，随便找个夫家草率结婚，大家恨死他。有一天，他有事来到监狱，大家知道他坏事做尽，在监狱众人围攻他，他跳墙逃跑，不然被众人打死。

　　万诸介100多个华人被杀，就在危机四伏之际，兵扫射烧杀抢的情况下，还有出现好心的达雅人，他们完全出自一颗善良的心，两族人民长期友好关系，使他们不愿对华人下手，他们冒着性命危险把大部分华人村民安全转移出去，送到孟加影，他这位好的达雅人回去乡村后，被本村人打得要死，眼睛被打瞎了一只，他们诬告他同情华人，应该与华人同罪。

　　万诸介全村未被杀害的被命令集中，把成年男人刘木原等四十位押解到山口洋大监狱，他们在狱中已经先讲好，被投进监狱的40人无论受电刑、毒打，都必须坚持住，就是打到死都只被捕的40人，决不加害他人。他们40人就这样承受最严刑的毒打都没有背叛，没有人再被抓进来。余原胜等被捉进tarakan监狱，半年后投进pasilan监狱。

　　在难民所每天都有死人，饿死病死已是平常之事，大家都已麻木不仁，失去活的意义。刘木原父亲在逃出来的时候不能走路，由孩子们背到山口洋友联树胶厂难民集中营，经受一年折磨后去世。

　　马云不少华人村人被杀，尤其是马拉帝村人，每晚几家人被警官和达雅人欺骗，说带他们去安全地点藏，到郊外僻静地方便进行大屠杀，当阴谋暴露后，为了饱取华人的金钱财产，临晨五点他带来达雅人包围马拉帝村，放火乘乱大屠杀便开始了，无罪全村华人惨死于刀下。

　　在卢皖村我还和一位马云妇女谈谈，刘玉兰胆战心惊地叙述，当时她才20岁母亲朱妙英60岁，全村人被叫去达雅山地背蜀黍，大家无法违抗只好来到蜀黍园，达雅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蜀黍山，然后一声呼啸杀了过来，大家看到情形不对马上逃，母亲和两个弟妹在蜀黍山被杀，两个舅舅全家在bantainung被杀死，被兵打死、达雅人杀死约两百多人，后来有好心的达雅人带他们幸存者逃出孟加影。

　　有一个乡村的华人，全村被达雅人包围在一个场地，达雅人在他们周围起火堆，围着被困者跳舞喊叫，就在大屠杀即将开始之际，来了另一批本村达雅人，他们下令外来达雅人离开，因为这是这群达雅人的范围内，他们说要杀是他们本村人的权利，凶悍的达雅人便立刻离开，原来他们是这村华人的朋友，友好的达雅人叫他们快点出去，不然生命难保。感谢好心达雅朋友救了华人一命，他们赶快逃出孟加影镇。

　　刘玉兰说，他们是受挑拨，往后的达雅人后悔屠杀华人，因为他们把华人赶出去了，交易市场消失了，没有物质交换的场所，生活越来越困难。两个民族都因受到挑拨而内心怀恨，现在已经很清楚，谁是祸根，因此两族人民应该释冰解冻，和谐共处。

　　七、孟加影，第一所汉语补习学校

　　

　　美丽的孟加影山城

　　

　　坚持不懈的孟加影华文校长刘金碧老师

　　孟加影是西加最北部城市之一，从山口洋北上路途达70多公里，行程一个半小时，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最弯的转弯角度20度的转弯有8次之多，沿途转弯抹角上上下下，不愧是一座非常险要的军事关卡。

　　全县人口三十多万，孟加影市区九卅前人口更密，1967 年后，华族受到排华反华的种族隔离，从华莪孟加影集中山口洋、邦戛、坤甸。1998 年苏哈多倒台了，民主改革后，华人开始又回老家孟加影做生意，现在人口约一万多。

　　2004 年印尼第一间华校由当地政府自愿呈交回来，当时学校破旧不堪，刘金碧老师为了华人子弟，弃商从教。他跟太太说，教书不能赚很多钱，但意义重大。他太太支持他，于是从道房搬回孟加影，把过去华校争取回来后，他开始从事补习中文的艰辛教育工作，特别可喜的是华文补习班由各种族组成，尤其是达雅族孩子也来学习中文，在这里各族人民团结一家，和谐共处，华人也不再对痛苦的事件耿耿于怀，一切安宁平静，让人不相信在这里曾发生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

　　刘金碧坚定不移地在简陋的学校传播中华文化，上天不负苦心人，感动了孟加影出身的印尼有数的大商家彭云鹏，因为彭云鹏是孟加影人，小学时代也曾坐在此教室一角，在他们的大力支助下，华文补习班顺利地发展起来。现在刘金碧是孟加影华文补习学校校长，补习班由幼儿班到第八册，另外还有成年班，学生共两百多人。

　　2011年6 月29日在孟加影召开全山口洋的学习研读会，也进行演讲比赛，各族孩子参加，西加坤甸协调机构副主席陈惠珍也应邀参加，学术会开得很顺利、成功，天也作美不下雨，最后在热烈喜悦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可惜我在学术会结束后才赶到的，没能把学校的热烈情景照下来。

　　

　　

　　八、世界最小的岛Pulau simping

　　

　　

 

 

　　世界最小的岛新冰岛，PULAU SIMPING

　　离山口洋县五公里处，有座美丽的海岸，沿岸雄伟地坐着十二生肖雕像，沿途也少不了各种饮食品和衣物买卖，游客悠闲自在地观看、摄影。一块木牌竖立在一座长桥边，原来这块木牌向旅客公布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座桥通往的彼岸，是一个已被国际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最小的岛，名叫新冰岛PULAU SIMPING，在宽两米，长五十米的桥弯弯曲曲通往新冰岛，岛上可眺望沿岸风景和大海，大小石头横在海岸上，圆形小岛是大块石头构成，宽处约十平方米，有几棵树，其中年龄约几百甚至可能上千年了。岛上有一个神庙，意味着这岛是孔教华人所发现的，岛附近有颗高达一米多的圆大石头，因为有大树遮荫，海风习习，眺望着蓝天大海，真是心旷神怡，思想放飞。山口洋有很多漂亮沙滩，让你流连忘返。我爱我的祖国，山河多么娇美！

　　

 

　　山河多么娇美！

　　正义的一面旗帜

　　和平

　　

　　国际日报十年来的成长，经过风风雨雨的艰难创业阶段，逐步走向成功之路。这离不开国际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全力以赴，团结一致，手挽手在大风浪之前坚定不移地走过来了。他们决心把国际日报办好，非常不简单！

　　我觉得国际日报能坚持下来而且还继续坚持下去，离不开李卓辉总编正确的领导。我作为读者也听到不少对国际日报的批评和指责，甚至听到说要写信给李卓辉，为什么要发表那些政治性文章，如“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这里我也要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国际日报是我们印尼华人正义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感到无比骄傲，在李卓辉总编的领导下，国际日报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耕耘，作了很多不平凡的工作。它频频向全印尼和国际报道，肯定了印尼华人的作用和贡献，肯定了印尼华人的平等地位，向印尼人民发出呼声，说明我们是印尼人民的一部分，我们有同样建设和保护印度尼西亚的责任，我们前辈不是有很多反荷、抗日，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而斗争的英雄吗？

　　国际日报已经做到坚持一贯的立场：

　　一、 国际日报坚持一贯的原则，那就是宣传印度尼西亚各民族团结一致，反对破坏民族统一、种族主义、分裂主义的言行，以唤起印尼人民的觉醒。

　　二、 国际日报坚持正义立场，声援正义，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实现民主自由而向人民发出民族团结的呼声。

　　三、 国际日报极力挽回几十年来对华文禁锢的影响，让印尼华人更加关注我们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普及，开拓中华文化的传承。

　　四、 国际日报不分贫富贵贱各阶层，让华人社会更认识自己的社会关系，把落地生根的思想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去。

　　我完全相信并且极力支持国际日报同仁一定能把报纸办好、办下去！

　　但愿国际日报作为正义的平台，有力地发出人民的呼声、要求，为达到具有班查希拉五项原则民主自由特色的印度尼西亚而奋斗到底！

　　短篇小说

　　风 雨 情 缘

　　和平

　　一、青梅竹马

　　早晨，志坚在自己的小花园里跑步。他跑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便打开后门沿大路跑，大约跑了五百米就来到政治犯集中营前，有意无意地瞟一眼那还挺立的圆顶锌房，他又再跑回自己的家。孩子已开了店门，两间舖面合一的杂货店是他和妻子租屋开的。他们的杂货店物美价廉，买卖公平，一向信誉很好。阿坚和妻子待人和气，又喜欢跟顾客开玩笑，顾客有什么苦衷和困难，他们都尽力相助，因此大家都说阿坚是个心地善良的商人，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夫妻俩省吃俭用拉扯两个孩儿长大，虽然生活清苦，但妻子一声怨言也没有，孩 子日渐长大，担子也日益沉重。

　　两年前，大女儿结了婚，如今坚已做了外公，男孙子刚学会走路，一来到店里就拉着外公的手要糖果吃。如今，儿子大学毕业了，不幸老婆却患了乳腺癌，虽去过几次古晋（马来西亚）医治，但还是与世长辞。他儿子了解父亲悲痛的心情，知道老人隐藏了很多心事，便经常陪着爸爸谈心。坚对儿子说：“伟，你快找个妻子吧，家里才会热闹起来。”李伟很孝顺，简简单单把大学时代的恋人娶回来，了却爸爸的心愿。

　　60岁的志坚即将退休，有个儿媳妇帮手，早上就有时间跑步和在花园看报，还能抽时间唱卡拉OK，找朋友谈心。现在，他悠闲地坐在后园看西加华文报纸《坤甸日报》，忽然看到一则报导，让他悲喜交集却又添了一份愁。报上刊登了山口洋市几位教员来坤甸参加华文研讨会，其中一位名叫“耿秀莲”的引起他的注意，他小声重复地说：“耿秀莲，耿秀莲，真的是你吗？”他看了又看报上的相片，再用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的。他从房间抽屉里取出已变黄色的小荷包，这荷包隐藏着他一袋子说不完的故事，像电视剧一样展现在他眼前：

　　“小莲，快点，快迟到了。”

　　“坚哥，等一等，我拿书包马上就来！”8岁，刚读一年级的莲，慌慌张张地背上书包没穿鞋就跑出来了。坚大她两岁，读三年级，两隔壁，两人的家长都很要好。天刚亮，大人去耕种了。莲的妈在家照顾幼儿，她要求隔壁家的独生子志坚，带她的女儿莲一起去上学。坚乐得有个伴，两小无猜高高兴兴地赤着脚，跑到一公里外的华民学校上学。放学回家经过小瀑布，他们经常在这儿玩水，在泉水流淌的小溪捉鱼。太热了，小志坚索性脱下衣服，赤裸裸地跳进小溪洗澡。莲见了大叫：“坚哥，不害羞。”

　　二、山里的年轻人

　　坚、莲都小学毕业了，小地方没有初中，要到山口洋太远，父母不放心，于是便留在身旁帮父母种地，莲在家里帮妈煮饭做菜，照顾十岁的妹妹和八岁的弟弟。弟妹没上学，莲在家里就成了小老师，教弟妹读书识字。

　　“莲，我听一位朋友阿周说，他们村里的青年人都参加学习、唱歌，我们也去吧。”

　　“好啊，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我们去跟爸妈说一声。”

　　“走！”志坚挽着莲的手，飞快地跑回家。

　　他们翻过两座小山来到鲜花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年轻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山里一间宽敞的阿土家，这里摆着长凳矮凳坐满了人，认识的人在向他们打招呼：

　　“咳，阿坚你们也来了！”

　　“练练你们的歌喉吧！”一会儿，一个唇下有颗痣的女青年走上台。

　　“嘘，别吵，兰姐讲话了。”有人小声地说。

　　“兰姐是谁？”莲问。

　　“听说城里来了几位自愿者老师，教中文、教唱歌、讲故事，就是她吧。”坚小声地说。只听兰姐说：“朋友们，大家来唱《洪湖水浪打浪》吧。预备……，唱!”唱完了歌，歇息片刻， 兰姐讲了故事《红岩》，故事长讲不完，兰姐说：“要知下回如何分解，请明天再来！”

