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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无约时期

　　 （自西历纪元后一二○年至一八四二年）

　　（附注）在此时期，中俄两国曾先后缔结和平划界与陆地通商两条约：一即西历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尼布楚条约》；一即西历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之《恰克图条约》，嗣经西历一七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条约修正者也。但此项条约效用殊属有限，且于通商及领事裁判权并未定有任何广大之制。如西历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英《江宁条约》以后之约章所规定者，故为研究外人在华之地位起见，似以西历一八四二年特标为中外缔约之始，较形合宜。至于《尼布楚条约》之英、法、中、俄、拉丁原文，《恰克图条约》之中、俄、法、拉丁原文，暨一七八六年附约之法、俄原文，俱见于一九○八年上海出版之《中外约章》第一册。

　　第1章 外人至中国之历史

　　外人来华，远在上古，中国史乘证据繁多。有使臣焉、有貌为进贡之商人焉、有陆海之探险家、传布佛教、回教、景教之信徒以及亡命之人焉。其履帝京而游外郡者，往往歌于斯，哭于斯，其事盖屡见于初有载籍之日也。有人谓，外人来华当在黄帝时代（西历纪元前二六九七年），今姑置而不论。试考西历纪元以前希伯来人因避埃及宗教上之虐待，固已移居中国西部，且自成村落，至今犹留遗迹于河南省会之开封府。洎纪元后一百二十年，距中国第一次遣使安息Parthia约二百余年，其时，汉西南掸国王The Kine of Shan以大秦Tatsin之乐人幻人遣使贡于天子。大秦者，今知为东罗马国也。后越四十余年，至西历一六六年大秦皇帝安敦Empero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is遣使至洛阳，以象牙、犀角、瑇瑁进献于天子。

　　（附注）赫斯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之后，总括其言如下。予翻译《中国古代史》，断言古大秦国即中古史所名拂菻（Fu lin）者，并非建都罗马（Rome）之罗马帝国，乃不过罗马帝国之东部，如西利亚、埃及、小亚细亚悉属焉，而西利亚其首例也云云。见一九八五年上海出版之《中国与东罗马国》。

　　罗马前此遣往中国之使臣，设非于其行役，常为安息商人所阻阂，则早已与中国竞相往来矣。其阻阂之原因非他，当时独有安息人贩卖中国缯彩于罗马，往往蒙犯艰险，远来中国购贩新货，以收巨利，若此者盖已数世。若罗马人得与中国竞相往来，则在安息人视之，不啻使其商业无端加入竞争之人而夺其利，实则此项顾虑殊属无谓。盖即至西历一六六年大秦使臣得达京师，渥蒙天子优礼，仍不能使东西两大帝国得自此切实开始通商、互派使臣，正如其王后此之屡次欲通中国而迄无成就也。

　　大秦第一次使臣虽未达其最后之目的，然他国人之进天国未尝因此而终止，中国皇帝虽不欲与遐方异国正式缔交，顾其来也，亦无拒绝之心。自安息人络绎款塞，其后接踵而至者有希腊人、波斯人、佛教徒、景教徒、天方教徒，大抵自由来往，以迄于泰西黑暗世纪之末。其所以激励此等远人，使其不惮间关万里经历万难而来者，厥唯中国与印度天产制品之贸易。盖在第九世纪中叶，中国物品业已流传海外，视同瑰宝。亚蒲楷德者，即当时天方国两著名游客之一人也，曾于其纪元后八七七年之游记内述间府城抄掠之事。间府为天方国行商之口岸，是役也，十二万之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景教徒皆死于难。

　　中古西方游客之中，其以熟悉中亚细亚之事见称于世者，实繁有徒。欧洲之所以能知中土风俗人情者，悉食若侪游历之赐。而十三世纪罗马教皇所遣之行人，尤以熟悉汉事闻。当是时也，欧洲人士怵于成吉思汗暨其嗣皇屠戮焚掠之威，于是教皇尹诺生第四为劝告蒙人稍近人道起见，特备教书，于西历一二四六年遣派圣方济僧嘉宾尼赍送蒙古可汗。可汗对于教皇之规诫作一悍厉骄慢之简明答书，内有一段如下：

　　尔来表奏陈各节，内称吾族应受洗礼为耶稣教徒，今特简言答尔。朕实不解吾蒙人何以应如尔言也。又称吾族屠戮人类。特于耶稣教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摩雷维亚人，尤形惨刻，朕亦不明尔所怪之理由，顾不欲默尔而息，以为不如答谕如下，俾喻朕意：朕所以杀戮基督教民者，因其不服上帝与成吉思汗之教训，听信奸言，戕害吾使臣。上帝特假吾手而歼彼丑类耳。若使上帝不祸彼类，朕亦无如彼何。尔西方之人，以为唯尔等为耶稣教徒，藐视他族，顾尔奚知上帝之究欲祚谁乎？朕今敬事上帝，将自东徂西，征服全宇，然非上帝佑助，朕亦何能为哉？

　　约二十年以后至西历一二七四年，教皇葛雷乔芮第十（Pepe Gregory X）又遣使于天子。其使臣为波罗氏昆第二人，曰马都（Matteo），曰尼哥鲁（Nicolo）。随行者为马可#8226;波罗（MareoPolo），尼哥鲁之子也，顾其欲使中国信奉天主教之志愿，二使臣均不能达。因是，教皇尼古拉第四（Pope Nicholas IV）于西历一二八八年第三次遣使来朝,以约翰#8226;柯维诺（John Decovino）为班首。是役也，教皇传教之期望始大伸于北京。今欲完成西方来游天国之名人表，则必须举其名者有三人，曰鲁柏路克（Rubruk）于西历一二五三年款塞入朝；曰佛利亚#8226;奥多利克（Friar Odoric）于十四世纪初叶漫游中国；曰伊勃#8226;巴土泰（Ibn Butata），摩尔人，约于西历一三四二年来华。

　　第2章 外人之特权与保护

　　就上述观之，由隆古而历中世，外人之来往于中国者，几不绝迹。于是问题起焉。问题者何？即外人所受诸中国政府者是何等待遇。据外人在华之事录及其所著游华笔记，则其饱享特权，渥蒙保护，固属显而易见。第一当此时期，中国显无闭关独处之思，无论边地海岸，罔不门户洞开，延接愿来之远人。其游客之中，自海道来者，如佛利亚#8226;奥多利克（一二八六年至一三三一年）及伊勃#8226;巴土泰；自陆地来者，如嘉宾尼（Carbini）于其款关入塞之际，毫未遇有留难，且亦无限制外人周流国内之现行法律。故殊方异俗之伦，游于中国者，辄遍历城邑，未尝见官吏之阻拦焉。大抵游历中国之人，固须有一种护照，如以下所述者，然只为游客利其遄行、防护意外，而非阻遏限制之也。若夫外商，亦必任其自由入境。即此一端，所以粤浙闽三省商务，当时业已畅旺。中外通商，既似此启发甚早，故即在西历纪元前九九○年，亦未尝不可征收进口货税。粤稽有唐之时，广州已开通常互市场，派往官吏一人，征收售货之国税。当时，除教皇使臣约翰#8226;马利诺里（John de Marignolli）为教皇贝纳狄克第十二（Pope Benedict XII）之代表，自西历一三三八年居北京四年外，并无常驻中国之外交官，故保护外人之事，全属中国皇帝。凡往中国之人，得容其游历居住者，并非出自权利，而由于宽典，故即有限制区别，亦易使服从，而无正当抗议之余地。顾当时外国之商贾行旅，深信皇帝必能保全其境内外人之生命财产。由今言之，昔日外人信服之心，殊不诬也，朝廷之视外人与其臣民，实属一体，既开其登庸之路，复广其保护之方。阿罗班（Olopum）者，景教徒也。唐时来华，高宗擢为大僧正及国师之职。至于马可#8226;波罗，其家世属籍，虽为弗匿斯人，亦曾知扬州府事三年。又有天主教士约翰#8226;柯维诺者，获觐天子，虽在京师，亦准其建立尖塔鸣钟之大礼拜堂，宣扬天主教之福音，施行洗礼。中外人士之自某地往某地者，一律颁给护照，责成地方官保护。试考伊勃#8226;怀海（Ibn Wahat）《中国游历记》内之一则，即可立见唐朝保护行旅之良法，与对于外人一视同仁之深意。兹录天方国行客伊勃#8226;怀海之言如下：

