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形象和话语的塑造：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列宁的纪念

　　摘 要

　　纪念日和政治符号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是政治力量表达诉求和理念的重要载体。中共国民革命时期的列宁纪念中,将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统一起来,并强调列宁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凸显列宁与自身的关系。同时,中共论述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将列宁和孙中山进行对比,连接两个革命传统。由于国共在阶级基础和最终革命理想上的差别,当两党合作趋于破裂时,中共在纪念话语中也不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中共在列宁纪念中不断塑造自身的列宁主义话语,对列宁及其主义的认知和表达逐渐形成。中共对列宁和孙中山两个革命传统的关联,也为抗战时期进一步连接和继承孙中山与马列主义两个革命传统奠定了基础。

　　列宁是苏俄的建立者，是现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苏俄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按照布尔什维克政党进行改组，与中共合作发动国民革命。1924年1月24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列宁与世长辞。国共两党都对此及时做出了回应，积极筹备和展开对列宁的追悼活动。中国国民党由于“联俄”、反帝的需要，在追悼列宁时“不讳言联俄”也“不承认赤化”,但其“联俄”“联共”的初衷和其后的态度转变，表明了他们追悼列宁的功利性和复杂性。

　　与国民党不同，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与列宁共享意识形态和革命理念，与苏俄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中共对列宁的纪念也更为真诚和富有价值。而且，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共将列宁主义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时期，也是对列宁主义的认知和表达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列宁纪念日是中共集中论述这些问题的重要时刻。因此，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的列宁纪念进行研究也更有价值。目前，学界对国民革命前后的思想文化研究已比较丰富，对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影响，以及对列宁的纪念和列宁符号的运用已有相关探讨，但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的列宁纪念还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拟将列宁纪念放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考察中共在列宁逝世后如何运用这一政治资源，如何借纪念之机塑造列宁的形象、传播列宁主义、论述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和革命理念。

　　一、追悼列宁和列宁形象的塑造

　　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与苏俄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中共立即组织“遥祭列宁大会”,表达对列宁的哀思，扩大对列宁及其主义的宣传。1924年1月23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在苏俄代表告知逝世消息当晚便与中共北京地委商议纪念列宁的相关事宜，决定在1月26日列宁出殡之日，联合学生联合会、国民青年俱乐部、平民教育演讲团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团体举行“遥祭列宁大会”。1月26日下午2时，列宁遥祭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会场当中悬挂列宁遗像一幅，与祭者约千余人。为扩大宣传，组委会还向与会者散发列宁相片、传单和传记等，并邀请名人演说纪念列宁的意义。会中，与会代表还提出多项议案，如北大教授顾孟余提议北京政府承认苏俄案，共青团北京地委代表中共党员黄日葵提议设立列宁纪念碑案，中共党员胡鄂公及多人提议在中央公园召开各界追悼列宁大会案，以及致电苏俄政府、全体国民及列宁夫人表示哀忱案等等，得到全场代表一致通过。“遥祭列宁大会”被《晨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上海版)等京沪媒体广泛报道。

　　中共在遥祭大会后立即展开追悼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月30日，“中华国民追悼列宁大会”中央公园董事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发起人、中共党员邝振翎任主席，并由其报告发起国民追悼列宁大会的旨趣，中共党员、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朱务善报告此次筹备会的决议和追悼会各项事宜情况。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筹备，“中华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定于3月30日在中央公园举行。2月29日晚，筹备会主任熊希龄接到北京警察厅复函，表示“在中俄邦交未恢复之前，可否举行追悼会，该厅不敢作主，请暂勿举行”,此次精心筹备的大会因此暂告停顿。

　　中共在北京筹备纪念活动的同时，也在上海积极筹备开展追悼活动，以扩大列宁主义的宣传。1924年1月31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决定在3月初各学校开学后举行列宁追悼会，以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名义发起，并征求外界团体加入。为扩大影响，中共还号召上海学界召开列宁追悼会，以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名义发起。由于国民党上海党部已率先发起筹备上海追悼列宁大会，鉴于国民党高层胡汉民、汪精卫和中共党人李大钊、沈玄庐等都在沪上，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邓鹤鸣遂提议两党联合举办上海的追悼大会，并获通过。中共预定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发一组纪念列宁特刊；印发列宁纪念册并请国民党宣传部编辑；印马克思、列宁(分别是最近相、三岁、学生时代)、托洛斯基、孙中山等相片在列宁追悼会上兜卖；由中共上海地委准备列宁挽联，由沈玄庐撰写等等。可以说中共为筹备两党联合举办的上海列宁追悼会做了充分准备。