　　坚和莲听故事听得上了瘾，每天下午五点一定到场。他们还唱：《山泉》《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回家就唱给爸妈弟妹听或讲故事给他们听，家人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有一天，阿兰和钟志匆匆忙忙召集大家说：“朋友们，我们有重要消息要告诉大家， 1965年10月份，印尼爆发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大变动，可能会发生反华排华事件，你们要多加小心。我们的活动可能会被迫停止，但是现在还有机会学习，来，我 们翻开第九课，陆芸芸作的《山的那一边》。”

　　1967年驻华荣一带军警被上级调走了，换来了一批纪律很坏的军队，经常到华人农家园里抢胡椒、米、鸡、果等。这些大兵看见汉字不由分说地拳打脚踢，烧、杀、抢、强奸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真是一群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禽兽。华人的苦水往肚里吞，村里的活跃气氛终止了。

　　志坚已是18岁的英俊青年了，他身体结实高大，瞳光闪闪的眼睛下是个高高的鼻梁；他豁达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坚高声大喊：“莲，快来看，这条鱼好大啰！”

　　“哪里啊？”莲花容玉貌，留海覆额，乌黑细长辫子垂肩，穿着及膝的花裙，天真朴实，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她真的相信有大鱼哩，跳到志坚身旁不留意被坚用水洒得满身。

　　“你这个鬼东西，我不饶你！”莲也泼了坚一身水。坚一把扯住她，莲顺势扑进坚的怀抱里。

　　“坚哥，你！”莲脸红了，她还是第一次闻到男人的气息呢，他们紧紧地拥抱着，陶醉了。

　　家长们看到莲和坚形影不离，知道他们在搞恋爱，便有意让他们结成连理。每天耕种回家，坚便约莲来到小溪边，这天，莲递给坚一个精致的四方小荷包，荷包中间一个心绣上了“坚莲”两个红字；荷包上面穿了绳，可以绑在腰上藏几盾钱。“给你，你别丢了呀！”

　　“谢谢你的爱！” 莲深情地把头靠在坚肩膀上，爱神射中他俩的心，虽然没有誓言，但他俩心里都明白：“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三、变迁

　　他俩依偎着仰望山泉，夜风习习，两人情不自禁地哼起来：“夜风轻轻地洗浴着海岛，明朗的天空高挂在天上，小泉旁有一位老大娘，眼望着泉水她把话儿讲，山泉啊山泉啊，为什么你是那样不慌不忙，一点一点慢慢腾腾地往下流？为了给劳动人民洗衣裳，我哪怕等你到天亮。”

　　“兰姐她们去哪儿了，跑回城里了吗？”事变发生后，活动停止了，莲思念教歌讲故事的兰姐。

　　“可能。”坚闷闷地回答。

　　忽然听到：“呼喂......”噪杂的厉叫声，二十几个人在向他们家方向跑去，他们马上躲在大石头后面，偷偷地看，不觉呆了。前面跑来的几个没穿鞋，后面 的十几个都穿军鞋，平头军发，全都穿树叶伪装服，隐约看到凸起的东西，是枪！阿莲想喊，但被坚堵住了嘴巴，这群人前呼后拥跑过去后，阿坚小声对莲说：“兰姐说中了，看来我们不会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你别走，我静俏俏地跟着去看。”莲想跟着走，被坚制止了。

　　坚远远地跟踪着这群人，然后爬上他家门前的大树上，只见他们踢开两家的门，闯了进去，忽然听到爸妈和隔壁阿莲一家人的惨叫、哭天喊地的呼救声。坚顿时心如火焚，他紧握拳头想冲下去救父母，可是他们人多势众又手执凶器，怎办呢？他的心在滴血。里面的声音渐渐地没了，只见他们举着血刀，嘻嘻哈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有的说着印尼语:“嘿！老的不过瘾，玩够了一刀插进下部。”

　　“还是我玩的又嫩又过瘾，十对一，哈哈哈！小男孩要帮他妈妈和姐姐，被我一刀肚穿背，Mampus！他爸爸断了颈，Beres!” 坚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七窍生烟怒火冲天，巴不得杀了这群禽兽！一个暴徒头目指手画脚地说：“拿土油来，烧干净点！”着火了，完了，一切都完 了，坚目睹了这场残忍的血劫。他们走后，坚跳下树喊爸爸妈妈，没有回音。他想冲进去，大火烧了他的衣服，他扑在地下号啕大哭：“你们逼我走投无路啊！”忽然他想起了莲，马上倒回去找莲，莲也不见了。他伤心欲绝，仅仅一个小时，他的家人、爱人、前途全毁了。他在小溪旁颓丧地等了一天，不见莲的影子，他焦急地想：莲，别离开我，我一定要找到你！

　　他抱着一线希望能在鲜花港找到她，但鲜花港也遭劫难，乡村已变得空空荡荡的，坍墙断壁七零八乱烟火未息，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一直绕圈子找人，忽然有人从树后跳出来一把捉住他，他吓了一跳，原来是阿周，“你怎么满脸是灰土？”

　　“我想从灰烬中找我妈。我妈死得好惨哪！”

　　“阿周，我们同病相怜，现在该怎么办？”

　　“走，我们找志哥和兰姐。”

　　“对，我们现在就去。”

　　在土哥家后面的森林里，有上千位大劫难的幸存者，他们不愿去集中营，他们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昨天他们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夺取了三支机关枪。钟志教他们如何上膛如何开枪，他们计划伏击一队抢村里牛群的士兵，坚第一个报名参加。一天，在钟志的带领下，他们在山坡上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士兵们牵着一头牛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坚等不及命令，大声怒吼：“第一枪为我爸妈报仇！” 砰！一个倒下去了；“第二枪为莲一家报仇！” 砰！又一个倒下。其他朋友也纷纷开枪，剩下的士兵逃走了。坚叹了长长的一口气，心里总算好过了些。

　　回到营里，钟志找坚谈：“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不可为了报仇而不听指挥啊。”为了安全，坚的枪被收起来了。被重兵围困在森林里的乡亲，既没有自卫的武器又缺少粮食，不是被打死就是饿死。为了逃避军队的围剿和屠杀，钟志、阿兰安排一批批乡亲在大路上等候运载难民的卡车去山口洋，然后被军队遣送到难民集中营。

　　阿坚和阿周在遭围剿时与阿兰他们冲散了，听说在大围剿中钟志不幸中弹牺牲，他们的老师阿兰、阿燕、素华也都牺牲了。他和阿周相依为命，在蜀黍园剥蜀黍生吃，抓到鱼也生吃，甚至为了活下去，他们在磨谷的谷仓找来谷糠谷壳，吃了以后不能大便就用手抠。

　　他们决定走路去山口洋，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肚子饿了，吃野草啃树皮。一天早上他们刚躺在荒废的园地休息，忽然被村里的狗嗅到味儿，士兵们马上追赶过来。坚和阿周分散了，只听得右方“砰！”一声，大概阿周也被士兵打死了。坚一直跑到靠近山口洋市镇，他不再藏起来，大胆地走大路，就这样被兵捉起来了。兵问：“山里有游击队吗？”坚不回答。兵叫他脱衣服，只剩一条短裤，解开腰带狠狠地抽打背脊。

　　“你是游击队员吗？他们在哪儿？”

　　“不是，我是村里的人。”

　　“你骗人。”

　　“我没骗人，我的家被你们烧了，我的父母都被你们杀光了。” 不由分说，坚被投进监狱，后来转移到坤甸集中营，禁在圆顶锌房里。放风时间，他希望能见到莲，每个女房都找遍了，总是毫无踪影。十年监狱，吃的是混了砂石的一小碗饭，黑黑的空心菜汤，两块小小的贝特脯，肚子饿得好难受。他为了找外快，偷出去监狱外砍小树卖，被捉回来打，剃光头浸在池里。

　　同房的老难友铁伯，老婆在山里病死了，一个女儿寄托亲戚家，他同情坚是孤儿，女儿送的饭菜，总是叫他一起吃、一起喝咖啡。久而久之，认识了他女儿，就这样，1978年出狱的那天，坚租了所房子与铁伯的女儿简单结婚了。

　　四、情缘

　　坚从回忆中惊醒，他必须肯定“莲”是不是思念中的莲？她已成了家，有了孩子，不，孙子？他心不安也不敢太多期望，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他还是要追回旧梦的，他穿了衣服便往外走。

　　“爸，你去哪儿？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必，我要见一位老朋友。” 孩子看见老爸很兴奋的样子，也为他感到高兴。

　　“爸，你小心，慢点开车。”

　　坚驾着私家车来到赤道旅馆，停了车，问旅馆职员：“请问，山口洋来参加教师会议的老师，名叫耿秀莲住在哪号房？”

　　“您是？”

　　“我是她的老朋友，来看望她的。”

　　“她在210号房。”

　　“谢谢！”

　　坚激动地来到房前，按了门铃，门打开了。短头发，那双晶莹闪亮的眼睛，那个浅朱唇皓齿的桃嘴，那亭亭玉立的身体，依然风韵犹存。对方却发愣地看着一个陌生男人，竟如此无礼地把她从头看到脚。

　　“你是谁？找我有何贵干？” 坚从裤袋里掏出旧荷包在她眼前晃动，握住她的手说：“莲，你仔细看，我是谁？” 看到自己绣的荷包，天啊！是日思夜梦的坚？看，那曾靠过的肩膀！她忍不住“哇”地一声，投进坚的怀里哭了起来，就像在小伙子面前撒娇般抽泣，坚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温柔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们把门关起来，现在面对的不是初恋的一对小情人了，坚知道必须先收起内心那份爱。“莲，你现在慢慢地谈你的经历吧。” 他们坐在沙发上，莲倒了两杯水，千头万绪如何说起呢？她喝了口便徐徐道来。

　　“你走后不久，我看见我们屋子方向一片火红，我知道他们放火了，我想到爸妈和弟妹，便不顾一切往家跑。快到家的路上，我被那一群畜牲抓住带回他们的军营，逼我当了性俘虏。我一直想干脆吊颈死了，但是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我还想见你。半年后这群畜牲调走了，我才得到解放。我被送进山口洋集中营，然后在1976年和乡亲们一起被释放了。我坚持不结婚，希望总有一天 一定能回到你身边。

　　“1998年民主改革后，汉字解禁了！我当了老师。我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读书唱歌那个时代，回忆过去，心里总是不能平静！” 莲的眼前仿佛电影般上演着儿时两小无猜手拉着手风雨无阻一起上学，少年时代手牵手蹦蹦跳跳去唱歌，度过快乐幸福的童年，但是……。她的眼睛一片模糊，潮湿了，一滴滴眼泪流下脸颊。这情感也感染了坚，禁不住流下了点点泪水，两个孤儿的遭遇，多么悲惨，多么让人无法理解，平静的生活在一夜间上万人家破人亡，是痛苦？欢乐？悲欢交织，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两颗苦难的心凝结成一颗坚定的心结，坚掏出纸巾给莲擦了擦眼泪，把她搂在怀里，意味深长的说：“回家！我们永不分离。”

　　“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在风雨年代失去的爱，终于在夕阳之际奇迹般地再缔情缘。

　　（完）

　　一、西加人民值得骄傲的历史圣地----东万律

　　东万律(Mandor)——西加人民值得骄傲的历史圣地，日本受难者烈士纪念碑与罗芳伯纪念碑同时巍然屹立在此。是巧合吗？我们必须翻开历史寻找根源。这里曾经是罗芳伯黄金时期当家作主的圣地，以他的魄力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这里代表着印尼华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重大意义，日本侵略者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作为屠杀华印人士和抗日分子的地方，是对华印人士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华社领导和苏丹头目等，目的是杀了龙头华印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他的残酷统治。

　　回忆起中学时代，振强高中我的班主任林培坤老师带领我们班同学来这儿旅游过好几次，当时小孩儿心境只感到好玩，到灌木丛中找“装天瓮”，在大坑前跳上跳下，听老师叙述这儿是埋人坑，心里也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挖了大坑埋人？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才理解到日本侵略者屠杀印尼人民这种手段是多么卑鄙残酷。

　　6 月27日我和华社朋友们从远方的雅加达重游东万律，目的是参加日本侵略者屠杀华印抗日烈士与受难志士悼念日，站在1942-1945年受难者纪念碑前向受难者默哀。此时此地的缅怀，不竟追忆起姨母的讲述，活生生的故事，句句还在耳边萦回……