　　凡自此州至彼州游历者，必须携带两种护照：一发自刺史，二发自宦官。刺史之照准其启行，内具旅客及同伴之名号、年龄与其所属之宗族，盖凡在华之旅客，无论为本国人为天方国人，均不能不随带文书，载明种种事实，以凭查验。宦官之照，详载旅客及同行人等所带银钱货物之数，所以似此办理者，即为知照边境官吏起见。俾两种护照，在其地查验，凡遇旅客行抵一境，必将某人系某人之子、某种职业、某年月日过境、携带某种物件，逐一登记，政府即凭此法，使旅客所携银钱货物免于危险。脱有丧失死亡，则旅客之一事一物，无不立知，俾其本人或其承继人仍可收回其所有之物也。

　　第3章 采用闭关政策

　　十六世纪之始，中国政府一变其对待境内外人之态度，自当时迄于前世纪中叶，中国皇帝不唯不复宽待外人，且对于其国内之外商教士，恒施其稽查限制暨排斥严厉之政策。第细察当时境遇，其采用此项似近退化之政策，既非违天，亦非逆理。

　　盖自欧洲至东亚绕好望角之海道，经佛斯哥#8226;岱格马（Vasco da Gama）寻获以后，葡萄牙人首先于十六世纪之始征服东印度，强占印度各地暨马来半岛。消息传来，其时，外人麇集中国各海岸者，为数日众，自不免使中国皇帝疑其别有怀抱。西历一五一一年，又据马来酋长奏报葡人以兵力夺其岛地，又使中国皇帝更为惊疑。当时，皇帝惑于一马来人之说，适值葡国第一次来华使臣正向北京进发，立命设法阻其前进，并派廷臣查问情由。遂向其领袖使臣汤姆#8226;贝纳士（Thame Perez）暨僚属等索取满意之国书。该使臣等不能呈交，因此“认为间谍，解回广州拘禁，至马来岛交还之日为止”。西历一五二三年，贝纳士等生死不明。嗣后日斯巴利亚人于一五四三年侵略菲律宾。事为中国人所知，益滋疑惧，以为菲律宾事不难再见于中国海岸。由是毅然于西历一五七五年、一五七九年拒绝日斯巴尼亚募化教士团之入境，并于一五八○年囚禁日国王腓立第二专使马丁#8226;伊格奈雪斯于广州。

　　（附注）关于葡国使臣等生死之实在情形，据熟识中国之作者所记载，不一其词。威廉氏（Willimes）于上文引述中国小史所载拘禁至马来岛交还云云外，复谓马来并未交还，贝纳士与僚属等实死于西历一五二三年九月。于是别种载记遂以为瘐毙于狱云。戴维斯（Davis）于所著《中国与中国人》一书载称，贝纳士行抵广州，所有财物，抄掠一空，并置于狱，故终疑为处死。但陶格来士（Dauglas）于所著《欧洲与远东》一书则似乎确知其情节，因其载称，自查出国书确属荒谬以后，遂将贝纳士下狱并与其他葡萄牙罪犯一律斩决云云。

　　须知当十六世纪垂尽之际，十七世纪开始之秋，中国国内情形，实不能不扃其门户。是时，有明之国命因其君之不振，已有江河日下之势，流寇蜂起于全国，胡人骚扰其北省。质言之，是时，中国实已如历朝废兴递嬗之交，无望其有抵御外寇凭陵之力，是以其君惧外患特甚，不使西方异国之人得乘中国之弱，而行其占夺攻克之计，亦势所必然也。且其对于国内之外人，所以实行严厉政策者，非仅惧西人之来攻，并虑因内乱而更形糜烂也。盖更有足以服人之理由，势不能不变其态度者，诚以葡人及其他各国人，以凶暴著闻，自当预先防范，以免其渐夺南方各省之主权耳。

　　在昔西历一五○六年，外国商人即已无复顾忌多行不法，以为侵入中国之计。中国某氏记载其事如下：

　　当明景帝之朝（合西历一五○六年），来自西方之外人，有称佛郎机人者，声言赍有贡品，突入虎门，以奇响之炮，震动远近。事闻于朝，传谕立即驱逐，停其互市。

　　西历一五一八年，葡萄牙辛孟#8226;安杜雷达（Simon Andrada），甫于其弟佛提那（Ferdin and）百计营求得准在广州互市以后，旋即率领舟师夺取桑川岛（又名圣约翰岛）。即在其地建筑炮台，抄掠中国商船，与中国水师公然交战。卒之中国水师得将辛孟#8226;安杜雷达逐出岛外越二十年，至西历一五三七年，葡萄牙人又秘密占取广州附近海岛数处。于是澳门始为葡人借口搭造蓬厂，暴晒其托名进贡为风浪浸毁之货物。至于宁波与景州，为葡人于西历一五一八年设立廛市之地。彼等居此，仍不改行，是以颇遭横逆。中国文学家某氏曾记其事如下：

　　该处外人之行为，甚玷声名。不论何项法律，任意推残。舆情愤怒，亦所不恤。加以不肯服从本地长官，曾因伙伴一人为华人所欺，报复之法，竟遣军队开入邻近某村，掠其土著，掳去妇女无算。因之该地人民咸欲得而甘心，群起而杀凶犯八百人，焚其商船三十有五。其在福建景州，亦以类此不法之行，招致惨祸。

　　顾扰乱中国和平秩序者，并非仅为葡萄牙人。当荷兰人之入中国也，其横暴不下于葡人。曾以兵力占澎湖岛，迫其居民为筑炮台，其不奉令者驱逐出岛。其后，一见华兵五千人压境，自知无制胜之望，当即退出该岛，转夺台湾。因荷兰人之占领台湾，遂有西历一六六二年中荷之战。是役也，中国卒将荷兰人逐出该岛。然当初荷兰人之强入中国，至西历一六五五年，其印象犹深入人心。故其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知霸力不能伸商务之大欲，遂卑辞厚礼，遣使至京，陈请自由通商。迨至朝见天子，曲尽其种种卑屈之礼。然除准八年遣使一次随带商船四艘外，别无所得。迨一六六四年及一七九五年，两遣使命，亦未有胜前之成效。

　　若夫英吉利人之入中国，尤为鲁莽。西历一六三七年夏间，海军上校魏特尔（Captain Wadd je）统率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之兵船五艘，行抵澳门。其地葡萄牙人虽未实行拦阻，但颇以冷淡遇之。于是，魏特尔遂挥船上驶广州，行抵炮台附近。广州大府方欲与该上校磋商准其国人通商之问题，会值葡萄牙人捏称英吉利人皆为匪棍、窃儿、乞丐及种种不安分之徒。于是大府对于英吉利人之真意骤形怀疑。虎门炮台遂开炮轰击方在寻觅取水艇之运舰一艘，以为迫走英国兵船之计。乃英国兵船颇疑中国开炮，欲中伤彼等，遂揭其战旗，一齐开放船旁大炮，轰击中国炮台。数小时间，台兵逃散。英水师登岸者约百人，遂占炮台，改悬英帜，并夺取大炮若干尊，帆船两只。广州官府骤遇强敌，自不得不翻然求和。英船将其夺取之大炮、船只交还中国，即由中国方面供给货物。顾嗣后英人在广州不复通商，直至西历一六八四年为止。其间在厦门、宁波、舟山等处，虽几经试办，但因地方官征收洋商捐税甚重，卒致损失不资。

　　夫既疑西人之大都包藏祸心，又深不慊于西人谋通中国之法，此外尚有一理由，以为洋商在其国内，殊非所宜也。盖商业之舍命争先，及其串谋诡计，为葡人、荷人、英人所悍然出此以互相排斥，求得垄断通商之利者，又足以生中国人君轻视外国商务鄙夷提倡外国商务者之心。先是已有指葡人于一六三七年在广州官府前谤毁英人之品性宗旨，其毁谤结果，卒致全不相识之中英两国军队发生冲突。此并非仅有之事，西历一六一九年，英荷两公司缔结一离奇之防守同盟，经两国政府外交上多方磋商而后订定，以期强迫华人与之通商，并专与该两国通商，其附约第十条规定如下：

　　关于巡防舰应先用于何处一节。此项巡防舰，应为达到通商中国目的之用。为此应派舰队开往菲律宾，俾在该处邀转华人，使不与任何他国通商，而与我两国通商。

　　但荷兰人借两同盟国水师之力，得在澎湖岛建筑炮垒，其搞后竟将商务归于一己，不顾巴塔菲亚英公司代理人之抗议。同盟成立三年以后，荷兰人即以兵舰十七艘，高悬国旗，泊于澳门口外。葡人立施攻击，毙其海军提督一员，兵三百人。此残败之荷兰舰队，旋即退去，其时，葡萄牙遂克保全其通商之利益焉。

