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还面临这些“痛点”“堵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种业的各项体制、体系、模式和机制，中国民主建国会江西省委在2023年集体提案中提到，存在“痛点”“堵点”，导致发展与现实生产力脱节，阻碍种业振兴。

关于生物育种，民盟中央在提案中提到，生物育种是打赢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世界种业已进入智能设计育种的4.0时代，而我国种业正在向分子设计育种的3.0时代迈进，生物育种创新发展面临许多挑战。

近年来，由于大豆占粮食进口比重最大，波及粮食安全，中国也启动了第二轮大豆振兴计划。

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指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大豆种业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大豆育种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大豆单产水平总体不高，平均单产不到美国的60%，与国际大豆主产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严建兵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培育应用高蛋白玉米品种，实现大豆进口替代，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种业振兴的“痛点”“堵点”

对于当前的种业体制、机制，民建江西省委指出，存在四方面问题。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育种”主体“错位”，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比如，我国八成左右的种业资源和育种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企业主导创新匮乏。

其次，“繁种”存在“痛点”，“种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实践尚在“起步”。我国持证的种子企业有7000多家，但这些种子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扩繁能力不强、产销规模不大、辐射区域不广、市场占有率不高、品牌影响力不强等问题。

再次，“推种”模式“倒置”，尚未形成市场导向的高效种业创新体系。从种业体系上看，我国现阶段种子市场的体系是研发决定市场的成果导向模式，而不是市场决定研发的需求导向模式。而且企业选育推广的品种中，多为购买品种权、合作选育，停留在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改良上，修饰性品种多，突破性品种少，在新品的研发方面较弱，拥有自主品种权的品种少，新品种的“新”多是“形式”大于“实质”，种子实质创新能力不尽如人意。

最后，“机制”引导“无力”，政策引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比如，银行贷款手续烦琐，审批周期长，贷款周期也较长，不适用于仅在种子收购的几个月内需要流转资金的种子企业。此外还存在贷款品种少、担保物少的短板。

民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生物育种创新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种源关键核心技术等存在短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生物育种重要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独立原创性研究数量少，生物育种关键基因和分子模块研究匮乏。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品种培育的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种业企业规模小、创新弱、布局分散。

再比如，财政资金对民营育种企业支持不足。生物育种需要投入大量基础设施、高精尖仪器设备，也需要长期表型数据测量积累。而民营育种企业获得的财政支持较少，虽具有较高的创新积极性，但难以承担较高的育种风险，其种业创新发展受到制约。

还有，科校企合作育种机制不健全。从校企合作看，高校缺乏育种试验场地，而企业从育种科研中难以获得预期收益，不愿长期为高校提供育种试验设施和场地。从科企合作看，商业化育种机制不完善。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转化，而育种企业难以共享公共研究成果，制约了创新活动开展。

具体到大豆，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提到，中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育种技术与方法相对落后。大豆育种体系还处在较低水平，主要采用常规杂交与诱变育种手段，而国外已经广泛采用分子辅助选择育种、转基因育种、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

二是品种推广产业链衔接不畅。科研与育种“两层皮”，在种质资源、育种技术、品种选育三大环节，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院所；在性能测定、繁育加工、营销服务三大环节，资源主要集中在企业。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由于大豆产业品种管理制度不健全、品种权保护范围狭窄，目前市场上白包销售、自留种子现象严重，导致我国大豆换种率仅为70%左右，育种者和种子合法经营者的权益受到损害。

寻求种业体制破局

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民建江西省委建议，在培育种业振兴“领头雁”方面，要加快培育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技术先进、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种业企业，重点扶持本土企业，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

在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方面，要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业，推动种业产业发展。比如，支持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强强联合，将资源、信息、技术、人才、要素向企业集聚，组建试验联合体，开展商业化育种，推进品种研发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