　　1924年3月9日，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30多个团体在上海小西门中华路少年宣讲团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到会团体有国民党总部及各区分部、中国共产党上海执行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各行业同业工会等，共计300多人。参会的工会组织与两党关系紧密。此次追悼会由胡汉民任主席，司仪为中共党员邓鹤鸣，国民党员陶凤威负责布置，会议期间庶务由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江西三杰”之一的赵醒侬主持。两党在联合筹办过程中的分工，体现了此时双方之间的精诚合作。

　　在各列宁追悼会中，都设置有中共代表演讲苏俄革命、列宁生平及列宁主义等议程。例如，1924年中共在北京主办的“遥祭列宁大会”中，高君宇演讲“列宁生平事略”,讲述了列宁的生平和纪念列宁的意义等。是年国共两党联合举办“上海列宁追悼大会”,瞿秋白、邓中夏等都被邀请发表有关苏俄革命的演讲，其中瞿秋白演讲“列宁史略”。1926年1月26日下午3时，北京各界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陈启修、赵世炎等先后发表演讲。是年天津的纪念会邀请赵世炎演讲“列宁之历史”等等。关于列宁和苏俄革命历史的演讲，为追悼会增添了更多的列宁元素。这也是塑造列宁形象、传播列宁主义的一种重要方式。

　　列宁形象在现代中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十月革命前，由于中国人对列宁学说和苏俄革命缺乏了解，列宁常被视为“过激派”领袖。十月革命后，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与中国相关的不平等条约和条规，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因此对新生的苏俄政权有了更多好感，全国上下洋溢在“友俄”的氛围中。在这种背景下，列宁逐渐以苏俄革命领袖、被压迫民族解放领袖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等形象进入中国。在国民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各政治力量都按照自己的立场来塑造和强调列宁的形象，对列宁这一政治资源进行竞争。这一时期中共党人对列宁形象的塑造最为典型，借用列宁纪念会就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

　　中共对列宁形象的塑造，有上述在追悼会中发表演讲，讲述列宁的革命事迹和学说的方式，但更多是通过发表纪念文章以文字形式来塑造列宁的形象。中共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政党，阶级革命是其基本的革命诉求。因此，中共除了对列宁革命形象中民族性的定位外，更强调列宁革命形象中的阶级性，将列宁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并将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与阶级性统一起来。尹常就指出“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民族斗争联在一块”,是马克思和列宁都主张的。因此，中共在综合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后，将列宁描述为苏俄革命的领袖，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领袖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例如，中共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中，就凸显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认为他是“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是年，施存统在列宁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同样将列宁定位为“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导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首领，苏维埃俄罗斯的第一建设者”,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相资相助，只有两者相互援助才能取得全世界反帝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之间这种“相资相助”的关系，中共才将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统一起来，将列宁塑造为一个身兼多重身份的世界革命领袖。

　　中共对列宁形象的定位和塑造，是中共当时阶段性的革命诉求和最终革命理想的体现。中共将列宁定位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并不断强调这一身份，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表现，也是中共对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调。最终，中共以阶级革命为基础，将阶级革命、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三者统一于自己的革命话语之中。

　　二、关联列宁—孙中山和对反帝“联合战线”与中国革命的论述

　　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都是20世纪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两次革命摧毁旧制，肇造新国。列宁和孙中山也因此成为20世纪革命史上的领袖人物。两位革命领袖虽然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前已对彼此有过关注和评论，但是一直没有合作的机会，当时也少有人将两人的革命主张和实践进行对比。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实行拉近了两位革命领袖之间的距离。在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中，时人对两位革命领袖也有了更多的关联和对比。其中，中共作为国民党的合作者和列宁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积极地将列宁与孙中山的革命经验和实践进行比较，强调列宁主张的反帝“联合战线”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孙中山对列宁成功领导俄国革命非常赞赏和钦佩，总结革命成败经验之时，对两人的革命理想和实践也有过比较。在1924年广州国民党哀悼列宁的大会上，孙中山将列宁誉为“革命圣人”。他指出列宁领导革命成功的原因在其一生“努力造党”,并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灌输于党内。孙中山表示国民党要以俄国为模范，学习列宁成功的经验，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坚固组织”。在是年广州追悼列宁的祭文中孙中山还对彼此的革命实践也予以关联，希望能与列宁一起致力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