　　飞机在大院市镇上空叫嚣，吓得人们抱头鼠窜，一蜂窝地跑进森林、跑进大鱼湖，孩子们哭叫着，大人们捂住孩子的嘴，不许他们出声，怕暴露隐蔽地点，甚至有的孩子被活活闷死。就这一刹那，兵荒马乱的大地变得死一般沉寂，只听得飞机盘旋轰隆轰隆的咆哮声。

　　人们每天打着背包准备逃跑，肚子饿了随便可吃的就吃，衣服破了没衣穿，甚至穿树皮，病了没药吃，睡在临时盖起的小茅屋，下雨漏雨。孩子们失去欢笑，大人们愁眉苦脸，苦不堪言。

　　一天，日本侵略者来找人，假意说邀请这某人去赴宴，刚好这个人不在，一个醉鬼听说去赴宴会，高高兴兴地代替了这位被找的人，做了替死鬼。我们家乡有几位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在汉奸的搜索下被捕而不知去向，再也没回来。

　　姨母唠唠叨叨道来，总是希望我们这一代，别忘了这件最让她揪心痛苦的经历。我听了无数次，但每次还是集精会神静静地听。她说可能是天年变了吧怪事频频发生，她亲眼看见当时的鳄鱼成群结队从卡江下游游向上游，与上游的鳄鱼互相残杀；还观看小岛中湖里的青蛙成群结队来到市镇与市镇的青蛙在路上对敌打斗；鱼从树上掉下来，尾巴或头还是树叶，未变成树叶鱼（ikan sepat）。奇形怪状的事层出不穷，她说这就是不好的预兆，日本侵略者不久就来了，要把我们华人赶尽杀绝，想起那把长刀真令人发抖。但，他们凶不了多久，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当地华人联合马来人、达雅人去抓他们，他们老羞成怒，把刀插进肚子一拉肚肠流出来。罪恶滔天的鬼子，让你婆婆和我们这一代看到了他们像纸老虎一样垮了……

　　望着那屹立的班查西拉国徽纪念碑，我们又谈起那惊心动魄的历史。1941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轰炸坤甸市（Pontianak），1942年1月17日，日本海军在邦戛(Pemangkat)海岸登陆，1 月27日占领山口洋(Singkawang)。日本废除公历改用天皇“昭和”年号，称侵略军为“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恢复少数华校，学习日文，还为了补充兵源，搞“少年童子军队”，培养他们的新力军。

　　1943年10月23日，日本“皇军”开始逮捕西加华印首领，以及一部分收外国讯息的反日分子和《反日同盟会》会员；第二次是1944年1月24日晨，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第三次是1944年12月29日“除夕”大逮捕。只要上了黑名单，就逃不了日本刽子手。按照悉心集虑的狠毒计划把所有印华抗日志士、知识分子，商人或有名气的人都斩尽杀绝，受难者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家属，便任他抓。头被笼进麻袋手反绑着上了车，监禁了一些时候就被载到我现在站着的东万律以及榴莲港飞机场，根据统计共杀了21037位华印人士，有一个苏丹和一些马来友族都被毒手杀害了。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当年日“皇军”咄咄逼人挖坑，被蒙着脸反绑着的西加华印男儿抗日英雄和受难者连同挖坑人，一个个被砍倒踢进坑里，有的被活埋；有的在对抗中被杀了，鲜血……

　　诡计多端的日本侵略者又在媒体上，以欺骗手法传言被捕者不久将生还，受难者家属有的还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痴痴地等待亲人归来。

　　“1945年9月26日，联军长官澳洲第九师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当时东万律青年名字叫何南新和李清华两人受当地华人委托去坤市呈报说：在东万律未建成的机场周围，过去日军占领时期不许任何人在此进出，附近居民经常听到尖厉的叫声，日本投降以后，当地人在机场的草丛中发现骷髅。”（战后南洋华侨概况）

　　此刻，日“皇军”的狰狞面目全暴露在世人眼前！许多受难者家属含冤来到堆积累累的骷髅面前，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纪念仪式。

　　这里的万人骷髅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战犯，名叫“东条英机”首相指挥下的“皇军”屠刀下的牺牲者。究竟“东条英机”是什么人呢？原来他生于1884年，二战期间，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首相，历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陆相和外相，曾参加侵华战争并参与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8 年11月二战结束以后，受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本侵略者把东条英机这位国际级第一号战犯及其他侵略战犯的神位设于靖国神社内，当作日本战斗英雄予于敬奉。小泉纯一郎当日本首相时，曾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国际战犯，究竟存心何在？还逃得了世界人民的谴责吗？

　　从2007 年开始，西加省政府决定每年的6月28日为二战时期遭日本侵略者屠杀的华印抗日烈士与受难志士悼念日，全市下半旗以表致哀。

　　东万律是祖国的圣地，印尼政府对受难志士悼念日的确立，意义极其重大！历史铁证是不容抹杀的，东万律的万人头颅作证！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绝不容再出现一个“东条英机”！

　　

 

 

　　

二、西加刘善邦在砂拉越的英雄事迹

 

　　刘善邦是西加一位矿工，但在沙拉越历史上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殖事迹。为什么西加矿工竟在沙拉越历史史迹上，被沙拉越人民誉为反殖英雄被敬奉永世，而在我们印尼却很少人听过他 的名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寻找根源。

　　1760年前華人已經在西加務農、開礦

　　1760年前中国人已经来到印尼西加东万律和鹿邑等地开 辟农场开矿场，尤其是金矿场，他们以自力更生的原则逐渐发展壮大，他们还组织和武装起来捍卫自己的家园。1776年鹿邑十四公司发展成为一个联合机构，总称和顺十四公司，1、大港 2、老八分3、九分头4、十三分5、结联6、新八分7、三条沟8、满和9、新屋10、坑尾11、十五分12、泰和13、老十四分14、十二分或称十二分 义。和顺公司第一任甲必丹是谢结伯或称谢结甲。

　　建立“华人自治邦”的罗芳伯

　　曾在坤甸建立“华人自治邦”的罗芳伯（上 圖），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石扇堡，原名为罗芳柏，后来因当上了“大唐总长”，部属为表示对领袖的尊敬，把他名字中的“柏”字改为“伯”。 (《風暴原記錄》）

　　罗芳伯在卅四岁，即1772年时，怀着赴南洋捞金的发财梦，从广东的虎门扬帆出海，来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最初是投入 “聚胜公司”与“四大家园公司”的矿场工作，由于明礼又通诗书，兼且才干出众，深为公司领导的器重，很快的便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崛起为公司的第一把手。(《風暴原記錄》）

　　不久后，他的势力延伸到坤甸附近的东万律，与当地的兰和营公司合并，创设了“兰芳公司”，继续率众在西加开采金矿，于此期间，由于地方上动荡不安，为了保护矿场与华工的安全，公司建立和保有本身的武装防卫力量。(《風暴原記錄》）

　　兰芳公司随后与坤甸的苏丹结盟，联合出兵平定了地方上各番王所主导的叛乱，从而苏丹让罗老在坤甸称王，建立形同自治政府的“兰芳大总制”，1777年，兰芳公司召开大会，决议把兰芳公司，或兰芳大总制改称为“大唐总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罗芳伯，遂成了首任的大唐总长。(《風暴原記錄》）

　　由罗芳伯在坤甸手创的“大唐总制”传了百多年，直至1884年才倾覆瓦解。(《風暴原記錄》）

　　當年印尼西加经济状况

　　这时期荷兰殖民主义者还未入侵到印尼西加，华人来开发这片处女地后，印尼西加经济随着蓬勃发展。当时为了矿场的利益，各公司内部也经常发生矛盾，不断合并，给以后的殖民主义者司空而进。

　　1808年十二分公司金矿场渐不景气，陷于歇业状态，矿场由坑尾和新屋均分，矿工则融入其他矿场中。（迁移到沙拉越的刘善邦，即在沙拉越重振旗鼓，再成立了十二公司，这是后话。）

　　和順公司與三發蘇丹關系很好

　　根据历史追索到印尼十九世纪荷兰统治时期，1814年出 身大港矿工的刘郑宝担任和顺七公司的甲必丹，和顺公司则蓬勃发展。1818年刘郑宝回国，和顺七公司公推朱凤华为甲必丹。当时朱凤华与三发苏丹 (Mohamat  Ali Tsafioedin)关系搞得很好，促进了中印人民的友谊。

　　华人与达雅族人因语言不通，有时会发生误会，达雅族终于退至沙拉越和三发北部，现今沙拉越其中一个部落的达雅族可能是从鹿邑搬迁来的达雅人，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西加搬迁来的达雅人。

　　1820年荷殖民主义军进攻三条沟

　　1820到1822年大港和三条沟两个集团时而因利益争斗，荷殖民主义军乘势进攻三条沟，跟三条沟联合的三公司他们的矿区大都在鹿邑郊外，于是他们想办法在端午节赛龙船的机会，秘密把金条运走，离开鹿邑。

　　刘郑宝在大港和三公司的请求下再倒回印尼当和顺总甲必丹。刘郑宝二次出任和顺公司甲必丹后，其势力再次发展壮大，和顺七公司此时已剩四公司：大港、坑尾、新 屋、满和，这里已经包括融入的十二公司人马。

　　荷殖民军不断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开进炉末，把四家公司大港、新屋、坑尾、满和驱逐出境，以野蛮手段强霸华人的硕果，大港人马退至鹿邑。

　　1823年2月18日公司领导人召开大会，和顺四公司决定进攻荷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鹿邑开发，还在几个要点筑防御工事，在西瓦里筑大寨。但是这次进攻因兵力武器悬殊而告失败，退守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荷军烧毁。

　　1824年荷军再袭击和顺四公司

　　1824年荷军再度疯狂袭击和顺四公司，四公司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撤退。鹿邑四公司全落入荷军之手。

　　1825年喃巴哇受到荷兰和当地族群的攻击，喃巴哇是兰芳公司的范围内，兰芳公司要求鹿邑人马支持喃巴哇的战斗，鹿邑马上派出500名援兵，英勇的援兵抵挡不住荷军的炮轰，生还不上二百人。和顺公司为了对荷军报复再征兵一千，开往喃巴哇，途中遭瘟疫疾病袭击死了六百余名。

　　1826年刘郑宝逝世，继由刘郑宝好友罗派继任。 1830年满和等公司挖矿成绩不甚佳，拼合大港另找矿区。

　　这个时期大概就是大港人包括十二公司的矿工为了寻找矿区而北上，直至沙拉越边境。漂泊他国，根据他们开矿的技能很快就找到金矿源。从此一部分矿工便在沙拉越生活了。

　　1850年西加矿工和农民都动员武装起来與荷兰侵略军进行英勇交战

　　1850年，印尼西加鹿邑十几公司的华人和其他友族人民，不断遭受到荷兰统治者的欺压和剥削，荷兰统治者以傲慢大国主义者姿态蛮横强霸别人流血流汗的收获，用优越的大炮抢夺西加人民的经济来源，强霸金湖，为了让华人失去最大的靠山即村社集中制，竟向华人村庄，农园、矿山大举进攻。当时打劳鹿掏金公司已剩下和顺三公司即大港、霖田和十五分，为了保护公司不落在荷兰之手，于是从鹿邑直到邦戛的矿工和农民都动员武装起来，这武装的矿工便与从邦戛登陆的荷兰侵略军进行英勇交战，Van Rees  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1850年9月11日我军占领邦戛坚固的公馆时的情形，那些最勇敢的守卫者还在捍卫他们每一寸土地，当一部分人开始逃命时，面对面的赤膊战仍在激烈进 行，刀枪相对，死伤遍野，大部分战场掌握在我们手中，残余的大港人终于被逼到一个角落，退路已被切断，敌人却不投降，但我们到底胜利了，刚十点，最后的捍 卫者死了，防御工事被攻克了。一天持续不断的战斗，我方死了八人，敌方死了四百余人，”

　　“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 锐气并未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ea人的 战士们干的。”（见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Couranty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有下列描述：“地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于致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 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反荷失敗后一部分轉到砂拉越加強了刘善邦的实力

