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驭剑士觉醒叫什么（dnf驭剑士觉醒任务在哪接）

2022年第 32期·总第 380期·

鲁迅与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标杆和“方向”，他们都以对中国农村精确、深刻的描摹而见长。鲁迅主要以启蒙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农民——他们（如闰土、祥林嫂等）麻木、愚昧；而赵树理则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写出了解放区农民的新面貌——他们开始觉醒，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赵树理的作品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的启蒙思想。

《阿Q正传》影响了赵树理的人生抉择和文学创作。赵树理在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读到《阿Q正传》后，就深受启发，决定回到家乡，从事改造农民思想的革命。赵树理甚至将《阿Q正传》作为在农村宣传新文学的武器，跟封建思想浓厚的父亲赵和清老人宣讲。1933年，赵树理在太谷县北洸的县立第五高级小学任教，据同事张启仁回忆，“赵树理最喜爱的现代作家是鲁迅，最爱读的小说是鲁迅的《呐喊》。特别是《阿Q正传》一篇，他读得非常入神”。

赵树理曾经说“老实说我是颇懂鲁迅的一点笔法的”。其短篇小说《福贵》深受《阿Q正传》的影响。早有学者注意到二者的相似性，1948年林默涵发表《从阿Q到福贵》，论述主人公所处时代的差异性。当代学者孙晓忠则在《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一文中从“二流子”角度论述阿Q与福贵之间的共性。然而，从启蒙与革命的视角进行比较的研究，尚付阙如，这也成为本文写作的基点。

一、打破“精神的牢笼”：启蒙与革命的基点

鲁迅和赵树理都致力于刻画民众的“精神的牢笼”，表现出了强烈的启蒙精神，而是否能够打破人民的精神枷锁也成为了衡量革命成败的标准。

所谓的“精神的牢笼”，在鲁迅的辞典里，指的是“国民性”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界流行的话题。早在鲁迅之前，严复认为“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甲午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年）中，“不禁叹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他们对于“国民性”的认识对鲁迅有很大启发。比如，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所举“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和“无动”等，已经涵盖了鲁迅所揭露的“国民性”很大一部分。但是，终生坚持“国民性”批判，丰富了“国民性”内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唯有鲁迅一人。

鲁迅是唯一将“国民性”作为主旨来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鲁迅认为《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在阿Q身上，几乎集中了“国民性”的所有特征——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我逃避、自我欺骗、麻木、健忘等。而在这些“国民性”缺陷中，最为人所乐道的当属“精神胜利法”，即用想象中的胜利代替现实的挫败，从而暂时活在虚幻之中，以得到精神满足。比如阿Q被人抓住辫子在墙上碰几个头，“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地走了。”

在这些国民性中，鲁迅敏锐地指出其核心在于“卑怯”。鲁迅认为中国人是卑怯的国民。所谓卑怯，不仅仅指向自卑和懦弱，更有凶残和欺人一面，“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平庸；……一到失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而《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鲁迅批判这种“卑怯的国民”，“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阿Q在赵太爷、假洋鬼子面前，是“羊相”，即便被打，也“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而在尼姑这些弱者面前，就是一幅“凶兽相”，用力拧着尼姑的脸颊，直到看客们兴高采烈，才放手。

“卑怯”一词正是鲁迅对主奴辩证法的高度概括，“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因此，主人具有奴隶性，而奴隶同时也具有主人的凶残本性。鲁迅说：“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整个中国，缺乏平等的社会制度，因而造就了以压迫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专制的社会里，没有人是无罪的。正如张天翼指出的：

你那些阿Q见解原不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绝不是你阿Q自己的所有物，这只是未庄文化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未庄文化也就是赵太爷文化。于是你所卫护的，正是赵太爷他们所要卫护的。你所要排斥的，正是赵太爷他们所要排斥的。你在未庄生活里熬炼成你这么一个阿Q，你身上装满了赵太爷的未庄文化，而结果——你做了它的牺牲。

未庄不正是中国的隐喻吗？阿Q与赵太爷除了地位差异，没有本质区别。阿Q不过是没有权力的赵太爷，赵太爷不过是得了权势的阿Q。小说的一个细节透露出端倪：当阿Q俨然以革命党的面目招摇过市，高喊“造反了！造反了”口号时，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头的叫：“老Q”。从不可一世的“你也配姓赵”，到怯生生的“老Q”，赵太爷完美地阐释了从主人到奴才的华丽转身。就在喊出“老Q”的那一刹那，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高高在上的赵太爷内心也住着一个阿Q。