　　以上各事例可以表明，十六与十七两世纪，外商之行为殊不足以感动中政府之心，而使其信维持外国通商之不容己。是以中国严定通商条件，与日俱进，并对于堂堂来使迭请扩充通商权利之禀帖渐置不理。迨十八世纪中叶，厦门停止通商，自由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埠，甚至中国明知国际商务利益之人，以前曾不顾其君之深恶而广加招徕亟欲提倡之者，今亦愿守停止通商之庙算，而抛弃其得自外人自由通商之利益，均无足怪也。

　　顾尚有一种联属之环境，其性质虽与沿海外国商务所发生之不良情形大有不同，然亦使中国不能不采用待遇外人限制愈严之政策。此等环境，实自先时完全容许外国教士得遍全国劝教启之，例如优予品级一端，往往使神甫等妄自矜炫，睥睨一切。因此，不唯招中国官吏之猜忌且为所恶。即在北京，中政府所一体臣属之中外政教两界之龃龉，亦在所不免。夏当#8226;施楷尔（Adam Schaal）者，有名之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侣也。清帝顺治命掌钦天监，宠眷颇隆。康熙即位，即遭弹劾，谓其与侪侣诱民为奸，宣传异说邪言。因是施楷尔等流窜广州。西历一六六五年，施楷尔死于广州狱中。

　　况天主教各宗派之内讧，尤足危及中国之宁谧。盖天主教各派，大有减削皇帝统一疆宇臣民大权之势也。马多#8226;礼息（Matteo Ricci）者，明达宽宏之天主教耶稣会侣也，西历一五八二年来华。彼以中国之敬祖，为民间典礼，仍准中国教民遵守勿渝。凡耶稣会一派咸赞成之，其敌派图米尼宗与佛兰雪宗，殊不谓然，以为敬祖乃拜偶像耳。又其分裂之一端，乃在华文天字意义之诠释，耶稣会派释天为真宰，其敌派则以天不过表示万物之全体，何神圣之有。其事闻于罗马教皇，尹诺森第十（Innocent X）斥耶稣会之议，而嗣后教皇亚历山大第七（Alexander VII）批准之。迨克来们（Clement）即教皇之位，即设法实行其主张。克来们之主张，犹图米尼宗与佛兰雪宗之主张也，克来们禁止敬祖敬天，敕由驻华主教告诫中国教民不得违其禁令。但中国康熙皇帝前已于西历一七○○年以天即真宰之意及敬祖为民间常典，谕示天下。今愤教主之似此侵其主权，遂施报复，特下上谕，容许传布礼息教旨之人而明示决意严办附和梅格劳之徒。梅格劳（Maigrot）者，即提倡图米尼宗与佛兰雪宗主义者也。自是以后，耶稣教民，骤失帝眷。直至西历一七二三年，雍正皇帝特下上谕，严斥所有教士。西历一七三七年，乾隆皇帝既悉不法神甫密谋倾覆其统治人民之大权，并又念及列祖临御中国以后凡数十年来夺取福建、台湾，蔑视北京皇帝为最顽梗之仇清派者，其魁率实为一天主教人。因是谕令国内，除北京外，一律严办耶稣教人及传教教士。上谕到后，各省督抚奉行唯谨。至西历一八一○，欧洲神甫留于中国者仅二十九人，暨入教者约二十万人。由是可知，近代初叶所采闭关政策，及以后三百年间此项政策愈行愈厉者，胥由当时外人通商传教不良情形之所致也。故中国之采用此项政策，并非无理，据是时中国君主所见，唯此为正当切要之图，盖欲以此匡救外国商务宗教所输入于其境内人民之奸慝，并以之消弭危及国家之隐患也。

　　第4章 观察闭关政策之结果

　　中国之用闭关政策，亦如其他种种救治弭止之方，反生新患，而新患旋即变为中国国家之痼疾，其沉重无殊于所欲救弭之旧患也。朝廷实行排斥外国宗教商务之计，遂以养成在华西侨之愿望，而愿望以洋商为尤切，教士有时亦得深入内地，劝人归教，颇愿遵从地方官之意旨。洋商则无论环境如何，断不以仅在广州一邑通商为已足。若广州官吏所征商税过重，即欲移其商务于商税可望较轻之地。否则如在广州经商可以牟利，亦欲推广其商务于中国其他各埠，俾其收获随之而丰。因商务上之贪心，遂不惜重资，迭次派人晋京，禀求增加通商特权。此等吁求，就其实在企望而论，恒遭失败，乃以历次失败之故，一方面增洋商之怨愤，使益坚持其要求；另一方面适以张中国当轴之骄焰深信外人非与中国通商不能自存也。洋商与中国当轴，因此愈相疏远，渐处于水火地位，彼此情谊，益不融洽。洋商既疑华官之保护其身体财产，非出于诚心，以致弁髦官权之事日有所闻。而中国君主鉴于外人之日形跋扈，亦益矢其毅力恒心，用其显分轩轾及深闭固拒之政策，是以当无约时期之最后五十年，外侨与中国当轴，常起冲突。卒致中英两国公然开战，后乃废止从前无所根据之通商制度，而另创一种中外通商之约章。至冲突之最显著者，不外关于外国商务、暨中政府保护外人及裁判权问题之三种交涉情形。若欲晓然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英《江宁条约》变更在华外人地位之意义，非详察上列三问题不可也。

　　第5章 外人商务之组合与规程及保护

　　洋商屡欲在厦门、宁波、舟山营求较为自由之贸易，借避广州奸商垄断官吏横征之害，嗣因各该处所要求洋商之条件尤苛。未遂所图。复有西历一七五七年清廷停止其他各处通商之上谕，遂终不能不仍回其前欲避去之广州。既如上所言矣，故由是年，至一八四二年外人通商之地，仅有中国极南之广州一隅。乃限制通商地点之先，尚有尤不方便之一事，即限定洋商所与通商之人也。先是西历一七○八年，中国指派皇商一人，所有商务，悉归包揽，洋商非经彼手不得发售洋货及购运中国土产出口。似此商界所号为“怪物”之名目，经商界竭力反对，旋即消灭，由华商组合起而代之。该组合创设于西历一七二○年，专为彼等自己牟利规定丝茶价目起见者也。此项组合，名曰公行，于西历一七六○年由中国政府正式许以通商专利顾景连不长，旋即破产，于西历一七七一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解散。虽经此整顿，而于通商并无大利，盖包揽之旧团体甫废，而包揽之新团体旋兴，初为华商十二人，后为十三人，仍袭用公行之旧名焉。新公行之得准包揽中外通商，一视旧公行，所以零贩进口货之商人，非经该行默许不得营商，又须服从其请自官府颁发之禁令。但该行为报答所得之贵重专利起见，不得不于政治外交商务国课尽其重任举凡外人商业，不问其为个人或公司所经营者，所有应征之关税，均由公行负责；又全埠洋人及广州洋船上水手之品行，亦均由公行负责。是以公行实为华官与洋人间之独一媒介，往往不能不为两造传达使命。如遇朝廷疆吏颁布约束外人商务或行为之上论文告，必责成公行转饬遵照，倘有不遵，虽未予公行以强迫洋商服从之特权，而公行必受官府之谴责。故每遇此事公行所能用之武器，唯有恫吓外人以一概停止通商之一法，然此项办法辄能吓令洋商遵照政府之意而行也。

　　至于洋商方面，实无团结包揽之团体如公行者。洋商约为十二国之人，其经营商业，不独各国商人各行其是，除一二国外，即同国商人，亦各不相谋，唯英国、荷兰之两东印度公司则特异乎，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因其权力资财与组织及其商务劲敌之早退出于东亚市场，遂为广州通商史上最要之主体；又因英国国会特准，该公司亦享有包揽中英通商之权，因执行此项权利，该公司遂在广州养有无数执事人等及常设经理机关；此外，又因其有权给予或撤销英商非此不得在华经商之执照，所有在华之英人、印度人，该公司亦得实行管束。至为驻粤该公司领袖之选任管货董事会，对于违犯英国会所准予该公司享有特权之条例之人民船只，有逮捕管押之大权。