在加强种业人才培育与引进、交流方面，要加强育种基础人才培育，重视种业高职人才及繁种、推广专职人才的培养，发挥知名高校作用，提高种业生源综合素质，努力培养育种“工匠”；此外，出台种业人才交流引用政策。鼓励科研人员以科技特派员、技术入股、自主创业、停薪留职等灵活方式进入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等等。

关于生物育种，民盟中央建议，确立生物育种优先发展战略，构建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基础研究、应用技术、产品创制”上中下游种业科技创新体制，融合基因编辑、转基因、合成生物、人工智能、大数据、传感器等前沿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构建生物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交叉融合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推动生物育种向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发展。

此外，创新校企联合机制，建立生物育种联盟和创新联合体。引导种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组建生物育种联盟。高校和科研院所侧重源头创新，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理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种业企业可有偿利用高校科研成果，开展新性状、新技术、新品种等应用研发，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种业创新合力。

还有，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生物育种财政支持。设立生物育种重大科技专项，针对生物育种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新种质创制、智能育种和数据库建设等领域卡脖子技术确定项目指南。财政支持向民营种业企业倾斜，通过先建后补、金贷财补以及实行品种审定后或推广后补助政策等形式，提高民营种业企业研发实力。创新生物育种多元化投入机制，持续稳定增加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政策性银行提高种业贷款规模，引导风险投资基金加大对种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

加强大豆、玉米育种技术创新

大豆、玉米是饲料粮的主要来源。豆粕是蛋白饲料源，玉米是最重要的能量饲料源。由于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饲料中蛋白需要达到11％到20％时才能满足营养需求，然而当前国内普通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只有7％到9％，因此必须在饲料中添加豆粕进行蛋白补充。正因为我国大豆自给率低，大豆和豆粕严重依赖于进口。

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使得我国大豆的结构性进口战略不确定性增强。近年来，受外部环境影响，大豆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和饲料加工业、养殖业健康发展。

面对这一现状，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建议，加强大豆育种技术创新。重点从技术和投入上发力，研发优质种子，提高单产水平。比如，改进育种技术与方法。以常规育种方法为基础，集成高通量转基因、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智能设计等前沿关键育种技术，建立高效育种技术体系，提高育种效率。

严建兵建议，发展高蛋白玉米实现大豆进口替代。

2022年，我国玉米产量达到2.77亿吨。其中，70％的玉米用于畜禽饲料加工。“如果能够提高玉米中蛋白质含量，从8%提高到13%，每年可以多提供1350万吨蛋白，这相当于3500万吨大豆提供的蛋白。这样既从源头上提高能量转化与饲料转换率，减少对大豆和豆粕的进口依赖，降低饲料生产成本，又可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压力。同时，还可以提高农民种植玉米的收益。据测算，玉米蛋白质含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玉米价格每吨提高50-80元钱。”他说。

值得关注的是，该方案也具有多方面的可行性。

比如，从起源材料角度看可行。玉米起源于大刍草，而最初的大刍草中蛋白质含量达28%，在人类长期的选择驯化过程中，产量作为首要目标，使得当前玉米蛋白质平均含量降为8%。但一些特殊玉米材料蛋白仍达15%；

再比如，从技术储备角度看可行。提升玉米蛋白质含量的瓶颈不是土壤中没有足够氮源，而是植株对氮的吸收和利用能力不够。玉米氮利用效率有关的基因资源非常丰富，通过基因组育种方法提升氮利用效率可行，同时可减少环境污染；

第三，从推广应用角度看可行。玉米已经成为中国播种面积最大和产量最高的作物，通过提高玉米蛋白含量提高总的饲料转换率，没有面积推广与作物结构调整的压力。

因此，严建兵建议，加强研究，设立玉米蛋白提升研究重大专项。通过揭榜挂帅，集中优势力量，以满足畜禽生长的营养需求为出发点，以培育高蛋白玉米新品种为技术核心，构建一个完整技术创新链，最终实现提高我国饲料蛋白的自给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畜牧业、饲料业、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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