因此，所谓的“国民性”批判，绝非仅仅指向阿Q一人——虽然阿Q是“国民性”的集大成者——也包含了所有被压迫者，如王胡、小D，甚至连赵太爷这样上等人也逃脱不了指控。鲁迅最终想要批判的是所有中国人都无可逃遁的“国民性”。鲁迅在随笔《论照相之类》中指出所谓的富人也存在两面，即“求己图”：“设若一个自己傲人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为了坐着地那一个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用《阿Q正传》来阐释，就是赵太爷的面相，有两个，一个傲然地坐着，一个可怜地跪着。

如果要对“国民性”进行追根溯源的话，那么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是产生“国民性”的土壤。“奴才与专制者混杂而成的气质，确实是国民性痼弊的核心。”专制社会造就了少数主人对多数奴才的专政，主人与奴才共通享有一种压迫人的文化。由于缺乏人人平等的土壤，奴才以主人为自己的镜像，将主人压迫的伎俩烂熟于心，一俟机遇成熟，则转变为凶残的主人。而主人久窥奴才的生存之道，一旦失势，则比奴才更奴才。因此，只要不破除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形态发生如何变化，阿Q的影子会如鬼魅般游荡。

在《福贵》中，“精神的牢笼”同样存在。福贵生活的农村普遍认为某些行业天生下贱，这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地根植于民众的内心。虽然土改已经成功，但是在解放区依然存在着对某些行业的普遍歧视，这就是赵树理写这篇小说的缘由。赵树理说：“我所担心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为羞。我写《福贵》那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村民内部，而且也存在于乡村干部之间，“那时，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尚有些残存的封建观念，对一些过去极端贫穷、做过一些被地主阶级认为是下等事的人（如送过死孩子、当过吹鼓手、抬过轿等），不但不尊重，而且有点怕玷污自己的身份，所以写这一篇，以打通其思想。”

小说伊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偷东西、赌博，更在于他从事某种忌讳的贱业——“不过有些事大家又觉着非福贵不行，谁家死了人，要叫他去穿穿衣裳；死了小孩，也得叫他送送；遇上埋殡死人，抬棺打墓也都离不了他。”在当地人眼中，从事下贱行业远比偷盗、赌博更容易引起当地人的歧视。福贵赌博，依然可以在庙里唱戏，而一旦送了死孩子，“来年正月里唱戏，人家也不要他了，都嫌跟他在一块丢人，另换了个新把式”。这种“精神的牢笼”深刻地影响到了民众的思维方式，严重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认知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地主所利用，农民立即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

福贵在城里悄悄地做吹鼓手养家，不料被参加丧事的王老万碰见：

丧事完了，老万和福贵各自回家。福贵除分了几块钱，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老万觉着这福贵却非除去不可。

这天晚上，老万召集起王家户下有点面子的人来道：“福贵这东西真是活够了!竟敢在城里当起吹鼓手来!叫人家知道了，咱王家户下的人哪还有脸见人呀?一坟一祖的，这堆狗屎涂到咱姓王的头上，谁也洗不清!你们大家想想这这这叫怎么办啦?”这地方人，最讲究门第清，叫吹鼓手是“忘八”“龟孙子”，因此一听这句话，都起了火，有的喊“打死”，有的喊“活埋”。

小说明确告诉我们地主是如何利用“精神的牢笼”——职业歧视——来谋害农民的。旧社会中国的男子，一般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支配。地主往往通过掌握族权，对家族成员进行控制。正如毛泽东所言：“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王老万将族权发挥得淋漓尽致。福贵因为做吹鼓手，被视为玷污王家门风，随时可以被活埋。

赵树理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地主的残忍不仅在于盘剥农民的物质财富（这是显性层面），更在于掌握精神上的命名权（如上帝一般），将农民赖以生存的职业污名化，让农民陷入自我羞辱怪圈，从而让自己逃离于剥削之名，得以欣然赏玩他们的苦痛，这是最恶毒的狡计（这是隐性层面）。因此，一切被颠倒过来了，有罪的不是王老万，反而是福贵。王老万迫害福贵之行径被改写为维护门楣，维持风化。

