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包产到户到重提阶级斗争

　　（一）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1959年1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这是毛泽东早期对包产到户的一次小范围内的公开谈论。

　　（二）阅田家英三月十八日的信

　　1961年3月18日，毛泽东阅田家英三月十八日的信，批示：“即送曾希圣同志阅，阅后送刘、周、陈、邓、彭、柯庆施同志阅，退毛。”

　　田家英的信中说：我从魏文伯同志处借到一个安徽省宿松县试行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这个材料很值得看，现送请主席一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办好集体经济，扭转群众情绪。宿松的材料里说，在连年增产的九姑公社，大部分人不赞成包产到户；在情况很坏的二郎公社，便有大部分人拥护包产到户。要在二郎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就是把一些孤儿寡妇丢下不管。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提出：维护集体经济，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依靠集体经济来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为了总结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包产到户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但是只能是试点。从宿松的材料看，包产到户，在安徽已经不是简单的试点了，已经是在大面积推行。这种做法，应该制止。

　　毛泽东没有对信中所说的包产到户进行直接表态。

　　（三）阅有关材料的批示

　　1961年9月6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其中问题之一为：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地方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毛泽东的批示中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1961年10月6日，毛泽东阅胡耀邦十月二日报送的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报告认为在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毛泽东的批示中仍然没有直接明确地对包产到户提出意见。

　　（四）在无锡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1年12月14日上午，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五）同田家英的谈话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同田家英谈话，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农村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指定的调查地点是：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托（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四月曾在这里蹲点调查）。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是否有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这次调查表同意。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田家英调查组全体成员十七人。毛泽东向调查组提出几点希望：

　　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

　　第二，不要乱指挥。

　　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

　　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

　　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

　　第六，参加点轻微劳动。

　　随后，田家英调查组分别赴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托）、炭子冲大队调查，没有到天华大队。

　　5月16日，毛泽东听取田家英关于在湖南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炭子冲大队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7月6日，毛泽东刚返回北京，应田家英要求，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田家英谈话。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泽东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六）同陈云的谈话

　　和田家英谈话的同日（1962年7月6日），毛泽东收到陈云本日下午一时的来信。

　　陈云在信中说：“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于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谈话。

　　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在此之前，据姚依林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的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他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七）表明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

　　1962年7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

　　（八）同邓子恢的谈话

　　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1962年7月17日，毛泽东应邓子恢的要求同他谈话。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的内容。该报告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的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邓子恢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九）同杨尚昆的谈话

　　1962年7月18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当天晚上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周恩来。

　　（十）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

　　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7月19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

　　（十一）在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

　　1962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8月5日中午，毛泽东同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

　　这一次，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万人。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级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让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种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了。第四种是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瞎指挥，这一类的事情是主观同客观不相适应。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大部分已经纠正，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8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毛泽东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由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

　　毛泽东说：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

　　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

　　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一片黑暗的看法。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他说，首先是单干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接着，他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此后，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

　　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8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先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得知各小组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大家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对原则问题大家有兴趣，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在会议发言中，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了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此后，邓子恢再次作了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了多个文件，其中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在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批评中，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8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他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随后，毛泽东将讲话转到了阶级问题上来。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十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9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过几年一看形势好些，就改了，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刘少奇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党的领导。毛泽东说：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刘少奇说：今年五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些。单干风大，实际单干的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点。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不愿意的不勉强，先组织那些愿意组织起来的。毛泽东说：有一家就一家，有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

　　（十三）由包产到户到重提阶级斗争

　　包产到户，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

　　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十四）“我没有私心”

　　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再经过在全国城乡开展的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毛泽东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文章来源：教员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