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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印象篇

农民：中国符号的变奏

　　 农民形象是当代所有艺术形式的重要元素。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曾经有说“中国农民终于走向世界了，但却是以灰头土脸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操着方言、举止失当、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了央视春晚的常客。几十年间，农民的形象经历了从高大全到笑话百出的颠覆。

　　□南方农村报记者 陈会玲 述评

　　 说句实在话，农民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出镜率”并不低，农民形象是中国当代所有艺术形式中的重要元素。

　　 穿着破衣衫，贼头贼脑地上台，第一句台词是：“据观察，没有敌情。”1990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黄宏、宋丹丹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获得极大成功。此后，这些操着方言、举止失当、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了央视春晚的常客。

　　 娱乐至上的时代，小品的逗笑功能全面超越了相声。小品王赵本山塑造的农民善良、世故、滑稽、狡黠，令人捧腹。本山大叔出场，必定是春晚的高潮、G点，观众心甘情愿被忽悠得兴奋不已。小品甚至影响了人们对农民最直观的印象，或者说，来自本山大叔那张耷拉的脸。

　　 在电影中的农民，一般是两张脸，一是苦情、执拗，二是逗乐、傻。

　　 冯小刚在2007年拍了一部贺岁片，叫《天下无贼》，由王宝强本色出演的农民工纯真，或者说纯真到傻，索性叫“傻根”。

　　 张艺谋出品的农民则相对悲情些，上世纪的《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等电影在国际上获奖，展示的都是农民沉重、压抑、痛苦、扭曲的生活。因此有说“中国农民终于走向世界了，但却是以灰头土脸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999年，张艺谋拍出了《我的父亲母亲》，章子怡那张年轻、倔强的脸，是一张干净的爱情的脸，就如盛开的马蹄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甜美。

　　 观众的口味被大导演们调教过来了，丑星演农民，容易出位，更显诙谐有趣，小品演员扎堆拍乡土题材的电视剧，于是观众看到了一些形象过于突兀的农民。除了赵本山、范伟主演的《刘老根》、《马大帅》曾掀起收视狂潮，2008年，潘长江拍《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他在荧屏里上串下跳，蹦着“浓缩的都是精华”的短小身躯，倒也让人开心。2009年，眯眯眼、龅牙突嘴的林永健出演《喜耕田的故事》，形象正面，时代感强，看久了丑也觉得有点味道。

　　 要到小说中寻找农民形象，有点令人失望。虽然新世纪以来，众多实力派作家拿出了他们的长篇乡村小说，但这些作品多数写的是历史上的乡村生活，写的是传统的农民，新时代农民掩面缺席。贾平凹《秦腔》中的夏风、引生，是“一种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毕飞宇《平原》里的端方，被认为“缺乏充足的现代意识，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是一个过分理想化的人物……这直接导致了新时代的农民在文学史中面目不清。

　　 农民工是小说家们愿意涉猎的对象，俗称“打工文学”，在此类作品中，小说作者大多书写矿难、拖欠工资、工地生活，还有红灯区的“外来妹”，甚至收破烂的人。他们形象悲戚，境遇卑微，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相较于小说家的虚构，画家的画笔更为真实。1980年，罗中立笔下的《父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而新世纪画家笔下的农民工，形象多元。膀大腰圆、挎着公文包，手持手机，这是致富后的农民工(《预约》 杜晓东 2003年)；在街头吃早点，目光茫然的，则是还在挣扎的一群(《早点》 忻东旺 2004年)。

　　 与现在边缘化、现实化的农民形象不同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农民显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完全符合“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新中国主人翁形象。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李准《李双双小传》里的热情女性李双双；浩然《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他们身处当时社会的主流地位，必然是正直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公式化、概念化、泛政治符号化的形象塑造，勾勒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新崛起的劳动人民群落，他们被称为“最有发言权”的人。

　　 文革时期的作品在后来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高大全”。艺术创作已经严重脱离了现实，是对“伪现实”的夸张和描摹。“上世纪70年代，我读了《金光大道》等小说，吃惊地发现，小说里的农村与自己所处的农村毫无共同之处；那些美术作品中红光满面、气宇轩昂的农民，与我身边面有菜色卑微麻木的农民有着天壤之别。我当时还是个无知少年，以为自己呆在最坏的农村，或许别的什么地方存在一个如描绘中的理想农村。”有网友如此回忆。

　　 朴实可爱、勤劳善良曾经是电影作品中新农民的群体性格，在《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甜蜜的事业》都有体现。

　　 1984年，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轰动全国，影片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在爱情方面，高加林是选择温柔善良、有恩于己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还是选择有共同语言的城市姑娘黄亚萍？这样的矛盾引起了人们对人生、社会、爱情的思考。《人生》之后，农民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塑造开始从人物的“大”转到了人性的“小”，并延续至今。

　　 现今，艺术家们已难以成为农民的代表。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有《篱笆#8226;女人和狗》这样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那时候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还比较紧密。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农村和城市的“断裂”开始加剧，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小说、电影、绘画成了给城市人看的奢侈品，电视稍稍例外，但占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绝大多数是都市言情剧等城市人关注的话题，因为，城市人才是最有商业价值的观众，农民虽然数量众多，却非电视台最想取悦的主流观众。

　　 从政治、艺术的主角演变到今天的边缘、弱势群体，农民的形象还将遭遇怎样的颠覆，农民还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这，是赵本山、张艺谋们可以给出答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