当地主掌控、操纵着整个农村的舆论氛围时，就形成了地主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农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但忍受着物质上的贫困，更要背负着精神上的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而福贵在控诉会上的“正名”实际上是对地主侮辱农民人格的激烈反抗。赵树理深刻地揭露了地主如何掌控农民地精神世界，造就他们心理扭曲的罪恶行径：

我们的农村，在土改之前，地主阶级占着统治地位，一切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或是由地主阶级安排的，或是受地主阶级思想支配的，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思想，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思想敏锐的人们即使感到不合理，也往往是无可奈何。

鲁迅和赵树理都讲述了“精神的牢笼”对民众的戕害，而对打破“精神的牢笼”的呐喊，就构成了启蒙和革命的基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奠定了五四启蒙文学的思想高度，从“人”的文学角度来反思“非人”的社会，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鲁迅让阿Q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淘洗，以其生死来检验革命对个人启蒙完成的有效度。而赵树理的“精神牢笼”的批判，则明显具有解放区文学的特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对农民的启蒙。然而，福贵为自己正名反映出赵树理关注农民的精神需求，一方面，揭露地主在对农民污名化过程中所施展的恶；而另一方面，则接通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一种基于不平等的职业观是如何造就了农民的精神痛苦。赵树理提醒我们，旧的思想并不能随着新政权的成立而骤然烟消云散，甚至到了“合作化以后，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方面看，农村的阶级是消灭了，可是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还没有消灭”。对于农民思想的启蒙，在革命胜利、新政权建立之后，才刚刚开始。

二、从阿Q到福贵：两个阶段的革命与启蒙

《阿Q正传》是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对国民性和辛亥革命进行深层次思考的产物。整部小说讲了两个故事。第一，阿Q精神胜利法的故事——以启蒙的眼光批判“国民劣根性”，引导一股思想潮流，“五四前后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不是所有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改造才能适应现代世界。”第二，辛亥革命的故事。作者用启蒙的思想（人的平等、自由）对辛亥革命进行了重估。

启蒙与革命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革命是启蒙的导火索。在革命面前，阿Q的精神胜利法暂时或者部分失去了效用，阿Q这颗麻木的灵魂被深深刺痛，不得不产生直面人生的挫败感。在这个不断失败的过程中，鲁迅并没有让阿Q完全沉浸在精神胜利法（安慰失败者的精神鸦片）的温床中，而是提供了促使其觉醒的契机。小说写出了阿Q无处投奔革命的迷茫，被假洋鬼子逐出革命的沮丧和被革命抛弃的无聊。而这些情绪恰恰是阿Q觉醒的症候。精神胜利法所要消解、麻痹、吞噬掉的正是这种觉醒时所面临的苦痛。汪晖认为“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指出了阿Q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的另一面——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冲动。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一到五章）叙事者极尽对阿Q精神胜利法调侃、讽刺之能事的话，那么到了后半部（六到九章）则赋予小说以庄严、沉痛之感。而这种深沉的叙事风格恰恰是建立在对于阿Q的另一面的发现之上——挣脱精神胜利法的魔咒，用理性武装头脑——而这正是启蒙的重要内涵。因此，革命提供了治疗精神胜利法的可能，给予启蒙的契机。

鲁迅深谙革命与启蒙的辩证法：革命可以作为启蒙的催化剂，但是，如果脱离启蒙的指引，革命很可能走向灾难。阿Q在梦中获得了极致的革命巅峰体验：未庄人都来求他饶命，阿Q一个都不放过，肆无忌惮地抢钱财，抢女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当然，鲁迅对阿Q的革命理想是如此地厌恶，他曾在一篇随笔中，毫不留情地讽刺了这种“造反式”的“革命观”：“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鲁迅在阿Q身上发现了潜在的革命力量，但更加警惕这种革命的破坏力量。鲁迅揭露了“主子——奴才”二元循环式的逻辑，主子一旦失去权势，便是奴隶（作威作福的赵太爷也会卑恭屈膝地叫阿Q为“老Q”），而奴隶一旦得势，则作威作福，比主子更凶残。他们都享用一个逻辑：以欺凌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阿Q所谓的革命，与旧式的农民造反、农民战争并无两样——他们反抗的只是欺压自己的恶，而对于“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则置若罔闻。