　　（附注）以上十二国，除俄罗斯外，所有大国均列在内。西历一八○六年，有环航地球之俄人克路圣斯登氏（Krusenstern），航行至广州，甫经售其货物，正在重新装货上船之际，旋有上谕严斥其所为不当，禁止嗣后不得再有此举。其禁止理由，谓一六八九年及一七二七年两次中俄条约：除得越北方边界通商外，并未规定在任何他处通商。此事可参观西历一八○六年关于此案之《嘉庆上谕》。以上各节，见于一八一○年伦敦出版史刁登爵士所译之《中国刑律》。

　　因其团体权力所生之利益，该公司遂在广州得处优越地位，与单独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其对中国官府，颇具声势，为其他洋商团体所未有。而地方官亦认该公司代表足为全体洋商负责之监理，所有关于通商规程及约束洋商之事，均与之磋商接洽。西历一七一五年，征收关税之海关监督，遂与该公司管货董事订立契约八款，给予英商特权甚多。此项特权，一经该公司取得，所有其他各国商人，不必经中政府另准，亦立可援例享有。职是之故，欧西商人不望其本国领事保护，而望该公司保护，以脱官府之害，免公行之欺。正以当时习惯，本国领事亦系商人兼充，不为中国政府所信任，故时来时往、升旗下旗，官场均毫不措意。其时，该公司反为洋商权利与身家之实在保障。况该公司利用其权势，办事毫不延缓，匪独随时保护英国之利益，即所有其他各国之利益，亦往往予以保护，兹证以熟识情形者之言如下：

　　该公司为独一无二之洋商代表团体，因此，照其习惯，不得不保护所有外人之诉讼事件。

　　[见萨镇（Sargent）所著《中英交涉记》]

　　处此情境，则与公行交易亦非必不利于洋商。西历一七五四年，中国政府所定《永久通行之规则》令每洋舶于行商中选出保商一人，盖欲使公行对于该舶货物应征关税若干及该舶水手之安分与否增加责任，而非故意令洋商为难。试观行商鲜有不肯为信实船主或管货之保商者而益信其然也。其实，是时通商之法大都为洋货交换土货，如印度、英国棉布之易中国丝茶，则公行亦无操纵价目之权过于该公司或单独商人者。若对于洋商所有进口货欲勒索便宜条件，则洋商亦得对于行商所有出口货提出相当要求。加以各洋商如不能觅有行商愿承诺其条件者，仍得将其货物任便运出广州。质言之，所谓包揽遇包揽也，兹证以熟识情形者之言如下：

　　公行制度，虽属垄断，大要于实行上尚无冲突。洋商因离本国市场甚远，消息难通，亦得保有其独揽买卖之权，一方面东印度公司既仍揽有包办中英通商之权，所以该公司历年悉由其在华商务所获之利发给股息。

　　至在其他方面，洋商亦未深受公行制度之害。先是行商因为华官洋商之独一媒介，遂得享有先阅洋商呈递官府文件之机会，而间或利用之。至西历一八一四年，此种机会亦被剥夺。其时，史刁登爵士以广州分公司选任管货董事会代表之资格，于他项让与权利中，得蒙两广总督准其以中文文件交由行商，转呈中国政府，但文件内容，行商不得过问。至西历一八三一年，所有行商转递权之价值革除净尽。该公司又奉官特准，遇有行商截留函牍，不予转递，二三洋人可往城门，将函牍交与门卫，呈递大府。

　　至于抵制省当轴之苛政，洋商亦无甚办法。盖管理通商之权，除少数宽泛之上谕外，大都归诸广州官吏，权既操于其手，其防人侵犯，自属猜疑备至。西历一八二九年，东印度公司代表力请削减繁重之船只入港税，并声称不获所请，将全停通商，而总督之复文则声称如下：

　　此后是否通商，悉听该国所为，至于章程，凡为天朝所定者，必须遵守云云，但官府之仇视外人利益，亦尚有营救之法。其法虽少，非辄无效。

　　西历一七一五年，东印度公司管货董事于会议时陈诉其害于海关监督，卒定美满之契约八条，内有一条如下：

　　第八条海关监督应保护公司，使其不受平民之侮辱与官吏之苛征，因官吏每年加征之新税杂捐，皆奉谕不准抽收者。

　　越十三年，至西历一七二八年，所有售与洋商之货物，一律征收值百抽十之附加税。洋商当即纷纷提出抗议，以期除此苛税。其陈诉卒达于朝。西历一七三六年，乾隆登极，即颁布上谕，废除此项额外税捐。

　　夫越总督而径行上诉于朝廷，亦属抵制省当轴贪求弄权之一法。此项上诉，大抵不取庄重使命之仪式体制，即取人臣奏折之程式体裁。关于后者，可举茀林（Mr．Flint）一案以为例。茀林以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之资格，于西历一七五九年前往天津。当在津地递寄御状，吁求皇上免除粤海关监督之苛征。虽因呈诉人之冒犯宸严，当即拿问下狱，但其捍卫外人通商事业之毅力，卒非无效。朝廷因其奏折，当派钦差大臣驰往广州，查办所控海关监督情形，以凭定案。钦差大臣于开审以后，遂召集各国洋商，将该监督降级及所有超过经常值百抽六之货税暨百分之二之关吏陋规与所征船只吨税悉行豁免之事宣示于众。

　　至于遣使北京陈诉洋商困苦于天子，求为审理，往往不能立达遣使之目的，可于西历一七八三年马凯纳勋爵（Lord Macartney）之使命及西历一八一六年安姆赫斯德（Amherst）之使命见之。第其奉使北京越过总督径行上奏一事，于外国商务大体上亦不无功效。盖此事颇足使省吏不敢过于贪婪放肆耳。

　　洋商所能迫令当轴察其陈诉尊其意见之最有效方法。亦唯以停止通商相恫吓之一法。盖当时公行常以此为利器，迫洋商听命。故洋商亦知如何运用此法以挟制中国官吏。彼官吏者，虽常若不置意于维持通商，其实官吏之不愿通商停止，无殊乎商人，实际上有二理由焉：一为对政府负有关税之责，二为其进项大都自此来也。

　　此外，尚有一种危险出自外人在广州通商之特殊情形，为洋商所欲防止者。其险为何？即只准与其通商之行商突然破产是也。当时，炫于月息二厘至五厘之重利，故外资纷纷流入广州。而自印度来者，尤极一时之盛。自西历一七七四年起，七年之中，行商暨与其交易之铺户所负外债之总数，计达四百二十六万六千六百五十元，其居印度之多数债权人当请印度政府设法追还因是驻扎印度之海军提督佛浓爵士遣派战舰一艘，开往广州，以为与总督抗争之后盾。总督慑于兵威，将其事奏陈皇上，旋即特发廷寄，传令全体行商清理债务。并申西历一七六○年所下不得借贷外债之禁令。所有债务总数，经折减后，由通商附加税所抽绿茶每担银一两二钱、红茶每担六钱二分、丝每担六两之款内拨还。

　　西历一七八二年以后，所谓公所积金者，归公行管理。此项积金，即出自外国商务百分抽三之直接税，用以偿付债务罚款亏损等项者也，但一方面对于洋人债款所负之共同责任，即行坐实。因此，公行之担承，殊形重大。自西历一七九三年，至西历一八一○年公行清理华商所欠洋商连同东印度公司在内之债务计付洋三百五十五万元；又自西历一八二三年至西历一八二九年，凡破产华人账簿上所欠之洋债，共计二百九十六万零六十六元，复由行商全体为之清理。至西历一八三六年，行商内有兴泰行者，倒欠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三十七元，此倒欠之数，系由华洋商各派三人合组之委员会查明。又西历一八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公行徇外国债权人之请，禀请总督饬令债务人兴泰行清理所欠洋债，但总督批谕公行，谓公行应共同负责，洋人财产，非有最后担保其安全之办法，不能置之不问云云。当经饬令查账，故亦不能了结，会值公行中又有金华行者，倒欠一百万元，均系洋债。因是，两债务之追偿，并为一起。债权人先与公行磋商了结办法，因对于实行清理限期意见各殊，未能妥协。于是又呈请英国政府主持者，亦又禀请粤督理处者，此双方并进之陈述，方各促起中英两国当轴之注意，而债权人与公行业已缔结契约，规定两行债务每年分批偿还：兴泰之分批，为期八年有半，并无利息；金华之分批，为期十年，并有六厘之单利。所有西历一八三八年及一八三九年两行债务应缴之两批偿款，至一八三九年将近年终中英开战之时业已付讫。自是以后，遂行停付，于是，债务问题卒为西历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第五条之主要事件，按照该条，中国遂不得不付整款三百万元，以了上开之债务。

