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冲亚、高福进：监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对人类社会的绝对控制，正在构序一种以数据掠夺为基础的监控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以数据自由主义为“普照的光”,通过数智化手段收集“数据盈余”和吞噬“生活痕迹”,自行衍生出了一套全面隐秘的资本主义剥削新样态。在数字技术、资本权力和工具理性的多重构境下，监控资本主义驱迫“现实的人”沦为与自身生命本质相异化的“赤裸生命”,并亲手造成了数据时代迄今为止最大的非正义。唯有对监控资本主义进行本质性批判，才能破除资本虚假共同体勾勒的“解放幻象”。　　

　　在数据时代，一种依靠数智化手段对人们的交往行为、心理状态和身体机能等，进行全方位检测、记录、计算和追踪的资本主义新兴样态迅速崛起，美国学者祖博夫(S.Zuboff)将其称为“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种免费获取人们的网络“行为数据”材料，具有寄生性、自我参照性的监控资本主义，虽然同早期的“数字梦想”背道而驰，但却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当前，监控资本主义正利用数字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等手段，驱迫主体遵照资本逻辑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剥削”,以期达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隐秘而全面的“剥夺性积累”的目的。基于此种状况，对监控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仅有助于审视其实质意涵和内在机理，更有利于避免人类生活在数据时代遭受“全面沦陷”。

　　一、从“资本监督”到“监控资本”:监控资本主义的崛起

　　“资本来到世间”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运行状况的同时，也推动着人类生存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具有追逐剩余价值的天然本性。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家通常采取“监督”这一手段，确保生产资料的最大化使用，以便实现利润最大化。随着数据时代到来，“监督”逐渐与“数字资本”合谋，即以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等内容为依托，对劳动者进行全天候、全方面的“监控”。在无止境的欲望和贪婪天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迅速进入监控资本主义阶段，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以“物的社会关系”对人进行的支配和统治。

　　1.“资本监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增殖“助手”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形成系统的资本监督理论，但在著作中却对监督现象进行了细致阐述，尤其在阐释资产阶级通过监督工人劳动以实现价值增殖时，充分蕴含了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批判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行为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其作为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协作的历史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广泛存在，而且“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曾揭示雅典奴隶主实行监督的动因。广大奴隶主为实现“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以及巩固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迫使“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对普鲁士封建贵族的剥削进行根源性批判，认为他们之所以会乐此不疲地从事所谓的“内行的监督”,正是为了从“依附农”或农奴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监督更是成为资产阶级调节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手段。马克思在阐释“绝对剩余价值”时，竭力为人们还原了资本主义监督的真相，指出“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因此，对于拥有生产资料和物化劳动成果的资本家而言，只有将整个生产活动置于自身的严密监督下，他们才能最大化地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其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决定，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所致；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的结果，即资本家为了拥有对劳动力的指挥权、稳固自身剥削者的地位而不得不实施监督。资本主义监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在社会生产领域具有两层指涉。一是资本主义工场内部的监督，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发展，其表现形式由资本家亲自执行监督演变为“代理”监督。代理监督通过劳动力要素的“技术组合监督”和为获得剩余价值的“经济配置监督”实现。二是应对国家制度以及官员的外部监督。资产阶级尽管在内心拒绝国家监管，但他们“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为此，资本家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如议会、法律、军队、政府和道德规范等，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

　　资产阶级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如同“魔法师”一般，创造出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然而，在面对雇佣工人数量日渐庞大和难以管理的问题时，尤其在认识到监督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后，资本家便痴迷于对监督方式进行升级改造。首先，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由于生产规模和雇佣工人数量较少，以及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亲自实施监督，督促工人能够“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其次，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随着资本家积累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将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并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工人。资本家不再愿意将精力花费在没有技术含量的监督工作，而是“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即雇佣专人负责监督。最后，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为了保证大规模生产的有序进行和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资本家推动监控方式由“人的监督”进阶为“物的监督”。在“物的监督”阶段，不仅“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代替了”,还使得“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在马克思看来，“物的监督”作为资本主义实行监督的新形式，并非源自单薄的“个人力量”,而是根植于资本蕴藏的庞大的“社会力量”。“物的监督”的出现，一方面在有限缓解劳动者与资本家对抗关系的基础之上，推动了资本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物的监督”并未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反而加剧了资本家对工人“无限度的压榨”。

