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黑暗的五一劳动节…..

　　一、毁灭之前的分裂

　　一次关于冷静的呼吁：「组织——而非示威：这是当下的口号。」1933年1月31日，西奥多·莱帕特在德国总工会（ADGB）联邦委员会上如此精确地概括了自由工会的政策。对于兴登堡总统批准「由希特勒领导的『哈尔茨堡阵线内阁』」这一决定，基督教工会的领导层表示遗憾。一份联合声明中，工会指出：要想在紧急情况下真正地保卫「宪法」与「民众权利」免受攻击，「冷静和审慎」(kühles Blut und Besonnenheit)是一项首要准则。不要被轻率而有害的单独行动所诱导。

　　这些对纪律的警告旨在让德国共产党（KPD）发起的总罢工号召失效。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自由工会几乎一致地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它们认为，这是试图让社会民主派的工人阶层脱离自己的组织。但是，即使工会方面无保留的支持，总罢工的号召可能也只会收获一些零星的响应。

　　自由工会为何要明确与「绝不动摇的总罢工理论家」划清界限？德国总工会（ADGB）副主席彼得·格拉斯曼（Peter Graßmann）1933年2月13日在「钢铁阵线」（Eisernen Front)——其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工人团体组成的联合体——誓师大会上是这样解释的：「总罢工是一种可怕的武器，这不只对敌人是如此；只有别无选择之时下，即关系到工人阶级生死存亡时，我们才可以发动它并承担起它的责任。」

　　显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层认为，1933年春季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符合格拉斯曼所说的发动总罢工的条件。而它们也看不到任何战胜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现实可能性。

　　1.1 工人运动的分裂

　　除此之外，工人运动也完全没有能力步调一致，而是明显出现了「分化」的倾向。面对希特勒的上台，德国总工会（ADGB）、自由职员联合会（AfA-Bund）、自由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工会的自由派联合体以及基督教工会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德国工会联合会（DGB）没有签署这份声明。德意志民族主义商店职员协会（DHV）甚至祝贺了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且阻止了DGB发表任何批评性的声明。几周后，DHV自愿宣布「同步」；而到了1933年4月，基督教民族主义的DGB在组织上已然瓦解。

　　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没能克服二者深刻的分岐。革命工会反对派（RGO）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与KPD的政策密切相关。尽管其成员数量急剧减少，许多RGO成员转而加入国家社会主义企业组织（NSBO），但RGO仍不断尝试在地下建立自己的组织。

　　1.2 准备妥协

　　即使在1933年2月和3月，自由工会仍试图扮演一个「自觉于民族自决权」的人民的「负责的学校」。它们希望国家社会主义者能够认可这种妥协姿态。出于这个目的，特奥多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回顾了「工会为民族和国家所作的贡献」。而《劳动》杂志主编、莱帕特的亲密伙伴洛塔尔·埃尔德曼（Lothar Erdmann）也通过反对国际主义倾向，努力实现「民族、工会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解。

　　即使是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也没有使工会改变其「冷静」的政策立场。其宣称这是一场「对议会制度本身的攻击」（Angriff gegen den Parlamentarismus überhaupt)．

　　尽管如此，在这些周的工会集会中，仍然充斥着关于「斗争」和「战斗准备」的言辞。但尽管《保护人民与国家法令》（Verordnung zum Schutze von Volk und Stadt，注一）限制了基本权利，所设想的斗争主要仍是「选举战」。工会——包括基督教工会——再次将所有希望寄托在选民的投票上。

　　1.3 工会首次遭受的恐怖袭击

　　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虽然未能获得绝对多数，但凭借显著的得票增长、其得以继续维持联合政府。工会应认识到希特勒的政权不只一个小插曲，但它们仍希望情况不会太糟——至少不会比「反社会党人法（1878年）时期」更糟。

　　这是何等的误判：随后只在三月，就发生了对工会的多起血腥恐怖袭击；只3月13日一日，德国总工会（ADGB）总部就接到了来自二十多个城市的噩耗。

　　这些袭击和暴力事件并未引发政策上的转变。工会的抗议行动显得软弱无力。比如其向帝国总统兴登堡提出的投诉，更像是夹杂着责备语气的无辜辩解。同时，工会不断强调自己愿意与政府合作——前提是政府能控制住这些「步兵队」（Fußvolk)。

