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读《革命与反革命》及《张力与限界》

　　如果用一个词去总结20世纪中国的历史，那么“革命”一词显然是对过去历史最好的概括。尽管这个词在19世纪末的中国使用频率并不高，按照金观涛的统计，革命一词使用次数的激增则是在1899年之后，但那时是“革命”、“平等”、“独立”三个词语三足鼎立，与后两者相比，革命并未成为人们观念中的新信条，直到1919年，“革命”的使用频率开始远远超过“独立”与“平等”，成长为指导中国社会的神圣观念。

　　革命随着历史潮流奔涌向前，冲过了20世纪的激流险滩，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时刻回望这段历史，除了对革命史的记录，对革命英雄的缅怀，更应该去思考，在那个把革命奉为至高无上的道德的年代，革命的话语与实践（相应的，还有反革命的话语与实践）是如何形成？当革命以一往无前之势激荡着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社会，被奉为改革社会的万能灵药之时，其自身是否又有其边界？这种边界又如何对革命那看似无限的张力进行了限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有着许多的问题亟待我们的思考和研究，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以下简称王著或《革命与反革命》）与黄道炫教授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以下简称黄著或《张力与限界》）这两本著作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以孕育着近代意义上的“革命”理念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篇，探讨了革命如何被酝酿，又如何动员起自个体以至政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该书没有简单的从宏观层面对革命的话语和实践如何生成进行泛泛而谈的分析，而是采用作者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中使用过的组织史的视角，对当时都表示自己才是代表“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自势力范围下的组织运作与治理效能进行了考察，并由此探究了革命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塑造以及凝固成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话语的。

　　《张力与限界》一书则是以中共在江西的苏维埃革命为考察重点，具体言之，是以第五次反围剿前后（1933-1934）国共在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博弈为线索，进而探究由中共主导的苏维埃革命，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情况下，如何推进他们的革命的。革命并非万能，更有高昂之代价，黄著试图论述在中央苏区，革命扩张到了何种程度，这种革命的“张力”又遇到了哪些问题而不得不退回自己的“限界”之内。

　　可以看到，王著与黄著都是在探讨革命这一词汇之下看似单一实则多元的面向，都在探讨革命自上而下传导时的张力，以及革命在施展过程中遇到的边界。不过王著是分别从国共两党各自治下的农村与城市状况来探讨革命的生成以及实践中的冲突；黄著则是以第五次反围剿这一事件为线索，将国共围绕中央苏区产生的争夺串联起来，探讨中共主导的苏维埃革命背后的得与失，研究苏维埃革命是如何施展，又是如何收缩，国共各自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本文接下来首先就两书各自的主题进行介绍，接着分析黄著与王著不同的研究范式，并对两本著作的观点进行评析与总结。

　　一、制造革命：话语与实践

　　当前，对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早已不再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史实的简单梳理以及考察某项政策的影响，而是走向深层次的机制性层面，探究“革命何以可能”的问题。“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王奇生，2010：前言第5页）

　　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作者回到了许多看起来“无可深究”的历史事件中，挖掘事件背后生成的机理性问题。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作者以新文化如何“运动”起来为切口，探究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将价值取向逐渐从个人上升到集体、社会，并逐渐将革命奉为改造社会的神圣教条，“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与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王奇生，2010：101）通过对“反革命罪”这一罪名的历史考察，以及分析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方各自标榜革命，攻击另外两方反革命的举动，实际上指出了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试图争抢对革命的“最终解释权”背后基于现实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双重考量；在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作者将关注点转向20世纪中国舞台上两股最大的政治力量——国民党与共产党，探讨在各自力量影响下的城市与乡村，乃至军队，在革命的名义下，其呈现出的多元景象。

　　在都市中，共产党试图按照马列经典著作对革命的勾勒来发动工人，建立组织时，却发现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往往要通过帮会发展起来。一方面，帮会以及帮会领袖成为了共产党发展工人党员，在工人中建立影响力的捷径；另一方面，“工头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身份，由‘封建’式的帮口首领，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王奇生，2010：139）很多工人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党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城市里的罢工运动中，工人为党工作的雇佣劳动化问题反而非常严重，因罢工而失业的党员或工人的救济问题成为了短时间内中共较难于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共在工人中的政治影响力通过中共自身的动员能力以及打入帮会、深入工人生活等方途径最终还是建立了起来，但组织影响力在当时成为了中共一时的短板，这展现出了在地方组织方面中共差异性的一面。

