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毛泽东批评造反派及造反派处理对立派别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反右的几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编发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阶段进行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极“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反右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纠“左”工作。群众在夺权过程中不仅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且造反派又进一步分裂为形形色色的派别。两派及其内部各派之间进行了尖锐、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致使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状况，为了解决两派矛盾，纠正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错误，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两派群众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谆谆告诫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本文主要对造反派的斗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概述了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及其斗争状况，总结了两派斗争的历史教训。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批评造反派、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上所犯的错误及其教训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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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批评造反派及造反派处理对立派别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郭建波

　　目录

　　一、 停止造反派大串连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二、 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1、北京造反派学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

　　2、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

　　（1）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天派和地派的分裂已经初见端倪。

　　（2）以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分化中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3）天派、地派角逐下的各校内部的两派斗争。

　　3、北京中学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4、对北京造反派学生走向分裂的评析。

　　三、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1、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概况。

　　2、各地造反派走向分裂的原因。

　　3、对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评析。

　　四、武斗是两派以及造反派之间斗争的极端形式。

　　1、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2、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3、派别武斗在文革进程中的影响。

　　五、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1、毛泽东对待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基本态度。

　　2、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

　　3、纠“左”是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

　　六、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七、对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评析。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处理两派斗争及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上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出浓厚的“左”的倾向，严重干扰、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批评、纠正造反派发生的严重错误，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好两派以及本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将文革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由于进入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文革业已全面发动起来了，因而适时停止革命师生的大串连，转入本单位的夺权斗争，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要求。这样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停止造反派的大串连说起。

　　一、停止造反派大串连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进行的革命师生大串连，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背景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为将文革星火传播到全国各地兴起的红色旋风。这个时候的大串连推动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的到来播下了火种。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工人、农民登上文革舞台，投入到夺权斗争中。文革由全面发动进入到夺权阶段，这个时候停止大串连，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迫切要求。

　　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到来前夕，由于气候转冷以及年底运输紧张等原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暂停大串连，以待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进行串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草案）》，批示：“退总理照办。”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1]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通知对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2]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这两个通知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出的。通知说明了暂停串连的原因，对暂停串连的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指出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吃饭、乘车不再免费。这是为暂停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串连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即便如此，不能免费乘车、吃饭了，还是有许多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在全国各地进行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停止串连，返回原单位进行文革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3]

　　二月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出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大部队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犯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4]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上指示：“照办。”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周恩来在送审这个通知时附信说：“为争取早一点发表，特以传阅件送上，请予审批。”同日，毛泽东批示后，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5]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暂停串连，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发扬长征精神在进行步行串连。鉴于这种情况，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才又发出通知，取消了一九六七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不论乘车还是步行，全国一律停止串连，外出人员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三月十九日的通知，就是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于停止大串连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这就是结束串连，返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不仅要求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是这样，即便是到处地串连的职工以及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也是要求他们迅速返回本地，参加本单位的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凡是目前已经回到原调出地区的职工，应该迅速返回内地和边疆。调出和调入地区的有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如已安排工作的，仍应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返回内地和边疆，任何单位不许留用。[6]

　　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7]

　　从中我们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处出串连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还是离开原地的职工和知识青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要求他们结束串连，返回本地，到原单位参加运动。这是因为在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通过串连为文革宣传造势的任务业已完成了。这个时候从文革有序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参加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斗、批、改。否则的话，如果他们仍然留在外地不归，不仅会对外地也会对本地、本单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不利影响。这样也就难以将文革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防止混乱、失控局面的出现。因而这个时候要求在外地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职工和知识青年返回本地、本单位参加运动，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二、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本来，造反派是与保守派相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揪斗党内走资派方面，造反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内部却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发生了分裂，甚至酿成大规模武斗。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不仅在各地造反派中具有代表性，还对各地造反派内部关系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做起。

　　1、北京造反派学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

　　我们这里说的造反派学生是指高等院校造反派和中学造反派，他们又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虽然他们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遭到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与打击，保守派学生也与他们进行对峙，在学校中他们并不占优势，但是在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传出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造反派学生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却在斗争中走向了分裂。造反派不仅在高校和中学形成了两大派，即便是在每个学校内部也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派组织。一般情况下，学校内部的这两派造反派组织旗鼓相当，不分上下，难以联合起来。在高校、中学形成的两大派组织在夺权和时势的发展上矛盾重重，彼此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高校造反派内部两大派组织与中学造反派内部两大派组织之间彼此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给首都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不少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学生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的。此前形成的一司、二司和三司，总的来看不过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结成的不同组织。虽然有些造反派也参加了一司、二司，但是一般来说一司、二司保守色彩浓厚，属于保守派联合组织，三司造反精神鲜明，属于造反派联合组织。三个司令部的成立，是保守派和造反派而并非造反派之间对峙的反映。造反派学生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走向对立、发生分裂的。这对首都乃至全国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

　　北京高校造反派以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五所大学为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是这五所大学的风云人物，被称为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本来，地院的红卫兵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后来由于朱成昭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运动的潮流中被淘汰，王大宾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地院红卫兵的领袖了。这些造反派红卫兵是在与学校党委（工作组）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又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展壮大的，他们在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中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推动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走向了分裂，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1）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天派和地派的分裂已经初见端倪。

　　天派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为代表，地派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代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的夺权上开始表现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日报》的夺权问题上，北航红旗与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产生了尖锐对立。在教育部的夺权问题上，北大红旗兵团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严重对抗，并发生了武斗。一月三十日，在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与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区造反，要接管分局时，与早就参与公检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一千多名警察，抓了一百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分裂倾向愈来愈明显。[8]

　　从中我们看到，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的问题上，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和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彼此之间还出现了武斗的迹象。在石景山区造反的问题上，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石景山区的造反派和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不仅如此，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北京三司连续发出的几份通知中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二十一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一号通告称：“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一月二十三日，三司发出第二号通告称：“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在六月五日写了一篇《周恩来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1月17日又去捣毁周总理即将去参观的红旗大队的展览会等等。……决定开除北外六一六红卫兵。”一月二十三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三号通告称：“我司令部所属‘文艺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许多坏事……现开除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出司令部。”一月二十四日，三司发出第四号通告称：“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于（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抢了三司的大印，长期不予归还，最近又炮打周总理、康生同志等。我们相信政法兵团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因此责成政法兵团开除刘富元、顾家桂，彻底整顿革命组织。”[9]