　　2.“监控资本”:数据与资本合谋的新兴产物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生产系统。资本家为尽可能多地实现资本“自行增殖”,便普遍使用监督这一手段。监督行为固然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产品数量，但因生产方式受限和财富分配不均等原因，也极易导致流通间断和劳资关系激化。资本如何能在实现快速流通的同时又不引发阶级利益对抗，便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的首要任务。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将数字技术作为突破点，推动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衍生出一种新的增殖助手即监控。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依托的监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督，而是算法、智能、大数据背景下的“升级版”监督。这种监控类似边沁构想的具有监视功能的“全景敞视建筑”,可用于监护、隔离、禁闭、强制劳动和教育，也有着如福柯提出的拥有规训权力的重要技术环节，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

　　监控的天然优势在于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继而对人的行为进行诱导和预测。为了让监控发挥最大效力，资本和数据共同创造出新型的数据化“圆形监狱”,即监控资本。这种监控资本通常以抽象数字代码为中介，依靠数据信息采集等途径，隐匿传统监督中资本家的劳动力指挥权，使被监视者受迫处于隐秘剥削状态。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这种由生产力不断完善和资本不断更新产生的监控资本，具有价值和权力双重属性。其一，监控资本的价值属性依靠数据成为商品体现。数据商品的价值与传统商品的价值一样，都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其价值形成过程更为复杂，因为其不再像物质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一样，仅局限于某一生产环节，而是表现为弥散化的存在方式。其二，监控资本的权力属性通过以数据为核心的层级结构呈现。数据的建构和提取通常由数字平台完成，以便对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具体谋划。平台参与者看似拥有自由、平等的交往关系，实际上却受制于平台背后的资本权力，资本权力的大小则由占有数据的多少决定。

　　监控与资本的“联姻”及其双重属性的存在，使得数据的经济价值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得到最大化释放。基于对巨大利润的觊觎，资本进一步构建了“数据主义”意识形态。赫拉利指出，“数据主义相信一切的善(包括经济增长)都来自信息自由……如果想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就是要释放数据，给它们自由”。这种数据主义拥有强大的形塑能力，在人类实践行为和思维活动数据化的基础上，创立出一个拥有全新交往形式的世界。在这个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中，监控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形态，内含于其自身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如何利用等经济关系被技术重塑，人和物的本性亦只有在数据化所制定的时空关系中才能得到彰显。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监控资本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不仅充分体现其创造财富、丰富交往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催生出数据鸿沟、数字拜物教以及资本霸权等消极面向。也就是说，在监控技术成为资本驾驭现代生活和占有数据剩余价值的武器的同时，也成为人们生活、生产、社交等方面的支配性力量。正是由于监控资本对社会生活的裹挟性塑造，资本主义才得以在剥夺“行为剩余”的资本逻辑上进入监控资本主义新阶段。

　　3.“监控资本主义”:数据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

　　“监控资本主义”概念由祖博夫在其著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率先提出，认为人们的在线痕迹、行为数据不仅变成了平台访问、调制和追踪的对象，还能通过反馈机制对主体自身进行深度形塑和控制。在她看来，这种以监控设备为载体的新型资本主义，既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劳动以获取剩余价值，也有别于通过商品消费以完成资本积累的运行模式，而是进阶到“将私人信息快速地转化为商品，并使之迅速席卷资本市场”的积累逻辑。

　　为进一步引起世人的关注和警惕，祖博夫以谷歌、脸书、微软等数字公司为观察对象，对监控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第一，从盈余来源层面看，监控资本主义宣称人类行为数据是免费的原材料。随着人类的行为数据被输入到“机器智能”的高级制造工艺中，不管我们现在或将来做什么，都会被监控资本家概念化为无差别的“用户”。监控资本家们借此对人的行为进行大规模塑造，制造出一些预测产品投入市场，并押注人们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第二，从寄生特性层面说，监控资本主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非价值交换的对象。它无法建立一种关联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惠机制，主要靠吞噬人类生活经验生存。因此，这就恢复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旧形象，即“以劳工为食的吸血鬼”。第三，从社会关系层面看，监控资本主义通过制造“信息鸿沟”和利用知识不对称运行。作为“新的经济要求驱动的流氓力量”,监控资本主义无视“民主社会”的基本规范，还彻底否定了与个人自治相关的基本权利和社会伦理。