　　反荷军失败后一部分抗荷战士逃往西米尼金矿区，大多数逃到砂拉越边境地区，成为流散帮，以甩开荷兰军的追击。他们和1830年前往砂拉越的华人再结兄弟，加强了刘善邦的实力。

　　2010砂拉越之游發現了我們很多西加人還不知道的180年前的后續消息

　　2010年7月29日，我到砂拉越之游由老友泽珠姐和文诗兄作了特别导游，让我见识了美丽的砂拉越，更重要的是让我意想不到得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发现了很多西加人不知道的秘密——刘善邦的故事和大港邦戛之战后，西加人流传着一百多名抗荷战士已逃向砂拉越就失去音讯没了消息。究竟他们又在异国经历了什么遭遇呢？我们又可以从砂拉越人民对先烈们的记载中，衔接上而得到历史的确认。

　　1850年鹿邑邦戛战役失败后跑到古晋边界地区的抗荷战士，与1830年搬迁来砂拉越的西加华人会和并参加砂拉越挖金矿工作，加强和扩展了刘善邦十二公司的队伍。

　　在这儿他们以中国人的坚强毅力，在和平的日子里过着他们安详的日子。这里没有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根据他们开发金矿的丰富经验，从新开发金矿，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金湖就是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挖掘的金湖。

　　劉善邦

　　他们像过去和顺公司那样选拔自己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便是后来砂拉越人民崇拜的英雄刘善邦。《刘善邦祖籍隆丰罗庚山人，公元1802年出生，公元1821年到西加印尼坤甸和三发一带参与金矿业，后因事故于公元 1830年到鹿猛和两地并向北移动来到石龙门茅山（帽山），先组义兴公司，后在茅山建大本营，成立十二公司以开采金矿业为主，其时业务范围扩大到短郎，燕窝山、乌梭、砂南坡、新绕弯等地。十二公司之名盛及广间。》从这个砂拉越碑文中可追索到在西加十二公司的根源。

　　组织义兴公司

　　他们为了寻找矿源，刘善邦领导同甘苦的乡亲来到砂州，他们在西加经历了重重困难和坚决抵抗荷兰殖民统治者，抗荷斗争虽失败了，他们并不灰心，他们来到砂拉越后便先组织义兴公司，在异乡异地根据西加多年来的领导经验，他们都能有系统地组织和团结矿工，逐渐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经济，开辟农园和开矿重建家园，然后振新和成立十二公司。连荷兰统治者都意想不到这伙人又在砂拉越成家立业，开金矿又建立个村社。

　　义兴公司这名称在桑克士著的《打唠鹿公司阐释草案及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文中提及“当1854年，和顺被迫解散时，廖二龙于是提议采用‘九龙会’，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大概他是九龙会的会员，失败后他伪装 逃往砂拉越，继续指挥秘密组织。”

　　1854 年8月5日在乌乐截获的信件，发现‘三点会’的组织，1855 年又发生了‘天地会’和‘义兴公司’，这些是比较著名的秘密组织。这说明了砂拉越刘善邦的“义兴公司”秘密组织已经潜透到西加，领导西加矿工进行反荷活动。

　　砂拉越刘善邦开金湖工作正发展壮大，其业务范围扩大到段郎、燕窝山、乌梭、沙南坡、新绕弯等地，十二公司的名声非常响亮。

　　"拉者"強行禁止十二公司開采金礦

　　1841年9月砂拉越白人詹姆士布洛克统治权正式成立， 刘善邦开金矿的消息传到砂拉越统治者拉者耳边，他便向十二公司索取苛捐杂税，强行执行禁令，禁止十二公司开采金矿，剥夺华工自由与商业等权利，经过谈判说理不果。

　　华工们推举刘善邦为起义军首领，刘善邦华工就在帽山的旗杆前揭竿起义。总司令王甲、刘大伯和刘善邦的妹妹刘珍珍带领六百多名敢死队，取道砂拉越右手河直攻古晋。轰动一时的矿工反殖武装斗争便开始了，根据他们在西加反荷斗争的经验，以水陆两路进攻，结果攻克拉者王朝，占领了古晋首府，统治者拉者慌忙逃跑。

　　劉善邦召集各族領袖簽訂和平條約隨后即撤回帽山

　　本来起义华工军可以再接再厉统治砂拉越，但是中国人有相传最崇高的理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基于这点，刘善邦召集各族领袖、主教等进行紧急谈判，要他们签署和平条约，达致各方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条约，大家都应诺在白纸黑字上签了字。刘善邦相信这些人所签订的和平条约，然后带领全体军队撤离古晋回帽山。

　　簽約各方領袖和主教背約伙同拉者突擊華工部隊

　　砂拉越统治当局拉者叔侄不甘失败竟重整旗鼓，煽动当时签订合约的各方领袖和主教等撕毁和约，进行突击攻打起义军，这时刘善邦首领、王甲司令的大队人马在回大本营的路上受到拉者的突击，刘善邦孤军作战，在无援受大规模拉者军的突击下，刘善邦反英军在新绕弯余银路一个山区全军壮烈牺牲，刘善邦也在此牺牲了。

　　拉者殘酷滅絕華工

　　拉者实行更残酷的灭绝手段，把矿工家属几千人华工妇孺集中在巴乌洞(gua bau )里，统治者包围了山洞， 放火烧山洞，里面的妇孺便活活被熏窒息而死。以后这洞内传出无法忍受的臭味，所以被称为臭洞，后来改为仙洞。这是砂拉越拉者统治者最残忍的屠杀事件。后來石隆門地區也就慢慢被稱呼為BAU,沿用至今。

　　事件已过一百五十多年，  但历史的遗迹和物证还在。石碑上还刻下：“……为了让后人了解先人血泪史实，建立刘善邦英雄纪念碑对华社族群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敬希我族同胞严肃看待历史和传承壮举。”

　　善公创业开天地茅山青史万古存”

　　另外在巍然屹立的旗杆亭内的一块碑文，也同样记载着刘善邦的历史史迹，最后写道：“……这旗杆夹是一百七十年前华工武装起义反对英殖民统治的铁证，对先贤的血泪遗物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和保护。"

　　旗杆文化亭的建立，由此而来。

　　在旗杆前边有一个碑文记载着：

　　“开山始祖，反殖烈士

　　刘善邦英雄纪念碑

　　壮志永垂不朽”

　　三、九卅运动的内幕

　　和平

　　一、别再沉默

　　苏班特里奥副总理（苏加诺总统兼总理）在他的“关于九卅运动，我的见证”一书中呼吁：“应该立刻停止沉默的态度，失去亲人、失去孩子、失去父母、遭受苏哈多政权虐待与被宰杀的各阶层人民、各民主人士，我大声呼吁你们，别再沉默！时候不早了，是说话的时候了。”

　　被扭曲了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充满痛苦、流血的历史应该如何重写呢？历史证人一个个不在世了，苏加诺总统、苏班特里奥医师、苏哈多都不在了。我们只能从生者写下来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

　　从新秩序新编写的历史、《印共九卅运动》影片或各种文献中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印共政变”。现在我们可以从苏班特里奥、拉蒂夫、黛薇、侍女尤尼等九卅事件的见证者中获得一些材料。

　　二、序幕

　　九卅事件前，无论在苏加诺领导的政府内部或武装部队内部矛盾重重，苏加诺总统被行刺多次不遂，这是国家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序幕。

　　1965年发生九卅事件的起因是闻言苏加诺总统病重，政客们便各有假想若苏加诺去世谁代总统之职？

　　最初的序幕是从这里掀开的。艾迪带来一位本地华人医生，由五人见证医生对总统的医治，包括总统本人、医生、艾迪和第一副总理苏班特里奥、第二副总理雷孟 纳。在医生的诊病下认为总统只是小病感冒而已。这消息不胫而走并扩大病情，说总统的病情非常严重，还制造谣言说印共要在苏加诺总统一旦去世时则夺取政权。

　　“其实艾迪完全明白总统只是小病，他和总统的关系良好，当时为了团结各派别，在苏加诺总统的建议下成立纳沙共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艾迪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政策和命令，所以印共没理由采取政变这不利于印共的斗争形式。”这是苏班特里奥的看法。

　　中国曾提出军援40营军队的武器装备，苏加诺总统赞同并有建立第五纵队的构思，武器还未寄来。雅尼陆军总司令反对，认为没必要。苏加诺传召雅尼于10月1日八点到国家行宫，雅尼已作被罢免的准备。

　　1965年正月在陆军内部会议上，雅尼等中间派是拥护苏加诺的将领集团，以纳苏蒂安和苏哈多为代表的右派集团是苏加诺的政敌。1965年10月1日遇害的 几位将军就是反对右派发动政变计划的人士。苏加诺曾问雅尼，“听说有将军委员会要夺政权是吗？”雅尼说:“伯总统，别担心我会处理这事的。”在九卅运动 中，拥护总统的四位YANI,SUPRAPTO,S PARMAN,HARYONO MT,SUTOYO却遭杀害，五位反雅尼想推翻总统的将军除了纳苏蒂安受伤外，其他却安然无辜，此三人SUHARTO,BASUKI RAKHMAD,SUDIRMAN成了新秩序大人物。奇怪的是拥护雅尼未被九卅运动绑架的两位将军即帕拉诺托和慕尔希德，遭苏哈多逮捕和扣押多年，苏哈多 不是把雅尼当作民族英雄吗？为什么拥护雅尼的将军却遭入狱呢？

　　三、录音带和重要文件

　　第一个录音带、是1965年9月26日有一个情报则有关成立将军委员会的录音带，宣读将军委员会的内阁名单，没有苏哈多的名字。苏班特里奥把录音带呈交给 苏加诺，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件却落入普通人之手转交来？苏哈多与纳苏迪安是同伙，为什么漏掉苏哈多的名字？因为没有苏哈多的名字，让苏加诺、苏班特里奥、溫東等有一个假象，苏哈多是站在他们同一战线上，是朋友，所以对苏哈多很放心。

　　第二、是吉尔克里斯文件，这是有关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支持推翻印尼政府的文件。文件中指出英国特工人员将与美国大使准备攻势。这两个文件都落入总理兼情报部长苏班特里奥德手上。

　　这录音带和文件却让准备逮捕将军的文东，更加坚定不移地去执行任务。

　　苏班特里奥副总理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对苏加诺总统和拥护者的一种挑衅，是假文件，是挑拨离间计，以制造紧张局势，混淆视觉。

　　四、苏哈多是否已经知道将发生九卅事件？

　　A.   1965年9月15日，忠于总统的卫兵团营长温东中校去见老上级苏哈多，向他报告有关将军委员会情况和逮捕将军委员会交总统的执行计划，苏哈多说：“你们 有此计划很好，干掉他们。”温东要求他出兵支持，他说：他将从东爪调派pulawijaya,530部队和中爪diponigoro454兵种来支援他 们。他说得到做得到，马上电讯给他部属，9 月26日苏哈多部属陆军已全副武装和前线随时准备作战的装束来到雅加达。总部设在MONAS。

　　B.   九卅前夕苏哈多去美国华盛顿磋商一些“问题”，他也是CIA成员，是否向驾控的上级报告和拟定运动计划？

　　C.  事发前几天夜间拉蒂夫去苏哈多家，目的是传达将军委员会的信息。拉迪夫问：“伯，有关将军委员会之事，如何处理？”苏哈多说已听日惹部属把BAGYO的报告了。

　　九卅晚上拉迪夫再去看苏哈多被热水浇到的孩子TOMY时，也向他报告晚上将进行逮捕七个将委人员时，他默不作声。

　　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结论：整个将军委员会的行动，苏哈多都已经掌握在手，他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是温东、苏巴尔佐、拉迪夫过去上司，作为司令的他，当获 得他的上级领导人雅尼和纳苏蒂安将发生事故时为什么不阻止，为什么不向上级呈报？若追究苏哈多之罪必与綮事者九卅事件有着紧密关系，因为他放任九卅事件发 生。这有何错？

