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衰败，从它把枪口对准工人开始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飘扬了七十余载的、印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缓缓降落。

　　一个曾经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颤抖的红色巨人，一个曾经打败法西斯、将人类第一颗卫星送入太空的超级大国，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资产阶级的喉舌们为此欢呼，他们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是共产主义的彻底破产。

　　一些糊涂的人为此叹息，他们将原因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或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

　　他们都错了。

　　大厦的崩塌，从来都不是因为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因为它的根基，早已被白蚁蛀空。

　　苏共的死亡，不是在1991年的那个寒冷冬夜。

　　它的政治生命，它的革命灵魂，在更早、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它自己亲手埋葬。

　　埋葬于何处？

　　埋葬于1962年6月2日，顿河畔边，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广场上。

　　埋葬于那一天，当苏维埃国家的机关枪，第一次向着手无寸铁的、高喊着“列宁万岁”的苏联工人，喷射出罪恶的火舌时。

　　从它把枪口对准自己本该代表、本该依靠的工人阶级的那一刻起；

　　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始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的那一刻起；

　　苏共，就已经死了。

　　剩下的，不过是一具行走了近三十年的、庞大的、僵硬的政治僵尸。

　　01

　　新切尔卡斯克广场上的枪声——“公仆”变成了“主人”

　　让我们回到那个决定性的历史瞬间。

　　1962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经济政策，导致苏联国内物价飞涨，尤其是肉类和奶制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一夜之间暴涨了25-30%。

　　与此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工人们，却面临着劳动定额的提高和计件工资的下调。

　　一面是生活的重压，一面是劳动的加剧。

　　愤怒的、饥饿的工人们，走上了街头。

　　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没有。

　　他们高举着列宁的画像，高唱着《国际歌》。他们走向市委大楼，不是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天真地想向自己的“党”和“政府”，讨要一个说法，寻求一个解决。

　　他们甚至在自发的游行中，用红布遮盖住了蒸汽机车头上的红色五角星，因为他们说：“我们不配玷污这个神圣的标志。”

　　这是何等淳朴、何等忠诚的人民！

　　而他们等来的是什么？

　　不是市委书记的耐心解释，不是中央领导的亲切慰问。

　　是荷枪实弹的军队。

　　是冰冷的坦克和装甲车。

　　当军队中的一些士兵拒绝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时，当局从高加索地区调来了更“可靠”的内务部队和克格勃的狙击手。

　　命令下达了。

　　枪声响了。

　　广场上，鲜血染红了石板。

　　根据事后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数十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事后，更有数百人被逮捕，七名所谓的“主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局为了掩盖屠杀的真相，甚至用沥青重新铺设了广场的地面，以覆盖血迹。

　　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无耻、最悲惨的一幕！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以最大的激情赞扬巴黎公社的原则，其核心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更是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军队和暴力机关，只能用于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绝不能用于对付人民群众。

　　而新切尔卡斯克的枪声，则以最血腥的方式宣告：

　　苏共，这个曾经的“社会公仆”，已经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的“社会主人”。

　　这个曾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已经将枪口从外部的帝国主义和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身上，调转过来，对准了它本该保卫的无产阶级！

　　当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开始屠杀工人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再是工人的国家。

　　它，已经成了工人的敌人。

　　02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红色贵族的形成

　　新切尔卡斯克的枪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它是苏共内部一个新阶级形成的必然结果，是这个新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这个新阶级，就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中文，我们称之为：官僚特权阶层。

　　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苏共内部的自我净化和党内斗争机制被彻底破坏。一批高级干部，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族谋取私利，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特权集团。

　　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特权？

　　他们有不对外开放的“小白桦商店”，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普通民众见都见不到的进口商品和高级食品。

　　他们有富丽堂皇的乡间别墅，有专门的狩猎场和疗养地。

　　他们有专用的医院，享受着最好的医疗服务，而普通民众却在为床位和药品发愁。

　　他们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权势，轻松进入最好的大学，占据最好的职位，形成事实上的“权力世袭”。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其名著《新阶级》中，早已对这个阶层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绘。他指出，这个“新阶级”虽然在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现了对全国社会财富的实际支配和享用。