　　祖博夫同时指出，监控资本主义还具有一种隐匿性的规训权力，通过塑造虚假的内在性以孕育个体，促使资本主义的“权力之眼”嵌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这种缺乏民主合法性基础的“工具主义力量”,是一种以修改、控制和预测人的行动为目的，对人类行为赋予工具化、程序化和货币化的力量。工具主义是一种全方位、可感知和可计算的全球性架构，能促使激进行为主义的“他者化”观点以数字编码的形式普遍存在。监控资本主义虽靠吞噬人类的生活经验运行，但作为“机器控制主义”具体形态的“工具主义”,它并不是趋向无政府主义的“数字极权主义”。这是因为前者将全面掌控市场作为主要目的，通过预测所指令的授权对象和全面掌控资讯来清除障碍；后者将全面掌控政治作为根本目的，依靠强制力量清除资本增殖道路上的障碍。因此，祖博夫认为监控资本主义勾勒出了一个“确定性的乌托邦”图景，并依托工具主义力量重塑着人类社会。然而，监控资本家们重塑社会的愿景并非出于善意，只是为了让人类的生存世界屈服于市场动态，将个体“重生”为受到物役的运算行为单位。

　　要之，监控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兴样态，通过细密地搜集和分析个人的消费行为、兴趣爱好和行动轨迹等流程，将人类的行为数据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由此对人类社会实行一种“全景式”的监视和控制。监控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造成了严重冲击，不仅全面剥夺了个人隐私和自由，还将数字劳动者纳入监控资本的循环和积累逻辑之中，延续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差距。

　　二、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监控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随着数字技术服务资本的逻辑日渐深化，监控资本主义最终超出了“圆形监狱”的监控范围。它对人类生活进行着全天候式的全景监控，使得作为“生产财富手段”的数字技术以新的形式谱写人类历史，导致数字劳动过程面临着更为全面隐秘的盘剥。此外，监控资本主义还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套强大的“权力装置”,其在重构人们价值观念、政治态度的同时，进一步导致人们的生存世界异化。

　　1.全面隐蔽的“剥夺性积累”:监控资本主义的利润动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梳理“剩余价值”的生成时，对资本积累的实质内涵进行了“祛魅”。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是“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规性活动并不神秘，其直接目的“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在资本积累整个过程中，资本家抽出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专门用于再生产，如购置生产资料或购买劳动力，以期获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可见，资本积累的野蛮本性，建立在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的剥夺之上，并且“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虽然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产生于机器大工业时代，但这对于剖解数字经济时代的监控资本主义，依然具有非凡的洞见性和透彻性。

　　依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分析，监控资本主义在摒弃传统资本积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套更加全面隐秘的剥夺形式。这表现为，(1)通过挖掘数据资源获取“寄生性”利润，资本从剥夺现实的“物”到剥夺虚拟数据的转场，加剧了数据生产资料和数字生产者的分离程度；(2)将数字平台作为剥夺场域，把自动生成且具有增殖性、共享性的数据作为剥夺内容。数字平台作为现代企业处理数据内部需求的产物，是监控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实现场域，依靠智能算法渗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数字平台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通过“这种由传感器、追踪器和摄像头构成的难以觉察的矩阵”,帮助资本“获得代码和认知的新型财富”。如谷歌、苹果等公司为了了解消费者偏好和为新产品、服务提供便利，往往会独自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数据量。然而，数字平台通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遵守保密协定的“空白空间”,用户们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社交、约会、交易和消费。但事实却非如此，因为平台公司作为一个“数字中介”拥有绝对控制和管理平台的规则设定权，其能在未经授权时就轻易获得海量的个人数据。随着数据不断增多，监控资本主义在自动化程度上也会逐渐提高，从而导致愈多的“数字产消者”受到数据交换的奴役。