　　若九卅事件只是把雅尼等反苏加诺将军集团带到苏加诺前询问，不被枪杀的话，这便是一件维护国家政府的正确行径。为什么保护国家安全的温东等人反被当作是国家的敌人呢？

　　五、苏哈多如何推却责任

　　对在医院见拉迪夫在苏哈多自传里有三种说法：

　　a.苏哈多说拉迪夫站在窗外，意思是拉迪夫没向他报。

　　b.1968年苏哈多回答记者ARNOLD BRACKMAN访谈时说：拉迪夫来看他孩子多米的伤势，其实是想印证他是否还在本处。

　　c.1970年6月27日苏哈多对德国“镜报”记者说：拉迪夫前往医院是想行刺他，只因医院太多人所以刺不成。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被列入被逮捕行动的一员？他巧妙地回答说，其实他也是被列入将委会将被逮的一员，但他很幸运逃过了厄运。

　　如果根据我们推理，将军委员会是要推翻苏加诺政权，就是说要推翻合法政府，这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做法，必须绳之法制，那么苏哈多承认是将军委员会的一员，就 是想夺权篡位，不是违反法制吗？十月一日屠杀将军事件不是温东，正式推翻国家政权的不是雅尼而是苏哈多，他应该负全部责任！

　　六、九卅事件前夕动向

　　九卅晚上九点雅尼听取Basuki Rakhmad关于爪哇局势报告，另外听取 Suparjo Rustam关于苏加诺向苏甘地询问将军委员会的报告。

　　苏哈多自传中叙述：10月1日午夜，他妻来接替他守多米时，他便离开医院，他一个人驾驶汽车回沙林的住家，当经过陆军战略后备司令总部再驶进独立街，他说在那儿纠集了很多士兵，他觉得有点异样，但回到家很快就入睡了。

　　事实是如此吗？雅加达形势正紧张，苏哈多不带上卫兵自个儿直奔独立街陆军后备总部，他究竟干什么呢？

　　他满怀信心，驾车经过在聚集可疑士兵的大街上不怕被枪击吗？为什么作为司令员不对可疑的人进行清除？其实苏哈多心理明白，这些所谓可疑人物便是他的部下， 他去到总部便直接指挥部署即将行动的出击组作出最后指示，苏哈多并没有回家，不是像他所说的回到家很快就入睡了。又是欺骗！

　　七、十月一日篡政运动

　　十月一日凌晨3点15分，Peltu Mukijan率领战斗小组从鳄鱼洞出发直奔林旺街。

　　有位神秘人物名叫夏姆Syam Kamaruzaman他是双重特务，不但是印共特别局领导人，而且又是政府军的特务，又是CIA的秘密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他究竟受到谁的驾叉？但他跟苏哈多的关系特别密切，他受到既权威的人驾控，他不是主谋，因为他也进了监狱。

　　温东是九卅运动主要负责人，拉迪夫、苏巴佐和夏姆为九卅运动小组。

　　四点前陆军司令部的警卫班已被神秘人物撤走，九卅运动执行小队队长是都拉立中卫，他是巴梭巴蒂组的连长，虽然温东总指挥说逮活的交给苏加诺总统，但是他和 苏约诺扮演了运动的另外重要角色，打死了纳苏蒂安的女儿、待卫和雅尼。其他出击组把三个将军带到鳄鱼洞，他们在等待命令，要押给苏加诺还是怎么处置？最后 得到夏姆的命令把他们杀了。10 月1日凌晨便把人责枪杀了。

　　当温东、苏巴佐、拉迪夫等听到消息后镇住了，怎么回事？他们的做法事与愿违，谁改变了计划？幕后得渔利者是谁？

　　夏姆、温东、苏巴佐、拉迪夫等被捕了，这时幕后者才以英雄姿态出现在印尼人民眼前。

　　八、10月1日公告

　　当实现了第一个最关键的计划屠杀七将军后，幕后操纵者便开始执行第二个圈套计划，那就是于1965年10月1日早上7点，由夏姆把写好的公告叫温东签名， 公告的内容是查客拉比拉瓦总统警卫团领导下的九卅运动已经挫败了将军委员会所发动的政变，并卫护了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行动。还宣布是陆军内部事务。

　　第二道公告是中午2点播出，其内容是解除苏加诺内阁，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降低军官军阶，完全没提到苏加诺总统。这公告简直是向全国宣布政变，他还得罪了很 有威信的国父和广泛的军人，仅以一个中校军衔就能夺取政权吗？这是温东进行行动的愿望吗？而温东的辩辞里说明他只是忠于国家维护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完全没 有政变的想法。温东完全不知道有第二道公报，是幕后人冒用温东的名字发出公告。而且10月1日全国形势已经被苏哈多所掌握，印尼广播电台已经被控制，没有 可能发出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支持运动的报道，这完全是准备好的圈套。

　　这公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温东和同伙要政变，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以代替合法的苏加诺政府。第二道公告便使温东陷入不能自拔的烂泥中，给苏哈多机会发出命令逮捕要政变的士兵最有力的借口。

　　从一开始温东发起的运动就已经被苏哈多牵着鼻子走。一、制造挑拨离间计，使将军和总统发生矛盾；二、通过夏姆的两重关系制造将军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谣 言。让忠于苏加诺的温东上当；三、挫败九卅运动，那就是不能让被捕的将军活着见总统；四、制造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并要夺取政权的假幻。五、唤起民众对苏哈多 的支持，则顺利掌握政权，言正名顺地篡夺政权。这幕戏剧演得非常成功，尽管他屠杀了三百万人民，人民还是心服口服地不敢说错也不敢反抗，还把他奉为伟大的 “建设之父”。

　　九、屠杀将军以后决定性的一着棋

　　屠杀将军以后决定性的一着棋是什么呢？我们不会忘记每年九月卅日全印尼人民必须观看一剧影片“印共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咒骂鳄鱼洞妇女会的淫奸和对六 位将军的残酷杀害，挖眼睛、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在报章上大肆宣传九卅事件被歪曲的事实，欺骗、捏造、颠倒是非，煽动印尼人民，制造民族分裂，发生了自古 以来最严重的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亲人甚至父母兄弟，血流成河的悲惨事件，三百多万人头落地，以此无情血手巩固他的不义不正(Haram)行径，建立他 的黩武主义政权。这可说是让他成功爬上国家领导的最重要一着棋。

　　十、九卅运动执行者的命运

　　为维护合法的国家政权和保护苏加诺总统，造成执行者被捕和可能是被扭曲杀害的雅尼等六位受害者无辜的牺牲，九卅运动执行者所遭受的命运如何？

　　首先我们看九卅运动执行者都拉立中尉和查胡鲁，他们是极有关键性的人物，他们扮演了民族大悲剧的角色，如果六将军不被下令枪杀，那么就如温东他们所计划地 把他们带到总统前面，经苏加诺总统亲自审问就能水落石出，不可能给苏哈多机会上演九卅事件悲剧，就不会造成三百万无辜人民被屠杀、发生民族大分裂事件。

　　都拉立和去绑架纳苏迪安的将军的查胡鲁，在运动失败后逃走，不久后被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的军队逮捕，交由阿利慕多波处理，没经过法庭审判，就消失得毫无踪迹。人哪儿去了？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查究幕后人究竟是谁的人质吗？为什么不经审查就迫不及待的灭口了呢？

　　10 月1日，当大家惊慌失措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之际，苏哈多三人组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情报局局长kolonel Yoga Sugomo就高喊:“准备好枪械、开武器仓库，印共造反！”

　　都拉立和查胡路是关键证人，他知道谁是幕后指挥者，苏哈多集团灭口灭人质，应该加上什么罪刑？

　　夏姆这个神秘人物，他担当着左右两重关系，他还是CIA的特工，是改变九卅运动命运的现场指挥者，他在幕后人驾控下，杀了人质。他的命令是：“逮捕是死是活！”

　　他被捕后他的命运又怎样呢？他在法庭上作证说是艾迪的指示。把全部罪过推给艾迪，当然艾迪早就先被灭了口，无法辩论。但拉迪夫、苏班特里奥、黛薇等的看法 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艾迪和苏加诺关系很好，印共的策略是以议会斗争获得人民的支持，不可能以野蛮行为逼迫苏加诺下台。

　　夏姆的身份让人怀疑，他被捕后，受到特别优待，吃住都与众不同，他还可以自由行动。传言说他于1968年3月9日被处死刑，但事实上1972年10月27 日夏姆才关押在芝槟榔大监狱，还进进出出给陆军写报告。1986 年9月27日晚间9点夏姆被接去芝芒吉斯扣留所，三天后半夜一点抵达丹戎普禄码头，再用军艇带到千岛的一个岛上于凌晨三点被处决。

　　虽然夏姆为他的Bos作了不小的贡献，把苏哈多逐步扶上了统治地位，但是当Bos认为已无可再利用的时候，就像他的命令：“杀！”

　　苏班特里奥的评语：“到头来没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

　　十一、艾迪——被控九卅运动政变的首号人物

　　九卅前夕印共党员已发展到三百万，其它附属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妇会、青年团等约一千七百万人，是中共、苏共后第三大党。艾迪是国家统筹部长和人民协 商会议副议长。其党的政治目的是通过议会斗争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印尼国家内部有三大集团，民族主义、宗教、共产党。苏加诺为了团结各社团建立统 一的、殊途同归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即推行纳沙共的政府行政机构，得到艾迪的大力支持。

　　印共势力的雄厚，岂能让对手甘心，于是来了个借刀杀人。

　　9月30日晚，艾迪在家准备睡觉的时候被两名士兵接走，他被送到哈林机场，乘坐直升机来到日惹，以后来到梭罗，自投罗网住宿在一位陆军特工家而被捕，当押解到Boyolali一所中学后面的一口古井前，便被枪决了。

　　他非常相信苏加诺的政治解决办法，下令全党必须听从总统命令，于是断送了几百万人头与性命。

　　根据苏班特里奥赫拉蒂夫等的结论，印共党员虽多，但是在发生九卅事件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全体党员把命运交付给苏加诺，听从苏加诺的训令：“所有部队原地按兵不动，只有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命令，由总统解决。”最后成了代罪羔羊。

　　十二、印尼伟大领袖苏加诺总统

　　9月30日晚，苏加诺总统住宿在黛薇夫人家，Slipi的Yoso宿舍，10 月1日便有人向他报告早上所发生的事件，在副官陪同下向国家宫驶去，但街道已封，副官怕出危险便掉转头驶向飞机场。

　　他以国家最高统帅命令所有部队按兵不动，只听总统命令，全部问题由总统解决。苏加诺听了电台的两次公告后，总统不支持该运动，因为对大局不利。局势已剑发弩张，苏哈多叫他赶快离开，他的军队将进攻跟九卅事件有关的空军基地，总统昏头转向。

　　忠于总统的三军将领一直要求苏加诺发出命令：“下令吧，我们将把那些叛徒消灭掉。”当时苏加诺还有忠于他的三军，再加上支持苏加诺的广大人民，必能先擒王 后平定。但苏加诺前怕狼后怕虎，怕两阵营互相残杀，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下了按兵不动，不可还击的命令。他这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 悔恨！

　　苏加诺离开雅加达来到茂物行宫就已被苏哈多当人质幽禁了，这位最高统帅、总统竟被一位准将以粗暴甚至拍桌子逼供形式进行六个月的审讯。不准他看电视、看书 报、听收音机、也不准亲人去看他。苏加诺致信要求苏哈多准许他在庭院走动，没得到回答，他又要求把他转移到雅加达，但也没被允许。他衣冠不整，房间肮脏没 得到照顾清理，生病也没给药，苏哈多希望这位多余的总统快死，他可以名正言顺的爬上总统宝座，所以一直对苏加诺进行身心折磨。

　　1965年10月2日苏哈多和同僚Yoga一行赶到茂物行宫，要求授权给他恢复治安，同时表示不赞成委任帕拉诺多暂任陆军领导权。

　　1966年3月11日三位陆军军官：阿米尔、巴苏基和尤淑夫，在茂物行宫向苏加诺总统逼宫，苏加诺被逼签订一项协议，内容：“一、保卫首都及地方的安全。二、所采取的措施向总统报告。三、保护总统及家眷。四、保存苏加诺学说。”

　　苏哈多接到此命令书后便向印尼人民宣布，奉苏加诺之命把政权移交给苏哈多。于3月12 日公布解散印共，接着是：“连根铲除印共” 的命令。3 月18日，15名合法部长被苏哈多逮捕入狱。

