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是阶级的根本问题——基于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视角

　　前两篇关于阶级的短文李嘉诚的问题说明阶级不仅仅是经济范畴、再谈关于阶级的看法，已经说到从“无产与有产的对立”看待阶级的问题，当时落脚在阶级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上。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范畴，是以资产阶级社会“无产与有产的对立”作为自己的对象，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作为前提的，揭示的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彻底的政治革命，必须凭靠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这里，阶级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思想范畴出现的，经济范畴所揭示的是这种政治思想范畴背后的生产关系本质，即“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在无产阶级看来，理论上撇开政治思想范畴，实践上就撇开了阶级主体及其主体性，犯的是消灭对象性的错误。这是与新时代社会变革及其自我革命不相适应的。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为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运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2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传统“市民社会”扬弃资本生产方式的主体性活动，是由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所主导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的依然是《共产党宣言》所言明的先行政治革命、再行社会革命的道路。在马克思把隐藏在阶级这个政治思想范畴背后的经济范畴揭示出来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看待阶级问题，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范畴的发展呢？似乎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问题。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采取的方法，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再到现代西方经济学，采取的都是这种方法。这种从经济范畴出发又回到经济范畴的经济学，表面上没有任何阶级主体出现其中，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服务的，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经济学，是通过否定无产阶级主体来肯定资产阶级这个主体。《财富论》作为系统化的经济范畴体系，就是这种方法的集中表现。就是说，这里的财富是资产者的财富，作为对私有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及其劳动者主体，始终处在这种财富的对立面上，始终被这种范畴体系排除在外。当代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缓和劳资矛盾的种种努力，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种财富所由产生的资本生产方式。所以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问题是资产阶级的看家本领，这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有人在总结汲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时，却偏偏陷进了这种资产阶级泥潭，依据“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这种必然被打破的暂时平衡，就否定阶级首先是政治思想范畴，把阶级仅仅看成经济范畴，从而只是从经济上、从资本立场上看待阶级。不得不说，这种在阶级问题上出现的认识倒退，是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复活。即对于物质财富和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作为劳动的对象化的物质财富，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的生产活动的产物，物质财富始终是人生产出来的，所以只能从人与物质财富之间的感性生产活动的关联上，从人的主体性上去把握生产活动及其财富产物。否则就必然在财富问题上，虚无无产阶级主体的活动，陷入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再犯同商品拜物教相等的错。在商品条件下，这固然是一种客观历史假象及其思维形式，但也“正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是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道扬镳的地方。

　　第二种方法，既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问题又从政治上看待阶级问题。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限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以《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衷主义》为题，集中批判的就是这种观点。列宁指出：“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坠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如果说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第441页）。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但是，恰恰有人把我们看待阶级问题的方法，解释为“结合起来看”，“不仅从经济范畴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61-1262页）。这种解释对不对，不对的话错在哪里？是不是我们揭示出阶级这个政治思想范畴的背后是经济范畴后，就既要从经济上又要从政治上看待阶级问题呢？这是不是脱离历史的纯粹形式逻辑的臆想呢？

　　先是再谈从经济上看待阶级。由于阶级这个政治范畴的背后是经济范畴，所以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问题，最终要归结到就经济看待经济。就经济看待经济，完全无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经济是被政治主体构建出来的事实，完全陷进了“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发展到矛盾阶段时，对于解决无产阶级的经济问题没有丝毫作用的抽象的同义反复，实际维护的是资本家阶级日益集中起来的经济利益。马克思揭示出来阶级这个政治范畴背后的经济范畴以后，就已经实际地宣告了从经济上看待阶级，对于现实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坏命题，是在历史已经赋予工人阶级以积极推进社会变革的条件下，通过否定无产阶级这个主体来肯定资产阶级这个主体，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必须维护的物质利益。

　　“结合起来看”，对“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发展矛盾阶段的无产阶级，更是伪命题。无产阶级的主体被虚无了，哪里存在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存在的只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的“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5页），以及资本生产方式和《财富论》具有最终意义的社会存在。因为“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4页）是从蒲鲁东的脑袋里想出来的，决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酝酿着无产阶级经济问题解决的资本的否定性辩证法。列宁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1年重新捡拾起来的蒲鲁东的破烂货，定性为“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衷主义的规定”（《列宁选集》第4卷第443页）。我们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仍然将蒲鲁东的这种“辩证运动”，定位于“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11页），因为我们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看待阶级问题。首先要联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理解之。同义语就是从“无产与有产的对立”的必然集中和集中的现实程度上，了解和处理经济问题，解决的恰恰是经济问题本身。列宁始终围绕生产任务把握阶级的政治，他指出，“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