　　从三司发出的这几份通告中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在当时不过是处于隐性状态，尚未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随时会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外六一六、政法兵团还将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负责人周恩来、康生，这显然是一种极“左”的倾向，因而三司才对他们的言行予以批评、谴责。这是北京红卫兵在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的重要表现。

　　（2）以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分化中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为了使高校造反派在新的条件下能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争取、分化保守派，以便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于是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10]

　　红代会成立后，就是要致力于红卫兵的联合工作。不仅要使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也要争取、团结保守派红卫兵，以便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三月八日，红代会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红代会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经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再以三个司令部的名义进行活动，三个司令部的一切公章一律宣布无效。”[11]

　　从中可以看到，成立红代会就是要使不同派别的红卫兵能够在这种组织形式下，通过协商、讨论，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化解分歧和矛盾，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事与愿违，造反派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甚至酿成了武斗。这在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先看民族文化宫事件。这个事件是由于民族文化宫内部东方红和二七兵团在夺权上的分歧引发的。民族文化宫内部两派在夺权上的斗争，将北京高校许多造反派卷入进来，形成了两派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这场北京当时规模最大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场，数百人受伤，进一步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对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怀。四月四日，二七兵团联合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简称人大“三红”）、中央民族学院抗大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批展联委会（即批判原来在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览”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于四月五日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遭到民族宫东方红的强烈抵制，大会横幅被剪掉，麦克风被抢走。

　　四月八日，民族宫东方红联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等数百人将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民院抗大等强行驱出民族宫。接着，双方都向民族宫调人增援。支持民族宫东方红的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教育部延安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农机红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来了约三千人，支持民族宫二七兵团的民族抗大、北石大庆公社等也来了一千多人。双方混战一场，数百人受轻伤，十余人受重伤。地院东方红和师大井冈山这一边人多势众，武斗中占据优势。

　　据四月十一日的地院《东方红》报称：“4月8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胜利。”[12]

　　从中我们看到，民族文化宫事件是由于其内部两个派别——东方红和二七兵团在夺权上的矛盾引起的。东方红未和二七兵团联合就夺取了民族文化宫的大权，引发了二七兵团的不满。于是二七兵团就联合外部造反派在民族文化宫内以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示威，遭到了业已夺权的东方红的抵制和冲击。不仅如此，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又联合外部造反派将二七兵团及其支持者赶出民族文化宫。双方为此调兵遣将，混战一场，造成了严重后果。

　　民族宫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及首都红代会迅速作出反应。

　　当天下午，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意，签发了两项命令：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13]

　　这两项命令就是要求双方脱离接触，不准武斗，双方各自保留证据，在红代会主持下，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应该说，这个命令还是公正的。但是，由于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参与者，这两项命令是在没有征求大家意见的情况下以红代会的名义发出的，因而尽管这两项命令是在经过戚本禹同意后下发的，却仍然遭到了地院东方红的抵制。不过，从策略考虑，他们避开了戚本禹，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聂元梓、蒯大富。地院东方红在命令发出后当即发表严正声明：

　　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

　　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至四月八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态继续扩大，民族宫警卫排的解放军战士向武斗双方宣读“军委八条命令”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款，学生们则回以“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到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四月九日上午，双方陆续撤出民族宫。民族宫事件将北京高校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14]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以民族文化宫事件为标志，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武斗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事件不仅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了，而且还开创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武斗的先河。围绕民族文化宫内两派的斗争，北京造反派学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不过，民族文化宫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下，从外部造反派能够撤出民族文化宫来看，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斗争中的造反派还是具有号召力的。

　　我们再来看发生在北大校园的四一一事件。这个事件是民族文化宫事件的延续。起因是，地院东方红等学校的造反派以新北大公社藏有民族文化宫展览会的材料为由，到北大质问并要求交出所藏材料而引发的又一个事件。

　　四一一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月十一日下午，地院东方红、北京邮电学校东方红、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等派出六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校园。地院东方红批评民院抗大在民族宫事件中从展览会抢走部分材料，后转给了新北大公社，他们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这些材料，并要求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进行辩论。双方在北大校园内发生冲突。当天夜里，地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又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夜里一点，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闻讯后，打电话传达三点指示，要求双方停止武斗，脱离接触，但未能凑效。十二日凌晨，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数千人在北大校园里斗争了北大两名学生，后又将两人抓到地质学院。下午，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四月十二日晚，北京大学校文革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会上说：“（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

　　人大三红、民院红卫兵总部和抗大公社、矿院东方红反到底兵团、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追穷寇第四野战军、中央统战部11·4红旗战斗队、中央民委工农兵革命造反大军、高校出版社鲁迅战斗队和前进战斗队、中央民族歌舞团32111造反战斗组、民族宫二七兵团等单位，以及天津、郑州、洛阳等地来京一些群众组织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

　　同时，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发表了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声明，如林院东方红在四月十二日发表的严正声明中说：“我东方红公社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混蛋在4月11号晚公开分裂红代会，挑起大规模武斗，打伤许多我东方红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邮电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并砸坏许多广播车，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坏蛋罪责难逃，绝没有好下场。”地院东方红还和工大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农大东方红等十五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战友的公开信”，题为《愤怒控诉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化的法西斯暴行——记四·一一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四月十四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开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诸于世。严正声明中说：“最近在新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反对谢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击兄弟组织的歪风。”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让，当天就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发出针锋相对的严正声明，说以红代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以没有得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校驻红代会代表聂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这个所谓‘严正声明’对我校完全没有约束力。”新北大公社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并为此向对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大公社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谢富治同志如果有缺点错误，是完全可以讨论批评的，这并不等于反对谢富治同志，更不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别想在这个问题上捞一根稻草。”这表明，新北大公社与谢富治的矛盾在这时已经产生，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北大公社还多次向谢富治发难。[15]