　　除孙中山自己外，还有其他人也对两位革命领袖进行关联，国民党员宋我真就对列宁与孙中山的革命功绩进行了论述，希望国人努力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将孙奉为“领袖底领袖”,与列宁“并峙千秋”;列宁追悼会上也有人书写“中华中山大，列强列宁平”的挽联将两人进行对比。这些都体现了时人对列宁领导苏俄革命胜利的崇敬之情，对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就的肯定，以及对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获得民族解放和实现三民主义的期待。

　　列宁和孙中山都是现代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们在一段时期内也都与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中共在列宁纪念中也对他们的革命主张和理念进行了更多的比较和阐发。列宁与孙中山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主张通过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这种反帝方式的体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国共合作的基础，是中共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纽带，也是中共抗战时期重新接续孙中山这个革命传统，表示要完成孙中山未竟之志的重要政治资源。

　　这一时期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自然成为中共阐发列宁与孙中山关系的重点。李大钊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因此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在理论上能“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能“联贯一致”。在建立反帝“联合战线”上也是如此。如孙中山最初设想联合菲律宾，先帮助他们实现民族革命，再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最初革命时也有日本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一手主导的“联俄”“联共”政策，是“亲手”将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连接起来。“这都是他主张联合世界革命的表现，与列宁的主张相同。”瞿秋白也指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列宁的反帝“联合战线”政策是符合的，表示孙中山曾引用列宁的话：“现时世界上是阶级战争不是人种战争，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俄国的新政体不是代议制度而是人民独裁制度，比代议国会制度改良得多”等等。瞿秋白认为这是孙中山对列宁建立反帝“联合战线”主张的认同和对列宁主义的认可，这样就拉近了两个革命传统的距离，进而强调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所以，瞿秋白强调在纪念列宁之时，应该考察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是孙中山和列宁的共同主张，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完成世界革命的重要途径。这在中共看来也是纪念列宁的意义所在。刘昌群指出列宁之所以值得纪念，在于他指出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应该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推翻帝国主义的途径，这种方法在过去已使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孙中山同样也认识到联合世界革命势力谋求中国解放的途径，所以他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立下“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刘昌群认为两位革命领袖在颠覆帝国主义的策略上“不谋而合”,这是两人的伟大之处。因此，身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人民，在纪念列宁的同时，也应该纪念孙中山。

　　中共在关联列宁与孙中山时，强调两位革命领袖在建立反帝“联合战线”上的明见以及对此应有的实践和坚持。反帝“联合战线”不仅是列宁完成世界革命的重要方式，也是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以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途径。中共在纪念列宁的过程中，不断强调列宁反帝“联合战线”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列宁所说的联合，是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也是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所以瞿秋白认为列宁是一位“国际的民族主义者”,是求“彻底解放一切民族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张太雷在纪念列宁的文章中指出，世界革命的成功必定是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合力。对国情复杂的中国，刘昌群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共同侵略宰割的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冲突异常激烈，所以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绝非一国的民族运动和阶级革命所能解决。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努力求取自身民族革命的实现，另一方面要与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结成“联合战线”,一起推翻帝国主义，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陈独秀不仅指出中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还表示从中国革命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和勾结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中国民众压迫之深。陈独秀按照列宁的学说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即“各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军阀”(压迫者)和“各压迫国之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国之民众”(被压迫者)。陈独秀指出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就要联合世界被压迫者为自己的解放而战。

　　同时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工农运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陈毅在纪念文章中肯定了列宁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和世界革命的意义，指出列宁逝世一年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工农阶级表现出他们“领导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施存统在纪念列宁时也表示，列宁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联合反帝的方法，是中国应该走且正在走的道路，四万万民众正在为自己的生存和解放而奋斗，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运动一天响震一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促成国民会议的运动，已成为中国人民一致的斗争目标。施存统强调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证明了列宁主张的正确，且适合于四万万中国被压迫民众的需要。