　　监控资本家将数字劳动纳入监控下的“产消”体系，将“数字产消者”作为剥夺对象，其动因是为了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数据，实现数字资本的生产与积累。“产消者”(Prosumer)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托夫勒(A.Toffler)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阐述：“区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会在第三次浪潮中日渐模糊，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在共享数据、信息和知识中合二为一。福克斯则认为，具有监控功能的社交平台才是关键，社交平台会把个人的文档数据、使用行为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内容数据等统统转化为“数据商品”。随着“数据商品”被永久监控、存储和销售，兼具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数字劳动者，无可避免地成了资本积累的来源。在此意义上，数字劳动者只能成为“数字产消者”,渐次在数字生产、数字消费等环节成为数字资本的附庸。“数字产消者”既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使用价值，满足自身对于社会交往和获得赞誉的需要，也为数字资本主义企业创造使用价值，以此不断满足广告商们的商业需求服务。可以说，“数字产消者”虽是数据的生产者，但数据却为数字平台所有。这种“异化”使人们同自身创造的数据发生分离，而平台则成为监控装置。同时，由于缺乏对企业在线平台的所有权、控制权，“数字产消者”更是逐渐沦为数字时代的“网络贫民”,成为一个“无用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意图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为了实现增殖的目的，必然要与劳动者建立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就监控资本主义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普照的光”,这意味着它不仅要重塑数字劳动过程，满足监控资本实现积累的迫切诉求，还会利用数字技术监视和控制数字劳动者，强化“数字产消者”对监控资本家的依附。可以预料，监控资本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有可能会强化“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带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被监控的“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2.被凝视的“殖民生活世界”:监控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

　　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本质性批判时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权力源自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雇佣劳动的无偿占有，揭露了资本通过“增殖—权力”逻辑摄服社会的真实面目。从权力与生命互动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在重新定义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同时，也为资本提供了一套空前强大的权力“装置”。在智能监控时代，资本权力不再带有强制、统治和暴力等特征，而是表现为“以有利于强化行为者的意志、利益、价值观的方式不对称地影响其他社会行为者做决定的相关能力”。在人类行为场景转化为数据商品的背景下，资本权力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在数字平台中表达出来。如马尔库塞所指，一旦机器在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上成为超越群体和个人的事实，它就会“成为任何以机械加工进程的结构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当前，数字平台确立了一种“透明化”的权力支配关系，监控资本家们只需藏匿在数据终端，就能令其权力关系驰骋于任何空间。

　　随着数字技术和监控资本“同盟化”关系的建立，监控资本主义打造了一个内嵌于数字平台和国家机器的“监控工业综合体”(Monitoring industrial complex)。监控工业综合体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形成，是推动资本积累和权力运转的重要工具，其在连续的时空中具有一种流动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监控资本驾驭数字劳动的权力装置，就“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经济权力的驱迫下，监控资本主义制造了大量的“数字奴隶”,造成了数字时代最大的非正义。随着人们被裹挟进“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监控资本家借此窥视每个人的隐私空间，迫使个体成为毫无秘密的“透明人”。当作为“瞭望塔”的数字平台不断对人们发出“邀约”,个体不再是“他者”凝视下的独立客体，而是沦为资本无限细微识别下的“赤裸生命”。为了将西方“自由世界”的价值旨趣嵌入数据商品，监控资本主义还大力推广“符号消费”,为人们预设了一种“习惯性服从”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往赤裸裸的“暴政”,监控资本主义打造了一个极具粘合力的“景观秩序”,承诺将带领人类走向自由的“数字伊甸园”。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并不会带来理想的共同体生活，它为了自身自行衍生的经济只会让活着的人们服从于它。换言之，监控资本主义帮助人们以“景观化”的方式去观察世界，同时又让人们沉浸在数字影像组成的“虚假的共同体”中，最终顺从于监控资本主义的统治。