　　从中可以看到，四一一事件是由地院东方红等造反派到达北大校园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藏匿的材料引发的。这是双方在民族文化宫事件上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地院东方红到达北大校园进行质问，新北大公社则发起了反击，进而造成了大规模武斗。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停止武斗的电话指示并没有凑效，武斗仍在进行。他们互相攻击，唇枪舌剑，在激烈斗争中将许多北京高校造反派也卷入进来了。这些造反派或者支持地院东方红，或者支持新北大公社，逐渐形成了互相对峙的两个阵营。

　　为了打压对方的气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造反派将新北大公社攻击谢富治、影射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也揭发出来了。新北大公社则是将对谢富治的正常批评与反对谢富治区别开来，说他们对谢富治的批评并不是反对谢富治，也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从原则上说，新北大公社的辩驳并非没有道理，在文革阵营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就是文革的应有之义。这里的问题是，谢富治坚定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是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领导干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对谢富治有不同意见当然可以提出，但是从谢富治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来说，还是要注意提出意见的场合和方式。新北大公社显然不是这样，而是既不分场合也不讲究方式就将他们对谢富治的意见抛了出来。即便撇开他们对于谢富治的成见不论，从方式上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地院东方红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是为了在论辩中能够占据上风，但是他们对新北大公社进行的批评却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不过，他们闯到北大校园寻找材料的作法，会进一步激化造反派内部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矛盾，致使造反派的团结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此，他们又是讳莫如深而缄口不言的。批评对方的错误，掩饰己方的不当行为，进一步反映出派性意识在作怪。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发生前后，北京高校造反派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分裂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从四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尖锐化，期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四月三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生武斗。四月四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四月十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四月十一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四月十二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四月十三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二十九人。同日，北京化织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四月十九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愈来愈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地院《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摩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邮电学院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业学院鲁迅公社、中央美术工艺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

　　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业学院东方红、矿院北京东方红、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革造、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

　　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营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16]

　　其实，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这三个天派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也并非一开始就紧紧抱团的，而是后来在斗争中协调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凝聚起来的。这样就形成了以这三个组织为代表的天派。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最初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四月十四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

　　这样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17]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和冲突不断，逐渐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将许多北京高校造反派卷入进来，逐渐形成了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最终造成了高校造反派的分裂。

　　（3）天派、地派角逐下的各校内部的两派斗争。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逐渐形成两大派的同时，各个高校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也相继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四月十四日，清华井冈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来，成立了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从此，清华园内开始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从文斗到武斗，从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宣传队进清华。

　　北大校园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聂元梓、反对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谓井、红、飘、O、团五大组织，后来五大组织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联合组织为与新北大公社相对抗的井冈山兵团。

　　北京高校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有些学校是在两大对立的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些小组织，但这些小组织基本上也是分别倾向或依附于两大组织的。有少数学校情况比较特殊，如北航、体院、矿院、农大、地院、师大、北邮等，虽然也有反对派的存在，但力量对比悬殊，在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一派的天下。[18]

　　从中我们看到，在高校造反派形成天派和地派两大对立组织的大背景下，除少数学校一派独大外，绝对多数学校的造反派内部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即便在这些学校中存在一些小组织也是依附于这两大组织的。高校造反派的分裂与各校内部造反派的分裂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却具有密切的联系。各校内部造反派的分裂是高校造反派分裂形成天派和地派的基础和条件，天派和地派的形成又进一步激发了各校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在相互作用中使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高校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为标志，高校造反派在斗争中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了天派和地派。与这两大派同时存在的还有造反派在各校内部形成的两派斗争。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3、北京中学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中学造反派和高校造反派虽然处在不同的学段上，所在学校也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联系和影响的。这是因为他们都处在造反的位置上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有时候还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的缘故。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也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渐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中学的老红卫兵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在校内，对社会上影响不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江青、谢富治接见中学造反派时说：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三月以后，中学都开始军训，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大力强调联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和四日，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四月三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军训解放军在北京中学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有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在这个讲话中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观点。”“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傅崇碧、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这次讲话使中学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于是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很快就上了街，有的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19]

　　从中我们看到，由于联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且在中学生中影响很大，因而江青提出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进行斗争。转入军训以后，军训团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这在江青、康生的讲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康生、江青讲话以后，中学造反派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将矛头指向了卫戍区及其军训负责人。这样又引发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隐忧，于是他们就出面发表讲话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反军苗头。

　　四月四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是说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说：“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他们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搞班级大联合。这次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鼓舞，他们坚持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班级大联合没错。[20]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是文革发展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反复强调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行动的。

　　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在军训过程中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如果这些造反派组织在军训团反复要求下，屡教不改，派性作怪，任意行事，破坏大局，解散这些组织就势在必然，无可厚非。当然，从程序上来说，还是应该与中央文革小组沟通一下为好。从江青、康生批评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来看，似乎并非是这样。看来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是在没有耐心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的。

　　这样就导致了中学造反派的不满，于是才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致使军训遇到很大困难，引发了反军风潮。正是因为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才在讲话中对中学造反派提出了批评，要他们注意方式、方法，要他们妥善处理好与军队的矛盾。

　　从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既批评了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又批评了造反派的反军行动，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则是统一的。批评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是因为他们打压了中学造反派；批评中学造反派，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反军的行动。在这方面，双方都是存在错误的。只有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才能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斗争。

　　中学造反派与军训团存在矛盾，在如何处理他们与军训团的问题上，中学造反派内部由于意见分歧分裂成两派。这说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派性而非大局出发来行事的。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在实际行动中处于维护本派的利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进行了曲解，只引用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话语，避开对自己一方的批评，为派别行动进行背书。这样也就难以真正领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精神，在文革的行动上走入迷途。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中学造反派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两大派。四三派是中学中造反最坚决的一批组织，他们对军训以来一些学校的军训团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不满，认为军训团右倾，后来发展到公开炮打李钟奇。四三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北大附中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六中红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电校井冈山等。江青在四月三日的讲话中提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使这一派学生大受鼓舞，一些已经解散的组织又重新树起旗帜，拉起山头。有些学校的四三派（如电校井冈山、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等）还公开声明退出了军训。

　　四四派在中学造反派中占多数，他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要搞好军训、搞好大联合的讲话是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四四派一般出身较好，同军训团的关系比较融洽，不同意四三派对联动成员和老红卫兵的过分的批判和斗争，因此，有些四四派组织也被四三派骂为联动或联动的帮凶。四四派中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二十五中东风、新六中红旗、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电校红旗公社等。

