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迷离中的闪光

　　报告文学，作者浩然，原载1989年6月22日星期四《河北日报》第四版

　　一、一个手里没有端着铁饭碗的农村党员，他的生活道路应该怎么走才合情合理？他的精神境界高到什么程度才值得敬佩、值得值赖？

　　高惠原来是三河县段甲岭人民公社八百户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如今仍然是这个村的“第一把手”的党支部书记，却常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宾客面前。职务的全称是“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燕山实业公司总经理”。

　　他今年52岁。要讲历史，十分简单，象我们北方农村许许多多基层干部一样的简单：土生土长在八百户一个中农家庭里，兄妹6人，他居长。因为农村教育的落后，都成了合格的公民，还在念高级小学。后来，由于年轻人的热情，由于想到外边闯闯，干点有出息的事，他主动报名服兵役，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了朝鲜。他在异国他乡，既没有象“80年代人”那样，捞回点冰箱、彩电、录像机之类的“外快”，也没有得到什么可以向“土包子”们炫耀的新奇见闻。在那儿他依然干活，帮助朝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破碎了的家园。第二年撤回国内，一气开到大西北，驻扎在第一个原子弹基地。他仍旧干活，只不过换了手里的工具，不再撸锄杠，抡镐头，而是当了钳工。1960年工程完竣，他的大腿患了关节炎病，只好复员回乡，到县城汽车修配厂当工人。一年后又来了个“落叶归根”，从此开始了基层干部的生活;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一直到如今，干了18年。18年辛辛苦苦而又风风兩雨地过来了。在段甲岭的政治经济的历史舞台上，他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18年来，上级总认为不让高惠挑八百户这副担子就得“天塌”，群众觉得没有高惠在头边领着就要“地陷”;政治运动一个跟一个，村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高惠一直没有隐退，没有倒下，即便有过波折和摇晃，上级领导和下边群众终究会默契一致地认为没有高惠不行，想方设法再把他扶到八百户领导的位子上。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作为基层干部高惠的存在价值：虽然普通，但却重要。人生在世，还有比自己在别人的眼睛里不可缺少更为有意义和更加荣幸的吗？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个个都能在人民心目中成为和保持一种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的位置，我们的党就会显示出光荣和伟大，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常盛不衰！

　　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決定专门访访高惠，写写高惠。

　　有人给我泼冷水，说高惠并不象他如今在领导者面前表现得那样“革命”和谦虚，实际上他很自私，很狂妄。还揭高惠的“老底儿”，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高惠的老底儿，我倒也知道几件事。1960年合并后的三河县和蓟县，新创建一个汽车修配厂。修配厂的工人都是从农村选拔上来的积极分子。给生产队赶大车的车把式占了一大半，好多人连汽车都没有坐过，修理汽车谈何容易？这时候，从部队复员的高惠被派进来，因为他是从机械化部队训练出来的四级钳工，不仅成了技术骨干，还当了车间主任。有的人对此不服气，有的人瞧不起他，但又无可奈何。有一回撺汽车，很多短缺的零件都得靠高惠给车出来用，白天干不完，就在晚上打夜班。那会儿，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得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干。到了半夜里，埋头干活的高惠发现，厂长带着别的工人到食堂里吃夜宵，光把他给丢下了。他忍着气没吭声。到了第二次加班，别人照样吃夜宵，还是没有他的份儿。等到第三回遇上这类事儿，他再也忍不住，找个茬儿，跟厂长吵了一架，不留余地地宣告：“我不干了!”随即捆上行李卷回了家，无论怎么动员，他也不肯再回汽车修配厂去上班。

　　知道老底儿的人指责说：“这就是高惠。因为没吃几顿夜宵这丁点儿小事，就不革命了，多么自私呀！”

　　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地动山摇的日子。在八百户当了七、八年领导干部的高惠，既没有挂过牌子，也没有戴上帽子游街，甚至连大字报也没有人给他贴几张，反倒得天独厚地进了新的领导班子，可以继续向社员发号施令，社员照样听他的指挥。这一年冬天，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的老支部书记李瑞，跑到北山大牛沟跳崖摔死了。别人都说他这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独有高惠被吓得脸色苍白，闭口不语，象丢了魂一样惶恐不安。