　　而在农村方面，在国民党发动“清党”之后，中共不得不将工作重点转移至乡村，但在乡村发动农民也不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事，王著以广东农村的情况，描绘出了大革命失败之初中共在农村的艰辛开拓。“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是这个时期广东各地党组织的普遍特征。”（王奇生，2010：172）由于短期内需要发展大量党员，在广东乡村普遍出现“拉夫”式入党的情况，结果“是入党、脱离均甚随便。来的时候是一批批地来，去的时候也是一批一批地去。”（王奇生，2010：173）而在维持党组织日常运转的经费问题上，农村党组织依然十分艰辛，在大革命时期，依靠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经费尚可维持，但是在中共独立在农村开展革命的时候，往往只能依赖上一级党委的津贴，谋生与革命常常难以兼顾，“从党的原则来讲，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党员养党’，但从党员的社会成分而言，共产党是一个‘穷人的党’，党员多数是贫苦农民，客观上又只能是‘党养党员’。”（王奇生，2010：181）而一些自筹经费的地方组织，其手段则又只能采取“打土豪”的方式，但这往往又导致扩大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认为随着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增大，工农大众也势必更加贫困化，因而工农的武装暴动很快就可以实现。但是，“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日趋贫困化，但要动员贫困化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军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王奇生，2010：195）

　　王著指出，尽管中共以其革命的意识形态，以是否积极参加革命将农村划分为赤色乡村（革命乡村）与白色乡村（反革命乡村），但是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由于农民的阶级意识淡薄，即使‘革命乡村’的农民，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往往随政局的变化而转移。”（王奇生，2010：193）并且在实际的情况中，乡村中的暴动实际上演变为基于个体或者宗族利益而进行的暴动，“各地暴动发起时，农民多怀发横财的念头，只对抢劫‘反动乡村’的财务感兴趣”（王奇生，2010：194）而实际上能够被动员起来的农民，并不是中共所设想的被地主压迫最深的大乡村的农民，而是那些比较偏僻的小乡村民众，在多次暴动并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革命的意志也很快发生动摇，“在受地主压迫和革命所带来的的高风险之间，农民比较和算计参与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收益……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党的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党。”（王奇生，2010：194-195）

　　当作者将视角转向国民党治下的城市与乡村乃至国民党内部时，同样也可发现在国民党国民革命之名下，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故事。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同受俄国共产党及俄国革命影响下的政党，其组织运作都带有深深的“俄国印记”，但是相比共产党，国民党显然又更受到中国传统人治理念的影响，这一点在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演变上有着很明显的表现，本来仿照俄共政治局组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三派的争斗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庞杂的组织，失去了其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作用，“仅从其职能变化也无法判明其权力斗争的内幕。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王奇生，2010：226）政治的制度化为其表，内部的人治与权谋潜规则则为其里。这种“政治其表，人治其里”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国民党内部，更表现在国民党的军队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之中。

　　为了强调国民党的“革命”属性，蒋介石十分强调在基层政权和军队建设中国民党领导下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军队中，“政工人员并不能运用党的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威与效能，工作反而与政工有重复矛盾之处。政工人员对兼办党务自然无所用心。”（王奇生，2010：288）军队对长官而非政工人员的服从更加导致政工附庸于军队，而党务附庸于政工，形成了“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王奇生，2010：288）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国民党一方面借用其革命意识形态，试图打倒其认定的“土豪劣绅”，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建立传统的“绅权”，来维持对乡村的统治，防止共产党的渗透。然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以及城乡差距的拉大、乡村的衰败，使得一方面农村的传统乡绅阶层很快后继无人，趋于衰落，新式学堂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也更愿意留在城市而非乡村。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上掌握权势者，“他们所赖以支配的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王奇生，2010：337）