　　监控工业综合体还构序了一种相衔接的、非对称性的“领土权力”。作为监控资本寻找自由增殖场域的产物，这一权力同“受限的资本流动有关的敲诈行为，以及榨取垄断租金”相关。当前，监控工业综合体凭借平台垄断和智能算法将从全球提取的数据，秘密地输送到“宗主国”进行处理。发达国家凭借着先发的技术优势和用户优势，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技术服务的同时，还建构了一个“中心—外围”式的全球自动化剥削秩序。祖博夫据此指出，为了掩盖“数字圈地”的殖民真相，谷歌、脸书等数字寡头化身“救世主”,声称社会全体都必须被驱赶至喂养机器的供应链，机器再驱策演算法，演算法启动大他者，组成一个涵盖全球的“消除我们的脆弱之处”的社区。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保障自身利益，乐此不疲地大搞“数字地缘政治”和“数字主权管辖”。席勒认为，这些看似讳莫高深的技术议题，实则映射出全球政治权力不均衡的实质。事实上，美国对国际通信体系的监控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监控范围广泛，普遍用于外交与军事目的以及提供商业情报等。如美国在20世纪先后启动了“三叶草”计划，组建了“五眼联盟”。席勒指出，美国政府与顶尖互联网企业早已达成秘密协议，借助更为隐蔽和更具侵犯性的“棱镜”计划，利用广泛分布的“情报收集中心”和超大数据中心，能够全天候全领域地“访问通信与互联网公司的各项数据”。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监控资本主义作为数字技术时代的具体生产关系，无限增殖和疯狂扩张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对“权力”的无止境诉求。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依靠暴力手段运转权力，监控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了一个被凝视的“殖民生活世界”,使人们活在“硅笼”之中。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等级秩序、内在矛盾并未消失，反而促成了“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

　　3.工具理性奴役的“自由感”:监控资本主义的精神控制

　　确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务必要把未来社会组织成这样，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因素。所谓“自由发展”,指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能够自由地发挥能力去从事任何创造性活动；“全面发展”,指人在各个方面都将得到充分协调发展，包括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不断深化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人自身的解放”,而这需要立足于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上。而技术作为“产业劳动的产物”和“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深刻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赋予和自由诉求，因此是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人类走向体力解放和脑力解放的重要力量。

　　当前，超级计算机与智能技术、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高效的介质和载体，显著地提升了人的“自由度”和“全面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数字技术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决定了它在推动人的解放的同时，还产生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负向效应。数字技术本应服务于身为生产主体和交往主体的人自身，但却在资本逻辑的强势介入下强化了人对“物”的依赖。数字技术蜕变为控制人的异己之物，沦为资本家控制劳动、实现价值增殖的工具，并导致人的畸形和片面的发展。依据理性的工具主义视角分析，作为可使他人成为奴隶的“奴隶”,数字技术除了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人们的生活舒适度，还会使主体“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数字技术及其背后的权力驯化，给人所感受到的“不自由”提供一种合理诠释。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进步的持续动态已为政治内容所渗透，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监控资本与数字技术虽是推动人类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两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逐渐同盟化的特性，最终导致“现实的人”走向异化、陷入危机，加剧了人的工具化倾向。

　　在人人都是“楚门”的数据监控世界，数字技术突破了自身的工具性本质规定，并衍化出了一种意图主宰世界的技术意志。这种意志展现了一个貌似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即将人的“主体性”从“社会数据化”的过程中剥离出来，将个体变成可量化和可操纵的“对象化存在”。换言之，监控资本主义在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增殖的同时，还导致“主体自由”与“主体异化”的悖反性发生新变化，致使人类世界陷入更深层的自由危机。这个危机由数字技术的“物化”所致，因其标榜自由、透明、正义和自治，故此使身处“数字牢笼”的人们并未感到任何侵犯。为诱导人们自愿将行为数据和信息放到数字平台，监控资本主义放弃蛮力式的掠夺形式，将自身伪饰为“中立”“友好”和“顺从”。韩炳哲指出，在人类“生活世界”渐次呈现为一幅令人感到愉悦的图景时，人类也将“从被动监控向主动操控大步迈进”,剥削亦会以一种“自我现实化剥夺”的面貌出现。随着强制性的“外部监控”为主动性的“自我监控”替代，人们将陷入新自由主义挖掘的逻辑陷阱，即“我心甘情愿地剥削着我自己，还天真地以为是在自我实现”。“自我监控”意味着人类对技术的依赖发展到了新阶段，使本应具备性灵禀赋的个体不仅没有彰显出人的主体性，反而在工具理性力量的侵袭下，失去了价值观、信念、期望等精神向度和意义。