　　从此，他不仅对抓工作消极应付，后来竟然托人情进了宣传队跑到燕郊，一躲就是两年。领导和社员一次又一次地找他，动员他接茬儿当干部。高惠对此软磨硬抗，还说：“十六条说群众的眼光亮，我当群众，眼光就亮了。你们就算把刀搁在我脖子上，这样的干部我也不当了！”

　　知道老底儿的人说：“你看高惠哪有一点儿革命精神。人家都是为革命杀头好比风吹帽;他可好，别人自杀，把他吓破了胆子，怕死鬼儿。"

　　我在访间高惠的时候，提到了上面说的两个间题。

　　对第一个间题，高惠回答说：“一个月挣30多块钱薪金，不用说养家口，连我一个人吃用都紧巴。在厂子里顶属我技术高、干得多，凭什么另眼看待我？我这人就这么个脾气，金钱可以受屈，气不能受!”

　　对第二个间题，高惠回答说：“那时候乱糟糟的，连是非都没有了，还咋干工作？死得死的是地方，不清不白地冤枉死，我不干！”

　　他对第一个间题的回答我能够理解和接受。他对第二个间题的回答我有疑间。因为事实上他在1972年便重又上台了，而且过去是大队长，这回却当了八百户的第一把手;当时也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难道那时候就有了是非吗？

　　他很动情地给我解释说：“人有脸，树有皮，群众看得起，领导抱着希望，硬是打坠不起来，也怪不好意思。一位从上面下来的老领导的一句话，就把我的心说活了。他说：天下虽大，把哪儿搞好，也不如把自己的村子搞好;老婆孩子都住在村里，他们得活下去，你也得老在这儿;搞好了，别人家不受罪，你们家也不受罪。……”

　　高惠的这些话不怎么铿锵，但很朴实;不怎么崇高，却十分真诚。农村的党员干部，实质上仍然是个农民，不能用挣薪金、端铁饭碗的标准要求他们。设身处地为当时的高惠想想，他的处世态度和为人准则，都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的。恰恰相反，从他吐露的这些朴实而又真诚的心里话，倒使我看到高惠那可爱的个性和可敬的棱角。

　　二、在“大势所趋”面前，他只能退让，同时多了个心眼儿。当他发觉再退让，就要翻到山沟里去的时候，就来了个勇敢的急刹车。

　　“把哪儿搞好，也不如把自己的村子搞好”这个不怎么高阔的信念，成了高惠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干革命的推动力。他在八百户当了整整10年党支部书记，而且当得满不错。

　　他上台那会儿，八百户土地产量每亩380斤，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块钱。他接过当时喊得最响的“农业学大寨〞口号，按照他个人的理解带领社员学大寨;想方设法，拼命苦干，使土地多打粮食，让社员多分钱，把八百户这个村子搞好。10年间，他们填平了7个大坑、3道大沟，铲了6片老坟地;打了十几眼百米深的机井，使1000亩平地、300亩山坡地“旱田变水田”：4个生产队每队有了1台手扶拖拉机，大队有了两台55马力的“东方红”，从播种到打场、入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士地产量提高到每亩850斤，人均分配达到107元。此外，还建造了几十间集体用房，盖了一座两层18间的“知青楼”。八百户村在河北省挂上了号。

　　成绩，使高惠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坚定了信念，也弘扬了他的雄心，他想把八百户搞得更好、更拔尖儿。他带领干部班子制订八百户的远景规划，除了开辟果树园，还创办起就地取材的工厂企业。

　　就在这个时候，上级下达指示：农田必须包产到户;企业必须承包到人。周围的村子闻风而动，有的不仅把生产队解散，把土地、企业、机器分掉，连办公室、饲养场和库房都拆毁瓜分了!高惠在惊愕中按兵不动，坐阵观望。他认为：八百户跟别的村子不一样，就照原样搞下去也能发展，有了开放搞活的新政策，八百户还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快地往高层次发展。

　　公社领导找他谈话："你得紧跟中央精神，得跟党保持一致呀!”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们传达的中央文件上说该统则统，该分则分嘛!根据我们八百户的情况，就应该统，不应该分。我怎么没跟党保持一致呢？”