　　“这个新阶级的权力并非仅基于它所垄断的某一生产部门，而基于它所垄断的整个工业体系。”

　　“这个新阶级，是历史上最贪婪而又最无远见的统治阶级。”

　　毛主席对这一现象，看得更是透彻。他正是从苏联的蜕变中，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依然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他指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当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们，因为几十卢布的工资而走上街头时，那些下令开枪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们，正在他们的豪华别墅里，享受着人民的血汗。

　　工人的贫困，与这个红色贵族的奢靡，形成了最鲜明、最讽刺的对比。

　　工人们的抗议，直接威胁到的，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的安逸生活和统治地位。

　　所以，他们必须开枪。

　　枪声，是这个新生的剥削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天堂”，而发出的怒吼。

　　一个由革命者组成的党，蜕变成了一个由特权者组成的党。

　　这个党，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民去为它奋斗和牺牲呢？

　　03

　　利润挂帅——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

　　这个新生的官僚特权阶层，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并攫取更多的利益，必然要在经济路线上，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进行背叛。

　　他们的背叛，是从抛弃“政治挂帅”，转向“利润挂帅”开始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满足社会需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为根本目标的计划经济。

　　企业的生产，服从于国家的统一计划。

　　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尤其是在他之后的柯西金改革中，开始大规模地引入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利润原则”。

　　他们推行“企业自主权”，将利润，而不是计划完成度，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厂长和经理们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生产、销售、奖金分配。

　　这听起来似乎能“提高效率”。

　　但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和追逐利润的逻辑，重新注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的肌体之中。

　　毛主席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他批评说：

　　“苏联的教科书，讲物质刺激，实际上是讲个人主义。”

　　“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物质利益，实际上是代表了那些在分配方面占有特别优裕地位的阶层的利益。”

　　这个“特别优裕的阶层”，就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当“利润”成为指挥棒之后，会发生什么？

　　企业管理者为了完成利润指标，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压低成本、加强对工人的控制，这正是新切尔卡斯克机车厂提高劳动定额、降低计件工资的直接原因。

　　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而是以利润为核心的竞争关系，破坏了计划经济的统一性。

　　管理者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企业生产的利润，通过高额奖金、特殊津贴等形式，大量地装入自己的腰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他们甚至与黑市商人勾结，盗窃国家财产，进行地下交易，形成了与国家计划相并行的“影子经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它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

　　而赫鲁晓夫们的“经济改革”，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的躯体上，重新嫁接上了资本主义的混乱与贪婪。

　　他们用“物质刺激”的鸦片，来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

　　他们用“利润挂帅”的屠刀，来宰割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

　　经济基础，就这样，一步步地被蛀空了。

　　04

　　土豆烧牛肉”——信仰的彻底破产

　　一个政党的腐化，首先是从思想上、信仰上的腐化开始的。

　　苏共的蜕变，其理论根源，正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是借此否定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依然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抛出了什么货色来取代马列主义？

　　他抛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他说，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对抗，苏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人民的党”；苏联国家也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全民的国家”。

　　这是何等的荒谬！

　　列宁早就说过：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的理论，恰恰是抽掉了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所谓的“全民”，不过是掩盖其官僚特权阶级统治实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他还抛出了庸俗的“和平竞赛”论和“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他向苏联人民许诺，共产主义，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就是“人均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日子。他把一个需要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需要彻底改造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思想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为了一种低级的、动物性的消费主义。

　　这种理论，会带来什么后果？

　　它彻底解除了苏联人民在思想上的武装。让他们忘记了警惕，忘记了斗争，沉溺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之中。

　　它让苏共的干部，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把升官发财、追求特权，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整个社会，理想破灭，精神空虚，拜金主义和西方腐朽思想开始大行其道。

　　一个没有了灵魂的民族，一个没有了信仰的政党，如何能抵挡得住敌人的进攻？

　　毛主席当年领导我们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系统地批判了其修正主义的谬论，捍卫了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九评”中明确指出：

　　“在所谓‘全民国家’中，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他所领导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历史，不幸而言中。