　　从两派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数较多一些。在文革前的运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及其家庭饱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初起时，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他们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较强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较为激烈。《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一文则反映了四三派学生中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称四三派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断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21]

　　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四三派、四四派都是中学造反派，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却由于意见分歧发生了严重分裂。北京中学红代会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两派在中学红代会中的力量对比也是不平衡的。两派不仅在红代会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还波及到了整个中学乃至于高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四四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负责人和多数成员属于四四派。四月下旬，中学红代会作出决定，不承认六中红旗等四三派的十一个组织，吸收与这些组织对立的四四派组织加入了中学红代会。已经加入了中学红代会的四三派组织，为了与四四派相抗衡，组织了四三串连会，在北京市各中学造反派中进行串连，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攻势，组织各种活动，与被四四派掌握了实权的中学红代会对着干。

　　中学四三派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四月十九日，由谢富治指示成立，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八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的中学运动调查组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和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北京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五月九日，清华井冈山与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八百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22]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两派成员的出身有所不同，四三派成为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四四派成为造反派中的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批评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还是批评反军的造反派，都是从大联合出发采取的反右纠“左”的行动。但是，这两派组织却是从派性出发，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各取所需，为自己的派性行动寻找依据。这样就曲解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本意，致使文革的方针政策难以得到真正落实，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就无法妥善、有效地加以解决，严重影响到北京中学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4、对北京造反派学生走向分裂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高校造反派以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为代表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则是在斗争中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内部的造反派也分裂成两大派以及不同的派别组织。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但是在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走向了分裂。这是令人痛惜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立场的变化，乃至利益上的纠葛，从与走资派进行斗争转移到为了小团体乃至个人利益而奋斗。这是因为他们昧于当前文革发展的大势，难以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思考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则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缘故。他们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为指导，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而是由于认识的不同和利益上的冲突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最终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

　　客观地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在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并采取妥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将其尽早消灭在萌芽状态。造反派应该首先认识到，他们与保守派不同，在批斗党内走资派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在这一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才产生的。这是他们能够化解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为此，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妥善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而不能固执己见，意气用事，更不能大打出手。

　　由此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北京出现造反派的严重分裂，是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映。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派别斗争上。这样他们就从参加文革的正义斗争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呈现出“左”或“左”而实右的倾向，造成了造反派之间的内卷化，酿成了造反派的分裂。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造反派之间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分裂，是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进行解决的。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造反派中间有着号召力，但是在派系纷争面前，这些造反派却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采取了淡然的态度。不论是高校造反派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消极执行，还是中学造反派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的各取所需，除了认识上的因素以外，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是从派性而非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来展开行动的。从这里来说，北京造反派是按照其自身愿望而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来行事的。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仍然残存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对他们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他们盲目冒进，甚至大打出手，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北京造反派又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能够及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导，但是却仍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严重不足。由于北京造反派在大串联时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并与各地造反派取得了密切联系，同时各地造反派也建立了驻京联络站且与北京造反派又能够进行直接沟通，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会对各地造反派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对于北京文革，也对全国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如同北京造反派学生一样，在夺权中走向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1、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概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裂。最先建立革委会的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五个省市自治区，虽然也出现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的分裂，但是总的来说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中，造反派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因而在夺权上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省级革委会在这六个省市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来了。其它省市自治区则并非是这样。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和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影响，建立省级革委会却是遇到了重重困难。既然这样，那么各地造反派分裂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对其中一些省市自治区造反派的分裂状况进行简要介绍，同时还附带对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情况予以说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吉林省长春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二总部）等六十二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夺权大会。随后，长春市二总部与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夺取了吉林省委的大权，接管了省人委、长春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但是，夺权后不久，造反派就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吉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等于二月宣布退出二总部，另行组织了长春公社。到二月下旬，长春市形成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与二总部为一派，也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称为公社派），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形成长期武斗的局面。[23]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广东省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广东省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夺取了广东省委的大权。由于在夺权上意见不一致，夺权后不久就出现了分裂：省革联的人说夺权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驻穗联络站在内的反对派则把这次夺权说成是假夺权。二月十九日，广东五万多反对省革联的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扬言要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四十多个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筹委会）。至此，广东出现互相对立的、跨行业的两大派群众。[24]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陕西省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确定由陕西师大、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国语学校的造反组织和红造司等夺西北局的权；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夺省委的权；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造反组织夺西安市公安局的权。之后又吸收工联、农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成立了各级接管小组。陕西省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分裂，以西安交大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军电、西工大为首的西派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夺权后未能成立临时权力机构。[25]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首，联合安徽省塈合肥市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军区的指挥下，夺取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宣布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联合总指挥部（后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二六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意见分歧，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好个屁，后来人们将这两大派分别称为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武斗。[26]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江苏省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开会决定成立江苏南京地区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简称筹委会），负责各造反派组织的统一行动。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三百余人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馆开会，省红总为首的一派与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夺权方案达成共识。一月二十五日，省红总等造反组织决定抢在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一派前进行夺权。省红总等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及三个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夺权指挥部。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夺权指挥部决定调动一万多人，冲入江苏省、南京市机关，宣布夺权了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大权。由于夺权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江苏省的范围内并没有联合起大多数造反派。参加夺权并掌握大权的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立即发表紧急声明，不承认夺权行动，认为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好个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为好派和屁派。[27]

　　一九六七年一月，由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大联委（全称为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内部矛盾冲突不断，一月二十二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新云南）。在不断分化组合中形成云南省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当夺权风暴刮到云南时，两大派便各自为政，争相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新云南所属造反派组织兵分两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八时，昆明大联委又召开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活动中，双方发生对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联委派抢走。夺权之后，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大辩论。[28]

　　一九六七年初，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夺权过程中与浙江大学红暴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首的一批人组织成立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与省联总相对立。此后两派发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29]

　　一九六七年一月，宁夏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二十二个群众组织，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夺取了宁夏自治区区委、人委、银川党委、人委的党政大权。此后，参加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分化。三月十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成立。三月十八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宁夏开始形成两大派群众对峙的局面。[30]