反过来，辛亥革命对启蒙空间的打开程度决定了革命的完成度。换言之，革命到底在哪一个层次唤醒了阿Q，多大程度上促进阿Q走向现代公民的世界，决定了其最终的价值。因此，阿Q是检验革命是否成功的一个指标。鲁迅对辛亥革命充满失望，“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在鲁迅的眼中有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形式上的革命的中华民国，一个是真正的中华民国。而扼杀阿Q生命的中华民国没有完成革命的任务，在未来的道路上，会有无数的阿Q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正如鲁迅所言，“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这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寓言。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阿Q不能够依靠辛亥革命获得解放，他的命运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变，“《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尖锐的批判和阿Q希望资产阶级领导他‘革命’的幻想的破产，实际上显示了中国农民必须走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彻底革命的道路，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如果说《阿Q正传》是以启蒙的眼光对辛亥革命符号化的寓言叙事的话，那么《福贵》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进行极具写实性的叙事，它所代表的恰恰是共产党革命对五四启蒙的超越。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启蒙内容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试图用一套全新的思想、观念、方法体系来替换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即资产阶级文化），作为崭新的启蒙内容和资源”。从五四时期到延安时期，启蒙的范式已经发生改变。一方面，五四时期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启蒙已经成为“扬弃”的对象，而革命、救亡话语则承担了启蒙的任务。革命需要主体，主体为“人民群众”，因此，革命的任务就是动员、唤醒、组织、教育民众。

《福贵》恰好就是“动员人民群众”的极佳范例。鲁迅式的“国民性话语”并没有成为《福贵》叙事的起点。福贵没有阿Q的性格缺陷（精神胜利法），反而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物形象（勤劳、善良、很有家庭责任心）。这样就杜绝了从福贵自身的性格缺陷挖掘受苦根源的路径，而将所有的“恶”归咎于社会——旧社会把人逼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福贵》就成了《白毛女》的“男版”叙事。经历了旧社会的磨难和新社会的改造，福贵并不是（如童话般）简单地回归以前的幸福生活，而是思想上经历螺旋式上升，认清了地主的反动本质，揭露了贫苦农民“受难”和“污名”的根源（这就是共产党革命巨大魅力）。

福贵的救赎过程中经历了“被启蒙”和“再启蒙”两个阶段。所谓的“被启蒙”指的是福贵遇见了共产党，参加“二流子改造”，洗心革面，成为一个“体面”的农民。用福贵的话说：“抗日政府在那里改造流氓、懒汉、小偷，把我组织到难民组到山里去开地。从那时起，我又有地种了、有房子住了、有饭吃了”。“二流子改造”作为延安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塑新社会新农民形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通过集体劳动，让二流子形成新的生活观念，“二流子对劳动有了兴趣，他们从劳动中看到了成果，看到了未来，劳动者与劳动重新化成了肉身，结合到了一起。也只有这个时代，劳动者有了尊严，成为歌颂的对象，劳动者成为了英雄”。

“再启蒙”指的是福贵在大会上通过诉苦的方式，揭开了地主盘剥农民的秘密，歌颂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小说以福贵的血泪控诉为结尾，通过这个觉醒了的革命主体的现身说法来完成对农民的启蒙。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福贵一直处于被看的位置因此，诉苦会上的诉苦就显得格外振聋发聩。（《福贵》是唯一一部在诉苦的声浪中戛然而止的小说。）作者有意采取了如此“突兀”的手法，以便产生“空谷足音”的效果——通过诉苦来完成唤醒民众的使命。

诉苦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众所周知，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词，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石。但是，这个概念不是中国文化的天然产物，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逐步被“发明”出来的。而对于农民来说，“诉苦”是培育阶级情感的土壤。通过对地主的控诉，贫苦农民才会产生阶级的认同。“受苦最深的群众开展诉苦运动，对启发阶级觉悟帮助最大”。诉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摆脱地主压迫，完成经济独立的“翻身”，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的革命主体——“翻心”。农民要从内心认清地主的反动性，认识到受苦的源泉来自地主的压迫。“个体进入现代革命‘历史’，只有通过纳入到超越地方生活世界的抽象政治共同体——‘阶级’才能成为可能。因此，‘翻心’也就意味着个体的‘阶级’化，亦即在个体意识中确立对所属‘阶级’的抽象认同。”