　　这就使得即使蒋介石高喊“以党统政”的口号，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影响力始终无法深入到基层政治中，“国民党政权乃成为上下两个极不一致的机构的组合体：上层是由一批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文官群体组成的领导层；下层却是被精英遗弃，而由一批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控制的基层组织。”（王奇生，2010：386）处于基层治理末梢的国民党的县长和保长往往在上层的国家强权和下层的社会“民意”夹缝之中左支右绌。他们被视为国家政权的化身，因而往往成为国民党索取无度的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也因此而成为民众怨恨的对象，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他们很快成为代替国民党赎罪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国民革命话语中号召的“地方自治”的实际领导，他们其实毫无作用可言，仍属于传统胥吏政治的延续，而非近代政治的体现。

　　二、革命的弹性：张力与限界

　　与王著将对革命的张力的考察放在整个民国政治上，黄著则将视野放在国共围绕中央苏区的争夺与防守这一历史场域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背后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进而反思苏维埃革命中背后的张力与边界。论者常将政治和军事上的“左”倾路线错误作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黄著则从另一个维度去“复盘”了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国共的实力对比以及苏区本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态，让人重新审视彼时国共两党的实力。

　　在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已经大体勾勒出了革命的张力扩展的程度，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共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相反，在农村中的筚路蓝缕终于在1933年前后结出了一个果实——中央苏区，并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土地改革、妇女参政、权力监督、政治教育、群众组织，中共在苏区进行了一场“燃烧的革命”，的确极大的将苏区的资源调动起来，用于苏区的建设和保卫，但是，由于苏区本身的地理位置，处于几省交界处也就意味着苏区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并且苏区政权在政治上的存在在外部上十分有赖于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黄道炫，2011：89）革命的张力首先遇到了来自外部的“限界”。而在内部，革命的进行之下，也存在阻碍革命施展张力的“限界”。与王著一样，黄著也指出，土地革命尽管在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上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作用也并非无限。“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确实并不大。”（黄道炫，2011：68）

　　不过，黄著在指出革命存在限界时，也强调革命的张力本身对于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尽管土地集中程度与农民参加革命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苏区革命中由于“公田”的大量存在，对公田的分配，触及利益较少，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黄著进一步指出，农民的发动，并不仅是基于土改之后获得的简单的经济上的利益，“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黄道炫，2011：72）

　　在该书的第三章至第六章，作者则分别从国共双方出发，探讨了双方为了“围剿”与反“围剿”各自的准备与行动，以及在反“围剿”过程中，苏维埃革命内部是遇到了何种“限界”而不得不最终选择放弃苏区。国民党在经过前四次进攻苏区的失利之后，吸取过往的教训，对苏区实施总体战式的进攻，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通过修筑碉堡和大量设岗设哨，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黄道炫，2011：181）在具体的军事进攻上，也一改冒进的风格，而是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迫使红军与国军拼消耗、拼资源、拼人力；政治上，则试图通过打击贪官污吏、整顿军纪、实行渐进式土改与合作社来争取民心，并尝试通过专员制度、保甲制度强化对地方的管理来反制中共在乡村的发展。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政治方面的政策效果实际上是有限的，“政治的改变本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何况战争环境下各种机制均待健全，政治能够不拖军事后腿就已算成功。”（黄道炫，2011：216）从国民党的“围剿”本身而言，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是成功的，毕竟结局是以中共撤离中央苏区告终，但是，对于重建国民党在基层的治理来说，国民党的政策效果是很有限的，这一点在王著中已详细论述。“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不一定是实际效果的真实反映，更多体现的还是蒋对政治‘剿共’的重视。”（黄道炫，2011：216）

　　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中共在前四次反“围剿”时所采用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策略就失去了施展空间，“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对手的部署。”（黄道炫，2011：227）但这也就意味着放弃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打出去，这显然十分考验彼时中共中央的决策者们，“对于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黄道炫，2011：228）这也就导致运动战的作战方式只能限于苏区内部，流动性就大大减小，也就形成了“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的短促突击战术（黄道炫，2011：228）。尽管李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的领导人也强调战术的机动灵活性，但是战事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阵地战和堡垒战。而在阵地战和堡垒战下，中央苏区活动的空间也愈加受限，资源上的消耗陷阱以及社会政治困境愈加凸显。