　　一九六七年初，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以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一方和以红卫兵总部为另一方的两大派。在夺权运动中，两派斗争相当激烈。一月四日，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封闭了实际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里的《青海日报》，改为无地方稿的《新闻电讯》版。八一八派于一月十二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报》，并将《新闻电讯》版改为《特刊》。一月十五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告新生的《青海日报》正式出版。一月二十三日，八一八派又相继夺了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派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3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辽宁省辽宁大学八三一群众组织与一部分观点相同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了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月三十一日，由二十四个群众造反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三时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省的夺权并不成功，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让。二月十六日，辽宁省塈沈阳市二十多万群众，代表全省七十四个群众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举行集会，宣告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成立。五月十日，一些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在沈阳南站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至此，辽宁省形成了八三一、辽联、辽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32]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甘肃省造反派联合组成的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省人委的权。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激化。五月初，红联产生了分裂，原红联内的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杀出红联，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33]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活动，是围绕着《内蒙古日报》展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简称东方红）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夺了报社党、政、财、文各项大权，停止了《内蒙古日报》的出版，代之以《东方红电讯》。

　　当时内蒙古已成立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无产者）、呼和浩特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呼三司）等全区性组织。工农兵、无产者与呼三司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工农兵、无产者指责后者为大杂烩，而造反精神更强的呼三司则将前两者视为保守派。

　　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在《内蒙古日报》社进行了又一次夺权。一月二十三日，无产者出版了黑体字作报头的《内蒙古日报》（新一号）。东方红串连呼三司酝酿再次反夺权。这期间，报社发生多次武斗事件。[34]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就分裂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两大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数十人被打伤。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并占据。一月十九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夺权。

　　一月二十四日，由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四十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构的一切权力。同日，重庆市造反派在外地来渝串连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谓重庆市的保皇四军——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军。二月八日，四十六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于造反派在权力分配中意见分歧，后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35]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湖南省各派群众组织开始夺权。《湖南日报》社内部群众组织宣布夺取报社内部领导权。湖南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抬走人民委员会存有印鉴的保险柜，声称夺了省人委的权。一月十五日和二十日，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长沙市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湘江风雷分别召开批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湖南也出现了两派斗争的局面。[36]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并非个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以上资料还远不是全部，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性事件而已。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无疑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同时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实，不仅造反派发生了分裂，而且群众组织此前也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派在在全面夺权阶段也发生了严重的对峙与斗争。比如，四川产业军和红成、川大八二六，武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河南十大总部和二七公社等等。虽然造成群众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论是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都是严重削弱了群众的力量，致使他们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遇到了很大困难。文革的时间也由此不得不进一步延长。

　　2、各地造反派走向分裂的原因。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各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严重分裂并非是局部现象，而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造反派在夺权中出现分裂是由于他们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引发的。一般来说，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一种正常现象，这并不意外。这里关键的问题并非是造反派之间是否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是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也就是说，是将这些分歧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还是任其发展导致造反派走向分裂。

　　本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经反复告诫造反派，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仍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不断加剧并最终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造反派队伍中。这是为什么呢？

　　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主要的不是表现在要不要夺权，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夺权上。因为要不要夺权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是表现在这个方面，而是表现在如何进行夺权上，即是不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以及夺权后本派乃至个人在革命委员会地位的分歧和矛盾上。在这方面，造反派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本位主义、小集团利益及其狭隘的眼光在斗争中暴露了出来。

　　造反派之所以被称为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在揪斗党内走资派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在这个立场上是一致的。这是造反派的鲜明特点，也是他们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既然他们有着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一致立场，但是在夺权过程中却又发生了严重分裂，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他们在争夺夺权行动的主导权。究其原因，或者是认识问题，或者利益问题，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具体表现在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还是由本派进行夺权，以及夺权后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所处的地位上。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还是由本派进行夺权，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中处于主要地位；夺权后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位置，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中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谁在夺权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那么在革命委员会中则会拥有与其在夺权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地位。如果在夺权中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那么就难以为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理直气壮地争取所希望的地位。一句话，在夺权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在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份额。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因而在夺权过程中，无论造反派中的哪一派都想在夺权中起到主导性作用，以期能够在未来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中获得更大的优势。造反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分裂的。

　　其实，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在夺权过程中不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而是从小团体利益、狭隘的视野出发造成的。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立足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克服小资产阶级情绪，消除派性观念，既要在大联合中夺权，又要在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应该看到这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他们彼此之间在立场上还是一致的。为此，就要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民主协商中达成一致意见，以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实现造反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能以此为由随意给对方进行定性、扣帽子，策划重新夺权，造成造反派的分裂，进而酿成武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

　　总之，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上的因素，又有利益上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而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派性作怪造成的。造成分裂的后果，造反派成员虽然应该承担重要责任，但是其头头无疑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们存在的这些弱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3、对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并非个别行为，而是普遍现象。他们之所以走向分裂，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在夺权中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没有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造成的。既然这样，那么造反派的分裂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不仅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还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向党内走资派进行造反的。这本是正义的行动，但是造反派却在夺权斗争中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走向了分裂，甚至大打出手，进行武斗。这样就严重淡化了他们行动的正义性，使人们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质疑，严重削弱了造反派在社会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还面临着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和其他人及其支持下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只有在联合斗争中才能显示出力量，完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布置的夺权和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任务。遗憾的是，他们却走向了分裂。这样也就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难以在斗争中一致行动，冲破党内走资派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及时将文革推向前进。

　　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严重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在向党内走资派的夺权上是具有一致性的。本来他们应该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甚至还发生了武斗。这并非是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是双方或一方不顾文革发展的大局，从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出发进行无原则的争斗造成的。由于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进行的主导力量，因而不论是学生造反派、知识分子造反派，还是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他们在夺权中关系的恶化，甚至大打出手，都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这是由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所起的主导作用决定的。因而我们说造反派之间出现的分裂和武斗，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还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以及文革的顺利进行。