通过“诉苦——翻心”这一革命运动机制，中国共产党唤醒了无数被压迫的“福贵”（“阿Q”）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受苦之源不是“天”，不是“命”，而是反动的地主阶级。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要一环，它唤醒了无数农民的革命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在共产党精心而高效的动员下，千百万农民群众一改谨小慎微、消极保守的传统形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巨浪。由此，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对于无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底层民众而言，土地改革唤醒了他们的斗志，启蒙了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屹立于历史的舞台。因此，福贵表征着土地改革浪潮中无数翻身的农民，是解放区阿Q们的缩写。从阿Q到福贵，表征着现代中国两场革命（辛亥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之间的承继关系，共产党革命更加深入、彻底地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引爆了革命的主体——农民，颠覆了地主剥削的土壤，将革命推向高潮，为建立民主、平等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三、从鲁迅到赵树理：革命时代启蒙文学的薪火传承

作为五四文学的经典之作，《阿Q正传》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镜像。五四启蒙是知识分子圈内的自我启蒙——知识分子既是启蒙的主体，也是启蒙的对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隔厚厚的一堵墙。知识分子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但这两个口号都与人民群众无关，所谓“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只不过是属于市民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专利。这就决定了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圈子化、精英化倾向，离民众的要求相距甚远。

《阿Q正传》中主人公是农民，但是，作者又将阿Q“知识分子化”了。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写照（知识分子自我镜像化）。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优胜即是本文中的‘精神的胜利’。这个玄妙的说法本来不是阿Q之流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智识阶级的玩意儿，是用做八股文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现在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便请他来当代表罢了”。阿Q的诸多行事（比如“儿子打老子”的名言、赌钱失败自打耳光的事迹、红颜祸水论等素材）无不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对《阿Q正传》产生极大兴趣，甚至坐卧不安的，恰恰是知识分子阶层。难怪很多知识分子以为阿Q正是自己。“当这《正传》陆续发表的时候，鲁迅亲见同部的许多老爷们都在猜疑这里那里，所说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由此可见不但那些士人颇有自知之明，著者讽刺的笔锋正确的射中了标的，也是很明了的。”

当鲁迅以知识分子为模特来描绘阿Q时，阿Q与真正的农民之间产生巨大的隔膜。鲁迅坦诚自己“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感到隔膜。”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很难描绘出农民的心灵。鲁迅自己也承认对农村生活的疏离，“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这就决定了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始终处于被知识分子俯瞰的地位，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农民与鲁迅之间的隔膜使得鲁迅小说的阅读者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农民缺乏认知鲁迅的能力和兴趣。赵树理曾经将《阿Q正传》津津有味地给父亲赵和清朗诵，结果不到一半老人就拿着《秦雪梅吊孝》离去。这充分说明了在农村，广大农民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距离鲁迅的创作水平实在相隔云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Q的“农民性”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

《阿Q正传》是五四文学的结晶，五四文学提倡白话文，倡导平民的文学，目的是让文学作品吸引更多读者，走向人民群众，但是由于五四文学本身的弱点以及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限制，导致了读者的范围相当狭窄。瞿秋白一阵见血地指出：“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因此差不多对于劳动群众没有影响。”

鲁迅深刻认识到五四文学的局限，主动参与到“文学的大众化”的讨论之中。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是五四启蒙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他充分认识到启蒙必须突破知识分子的狭窄圈子走向人民大众。早在1930年，鲁迅就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呼吁“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1934年，鲁迅呼吁“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艺术家正确的努力。”1934年，鲁迅和茅盾协助美国记者伊罗生编选一本介绍给外国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集，鲁迅为之书写“草鞋集”书名。这里包含着鲁迅的期望，即从“皮鞋文学”（城市知识分子创造的文学）到“草鞋文学”（广大农民创造的文学）的转变。

赵树理正是鲁迅所殷切盼望的“草鞋文学”的代表。长期浸淫于乡村生活，使得赵树理有着丰富的生活实践，“我手写我口”，能够真实地表达农民的心声。一生站在农民的立场，为农民而“鼓与呼”，这正是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为独特之处。早在1932年（距离鲁迅的《文艺大众化》一文发表仅仅两年），赵树理就已经立志做一位“文摊作家”，他认为“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决心用启蒙文化扫除农村广为流传的封建文化通俗刊物。因此，赵树理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与其说是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毋宁说是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完成于1943年5月，但是半年后，赵树理才有机会读到《讲话》）。“文艺大众化”不仅仅是语言风格的转变，更是“新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赵树理自觉地从鲁迅的手里接上了“大众化”的接力棒，走上了在农村为农民进一步启蒙的道路。”