　　在资源消耗方面，中央苏区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是苏区天然的结构性限制，“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这使本来就异常缺乏的人力供应雪上加霜。”（黄道炫，2011：257）而为了获得充足兵员，就不得不进行强制扩红，这也就导致部队的逃兵或者开小差现象愈发严重。与此同时，兵员的扩大，也就意味着后方从事生产的人数减少，战争最需要的粮食等物品供应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因而中共也就采取更加严格的政策来获取资源，同时基于“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不利的局面，农村的阶级关系应该更加紧张，对敌对势力的打击应更加严厉。”的思维，（黄道炫，2011：304）掀起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查田运动的浪潮，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而“前方战事的不利，又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放大着这一切，而这些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着军事的紧张。恶性循环的结果，使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困境，降临到承受重压的中央苏区头上。”（黄道炫，2011：306）

　　特别是在赤白村对立的问题上，中共陷入了阶级话语带来的困境，为了发动苏区内赤村的村民，打土豪获取资源，必然要进攻白村，但这也就阻碍了苏区向外发展，白村的村民因为赤村的进攻，也对红军充满敌意，这就导致在反“围剿”时红军在打出去时缺乏群众支持的问题。“赤白对立使中共的阶级革命方针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区民众多数的抵制而难以发挥作用，以至有人对白区民众丧失信心：‘以为白区群众都是反革命的，与白区交通完全断绝，故意地形成赤白对立’。”（黄道炫，2011：351）

　　随着国民党进攻的不断深入，以及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失败，中共中央撤离苏区很快也就成为了时间问题。作者指出，国民党在“围剿”的后期，并没有急于实施围歼，反而放缓了进攻脚步。“在蒋看来，红军的吸取，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黄道炫，2011：477），蒋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占领苏区，而是试图借红军的转移，进而节节“追剿”来控制南京政府尚不能完全控制的西南乃至西北，并进一步借此与苏俄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中共的革命尽管在这一时段遭受了挫折，但抓住了国民党留下的空间，万里长征，革命又将重新出发。

　　三、结语：组织史与回到现场、革命的再书写

　　可以看到，《革命与反革命》和《张力与限界》，各自运用不同的范式，向我们展现了革命之下的差异化具象。“革命改变着世界政治版图，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个体，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张力使这种改变具有为其他政治运动所远远不及的能量，这是革命曾经受到朝圣般欢呼的根由。”（黄道炫，2011：480）但是，革命最终还是在一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环境下进行，既然是具体的革命，就必然“受到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制约”。（黄道炫，2011：480）即使经过了之后数次的加工、层累，在革命的浪漫化、宏大化叙事背后，一定存在着现实化、微观化的现实。革命需要发动，但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却并不会完全按照其话语的规定开始或结束，而是在现实的制约下蜿蜒曲折。

　　同为探究“革命何以可能”的著作，《革命与反革命》采用组织史的范式，细致考察了革命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回望历史事件时，并不简单停留在考察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而是使人思考构造整个事件的链条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发挥作用，其作用又与其目的相差多少；《张力与限界》则是选择回到历史现场，从革命者的具体视角来看待苏维埃革命的开展以及它遇到的阻碍，将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下沉到苏维埃革命的现场，从而让我们能够深切理解苏维埃革命为何在一往无前之时，又被迫以战略转移暂时中止。

　　当然，这两本著作并非完美，王著和黄著揭示了革命在具体开展时的种种面向，这是他们著作的成功之处，但对于中共如何处理革命中的张力和边界问题，使得自己革命能够走向成功，这两本著作未能给予进一步探讨。但是，对于整体革命史的再书写方面，这两本的著作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的发展和导向并不具有先验的导向性，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回到革命史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也只有这样，才可谓看清了过去，看清了未来。正如明史学家顾诚所言，“如果把既成事实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做出贡献。”《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张力与限界》两部著作，让我们得以回到革命史的具体环境中去，去考察革命从生成到实践的微观逻辑，从而对20世纪以来塑造的以“革命”为主干的政治文化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造成何种影响，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86-387页。

　　[2]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4] 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序论，第5页。