　　（附注一）据戴维斯云，公行自西历一八二九年为华商了结债务以后，即已卸其所负各行债务之共同责任。但中国政府鉴于章程所定各行债务不问出自大意或系欺诈者均由公行全体负责之办法实属不良，遂明定此后共同责任应即废止。

　　（附注二）茅斯氏（Morse）所著《国际关系》一书载称，此事所足注意者，即华商所负之债务，大都均已清理，但西历一八三四年以后英商所负之债务，如西历一八三五年暨一八三七年之两欠款，因债务人之预先避匿及英监督之无法勒令了结，往往抵赖云。

　　第6章 法律上之管理外人

　　当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年之间，中国南方管理外侨之问题日形棘手。远人来者，其数渐众。西历一八三二年，广州外侨，为数一百六十五；至西历一八三六年，则增至三百零六。西历一八三○年，外人侨居澳门者，计白人三千三百五十有一，洋奴一千一百二十有五，内为英人、印度人、波斯火教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德人、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法人、日斯巴尼亚人与意大利人。此国籍不同之外人，虽聚居一处，自成部落，但无公共机关以管束之，其在广州澳门固有领事。西历一六九九年，英国曾劄委东印度公司管货总董葛溪波尔氏（Mr．Catchpool）办理英国在华暨附近各岛之使领事务。西历一七八六年，美国国会派少校萨茂（Major Samuel）为广州领事。至法国之三色国旗则升于西历一七八六年。但此等代表均以商人充当，既非奉派与中国政府接洽，中国政府亦不承认为其国家或国民之正式代表，是以管理外侨之事，胥归于中国官吏焉。

　　畴昔中国官吏所怀领土主权、管辖权之意见，虽属含混，要与近世国际法学家之所主张无大殊异：在中国境内，钦定律例，尊严绝伦，外人之往中国者，得以居留，悉出宽典，中国臣民所应遵守之律例，与外人所应遵守者相同；中国臣民所应服从惩治犯法之刑罚，与外人所应服从者亦相同。当时，中国地方官之办外交，固力守此旨者也。至其施用绝对大权以取缔国内通商，前已详言之矣。迨至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入口及禁止吸烟，又复施用此取缔之权。当时英国商务监督海军上校伊利氏（Capt．Elliot）代表英国人民，拒绝林氏所提船只将来运烟入口应即没收及烟贩应照中国刑律惩办之意见。该大臣遂行诘难，谓尔何能以尔国法律行于天朝云云。于是林氏断然不疑，实行己意。其对洋商强制执行以期肃清烟患之办法，不外搜检、没收、监禁、驱逐诸端，彼以为适用此强迫政策以保国法者，不过执行独立国所应有之主权及皇上所准予之权耳。

　　至中国地方官将管理外人之事交付其所委托者掌管，亦系行使其领土主权所孳生之权，试引两广总督之言，谓洋人在所居行商栈房以内，应听行商约束管理云云，岂非信然？又随时仿制章程，以期洋商与其他洋人遵守，例如经过通商时季，洋人即须回国，或回澳门；又禁止洋人任便游行街衢、荡舟河上、乘坐肩舆及携带妇人枪炮枪矛及他项兵器至栈。此项章程以犯者驱逐出境或全体洋侨停止贸易之罚则，迫令洋商遵行，如西历一八三○年，有西妇三人，由澳门到英国栈房，曾以将禁止通商吓令离栈。事后同年又有美妇数人到栈，复用此法，吓令离栈。

　　第7章 外人之服从中国刑事裁判权

　　（附注）此时期内，并未发生华洋民事诉讼之裁判权问题者，因遇民事诉讼均由两造竞相磋商了结也。至于洋人与洋人商务之纠葛，亦从未令中国官厅知之，此盖按照中国通例，民事诉讼，辄由公会或仲裁人断结，鲜有控于法庭者。（见茅斯氏所著之《国际关系》）

　　至对于刑事上裁判外人之权，其时中国地方官防人侵犯是权，较诸保守民事上管束外人之权，尤为严密。其所行政策之准则，以为在中土所犯之罪应照中国刑律惩处，故在条约正式订立治外法权以前所一体通行之大清律例，其三十四节定为：“凡外人归化者犯罪，应依律拟断云云。”虽有时中国地方官固有自准迹近例外之事，然除可谓即使实行破例不过益求所以证验其准则者外，此等例外之事，大都显然似是而实非也。

　　今试举数事例以明之，如西历一七一五年中国海关监督与东印度公司管货所订契约，内有一款，谓如遇该公司所雇英人放荡滋扰应惩办者，中国官署不得擅自惩处，应诉诸管货，使管货洞见罚当其罪云云。该契约是款，以及其他七款，均由当时粤海关监督承认，特从未见其实行，又即使中国官吏实行遵守此款，亦不能谓中国官吏即承认今日所共喻之治外法权，盖其通融办理，亦或按照当时国际习惯。此项习惯，除英国外，至今犹存于临海各大国，即许泊港洋舶水手，得免领海国法律之拘束是也。

　　复次西历一八一○年，有某华人死于黄浦某渡船，均以为东印度公司“皇家乔治”号轮船水手某英人谋害，特不能指出证据以证实之。初则中国官厅声明，非交出凶手不允发给英国轮船出港执照。故卒照如获凶手当依英律惩办之条件，发给执照。中国地方官之容纳上项条件，初视之，固可认为中国刑事裁判权之抛弃，但细察其环境则其容纳，似不过为其勒令所有英轮为凶手负责而又不能指证凶手究属何人之转圜地步耳。是以并无实在理由可谓该案似此了结，即欲开一先例，表示中国当轴对于领土法权要纲之让步也。

　　至于两造自行了结之事，如西历一八二一年某华妇溺毙一案，群指为出自该公司“梅尔菲夫人”号轮船之疏忽，由死者亲属承认不控诸官署，作为由英轮抚恤了结。若解释为中国官署完全抛弃法权，尤为不合。盖命案之似此和解，原为当时中国律例所不禁，其所以然者，因国家设官，专为保守公共治安，若个人犯罪而无扰及公安之事，苟非苦主或其家属禀请主持审理，则官吏亦无须过问也。

　　若夫西历一七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俄所订修正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俄界约》第十条之《恰克图附约》关于剿平沿边土匪及其他乱事者，殆可称为中国保守境内完全法权之真破例者矣。然按该修正条文规定，凡武装之人，越其本国界线在外国边境行劫者，应即逮捕拘留，俾地方官得会同审讯，若系中国人民，不论何项人等，当即递交管辖边省之审问衙门，处以死刑；如系俄国人民，当递交俄国法院，受同等刑罚，并规定杀人凶犯，应解至交界地方行刑云云。则此项规定，按照条文，确属彼此一例，毫未含有创设治外法权原则之意，似不过因特殊情形，而适用治人法律之原则耳，此实文明各国刑法法理学中所恒有者也。两国政府所常交涉者，即为界线，虽经大体勘正，而实在未确定之处甚多。乡村居民稀少，则犯事地方之究属何国管辖，恒难确定。有此情形，两国政府为剿平匪患以免时起纠纷危及邦交起见，遂协定如遇沿界重大刑事案件，应将凶犯交其本国官府惩治。似此办法之应付似此情形者，各国所订条约，亦不乏其例，如美墨两国亦曾协定两国之武装军队各得越界追剿红印度仇人是也。

　　（附注）茅斯氏于所著《中国国际关系》一书内称，西历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之《中俄条约》实为导入治外法权原则之权舆，如此国人民在彼国边境犯法，即应解回本国边境，交由本国官吏，处以死刑，以正其罪云云。即其例也，茅氏意见似独据俄文约本之英译而言，盖详考拉丁文约本与汉文约本（各见《中外约章大全》），似不赞许此说也。该约拉丁文本之第二款，措辞固属含混，但汉文本第四款之词句显属坐实领土法权之原则，而非减削之。至西历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条约，其措辞亦殊属不明，实则两条约之各国文本，不独意义不符，且第一约与第二约条款次序亦不相同。因西历一六八九年条约意义之含混而商定一七二七年条约，又因后约条文亦涉含混，而以关于惩处沿边犯罪者为尤甚，以致一七六八年附约得发生焉。