　　当信仰的大厦坍塌之后，剩下的，只有崩溃和毁灭。

　　05

　　从“革命文艺”到“靡靡之音”——文化阵地的全面失守

　　经济基础的腐化和上层建筑的背叛，必然会在文化领域，得到最直观的反映。

　　一个阶级的衰败，往往是从其文化艺术的堕落开始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文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巨大的齿轮和螺丝钉”。

　　我们看到了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那“敖德萨阶梯”的蒙太奇，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的革命经典。

　　我们看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他用激昂的文字，歌颂革命，鞭挞旧世界。

　　我们看到了高尔基的《母亲》，塑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阶级母亲形象。

　　那时的文艺，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充满了对新世界的向往，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赞美。

　　而赫鲁晓夫之后呢？

　　“解冻”，开始了。

　　所谓的“解冻”，实际上是解除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紧箍咒”，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过去被批判的、充满个人主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的“现代派”作品，被重新请回了神坛。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不再歌颂革命英雄和劳动模范，而是开始“反思”革命历史，暴露所谓的“人性阴暗面”，实际上是在否定革命的正义性。

　　我们看到了，电影和戏剧中，不再是工农兵的形象，而是充满了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充满了小布尔乔亚式的无病呻吟和男欢女爱。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用大量的虚构和夸张，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描绘成一部“恐怖史”，成为了西方攻击苏联最有力的一发炮弹。而这样的作品，却在“解冻”的苏联，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苏共的文化阵地，已经全面失守！

　　说明那个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文化，转而拥抱他们精神上的“母体”——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

　　他们需要这样的文化，来为自己的特权生活寻找合理性。

　　他们需要这样的文化，来麻痹人民的斗志，让他们忘记阶级，忘记革命。

　　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必然会去占领。

　　当一个国家的银幕上、书本里、舞台上，充斥的不再是自己的英雄，而是敌人的“价值观”时，这个国家，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06

　　“社会帝国主义”——枪口必然转向国外

　　一个对内的压迫者，必然会成为一个对外的侵略者。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苏共蜕变为一个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党后，它所代表的，就不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其本国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利益，为了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它必然要走上对外扩张和争霸的道路。

　　这就是毛主席所深刻揭示的“社会帝国主义”。

　　即：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是“帝国主义”。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苏联打着“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通过“经互会”，强迫东欧的“兄弟国家”发展畸形的经济，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为苏联的经济霸权服务。

　　我们看到，苏联以“大家庭”的“长子”自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推行所谓的“有限主权论”。

　　我们看到，1968年，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试图进行一些摆脱苏联控制的改革时，苏军的坦克，悍然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

　　我们看到，1979年，苏联更是直接出兵，入侵主权国家阿富汗，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泥潭。

　　当年向新切尔卡斯克工人开枪的军队，和碾压“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的军队，是同一支军队。

　　它们执行的，是同一个逻辑：

　　任何胆敢挑战这个红色贵族集团统治利益的人，无论是国内的工人，还是国外的“盟友”，都必须予以无情的镇压。

　　枪口对准工人，是其内部法西斯化的开始。

　　枪口转向国外，是其外部帝国主义化的必然。

　　至此，苏联，这个由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曾经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伟大国家，已经彻底地、无可挽回地，站到了它自己的对立面，站到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

　　它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它不是被敌人打败的。

　　它是被自己，被自己内部产生的这个“新阶级”，所活活吞噬的。

 

 

　　跋

　　新切尔卡斯克的枪声，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但它，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挂在每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上空。

　　它以最惨烈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警告：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其全部的、唯一的合法性，都来源于它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你的人民，因为生活的困苦而发出呐喊时，你是选择去倾听、去解决，还是选择去捂住他们的嘴，甚至用暴力让他们“安静”？

　　当你的党内，出现了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时，你是选择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去荡涤他们，还是选择去庇护他们，与他们同流合污？

　　当你的理想和信仰，开始被庸俗的物质主义所侵蚀时，你是选择高举精神的火炬，继续斗争，还是选择随波逐流，用“土豆烧牛肉”来麻痹自己和人民？

　　这些问题，苏共，用它的行动和最终的灭亡，给出了它的答案。

　　而我们呢？

　　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

　　我们的枪口，永远只能对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我们的心，永远只能和人民群众一起跳动。

　　谁把人民当成敌人，谁就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

　　这是历史的铁律。

　　谁也逃脱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