　　监控资本主义的崛起加速了主体意义流失，加剧了技术对主体的奴役程度，使主体的自身性进一步变为纯粹的外在化的实在。在此意义上，人类社会在监控资本主义的操控下，逐渐表现为一个“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外衣”的“自控社会”。在“自我监控”型社会，监控资本主义只是资本家用来获取“剥夺性积累”和进行权力规训的工具。虽然它极力宣称要打造一个兼具物质和精神的“纯工具”领域，实际却幻想通过“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以消除数字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

　　三、破解数据世界的“解放幻象”:监控资本主义的规制策略

　　监控资本主义的崛起没有成为人类解放的“阿基米德支点”,反而在掩盖资本贪婪本性、精神规训实质的过程中，导致人的肉体自由、精神独立进一步被遮蔽。为了将“现实的人”从资本监控状态中解放出来，确保人们真正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利，需要对监控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打破资本主义织造的“解放幻象”,促使“受抽象统治”不再成为人的存在状态。

　　1.构型“数据资料公有制”:解构监控资本主义的逐利根基

　　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数据世界深入传播，数字时代的达尔文主义者们坚信数字化变革将是一个极其重要且持续的过程。如果组织和个体不能迅速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变，“它将无法长期生存下去而注定被淘汰”。作为新兴权贵阶层的监控资本家们借此宣称，数字技术发展将带领人类进入一个多样性、非结构化和跨符号化的“全新王国”。在这个透明的“全新王国”中，人人都会严格遵循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原则。然而，在生活世界日趋“数据资本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却在不断强化对大数据的提取、汇总、分析和出售力度，由此构成一个全新的资产类别即“监控资本”。监控资本是隐形资本积累机制下的产物，它把数字无产阶级视为无限获利的工具，将无偿占有的用户隐私、行为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其“数字流水线”的增殖方式导致“时空压缩”,使得人们一刻也不能逃离“硅笼”。

　　监控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数据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过程。数据资料“凝结”着数字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严格受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制约，其本应归属整体数字经济劳动者所有。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支配下，数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畸变，这“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监控资本主义并未消除数字劳动者同数据资料的“分离”状态，反而在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中，制造了一种更为隐蔽、彻底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在一极将人们的行为数据转化为可以增殖的资本，在另一极将所有人转化为自由的“数字贫民”。因此，要破解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合理”迷思，一方面必须打破平台企业和“数据经纪人”对数据的垄断，代之以数字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唯有明确数据资料的劳动产品属性，确保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和个人经验归数字劳动者所有，监控现实和隐私理想之间的矛盾才会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要引入“用益权”制度,通过建构数字经济发展的权属框架，合理分配数据劳动者和数据企业之间的权限，调节不同平台之间的利益冲突。惟其如此，整个互联网才会“具有批判性、自我管理、不受监控、使所有人受益、所有人自由访问、为所有人创造财富、合作、无阶级、全体等特点”。需要指出，这里言说的数据产品的权属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场境内实现，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确立数据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属性，是超越监控“必然王国”和迈向解放“自由王国”的根本举措。其实，为了化解数字时代存在的监控现象等问题，国外学者形成了“数字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构想。凯利指出，“所有这些发展都预示着我们在稳步迈向一种网络世界所特有的、数字化的‘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者认为，数字技术作为资本主义内部衍生的变革性因素，会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他们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入手，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消体系没有彻底变动的情况下，数字劳动的异化属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体现在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行为和劳动结果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决定论”是数字社会主义者的立论根基，它从产生之初就未曾脱离过“旧社会的胎胞”。这注定了人们无法改变数字技术内蕴的逐利本质，无法克服监控资本主义中劳动者、资本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异化问题。基于此，我们可从制度方面构型数字社会主义，创造一个超越监控的更高文明形态。具体来说，首先要实现数据资产的社会所有制，数字经济中的生产性资产包括科技公司、数据中心、专利软件系统等，都应该从私有化转为国有化；其次，确保工作空间的民主性，数字工人不应在经济领域内被随意监控，必须保证他们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负责；最后，采取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治理，推进数字共享机制建设，授予数字劳动者、数字用户参与治理的权利等。