　　3月11日命令书的见证人是：苏班特里奥副总理兼外长、雷莫纳第二副总理、海鲁第三副总理。

　　有关这命令书以后有人提议要印证，它就不见了。奇怪，这是移交政权命令书吗？又是骗局。

　　苏加诺家人孩子被首都军区下令在三小时内离开总统府，只带一些衣服，后来他们去租屋子住，情况悲凉。

　　苏加诺向苏哈多请求住雅加达，他在茂物一直风湿。据Wisma yaso的一位侍候苏加诺的侍女Yuni的叙述：伯加诺的人很好，Bu.Hartini经常送菜来，我们看管人员经常玩火柴游戏或玩纸牌什么的，在这里军 人守岗守得很森严，没有人敢进来，除了苏加诺亲人送饭菜来，不能住宿。

　　当伯要被送进陆军医院时，他问我要带他去哪儿？护士说带他去医院检查，等下再回来。伯总是不肯走，他说我没病，我不要住院，可能他有预感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看他很健康，只是身体较胖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伯加诺送进医院？结果还是被强迫进医院。

　　我和bu Hartini陪他去，伯不肯我们离开，我们偷偷走了，Bu Hartini哭了。不久听到他去世了，我很伤心，我不知道Soerojo医生给他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为什么他进医院时身体还很健康，1970年7 月21日去世了？

　　记者问苏加诺太太Bu Hartini：“当苏加诺听到他已成为囚犯，他叹息什么？”

　　答：“我荷兰时期所遭受的痛苦不比现在所遭受的严重。”

　　记者问：“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答：“我相信。”

　　记者问黛薇：“为什么苏加诺被带到医院？”

　　答：“他们已经等伯加诺三年但还未死，他们已经等烦了，他们不愿看到伯还坚持活着，为了加快速度他们有另一种计划。如果伯加诺不是因为病而死，加诺兄将像活一样成了英雄。”

　　附：鸣谢各位作者的资料。

　　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历史长河无论谁驾叉多久，即使篡改了历史，但终有一天会恢复历史原来面目。九卅事件已过四十五周年，那是惊天动地的一天，整个印度尼西亚仅几个小时就完全 改颜换貌，变天了，阴霾密布狂风暴雨海啸般向每个人袭来。草菅人命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印尼时期那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忧心忡忡互 相询问，以后就传说印共政变不遂已被镇压，还传言说苏加诺总统有牵涉九卅事变等纷纭，接下来就有当时印尼华人所经历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空前大暴乱。

　　苏哈多顺水推舟，然后来个火烧连环船赶尽杀绝，让对手全军覆没，他当了渔翁尽收渔利。好厉害的幕后杀手，他不愧是操纵一场娃佯人戏(WAYANG)的胜利 者，更以他最重要最出色的一环角色，那就是成功地上演了‘鳄鱼洞’借刀杀人的戏剧，狂暴激起印尼极端分子的怒发冲冠。在苏哈多军人发动带领下，印尼发生了 比杀人不眨眼的日本法西斯更可怕的政治大扫荡。

　　“连根铲除印共！”这一声令下已是不可收拾，蠢蠢欲动的反共反华分子，等不及这句话的下达已经向可怜的印尼人民、华人，作出引为自豪的烧杀抢奸来向新秩序 伟大新首领报功。他洋洋得意跨上了拯救印尼国家有功，胜利地被奉为国家之首的平台。为了使他能得到全印尼人民的“支持”和从法律上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便机 智地找到一个“换狸猫”的策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苏加诺总统被夹持下签订的“三月十一号命令书”换为名副其实的操纵令旗，把整个军权掌握在手，顺利地登上 宝座，把被换的狸猫宝令当作发号施令第一把手的有力盾牌。

　　每年的九月三十日，我们还可以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娃佯的主谋所编制的认为天衣无缝的九卅事件的影片，通过这影片来教育印尼人民，向印尼人民宣传鳄鱼洞妇女 会的淫奸和对将军们的挖眼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编造和叙述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强烈煽动性的故事，以此种不符事实的政治教育来愚惑印尼人民。篡改学生课 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写下了苏哈多“英雄护国”的一页，刻下了印共欲夺取政权被人臭骂的篇章。

　　“护国英雄”以鳄鱼洞同样的手段成功地制造了西加种族事件，当时军人捉了几位达雅族村长把他们杀了，挖眼割断荫胫然后吊到树上，便向达雅人宣传说这是华人 干的，你们要向他们报复，接下来便发生了发红碗和抄杀华人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西加华人两万多人死在刀枪下，几万人被集中在难民所，他们流离失所失去亲 人家园财产。从这里可以证明“护国英雄”借刀杀人这角色做得特别成功。

　　1998年5 月13日，暴乱政治黑手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再次向华人挑起反华排华的残暴行动，接着是大学生们举起民主改革的斗争旗帜，与印尼社会人士联手进行翻天覆地 的政治斗争。三十一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一代天骄，完全意想不到那样不体面地被学生和人民群众拉下了台，众叛亲离。

　　人民经过一场浩劫，历尽风云，终于擦亮了眼睛，究竟是谁做贼喊捉贼？又是谁高喊维护祖国完整保护苏加诺总统，却软禁折磨真正卫国尽忠的建国英雄致死？谁把 我们富饶美丽的江山出卖给外国？印尼人民如何失去巴布瓦的金山和广阔的森林？谁肥了肚肠？苏哈多至死还说没贪污，“satu pesepun tidak!”多么清廉公正！大家不用找历史作证，眼见为实！

　　苏哈多作恶太多了，让印尼人民和华人遭受了半世纪的苦难。死在他屠刀下的三百万人民已不再讲话伸冤，三十多年的统治使印尼倒退了几十年。怕华人受中国共产 党的影响而限制华人的各种活动，包括参政、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比秦始皇焚书坑孺更为残酷的手段对待印尼华人。制造种族歧视，把华人拒之于印尼门户 之外，不承认华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把印尼民族分成原著民与非原著民，非原著民不得享有原著民的特有权利，这是一项非常不平等的制造民族分裂政策，尤其 是华人的一切文化传统必须从印尼消灭，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姓名等。我们受到歧视、侮辱，在“护国英雄”统治下，印尼华人生活在冰冻禁锢时代，让子孙 万代承受耻辱痛苦。我们深深感受到华族的失却感，失去多元文化发展之感、失去民族和谐的安全感、失去作为印尼民族的公民权感、失去各民族平起平坐平等之 感。虽然现在我们在瓦希特总统力争华族与印尼人民各族平等之努力下，已获得不少恢复和平反，但是，我们华族还应该居安思危，印尼在苏哈多统治几十年的错宗 乱法颠倒是非的教育下，已种下了匪浅的毒素，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和印尼各族人民携手重建真善美！

　　历史回顾是为过去种种的歪曲事实还回历史真正舞台，讨回公道，给印尼现今当权者惩前毖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如今我们能享受民主自由开放的新 篇章，应该感谢继任国家领导人接瓦希特总统之后，给印尼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幸福，让我们多元化民族更加团结在国家领导人苏西罗总统之下，弃异求同，殊途同 归，开拓崭新崛起民主开放的新印尼，把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建设得更加雄伟富强！

　　为收集西加华人历史资料而辛勤奔波的

　　林世芳老师

　　陈冬龙

　　日前, 笔者获得雅加达多加基金会(Yayasan Dorkas)的赞助来回机票前往西加采访,主要是去卡江上游一带, 那是我不曾去过的地方. 如果是沿海一带我已去过很多次, 那里的好多穷乡僻壤我都去过. 适逢近年来以收集西加华人历史资料为己任之林世芳老师和夫婿也要回乡, 我们就结伴而行.

　　据林世芳老师说, 她进行这项工作已好多年了, 而且不久前已出了一本报告文学《西加风云》. 这本《西加风云》是反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她为了收集资料只能在学校放假之际才能回西加, 而且还是自费的, 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她还表示将从原来在三间学校执教减少到两间甚至一间,使得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资料整理并写作的工作, 以便再版时能更加完善.

　　笔者听了非常敬佩她的奉献精神. 其实西加很多华社社团, 旅雅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也很多, 也许其中一两个社团愿意出来支持她的活动经费. 比如,来回西加的机票等, 应该不必用她自己掏钱. 最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这方面, 林世芳老师愿意出(时间与精力)力, 这么一来她就能够更好地做好这社会工作. 我们不应该让她出力又(不得不也)出钱, 毕竟她的收入有限.

　　就像笔者当初几年也如此, 后来慢慢地才有热心人开始资助, 所以后来就能进行一些社会工作. 笔者是男性, 有时候还敢开口请朋友资助, 而林世芳老师是女性, 羞于开口. 而大家也不应该等她开口才来帮助她, 毕竟她是为华社的工作, 不是为她个人.

　　这工作非常有意义, 但需要经年累月的辛勤工作, 而愿意挺身而出来干这困难而又属于较敏感问题的人少之又少. 林世芳老师是我敬佩的人, 她有一种使命感,甚至愿意再减少学校的课,以便能更集中精神投入这项华人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 这是我们华社之幸. 据她说, 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继续挖掘和收集资料,我们祝愿她能顺利成功完成历史使命, 还历史一个公道。

　　

　　图片说明: 我们三人卡江行之照片

　　九卅运动的内幕

　　和平

　　一、别再沉默

　　苏班特里奥副总理（苏加诺总统兼总理）在他的“关于九卅运动，我的见证”一书中呼吁：“应该立刻停止沉默的态度，失去亲人、失去孩子、失去父母、遭受苏哈多政权虐待与被宰杀的各阶层人民、各民主人士，我大声呼吁你们，别再沉默！时候不早了，是说话的时候了。”

　　被扭曲了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充满痛苦、流血的历史应该如何重写呢？历史证人一个个不在世了，苏加诺总统、苏班特里奥医师、苏哈多都不在了。我们只能从生者写下来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

　　从新秩序新编写的历史、《印共九卅运动》影片或各种文献中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印共政变”。现在我们可以从苏班特里奥、拉蒂夫、黛薇、侍女尤尼等九卅事件的见证者中获得一些材料。

　　二、序幕

　　九卅事件前，无论在苏加诺领导的政府内部或武装部队内部矛盾重重，苏加诺总统被行刺多次不遂，这是国家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序幕。

　　1965年发生九卅事件的起因是闻言苏加诺总统病重，政客们便各有假想若苏加诺去世谁代总统之职？

　　最初的序幕是从这里掀开的。艾迪带来一位本地华人医生，由五人见证医生对总统的医治，包括总统本人、医生、艾迪和第一副总理苏班特里奥、第二副总理雷孟 纳。在医生的诊病下认为总统只是小病感冒而已。这消息不胫而走并扩大病情，说总统的病情非常严重，还制造谣言说印共要在苏加诺总统一旦去世时则夺取政权。

　　“其实艾迪完全明白总统只是小病，他和总统的关系良好，当时为了团结各派别，在苏加诺总统的建议下成立纳沙共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艾迪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政策和命令，所以印共没理由采取政变这不利于印共的斗争形式。”这是苏班特里奥的看法。

　　中国曾提出军援40营军队的武器装备，苏加诺总统赞同并有建立第五纵队的构思，武器还未寄来。雅尼陆军总司令反对，认为没必要。苏加诺传召雅尼于10月1日八点到国家行宫，雅尼已作被罢免的准备。

　　1965年正月在陆军内部会议上，雅尼等中间派是拥护苏加诺的将领集团，以纳苏蒂安和苏哈多为代表的右派集团是苏加诺的政敌。1965年10月1日遇害的 几位将军就是反对右派发动政变计划的人士。苏加诺曾问雅尼，“听说有将军委员会要夺政权是吗？”雅尼说:“伯总统，别担心我会处理这事的。”在九卅运动 中，拥护总统的四位YANI,SUPRAPTO,S PARMAN,HARYONO MT,SUTOYO却遭杀害，五位反雅尼想推翻总统的将军除了纳苏蒂安受伤外，其他却安然无辜，此三人SUHARTO,BASUKI RAKHMAD,SUDIRMAN成了新秩序大人物。奇怪的是拥护雅尼未被九卅运动绑架的两位将军即帕拉诺托和慕尔希德，遭苏哈多逮捕和扣押多年，苏哈多 不是把雅尼当作民族英雄吗？为什么拥护雅尼的将军却遭入狱呢？