　　一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经济从始至终都是被政治主体所构建出来的。在“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处在能动关系上的矛盾阶段时，“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从唯物主义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以及理解“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都要抓住由革命阶级主体所推动的，“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提供得非常多的实例。所以在阶级对立发展到矛盾的历史阶段上，经济一定离不开社会革命的阶级主体。脱离社会革命的政治立场及其思想方法强调经济，就一定回到就经济论经济的资本立场，就一定仅仅从客体方面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是用感性直观替代“感性活动”，是革命阶级所根本反对的历史唯心论。

　　二是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是历史的具体的。私有财产的集中，亦即“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的集中，在它还没有发展到矛盾阶段时，市场经济是可以在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适用的，是可以丰富和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在这个阶段，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而且一定允许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态度来看。马克思在抛弃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肯定了黑格尔的肯定性辩证法，将其下降为自己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当前我们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就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前提下，接受和发展市场经济调节性的暂时的平衡作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市场经济活动，作为人跟自然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具有不断超出自身、否定自身的自发性、能动性、历史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历史的环节，这种生产方式不是历史的归宿，而是对先前生产活动的一个小结、一种规范。如此一来，对资本最终的否定和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命运，就不致发散为黑格尔的虚无，而是在顺应市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它在初级阶段的肯定的意义，产生出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的社会的成果。这种成果也不是最终的成果，它只是生产发展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永远不能阻挡资本的自我否定继续向前突进，只是不断地帮助它凝聚起最终扬弃资本生产方式的力量。

　　三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管它的对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营经济，“凡是我们做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础作为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用什么做工作呢？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去做工作，去做“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尚且处在非矛盾阶段时，影响并掌握市场经济基础使之走向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工作。这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就是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上影响和掌握经济基础去讲的，着眼点在于落实已经竖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引导和规范。这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为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具体态度，是要把民营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上来。这种历史主体性是在资本生产方式面前，利用资本扬弃资本的主体性。类似做法王震同志在新疆就有过。当时起义部队担心被遣散，“结果王震的决策，并不是遣散，而是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保卫边疆、建设新疆”，陶峙岳称之为“共产党以王震为代表，诚实待人，不分彼此”（《邓力群自述》（1915-1974）第241、242页），邓力群同志则归结为王震的“战略眼光”。这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

　　四是有人会说，把问题说透了不利于稳定资本的心。其实“心”是生命的真实体验，是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区别于意识，它不是纯粹理性的东西。在“无产与有产的对立”还处在非矛盾阶段时，资本的“心”是断然不会置利润于不顾，为抽象的心所掌握的。在阶级对立发展到矛盾阶段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这种社会历史逻辑，既适用于工人阶级，也适用于资本和资本的“心”。资本的自然历史发展到历史的哪个阶段，资本的“心”就一定是这种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同时，说透以干透为前提。干透就要增强历史洞察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上级的决策指示部署历史地具体地结合起来，推动正确分析形势，看出有利条件和困难所在，做到“情况明、任务明，决心才能大，方法才能对”。

