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在其对外对内政策上怎样利用民族问题呢？

　　对外

　　“政治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资产阶级一切对外政策的基础，不外是资本家的扩大再生产之集中的表现。资本家因为要扩大再生产，必要有更加扩大的商品贩卖市场、原料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以拥护资产阶级原来获得的市场与掠夺新的市场为目标。

　　资产阶级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他们因为要对抗那与他们自己为敌的资产阶级，一定要团结同一民族或相似的各种民族于自己的周围，所谓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意斯拉姆主义、泛亚细亚主义以及门罗主义等，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利用的。俄罗斯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在革命以前，提倡泛斯拉夫主义，他们说：“一切斯拉夫人，都是同胞，一切信仰基督正教的斯拉夫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俄罗斯的农民，为泛斯拉夫主义，与土耳其战斗，不知牺牲多少人于枪林弹雨之中。属于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从谟罕默特解放出来，成为俄罗斯工业资本家的市场。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中欧各国德意志人之中，提倡泛日耳曼主义，因为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大量的生产商品，他方面，要获得贩卖市场于德意志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因此，非驱逐英吉利资本主义于中欧日耳曼民族之外，并麻醉无产阶级的意识不可。提倡泛日耳曼主义的目标，就在这一点。土耳其提倡泛意拉斯姆主义，主张凡是土耳其人，都要统一于一个国民，这种运动的目的，特别要团结被压迫民族的阿富汗与土耳其斯坦于土耳其资产阶级阵容之下。这个主义，在“凡是谟罕默特教徒，都是同胞”这个口号之下，有长足的发展，扩大到广大的地域，拥抱中央亚细亚、印度等处的谟罕默特教徒，为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利益，形成很巩固的市场。亚美利加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口号，他们说：“亚美利加是亚美利加人的亚美利加，外人不能干与”。这种泛亚美利加主义，其现实的社会意义，是北美合众国对于全亚美利加大陆之资本化与独占化，以与欧洲在南美的资本相竞争。日本的资产阶级虽属后进，主张排斥西欧白色民族的“物质文明”，发扬东洋民族的“精神文明”，也提倡“东洋人归东洋人”的口号，以排斥在中国、朝鲜、蒙古等处的日本资本的竞争者，使日本的资产阶级，得以独占其所谓“特殊利益”。其实，“东洋归东洋人”这个口号的内容，就是“东洋归日本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物质文明的排斥，就是西欧北美资本主义文明的排斥；精神文明的发扬，就是日本资产阶级文明的发扬。因此，对于欧美资产阶级要求撤废人种差别的日本资产阶级，仍对朝鲜人、中国人极端施行人种差别的政策。总而言之，这些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武器，他们利用这种主义，以压迫剥削国外他民族的劳苦群众，以麻醉国内自民族的革命精神。

　　泛斯拉夫主义与希腊正教相结合，泛意斯拉姆主义与谟罕默特相结合，这些泛民族主义与宗教宣传的结合，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为“民众的鸦片”之宗教，在经济的侵略与政治的支配前后，一定要有精神上的麻醉。例如俄皇政府时代，对于亚刺伯宣教师学校的组织，投下巨额的费用。在亚美利加资本主义的前后，美国的宗教师，手持《圣经》，侵入到未开化的民族之中，建设麻醉的教会学校与欺骗的慈善事业。在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的时代，有天主教的宣传队。在日本资产阶级的海外发展时代，有“本愿寺”的布教师，最后通牒《二十一条款》中所载的“有布教自由”的一条，谁都能够记忆。宗教的宣传，在主观上，或许有善意的，但是在客观上，差不多没有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剥削政策的手段，这一点，在民族问题方面，特别明显。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竞争者，固然用尽一切的手段与方法，与之对抗，同时，他们又嗾使被压迫民族，对于压迫国，发生叛乱，以削弱自己的竞争者的力量。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援助波斯资产阶级的反英运动，供给波斯革命民主党的武器，即其一例。这种事情，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民族的对立，以巩固其政治的支配与经济的势力。

　　对内

　　资产阶级的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一样，因为要确立与继续其剥削与支配，亦利用民族问题。资产阶级对于自民族，赋予政治的经济的特权，使自民族的劳苦群众，分担民族的压迫之责任，以分裂自民族与他民族的劳苦群众，特别是两民族间的无产阶级的团结。但是资产阶级对于自民族赋予政治的经济的特权，不仅是因为要对于他民族实行压迫，并且是使自民族的劳苦群众隶属于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

　　在俄皇主义时代，官吏差不多都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及其他的民族，不能在俄罗斯的国家机关供职。奥匈两国在1907年所颁布的新宪法，虽规定普通选举，但是实际上，多数的议员，是由特权民族中选出来的，议会的代表516名之中，德意志占233名，捷克人占107名，鲁西那人占33名。日本对于朝鲜、台湾，现在还没有颁布普选制度，朝鲜虽有中枢院的机关，台湾虽有总督府评议会，也不过是一个空空洞洞的谘议机关。

　　以上所述，是资产阶级对于自民族赋予政治的特权之实例，他们在民族问题的经济政策，亦有同样的性质，即是对于自民族，赋予经济上的特权，或稍减轻其剥削的程度，以分裂他民族与自民族的团结。现在就农民问题的领域来讲，支配阶级的地主，往往没收弱小民族农民群众的土地，例如在俄皇时代，地主从克里米、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亚、阿富汗的鞑靼人及巴西其尔人，夺取广大的土地，以特权的条件，贷予自民族的农民，使几百万土著的弱小民族，都因此而陷于贫穷与饥饿的苦境。同时，又从其尔基斯人、乌阻伯克人、北阿富汗人，没收广大的土地，实行移民政策，以图解决本国的农民问题。资产阶级对于他民族的劳苦群众，比较自民族的劳苦群众，常与以很难忍受的劳动条件：例如在满洲的日本工人，比较在好的劳动条件之下从事于劳动，中国的工人，在苦力的名义之下，无论工作场所或劳动条件，都相差很远，一日的工资，至多不过二三角，其生活的恶劣，可想而知。日本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却以为这是由于我国人的“体质”与遗传不同，毫不言及这种“体质”与遗传，是日本资产阶级剥削的结果。

　　以创造特权民族为目的，资产阶级所采用的手段，非常复杂，但是压迫民族对于他民族的轻视、傲慢、威胁的感情，到处都是一样。在印度的英吉利人，对于在他旁边经过的印度人，只要是他踏了英人地上的影子，即可以随意鞭挞。在俄皇时代，马车之中，分为两部分，一是俄罗斯人坐的，一是土著民坐的。在上海租界内公园，有“犬与华人不许入内”的揭示。

　　资产阶级利用民族政策，以图获得本民族的农民群众，特别是富农的拥护。小土地所有者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的宣传，资产阶级对于他们，不仅要使他们对于他国之敌，成为自己的防卫组织，并且更进而剥削他们的保守性与落后性。资产阶级又可以利用这种民族问题，破坏工人与农民间的同盟，使小土地所有者向无产阶级进攻。例如波兰的资产阶级，因为要防卫自己的阶级之阵营，利用民族问题，又因为要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利用民族问题。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对于自民族的特权赋予，对于他民族的权利剥夺，一方面是使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感觉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利益，成为资产阶级支配的支柱；他方面，使被压迫民族与劳苦群众，脱离国际的阶级战线，消灭两者的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