　　“你睁眼看看咱们全河北省，咱们全三河县，咱们全段甲岭镇，哪个人敢找借口顶着不办?你这样僵化、保守地抱着旧皇历，可要犯大错误！"

　　高惠从《河北日报》上看到了“全河北省”。

　　高惠从三级干部会上看到了“全三河县”。

　　高惠到镇子上走一走，从左邻右舍的实际行动上看到了“全段甲岭镇”。

　　他万分苦恼的同时，本来已经拿定的主意发生了动摇：“上边的政策果然是变了，别的村也都变了，八百户不跟着变，真可能要犯下个反对党的错误……”

　　他不得不一咬牙，先把南洼的800亩平地按劳动力分下去70%，按人头分下去30%。接着，把300亩山坡地和果树园子也都分下去了。

　　那一天开干部会商量分牲口和分劳动工具的事。这个人一个主意，那个人一个办法，七嘴八舌地吵嚷了半天，也没有统一起来，只好休会，回家吃饭。

　　高惠走出大队办公室，心里既沉重叉烦乱。他没有回家，不知不觉走到场院，又走到野地里。他伫立四望，感慨万端。

　　天上那些伸展的电线，地上那些纵横的渠道，那些机井，那些水泵，都是他领着社员一点一点修建起来的。如今土地分成条条块块，水电设施由谁来管理？由谁来保护？由谁来维修呢？……从水电他联想到停在场院的农机，从农机他又联想到每一个生产队的房屋……

　　下午，会议继续。

　　有了主意的高惠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地分到户，咱不反对，也反对不了。可是各家有了地，不能回到老祖宗的旧道上去，再用人拉耠子子下种子，也不能再靠老天爷下雨保庄稼。地分了，谁家也用不开大拖拉机，就得卖掉。卖了拖拉机秋天耕地怎么办？机井是集体出力打出来的，还得大家使用;要是分给个人，到时候不让别人使水怎么办?还有管理方面的一大堆间题，一家一户谁也弄不了。所以，我主张大型机器和水电设备不分，仍旧由村里集体管，大家用!”

　　村干部全都是农民，水电都关联着他们的切身利益。听了高惠这实实在在的话，都表示赞成。有的说：“赶快保住吧，要象别处那样大拆大卸地毀坏掉，后悔可就晚了！”

　　第二天清早，他们把干部会的决议变成实际行动：一齐动手，把2台拖拉机、4台手扶、5台变压器、20多台水泵，还有脱粒、扬场、铡草等机械，以及将近30台大小电机，全部入库封存。

　　在搬运东西的时候，高惠悄悄地告诉一个可靠的干部说：“别都塞到那几个库房里去，4个队的饲养场、办公室，凡是能盛东西的房子都搁上几件。"

　　那干部奇怪地间：“那样不是太分散了吗?”高惠压低声音说：“为的是一举两得—保住机器，也占住房子，谁也不用想拆一间！”

　　那干部乐了：“嘿，你真有个心眼儿!”

　　高惠多了这么一个心眼儿，结果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局面;别的村在分了地、散了队之后，把空下来的饲养场、库房，甚至办公室都拆毁分掉了，八百户村100多间公共房屋不仅1间没有损坏，有的还给修上了窗户，有的垒起院墙圈了起来。

　　八百户村把地分了，把机械、水电设施和房屋保护起来了，还剩下一道关口;大队还有两座石子厂，1座构件厂和1个灰窑这4摊企业怎么办？

　　上级指示;象别的村一样，包给个人。

　　高惠对自己千辛万苦操办起来的企业，更是“心头肉”，一句话就交给个人，实在舍不得。他想了好多主意，也没有想出个能够应付过去的主意。

　　上边三令五申催得紧，下边有人红了眼地想抢到手，甚至传出谣言：高惠之所以迟迟不肯把企业交出去，十有八九那里边有他私人的股子。

　　这话传到高惠耳朵里，他生气地说：“包就包吧。先搞一个试试，对集体没利的话，谁说啥我也不答应。"