　　进一步看，构成“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处在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主要有公有制的和非公有制的两种，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实的经济基础。中国社会过去没有经历过资本生产的充分发展，采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强制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由于缺乏资本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积累，本身并不牢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市场经济面前，采取“凡是我们做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因为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在二十世纪资本的世界历史发展面前，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对市场经济表明主体的态度。要做的工作就是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方面，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向有公有制的方向发展，既不能把对资本的批判，当成脱离群众的所谓精英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从而采取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在资本面前采取拜物教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态度，而是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上，赋予了资本生产关系的主体性改造以“‘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的意义。即在初级阶段共同生产活动所借以形成的必然形式的历史更替中，由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地主导起资本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由此实现自己作为革命阶级的主体性。从政治上看待经济问题，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处理经济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凡是我们做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党校的副校长，曾经给吴家花园时期的彭德怀同志讲授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杨献珍同志，是他的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基本观点。1955年8月，同校的“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亦写出一篇长文——《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对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见解，批评了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在四种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是日益发展，而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是日益走向消灭境地的衰亡着的东西”。现在看来，“两个毫不动摇”，恰恰是对这种批判做出的历史的反批判。即在“无产与有产的对立”没有发展到矛盾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和民营企业的私有制并不是日益走向消灭境地的哀亡着的东西，而是适用于初级阶段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的。在这种共同活动之中，这些所有制还能够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随意否定。同时，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的经济条件一定是自我否定的，是朝着增强而不是削弱和动摇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方向发展的，始终受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影响和规定。所以，即使就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也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经济范畴，纯粹经济范畴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以市场经济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些经济范畴的发展，始终受到一定的思想政治范畴引导和规定。批判的哲学是马克思的主体性也是对象性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杨献珍同志与艾思奇同志的争论，反映的是当时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分歧。杨献珍同志的主张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逐步接受，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当时不具备从“无产与有产的对立”上，从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意义上，认清并避免当时把意识同产生意识的社会存在割裂开来的错误。

　　艾思奇同志强调从政治上看待所有制问题，这种方法在根本上没有错，这种方法也是我们正在采取的方法。问题出在思想范畴脱离了产生思想的历史活动上。同在《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衷主义》一节中，列宁就批评过“从鲁祖塔克的实事求是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切实的任务的提纲，倒退到抽象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的，忘记了最实际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443页）的错误，即作为实践的观念，思想范畴一定是关于具体经济实践活动本身的观念。结合新中国实际情况看，脱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实际发展水平构建自己的意识，把“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硬套在没有经过资本充分发展的经济的社会基础之上，尽管是美好的观念，也不可能真正消融掉还可以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群众从中受益的所有制形式。所以主体性哲学最犯不起的错误，恰恰是革命主体用自己良好的主观愿望，去消融作为第三对象的自然存在物，犯下消灭对象性的根本错误。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当时“无产与有产的对立”“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也就无法从这种对立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历史发展上，观察所有制。《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虽然纠正了党内一系列错误思想，特别是隐藏其中的唯心主义趋向，但是国内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的翻译整理，尚未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就难以贯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手稿》之间，基于感性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不能从实践就是“感性活动”的原理上，把握私有制在当下一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说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懂弄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从反对消灭对象性入手、抓住阶级主体的对象性生产活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所有制的自然历史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改变甚至是消灭现存的对象，恰恰以承认对象性，并且准确划分三种对象作为自己的前提。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是马克思看待阶级问题最基本的线索。由此考察列宁对“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的批判，可以简要地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从政治上看待阶级问题，是在“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发展到矛盾阶段时，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经济活动长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高度集中着眼，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

　　二是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问题，同样是在“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发展到矛盾阶段时，基于财富本身也是资本的立场，从经济活动当前发展和脱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际需要着眼，解决资本继续增殖的问题。

　　三是从政治上看待阶级与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都是一定的政治主体在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前者是无产阶级根本采取的方法，后者是资产阶级通常采取的方法。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经济上看问题，作为支撑马克思的否定私有财产的实践辩证法的肯定性的中间环节的方法，可以有条件地为工人阶级所采用。即在“无产与有产的对立”“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时，工人阶级主体把这种对立“当作在自身实体性和真理性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第181页），给予其发展。这与资产阶级在该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必然形式没有冲突，这时的共同活动方式，还可以把资产者和无产者暂时维系在一起。在私有财产的集中还没有发展到“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时，资本家从经济上看待阶级问题，与工人阶级从政治上看待阶级问题，二者在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上是一致的。这时的工人阶级内部，也没有形成打破这种暂时平衡的历史主体性。但是，这种“结合起来看”，与《共产党宣言》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既从经济上看、又从政治上看有区别。前者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在非矛盾阶段适用的过渡办法，后者则是对立发展到矛盾阶段适用的普遍方法，所由展开的是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活动。两种方法的联系在于，都是无产阶级对于“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的具体考察、际应对。以上三种方法所解决的，都是特定阶级主体的特定的经济问题。