　　数字劳动者使用数字技术是创造一般数据的抽象劳动，一般数据又是监控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因此，只囿于指出其中存在的无酬劳动、剥夺性积累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揭露监控资本主义实质的同时，明确主张数据所有权归属数字劳动者集体所有，将数据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主要表现为“支配资本的权力”。若要消除监控资本主义造成的“非正义”,就要确保数据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否则，在“资产阶级权利”的作用下，数字劳动者只能继续受到监控资本主义的奴役。

　　2.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规制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天性

　　依据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论域理解，监控资本主义赋型和主导下的数字技术，正在打造一个意图遮蔽资本逻辑的“虚假的共同体”。这个“虚假的共同体”遵循着“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其作为资产阶级巩固自身统治的工具和手段，自始至终关心的只有资本增殖而非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监控资本主义语境中，“虚假的共同体”一方面令“现实的人”成为监控资本家进行时间盘剥、空间支配的对象，进而变成“资本共同体”中失去选择权、决策权的“透明生命”;另一方面，“虚假的共同体”声称要打造一个超出国家界限、阶级性质的“数字联合国”,宣扬“高数字化国家”对数字利益的追逐将带动“低数字化国家”的利益发展。然而，监控资本主义支配下的“虚假的共同体”,使得一切意义和价值都要放在资本的天平上去重新估价。作为一种指向监控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殊存在，它根本就没有发展出表征共同利益的实质内容。

　　监控资本主义制造的虚假共同体，无力纾解监控资本家和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更无法消弭虚假的数字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纷争。哈特和奈格里对此早有预言：“经济信息化”导致生产过程、劳动场所出现了一种“非中心化”趋势，使得发达国家仅凭网络通讯技术就能对他国进行远距离、个性化且更加广泛的监控。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建构一种新的“宿命”叙事，试图利用大数据、中央云和专用系统技术打造一个充斥着监控和预测分析的共同体。2023年3月，拜登政府在《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指出，为了打造一个“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全球供应链”,美国会和“伙伴”协作应对数字生态系统威胁。此外，还要求将教育系统置于它的监控之下，通过塑造目标国家科技人员的习惯、偏好和知识，使他们对特定的数字技术形成路径依赖。因此，为了及时归正“整体颠倒”的人类社会关系，破解监控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和抽象性，必须积极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究其实质，“数字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具有理论与现实上的圆融性，它能消解监控资本主义中的“支配一切的权力”的统治，并将目光聚焦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数字命运共同体”关照了全人类的共同性和共同利益，有助于纾解“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因而在根本上不同于监控资本主义打造的“虚假的共同体”。

　　针对监控资本主义引发的新一轮全球伦理风险，“数字命运共同体”要求对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进行历史性重构，确立“现实的人”的内在追求和共同体的外在目标高度统一的“自由王国”秩序。为着力化解监控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对当代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理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先后发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倡议》等，为全球数据治理描绘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想图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需要自觉地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类”的哲学立场出发。“数字命运共同体”内蕴着一种建构性世界观，其所主张的数字世界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数字连通性，利用数字互联打造一个“全球国家数字联合体”。各国保留数字主权，共享“数字联合体”内的数据信息与数字权利。第二，数字互惠性，坚持各国权利平等，打破“数字贸易壁垒”和“数字冷战”思维，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地参与数字革命。第三，数字调适性，在充分获取数据资源的过程中，坚持超越数据的宏大系统观、换位思考的多元视角，回避主观性的争论和偏见，反对滥用信息技术对他国进行大规模监控，在各国普遍参与的基础上达成切实可行的数据新秩序。“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关切是维护全人类的共同数字利益，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窃取或破坏他国重要数据，抵制对他国进行大规模监控的做法，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调取、存储个人数据，以及企业不能私自在产品和服务中设置“黑箱”等。