　　造反派之间出现的斗争与分裂，致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得不延长。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预计夺权会在二、三、四这三个月决定胜负，看出眉目来。后来又延长到了五月份，说至少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但是却仍然没有看到眉目。毛泽东认为这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人为捏成的大联合还是要分裂，于是就只是促，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进行因势利导，不再捏了。[37]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没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了分裂乃至发生了武斗造成的。正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才使得原先预计要用三、四个月来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建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却用了二十个月，全面夺权阶段所用的时间就是这样才不得不延长的。当然，全面夺权阶段时间延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和矛盾，无疑是导致其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不仅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还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延长了全面夺权和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间。造反派没有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在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意见不一，反映出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之间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集团的狭隘观念。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离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存在很长的距离。

　　四、武斗是两派以及造反派之间斗争的极端形式。

　　文革发动之际，就已经出现了武斗的形式。虽然“十六条”中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后来也多次在谈话中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38]但是这个时候各地仍然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武斗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这种武斗不仅发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也在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从武斗的规模及其破坏程度上来说，尤以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为重。这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1、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文革开始以后，首先在学校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随后在工厂、机关中也出现了这两派群众组织。随着文革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严重的武斗。

　　两派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起来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发生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39]在此前后虽然也出现过武斗，不过是在局部或个别地区进行，从规模、范围、激烈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上来说，都是难以与这个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拟的。因而我们认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之间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两派武斗使用的工具，一般来说是冷兵器，但在一些场合双方也动用了机关枪、大炮，[40]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不过，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实施了“三支两军”，才遏制了动荡局势的蔓延，保障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

　　我们注意到，虽然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形成了两派，但是大规模的激烈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本来，两派都是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却发生了分裂，还大打出手，进行了严重的武斗。这是令人痛惜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双方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因为在具体利益上的纠葛，以及党内走资派为了自保，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的。

　　我们今天把两派群众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实当时斗争中的两派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诡异的是，保守派的行为虽然与造反派背道而驰，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打着造反的旗号，讳言自己保守派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当时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定支持造反行动的。这个时候打着造反的旗号，保守派就能够使自己在行动上居于道义的高地，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便于获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当然，至于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并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他们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是否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检验真假造反派的试金石。

　　两派本来都是由群众组成的，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发生了严重分裂，甚至还发生了武斗。比如，武汉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四川的保守派产业军和造反派红成、川大八二六，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和保守派十大总部，……等等。一般来说，对于两派出现的分裂和武斗，走资派及两派都是有责任的。那么，具体的责任归属又是如何呢？

　　虽然走资派是两派出现分裂乃至于武斗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是外因而非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而我们在分析两派分裂及其武斗的时候，就要把重点放到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而不是走资派身上。两派分裂及其武斗表明，他们大局观念不强，仍然在意气用事，为着小集团乃至个人利益自相残杀，党内走资派如同得利的渔翁笑嘻嘻地站在他们后面准备待价而沽。这是令人悲愤的事实，反映出当时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认识上的局限性。

　　既然这样，那么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此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呢？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确实出现过偏激、唯我独革、狭隘的宗派意识，但是从两派形成及其发生严重武斗的历程，保守派与当权派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保守派在两派武斗中的主导性态势来看，保守派特别是其头头无疑是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这不仅因为保守派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是由于保守派是在走资派支持下向造反派展开行动的。走资派这样做是要以两派冲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避免造反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进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两派分裂及其武斗的行动，群众之间的自相残杀，保守派为走资派火中取栗，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2、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本来，在批斗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方面造反派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之间随着分歧和矛盾的激化，不仅走向了分裂。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

　　我们知道，造反派是因为出现分歧和矛盾才发生分裂的。造反派走向分裂，一方面说明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不能有效管制、化解彼此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武斗是他们分歧和矛盾走向激化的极端形式，是在他们分歧和矛盾业已非常严重，且又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武斗，特别是人员的伤亡愈发激起了两派之间的对立与仇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演变来看，造反派走向分裂是其分歧和矛盾发展的低级阶段，造反派之间发生武斗是其分歧和矛盾发展的高级阶段。武斗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高潮。这不仅违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还将造反派存在的缺点、弱点暴露了出来，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也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不论是学生造反派、知识分子造反派还是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他们是推动文革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在走向分裂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这样就不仅使文革的发展呈现出曲折性，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还让人们对于造反派的行为产生质疑，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感召力。

　　由此看来，武斗实际上是造反派内部的同室操戈，不仅破坏了造反派的形象，还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造反派作为文革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在认识、利益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方向一致前提下的内部矛盾，本来是应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得以化解的。即便一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也要暂时管控分歧和矛盾容待以后解决，而不能任其发展随心所欲地进行武斗，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表明在文革发展的大局与其本派认识、利益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他们是从本派利益、任性而非文革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的。这是他们的悲剧、局限性所在。

　　3、派别武斗在文革进程中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武斗不仅发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同样也发生在造反派之间。他们之间的武斗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知道，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41]因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夺权斗争，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实际斗争中的群众却是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分裂，彼此之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这样就使得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各地群众变得四分五裂，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即便夺权以后，在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本来，人民群众是进行文革的基本力量，但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派别。围绕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同派别之间不仅意见不和，矛盾重重，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就使得省一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用了二十个月，而没有像毛泽东预想的那样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来。[42]

　　群众的分裂和武斗，不仅延长了全面夺权的时间，同时还严重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在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分裂以后，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各派群众之间因为大大小小的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以及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攻击、谩骂，使得他们难以结成统一的战线，形成一致的意见，以便于集中力量对准党内走资派，将文革进行下去。

　　群众的分裂和武斗，不仅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还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武斗是不同群众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恶性发展，不仅具有严重的破坏性，还使得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走向尖锐化，进一步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武斗中的伤亡会使他们对对方产生仇视心理，拉大、加深他们之间的鸿沟，激发他们的对抗情绪，致使本来就已处于对立状态下的群众更难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无疑会遇到更大困难。文革的进行就会变得举步为艰，文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也就由此酿成了。

　　群众从分裂到武斗，将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使得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异常困难。武斗是在不同群众之间分歧和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又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境地。这不仅严重延缓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步伐，严重削弱了群众在文革中的力量，同时也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不论是对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及文革的发展，都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五、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文革开始以后，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特别是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保守派和造反派仍然存在，而且在工农群众中也出现了两派对立的局面。由于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上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又发生了严重分裂。

　　一般说来，在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发现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那么，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两派群众，又是如何纠正这个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的呢？

