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错了吗

　　有些人始终把1958年的“大跃进”作为攻击毛主席的炮弹，一口咬定毛主席犯了“极左”的错误。

　　不可否认，“大跃进”是毛主席倡导的，而且运动中确实出了“浮夸风”之类的问题。

　　笔者以为，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把“大跃进”与“浮夸风”分别开来。这是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

　　首先，我们看“大跃进”形成的背景。1958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许多指标都超过了英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而且是个贫穷的农业大国，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苏联的快速发展，让毛主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便提出了“超英赶美”的计划，口号是包含钢产量15年赶超英国，50年赶超美国。

　　从出发点来看，毛主席是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从实践来说，这两个目标后来也都如期实现了。说明指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不存在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问题。

　　战略上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毋庸置疑，肯定是战术上出了偏差。具体说便是“共产风”、“浮夸风”这些脱离实际的东西让“大跃进”变了味道，如同一锅香喷喷的饭菜掉进了几只苍蝇。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说的没错，毛主席确实在会议上主动承揽了责任。可这是老人家的一种胸怀，是伟人的一种担当，这种高风亮节，足以把那些善于邀功诿过、哗众取宠的小人甩出几条街。

　　其实，毛主席看到“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现象，心里非常着急，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纠正。

　　这些事情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但只要查询有关历史资料，马上就会得到答案。

　　下面是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讯》上发表的《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从中就能看到老人家当时对所出现问题的态度。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不难看出，毛主席在信中不但提出了对农业生产的建议，而且明确反对脱离实际和不讲真话的做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几次提到不要听“上面”的安排。

　　那么，“上面”指的是谁呢？

　　很明显，指的是“大跃进”活动的指挥者。至于指挥者是谁，这里无关紧要，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心里都清楚。

　　笔者想说的是，评判“大跃进”的对与错，不能因为其中出现了“左”的东西，就全盘否定，这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更不应该惧怕承担责任，把所有“罪过”推到已经退居二线的毛主席身上，这起码不是君子所为。

　　现在，有些人道貌岸然，张嘴闭嘴实事求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说话做事靠想当然，一切由着性子来。

　　“大跃进”有着极强的历史背景，其复杂性不是一个“左”字就能定性的。应该一分为二，既要纠正其中的错误，但也应该看到它的成绩。

　　现在做事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全靠金钱，也叫“经济杠杆的作用”。可是，在新中国一贫如洗的条件下，没有金钱做杠杆，靠着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针对“大跃进”，有的人张嘴“左”闭嘴“左”，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左。他们拒不承认历史，武断地定性历史问题，而且老虎屁股摸不得，动辄就扣帽子，打棍子，这才是“左”，是真正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