赵树理同时拥有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三种身份。当他是革命干部时，他必然要以揭露地主的罪恶为己任，高扬农民主体的昂扬斗志，同时他又要将农村具体革命工作中所面临的任务和困难摆出来，形成特有的“问题小说”。当他是农民时，他又要站在农民的立场，用农民的思维来展现农村生活的现状。周扬认为，“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对农民利益的维护几乎涵盖了他一生所有作品，“为农民写作”成了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存在。

赵树理的复杂性就在于他除了农民和革命干部身份之外，还有知识分子的一面。他承担着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骨子里仍然有着五四的传统血脉，在他的背后站着鲁迅高大的身影。这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别样的风景。在《福贵》中，我们看到，赵树理不但解释了农民受苦受难的物质根源（地主的压迫），而且挖掘到了地主意识形态对于农民的精神压迫，提示启蒙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这就沿着五四启蒙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赵树理的作品中很容易梳理出一套“五四”话语谱系——比如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结婚》）、宣传恋爱自由（《登记》），呼吁男女平权（《孟祥英翻身》）等等——皆为五四启蒙的余脉。赵树理克服了五四文学狭隘的城市化的弊端，将鲁迅的启蒙文学的旗帜从城市开拓到农村，从而呈现出新时代新风貌和新气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写出了革命过程及革命胜利以后，在农村基层政权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封建思想，《小二黑结婚》中的金锁、银锁、《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旦等“坏干部”形象恰好印证了丹尼尔·贝尔对“革命的第二天”的预言。如果说，鲁迅的农民题材小说，用启蒙的眼光揭露了旧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那么，在赵树理的一系列反映解放区问题的小说中，则揭示了封建余孽与数千年禁锢农民的封建思想并不会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瞬间烟消云散。

结语

文学的波澜起伏镶嵌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从《阿Q正传》到《福贵》，深刻地反映出从辛亥革命到土地改革之间农民命运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阿Q之死，到福贵的解放，为何两个时代的农民命运迥隔霄壤，究其原因，在于当局是否洞悉启蒙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启蒙的定义异常复杂，学界大都以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的经典定义为准，康德认为启蒙是指要运用自己的理智，脱离不成熟的状态。其关键在于“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对于启蒙的理解不能直接照搬西方教科书，因为中国的启蒙所面临的困难要远大于西方，旧中国处于鲁迅所说的两个时代：作为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启蒙任务艰难重重，从五四时期呼唤民主、科学、重估传统文化到延安时期的土地改革，大致可以勾勒出启蒙的一步步深化的过程。所谓的启蒙是指将人从奴役的状态唤醒，让他们认识到清晰地认识自己受压迫的现状，从而思索现状的成因，通过反抗命运，成为历史的主人。而这恰恰是革命的契机、方向和任务。

“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证明，启蒙必须是全民族的启蒙，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理解力，都坚持自己的理性。”其中对于农民的启蒙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一部启蒙的历史首先从知识分子开始，但一定要从农民的启蒙结束。而现代中国的革命的主体恰恰是农民，因此，革命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民的启蒙程度。革命是启蒙的激进的表现形式，是在血与火的燃烧中诞生出现代公民的宁馨儿。革命启蒙看似迭为主客，但本质上互文条件：启蒙是衡量革命成败的标尺，革命也是衡量启蒙成败的标尺。二者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自有其成就，但更多的是不足。成就在于提供了启蒙农民的契机，点燃了他们的革命激情。但是不足在于辛亥革命仅仅“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促发他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对农民的启蒙息息相关。瞿秋白一语道破启蒙农民的重要性，“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辛亥革命——引者注）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恰恰就“超克”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用革命的理论启蒙农民，推动革命走向高潮。共产党革命完全摒弃了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启蒙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革命打开了启蒙的大门，照耀了启蒙的道路，但并不等于完全实现了启蒙，对于启蒙的最高定义而言，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公开而自由地坚持理性将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令狐兆鹏，1978年生，山西临猗人。2012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运城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为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西南大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持省级课题四项，已在《当代文坛》《鲁迅研究月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作为想象的底层：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

END

文学院

联盟

河北文学院

重庆文学院

太原文学院

《山西文学》编辑部

《黄河》编辑部

《都市》编辑部

敬请关注“文学院联盟”各省市文学院、杂志社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文学资讯。

▲向上滑动

主 编| 张卫平

副主编 | 赵建雄

编辑部| 悦 芳（主任）

张雅斐 王珊珊（编辑）

图片提供：作者 网络

投稿邮箱： sxwxywx@163.com

关注我们ˉ►

文学|思想|视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