　　1、毛泽东对待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基本态度。

　　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属性上来说，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保守派的行动则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反对保守派的行动。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支持造反派是以造反派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为前提的，如果造反派在行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则是要对其予以批评、纠正的；同样，反对保守派是因为保守派的行动是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并非是要排斥、打击他们，更不是要把他们消灭掉，而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予以批评、纠正，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其实，保守派（那时叫保皇派）和造反派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就出现了。这个时候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主要集中在青年学生、老师和知识分子中间，具体是在对待党委、工作组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作出了派出工作组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决定，这样围绕如何对待工作组就在学校师生中间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撤销工作组以后，两派的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是造反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逐渐居于上风，而保守派由于与中央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逐渐处于下风。这个时候毛泽东指出要妥善处理保守派的问题，还说要取消保皇派这个名称，当时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底下的学生。[43]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为了进一步团结保守派，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让他们放下包袱，及早转变过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两派并没有使用“保守”、“造反”这样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术语，而是用了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些中性的术语来对他们进行称呼。这是要解脱保守派，促进他们认识的转化，以便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到造反的队伍中。

　　此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校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保守派发生了严重分化，许多人转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这个时候虽然出现了联动这样的极端保守派组织，一时还闹得乌烟瘴气，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毕竟难成气候，最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造反派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了。

　　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到工厂、农村和机关、单位，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造反派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和分裂。这样两派之间的斗争就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表现了出来。虽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人民群众内部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产生的。

　　从两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从造反派内部各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支持造反派，但是对于他们在斗争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则是进行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由于两派以及造反派内部各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而这个时候就要从文革的大局出发，将保守派争取过来，解决造反派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在大联合中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2、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原先设想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却事与愿违，用了整整二十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于是就不再促了。当然，也并非袖手旁观，而是严密注视着文革的发展，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还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以便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造反派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在对待保守派和持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本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由于双方在造反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即便在现实斗争中存在不同意见，也要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而不应该一有不同意见，就闹分裂，另打旗号，互相攻击，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保守派的问题上，虽然两派此时在斗争方向上并不一致，但是也要看到保守派与造反派都是群众、阶级兄弟，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形成两派，正如毛泽东所说，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44]这不过是由于保守派群众一时认识的不同以及其它原因，致使他们站错立场，成立了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对着干造成的。这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严重障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群众不仅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也在发生进一步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在许多层面上发生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谈话中表露了出来。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王力后来也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45]毛泽东还反复谆谆告诫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46]

　　群众在夺权过程中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造反派要采取主动的、适宜的措施，做好对立派别的思想工作，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缓和矛盾，化解分歧，减少隔阂，扩大共识，以便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团结起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南昌同程世清等人谈话时说：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47]但是，遗憾的是，当时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还在不断激化，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这个时候不同派别之间围绕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发生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以哪一派为主进行夺权上（保守派往往也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夺权），还表现在革命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当时各派（以一九六七年六、七、八三个月为甚）进行了激烈的、此起彼伏的斗争，甚至大规模的武斗。从造反派一方来说，虽然他们在对付保守派方面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但是从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斗争状况来看，不论是对待保守派的态度、斗争策略，还是试图争取、团结以及揭露保守派少数头头与争取保守派群众等方面，都是做得很不够的。（当然，当时即便这样做了也未必会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是这样做了以后，毕竟还是为化解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不仅如此，还以牙还牙地向保守派发起了强势攻击。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从造反派这一方来说，无疑对此是负有严重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武斗，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在上海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才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48]

　　针对当时出现的两派斗争及其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这一天在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还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他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49]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时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江西与程世清等谈话时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潮——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时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50]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51]

　　从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分裂的情况是不满的，也是忧虑的。因为这种状况对全面夺权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在斗争的方向上存在重大不同，但是两派在根本利益（阶级利益）上还是一致的。造反派在斗争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以谁为主导进行夺权以及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因而造反派之间以及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激烈的斗争，不应是彼此进行殊死搏斗的问题，而是要透过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烟雾，真切认识到他们根本利益（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以灵活的斗争形式，适宜的策略主张，争取、团结、教育对方，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在这方面，造反派的行动显然与这一要求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为此进行的激烈斗争甚至武斗，一般来说，从造反派这一方来说就是“左”的行为。鉴于此，毛泽东才在对于斗争的双方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又采取果断措施实行“三支两军”，对于混乱的地区、单位、机关、厂矿、学校实行军管、军训，办学习班，纠正“左”的行为，防止局势失控。这是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3、纠“左”是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发展到大规模武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秩序，还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这表明文革的发展出现了脱离既定发展轨道的倾向，这个时候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就是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所做出的选择。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脱离文革既定发展轨道的倾向，既来自右的方面，也来自“左”的方面。在群众组织不同派别之间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无疑是两种错误倾向之一。这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这种错误不是要不要进行造反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造反的问题，如何在斗争中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关系的问题，具体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反映了出来。这些错误从性质上看，一般来说是“左”的错误；特殊情况下，则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

　　这些错误从性质上被定性为“左”的错误，是因为这是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犯错误的主体及其斗争方向上来说，对他们所犯错误做出“左”的定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形“左”而实右，指的是极左派以及打着左的旗号的派别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错误，实际上则是与右的错误没有什么本质性不同。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中看到，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左”的错误，显然已经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斗争乃至于武斗，不仅给文革的发展，也给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措施来纠正“左”的错误，清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六、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在全面夺权阶段，与造反派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同属造反派阵营的其它派别的造反派。造反派在与他们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那么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造反派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指示。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多次要求通过大联合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作出关于文革发展的其它重要指示。可是，投入夺权斗争中的许多造反派，却没有能够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是预谋由本派或联合少数群众组织进行夺权。这样就导致其它群众组织的严重不满，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夺权斗争。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不论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筹备，还是革命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一旦出现不同意见，或者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置三结合的大局于不顾，一味地大闹特闹，致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难以及时建立起来。他们没有在斗争实践中真正弄通毛泽东、党中央指示的真实涵义，或者是虽然明白了，却从本位主义出发，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而是自作主张情绪化地展开行动。这样就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难以真正落实下去。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时，对其中“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毛泽东阅后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就曾经以此来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情况。[52]