　　由此观之，破例之事，固属显然似是而非而一方面昭示其准则，以明真相之案亦甚多例，如广州，除西历一六八九年、一七二二年、一八○七年、一八二四年所见各案其被告西人各科以罚金外，外国罪犯之为中国官署执行死刑者，亦有多起。西历一七八○年，有“顺利”号官轮之法国水手杀毙东印度公司“史韬孟”号轮船水手某葡人，据云出于自卫。凶手避于法国领事馆，但经地方官追索，法领事遂交出凶手，旋以该省巡抚之令，当众绞毙。越四年，至西历一七八四年十一月，“许士夫人”号官轮某炮手因施放礼炮，误伤中国船户三人。翌日，一人因伤殒命。洋栈原欲庇护炮手，不令逮捕，但华官因追索交凶不遂，转而拘押该轮大班，显然以威力加诸洋商。此项办法，毕竟见效，洋栈为求释该轮大班起见，于十一月三十日，当将炮手交与华官。西历一七八五年一月八日，由华官执行北京谕旨，饬令绞毙。复次，西历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美轮“艾密来”号船上水手义人戴雷诺瓦（Francis Terranova）以瓦瓶投掷傍轮小艇内兜卖酒果之某华妇，因此毙命。华官随就船上，当美国人约四十名之前开审被告。爰命将被告加上镣铐，即行交出，嗣因船主不允交犯，遂即停止美国通商。越一星期，至十月二十五日，船主卒将囚犯解入省垣，再行审问，仍判死罪，押赴刑场绞毙。据云，当“艾密来”号船上开审之际，美商曾对中国问官面称，商等在贵国领海，不得不服从贵国法律，不论贵国法律素欠公允，商等决不违抗云云。

　　即在澳门地方，虽已租与葡人，每年租银五百两，在西历一八四九年以前，曾由葡人常川照付者，亦常有华官一员坐堂，审理一切刑事案件。西历一七四九年，有指名罪犯某某等避匿于葡萄牙道院，葡人不允交出，但一经中国官吏断绝其粮食物品，并令他国商人同离澳门，葡人当即迁就受约。该约第五款规定，遇有谋杀案件，在该撒白坚卡地方（译音）之华官，应到澳门查验，呈报省宪，以凭断结。西历一七七三年，英人史谷（Francis Scott）被控在澳门杀毙华人一名。经葡官拘捕审问后，即行开释。但华官坚执非将该犯交出不可，葡官亦卒照其议，当经华官复审处死。故事实上，澳门之刑事裁判权，不独华人为原被告之案，由华官执行，即洋人间之刑事诉讼案，其裁判权亦在华官之手也。某著作家曾述，澳门地方虽遇欧人杀欧人之案，先时葡政府亦不耐审问其情由，其人犯系由华官裁判论罪，处以死刑，即在澳门城垣之内，亦无不然。

　　华官之保守其管理领土内刑事之正当法权，虽属严密，但一方面仍不规避其保护责任，此即所以完成其法权者也。西历一七二一年，海关某员突然死于黄埔附近地方，有统领千人之某华官，乘“坎陀根”号轮船大副等在广州洋栈附近距该关员死处十三英里地方步行之际，立即拘捕该轮大副二人、二副四人。虽其拘捕确为关员在黄浦身死一案，但究无近似之理由，是以一经大班要求审理，当将侮辱船员之某统领降级撤差，并允予以永不叙用之处分。此外，遇有中国人民谋害或殴击洋人者，华官惩办凶手，亦属严厉迅捷，照当时某编史者所记，谓华人有罪，华官并无包庇之念，但其审问必须按照中国程式惯例办理也。

　　 第二部分 有约时期

　　 （西历一八四二年以后）

　　第8章 新制度

　　总而论之，西历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之中英《江宁条约》，为鸦片战争后第一次订约畀在华外人以确定地位者也。先是外人在中国官吏前无法定之地位，其通商侨居于广州、澳门也，纯出华官之宽典，今则享有通商居住之特权，乃为钦定条约所保证。嗣后中国与其他各国及英国所订各条约，又扩张其范围而倍蓰其款目，今试举数事以明之。为履行《江宁条约》起见，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定之《通商章程》明白规定，以英国法律惩治在华犯罪英人，此即英人得享治外法权之明白保障也。复次，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中美所订《天津条约》不特在华耶稣教士，得实行教会一切礼典，抑且得安然传教。复次，西历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之《中英条约》使英国人民或为消遣，或为经商，得持护照游历内地各处。而一九○三年十月八日之《中美条约》复承认教会得在中国各处永租房地，作为教会公共产业。故从其实在性质言之，在华外人之权利，原有限制，权利与限制二者，其自始至终之解析必须于中外所订各约章求之。盖二者无一以惯例为根据耳，中国不似土耳其，除在成文条约自行让与者外，中国绝未让与一事自损其主权。故于江宁订约及嗣后陆续与各国缔结条约以前，中国亦常要求扩充其境内主权、法权之分量，而大率均能实行。迨乎缔约以后，中国当然以条约明文为待遇境内外人唯一之标准。至于地方官所默许之惯例，中国并不认为畀予外人权利之约章可以由其扩张或限制之也。质言之，凡非经条约确切让与者，仍为中国不弃让之一部分主权。读者必须注意此点，盖一经忽略，则下节各段所述外人在华之地位，不能确鉴彻透领会也。

　　（附注）在华与前在日本之治外法权制度，其来历与在土耳其之治外法权不同，盖土耳其根据习惯，而中国专根据条约，此为白耶氏（Mr Bayard）对史脱劳斯氏（Mr．Straus）之言，附录于华敦氏（Wharton）《国际法汇编》者也。若无条约规定，则任何外人不能在华享有治外法权之特殊利益，试由日本判决“马利亚鲁士”号船一案类推之，似必为一定不移之理。“马利亚鲁士”为秘鲁帆船，西历一八七二年由中国装载苦工回秘，因避风驶入日本金川港。日本政府因闻其船主虐待苦工，爰命查问，并传船上华工数人到案作证。但华工一到岸上，不肯回船。船主要求将华工交回，日本政府遂通知该船主，可照其与华工所订合同呈诉法庭，请求交回。但受理该案之法庭既不允判令华工履行合同，又不允判给船主赔偿。嗣后秘鲁政府代船主向日本提出要求，当由日秘两政府共请俄皇公断是案。经俄皇断决，谓既无正式条约规定，不能令日本政府对于非由该国故意煽动之行为及按照其本国立法之办法担负责任，一面并讽示秘鲁，为免将来再有显属法权问题之误会起见，可与日本订立专约，俾两国彼此之关系较为确定云云。参观摩尔氏（Moore）之《国际公断》一书。

　　第9章 在华治外法权之由来

　　一、在华治外法权之要素与其产生之复杂

　　在华治外法权之根源，较诸通常所指者，尤为复杂。此非常之制，异乎所谓外交官之治外法权，实由两种相合情形在法律上组成者：一即外人一部或全部不受领土法律之制裁；二即其本国代表在中国境内亦得施行其本国法律一部或全部于外人也。顾自历史上论之其第一种情形殆未经订约即已有之果如是言必有一段无法律之期间此即当时所实现于中国者也。当中国与英国初次缔约以前，中国当局并未准许外人全部或一部不受当地法律之制裁，不独不准而已，且如上章所述，当时中国地方官尤十分严密保持其主权法权不受侵犯，而大率皆克实行其国家主义之政策。然则本段所指者，即无论当时中国地方官若何力保主权法权，而洋商早已公然视等弁髦，不受当地法律之制裁，其中尤以英商为最甚。抑且英商采用公然顽抗手段，颇能见效也。英国对于其在华人民执行本国法权，虽远在洋商采取不遵当地法律之态度以后，而实始于取得中国允许似此可疑手续之十年以前。故至西历一八三九年中英两国为鸦片问题开衅之时，若就英国人民而论，则在华治外法权固可谓业已经过迁延靡定之岁月，而入于永久发展之途程。其间为治外法权之成立，英人与中国当轴历经奋斗。复经过数重试验阶级，虽有中国地方官往复摧残，然已巩固不可摇动矣。其在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告终时，凡关于在华英人之法权问题，英国所强取诸中国者，不过将未经正式允许而事实上业已成立于中国者加以正式承认耳。

