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些文艺界先生们会对样板戏心存恐惧？

一．被排斥的样板戏——一个晚生的困惑

　　1976年10月，“四人帮”身陷囹圄，样板戏也随之从公众舞台消失。此后十年间，虽然许多像笔者父辈那样的人，偶尔会因习惯、怀念或喜爱，在私下哼唱那些曾经的样板剧目，但在主流媒体（如广播和电视）中，样板戏的身影已难觅踪迹。直到1986春晚，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中小英的扮演者李维康，在舞台上演唱了《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是自1976年后，样板戏首次在舞台上亮相，且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198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李维康京剧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

　　这一事件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一时间声讨之声不绝于耳。

　　巴金老先生在其晚年所著《随想录》中，这样写道：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巴金还回忆：

　　“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拚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智取威虎山》剧照

　　字里行间可以想见样板戏所在的年代对他的刺激之深，也可见他对样板戏的恐惧和排斥是多么的发自肺腑，所以言为心声，落笔生动。

　　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也曾提及：“样板戏原作比较好，改编后带了帮派气味，一听到高音喇叭放样板戏，就像用鞭子抽我，我不主张更多地演样板戏……”

　　此外，莫言、余秋雨、于魁智等文化艺术界的大师也曾对样板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笔者第一次接触样板戏，是在大学时期与同学一起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人物饱满的情感与坚韧的精神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令我惊叹的是，在那个年代，竟大胆地将西方艺术形式与中国革命题材融合得如此完美，但在此前的生活中，我竟很少听说这样的作品。

　　此后，我又陆续观看了其他样板戏，有些还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总让我感到亲切。像李奶奶、阿庆嫂多像从小生活的那片土地上的乡里乡亲们啊。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先生们对样板戏的评价时，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作品，曾在我初高中时期带给我诸多启迪，是我一直敬重的前辈。

　　那么，为何这些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对歌颂工农兵和革命英雄人物的样板戏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感，甚至近乎仇恨？带着困惑，我开始探究京剧现代化背后的曲折变革历程。

二．新生活下的人民艺术家与旧观念

　　1963年12月，教员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曾经有过如下批示。

　　1964年的6月27号，教员又写下第二个批示。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这应该是极其严厉的批评了。那么当时的文艺界为什么被教员说是被“死人”统治着？为什么说各种学界刊物的负责人是在“做官当老爷”，搞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而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不过才过去十五年而已。

　　接下来，是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尝试给出的一个解释。

　　经历了百年动乱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家赋予旧社会的艺术表演者以“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荣誉。他们终于不用再因为“戏子”的身份低三下四、自惭形秽，而是能以全新的社会地位，在新中国安定和平的环境中，过上了前所未有的体面生活。

　　有学者专门对此作过研究，一篇名字叫《名角们的工资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文章中，详细讲述了建国后这些文艺界人士的高工资到底有多高。高到什么程度？甚至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了。文章作者调查过不少相关的人和事，对名角们过去与新中国之后的生活有相当详细的了解。不仅如此，许多名角也在回忆录和采访中坦率谈及这些往事，表达了对新中国给予的社会地位和丰厚报酬的感激之情。

　　比如，文章中提到“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说，1957年那会儿，他的工资是每月350块钱。这个数字放在当时是什么概念？相当于1955年授衔

　　时的中将工资，一个省委书记的工资差不多400块，军委主席600块，政治局常委500块左右。童祥苓那年才二十来岁。

　　比童祥苓工资高多的人不在少数。

　　周信芳月工资2000块钱人民币，后来不好意思了，主动要求降点工资，最后按某个比例降了点，最后一个月工资1760，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马先生曾经随剧团上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进行过多场演出，演出结束后，竟然要求按每场演出1070万元（旧币，折新币1070元）支付走穴费。

　　不仅老艺术家拿高工资，新培养的青年演员待遇同样优厚。比如天津市剧团的16名主要演员，最早参加工作的是1953年，工资最低350元，最高950元。这样的工资如果在当年全国曝光，其震撼程度恐怕不亚于今天看到某明星一次性交清八亿罚款的新闻一样。

　　不仅如此，编剧的收入也很可观。比如《千万不要忘记》的作者丛深，写完剧本之后，光书稿费就拿到了七千块钱。剧本被改编演出之后，更让她他拿到了几万块钱的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老艺术家们在建国之初那十七年里，是怎么过着优渥体面的生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京剧从业者，依旧是吃着老本，唱着旧戏，演着几千年未变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所以，看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员会有那两次批示。可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打破旧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推出与新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匹配的艺术已经到了多么迫切的程度！

三．谁才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真正主角？

　　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未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实际的社会际遇是一样的，始终是被压迫、被剥削与被凌辱的一方。也正因为那样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的主流舞台上，文学和艺术所歌颂描述的主角，只能歌颂统治阶层，而不会聚焦于被他们压迫、剥削和凌辱的这绝大多数。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本质所决定的，我们无可奈何。

　　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中国成为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九成以上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都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戏剧舞台上依然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淑女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这种状况合理吗？

　　在旧戏中，劳动人民往往只是跑龙套，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独立形象。而大家颂扬的是包拯、刘墉、海瑞式的“青天大老爷”

　　。仿佛没有他们，老百姓的一点冤屈都无处伸，无处诉。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这样的社会地位，历经苦难，最终的希望仅寄托于“青天大老爷”或“老天爷”能够做主。他们何曾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新中国的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工人农民这些以前被压迫、被剥削、被凌辱者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了，艺术不应让他们继续“跪着”。他们应该是所有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角，因为事实上历史是他们创造的。粮食他们种的，衣服他们织的，房子他们建的，国家人民的安全是解放军在保卫着。正如《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第1版刊载的《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

　　“我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中这样唱道：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文化艺术界的前辈们，听到样板戏会感到“毛骨悚然”，甚至觉得“像被鞭子抽”一样。

（图源：百度）

　　向教员致敬！向被大家称为“旗手”的那位伟大女性致敬！

　　参考文献

　　1.    巴金. 随想录[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51.

　　2.    蒋雪蓬. 名角们的工资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EB/OL].[2021-07-16].https://mp.weixin.qq. com/s/1cG gXGyP9l8I-aXGEEWERQ.

　　3.    人民日报. 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N]. 1967-0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