　　令人惋惜的是，国共两党建立的反帝“联合战线”并未持续太久，也没能完成解放中国和被压迫阶层的任务。对国共合作一事，国民党右派始终持反对态度。孙中山在世时，依靠其权威足以慑服党内异议分子，孙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声调越来越高。戴季陶在1925年六七月间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著述，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中竖起了反对“容共”的旗帜。戴的著作成为国民党内众多激进的青年党员和国民党老右派反对“容共”的理论依据。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表明国民党内在是否“容共”问题上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是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居正和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在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和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通过“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严重削弱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和高层的力量。随着国民党右派与中共的矛盾在北伐中不断激化，两党建立的反帝“联合战线”也趋于破裂。

　　对于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陈独秀在1927年的列宁纪念日，强调列宁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进行反帝的主张和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性，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破坏反帝“联合战线”的行为进行批评，希望每位国民党员都能谨守孙中山三大政策和联合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一起奋斗的遗训，继承其未竟之业，“造成革命的中国，先进的中国”。然而，中共与中国国民党毕竟是两个异质的政治力量，两党之间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革命构想。国共两党建立的反帝“联合战线”最终在国民党的“清党”中走向破裂。

　　三、继承列宁的遗志和寻求“最后的解放”

　　列宁领导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但是他致力于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层的世界革命理想并未实现。列宁死后，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继续传播列宁主义，复制苏俄的革命模式。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纪念列宁的话语中不断强调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表示要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继承列宁的遗志，继续列宁的未竟之业，以达到“最后的解放”。

　　在中共看来，“列宁死了，而列宁主义永存”。何为列宁主义?彭述之引用斯大林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恰切点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彭述之指出，由于列宁主义诞生的时代环境，所以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民众，列宁主义都是“反抗并消灭世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唯一武器”。列宁主义是他们求取自由解放的理论和策略。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内容。

　　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列宁主义是被压迫民族和民众求取解放的“唯一”武器。这是列宁主义提出“东西方革命策略”的根据。策略就意味着一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任弼时就指出，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是完全按照革命过程中环境的变化而变更的。列宁曾说，我们的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善于利用各种达到革命目的的策略，在必要时有采取退让或者进攻的必要。列宁主义革命策略的灵活性也是其能够适用于中国革命的原因所在。列宁按照东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人民受压迫程度和革命环境的不同，对革命的策略和过程进行了调整，即在西方进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进行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东方的民族革命完成之后再进行社会革命，希望东西夹击合力推翻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

　　按照列宁对东西方革命的不同主张，中国革命也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中共先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完成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然后再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理论根据。对此，郑超麟指出，根据列宁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国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国无产阶级也应该扶助国民党，纠正它过去的错误、发展它的组织。郑超麟表示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民族革命已走上正轨，以后完成国民革命还须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郑超麟强调虽然现阶段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革命最后的任务是世界革命。邓中夏在列宁纪念会的演讲中也以列宁的民族理论为依据，指出中国不能像俄国那样进行阶级革命，因为中国没有资本家和劳工间的明显对峙，中国主要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间的对峙，所以中国要在民族革命之后再进行社会革命。邓中夏还将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是否遵循列宁遗教，认为土耳其在吸取列宁遗教完成国民革命后就变强了，所以中国必须实行国民革命，学习列宁的遗训才能成功。郑超麟和邓中夏的表述反映了因国情和革命策略之故，中共根据列宁主义的相关论说，暂时搁置无产阶级革命的诉求，联合国民党和其他被压迫阶级一起进行国民革命，先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中共在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策略”论述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两个阶段时，也强调列宁的“世界革命”目标，表示要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最终完成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阶级的世界革命理想。恽代英指出，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联合革命，以促成全世界被压迫国家与阶级的解放，这是列宁的未竟之志。继续列宁的世界革命遗志，当然要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因为在中共看来，列宁主义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还是全世界共产革命成功的“唯一工具”。中共在革命话语中对列宁主义这种“唯一”性的强调，也是对施行列宁主义必要性的凸显。