　　原因之二，在利益归属上本末倒置，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局与本派利益的关系，将派别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文革发展过程中，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在利益问题的处理上，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文革发展的大局属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本位利益则是属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倒置状况。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是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的。这个时候就要处理好本派利益与文革发展大局的关系。当本派利益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现矛盾的时候，本派利益要服从并服务于文革发展的大局，而绝不能将本派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可是在实际斗争中，不少造反派组织及其头头却是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本派利益与其它派别打得你死我活，致使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文革发展陷入严重的派性斗争之中，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就愈发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世界观上来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心灵深处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缘故。这样也就暴露出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造。

　　原因之三，没有真正认识到不论是与其对立的保守派，还是同处于造反行列的其他造反派，都是基层群众，彼此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虽然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还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在这两大派内部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他们或对立，或联合，或文攻，或武斗，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着尖锐、激烈、此起彼伏的斗争。即便如此，在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也是应该首先看到这些组织是由群众组成的，除去里面的少数坏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争取过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有着共同根本利益的缘故。当时之所以发生具体的冲突和矛盾，不过是由于他们昧于彼此之间的根本利益，从私利出发被走资派或其他人鼓动起来同室操戈造成的。为此，就要求进行斗争的造反派抛弃派性观念，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增进共识，使这些组织从对立走向联合，而不是无休止的攻击、谩骂，甚至于武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原因之四，文革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还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在哪些环节上可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又如何进行解决，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其头头，乃至于中央文革小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定程度乃至局部的混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这些错误发生的历史条件，也要通过这些错误来反思造反派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既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就漠视造反派应付的严重责任，也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错误，就无视这些错误存在的历史条件，否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历史作用，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对于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样既不会因为造反派犯了错误就否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也不会因为要肯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就回避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同时又使得造反派能够反省自身，纠正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原因之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毛泽东曾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53]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运动都是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群众运动，焕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激情，投入到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行文革，不能不搞群众运动。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群众运动虽然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但是其自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其头头，在群众运动中都会发生不少问题的。群众运动往往不搞是不搞，一旦搞起来又容易导致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把造反派及其头头所犯的错误放在群众运动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他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不仅与他们自己有关，也是与群众运动这种方式存在密切联系的。

　　以上我们对于造反派在处理对立群众组织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分析。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就是造反派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重要指示，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局与本派利益的关系，将派别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与其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文革是前无古人的革命，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在这些因素中，既有造反派自身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存在复杂的历史原因。不过，即便存在一些客观因素，造反派的行为还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些教训不仅存在于造反派中，也同样发生于保守派中。由于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的是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因而就没有对保守派在这方面的错误作出进一步的剖析。这并非说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错误，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这里要予以说明的。

　　七、对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评析。

　　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对立派别包括保守派和与其处于造反行列的其它造反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趋于激化，并发生了严重的武斗，许多厂矿、单位、机关、学校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组织，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致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延长。

　　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基本状况来看，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先锋，工农群众是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在这个阶段，不同派别之间发生的对峙、争斗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都是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本来，按照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要求，他们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后在协商的基础上组建革命委员会。遗憾的是，群众在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这两大派内部又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组织。许多组织在斗争中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了本派别的利益与其它派别进行厮杀，对社会稳定和生产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处理对立派别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发生在他们与保守派之间，也在他们与造反派的关系上表现出来。是联合还是对立，是争阶级利益还是争派别利益，是进行文斗还是武斗，不仅是造反派在斗争中应该遵守的准则，也是检验他们斗争品质的试金石。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错误，具体说来就是在斗争中违犯了这些准则造成的。

　　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固然有走资派的挑拨以及其他人鼓动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外因，并非内因。内因就是造反派自身缺乏理论武装、革命自觉性和纪律性，即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所致。从不同群众组织的形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武斗来看，在相当程度上说，当时参加斗争的群众对于文革的认识是肤浅的，对不同派别之间进行争斗的判断是狭隘的，对这种争斗给文革发展造成影响的认知也是错误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参加斗争的群众特别是其头头对于文革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思考。同时文革也不像以前进行的群众运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是由群众自发结成组织开展起来的，因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说明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斗争的政策、策略上，对参加文革的群众都需要进行启蒙式教育，使他们在斗争中抛弃偏见尽快地成熟起来。

　　群众之间组成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出现了重重的矛盾，相互之间发生了争斗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严重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这样就便于有些人利用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渗透，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从而达到保护自己，使文革走过场的目的。这样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文革在工农群众自身发生分裂难以在斗争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就给文革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总之，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错误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得群众难以团结起来显示出力量，还进一步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混乱，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时间，致使这个阶段文革的进程显得更为曲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这种教训不仅仅是造反派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守派的责任更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大规模进攻，意图剿灭造反派，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不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人民群众组成的组织，在根本利益上（即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不是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挥戈向内，对着自己的阶级兄弟开刀，在自相残杀中使得不同派别群众的联合更为困难，留下了更为沉痛的教训。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52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6]，第121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7]，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9页；[38]，第1430页，1437页，1439页，1472页；[39]，第1490页，1509页；[42]，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5页；[43]，第1439页至1440页；[45]，第1472页；[49]，第1500页，1501页；[50]，第1504页至1505页；[51]，第1508页；[53]，第1505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7页；[2]，第20页；[10]，第58页；[44]，第119页；[47]，第122页；[48]，第117页；[52]，第141页。

　　5、《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0]，第190页。

　　6、《<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8]，第490页；[9]，第490页至491页；[11]，第491页；[12]，第491页至492页；[13]，第492页；[14]，第492页至493页；[15]，第493页至495页；[16]，第495页至496页；[17]，第496页；[18]，第497页；[19]，第497页至498页；[20]，第498页；[21]，第498页至499页；[22]，第500页；[23]，第402页至403页；[24]，第405页至406页；[25]，第406页；[26]，第409页，410页；[27]，第411页至412页；[28]，第412页至413页；[29]，第416页；[30]，第416页至417页；[31]，第417页；[32]，第418页；[33]，第419页；[34]，第422页；[35]，第424页；[36]，第427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第267页；[4]，第289页；[6]，第312页；[7]，第313页；[41]，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