　　当代阶级由是世界历史范围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什么是阶级以及阶级是什么的问题，都要到阶级的生成和发展进程中寻找答案，到“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历史中寻找答案。《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对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精辟的系统的阐述，但是从来没有对阶级下过定义。初学者喜欢定义，总是试图根据列宁给阶级下过的定义，从阶级斗争已有的论述出发，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但是深入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研究价值规律的方法时指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一开始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就是说，李嘉图研究价值规律的方法，是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截然相反的。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定义，也不止步于规律，而是把握自己作为能动的有意识的主体，参与其中的对象性活动的发展过程。具体到阶级，关键不在定义，而在于阶级形成的过程，在于从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把握阶级。《共产党宣言》就是如此，不是先有阶级的概念，才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而是从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的，先有资产阶级，再有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的斗争，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现在通常提到是工人阶级，有的人说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既不准确也不严谨。细品宣言和现实发展就不难发现，工人阶级源于无产者又高于无产者，是对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的客观描述。无产阶级，则是指被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赋予了进行社会革命的主体性的，能动地推进社会革命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形成，标志着“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开始向矛盾的阶段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出现，则标志着“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已经进到从能动关系上理解的矛盾阶段了。

　　由于不同时期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生产的阶级主体就各不相同，定义这些阶级主体的内容也就不同。黑格尔认为，“被下定义的对象愈丰富，也就是说，它可以提供考察的不同方面愈多，那末根据这些方面所下的定义就有愈大的区别”（《列宁全集》第55卷第204页）。列宁在这段话的上方批注道，“定义可能有许多，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同前书第203页）。在下方继续批注道，“哲学则应当证明和推论一切，而不应当局限于下定义”（同前书第204页）。就是说，在生产的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的发展面前，阶级的定义是作参考的，不能完全按照阶级的定义和已经发现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办事情。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列宁全集》第55卷第127页）。我们应当遵循列宁的教导，像马克思那样重点搞清楚阶级是通过什么和怎样形成的过程，搞清楚贯穿阶级的基本线索和阶级的根本问题，是怎样历史地具体地发展的。从先有资产阶级再有无产阶级的历史逻辑看，企图对阶级的概念做出一劳永逸的界定不得要领。一方面，历史逻辑的结果一定是对立的两个阶级，而不是阶级的抽象定义。另一方面，阶级是世界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应该在世界的范围内理解和把握阶级，而不是从阶级的抽象定义出发去把握阶级斗争。这应该就是马克思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从来不对阶级给出定义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待阶级，作为研究阶级的根本方法，就是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主体，解决自己正在集中和已经集中起来的经济问题，以及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关系问题。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方法。抽象劳动不是对劳动做出的抽象，抽象劳动是在商品交换中，实际发生着的对生产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进行一般人类劳动意义上的抽象。就是说，抽象劳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实际发生着的，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只是实际发生着的抽象劳动在头脑中的反映。从政治上看待阶级也是这样。问题的发生，首先以看待阶级问题的政治主体的实际存在为前提。从政治上看待阶级的第一个历史主体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看待阶级表象上是从经济上看，实际是从政治上看，因为它一开始就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从经济上看，直接就把没有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驱逐出局了，肯定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社会利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则是公开地宣布自己从政治上看待阶级，其前提仍然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主体的存在。这个存在是现实中实际发生着的。因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主体的出现，是“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即私有财产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经济集中的必然社会产物。既然已经发生了私有财产的集中，就一定伴随着危及无产阶级生存的社会关系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就是历史本身正在发生和必然修成正果的了。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经济集中的程度，尚不足以形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抗之时，即在该两个阶级还可以暂时维系在同一个共同活动方式之中时，“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就不是完整意义上“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是“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在这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问题，与工人阶级从政治上看问题，就能够有条件地暂时结合起来。对工人阶级主体国家来说，就是利用资本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换句话说就是，由于无产阶级发动社会革命的主体意识，在该阶段还没有形成起来，所以主体上就不存在无产阶级从政治上看待阶级的问题，但是存在工人阶级从政治上看待阶级的问题。看下来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可以而且必须允许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已经形成社会变革的主体意识时，即当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之时，从政治上看待阶级，就进到无产阶级看待已经集中和正在集中起来的经济问题了，社会主义就突破了初级阶段。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艾思奇：《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

　　3.邓力群：《邓力群自述》

　　4.薄一波：《若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5.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

　　6.列宁：《列宁选集》、《列宁全集》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