　　二、自由工会的终结

　　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后，工会告诫其成员要保持秩序和纪律。他们甚至向新政权表示愿意合作，希望可以借此挽救自己组织。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1933年5月2日，自由工会被彻底摧毁。

　　「冷静与审慎」(kühles Blut und Besonnenheit)是当下的当务之急——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之后，德国总工会（ADGB）与基督教工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这样表示。他们告诫其成员「“不要被轻率而有害的单独行动所诱导。」

　　通过这一声明，工会同时与共产主义运动划清了界限。后者要求建立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Einheitsfront)，并希望发动总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工人阶级无法在总罢工引起的内战中取胜；除此之外、总罢工也可能将工人推入共产党的怀抱。最后，即便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统一战线，「工人阶级的多数」是否会响应「总罢工」的号召也要打一个问号。

　　而接下来的数周与数月里，工会进一步向国家社会主义者屈服：其接受了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秩序被国家社会主义劳动秩序所取代。工会试图扮演一个「负责的学校」并声明愿意融入新国家。他们还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将5月1日改为「民族劳动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的决定。它们希望国家社会主义者会认可这些妥协，并保留它们的组织。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1933年5月2日，全国范围内自由工会的办公室遭到了冲击、其财产被罚没、领导人遭到逮捕。一天后，那些不过数日前还在「联合工会领导圈」中与「自由工会」合作的其他派别工会，向「保护德国劳动的行动委员会」(Aktionskomitee zu Schutze der deutschen Arbeit)屈服。这标志着整个工会运动的终结。「迎合新统治者」的政策并未能阻止工会的解散。

　　2.1 家乡与流亡中的抵抗

　　工会没有为「地下工作」做好准备。许多人被迫逃亡，许多人被逮捕。那些仍留在德国的工会领导人受到特别的警察监控。尽管如此，仍有工会抵抗逐渐发展起来。它的目标是维持反对派工会成员之间的团结、传播有关企业之现状的信息！反驳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流亡中的以及留在德国的工会人士尝试用各种方式以保持联系、并为「来日」(Zeit danach)做准备。

　　究竟有多少工会成员不得不逃离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统治，至今无法确切统计。《德语区流亡人物传记手册》（Biografische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提到大约有150名「著名」的工会成员。多少无名的工会人士选择流亡则无从考证。

　　2.2 德国工会的海外机构

　　流亡中的工会人士致力于从国外协调抵抗活动。1934年秋，德国工会的海外代表机构成立于捷克斯洛伐克。与此同时，社会民主派与共产党工会成员之间也出现了零星的合作迹象。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口号几乎无人响应。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流亡中的工会人士不得不再次逃亡。瑞典、英国和瑞士成为最主要的接纳国。他们在那里支持德国国内的抵抗活动，同时试图影响盟国的对德政策。他们还着手制定了「后希特勒时代」的工会重建方案。

　　2.3 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事件

　　一些仍生活在德国的工会成员与1944年7月20日的抵抗团体有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由工会的威廉·洛伊施纳（Wilhelm Leuschner）、基督教工会的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以及德意志民族商店职员协会的马克斯·哈伯曼（Max Habermann）。

　　尽管政治合作之中充满着疑虑，不信任感一再浮现，贵族、工人运动、工业界、教会和军方等各方团体的代表们最终仍成功地磋商出了政变成功后的「联合政府方案」。但最终，斯陶芬贝格伯爵的刺杀计划失败了，而那些参与准备的人受到追捕。一些人得以成功藏匿，另一些人——如威廉·洛伊施纳——则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2.4 苦涩的结局

　　成千上万反对纳粹政权的人死于监狱与集中营。官方统计显示，至少有25,000人作为政治反对派被判处死刑。牺牲者中包括各个派别的工会人士。

　　“起火后的次日（2月28日），他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得以超出其他法律限度，允许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国的兴衰：纳粹德国史》）

　　（文章翻译自“Geschichte der Gewerkschaften”网站的Die Zerschlagung der Gewerkschaften与Fehleinschätzung mit fatalen Folgen两篇文章。内容有部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