　　中共在表达继承列宁遗志的话语里，有凸显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进行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如施存统表示在列宁逝世的纪念日，绝不应该仅仅颂扬崇拜一番列宁就完事，而是要“遵循列宁的指导，彻底明了列宁的主张，继续实行列宁的遗志，努力图谋中华民族解放之实现!”中共在表达继承列宁的话语中也有对世界革命目标的强调。如李敬泰指出列宁主义已是世界千百万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生命，如果想要脱去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必须要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来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务。中共在列宁纪念日表达继承列宁世界革命的遗志，也是号召被压迫民众起来一起进行革命的一种动员方式，“学习列宁主义，实现世界革命”也成为当时中共进行革命动员的一个政治口号。

　　如果说因为中国国情之故联合异质力量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是阶段性政策，那么共产革命才是中共的最终革命目标，才能达至“最后的解放”。任弼时在纪念列宁时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就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任弼时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才能像俄国无产阶级一样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任弼时强调了中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这也是中共完成国民革命后继续革命的下一个目标。这与国民党的革命理想和利益诉求有别。

　　国民党是以多个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只是中共的一个阶段性革命目标。对中共的世界革命论说，为了反帝联俄的需要，国民党多从反帝的层面阐发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时期曾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苏俄革命的目标都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者果真打倒了，中国革命方能成功”。戴季陶认为在保持中国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在中国民族国家独立自由和参与世界革命的运动上，有和苏俄共同努力的必要。但对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说和目标，国民党始终是反对的。一方面，国民党认为三民主义解决了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问题，社会主义包含在三民主义之中。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欢宴的讲话中表示三民主义是救国的根本主义，苏俄正在进行的政策，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汉民认为列宁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增加了民族主义一项，这是其进步之处，但这都包含在三民主义之中。另一方面，国民党表示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目的，在联合革命力量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中共在公开场合和列宁纪念话语中表达中国革命的目标时，更多强调的是国民革命，即便在表达共产革命的目标时也是比较委婉和低调，这是因为国共两党同属反帝“联合战线”的阵营，共同致力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为免引起猜忌、激化国共两党的矛盾。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当国民党右派向中共磨刀霍霍时，中共也不断强调“彻底革命”和“最后的解放”,以凸显自身的革命性和革命目标。对此，郑超麟援引列宁的理论，指出即便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组织被压迫阶级建立联合战线，阶级分化还是会日益明显，阶级斗争仍然不可避免。因此，在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共产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郑超麟强调了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指出国民革命后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程序。彭述之虽然也强调国共合作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但是却不断凸显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彭述之表示作为列宁主义者承认目前中国进行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然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走。彭述之强调，列宁主义的终极理想，就是“要领导全人类由种种被压迫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我们应了解‘永续革命’的意义，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国被压迫民众要获得“最后的解放”,只有学习和接受列宁主义，使列宁主义成为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

　　国民革命是中共的阶段性革命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中共最终的革命诉求。中共在纪念列宁的话语中，也表示要继续列宁的遗志，完成世界革命的目标。随着国共两党的反帝“联合战线”逐渐走向破裂，中共在纪念话语中也不断凸显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表达自身“彻底革命”的革命理想，表示要完成“最后的解放”。这也是中共纪念列宁、以列宁主义改造中国的最终目标。

　　结语

　　列宁是现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及其学说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共将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时期，也是对列宁形象塑造、对列宁主义的认知和表达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列宁纪念是观察以上问题的重要视角。中共在列宁纪念中将列宁革命形象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统一起来，并强调列宁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以凸显列宁与自身的关系。同时，中共将列宁和孙中山进行关联，对两人的革命主张和实践进行对比，强调两人主张的反帝“联合战线”,论述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连接中西两个革命传统，而中共是这两个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国共两党毕竟是异质的政治力量，在阶级基础和最终的革命理想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中共在列宁纪念中表示要高举列宁主义旗帜、继续列宁遗志的同时，也不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通过国民革命时期中共的列宁纪念，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如何借用列宁这一政治资源，表达自身的革命理想和政治诉求。

　　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列宁纪念中不断塑造自身的列宁主义话语，以列宁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情况，论述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在这一时期，中共对列宁及列宁主义的话语表达也逐渐形成。这样，一个新的革命传统被中共引入后并开始在中国生长。在抗战时期及战后，“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中共诠释自己与孙中山关系的重要依据，中共将自己视为孙中山未竟之业的继承者。中共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纪念中，对中西两个革命传统的关联、诠释和继承，使中共具有了更广泛的革命代表性，中共也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