　　二、曩昔外人相率轻侮中国官府之态度

　　夫以上所言，为西史上在华治外法权所发展之确论，试详察中国法律如何宽容外人、英国法律与公堂如何导入中国逐渐施诸在华英国人民、各国如何强迫中国承认治外法权制度以及最后英政府如何立谋此制进步诸久远，而可了然于其故矣。

　　至于第一问题，则十七八世纪来华之外人，大都皆无尊重中国法律之心，此辈非行险之徒，即暴烈之客，除少数教士外，皆为欲在新地致富之一念所动而来。至于何者为该地法律之所需、何者为该地法律之所禁，均视为无足轻重。其奉命而来也，不过为图饱囊櫜所欲既遂，即将满载而去。照若辈之意见以为彼等一举一动，如受其所不知与不愿知之法律之拘束，无乃不善自为谋。即有少数具研究之心者，固尝留意于中国法律，有所心得。故当时彼等鉴于中国既与其本国习尚殊异，而以宗教为尤甚，遂以为苟非屈己辱国即不能服从中国法律。而一方面亦不能以其所熟识之本国法律自为约束，盖无公共机关以临其上，又不能承认其同类中任何一人，以约束彼等在华之行为，管理彼等与华人往来之事也。

　　处此环境奚怪外人自以为脱离中外一切法律，居于中国无异于法律家所谓太初状态，不听命于法则而听命于一己之嗜欲利益者哉。是以狂暴之行，无论如何不法，亦为求逞厥志者所最喜用之办法，例如西历一八三一年，有私运鸦片之洋船数只，为免除障碍以便实行其不正当营业起见，遂将无数之无辜华人饱以弹丸而死。西历一八三三年，又有一伙洋商，亦为私贩鸦片，纠众持械，攻围中国某村。此外，是年又发现情节相同之案，可以形容当时洋商之凶悍者：某日下午二时，英国官商尹纳斯氏（James Innes）勒令某保商于日落前捕到曾伤其手臂之华人，并肆行恫吓，谓如不依限办到，将焚毁中国官署。嗣因中国保商不为照办。据该英商事后向东印度公司选任董事会宣称，当时尹即购办火箭信灯，至晚间八时，官署遂行起火。要之当时西人在广州之行为，可从一八四○年五月审问贩卖鸦片时某证人据情宣布之言，谓吾所记忆之中国任何法律，吾等从不注意云云者，而想象得之也。

　　似此弁髦中国法律之态度，所以必从而加厉者，一因所经营之商务都属暂时性质，以致法律难行于外人；二由华官不能通其方言、辨其种类。盖外人之在广州，初只限于通商一季，迨此季已过，照其向日习惯（直至晚近始变），往往前往中国境外各地。然即使仍留广州或赴中国其他各处，遇有违反地方法律之案件，亦非经其本国人协助，华官亦难拘获犯法之洋人。有此两种情形，致使洋犯得以逍遥法外，以及负债之洋人得以毫无阻碍，避匿外邦。罪犯与奸商既得如此自由，当然使业已藐视中国法律者闻风兴起，纵不致再有难堪之事，而其所取抗拒官府之手段益复坚持不移矣。

　　（附注）因地方官不解外人语言，故常命各国头目追获凶手，详加审问，查明情实，然后将凶手解交中国官署。解交以后，再传舌人翻译问答、记录口供，然后起诉，作为完竣云云。此系两广总督为一八二一年义人戴雷诺瓦一案奏牍内之语，见史刁登氏之《中国公报》。

　　此项态度，不仅限于外商之个人，即东印度公司之选任董事会，亦以该公司本身与其执事，皆可免遵守当地法律之义务，而欲根据以下两种理由保护其地位：其一，该公司以为世界各国皆得各照所抱政策，管理其本国商务，而中国则殊异乎文明各国，由条约规定商务，该公司因鉴于此，遂妄自包庇广州外人之讼案，与中国官府为难；其二，该公司自以为有管束在华之英国人民船舶无限之大权，遂力谓在华之英国人民财产只能归其单独管理。

　　有时英国海军将领莅至中国，方以为有中和之见解、表率之行为，必可补救不法之外人，而以对于其本国人为尤甚。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其在中国所运用之势力，完全适如其反。盖因该将领等之见解既非中和，而其行为又大非可以表率者也，今试略举数案，足以表明所言之不谬。西历一七四一年，英国皇家兵轮“森鸠隆”号统领安森氏（Comm．Anson）力排一切阻碍，驶入广州，勒令中国供给需用物品。事毕离埠，夺取来自亚加普尔科之日斯巴尼亚甲板船一艘，不顾地方官抗议，挟其赃物，复入广州。复次，西历一八○二年与一八○八年，英国海军奉该国政府之命，甚至并不知照中国政府，即在澳门登岸，占据该地，以防止法人攻击。复次，西历一八一四年，英国战舰“杜立斯”号捕获停泊广州内河及确在公认之中国中立区域以内之美国船舶两只。此项事变，中国人不唯以为公然污辱其国家，且以为实系别有侵略土地之阴谋也。

　　三、英人拒绝中国行使刑事法权

　　英商对于其本国人在华所犯杀人伤人之案，竟明目张胆、坚执不移，拒绝中国君主执行治权与法权。此即日后英国在华治外法权所由起之唯一原因也。凡遇外人犯案，初则其栈长或其轮船大班，大率表示拒绝地方官之要求，不肯交凶备审，但其他各国人民辄卒行屈服，一任中国法律之施行，而英人则挟其东印度公司团体之势力以为后盾，其轻侮中国法权，往往坚持到底。

　　英人既采用此种手段，则其对于一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办理法人杀死葡水手一案自必更有一番刺激。是年以前，洋人所犯命案，如在西历一六八九年、一七二二年、一七五四年者，虽时见于广州，但凶犯均未偿命，大抵非遵缴罚金恤款释放，即判以监禁之罪。唯西历一七八○年一案，凶犯竟由华官照律拟断处死。广州英人因该犯处死所发生之感想，与其蔑视当地法律之特性，可以从当时英国某纪事家所记之言推想而知，即谓此事实为在华欧人谋杀欧人处决死刑之创举，欧人视为危险之先例云。越四年，又有英国炮手一案，遂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方面采用极端防卫办法，华官方面亦采取极端坚决举动，以申国法。当西历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广州闻报，英国“许士夫人”号船所放礼炮击伤华人三名，其一翌日因伤殒命，当即派员往见英栈总理，按照华律要求交出炮手，以备公审。但英公司董事会答称，炮手殆已远扬，本会无权指挥国家船舶，但如中国方面允在英栈开审，本会自必竭力设法劝导该英船大班交人。此种条件，据戴维斯氏所云，乃董事会鉴于审办法人杀害葡水手一案而设者也。当经华委员声明此案必须在城内抚院审问，翌晨，该大班由董事会派往省垣说明情形，遽被华官计诱，以军队拔刀示威，押入城内。董事会大惊，会同其他各洋栈，立命某某数轮之划船、调集兵丁，全副武装，以备华官如有意施强，可作董事会诸人之卫护，且可以坚决表示英商对于地方官所为之意见。中国虽未知洋栈方面有备战之意，故亦戒备甚严，仍如以前各次显然决意欲实行国法，但一面仍请各洋栈派遣代表往视在押之大班，借以证明该大班之优待。乃代表团回报大班举止张皇，显欲同业设法营救，实则据其释放后报告，伊在押时，甚蒙礼遇。该董事会终以大班在押，前途吉凶莫测，故照大班所请，将炮手交付华官，并出具保函，由全体外侨代表签字。于是立释大班。至炮手到案审问之后，遂定谳付狱，以待朝廷最后定夺。西历一七八五年一月八日旨下，当将炮手绞毙。

　　在昔一七五四年，虽英商为法国水手殴毙英人一案亦曾强求地方官处以极刑，顾因炮手案之结果，所有广州英商与东印度公司选任董事会，均深为失望。盖自兹以后，英商即例行永不将任何英犯交付中国法庭审问之计，今略举英侨杀人伤人各案，起于炮手案了结以后而讫于广州东印度公司通商规则消灭之时者，即可表明英国人民在华之政策矣。