　　被当做“承包试点”的是石人沟的石子厂。这一试不要紧，可把高惠给烫疼了，同时也把他给烫得坚定了。

　　那个石子厂以每年交给集体84000元承包费包给一个人。承包人把石子厂弄到手里，既不开山也不碎石，只是把集体搞那会儿花血本开采、粉碎的1000立方米石料，以主人的身份，一车一车给卖了。石料卖光，大把票子装进腰包，才27天，就找干部宣布退包。他按27天给了2000多块钱承包费，一拍屁股走了。

　　干部一见这情景先是傻了眼，随即明白上了圈套，吵吵嚷嚷要跟那小子打官司。

　　高惠痛苦地摇摇头，摆摆手：“算了吧。就算我们能把官司打赢，他再接着承包，也不能把厂子交给他呀！他根本就不会经营管理，更没有经验技术，只想着捞钱。我看透了，这样的承包，就是把大伙儿的东西白白送给胆大不嫌寒碜的人。咱们不能再上当了，厂子还得由集体搞;要不然，八百户非翻车翻到山沟去不可!”

　　不把企业彻底承包给个人，上级不答应，三番五次下来人催促，退迫他们就范。

　　高惠这一回铁了心，当众宣布：“只要这个支书还让我当，这种把公众集体的财产白送人，富了少数、坑了多数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

　　他这一次有胆有识的急刹车，为以后的八百户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保护下极其重要的基石和条件。

　　三、他不是先知先觉，也曾经迷惘过，并朝着“向钱看”的人群倾斜;不过，他很快就自觉地返转回身，接着搞“对得起共产党员良心”的事业。

　　被段甲岭人骂了几十年的“金钱”，简直臭不可闻;除了搞大批判的会场上拉出它来鞭打一顿之外，无论人前背后，总是把它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五行山”下。改革的浪潮涌来，好象释放了它。当金钱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时候，让段甲岭人忽然惊讶起来：它并不臭，而是很香;它并不丑，而是很美;香得诱人，美得勾魂。于是乎争先恐后地朝着”金钱”扑过来。明里暗里，你争我抢，形成一个“向钱看”的热潮。这股热潮，至今也没有降温，只是抢到手的人笑逐颜开，抢得少的人抓耳挠腿，没拾到的人愁眉苦脸。

　　在这种新鲜而又奇异的氛围当中，高惠不可能不受到感染和影响。一方面他没有丧失对八百户村人民的责任心，所以他担着风险为集体保护下两项重要生产资料：一是农业机械和水电设施，一是几摊小企业。另一方面，他也效仿邻村那些“率先富起来”的党员干部，成了一辆大解放和一辆嘎斯的主人，凭着他熟人多、门路广的优势，也跟着大帮抓起钱来。

　　“当时我不服气，别人能先富起来，我也不会落在后面。不偷不抢，凭本事挣，也没啥危险。可是我没有放开手干。要放开手干，只挂个名，到节骨眼的地方搭个话，拨拉拨拉，大把票子就能送到家里来。”高惠回忆起那种情景，语气沉重地说：“我干着总是不踏实，心里边闷闷的。自己是个党员，当多少年干部，就喊了多少年为人民服务，一下子改变成为自己抓钱了，真不是个滋味儿！”

　　在那段日子里，经常有乡亲心急麻慌地找高惠。有的到家里堵，有的在路上截，都是想通过高惠的情面和门路给安排个挣钱的工作。

　　有一家人，老头子80多，老太太70多，大儿子当了养老女婿被招走了，二儿子虽在身边，却是个羊角疯病患者。3口人轮番地向高惠诉说穷困的难处,要求他给找个能得到温饱的路子。

　　高惠对这件事很为难。象这类不是老就是残的人家，你给他把庄稼种出来，他都收不回家里去，到哪儿找挣钱的活计呢?他高惠要是有个厂子，当然可以给他们安排个适当的事儿做，给他们一碗饭吃。然而高惠没厂子，只有两辆汽车，汽车只能用司机，不能用老弱病残人！