　　三、录音带和重要文件

　　第一个录音带、是1965年9月26日有一个情报则有关成立将军委员会的录音带，宣读将军委员会的内阁名单，没有苏哈多的名字。苏班特里奥把录音带呈交给 苏加诺，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件却落入普通人之手转交来？苏哈多与纳苏迪安是同伙，为什么漏掉苏哈多的名字？因为没有苏哈多的名字，让苏加诺、苏班特里奥、溫東等有一个假象，苏哈多是站在他们同一战线上，是朋友，所以对苏哈多很放心。

　　第二、是吉尔克里斯文件，这是有关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支持推翻印尼政府的文件。文件中指出英国特工人员将与美国大使准备攻势。这两个文件都落入总理兼情报部长苏班特里奥德手上。

　　这录音带和文件却让准备逮捕将军的文东，更加坚定不移地去执行任务。

　　苏班特里奥副总理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对苏加诺总统和拥护者的一种挑衅，是假文件，是挑拨离间计，以制造紧张局势，混淆视觉。

　　四、苏哈多是否已经知道将发生九卅事件？

　　A.   1965年9月15日，忠于总统的卫兵团营长温东中校去见老上级苏哈多，向他报告有关将军委员会情况和逮捕将军委员会交总统的执行计划，苏哈多说：“你们 有此计划很好，干掉他们。”温东要求他出兵支持，他说：他将从东爪调派pulawijaya,530部队和中爪diponigoro454兵种来支援他 们。他说得到做得到，马上电讯给他部属，9 月26日苏哈多部属陆军已全副武装和前线随时准备作战的装束来到雅加达。总部设在MONAS。

　　B.   九卅前夕苏哈多去美国华盛顿磋商一些“问题”，他也是CIA成员，是否向驾控的上级报告和拟定运动计划？

　　C.  事发前几天夜间拉蒂夫去苏哈多家，目的是传达将军委员会的信息。拉迪夫问：“伯，有关将军委员会之事，如何处理？”苏哈多说已听日惹部属把BAGYO的报告了。

　　九卅晚上拉迪夫再去看苏哈多被热水浇到的孩子TOMY时，也向他报告晚上将进行逮捕七个将委人员时，他默不作声。

　　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结论：整个将军委员会的行动，苏哈多都已经掌握在手，他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是温东、苏巴尔佐、拉迪夫过去上司，作为司令的他，当获 得他的上级领导人雅尼和纳苏蒂安将发生事故时为什么不阻止，为什么不向上级呈报？若追究苏哈多之罪必与綮事者九卅事件有着紧密关系，因为他放任九卅事件发 生。这有何错？

　　若九卅事件只是把雅尼等反苏加诺将军集团带到苏加诺前询问，不被枪杀的话，这便是一件维护国家政府的正确行径。为什么保护国家安全的温东等人反被当作是国家的敌人呢？

　　五、苏哈多如何推却责任

　　对在医院见拉迪夫在苏哈多自传里有三种说法：

　　a.苏哈多说拉迪夫站在窗外，意思是拉迪夫没向他报。

　　b.1968年苏哈多回答记者ARNOLD BRACKMAN访谈时说：拉迪夫来看他孩子多米的伤势，其实是想印证他是否还在本处。

　　c.1970年6月27日苏哈多对德国“镜报”记者说：拉迪夫前往医院是想行刺他，只因医院太多人所以刺不成。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被列入被逮捕行动的一员？他巧妙地回答说，其实他也是被列入将委会将被逮的一员，但他很幸运逃过了厄运。

　　如果根据我们推理，将军委员会是要推翻苏加诺政权，就是说要推翻合法政府，这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做法，必须绳之法制，那么苏哈多承认是将军委员会的一员，就 是想夺权篡位，不是违反法制吗？十月一日屠杀将军事件不是温东，正式推翻国家政权的不是雅尼而是苏哈多，他应该负全部责任！

　　六、九卅事件前夕动向

　　九卅晚上九点雅尼听取Basuki Rakhmad关于爪哇局势报告，另外听取 Suparjo Rustam关于苏加诺向苏甘地询问将军委员会的报告。

　　苏哈多自传中叙述：10月1日午夜，他妻来接替他守多米时，他便离开医院，他一个人驾驶汽车回沙林的住家，当经过陆军战略后备司令总部再驶进独立街，他说在那儿纠集了很多士兵，他觉得有点异样，但回到家很快就入睡了。

　　事实是如此吗？雅加达形势正紧张，苏哈多不带上卫兵自个儿直奔独立街陆军后备总部，他究竟干什么呢？

　　他满怀信心，驾车经过在聚集可疑士兵的大街上不怕被枪击吗？为什么作为司令员不对可疑的人进行清除？其实苏哈多心理明白，这些所谓可疑人物便是他的部下， 他去到总部便直接指挥部署即将行动的出击组作出最后指示，苏哈多并没有回家，不是像他所说的回到家很快就入睡了。又是欺骗！

　　七、十月一日篡政运动

　　十月一日凌晨3点15分，Peltu Mukijan率领战斗小组从鳄鱼洞出发直奔林旺街。

　　有位神秘人物名叫夏姆Syam Kamaruzaman他是双重特务，不但是印共特别局领导人，而且又是政府军的特务，又是CIA的秘密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他究竟受到谁的驾叉？但他跟苏哈多的关系特别密切，他受到既权威的人驾控，他不是主谋，因为他也进了监狱。

　　温东是九卅运动主要负责人，拉迪夫、苏巴佐和夏姆为九卅运动小组。

　　四点前陆军司令部的警卫班已被神秘人物撤走，九卅运动执行小队队长是都拉立中卫，他是巴梭巴蒂组的连长，虽然温东总指挥说逮活的交给苏加诺总统，但是他和 苏约诺扮演了运动的另外重要角色，打死了纳苏蒂安的女儿、待卫和雅尼。其他出击组把三个将军带到鳄鱼洞，他们在等待命令，要押给苏加诺还是怎么处置？最后 得到夏姆的命令把他们杀了。10 月1日凌晨便把人责枪杀了。

　　当温东、苏巴佐、拉迪夫等听到消息后镇住了，怎么回事？他们的做法事与愿违，谁改变了计划？幕后得渔利者是谁？

　　夏姆、温东、苏巴佐、拉迪夫等被捕了，这时幕后者才以英雄姿态出现在印尼人民眼前。

　　八、10月1日公告

　　当实现了第一个最关键的计划屠杀七将军后，幕后操纵者便开始执行第二个圈套计划，那就是于1965年10月1日早上7点，由夏姆把写好的公告叫温东签名， 公告的内容是查客拉比拉瓦总统警卫团领导下的九卅运动已经挫败了将军委员会所发动的政变，并卫护了苏加诺总统的政治行动。还宣布是陆军内部事务。

　　第二道公告是中午2点播出，其内容是解除苏加诺内阁，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降低军官军阶，完全没提到苏加诺总统。这公告简直是向全国宣布政变，他还得罪了很 有威信的国父和广泛的军人，仅以一个中校军衔就能夺取政权吗？这是温东进行行动的愿望吗？而温东的辩辞里说明他只是忠于国家维护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完全没 有政变的想法。温东完全不知道有第二道公报，是幕后人冒用温东的名字发出公告。而且10月1日全国形势已经被苏哈多所掌握，印尼广播电台已经被控制，没有 可能发出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支持运动的报道，这完全是准备好的圈套。

　　这公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温东和同伙要政变，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以代替合法的苏加诺政府。第二道公告便使温东陷入不能自拔的烂泥中，给苏哈多机会发出命令逮捕要政变的士兵最有力的借口。

　　从一开始温东发起的运动就已经被苏哈多牵着鼻子走。一、制造挑拨离间计，使将军和总统发生矛盾；二、通过夏姆的两重关系制造将军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谣 言。让忠于苏加诺的温东上当；三、挫败九卅运动，那就是不能让被捕的将军活着见总统；四、制造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并要夺取政权的假幻。五、唤起民众对苏哈多 的支持，则顺利掌握政权，言正名顺地篡夺政权。这幕戏剧演得非常成功，尽管他屠杀了三百万人民，人民还是心服口服地不敢说错也不敢反抗，还把他奉为伟大的 “建设之父”。

　　九、屠杀将军以后决定性的一着棋

　　屠杀将军以后决定性的一着棋是什么呢？我们不会忘记每年九月卅日全印尼人民必须观看一剧影片“印共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咒骂鳄鱼洞妇女会的淫奸和对六 位将军的残酷杀害，挖眼睛、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在报章上大肆宣传九卅事件被歪曲的事实，欺骗、捏造、颠倒是非，煽动印尼人民，制造民族分裂，发生了自古 以来最严重的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亲人甚至父母兄弟，血流成河的悲惨事件，三百多万人头落地，以此无情血手巩固他的不义不正(Haram)行径，建立他 的黩武主义政权。这可说是让他成功爬上国家领导的最重要一着棋。

　　十、九卅运动执行者的命运

　　为维护合法的国家政权和保护苏加诺总统，造成执行者被捕和可能是被扭曲杀害的雅尼等六位受害者无辜的牺牲，九卅运动执行者所遭受的命运如何？

　　首先我们看九卅运动执行者都拉立中尉和查胡鲁，他们是极有关键性的人物，他们扮演了民族大悲剧的角色，如果六将军不被下令枪杀，那么就如温东他们所计划地 把他们带到总统前面，经苏加诺总统亲自审问就能水落石出，不可能给苏哈多机会上演九卅事件悲剧，就不会造成三百万无辜人民被屠杀、发生民族大分裂事件。

　　都拉立和去绑架纳苏迪安的将军的查胡鲁，在运动失败后逃走，不久后被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的军队逮捕，交由阿利慕多波处理，没经过法庭审判，就消失得毫无踪迹。人哪儿去了？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查究幕后人究竟是谁的人质吗？为什么不经审查就迫不及待的灭口了呢？

　　10 月1日，当大家惊慌失措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之际，苏哈多三人组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情报局局长kolonel Yoga Sugomo就高喊:“准备好枪械、开武器仓库，印共造反！”

　　都拉立和查胡路是关键证人，他知道谁是幕后指挥者，苏哈多集团灭口灭人质，应该加上什么罪刑？

　　夏姆这个神秘人物，他担当着左右两重关系，他还是CIA的特工，是改变九卅运动命运的现场指挥者，他在幕后人驾控下，杀了人质。他的命令是：“逮捕是死是活！”

　　他被捕后他的命运又怎样呢？他在法庭上作证说是艾迪的指示。把全部罪过推给艾迪，当然艾迪早就先被灭了口，无法辩论。但拉迪夫、苏班特里奥、黛薇等的看法 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艾迪和苏加诺关系很好，印共的策略是以议会斗争获得人民的支持，不可能以野蛮行为逼迫苏加诺下台。

　　夏姆的身份让人怀疑，他被捕后，受到特别优待，吃住都与众不同，他还可以自由行动。传言说他于1968年3月9日被处死刑，但事实上1972年10月27 日夏姆才关押在芝槟榔大监狱，还进进出出给陆军写报告。1986 年9月27日晚间9点夏姆被接去芝芒吉斯扣留所，三天后半夜一点抵达丹戎普禄码头，再用军艇带到千岛的一个岛上于凌晨三点被处决。

　　虽然夏姆为他的Bos作了不小的贡献，把苏哈多逐步扶上了统治地位，但是当Bos认为已无可再利用的时候，就像他的命令：“杀！”

　　苏班特里奥的评语：“到头来没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

　　十一、艾迪——被控九卅运动政变的首号人物

　　九卅前夕印共党员已发展到三百万，其它附属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妇会、青年团等约一千七百万人，是中共、苏共后第三大党。艾迪是国家统筹部长和人民协 商会议副议长。其党的政治目的是通过议会斗争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印尼国家内部有三大集团，民族主义、宗教、共产党。苏加诺为了团结各社团建立统 一的、殊途同归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即推行纳沙共的政府行政机构，得到艾迪的大力支持。

　　印共势力的雄厚，岂能让对手甘心，于是来了个借刀杀人。

　　9月30日晚，艾迪在家准备睡觉的时候被两名士兵接走，他被送到哈林机场，乘坐直升机来到日惹，以后来到梭罗，自投罗网住宿在一位陆军特工家而被捕，当押解到Boyolali一所中学后面的一口古井前，便被枪决了。