　　如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指出的，“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立足点是改造当代资本主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它的描述和认同。“数字命运共同体”不否认民族国家在数字利益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面对监控工业综合体攫取剩余价值造成的全球价值失序问题，它致力在找寻各国利益共同点、目标契合点的过程中化解冲突。概言之，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发挥它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建构一种既能够完全驾驭监控资本主义，又能吸取其肯定性成就的协同型全球治理机制。

　　3.解蔽工具的“物性”迷思：禀赋监控资本主义的解放力量

　　监控资本主义作为当代社会隐蔽潜行的法则和执行者，使得每个生命主体都被卷入一种被量化和数据化的“黑洞”。根据生命政治理论，虽然监控资本主义承诺以顺从的、友好的方式赋予主体更大的自主性，宣称会借助数字装置构建一个“让人活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但在“数据—监控—增殖”逻辑的主导下，数字技术的“物性”正在以“超人”的面貌扩张。这不仅会将人们的社会行为纳入监控资本的全面规训之下，还会导致生命本身成为数字操纵下的“赤裸生命”。数字赤裸生命的形成意味着人们陷入了技术权力及其工具理性制造的价值迷思，使作为主体的人自愿嵌入算法凝视的主客体关系，遵循资本意志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监控资本主义的崛起带来了对个体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挑战，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的解放不只是“政治解放”,还意味着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为化解监控资本主义制造的主体解放困境，需要合理设定数字技术的“边界”,恢复其“属人的”和“为人的”的实质。在马克思“生产—技术”论域中，数字技术是在“人性”与“物性”的自洽关系中生成的。作为信息时代“人体器官的扩张”和人类的新“行为方式”,数字技术在替代人类沉重劳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人性化功能。然而，在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联姻”下，数字技术却逐渐“人格化”为一种无视“人性”的异己力量。数字技术的物性发展来自技术本身的无度扩张，一方面不断加深技术对生命的时间掠夺、空间宰制以及主体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导致对人的规训由“外部控制”转变为“自我控制”。由此，这就促使坚持“功绩至上”的主体陷入新的“自由的危机”,即“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现实的人”是数字技术的根本尺度，决定了作为人的解放性力量的数字技术，必须全面参与人的意义世界的建构。为充分体现和发展人的价值倾向，数字技术必须固守人的超越性基质，将审美旨趣、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等文化因素嵌入技术代码，避免数字技术从人的“解放力量”异化为人的“自由桎梏”。在此意义上，数字技术不仅要克服自身的脆弱性，包括不稳定性和化解危机时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要直面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充分照顾到人类的情感需要、生命的脆弱和价值的多元性等。

　　监控资本主义在将生命“化约”为字符的过程中，促使“数据崇拜”抵达生命的各个领域。随着人们的交往行为、心理状态、身体机能不断被监测和计算，“数据崇拜”越来越浸染着人们的情感、认知、意志和精神。“各种自主运行的智能系统通过对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宰制，造成了人们欲罢不能的依赖。”“数据拜物教”是数字经济中的“怪影”和“幽灵”,是人类因推崇数据价值和数字技术形成的自我“怪想”。当数据被“赋魅”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宗教形象时，人们就会自觉地在数据“编码—解码”中完成主体规训、意识形态质询。这种新的崇拜形式，加速了个体的物欲膨胀、精神怠惰，搁浅了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议题。因此，唯有勘破“数据拜物教”的奥秘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其精神控制的真相。马克思早已洞见“拜物教”背后的物质利益诉求，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以说，人们对“数据拜物教”的崇拜从来都不是数据本身，而是潜隐于资本主义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价值。监控资本主义以数据为“禁果”,通过释放和扩大人们的物质利益欲望操控人的精神和性灵，为资本增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因此，“数据拜物教”并不是什么新的“物神”,只是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换上新衣的“资本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把生产生活过程置于人们“共同的控制”,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人类才能真正地由“必然王国”抵达“自由王国”。基于此，我们要对监控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数字技术进行“祛魅”,重新构序“现实的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使之真正成为人之解放的“助产士”和“铺路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下，要对“数据拜物教”进行批判和超越，就要重新构型数字技术的“为人性”,消解监控资本主义对人的精神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