　　（附注）法水手殴毙英水手一案，粤督徇英人之请，停止法国通商，至凶手交出后始行恢复。该凶手于定谳后下狱。翌年，因遇大赦得释。（见戴维斯所著之《中国》一书）

　　西历一八○○年二月十一日，英国皇家兵轮“马杜雷斯”号派遣英国皇家双桅船“泊劳维登士”号由零丁前往黄埔。双桅船上之看守员见有在船头多时之划船一只，屡经询问而未见答，遂以为该划船一伙人等系欲割断桅船水线，即开枪轰击，伤一华人，其另一华人则落水溺毙。地方官要求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将当时由桅船船副看管之凶手交出，以备审问，并与原告华人控其力斗，使另一华人落水者当面对质。“马杜雷斯”管带狄尔开士氏（Capt Dilkes）承认枪伤华人之事，但反控原告窃盗电线，并声明非彼在场，不能容该船水手在广州审问云云。此后往复磋商，延至一月之久，乃查出溺毙之华人实系自行投水，以及受伤之华人亦已全愈，此事遂和平了结。

　　西历一八○七年，又有更重要之案。是年二月二十四日，东印度公司轮船“奈泊登”号之水手数人上岸，因饮酒过醉，遂与数华人斗殴。船长船员出而排解，将水手安顿洋栈之内，华人蜂拥追之，无论华官保商如何竭力遣散，仍复滋扰不已。迨至向晚，该水手等设法避开船长，突然冲出，再与华人斗殴。虽复经船长督率回栈，但已殴伤华人数名，其一于三日后毙命。于是地方官仍照常向该公司董事会要求交凶，以备审问，但此项要求当然无效。而当时又难查出斗殴时下致命伤者究属何人，曾经英官在奈泊登船上举行查究，并由中国保商悬赏二万元以为查出凶手之酬劳，一面地方官并停止通商。该董事会为脱离困境起见，遂提议在英栈开审奈泊登水手五十二人，华官始则不允，后竟承诺。此案审理情形备述于下：

　　开审时，虽仍遵守中国法庭仪式，但对于董事会已有重大让步，盖已为英国皇家狮号兵轮管带罗勒士氏（Capt Rolles）及公司董事兼总董史刁登爵士各备座位，并准管带罗勒士之水兵二人身佩插鞘刺刀，留在英栈门首，自开审至终不停巡哨。

　　华官虽不能交出证据，但奈泊登号船主白家南氏（Capt．Buchanan）承认其水手中有十一人最为强暴，希望中国秉公处断。但华官无论如何，似决欲查明下毒手之人，顾卒以正凶之不能查出，遂议定十一名水手中之一人，经华官拟议为罪状最重者，应羁押于广州，由东印度公司选任董事会看管，以待朝廷裁决。遂即指出辛爱华（Edward Sheen）一名。顾不久董事会欲将辛氏带往澳门，华官力拒此议。当由英国皇家狮号兵轮管带罗勒士出而干涉声称英商任听辛氏羁留广州既属万办不到，若华官不容辛氏前往澳门，伊即带辛至船。华官遭此强迫，遂从董事会之议。一八○八年一月，上谕定辛氏为误杀罪，当照大清律例，缴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约英金四镑）抚恤死者家属即行开释。

　　（附注）欲观上谕原文，可参阅史刁登所译《中国刑律》之附录上谕中奇异之处，即内中所叙两广总督（大约该督亦受属员之欺蒙）之奏折，完全与斗殴杀人之事实不符。内称，某日清晨，辛爱华用木棒斜向撑开窗叶，撑窗之际，木棒滑脱坠下，适值华人廖阿登前往十三行购货，经过该栈楼下，木棒末端落在左太阳角上，被击致伤倒地，医药无效，遂于翌日身死云云。

　　顾吾人于撇开此案之前，莫妙于先引东印度公司理事会书记所录了结该案之言，以表明广州英人所采用阻挠中国执行法律之策，又为其本国人所奖励。盖其本国人与外国人民往来，不过惯用其在印度所行之主义而已，兹录该书记之言如下：

　　关于奈泊登号船全案之办理情形，深受理事会赞许，理事会对于公司董事会之长才毅力十分满意。又对于管带罗勒士暨爵士史刁登所著劳绩深形感激，当由理事会赠与管带罗勒士英金一千镑，并派爵士史刁登为英栈汉文通译。

　　至一八一○年与一八二○年发生之命案两起，就现所讨论之问题而言，均无大结果而终。盖华官虽照常坚求交凶，并停发出港护照，而两案之正凶均不能查出。其后起一案，系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将该公司“约克公爵”号船上宰夫发狂自杀之事，禀报当地官署，因其情词闪烁，致董事会方面虽未直说该宰夫即为杀害华人之人，而地方官已推测其案属如是。至一八二一年关涉该公司“梅维尔夫人”号船之某华妇身死一案，亦照不可偻指之其他各案贿诱死者亲属不向官署呈诉作为了结。

　　同年（一八二一年）又有英国皇家兵舰“杜排士”号一案，公然使中国法律完全失效。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该舰泊于零丁，派驳船一只前往零丁岛取水，并使水手浣衣。该水手等于浣衣之际，忽为中国一群暴徒之持白梃竹枪者所袭击。该舰司令为掩护水手退路起见，立派水兵一起，分乘武装快艇两只，一面又向附近某村发放重炮数次，以阻暴徒追袭。双方冲突之余，英人伤者十四人，华人死者二人、伤者四人。至十九日，杜排士号兵舰管带李雀森（Cpat．Richardsons）牒请总督迅予惩办凶犯。经总督覆称已派委员至零丁查办，所有受伤英人应送至岸上验伤，管带反对送岸验伤即对于派员查办似亦误会总督之用意，并声称不能任中国官吏上英皇兵舰查验云云。于是总督知照洋栈董事会，谓杜排士号若不将水手送至岸上，或管带不俟了案即行离境，该栈长不得卸责云云。总督当即停止通商，一面发出告示，内有一段如下：

　　历任督院，从未与该国海军军官有公文往来，此次据其照称华人击伤英人十四名等情，是以本部堂当即派委员一名，挈同行商舌人前往零丁，审问受伤外人，以凭办理。倘该舰果有受伤之人，自应遵令交出伤者，以待审问，且使证据既得之后，该案可以穷其究竟，秉公办理。乃突然声称委员上船开审，不惟有碍国体，且为办不到之事。似此借端拒命，不免使人疑虑，十四人受伤之说，大都不确云云。

　　嗣该舰离开零丁前往澳门之时，总督又出告示，声明英栈长应负责任。但该公司董事会覆称公司无管理兵舰之权，应请督宪与该管带直接交涉。迨一八二二年一月五日，董事会闻总督将引一七八四年案为先例，遂协同该管带准备将所有英人立即离开广州，意欲别有举动。五日后，董事会照会省宪，谓该会鉴于省宪对彼之态度，已决计挈同所有公司船舶离开广州。总督因见该会无管理兵舰之权，亦于是月十三日解除该会一切责任，但非俟交出水手验伤不准恢复通商。至英商方面虽仍不肯就此遄返广州，但急欲恢复其贸易，遂向管带李雀森提议一种办法，以为可满中国当轴之意。此项办法，即为因解决此案，管带既不能做主，当于回国后奏闻英皇，庶可依法惩办罪人。总督不纳其议再三要求交出水手。于是其事遂成僵局。但该管带曾在舰上接待华官，并将所有本案情形开具节略，交与华官收存，后遂于二月八日起程。总督因得董事会担保，谓管带必将全案奏闻英皇。亦于二月二十二日出示准重行通商。至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复要求交人，顾其事终寝。

　　杜排士号管带之回国也，曾受军法裁判，而卒宣告无罪。英国海军部饬令驻在印度之英国海军总司令，谓以后非由印度总督或驻粤管货董事会申请，所有兵舰不得前往中国任何地方。一面训令印度总督，非遇必不得已事故，慎勿请调英国皇家兵舰开往中国；并饬行该董事会，除非迫于最紧要之事，不得请派兵舰。

　　西历一八二四年，某华人控告东印度公司“巴尔卡拉伯爵”号轮船某船员，谓其抛掷铁条，适中该轮旁面小船内之某甲，以致毙命，并要求抚恤三千元。该轮外科医生于检验尸身后声明某甲实系病死。嗣又发现铁条并未击中死者，其诬控系欲敲诈。当经董事会将情形禀报总督，旋捕华人一名，由督院宣布原告方面果有诬告敲诈之罪，自当严惩云云。

　　至东印度公司通商规则消灭以前发生之最后命案，即为一八三三年坤新门斗殴击毙某华人之案，虽一无辜之水夫受人引诱，自认凶手，解往广州。但广州当轴经与公司董事会往来公文之后，当即饬令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