　　他非常相信苏加诺的政治解决办法，下令全党必须听从总统命令，于是断送了几百万人头与性命。

　　根据苏班特里奥赫拉蒂夫等的结论，印共党员虽多，但是在发生九卅事件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全体党员把命运交付给苏加诺，听从苏加诺的训令：“所有部队原地按兵不动，只有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命令，由总统解决。”最后成了代罪羔羊。

　　十二、印尼伟大领袖苏加诺总统

　　9月30日晚，苏加诺总统住宿在黛薇夫人家，Slipi的Yoso宿舍，10 月1日便有人向他报告早上所发生的事件，在副官陪同下向国家宫驶去，但街道已封，副官怕出危险便掉转头驶向飞机场。

　　他以国家最高统帅命令所有部队按兵不动，只听总统命令，全部问题由总统解决。苏加诺听了电台的两次公告后，总统不支持该运动，因为对大局不利。局势已剑发弩张，苏哈多叫他赶快离开，他的军队将进攻跟九卅事件有关的空军基地，总统昏头转向。

　　忠于总统的三军将领一直要求苏加诺发出命令：“下令吧，我们将把那些叛徒消灭掉。”当时苏加诺还有忠于他的三军，再加上支持苏加诺的广大人民，必能先擒王 后平定。但苏加诺前怕狼后怕虎，怕两阵营互相残杀，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下了按兵不动，不可还击的命令。他这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 悔恨！

　　苏加诺离开雅加达来到茂物行宫就已被苏哈多当人质幽禁了，这位最高统帅、总统竟被一位准将以粗暴甚至拍桌子逼供形式进行六个月的审讯。不准他看电视、看书 报、听收音机、也不准亲人去看他。苏加诺致信要求苏哈多准许他在庭院走动，没得到回答，他又要求把他转移到雅加达，但也没被允许。他衣冠不整，房间肮脏没 得到照顾清理，生病也没给药，苏哈多希望这位多余的总统快死，他可以名正言顺的爬上总统宝座，所以一直对苏加诺进行身心折磨。

　　1965年10月2日苏哈多和同僚Yoga一行赶到茂物行宫，要求授权给他恢复治安，同时表示不赞成委任帕拉诺多暂任陆军领导权。

　　1966年3月11日三位陆军军官：阿米尔、巴苏基和尤淑夫，在茂物行宫向苏加诺总统逼宫，苏加诺被逼签订一项协议，内容：“一、保卫首都及地方的安全。二、所采取的措施向总统报告。三、保护总统及家眷。四、保存苏加诺学说。”

　　苏哈多接到此命令书后便向印尼人民宣布，奉苏加诺之命把政权移交给苏哈多。于3月12 日公布解散印共，接着是：“连根铲除印共” 的命令。3 月18日，15名合法部长被苏哈多逮捕入狱。

　　3月11日命令书的见证人是：苏班特里奥副总理兼外长、雷莫纳第二副总理、海鲁第三副总理。

　　有关这命令书以后有人提议要印证，它就不见了。奇怪，这是移交政权命令书吗？又是骗局。

　　苏加诺家人孩子被首都军区下令在三小时内离开总统府，只带一些衣服，后来他们去租屋子住，情况悲凉。

　　苏加诺向苏哈多请求住雅加达，他在茂物一直风湿。据Wisma yaso的一位侍候苏加诺的侍女Yuni的叙述：伯加诺的人很好，Bu.Hartini经常送菜来，我们看管人员经常玩火柴游戏或玩纸牌什么的，在这里军 人守岗守得很森严，没有人敢进来，除了苏加诺亲人送饭菜来，不能住宿。

　　当伯要被送进陆军医院时，他问我要带他去哪儿？护士说带他去医院检查，等下再回来。伯总是不肯走，他说我没病，我不要住院，可能他有预感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看他很健康，只是身体较胖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伯加诺送进医院？结果还是被强迫进医院。

　　我和bu Hartini陪他去，伯不肯我们离开，我们偷偷走了，Bu Hartini哭了。不久听到他去世了，我很伤心，我不知道Soerojo医生给他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为什么他进医院时身体还很健康，1970年7 月21日去世了？

　　记者问苏加诺太太Bu Hartini：“当苏加诺听到他已成为囚犯，他叹息什么？”

　　答：“我荷兰时期所遭受的痛苦不比现在所遭受的严重。”

　　记者问：“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答：“我相信。”

　　记者问黛薇：“为什么苏加诺被带到医院？”

　　答：“他们已经等伯加诺三年但还未死，他们已经等烦了，他们不愿看到伯还坚持活着，为了加快速度他们有另一种计划。如果伯加诺不是因为病而死，加诺兄将像活一样成了英雄。”

　　附：鸣谢各位作者的资料。

　　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历史长河无论谁驾叉多久，即使篡改了历史，但终有一天会恢复历史原来面目。九卅事件已过四十五周年，那是惊天动地的一天，整个印度尼西亚仅几个小时就完全 改颜换貌，变天了，阴霾密布狂风暴雨海啸般向每个人袭来。草菅人命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印尼时期那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忧心忡忡互 相询问，以后就传说印共政变不遂已被镇压，还传言说苏加诺总统有牵涉九卅事变等纷纭，接下来就有当时印尼华人所经历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空前大暴乱。

　　苏哈多顺水推舟，然后来个火烧连环船赶尽杀绝，让对手全军覆没，他当了渔翁尽收渔利。好厉害的幕后杀手，他不愧是操纵一场娃佯人戏(WAYANG)的胜利 者，更以他最重要最出色的一环角色，那就是成功地上演了‘鳄鱼洞’借刀杀人的戏剧，狂暴激起印尼极端分子的怒发冲冠。在苏哈多军人发动带领下，印尼发生了 比杀人不眨眼的日本法西斯更可怕的政治大扫荡。

　　“连根铲除印共！”这一声令下已是不可收拾，蠢蠢欲动的反共反华分子，等不及这句话的下达已经向可怜的印尼人民、华人，作出引为自豪的烧杀抢奸来向新秩序 伟大新首领报功。他洋洋得意跨上了拯救印尼国家有功，胜利地被奉为国家之首的平台。为了使他能得到全印尼人民的“支持”和从法律上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便机 智地找到一个“换狸猫”的策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苏加诺总统被夹持下签订的“三月十一号命令书”换为名副其实的操纵令旗，把整个军权掌握在手，顺利地登上 宝座，把被换的狸猫宝令当作发号施令第一把手的有力盾牌。

　　每年的九月三十日，我们还可以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娃佯的主谋所编制的认为天衣无缝的九卅事件的影片，通过这影片来教育印尼人民，向印尼人民宣传鳄鱼洞妇女 会的淫奸和对将军们的挖眼割掉荫胫等卑鄙行为，编造和叙述九卅事件让人咬牙切齿强烈煽动性的故事，以此种不符事实的政治教育来愚惑印尼人民。篡改学生课 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写下了苏哈多“英雄护国”的一页，刻下了印共欲夺取政权被人臭骂的篇章。

　　“护国英雄”以鳄鱼洞同样的手段成功地制造了西加种族事件，当时军人捉了几位达雅族村长把他们杀了，挖眼割断荫胫然后吊到树上，便向达雅人宣传说这是华人 干的，你们要向他们报复，接下来便发生了发红碗和抄杀华人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西加华人两万多人死在刀枪下，几万人被集中在难民所，他们流离失所失去亲 人家园财产。从这里可以证明“护国英雄”借刀杀人这角色做得特别成功。

　　1998年5 月13日，暴乱政治黑手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再次向华人挑起反华排华的残暴行动，接着是大学生们举起民主改革的斗争旗帜，与印尼社会人士联手进行翻天覆地 的政治斗争。三十一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一代天骄，完全意想不到那样不体面地被学生和人民群众拉下了台，众叛亲离。

　　人民经过一场浩劫，历尽风云，终于擦亮了眼睛，究竟是谁做贼喊捉贼？又是谁高喊维护祖国完整保护苏加诺总统，却软禁折磨真正卫国尽忠的建国英雄致死？谁把 我们富饶美丽的江山出卖给外国？印尼人民如何失去巴布瓦的金山和广阔的森林？谁肥了肚肠？苏哈多至死还说没贪污，“satu pesepun tidak!”多么清廉公正！大家不用找历史作证，眼见为实！

　　苏哈多作恶太多了，让印尼人民和华人遭受了半世纪的苦难。死在他屠刀下的三百万人民已不再讲话伸冤，三十多年的统治使印尼倒退了几十年。怕华人受中国共产 党的影响而限制华人的各种活动，包括参政、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比秦始皇焚书坑孺更为残酷的手段对待印尼华人。制造种族歧视，把华人拒之于印尼门户 之外，不承认华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把印尼民族分成原著民与非原著民，非原著民不得享有原著民的特有权利，这是一项非常不平等的制造民族分裂政策，尤其 是华人的一切文化传统必须从印尼消灭，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姓名等。我们受到歧视、侮辱，在“护国英雄”统治下，印尼华人生活在冰冻禁锢时代，让子孙 万代承受耻辱痛苦。我们深深感受到华族的失却感，失去多元文化发展之感、失去民族和谐的安全感、失去作为印尼民族的公民权感、失去各民族平起平坐平等之 感。虽然现在我们在瓦希特总统力争华族与印尼人民各族平等之努力下，已获得不少恢复和平反，但是，我们华族还应该居安思危，印尼在苏哈多统治几十年的错宗 乱法颠倒是非的教育下，已种下了匪浅的毒素，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和印尼各族人民携手重建真善美！

　　历史回顾是为过去种种的歪曲事实还回历史真正舞台，讨回公道，给印尼现今当权者惩前毖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如今我们能享受民主自由开放的新 篇章，应该感谢继任国家领导人接瓦希特总统之后，给印尼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幸福，让我们多元化民族更加团结在国家领导人苏西罗总统之下，弃异求同，殊途同 归，开拓崭新崛起民主开放的新印尼，把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建设得更加雄伟富强！

　　饱经风霜，历尽风云

　　立文

　　《西加风云》的面世，将是一本很值得阅读与研究的中文版本，尤其是以前曾经与其叙述中有直接关系者，无非是一种重温往事，让他们更全面也更理智地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对一般读者来说则给予新鲜而又感人肺腑、惊心动魄之感觉。很难想象，在印尼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加部分地区，竟然发生过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件。

　　正是在那一段时期，外界根本听闻不到丝毫信息，什么红头、血碗、难民事件是因何而起？报界、新闻媒体都封锁的水泄不通，一无所闻，唯一听到的是官方偏一方的反调新闻，这是惯用的政治手段，免得从西加风云的问题中节外生枝。

　　虽说那次风云给他们有关者留下了遍体鳞伤，饱经风霜历尽风云与数不尽的牺牲，但却换来了无可代价的经验教训。他们这帮人播下的幼苗，未经成长就枯萎了。他们还受到极大的政治冲击，但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当时社会是一种勇敢面对现实的表现。

　　还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其真面目未被揭开，事实就是事实，历史的真谛是无法伪造和任意污蔑的。《西加风云》给了我们深思和启发，对编写西加历史起了积极作用。而且相信这是个开端，它以客观全面性地纯属阐述历史事件为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愿继《西加风云》之后，以保存历史为宗旨的类似有关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够相继揭发出来。按照事实写历史事迹，不会引来有所反感吧？相反，说不定还能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参与这行列中，为西加的历史宝库更加充实而付一臂之力。

　　2009年春节饱经风霜，历尽风云

　　立文

　　《西加风云》的面世，将是一本很值得阅读与研究的中文版本，尤其是以前曾经与其叙述中有直接关系者，无非是一种重温往事，让他们更全面也更理智地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对一般读者来说则给予新鲜而又感人肺腑、惊心动魄之感觉。很难想象，在印尼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加部分地区，竟然发生过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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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那次风云给他们有关者留下了遍体鳞伤，饱经风霜历尽风云与数不尽的牺牲，但却换来了无可代价的经验教训。他们这帮人播下的幼苗，未经成长就枯萎了。他们还受到极大的政治冲击，但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当时社会是一种勇敢面对现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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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春节

　　饱经风霜，历尽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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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那次风云给他们有关者留下了遍体鳞伤，饱经风霜历尽风云与数不尽的牺牲，但却换来了无可代价的经验教训。他们这帮人播下的幼苗，未经成长就枯萎了。他们还受到极大的政治冲击，但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当时社会是一种勇敢面对现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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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