　　有几个年轻力壮的人，也求高惠给找事干。高惠不耐烦地说：“段甲岭那么多厂子，哪儿没活做，就是到北山推石头子儿也比闲着强呀！

　　他们回答：“厂子都包给个人，轻活人家拉三亲六故干，重活人家从长城外边、大山里头雇廉价劳动力干，哪有我们这些人的位子？”

　　最让高惠吃惊的，是那些曾经当过生产队干部的人也“失业”了。他们把自己分到的那点土地收拾完，只能呆着。他们对高惠说：“你得想着我们点儿，别把我们给忘掉！”

　　这样的话，久久响在高惠的耳边，响在高惠的心里。他的心里翻江倒海般地折腾，夜里躺在炕上都被折磨得睡不着觉。他想:新政策一推行，确实让少数人有了先富起來的机会。可是，八百户村有200多户人家呀!而且眼面前的挣钱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了，如果长此下去，多数人不能跟着富起来，八百户能够富裕安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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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八百户村的人，看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变化：高惠把汽车全部处理掉，收拾了自己的摊子，返转回身把党员和干部们集合到一块儿，商量经营管理集体企业的事情。

　　他说：“咱们不把企业包给人毁掉，也不能任凭它不死不活地倒气儿。得真正实行改革，让它发展，给多数人富起来开门开路子。”

　　从此，他一趟趟跑北京，寻求门路和支援。终于跟北京市纺织局挂上钩，引进45万元的投资。用这笔钱改造、扩建了构件厂，增添了天车、拉伸机、钢筋切断机和震捣台等机器和设备。与此同时，对包括构件厂在内的所有村办企业，都实行集体管理、联产计酬、超额有奖的办法。另外，还从村外聘请了“能人”当财务顾间，培训了会计，健全了财务制度。由于加强了领导，进行了改革，各企业很快步入了正规，更新了面貌，效益也显著提高。特别是构件厂，产值、利润连年成值增长。它还带动了其它行业发展。到1988年，先后建立了石料厂、灰粉厂、汽车队、饭店、五金建材门市部等11个企业，总产值500多万，获纯利159万，向国家缴纳税金20多万。最使高惠称心如愿的是:全村共有590名劳动力，在这些企业当了职工的就有400多名：每个人每个月平均工资收入都在130元以上。

　　在我访问高惠的那天，他介绍了一大串的数目字之后，十分自豪地说“我们总算给八百户村的多数人找到活干了，找到挣钱的路子了。如今我们共有290户，1100多口人，去年年终累计储蓄存款就达到70万块。跟过去的八百户村比，如今的八百户村确实富起来了，不是少数人富，是多数人富。我敢说，八百户村再没有一个穷人。做到这一步，我坦然多了，觉得这才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在改革的新时期，八百户村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十分显赫的，同时，高惠为之奋斗的事迹不仅突出，而且很多很多。然而，我最为感兴趣的是高惠从朝着“向钱看”的人群倾斜一段日子以后，很快就自觉地急转回身来，热心地搞起“共同致富”事业这一点。我企图打开他心灵门扉，看一看其中的奥妙。于是我跟他探讨这个问题。在我一再叮问的情况下，他竟然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回答。

　　他说：“我那时候不这么干不行，因为我害怕了。”

　　我纳闷：“怕什么呢?怕上边的政策变？”

　　他摇摇头，沉思地说：“你想想啊，咱们共产党是靠啥起家的？我小时候当过儿童团员，我知道，是靠着领导穷人反剥削、反压迫，我们党才得了势。如果我们党员光顾个人富起来，不管群众穷下去，那怎么行呀!那年那位老领导对我说:把哪儿搞好，也不如把自己的村子搞好。什么叫好？光是少数人富了不能算好，得率领大家共同富起来;不是富几家，而是富全村，这才算好！……”

　　这回答照样不是豪言壮语，但这几句从肺腑里蹦出来的话，纯真得让人听了受震动，心发颤。

　　这就是高惠的个性，高惠的梭角，高惠的精明。我所喜欢的高惠，想要写的高惠，就是这个样子。高惠使我在仍然感到迷离的段甲岭镇看到了闪光，看到了希望。今年的阳春三月，高惠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了廊坊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主人翁的权力，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理想。我以为，高惠是个合格的代表。

　　1989年3月13日草拟于三河县泥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